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进入关键转折期,人口收缩现象在区域尺度上呈现快速蔓延趋势。利用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论文从多时期演变视角对1990—2015年县市尺度人口收缩区进行识别,并分析其空间特征;然后,在人口收缩影响因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划分出不同的成因类型,并进一步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主要结果如下：① 人口收缩区存在不同的演变路径,约24%的县市为波动收缩,约13%的县市为持续收缩,约5%的县市为近期增长转收缩。② 波动收缩型分布较为广泛,包括长江中游地区、川黔渝地区、甘肃、陕西、江苏北部、福建西部等,持续收缩型主要集中在川黔渝地区和东北地区,而近期增长转收缩型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河南和新疆。③ 人口收缩的成因特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经济滞后驱动型占比最高,以中西部地区分布最为集中;经济放缓和自然增长低双驱动型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自然增长低驱动型占比较低,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基于以上研究结果,论文认为需要重视区域尺度的人口收缩现象,并根据不同区域人口收缩演变趋势及成因的差异,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为了解各部门在生产链中水资源的具体消耗路径和在消耗路径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维持生产链中水资源消耗的关键部门,论文基于2017年投入产出表和相关气象数据,在农业用水中加入绿水资源消耗量,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路径分析(structural path analysis, SPA)法分析中国42个部门水资源消耗的总量和结构,以及水资源在生产链中消耗的具体路径。结果表明：① 城镇居民消费和进口的水足迹最高,其次为农村居民消费,大多数水足迹较高的部门,都是以居民消费为主,进口水资源弥补了国内部分生产用水的消耗,但水资源短缺的形势仍然严峻;② 生产链前5个层级的水足迹消耗占比为95%左右,其中部门内部消耗占比最大,水足迹随层级数的增加而下降,水资源反馈循环程度较弱;③ 从部门生产链看,部门内部的水足迹占比最大,部门流入和流出水足迹差值较大,部门之间普遍存在单向依赖特征,关联网络不够稳定;④ 从最终消费角度看,农业部门内部水足迹占比最大,是生产链中重要的衔接结点,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增加上游部门的水资源压力。研究为调整节水政策和提升水资源配置与管理能力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包容性绿色发展旨在保障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和资源环境改善,是建设生态文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选择。论文基于包容性绿色效率评价体系,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EBM模型综合测度了中国省域包容性绿色效率,刻画了时空格局特征,最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识别了空间溢出效应与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2000—2017年包容性绿色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呈缓慢波动上升趋势,纯技术效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演变,综合效率的提升由规模效应驱动向技术驱动转变。② 包容性绿色效率空间格局由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不均衡演进,高值区集中于“胡焕庸线”向东一侧,低值区以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为主,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形成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3个高水平集聚区,规模效率的高水平区呈“H”型分布特征。③ 包容性绿色效率的同类型地区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集聚性不断增强,热点区呈向东北移动的趋势且逐渐稳定于长三角地区,次热点以京津、珠三角地区为主,西北、西南和东北基本为冷点区。④ 包容性绿色综合效率及其分解效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化、政府行政能力、财政分权、环境规制、科技创新及市场化对包容性绿色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政府行政能力、财政分权、环境规制、科技创新和市场化具有一定溢出效应。
