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6大经济走廊之一,而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环节。研究中巴贸易关系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其贸易潜力,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论文从中巴贸易发展态势、商品结构、空间格局等方面揭示中巴贸易关系,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中巴贸易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探析其发展潜力,以期为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提供科学支撑。研究发现：① 中巴贸易发展迅速,中对巴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中国主要出口机械及电气设备等资本密集型产品,主要进口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等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② 中国各省份与巴基斯坦的贸易合作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东部沿海省份与巴贸易联系较紧密,西部各省份除新疆外与巴基斯坦贸易额均较小。③ 中国多数省份对巴贸易商品结构发生显著变动,其中,新疆、山东等进出口商品结构多元的省份的变动相对较小。④ 中国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对中巴贸易拉动较强;海运距离对中巴贸易规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领土接壤为中巴组织边境贸易提供了良好条件;铁路和水运口岸的建设对中巴贸易具有积极影响。⑤ 中国各省份与巴基斯坦均有较大贸易潜力,内蒙古、云南、广西、陕西等省份的合作潜力更明显。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在城市内部的病例时空聚集性特征及影响因素对于疫情防控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论文以重庆市为例,收集2020年1月21日—2月24日的458例COVID-19确诊病例数据,结合手机信令数据与空间环境数据,采用空间聚集性分析、因子分析与回归分析等方法,探究重庆市新冠疫情在街道尺度上的时空聚集性特征,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时间上,确诊病例前期增长较快,以外地输入为主,后期逐渐趋缓,以本地传播(包括街道间传播、街道内传播、家庭内传播)为主,其中家庭内传播占比最大(23%);② 空间上,病例呈现显著的聚集特征,且聚集性逐渐增强,热点街道分布于重庆市西部、东北部;分类型来看,本地病例热点街道集中于人口密度较大、经济发展更好的西北部、西南部,外地输入病例热点街道集中于地理邻近湖北省的中部、东北部;③ 所有病例密度、本地病例密度、外地输入病例密度与因子分析所得4个因子(即城市交通因子、街道间活动因子、生活服务因子、居民分布因子)的回归结果显示,交通设施水平与病例密度存在密切关联,商店超市餐饮等生活服务地点与病毒传播显著相关,街道间活动是发生聚集性疫情的重要因素,而外地输入型病例多出现于人口密集区域。疫情防控中应根据不同区域疫情传播模式差异实施针对性措施,例如在重庆市中部、东北部关注外地输入防控,西北部、西南部以本地传播防控为重点;同时,应加强城市内部交通与街道居民接触密集区域的防控措施,有效防止疫情反弹。
作为城市关系的重要形式,快递物流直接涉及城市间物质流动。基于快递网点数据,论文以中国33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单元,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以及位序—规模法则等方法对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格局、特征与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城市间物流联系的空间格局具有层级性与不均衡性,并受区位条件影响呈现出东中西地带性递减特征;② 整体联系中,快递网络的密度较低且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区凭借良好的通达性而呈现出小世界性;③ 局部联系中,广东、浙江以及江苏等省区间形成高等级网络联系与集群规模,并促进了资源的跨区域流动;④ 个体网络中,城市联通度大致服从幂律分布,并且其规模分布符合Zipf法则而呈现出双分形结构。此外,快递网络中城市地位除了与经济以及人口规模密切相关外,行政等级也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产业分工联系是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但已有产业技术关联的文献主要关注区域内部,缺乏对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的探究。由于中国省际产业联系数据难以获取,论文运用引力模型和交叉熵法,基于2002、2007、2012年30省的投入产出表拟合出省际产业贸易流量矩阵,并进一步计算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指数。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尤其是城市群内部各地区产业之间的联系。基于2002、2007、2012年中国30个省16个制造业部门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考察了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对产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有利于区域产业创新,但在本地产业技术联系较强的地区,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对产业创新的正效应会被削弱,本地产业技术关联和省际产业技术关联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知识产权的地方保护主义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因此,政策上应倡导扫清制度障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跨区域产业对本地的技术溢出,进一步推动区域产业创新。
