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总体目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重要途径。论文系统回顾了乡村发展的历程,将1949年以来中国乡村发展分为：人民公社为主体的城乡二元结构阶段、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阶段、城市反哺农村的城乡统筹发展阶段、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阶段4个发展时段。从时间序列深入刻画了乡村振兴的主体分化、产业演变、环境整治、文化重构、乡村治理5个振兴主题及乡村规划的演化过程与研究趋势。最后,着眼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需求与研究热点,从学科交叉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城乡一体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研究、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与提质增效研究、乡村“三生”空间融合发展研究、乡村跨区域协作与联动研究5个方面对乡村振兴未来研究趋势展开了讨论。
人力资本是构建农户生计的关键要素,从人力资本视角探讨农户生计选择对于推动农户生计转型、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西南贫困山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案例区,采用2018年508个农户样本数据,应用回归模型,估算了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是山区农户生计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不同,且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教育文化、健康状况对非农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正向影响,且高山区>二半山区>河谷区,健康状况对河谷区农户生计选择影响不显著;非农技能培训对非农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高山区>二半山区>河谷区;农业技能培训对非农生计策略选择具有负向影响,且高山区<二半山区<河谷区,但其对高山区农户生计选择并不显著;青壮年劳动力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务农人口老龄化问题严峻,高山区表现最为突出,二半山区次之,河谷区较不明显。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探讨了人力资本、劳动力转移与乡村发展之间辩证关系及相关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农业商品化转型的不断发展,传统露天种植模式逐渐被取代,城市郊区大棚面积迅速扩张,出现较为普遍的耕地利用“大棚化”转型。与此相随,耕作者也由传统“自给自足”型农民为主逐步转变为面向市场的“新型职业农民”。然而,到目前为止,少有研究分析新型职业农民在城市郊区耕地利用“大棚化”转型中扮演的角色。论文以南京市为例,基于2018年郊区291份农户问卷调查的一手数据,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微观尺度下新型职业农民对大棚化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新型职业农民是影响郊区耕地利用大棚化转型的根本因素,其中外来职业农民大棚化种植的可能性是其他类型农民的4.7倍左右;② 新型职业农民的务农年数和经营规模对大棚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年龄对大棚化转型的作用方向相反;③ 对研究区所有农民而言,销售占比和单位面积耕地农业年度纯利润对大棚化转型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此外,相较于坡地和梯田,平地更加有利于农民大棚化种植。
深入开展乡村地域土地利用变化和聚落发展规律的研究对于探究乡村地域系统优化、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延安市碾庄流域为例,基于ENVI和GIS等软件技术,结合Landsat卫星影像、马尔科夫链模型和实地调查,从土地利用转移与交换变化、建筑用地空间转移、社会响应等角度探讨了黄土丘陵沟壑区典型村域土地利用变化特征以及对区域乡村发展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在一系列生态工程措施作用下,碾庄流域生态覆被发生明显改观,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坡耕地及稀疏生态用地转化为林地,其中,林地面积占比由32.34%(2009年)增加至50.88%(2018年);② 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延安新城“边缘效应”的影响下,碾庄建设用地呈现向流域的东南和西南方向拓展的趋势,10 a间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近75%;③ 在人类活动的主导作用下,黄土丘陵沟壑区的乡村正在朝着生态化和集约化的方向转型发展。研究结果有望为深入理解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地域系统结构和优化提供新参考。
论文以中国大陆县域为研究单元,构建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半变异函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模型,对2000—2015年中国乡村多功能指数进行综合测评,揭示中国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特征,定量识别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乡村地域多功能在空间上呈现出平原、东部沿海等地区高值集聚,高原、山地等地区低值集聚,各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整体呈现出逐渐提升态势;② 经济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的贡献率逐渐增大,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的贡献率逐渐减小;③ 2000—2015年,中国大陆范围内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自相关范围和强度总体呈现减小的趋势,随机性因子成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力;④ 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是影响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两两交互作用会增强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社会环境因素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逐渐上升,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程度逐渐下降。
