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典型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具有耗散结构特征。论文以系统论为指导,遵循系统科学的基本思维方法,从学理上对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内涵及要素构成进行辨析,并围绕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划分了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演进历程,在此基础上对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运行机制进行阐释。研究发现,乡村生产空间系统主要由基础要素(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核心要素(多元经营主体和乡村文化)、驱动要素(资本、技术、信息和市场)和管理要素(制度和政策)4种要素构成;依据乡村生产关系变革、经济体制变迁、城乡关系转变等规律,将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演进历程划分为土地改革运动时期、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4个时期,不同时期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要素构成、要素间的联系方式不同,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特征表现各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通过支撑与约束机制、竞争与合作机制以及调控与反馈机制推动自身运行发展。从要素功能、结构关系、协同等视角去审视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运行状态、诊断系统运行的动力机制或障碍因素等,将成为未来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研究的重点。
揭示高铁对中国航空客运市场影响的空间分异特征,对于针对性协调2种交通方式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运用标准差椭圆和交通综合效用分析方法,对中国中心城市高铁、航空客运市场实际发展现状及空间竞合分异特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① 高铁、航空客运市场均形成以武汉为重心点的空间发展格局;与高铁客运市场相比,航空客运市场区域发展更加均衡;与东西部中心城市相比,中部中心城市旅客出行选乘高铁的概率更高。② 人均时间价值与高铁优势距呈反比,优势距的不同使各中心城市高铁、航空客运市场范围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基于交通出行综合效用视角,中国大多数中心城市间的交往,航空出行依旧是最好的选择。③ 高铁对航空客运市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中部大部分中心城市受影响最大,是协调高铁、航空发展的关键区域;西部地区受交通区位条件及高铁发展滞后的影响,中心城市间交往时飞机仍是旅客主要的出行方式,在航空主导优势区依旧存在一定的市场空白。
研究城市不同要素空间集聚水平与层级差异、明确城市各职能中心分布,对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发展引导和规划调控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分别采用兴趣点(points of interest, POI)、夜间灯光和路网3种数据,利用局部等值线树算法,识别武汉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研究表明：① 武汉不同城市要素的总体集聚水平不均衡,其中在汉阳集聚水平较低,在汉口和武昌集聚水平较高,特别是二环以内区域;② 武汉中央活动区发展比较均衡,内部各城市要素高度集聚,随着向外扩展,部分城市要素易于在局部集聚形成城市中心;③ 结合武汉圈层发展布局,城市中心沿环线的“商-住-工”职能分布模式逐步确立,其中内环以及二环区域已形成稳定的商服中心;二环附近综合组团内部出现了较具代表性的居住中心;三环外的沌口和武钢主导发展工业,是典型的工业中心。
“潭蓬运河”又名“天威径”“仙人垅”等,是晚唐咸通年间由静海军节度使高骈疏凿的,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以南的江山半岛附近海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地理位置问题,至今尚有诸多疑点。论文基于历史文献等资料,深入考析“天威径”疏凿的历史背景、具体经过及其地理位置,对进一步明晰“天威径”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梳理和历史地理背景的考察,重新论证了“天威径”开凿的历史背景、具体经过和地理位置,研究表明：① “潭蓬运河”的位置应当是位于江山半岛南端的白龙尾以外海域之中,所谓“潭蓬运河”的开凿过程就是对白龙尾以南海域中礁石的疏凿;② “潭蓬运河”疏凿的目的在于为驻安南唐军提供持续稳定的后勤补给,疏凿的时间是在懿宗咸通九年;③ 本着尊重史实的原则,高骈疏凿的礁石之处应当命名为“天威径”,而半岛上的潭蓬古运河处,则应改名为“天威径石刻遗迹”。