进口能为区域带来新知识,而这些知识在本地的溢出具有多尺度的特征。论文认为,进口知识首先能够在企业内部溢出,继而跨越企业边界在区域内部溢出。企业通过在企业内部和区域内部对进口知识进行搜寻,能够促进自身的出口产品演化。基于此,论文建立知识溢出的多尺度研究框架,并利用2002—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库数据,证实了上述现象的存在。同时,研究发现,一方面,对于出口产品演化来说,企业内部和区域内部知识溢出的效用是相互替代的;另一方面,知识溢出效应呈现距离衰减的特征。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区域内部的知识溢出对促进企业出口产品演化更有效,企业为实现产品出口更倾向于“求人”;而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企业出口产品演化则更依赖于企业内部的知识溢出,倾向于“求己”。论文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学界关于不同地理尺度下的知识溢出及其相互关系的讨论,同时完善了学界对于企业出口产品演化机制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双创”政策引导下中国创业进入黄金时代,互联网日益成为地区竞争优势的新动能。论文基于1994—2019年中国互联网创业企业数据,利用空间计量和生存分析探究其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互联网创业企业的数量增长呈现前缓后陡的“S”型特征,不同代际的企业生存能力存在差异,但年轻企业的高生存风险在各个世代普遍存在。② 互联网创业企业的生存能力在区域间形成差异化格局：从现存数量看,大城市明显占据优势;从生存时间看,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随着产业发展与进入数量激增,东部的资源优势与竞争压力并重,中部城市的生存优势反而有所显现。③ 个体、世代与环境因素对企业生存均有显著影响,企业规模与生命周期表现为稳定的保护作用,规模越大、获投轮次越高越有利于生存;较早进入的创业企业生存质量明显较高,创业环境对企业生存整体表现为风险因素。④ 随世代推移,企业规模与周期特征的保护作用下降,区域的孵化环境由激励效应转变为竞争效应,基础设施的保护作用逐渐减弱。研究可为中国互联网创新创业浪潮的纵贯解读提供实证支持,并为创业地理研究提供有益案例。
随着中国住房改革的推进,城市居民通过居住迁移进行住房调整的行为日趋频繁。居住迁移作为城市空间分异和重构的微观机制在城市地理学、住房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然而现有研究主要考察居住迁移的发生概率和驱动因素,较少论及居住迁移中的区位选择。论文基于2018年“上海市居民住房和生活空间调查”问卷,采用生命历程和时间地理学视角,刻画居民居住迁移的时空轨迹,并使用多项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探究居住迁移前后居住区位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上海市居民居住迁移的主要区位选择为跨环线向外迁移,但不同世代、不同户口、不同住房产权的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有较大差异。生命历程中的年龄、可达性中的工作单位区位以及住房属性中的产权性质都是影响居住迁移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理解居民日常行为的规律性和随机性是空间行为研究从行为描述向行为预测推进的基础,对空间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从上海市10个工作日的手机信令数据中提取个体的时空轨迹,从规律性的视角展开多方面分析。首先,根据活动的周期重现、前后联系等特征界定了无出行(包括仅有短距离出行)、仅有随机出行、有规律工作出行和有其他规律出行4种时空行为模式,发现后2种强规律性模式的人数、出行次数、出行距离的占比分别为49.3%、83.6%、82.0%。然后,测度了个体时空轨迹的熵值,推算出个体时空位置的平均可预测性高达0.84。这些结果均表明居民工作日的时空行为整体上具有非常强的规律性。在此基础上,论文还分析了不同行为模式、个体时空位置可预测性的空间分布,发现了强规律性模式人群在外围郊区密集分布等一系列特征,体现了城市空间环境的差异对行为特征和规律性的影响。
随着城市居民对居住环境质量追求的不断提升,绿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对居民地方依恋具有重要影响。论文使用“快鸟”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以及广州市1232份居民问卷数据,采用多层级中介效应模型,探索城市绿地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机制,尤其关注居住环境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并对比封闭社区与非封闭社区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绿地能够直接提升居民的地方依恋;② 居住环境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是绿地影响居民地方依恋的传导因素;③ 对于封闭社区,居住环境满意度起部分中介效应,即绿地通过居住环境满意度间接提升了居民的地方依恋;④ 对于非封闭社区,居住环境满意度起完全中介效应,即居住环境满意度完全解释了绿地对地方依恋的影响。基于实证结果,论文认为在注重绿地的空间均等化并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同时,更需要考虑居民进入与使用绿地的权利以及其主观满意度,并在此基础上为优化地方政府的社区治理和规划政策提供支撑与建议。