城乡转型发展背景下,农业生产转型成为解析区域乡村人地关系演变的重要窗口。科学诊断中国传统农区农业生产转型的类型及其存在的核心问题,可为调控农业生产政策和完善乡村发展战略提供参考。论文以中国传统农区黄淮海地区为例,以农业生产转型的类型划分为突破口,系统诊断不同农业生产转型类型面临的困境及其破解方案。研究发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尺度分析法是分析农业生产转型阶段差异的有效手段;空间弹性视角下,黄淮海地区农业生产转型类型可以划分为传统农耕型、现代市场型和城郊休闲型3类;传统农耕型地区耕地利用转型与农业劳动力转型的失调、缺乏核心产业支撑及实际城镇化率较低是限制乡村有序转型的关键问题;现代市场型地区不合理的土地利用状态和小农户的有效组织是当前亟需突破的难题;城郊休闲型地区完善农户的市场参与方式和降低资本风险是当前必须考虑的问题;针对各转型类型的差异化问题因地制宜科学施策,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坚持乡村差异性与发展分化原则,科学识别乡村类型、明晰乡村振兴导向,对于编制区域乡村振兴规划与分类施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村域尺度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尺度,但囿于微观尺度统计数据与基础资料的缺乏,亟需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乡村类型识别方法体系。论文简要解析了影响村庄分布、演进与发展潜力的关键因素,据此构建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指标体系,并按照“自然因素→振兴潜力→发展现状→资源基础”的逻辑思路逐级识别乡村主导类型。结果表明：① 自然因子限制了村落的基本格局与演变方向,经济区位决定了村落的发展潜力与转型能力,二者在村落演进与乡村振兴中起到决定性作用;② 从农户视角看,村落的空间区位效能是否适应农户生产生活需求和生计方式,决定了农户居住场所是否发生空间迁移,并通过闲置废弃宅基地得到呈现;③ 将长子县村庄识别为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传统农业型、特色保护型、搬迁撤并型5类,结合不同的乡村振兴模式提出相应的发展导向与振兴策略,以期为乡村振兴分类施策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农业的发展正面临可持续发展、消费者需求变化、全球化的挑战。农业供给侧改革和乡村振兴背景下,应深入研究农业多种功能的空间格局、地域类型和优化策略。论文首先简要探讨了多功能农业的发展过程和农业功能时空差异的理论基础,然后以吉林省为例,构建了农业多功能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聚类分析等方法,对农业多功能的地域类型及优化策略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① 农业多功能具有联合生产和外部性特征,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农业资源禀赋以及两者的组合作用,是导致农业多功能时空分异的关键因素;② 吉林省县域农业各功能的空间分异具有不同特征,农产品供给功能高值县域主要分布在中西部松辽平原,经济发展功能高值县域主要为大农业发达的县域,社会保障功能高值县域主要为东部城镇化水平高且劳均农业产值高的县域,生态服务功能高值县域主要为林地、草地、水域面积占比高的东部和西部县域;③ 吉林省县域农业多功能的地域类型可分为4类,即农产品供给优势区、多种功能并重区、非生态功能弱势区和生态服务优势区;④ 不同农业多功能的地域类型具有不同的功能组合特征和区域发展背景因素的结构性差异,应有针对性地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中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关系着国家现代化的成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乡村振兴规划体系,统筹协调和优化配置城乡要素资源。论文基于地理学综合视角,深入分析乡村概念内涵与乡村发展的基本特征,总结乡村振兴规划的基本性质与存在的主要问题,初步构建了乡村振兴规划体系框架。结果表明：① 乡村包含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地理空间多重属性,具有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功能,乡村振兴发展是乡村资源开发利用、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人文耦合的综合过程;② 乡村系统具有要素分散性和发展自组织性、空间异质性和类型多样性、对区域和城市依赖性与产业发展受自然因素强限制的基本特征;③ 乡村振兴规划是对乡村空间要素资源配置的统筹协调过程,其本质是以促进公平为导向的规划,应更加强调规划参与过程及其统筹协调能力;④ 当前中国乡村规划尚未形成完整体系,缺少法律基础,规划技术理论发展较滞后,规划边界模糊、规划深度不够,规划实施保障机制不健全;⑤ 基于上述理论和问题分析,构建了包含主体规划系统、制度保障系统、技术支持系统、多规协调系统和参与反馈系统的“五位一体”乡村振兴规划体系。该体系可以高效配置乡村要素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有利于形成规划合力,增强乡村振兴规划的权威性、可行性和实用性。
论文以行政村为研究单元,从乡村聚落、土地、人口、经济和人居环境5个维度出发,构建乡村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和位序-规模法则等分析和评价乡村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规模等级结构。结果显示：① 武汉市新城区乡村发展水平空间分异明显,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乡村发展水平高的行政村集中分布在黄陂区南部与东西湖区东部的交界处、汉南区东部和江夏区北部,发展水平一般及以下的行政村广泛分布。② 新城区乡村发展规模符合位序-规模法则,且高位次行政村发育不足,中低位序行政村广泛发育,乡村规模较为分散,城镇化水平有待提高。③ 新城区乡村聚落等级体系呈现出金字塔结构,并与按市场原则(K=3)分布的中心地理论模型相接近,中心地等级较低。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乡村发展的政策建议。
城市边缘区乡村多元价值凸显,迫切需以乡村多功能理论为指导划分“三生”空间,以空间重构促进转型发展。论文首先从生产、生活与生态功能方面评价城市边缘区多功能时空变化;其次进行图斑尺度“三生”空间适宜性评价,两者共同得到基于乡村多功能的“三生”空间适宜性;最后据此设计算法划分“三生”空间。研究发现：① 城市边缘区乡村休闲娱乐、观光农业等功能显现,需要重构多功能空间促进转型发展;② 江苏徐州市铜山区乡村非农生产与生活功能主要分布在与中心城区较近地区,农业空间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远郊外围,生态功能则表现出高度空间异质性,农业、非农生产与生活功能在提升,而生态功能则普遍下降;③ 县域“三生”空间划定需多尺度联合,既要考虑乡镇尺度多功能差异,还要体现图斑尺度适宜性,才能为空间规划提供有意义的借鉴。论文提出的基于乡村多功能评价的“三生”空间划分可为即将开展的国土空间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探讨乡村土地利用结构效率地区差异对于引导乡村土地高效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科学合理评估乡村土地时空配置情况,可以为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国土资源保障。论文以2009—2016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采用Super-SBM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乡村土地利用结构效率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2009—2016年中国乡村土地利用结构效率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且呈现逐年上升态势;② 全国乡村土地利用投入产出效率的空间差异显著,中国乡村土地利用投入产出效率表现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分布态势;③ 各因素对中国乡村土地利用结构效率的影响力存在时间上的波动性和空间上的异质性,乡村条件的影响力显著高于城乡关系作用;④ 中国乡村土地利用过程中各类型用地均表现为投入冗余,各地区之间可节约用地比例差异明显,需要依据地区发展实际情况进行结构优化。
