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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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概念、方法与进展

傅伯杰, 张立伟

2014, 33(4): 441-446.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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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作为生态学与地理学的研究前沿和热点，受到众多学者与研究组织的关注。土地利用变化通过对生态系统格局与过程的影响，改变着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能力。本文对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相关研究背景和概念进行了介绍，总结了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的特点，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展望了未来的研究趋势。加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下生态系统过程与服务的相互关系、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的区域集成与优化是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前沿科学问题，这些科学问题的解决将为生态系统管理提供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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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交通地理

市场分割与中国城市出口差异

贺灿飞, 马妍

2014, 33(4): 447-456.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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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城市出口活动强度呈现由东向西逐渐递减的趋势，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群表现最为优异。经济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采取的市场分割政策对中国城市出口差异有显著影响。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在企业微观层面使用Heckman选择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① 短期内，国内市场分割程度加剧导致企业因国内市场受限而替代性地进入国际市场以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从而通过增加出口企业数量提升城市出口表现；长期来看，市场分割限制了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和专业化分工能力，降低了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从而损害城市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机制还受到企业所有制及地理区位的影响。② 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行为的扭曲程度依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顺序递增。③ 在中国中部地区，改善省际交通条件有助于缓解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行为的扭曲作用，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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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交通地理

中国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增长的空间格局及关系类型

罗奎, 方创琳, 马海涛

2014, 33(4): 457-466.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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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与就业是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充分认识城市化与就业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对于指导中国城市化与就业健康有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在梳理中国城市人口与就业统计口径变更的基础上，选用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及相关统计年鉴数据，利用莫兰指数和地理加权回归探讨中国地级行政单元尺度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增长的空间特征及相互关系。研究表明：① 2000-2010 年间中国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绝对增长均表现为大城市主导，相对增长则表现出向中心城市周边扩散的趋势；② 莫兰指数揭示出中国2000-2010 年间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增长空间分布呈现出极化趋势，且两者空间分布格局类似；③ 通过对地理加权模型回归系数划分得到各区域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增长的关系类型，全国大部分地区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呈现出协调发展的趋势，城市化滞后区域主要有青海、甘肃中东部及四川盆地中部，重庆、新疆以及部分省会城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城市化超前。据此提出，各地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订差异化的城市化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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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交通地理

广州城市通达性综合评价及空间差异

陈少沛, 丘健妮

2014, 33(4): 467-478.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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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在2000 年提出“东进、西联、南拓、北优”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2010 年初步形成“两心四城”城市空间格局，随后在发展战略中加入“中调”，以进一步优化城市发展布局，谋求在2020 年形成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型的城市空间架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调整有赖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撑，同时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与密度也是进行城市通达性差异研究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广州的城市交通通达性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城市空间结构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借助地理信息系统，运用网格分区法对广州市交通基础设施进行区域划分和密度计算；进一步结合快速轨道交通（地铁）网络的时间通达性度量，对广州市的城区通达性进行综合评价，并分析其空间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市城区的通达性呈现同心环状的空间分布格局，区域差异性较大，城市空间布局有待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在此基础上，基于地铁网络时间通达性和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密度值进行区位等级划分，探讨区位因素与交通通达性的相互关系；并结合城市公共、商业服务设施和住宅区的空间特征差异，进一步甄别广州城市通达性空间格局特征和区域差异，从而为城市建设和空间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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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交通地理

基于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的沈阳市绿地可达性评价

魏冶, 修春亮, 高瑞, 王绮

2014, 33(4): 479-487.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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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进行沈阳市绿地可达性分析。在揭示研究区内绿地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同时，探索这一新方法的实际应用价值。结果显示：① 沈阳市绿地可达性整体上具有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4 个高值区与3 个低值区可清晰识别；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核心城区的近外围，低值区域主要分布于核心城区与城市的西部及南部远郊。② 沈阳市绿地可达性空间格局十分不平衡，具有较强的空间极化特征，70%以上的街道绿地可达性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只有少数街道呈现较高的可达性，人口与绿地的空间不匹配是造成不平衡的主要因素。③ 根据可达性评价结果，提出了实施空间优化策略，促进绿地服务均等化的相关建议。该方法能够较好地揭示城市绿地系统与人口相互作用的规律，未来还应进一步与客观实际结合，使之更加具体化和实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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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交通地理

