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时空压缩”特征降低了要素流动的空间成本,而为组织和协调跨国经济活动而出现的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导致象征权利范畴的领土边界对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影响力不断削弱,进而引发了极端全球主义式的“地理终结”论调。人文地理学者结合全球化的特征,通过改变尺度结构,明确了全球尺度涉及的主体与内容,凸显出地域单元的意义,避免了全球尺度的抽象理解,从而反驳了地理终结论,形成了两个关键认识：①尺度建构不一定建立在相对性的基础上并构成垂直体系,基于关系建构的全球尺度更契合不同主体和空间联系日趋紧密的特征;②全球化与地方化过程是并存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尺度的垂直叠加,而是全球与地方之间的复杂联系。这两个关键认识为人文地理学参与全球化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视角：一方面,学者们运用立体网络思维,以关键主体与空间为节点、以关系为纽带,实现“超越边界”式的分析;另一方面,全球化与地方化并存的理念也促使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从单纯强调区域差异转向探讨区域内外相互作用,为城市与区域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促使劳动力的空间流动更为频繁,并呈现外出与回流并存的格局。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国的劳动力回流现象不断增多,流动“双向化”趋势日趋明显。本文从劳动力回流理论、回流动因、回流者的就业行为与影响机制入手,对国内外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发现在回流理论中,主张成功/失败的经济理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一分析范式开始受到社会学理论的挑战。回流决策不仅受外出者自身经济因素所驱使,而是在社会联系、地方经济政策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产生的。回流劳动力并不是简单的经济上的“失败者”,他们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表现出更强的就业能力,通过自主创业等活动,促进了家庭收入的增加和家乡经济多元化。但由于制度环境及经济发展特点的差异,中国国内劳动力回流的动因与就业行为具有自身特点。最后,从回流理论、回流的空间效应及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等方面对中国未来的回流研究进行了展望。
在经济比较发达以及后现代社会带来个人主体性增强的背景下,以寻找更好的生活方式的迁移——“生活方式型移民”成为一种重要的人口流动类型,并受到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在中国,生活方式型移民开始萌芽,然而研究较少,目前主要集中在对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研究;西方的研究则涉及退休移民、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等多种类型,但尚未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对于生活方式型移民概念界定及其类型划分较为杂乱。为此,本文从现有文献出发,试图对这类移民的研究内容进行介绍、探讨、厘清和评析,首先确定“生活方式型移民”的概念框架,根据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结合状态将生活方式型移民划分为三种类型,并从社会交往、生活状态、旅游行为和自我认知等方面综述其迁移后的行为表现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希望借此促进中国学者对生活方式型移民的关注。
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合理布局建设空间的依据,包括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和建设用地适宜性两个方面。本文首先探讨二者的概念与内涵,然后从评价目标与视角、评价尺度与单元等多个角度梳理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案例研究现状;进而总结归纳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分析发现：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指标体系早期以工程地质条件为主,但目前涉及要素日益多元化,涵盖地质地貌、生态、经济、社会各方面;并已形成多要素叠置综合评价、空间作用及其趋势模拟、基于生态位的适宜性评价及参与式综合评价四种适宜性评价方法。今后应借鉴地理学、社会学、空间经济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理论,构建完善的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研究体系,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推动指标体系规范与统一,完善评估框架与技术方法,研发开放式评价系统;构建可与空间管制政策对接的适宜性分类体系,扩展适宜性评价的案例研究和应用范围;同时应促进宏观空间开发适宜性和微观建设适宜性的统一和整合,响应“多规融合”的实践需求。
伴随临空经济的高速发展,空港经济区逐渐成为带动城市实现跨越增长的生力军。鉴于当前中国空港经济区发展不成熟、理论研究散乱、规划实践不成体系、不同类型的规划相互分割与各自为政等现实状况,本文通过系统文献梳理与项目实践研究,对空港经济区内涵与特征进行深入辨析,提出广义空港经济区的概念。并基于现状纷繁、多类别的空港经济区规划,系统梳理与介绍“城市总体规划—空港经济区总体规划—空港经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空港经济区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多层次法定空间规划体系。进而结合当前规划实践,总结分析各层次法定规划的主要内容与要点。最后,提出明晰空港经济区功能定位、预留产业空间、配套跟进服务设施、建立高级别管理机构及实现职住平衡五方面发展建议。