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带动能力密切相关,大都市推进乡村振兴的条件最为成熟。论文选取14个国家中心城市与潜在中心城市,从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3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采取改进熵权法与Pearson相关分析法,比较分析了2000年以来我国大都市的乡村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而挖掘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含义。研究表明：南方都市的乡村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北方城市,高低不一的乡村发展水平意味着较高的城市发展阶段并不必然实现真正的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地方财政能力、农户生计分化、农业产业结构等因素高度相关,因此,乡村振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推进过程,需要立足自身发展基础制订科学的乡村振兴目标与振兴措施;也需要立足农业、跳出农业,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保障粮食主产区、传统农区的发展权益,另一方面“接二连三”拓展乡村产业增值空间;尤需打破城乡治理分割现状,在理念、规划、政策、法规等多个方面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真正落到实处。
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和基因,乡村转型背景下,如何留住这份“乡愁”显得尤为重要。论文以湖南岳阳张谷英村和通道皇都村为例,从景观基因修补和文化基因修复的视角,探讨自组织和他组织模式下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演变路径和空间特征。研究显示：① 自组织模式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机制较为灵活,实效性强,但短期稳定性差;他组织模式下的转型机制短期稳定性较强,但缺乏一定的实效性。② 自组织模式下的转型发展由内生力量自下而上推动,“双修”理念下沉发展较好,创新与适应能力强,但“双修”效果缺乏一定的规范性和整体性;他组织模式下的转型发展由外部力量自上而下推动,“双修”效果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秩序性,整体呈环状格局,但内生力量较弱,理念下沉较差,主动创新能力与适应能力低。③ 自组织模式下的转型发展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即文化基因修复为先,景观基因修补在后,整体呈波状起伏路径;他组织模式下的发展逻辑与自组织相反,整体呈阶梯式路径。④ 自组织模式在传统村落未来发展中能够稳固延续;他组织模式下,虽短期内可以延续,但随着内外主体的强弱转化,最终将被自组织模式取代。
乡村发展现实困境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论文总结了1949年以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发展的演进态势与时代特征,基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功能体系,剖析了二者的互动机制,探讨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助推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与典型模式,并进行了研究展望。结论如下：①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破解当前乡村发展困境、推进乡村振兴的突破口,本质是新时期为适应城乡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再调整,二者均具迫切性、交融性与攻坚性的时代特征。1949年以来农村土地制度与乡村发展总体耦合联动、互促互馈。② 新时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具有多功能价值,通过补短板促进乡村重构与乡村多功能发展,发挥制度联动、城乡融合与经济转型的乘数效应,助推乡村振兴,并带动城乡地域系统功能优化。③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沿整合要素、重组结构、优化功能的路径,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乡村地域功能演变与乡村振兴。④ 未来需发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制度联动作用,同时重视改革的政策性摩擦,深化乡村振兴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正反馈,并权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举措与乡村发展的适应性问题。
对于多数农村地区而言,贫困是制约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摆脱对农业的过度依赖和单一生产功能,乡村多功能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日渐受到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多功能路径有助于减少贫困发生率,并提高农村社区和家庭面对生存压力的能力。论文立足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在阐释乡村多功能概念内涵的基础上,采用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基于多功能视角剖析贫困村域乡村发展的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总结提炼其创新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贫困村域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结果表明：① 在内外部驱动力的作用下,海南省什寒村实现了从弱势的贫困农村向产品多样化的多功能乡村转变;② 乡村农业生产、就业与社会保障、生态保育及文化传承等多项功能的协调发展,对于提高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增强乡村弹性具有积极意义;③ 驱动乡村多功能演化的因素包含政策支持、市场需求、自然本底、资金技术、行为主体和文化特质等多个方面;④ 针对贫困村域乡村发展存在的制约因素,提出从宏观层面提供乡村振兴外援力、从中观层面促进乡村振兴交互力、从微观层面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力,通过总体谋划、各个击破以实现乡村振兴。最后从多功能视角,对乡村振兴发展的困境与出路进行了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