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龄化快速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和城乡空间重构的特殊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复杂,地理学与老年学等学科交叉的需求日益凸显。亟需从学科构建的角度出发,思考老龄化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填补老龄化研究的空白,丰富与拓展地理学研究领域。本文在回顾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出国内老龄化地理学研究的5个主题,即：①人口老龄化的时空特征和驱动因素;②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效应;③老年人健康与环境的关系;④老年人的空间行为;⑤养老服务的空间组织与规划,并对相关研究进展进行评述。通过国内外的比较研究,对老龄化地理学的学科定位、研究体系和理论方法建构进行了分析和展望,以期为从地理学视角解读中国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提供一个研究框架。
在有关养老的老年学和地理学研究中,“就地养老”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概念,并一直被认为是解决老龄人口养老需求的有效政策手段。迄今为止,关于就地养老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很多能够让老年人健康就地(或在家)养老的物质方面的因素,比如住房条件或家庭照护。有些老年学研究者们认识到,就地养老受到居住环境中实体环境和社会、情感因素的共同影响。但我们认为,在养老体验研究中,要更加深入地审视“人”和“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我们主张就地养老成功的因素是地方具有维持良好关系的潜力。提到“地方(place)”一词的时候,人们过分局限于关注老年人身体上接近的地理空间,或是具有实体边界的地方,例如房子或社区。而我们通过回顾现有文献发现,对许多选择就地养老的人来说,更具有意义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不同空间尺度上所建立起来的多元的、网络化的社会和非社会关系。基于这个新的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老年人与地方的多层次的联系,以及从不同尺度和不同类型的人与地方的关系来考察就地养老的意义。
本文主要介绍了非表征理论及其在老龄化地理学研究中的运用。该理论的引入将使老龄化地理学成为一个重新焕发活力的研究领域。该领域涉及老年人生活中广泛而多样的空间移动与体验,涵盖移动的参与者、时效性和感知等维度,从而更好地表达和反映空间移动的本质特征。
大部分美国老年人倾向于就地养老,即尽可能呆在现有住所内养老,而不是迁移他处。本文解释了他们怠于搬迁的心理原因,指出这种行为惯性会导致很多老年人居住在与他们变化了的身体和心理状况不相适应的住宅和社区里,长期得不到应有的照护。为说明老年人安土重迁的原因,有必要从老年人主观方面分析就地养老有哪些吸引力,搬迁到其他地方养老存在什么阻力。本文运用居住常态理论(residential normalcy theory)刻画了老年人对居住的情感体验,居住或保健设施与其需求和愿望的匹配度;以及得不到满足时如何应对环境条件的不足的。
发达国家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正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照护身体衰弱的老年群体,以应对人均寿命延长给社会经济与福利带来的影响。当然寿命延长本身是人类取得的一个巨大成功。然而,预期寿命的增加也引发了老年人口尤其是高龄老人数量的增长,这些高龄老人面临疾病高发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fe, IADLs)下降的情况,而这种能力对保持他们晚年生活的独立和尊严非常重要。与此同时,政策和实践的重心已经从机构养老转为“就地养老”,即支持老年人尽可能长时间地住在自己家里。从概念上讲,这意味着之前由机构提供的服务和照护(care)将改为由家庭来提供,这样脆弱的老年人也可以得到来自家人、朋友和邻居的非正式照护。一方面,这意味着许多老年人能够享受到由家庭照护所带来的亲密感、安全感和情感支持;另一方面,家庭结构的变化,社区的衰落,以及经济紧缩时期保障和福利的大幅削减,造成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要面对孤独、孤立及风险。于是,老年人的照护者、照护地点和照护方式,及老年人对这些因素的差异化体验,将成为对健康和老龄化研究感兴趣的地理学家越来越关心的问题。本文回顾了地理老年学对非正式照护和家庭研究的最新进展,指出该领域的工作对老年人口照护的多学科探讨具有重要贡献。
在20世纪婴儿潮、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死亡率下降的影响下,中国过去几十年中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不断加快。中国政府已经将“居家养老”和“养老服务社会化”确定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方针。要想实现引导老年人居家养老的目标,必须充分把握老年人现有生活的实体环境和社会环境。本文的目标是剖析老年人对实体与社会环境的认知,并阐明其与居家养老体验的关联性,并进而研究其对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意愿的影响程度。研究北京对社会养老服务的政策具有典型意义,因此本文选择北京市作为案例研究区。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对实体和社会环境的负面评价与其对居家养老体验的负面认知是有关联的,对拥有机构养老意愿的老年人可以通过人口学与健康属性得以细分。此外,子女的看望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满意度及其机构养老意向具有重要的影响。