在中国制度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发展与政策变迁紧密相关。论文采用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方法,基于多源流理论探索乡村旅游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由组织/领导变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本地文化政策变更、东道主居民参与以及旅游市场舆情组成的乡村旅游政策变迁影响的构型。研究发现：① 单项因素影响中,组织/领导的变更对文旅局层面的旅游政策出台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东道主居民参与在市级政策的出台上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但所有单因素均不构成乡村旅游政策变迁的必要条件;② 在可能形成的32条路径组合中,存在4个充分性条件的特定组合路径影响市级层面的乡村旅游政策变迁,3个充分性条件特定组合路径影响文旅局层面的乡村旅游政策变迁;③ 对于市级旅游政策变迁来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旅游市场舆情和东道主居民参与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力,旅游部门的领导变更在组合中影响力相对较小;④ 对于文旅局层面的政策变更来说,组织领导变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本地文化政策变更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力,东道主居民参与和旅游市场舆情在路径中影响较小;⑤ 多源流的政策变迁动力下旅游政策的效应涉及社会民生等多领域。研究可为未来政策研究领域的深入与政策制定提供参照。
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以收入标准衡量的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但贫困具有多维性、动态性的特点,开展农户贫困动态变化研究对新时期农村贫困的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论文基于2010—2018年河南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从收入、生活条件、教育3个维度构建农户多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和面板Logit模型对贫困状态类型转移及家庭陷入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多维贫困比单维贫困(尤其是收入贫困)更能准确反映农区贫困状况;② 2010—2018年间,单维贫困发生率与多维贫困发生率之间差距不断扩大,这很大程度与教育贫困发生率大幅上升,而生活条件贫困、收入教育贫困和三维贫困明显下降有关;③ 单维贫困家庭更易转入教育贫困,多维贫困家庭更容易转入教育生活条件贫困;④ 农户贫困的发生是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不同类型贫困发生的影响因素有显著差异。与单维贫困发生相比,多维贫困发生受到更少因素的显著影响,并且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更大。上述结论意味着新时期扶贫工作重点转向多维贫困的同时,应依据贫困类型制定具体扶贫措施,尤其重视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供给。
青藏高原东南部海拔高,地形复杂,云量大,准确掌握该地区的积雪分布特征对于积雪灾害防治非常重要。论文以2013—2019年冬季积雪积累期云量符合要求的35景高分一号(GF-1)影像为基础,将全色影像和多光谱影像融合为2 m分辨率影像,通过目视解译获取了研究区积雪的空间分布特征,结合改进后的30 m分辨率SRTM DEM,探讨了地形对积雪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积雪像元在研究区范围内占比为33.1%。积雪的垂直分布特征明显：积雪在高程带4000~5000 m(高海拔)处分布较集中,积雪面积占比为18.1%;在高程带0~2000 m、2000~3000 m和6000~7000 m处积雪面积占比均不到0.1%。积雪在北坡、东北坡的分布比例较高,均为15%以上;在南坡、西坡、西南坡、东南坡分布比例较低,均为10%左右。将基于GF-1影像获取的积雪分布分别与同日获取的根据MODIS V6积雪产品计算的积雪比例(MODIS FSC)和积雪分布的对比表明,64.4%的MODIS FSC像元绝对误差不超过10%,MODIS积雪分布产品对含雪像元的漏分率和误分率平均为33.8%和32.7%,说明MODIS积雪产品在研究区的精度还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其对低覆盖积雪反演的精度较差。这表明利用MODIS积雪产品研究青藏高原东南部积雪的时空变化特征时还需要对其积雪反演算法进行改进,同时亟需加强地面观测和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积雪研究。研究结果可为青藏高原东南部雪冰灾害防治提供支撑。