北京市景观可达性与住宅价格空间关联

吴文佳, 张晓平, 李媛芳

2014, 33(4): 488-498.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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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居民对住宅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城市景观对城市住宅价格分异影响日趋显著。分析景观对住宅价格分异格局的影响，可为城市住宅空间结构的规划提供依据，为规划与管理部门提供决策参考。以北京城区二手房小区为样本，基于ArcGIS空间分析方法和特征价格模型，探讨景观因素对北京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以主流房地产交易网站二手商品房报价资料为基础数据，共采集到2012 年1 月北京市城六区有效住宅小区样本3174 个，对住宅样点进行空间化处理，并建立住宅空间信息数据库。运用密度分析、空间插值等方法，分析北京市住宅空间分布特征与价格空间分异格局。核密度分布图显示：北京市住宅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向心化与离心化并存现象，总体上以天安门为中心向周边呈衰减趋势，在地铁转换站点形成了多个集聚次中心。在此基础上，从住宅属性、交通因素、区位特征等方面选择主要解释变量，构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住宅价格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重点探讨景观可达性（如绿地、水景、山景等）与住宅价格的关联。结果表明：次中心与住宅价格关联最为显著，绿地、水景、山景与住宅价格存在一定程度关联。其中，山景和高绿化率对住宅价格增效明显；由于水质较差，北京城六区内河流与住宅价格存在负相关；污水处理以及丧葬场所等污染源与住宅价格也存在显著负相关。远离污染源、靠近宜人景观、低容积率、高绿化率是居民选择住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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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交通地理

北京轨道交通换乘站点对办公空间集聚的影响

甄茂成, 张景秋, 朱海勇

2014, 33(4): 499-507.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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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不断推进，其对城市空间布局与重构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剖析交通与城市经济活动及其功能区集聚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北京城市商务办公空间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2008 年前后商务办公空间格局和集聚程度随轨道交通变化情况，并进一步探讨不同发展阶段轨道交通换乘站点对商务办公空间集聚程度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办公集聚区等级随着轨道交通换乘站点等级的提升而提升。轨道交通换乘站点对办公区位选择有正向的引导作用，使得办公集聚区的规模和等级有不同程度的提升，集聚效应更为显著。② 北京轨道交通换乘站点周边所形成的办公集聚区在数量和规模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500 m、800 m以及1500 m半径范围内，随着换乘站点辐射范围的扩大，其涵盖的高等级办公集聚区的数量也呈现增多现象。③ 轨道交通换乘站点的功能属性对办公集聚区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空间引导作用。④ 历史惯性、距离衰减、外部效应和主导功能差异是影响轨道交通换乘站点周边、不同半径范围内办公集聚区数量和等级的主要作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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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交通地理

2001-2010年黑龙江省城市创新能力格局与发展过程

谭俊涛, 张平宇, 李静

2014, 33(4): 508-516.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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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创新已经成为国家、区域和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是各国发展的首要战略选择。通过构建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分析2001-2010 年间黑龙江省12 个地级市城市创新能力的分布格局和发展过程，结果显示：黑龙江省城市之间创新能力绝对差异十分明显，其中哈尔滨市创新能力远高于其他城市，大庆、齐齐哈尔和牡丹江市次之，其他城市创新能力普遍较低；黑龙江省的创新高值区域分布在哈大齐工业走廊；2001-2010 年间黑龙江省城市创新能力格局较稳定，但其区域差异和极化程度呈增大趋势。最后，分析了提高城市创新能力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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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龙冬平, 李同昇, 苗园园, 刘超, 李晓越, 孟欢欢