经典的CBD内部产业空间布局理论源于西方,在新时期背景下需对其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使用机器学习分类的2000—2018年微观企业数据,通过分析产业结构、集聚程度、空间分布特征等,探寻中国典型城市中心CBD——南京新街口地区的服务业时空演变及空间集聚特征。研究发现：① 南京市新街口服务业产业结构演变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数量持续领跑,流通性服务业增速趋缓,与消费性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差距拉大,总体未出现专业化趋势;在与全市对比中,消费性服务业有更强的比较优势,且优势随时间推移而扩大。② 行业集聚程度分化,各行业集聚程度演变表现为消费性服务业、社会性服务业与信息服务业总体集聚,其中餐饮、娱乐与居民服务业的集聚程度最高;零售业呈分散趋势,与前者形成倒挂;生产性服务业两极分化,金融业偏集聚,而研发设计服务业偏分散。③ 空间分布上演变整体呈现双圈层收缩趋势,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高度耦合,社会性服务业集聚中心趋于内核,流通性服务业与信息服务业集聚在外圈层。
日本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企业在中国北京、上海和广深等典型城市高度集聚,现有研究一方面将FDI均质化处理,缺乏精细的产业划分,另一方面缺少国家内部的同源集聚分析,同时对典型城市集聚的异同性关注不够。为弥补研究不足,论文在集聚的研究基础上,重点关注日企集中分布的典型城市,对比其同业集聚效应和同源集聚效应。选取1984—2017年日本在北京、上海和广深的FDI企业级数据,利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以广深为参照系,建立分别包括7个方程在内的同业集聚效应模型和同源集聚效应模型,同步考虑企业所属行业和价值链环节、进入模式与时间等企业异质性控制变量,分析京、沪、广深两效应的异同。研究结果表明：日企在中国典型城市的同业效应和同源效应异同性明显。具体表现在：第一,上海同业效应和异业效应最为显著,且结果稳健,广深同业效应略强于北京,但结果稳健性较差;第二,上海同源和异源效应结果稳健且显著,企业的追随效应较强,北京和广深差异较小;第三,企业属性变量的引入,有效提升了模型的解释力度。上海的日企进入时间较早,各地企业规模整体差别不大。上海日企进入模式以独资为主,北京和广深以合资为主,但独资化趋势明显;北京行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较高,广深制造业独大;广深和上海产业链环节中侧重生产制造和进出口贸易环节,北京商务服务和研发设计布局较多。
区域贫困是各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传统的贫困地区研究缺少对中国东南沿海的关注。论文以中国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省份福建省为例,构建3个维度9个向度共30项指标的度量模型,利用多维贫困度等指数和Kohonen神经网络算法,分析2000年和2016年的县域贫困度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通过对广东、福建和浙江3个东南沿海省份县域发展水平的正态分布检验进行对比,发现福建省县域发展水平在东南沿海具有典型性。② 根据贫困度指数P可划分为贫困县、弱势县和一般县,贫困县、弱势县分布于福建北部和西南部的总体格局不变,且向省域边际县聚集。③ 经济维度贫困度指数、社会维度贫困指数和自然维度贫困度指数的各自变化率最多的县市区均属于缓慢恶化区,属于快速优化区的县市区数量居中,属于缓慢改善区的县市区数量少且分布散;基于多维贫困度指数PI的变化率表现为缓慢恶化区分布于福建北部、中部和西南部,缓慢改善区分布于福建中西部,快速优化区分布于福建东部沿海。④ 对2000年和2016年多维贫困度贡献率均产生较大影响的向度为医疗卫生、教育水平、居住环境、经济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水平等公共服务的建设供给,应作为当前福建扶贫重点关注的内容。⑤ 基于不同向度的贫困度贡献率可划分4类致贫类型：I类县市区是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向度主导的贫困类型,II类县市区是经济发展和居住环境向度主导的贫困类型,III类县市区属于人口特征和基础设施向度主导的贫困类型,IV类县市区属于医疗卫生和经济发展向度主导的贫困类型。研究结果对准确识别县域贫困和深入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耕地复种指数的持续稳定关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实时高效地获取复种指数时空演变的详细过程信息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2001—2018年500 m分辨率的MODIS09A1影像数据,利用小波谱顶点的快速自动检测方法获取了全国复种指数的时空分布图,并采用Mann-Kendall检验、启发式分割算法等方法开展了全国复种指数变化形式的时空演变规律及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全国耕地复种指数稳中有升,复种指数均值从2001年的1.14上升至2018年的1.30。全国6%的耕地面积复种指数发生显著变化(约13.5万km2),相当于一个安徽省的面积。复种指数增加面积约占变化面积的2/3,复种指数下降面积约占变化面积的1/3。其中,复种指数增加的面积主要来源于黄土高原区、甘新区的休耕转为单季以及黄淮海区单季转双季,且集中在2004—2013年。