论文以南京主城区为例,运用GIS空间分析与社会记忆理论,探讨街巷地名变迁的时空格局与动因机制。研究发现：新增地名主要分布于老城区外围,消失地名主要分布于老城区内部。老城南既是现存街巷地名密度最大,也是消亡强度最大的地区。新增地名在20世纪50—80年代集聚于下关区沿江地带与明城墙内的老城区,90年代以来散布于老城区外围。民国开始政府成为命名主体,政府主导性与企业自主性不断增强。现存街巷以周边民居、祈愿祝福、异域文化和山水地物类为主要命名依据,既传承老城区的命名传统,也体现新城区的发展理念。宗教信仰、历史人物、经济活动、市政设施、自然方位类地名易随社会意识形态与城市功能空间的转变而消亡。权力与资本的介入催生大量新式地名,记忆的惯性延缓了老地名的消亡,记忆的社会建构性驱动地名的演进。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水平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品质。论文基于高德地图获取的地图数据,使用城市网络分析工具(Urban Network Analysis Toolbox, UNA)对大连市沙河口区内的6类公共服务设施分布进行空间分异分析,并对区内90个社区的居民出行可达设施的数量及类别进行测度,最后对各个社区进行总体评价。结果表明：① 大连市沙河口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不均,北多南少,呈现出“一主多次”的“廾”字形的结构,主要分布在西安路商业区周边和各个街道的次级商业区;② 居民可达设施数量空间差异大,北多南少,各街道均有1或2个区域可达设施数量较多;③ 居民可达设施类型数量存在一定差异,70%以上的住宅楼中的居民可以获得全部6类公共服务设施;④ 各社区居民可达设施总体处于差异较小的均衡状态,但仍有个别社区存在内部差异较大的现象。设施的分布、地物的阻隔和社区的封闭程度对居民获取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影响较大,建议构建“设施完善、便捷可达”的15 min社区生活圈。
虽然国内外大量研究探讨了居住环境与健康关系,但较少将城市地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结合,从理性行为角度分析居住环境对居民身体活动的影响机制。论文引入计划行为理论的分析框架,以中国居住空间分异的特殊性为切入点,以南京为实证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解析居民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意向对居民身体活动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传统社区、单位社区、保障房社区、城中村和商品房小区的居民社会经济特征和健康活动存在明显差异。影响居民健身意向和健身活动的最重要因素为知觉健身行为控制强度感知。消减居民健身的主观限制,包括为其提供健身设备、公共健身资源和对健身进行补贴,可提升其健身活动水平。研究结果可为通过改善建成环境进行健康行为的主动干预提供对策建议。
人居活动是城市网络的根本,探究城市人居活动网络结构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论文利用百度贴吧数据分析城市人居活动,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探究城市人居活动网络体系,并通过QAP论文相关及回归分析对城市人居活动网络结构影响因素进行初步分析。结果表明：① 整体网络方面,人居活动区域联系密度为95.99%,东北三省城市之间普遍存在联系;城市联系类型可划分为全域型、普遍型、较多型、一般型以及较少型五种类型;② 层级结构方面,东北三省省内人居活动网络层级较为明显,区域范围内尚未形成主导型城市及次级主导型城市;③ 城市体系方面,省内人居活动网络体系较为完备,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城市网络体系;④ 影响因素方面,旅游资源、行政关系、空间邻近及收入水平对城市人居活动网络结构产生显著影响。
全球治理背景下,国家仍是国际社会最重要行为体,但非国家行为体作为重要的国际活动参与者也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地理学框架中深入探讨非国家行为体的地缘政治角色,可以更加系统地理解“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多元地缘关系。论文依据地理学尺度思想梳理了非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和分类,并归纳其地缘政治空间影响及实现途径,以期在理论上完善对地缘政治主体的研究,搭建非国家行为体的地缘政治认识框架,实践上指导中国“一带一路”等对外合作的开展。主要结论包括：① 非国家行为体没有动摇国家主权的决定性地位,但在世界政治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一是作为国家力量的拓展,二是对传统的国家边界、主权有空间上的突破;② 在国际事务上,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的互动及相关行为对国际安全、制度、认知和权力空间既产生了积极作用,也造成了一定损害和威胁;③ 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参与和维护全球治理,塑造地缘政治想象与认同,以及调节和重塑地缘政治空间边界三种方式实现地缘政治影响。因此,为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从不同角度分析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通过与之加强对话、开展合作,合理管理、警惕部分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以及培育鼓励中国的非国家行为体等多种方式应对其潜在影响。