长期以来乡村土地利用功能的供需不平衡是造成乡村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论文基于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视角,以“供给—需求”“要素—结构—功能”为主线,阐释了农村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的互馈关系,探讨了如何通过农村土地整治实现乡村土地利用功能的供需平衡,进而促进乡村振兴。研究结果如下：① 综合土地整治是一种多功能的土地利用方式,是当前解决乡村问题、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其本质是从以经济效益为主的生产主义向兼顾社会、经济、环境等的非生产主义的转变。② 乡村土地利用具有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4种主要功能,满足乡村振兴在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方面的需求,其中生产功能分为农业、商业、工业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分为居住、就业和公共服务功能。③ 农村土地整治沿整合土地利用要素、重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土地利用功能的路径,从供给侧因地制宜地平衡乡村发展对土地利用多功能的需求。④ 今后,农村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的研究应该考虑不同空间尺度下土地整治对于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与模式,定量分析土地整治影响下土地利用的多功能供给以及不同类型乡村发展对土地利用功能的需求,从而为土地利用和乡村振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可持续性转型是近20 a欧洲学界的新兴研究领域,它关注既有社会技术系统向更加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对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绿色转型政策实践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可持续性转型与经济地理的交叉融合,可持续性转型地理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议题,着重从空间根植性与多尺度交互2个维度回答“可持续性转型在哪里发生”的问题。论文在简要总结可持续转型理论与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系统回顾和评述了转型地理研究进展与不足,并着重从中国的情境提出未来该议题的几个重点方向：① 基于中国语境下的的转型地理概念化和理论框架构建;② 后发地区可持续性转型与绿色产业追赶;③ 城市可持续性转型差异与联系;④ 多尺度交互下转型主体能动性与权力博弈;⑤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可持续转型的影响。
作为全球化背景下城市与区域空间转型的主流理论框架,新国家空间(New State Space, NSS)框架已被国内学者应用于诠释中国国家空间重构过程。论文梳理了NSS框架的提出背景、重要概念、主要观点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发现NSS框架虽能为碎片化的全球空间治理研究提供一个统一的分析视角与平台,但却可能因概念泛化且缺乏可证伪性、框架固化而难以捕捉繁复情境、复杂化现象问题等潜在缺陷而引发理论本体模糊。同时,中国存在特殊的国土空间行政结构、政府间关系、所有制安排、地方官员晋升机制以及市场经济发展路径,基于欧美背景的NSS框架难以准确解析中国的本地化场景。此外,国内学界对NSS框架涉及的概念术语尚缺乏必要的辨析,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对本土现象的机械化解读,可能导致难以深入探究多尺度国家空间转型的实际过程与底层逻辑,不能实现国内外学界的深度学术对话,进而无法掌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空间转型研究领域的话语权。未来有必要重新审视NSS框架的内涵外延,理性解读中国空间转型的实践,力争以本土化实践为基础,构建更具普适性的理论框架来兼容不同国家的情境,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围绕油气资源的权力博弈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能源权力争夺,但不同时代的能源权力的属性有所不同,能源安全与能源战略内涵也有所不同。论文在系统梳理能源地缘政治基础上,提出了能源权力的概念,并从地缘政治格局、能源安全观、能源网络和全球能源治理4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研究认为：① 以能源分布、产销空间变化及其规律性总结是传统能源地缘政治研究的核心,油气资源地理分布的不平衡性是能源权力产生的最直接因素。② 从石油危机时代到未来新能源时代,能源安全观的不同是影响国际能源地缘政治权力变化的重要因素。③ 能源的商品属性和地缘属性决定了能源贸易不仅是经济行为,其空间的流动与国际政治关系密切。生产与消费的分离使得油气二次分配过程中的贸易控制和通道控制对能源权力重构产生重要影响。④ 全球能源权力巨变和复杂错综的能源权力网络将引发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新秩序。权力的主体从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转变为全球能源网络中利益共同体,能源治理的主题从一国之利益走向了全球能源权力的再分配过程。展望未来,如何在理论上建构新时代的能源权力的理论体系,深化气候变化和新能源等因素影响下的世界能源权力的演变、地理空间与权力的相互依赖关系、权力秩序的重构及其效应、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及其治理模式等研究,对科学认知和研判世界能源形势与能源战略的演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能源地缘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方向性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