2014, 33(4): 517-530.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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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交叉学科视角，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统计数据，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的时间维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自1978 以来，全国与“四大板块”先后经历了倒“U”型增长→波动增长→平稳增长3 个阶段的演替；②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的空间维度具有明显的分异演化特征；③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增长的热点区域存在显著的空间极化现象，即增长热点先后历经了“两核集聚”→“一核极化”→“中心辐射递减”的时空演变；④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的时空差异主要受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受教育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等5 个因子影响，并且各因子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大小存在显著差异；⑤ 面对转型期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新形势与新挑战，地理学界在理论成果及应对措施方面应该作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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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

基于转型与协调视角的乡村发展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李婷婷, 龙花楼

2014, 33(4): 531-541.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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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各发展要素转型之间往往存在不协调现象，超前转型或滞后转型现象时有发生，阻碍了乡村乃至整个城乡地域系统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基于此，分析研究区域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的协调性对制定乡村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综合集成传统地理学调查分析、数量模型模拟及“3S”决策支持等技术方法，构建乡村协调转型度模型，基于“人口—土地—产业”乡村发展三要素，搭建“乡村转型度—综合协调度—协调转型度”三维平台，从“转型”与“协调”视角分析了1990-2009 年间山东省乡村发展过程中乡村整体转型速度与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协调性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① 乡村转型度空间结构逐渐由局部集聚向全局分散转变；综合协调度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协调转型度在“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时期与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不同的耦合特点；② 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与协调转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2 和0.61，表明山东省乡村系统与城市系统之间“人口—土地—产业”要素的全面流动促使了其乡村系统的协调转型；③“转型”与“协调”分别代表了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的“量”与“质”，乡村转型发展应秉着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原则，持续稳定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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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

基于Logistic-ISM模型的农户采用新技术影响因素——以甘肃省定西市马铃薯种植技术为例

李楠楠, 李同昇, 于正松, 芮旸, 苗园园, 李永胜

2014, 33(4): 542-551.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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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Logistic 回归模型和ISM 解释结构模型，基于575 份调查问卷数据，分析定西市马铃薯技术扩散过程中，影响农户采用行为的显著因素，探讨各个因素之间的层次关系。结果表明：① 农户采用马铃薯种植新技术主要受到农户自身变量、行为认知变量、生产经营变量、资源禀赋变量和环境特征变量五大类特征变量的影响；②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农户的文化程度、家庭结构、专业化程度、组织程度、对科技园区的认知、对新技术的认知、农业收入、气候生产力、地形、公路级别和区位为农户采用马铃薯新技术时的显著影响因素；③ ISM解释结构模型表明，定西市农户采用马铃薯种植新技术过程中，受到众多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中专业化程度、农业收入、公路级别、气候生产力、地形和区位为表层因素，农户对科技园区的认知、对新技术的认知为中层间接因素，农户的文化程度、组织程度和家庭结构为深层根源因素。基于以上结论，笔者认为应加大订单农业的发展力度，重构扩散模式，采用“企业牵头、政府扶持、农户参与”的环形扩散模式，可以有效提高农户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对提高农业技术扩散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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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