论文选取2015年北京电影企业领衔出品的115部影片为样本构建了北京电影产业网络。在此基础上,使用核密度分析法分析了北京电影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测度了北京电影产业的网络权力分布。研究发现：① 北京电影产业拥有4种类型的集聚区,前3种受市场机制下的路径依赖作用,位于城市核心老城区;第4种受政府规划作用,位于城市远郊区。② 北京电影产业网络中权力的分布非常不平衡,4家国有电影企业占据了权力的核心。这4家国有电影企业与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具有高度的组织制度邻近性,它们依托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内部的股权网络,形成资本、人员、技术、信息交流的密切通道,并通过多种方式控制、协调整个北京电影产业网络的组织运营。
石漠化是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面临的重要环境问题之一,其演化过程和驱动机制分析一直是相关研究领域的难点和热点,尤其是人类活动的影响分析方面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论文选择贵州石漠化极其严重的关岭县为研究区,利用2010年SPOT5/ALOS数据、2015年的高分一号/资源三号数据等,结合地面调查、采用目视解译的方法获得了2010—2015年石漠化分布、演化过程及驱动因素等信息;在系统分析石漠化的空间分布及演化过程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土地利用类型、社会经济水平及石漠化治理工程等人类活动因素对贵州石漠化演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 关岭县石漠化土地占有很大比重(2015年占总土地面积的45%以上)且以中度石漠化为主;② 石漠化总体上得到明显改善,石漠化土地面积逐年减少,尤其是重度石漠化和极重度石漠化土地明显减少,但仍有部分石漠化土地的状况在恶化。③ 人类活动对石漠程度和演化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首先,土地利用类型尤其是灌木林、旱地和有林地对石漠化演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次,人口密度较大和GDP较高的地区,石漠化程度也较高且石漠化恢复治理的效果越不明显;另外,关岭县的各类石漠化治理工程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约1/3的处于稳定和得到改善的石漠化土地是通过治理工程来实现的。本文查明了土地利用类型、人口及石漠化治理工程与石漠化演化的关系,研究结果可为石漠化治理与生态恢复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
论文基于2017年Landsat 8遥感影像,通过GIS技术选取城市地表温度、源汇景观密度、源汇景观贡献度和景观效应指数,结合地理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了武汉市局部源汇景观格局对城市地表温度的贡献及其效应。结果表明：① 武汉市城区热岛(urban heat island, UHI)季节变化明显,夏季热岛强度大、范围广,呈“大”字型分布,工业集聚区和经济开发区产生的UHI更显著;② 武汉市城区平均地表温度(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LST)在距市中心约8 km处达到峰值后沿城乡梯度逐渐下降,呈现“倒钩型”特征,这一现象与景观密度变化密切相关;③ LST与源(正向)、汇(负向)景观密度存在极强相关性,不透水表面是城区热岛的主要贡献因子;④ 相同密度的水体和绿地,水体更具有削弱城市热岛效应的功能;⑤ 一般当汇-源景观面积比>0.89(汇区密度>0.47)时,局部景观格局对城市热岛有缓解作用,且局部汇区越集中缓解效果越显著。
喀斯特山区是中国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区内的植被极易发生退化,且退化后难以恢复。论文采用逐步多元回归、相关性分析和残差分析等方法,探讨了黔桂喀斯特山区气候变化特征及其NDVI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2—2015年研究区气候变化呈现暖湿化趋势,但变化并不显著,年降水量和年均温变化分别介于-15.6~25.6 mm/a和-0.08~0.06 ℃/a之间,年均增速分别为7.9 mm/a和0.000 35 ℃/a。过去14 a内,气候变化是影响NDVI变化的关键因素(贡献率约95%),其中降水对植被NDVI的影响大于气温。残差分析表明,近14 a来黔桂喀斯特山区NDVI残差和NDVI残差趋势的均值分别为0.03和0.0007/a,说明人类活动的正效应呈上升趋势。城市化的进程使得大量耕地、林地被建设用地占用,在毕节、安顺、贵阳以及河池、柳州、百色一带,人类活动对植被NDVI变化呈较明显的负效应,但是在六盘水、黔西南自治州、遵义和来宾,由于一系列生态还林工程的实施,人类活动则表现为正向影响。