2013年至今,全国复种指数仍呈增加趋势,黄淮海区单季转双季的面积保持持续增加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复种指数下降的面积主要来源于2009—2013年长江中下游平原区的双季转单季。保持黄土高原区、甘新区的耕地有效种植面积以及黄淮区耕地的双季种植面积,适当抑制长江中下游地区耕地复种指数的下降态势,对于稳定耕地复种指数、确保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基于黄土高原地区乡镇1980、1990、2000、2010、2016年5期截面数据,利用位序—规模法则和异速标度律,分析了乡镇尺度人口和可达性规模结构、等级体系及异速标度演化关系。结果表明：① 人口规模以中小等级乡镇为主,60%的乡镇人口规模正增长,总体呈“南北高、中间低”分布格局;可达性水平总体呈明显上升趋势,空间上自东南向西北逐渐降低;河谷平原区人口规模和可达性均最大。② 人口和可达性均呈位次型分布,人口位序—规模具有明显双分形结构,由均衡向极化转变;可达性位序—规模以2000年为转折点由双分形演变为单分形,由低水平均衡转向更高水平均衡。③ 3006个乡镇整体以正异速生长为主,负异速生长为辅,黄土高塬沟壑区、河谷平原区内乡镇异速生长类型以人口增长正异速生长为主,黄土丘陵沟壑区、土石山区、沙地和沙漠区内乡镇以人口下降正异速生长为主,农灌区内乡镇异速生长以人口增长正异速一级和人口下降负异速一级为主。最后根据人口和可达性异速类型和空间分布特征,提出各分区发展的建议。
城市内涝灾害频繁,用地开发与空间扩张被普遍认为是其致因之一。对比武汉市遥感数据,1984—2017年,超过30%的自然水体被填占开发,城市建设开发活跃、填湖造陆强度大。论文以武汉市为例,采用二项Logistic模型,定量分析不同降雨强度情景下的内涝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填湖造陆将极大地增加极端降雨情景下城市滨水区域的内涝风险。城市地形地势、排水管网条件、用地类型以及邻域用地结构等因素,也直接影响内涝风险。基于2种不同的用地开发策略,预测城市内涝风险结果显示,城市用地的不当开发将引致严重内涝风险。依据内涝风险的空间分布预测结果,论文提出了相应的改善策略,以为科学地制定防涝减灾规划提供参考。
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空间不仅具有物质属性,也是社会关系的容器。家庭常被置于社会学的论述范畴,同时,家庭也以空间形式出现,并表征着家庭成员间复杂、细微的权力结构。论文以广东罗定市华石镇中越跨国家庭的家空间为分析样本,以家庭资源中的经济资源、情感资源和社会资源为分析框架,并结合家空间的实用性、装饰性和防御性等特点,考察越籍妻子在家空间中的占用、功能划分与使用、美学装饰,以及日常空间实践中自我赋权的方式与机制。研究发现：① 为家庭提供主要经济收入的越籍妻子在夫妻权力结构中占有优势,在家空间的设置和安排中持有更多的话语权;② 越籍妻子将家空间视为自我情感与认同的表达渠道,通过装饰家居环境以建立起对家空间的控制;③ 由于社会资源的缺乏,越籍妻子在公共空间中受到排斥,家空间成为越籍妻子回避邻里交往的防御性堡垒。研究认为女性跨国婚姻移民在家空间中获得了施展个人权力的契机,但其权力仅限于家空间内,现阶段难以拓展至家以外的更大区域。研究结果既是对家的地理学中性别话题的补充,亦是对它的拓展与深化。
深入认识多样性的区域影响效应是解决专业化与多样性之争并为区域选择合理发展路径的前提。演化经济地理学对相关多样性与不相关多样性概念的区分,为解释多样性经济效应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论文系统归纳总结了多样性的相关概念与测量方法,并论述了不同类型多样性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内在机理,包括其在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就业与创新等方面发挥的作用。通过对该领域前沿研究成果的梳理,最后提出在未来应从扩展相关性类型、补充多样性的长期与短期效应、关注企业家等行为主体的作用等领域展开进一步深入研究。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共享经济”不仅在众多新兴市场上创造出了经济增长点,还通过潜移默化地改变大众消费行为,对城市经济和空间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以Airbnb为代表的共享短租平台在冲击了传统旅游住宿业与城市住房市场的同时,也引起了城市空间的变化。为了深入了解这一现象,论文首先概述了共享短租平台的发展背景、概念与现状,阐述它所带来的影响和因此引发的争论;接着探讨了共享短租平台(以Airbnb为例)与酒店业和住房市场的关系,以及其进一步商业化可能带来的影响与问题;最后,通过分析大量实践案例得出共享短租平台与城市空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即城市空间中的社会经济与物质环境因子决定了共享短租平台房源的空间分布特征,而共享短租平台会以旅游绅士化、商业结构改变和城市设施负担加重的方式逐渐改变城市社会经济和物质环境空间。
青藏高原近地层土壤冻融过程是高原地表最显著的陆面特征之一,也是判断冻土发育、存在以及反映气候变化的重要指标。近地层土壤昼夜、季节性的冻结、融化会导致青藏高原陆—气间能水平衡的变化甚至异常,从而显著影响高原地表水文过程、生态环境、碳氮循环以及高原及其周边区域的天气和气候系统。论文从观测、模拟以及对气候的影响3个角度来探讨1990年以来青藏高原土壤冻融过程的最新研究进展。结果表明：① 在一个完整的年冻融循环过程中,近地表各层土壤大体都经历了夏季融化期、春秋季融化—冻结期、冬季冻结期4个阶段。受局地因素的影响,不同站点的冻结或消融起止时间、速率、类型均有差异。② 多年冻土区和季节冻土区的日冻融循环过程差异较大,主要体现在日冻融循环持续时间上。③ 不同陆面模式都可以很好地抓住冻融过程中物理量的时空变化,但都需要针对高原陆面过程的特点进行参数化改进。④ 规避不稳定的迭代计算并根据热力学平衡方程确定冻融临界温度可以改进不合理的冻融参数化方案。基于已有研究回顾,发现增加高质量的观测站,利用卫星遥感等多种手段来反演高原土壤冻融过程以及加强陆面模式与区域气候模式和全球气候模式的耦合,并立足于高原冻融过程的特点发展相适应的参数化方案以及模拟结构的调整,能够有助于高原冻融过程的模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