重庆市武隆县农地流转下农业劳动力对耕地撂荒的不同尺度影响

张英, 李秀彬, 宋伟, 史铁丑

2014, 33(4): 552-560.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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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地流转市场日趋完善的背景下，农户间的耕地流转无疑会缓解因部分农户劳动力不足造成的耕地撂荒现象，但仅从农户尺度上分析难以揭示农业劳动力数量与耕地撂荒间的关系。运用重庆市武隆县17 个乡镇40个自然村的308 份农户调查数据，通过二分类Logistic 回归模型、简单相关和偏相关分析，从农户和村庄两个层次上探讨农业劳动力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程度及农地流转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农户尺度上亩均农业劳动力对耕地是否撂荒的影响不显著，而在村庄尺度上显著。② 亩均务农劳动力与耕地撂荒规模的偏相关回归分析中，控制耕地流转和不控制流转条件下，农户尺度上两者的偏相关系数和简单相关系数分别为-0.138 和-0.027，前者在1%水平上显著，而后者不显著；村庄尺度上，控制流转和不控制流转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73 和-0.294，均在5%水平上显著。③ 在农地流转市场较为完善的地区，选择在村庄尺度上进行农业劳动力对耕地撂荒影响分析研究是比较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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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地理

中国犯罪地理研究述评

姜超, 唐焕丽, 柳林

2014, 33(4): 561-573.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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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犯罪问题严峻，以空间为视角的犯罪地理研究因其独特的综合性在犯罪防控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以中国知网、维普和万方三大数据库中获得的期刊文献为基础，对中国犯罪地理的研究状况进行综合评述。在对国内五大研究主题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围绕“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两方面，分析了中国犯罪地理学的发展动态。总体来看，在过去的25 年中，中国犯罪地理研究逐渐起步，发展趋势良好，已经吸引了来自地理学、法学与警务管理、城市规划、应用数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关注。尽管研究焦点各有侧重，但始终注重对国外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引入，并提出了基于综合分析、情境预防、CPTED、PGIS的诸多防控对策。在犯罪时空分布特征、犯罪发生诱因等方面，研究范围宽广，但研究深度有待加强。未来中国犯罪地理学发展任重而道远。学界应充分重视城市犯罪与农村犯罪、犯罪与微观环境的互动关系、犯罪主体的行为空间等研究，并积极探索虚拟犯罪模拟新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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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地理

新创民俗节庆与地方认同建构——以广府庙会为例

刘博, 朱竑

2014, 33(4): 574-583.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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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府庙会”是广府文化记忆与北方“庙会”文化符号杂糅的产物，一经举办即备受争议。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深入剖析在广府庙会中不同社会群体（包括政府、媒体、专家、普通民众等）如何利用其拥有的文化表征权力，基于其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以话语与实践来表达自己对地方以及广府文化的理解，从而最大程度将自身地方认同在新创节庆中得以表征的协商过程。研究认为，城市内部存在多元文化认同，文化不断被争议与协商，本质上是“政治的”；新创民俗节庆成为地方认同建构的场域，地方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成功地获取更大的文化表征权力。首届广府庙会由政府主导，媒体为多个群体话语提供沟通渠道，广州世居居民，特别是反对派的话语受到格外重视，代表广府地方文化认同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采取积极倾听的态度，从而第二届广府庙会开始充满“广府味”，广州世居居民的地方认同得以表征。而新来者由于缺少文化表征权力，其话语未受重视，甚至部分新来者有被边缘化的感觉，不利于增强其地方认同。研究理论上有助于对新创节庆地方认同建构的理解，实践上则对利用节庆增进城市不同群体的文化融合与地方认同有积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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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地理

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结构关系——以世界自然遗产三清山为例

李宜聪, 张捷, 刘泽华, 吴佳临, 熊杰

2014, 33(4): 584-592.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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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是旅游利益相关者的重要一方，居民的地方感、对获取利益和付出成本的感知将影响居民的满意度，进而影响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以三清山景区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借鉴已有文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① 通过因子分析可将旅游影响感知分为成本感知、情感性获益感知和物质性获益感知，情感性获益感知对居民地方感、满意度中介影响最为显著；② 地方感与旅游影响感知存在相互影响，成本感知与地方感相互作用不显著，获益感知与地方感显著正向相关，其中情感性获益感知相对物质性获益感知与地方感相互作用更明显；③ 居民情感性获益感知与物质性获益感知相互作用显著；④ 原住民相对于非原住民地方感更强，情感性获益感知更高，对旅游成本感知更敏感，对物质性获益感知部分低于非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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