养老设施规划配置的关键应着眼于老年群体对养老服务的差异化需求及其动态变化特征。本文提出了基于多主体模拟的理论框架,并通过对前期研究的梳理,归纳出养老机构配置问题中需要考虑的老年人、养老机构等主体的时间变异和空间差异特征、其行为规则以及他们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在此基础上,以北京市为例构建了多主体微观模拟模型,对2010-2030年间养老机构需求与供给态势进行了预测,并讨论了养老设施布局的评估指标,通过设施利用率、百人床位数和空间匹配度等指标,对北京市养老服务设施的规划政策进行了评估。研究表明,多智能体模拟技术对把握人口动向及养老服务需求的不确定性和动态变化特征而言是一个十分有效的研究工具,能够很好地体现各种要素的空间属性。对于北京市的“9064”养老服务规划和养老设施专项规划的分析表明,如果仅仅对养老模式的分担比例和百人床位数进行控制,而忽视对空间布局的管控,养老机构床位空置率有可能出现继续上升的趋势,为此,必须制定城市中心区养老机构的比例,同时对养老机构的定价、选址和服务质量采取必要的管控措施。
老年人在人口比例和绝对数量上的快速增长将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系列影响,其中交通出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本文基于2012年南京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发现相对于年轻人,老年人的日出行次数增加,但日出行时间和日出行距离都减少,说明老年人单次出行距离较短,且主要围绕“家”形成圆形的活动空间;从出行方式构成来看,老年人以步行和公交车为主,出行目的以娱乐、休闲和购物为主。运用次序Logit及线性回归模型,在确定老年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社会经济属性之后,发现城市建成环境对老年人的出行有显著影响。其中,城市人口密度会显著增加老年人的日出行次数,但其日出行距离反而有所减少;居住在原单位小区的老人日出行次数比居住于商品房的老人多,且出行距离也较短;说明混合用地以及紧凑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促进老年人的出行。距离交通基础设施越近,老年人的出行越活跃。大型购物中心对老年人的购物出行没有显著影响,老年人更倾向于在街头小店购买物品。而小区周边体育馆、博物馆等设施对老年人的吸引力则不如棋牌室和公园广场。研究结果对老年人健康生活和科学合理布局城市设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北京市正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机构养老作为一种重要的养老模式,对其布局公平性和合理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预测了自然增长状态下2020年北京市老龄人口的空间分布,然后建立设施布局优化模型,该模型以各需求点到养老设施的可达性差异最小化为目标;并采用粒子群优化算法求解,对北京市养老设施进行以公平最大化为目标的布局优化。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平最大化的目标下,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即中心城区)所提供的机构养老资源不能完全满足本地需求。城市发展新区在满足当地的机构养老需求之外,还将为中心城区提供大量机构养老服务,生态涵养发展区在满足本地需求的基础上还可为其他地区提供少量机构养老服务。该布局导向与《北京市养老设施专项规划》提出的布局建议相一致,且符合中心城区用地紧张、郊区自然环境较舒适的现实情况。研究结果能为养老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建议,所采用的方法也能为其他类型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优化提供借鉴。
就地养老日益受到中国城市老年人的欢迎,其中个体移动性对老年人日常生活尤具重要意义。本文从微观个体的视角出发,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选取一对空巢的高龄老年夫妇作为典型案例,对其退休以来的移动性变化与日常生活历程进行叙事分析;以期揭示移动性对老年个体生活的重要意义、移动性的变化特征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联,从而为中国城市老年服务与宜老环境建设提供科学支持。结果表明,老年个体移动性具有日常活动空间向外拓展、逐渐向社区及周边收缩、局限于家及住所附近3个阶段;随年龄增长而不断下降的身体机能与健康状况,和家庭因素共同促使老年人移动性与日常生活发生阶段性演变;个人、家庭、所在社区的资源分别构成了各阶段的核心影响因素。个体的移动性空间应成为中国城市宜老社区与环境建设以及老年规划与服务的关键命题。
本文以北京60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为研究对象,使用第六次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通过统计和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北京城市老年人的居住环境及生活满意度。研究表明：①北京城市老龄化空间从市中心向外围,呈现出由高向低的波状结构,峰值出现在三环及其周边地区;在北京内城及西北和西南近郊区人口老龄化趋势较为明显;②北京老年样本人群的居住方式以2口之家为主,其次为4口和5口之家,且后者年龄层低于前者,独居和空巢老人样本年龄多集中在70岁以上;现有住户主要通过购买单位房和租用公共房来解决居住问题;③北京城市老年群体对其目前生活状态的满意程度总体呈中上水平,从收入、健康、生活状态和开心度4个方面来看,样本人群的开心度要略高于其他三项,对收入的满意度相对要低;④利用二分Logistic模型,从居住方式、邻里关系、周边配套服务设施、社区环境状况4个维度进行分析,发现大型购物设施、社区文体活动、邻里关系、社区认同感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度大,而空巢、医疗设施和物业管理水平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