智慧低碳城镇是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热点和前沿。本文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和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回顾,梳理总结了智慧低碳城镇的研究概况、含义、测度方法和指标体系、应用实践、基本模式和主要政策。结果表明：智慧低碳城镇研究尚处于初期起步阶段,虽然众多应用实践已进入规划、试点和示范阶段,政策支持也不断充足完善,但迄今尚无确切统一的定义,缺乏通用性和权威性的指标体系,发展机制和模式研究较少。因此,未来应在明晰基本含义的基础上,构建适用的测度评价体系,并注重相应的动力机制、模式路径和模拟优化调控研究,为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河流沉积物对流域环境变化具有敏感响应,其粒度参数能反映水动力环境。本文以澜沧江为研究案例,探究河流沉积物粒度对流域环境变化的响应。从澜沧江干流19个主要控制断面采集河床沉积物样品,用筛分法和吸管法对沉积物样品粒度参数进行测定,并分析了粒度参数的时空变化规律及其对流域水能开发为主的人为环境变化的响应。研究结论认为：①在空间尺度上,上游高原区,河谷宽坦,下蚀微弱,水流平缓,沉积物粒度较小,分选较好,呈负偏或近对称小峰度分布;中游高山峡谷河段,水流湍急,沉积物粒径变粗,分选相对上游较差,但整体分选良好,粒度出现较多正偏尖峰分布;下游中低山宽谷区受到梯级大坝的影响,河床沉积物中值粒径和平均粒径明显增大,且平均粒径增大更明显,分选变差,偏态趋向正偏,峰态尖锐化。②不同时间的样品粒度变化,反映梯级大坝致使坝下游沉积物中值粒径和平均粒径明显增大,且中值粒径增大更明显,分选变差,偏态趋向正偏,峰态尖锐化。研究结果既符合河流上下游沉积物粒度分布规律,也反映了河流环境变化对沉积物粒度组成的影响。
以渭河流域为例,从流域水文循环的角度出发,在SWAT(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分布式水文模型和Palmer干旱指数(Palmer Drought Severity Index)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干旱分析模型SWAT-PDSI,对渭河流域干旱的时空演变规律和发生频率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经率定和验证的SWAT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渭河流域的水文变化过程;②利用SWAT-PDSI对典型干旱事件(1995年干旱)的评估结果显示,该模型能较好地反映渭河流域干旱的时空差异和变化规律;③渭河流域、渭河干流和泾河流域均表现为变干的趋势,而北洛河流域表现为变湿的趋势,但均未通过95%的置信水平检验;④渭河流域多数子流域的SWAT-PDSI多年平均值处于-1~1,说明该流域多数地区处于正常状态;⑤渭河流域北部的北洛河流域和泾河流域的上游地区易发生干旱,发生中等以上、严重以上和极端干旱事件的频率最高。
民族文化补偿是以保护民族文化、促进民族文化有效传承与创新为目的,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调节民族文化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而居民认知则是民族文化补偿机制构建的重要依据和实施的关键因素。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依据与村寨民族文化的关系将受访居民分为局内人与局外人,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获取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民族文化补偿认知信息,进而探究居民民族文化补偿认知在不同区域间的分异特征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在民族旅游村寨中,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的空间分异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完全遵从“核心—边缘”规律;村寨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的空间分异是文化距离、利益关系、旅游干扰强度和传统价值观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结论对民族旅游村寨的民族文化传承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探讨土地市场化改革对工业用地规模变化的影响,对于推进中国的土地市场发展和优化工业用地配置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探讨土地市场化改革对工业用地规模变化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利用2000-2012年中国内地46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土地市场化改革对工业用地规模变化的具体影响。结果显示,随着工业用地出让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开、透明的市场机制对工业用地规模起到了遏制作用,政府在财政收入刺激下加大土地投放对工业用地规模的扩大也有一定作用,工业用地规模变化主要受市场机制和政府管理的双向驱动。进一步的,在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地价对工业用地规模扩张的约束比较明显;而在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土地价格相对较低的城市,政府在财政收入考量下的土地投放对工业用地规模扩张起到了主要作用。最后从完善土地市场机制的角度提出了有助于工业用地优化配置的相关政策建议。
近年来,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家庭照料资源的减少,机构养老服务在北京市得到快速发展。本文采用文献分析和空间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北京市机构养老服务发展的历程,探析了养老机构布局的时空演变过程及其政策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北京市养老机构的发展分为萌芽期(1953-1959年)、停滞期(1960-1977年)、增长期(1978-1995年)和繁荣期(1996-2012年) 4个阶段,各阶段具有不同的空间分布特征;②在区县尺度,机构养老服务的发展阶段和布局现状存在空间差异。延庆县、怀柔区、顺义区、密云县、平谷区、门头沟区养老机构的发展主要处于增长期,呈现出增长期的布局特征;而昌平区、房山区、大兴区和通州区养老机构的增长主要处于繁荣期,并呈现出这一时期的布局特征;③老年政策不仅影响了养老机构的总体规模,并且对各类所有制养老机构的发展历程与空间布局产生了不同影响。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发布,标志着新型城镇化正式列入国家发展战略,如何在地方尺度上予以落实需要进一步的实践探索。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开发区作为特殊的政策空间,政策优势日渐消失,综合竞争力和活力下降。基于开发区既有的研究成果,以园区管理模式、产业创新及发展、对周边地区的带动、园区城镇化发展等为分析框架,本文以广州市民营科技园为典型案例,利用问卷调研、深入访谈等方法,通过对园区管委会、企业管理层、周边村民等利益群体的需求进行调查,深入了解当前园区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其发展诉求。认为扩园后的民营科技园不仅需要落实国家关于新型城镇化规划的要求,逐步由单一的工业区转变成为宜居宜业的综合型园区,从低度城镇化走向新型城镇化的转型升级等等,还需实现开发区的转型升级,从“制造”到“创造”,真正实现开发区可持续发展,对当前处于转型期的国内开发区发展具有导向与参考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