根据1993—2016年昆明市24 a太阳辐射及其他相关资料,采用回归分析、Mann-Kendall突变检验、小波分析和灰色关联度等方法,分析昆明市地面太阳辐射变化特征,并对其影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近24 a来昆明市地面接收年太阳辐射量在4620.21~6221.65 MJ/m 2之间变化,最大值出现在2016年,最小值出现在2008年,平均每年的太阳辐射为5598.06 MJ/m 2,且整体上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昆明市干湿季分明,干季(11月—次年4月)地面得到的太阳辐射量较多,为2825.22 MJ/m 2,雨季(5—10月)较少,为2774.41 MJ/m 2;一年中地面接收太阳辐射量最多月份在4月,其值为604.75 MJ/m 2,最少的是12月,其值为361.01 MJ/m 2,相差243.74 MJ/m 2。地面接收的太阳辐射有一个突变点为2014年,但不明显。年小波分析表明,近24 a昆明市各年地面接收的太阳辐射量主周期为15 a;季节小波分析发现,干季比雨季振幅大,其主周期都为19 d。近24 a昆明市地面太阳辐射受自然和人为因子共同影响,其中自然因子对太阳辐射影响最大的是降水量,人为因子中对太阳辐射影响最大的是工业总产值,且自然因子的作用大于人为因子。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理论对劳动力地理的研究经历了从阶级斗争地理到劳工地理的转变。阶级斗争地理强调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发源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劳工地理研究则将劳动力视为与资本一样具有“时空修复”能力的行为主体,工人能动性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中国正在崛起的新兴产业工人——农民工群体,随着社会进步和代际变迁,其在权益焦点、表达方式及实践效能等方面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并不断以其特有的“时空修复”改变既有的劳动关系和塑造自身的经济地理景观。论文将研究视角接续到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中,尝试构建能动性视角下的中国新工人空间生产研究框架。能动性视角是一种批判性视角,在日常空间实践过程中,抗争的生产与再生产政治、融入的生活政治和创造的身份政治构成新工人空间生产的能动机制,并在全球化、在地等外部机制推动下,三元机制互动形成新工人感知空间、构想空间、生活空间等3类空间生产的基本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社会关系格局和地方劳动力市场管制体制的重构。最后,论文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新工人空间生产的机制及其经济地理重构的关系研究、新工人能动性的区域差异研究、新工人能动性与地方劳动力市场管制体制的互动研究、乡村回流劳动力的能动性研究。
减少交通出行碳排放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重大议题之一,同时也是城市和交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论文首先基于文献计量方法对近20年来的全球交通出行碳排放研究现状与趋势进行梳理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国家、城市和社区3个尺度对国家交通能源消耗及其碳排放的驱动力因素、城市形态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以及社区建成环境对居民出行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与归纳凝练。研究发现：① 国家尺度的研究早期大多基于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分解法探究交通能源消耗的主要驱动力;近年来,研究进一步根据能源消耗数据“自上而下”地测算交通碳排放,并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探究社会经济、城市形态和交通发展因素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② 城市尺度的研究早期围绕紧凑城市是否一种低碳的城市形态而进行讨论,主要使用截面数据和相关分析方法;近年来,进一步拓展使用情景预测、GIS空间分析、空间回归、空间模拟等方法探究城市交通碳排放的空间差异及其与城市形态、城市中心分布形式之间的关系。③ 在社区尺度,研究多以截面、非集计的问卷调查数据为主,采用定量的数学模型探究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和人口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与就业地、城市中心的距离,路网与交叉口密度、公共交通供给水平等建成环境要素对居民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未来中国城市交通出行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