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中，低碳城市逐渐成为低碳经济与低碳社会的空间聚焦点。文章从城市碳排放驱动因素、低碳城市循环与代谢、低碳城市空间规划、低碳城市环境管治等四方面系统归纳了国外低碳城市研究的内容和模型方法，并对LMDI方法、Hybrid-EIO-LCA 方法、CGE模型作了具体评述。可以认为，低碳城市研究在理论上，由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转向低碳经济和社会论，由城市生态系统、共生城市、精明增长和公交导向细化为低碳社区的构建；在方法上，由单一计算转变到综合评估，由衍生方法借用转到低碳城市模型方法的提出；数据使用由估测数据转向明确的环境账户；空间尺度由城市个体向家庭、社区、园区、城市群等不同层面扩展；研究地域则从少数发达国家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基于低碳城市研究体系的不完备性和多学科交叉性、数据的不确定性、时空尺度的多样性等特点，当前研究应从城市共生和谐论出发，以微观尺度的调查数据为基础，综合利用现代空间信息技术，建立城市碳排放账户，对城市碳能源—经济—社会—环境(CEESE)系统的功能与机理、过程与控制以及关联与效应进行探索，创建低碳城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体系。
本文综述商业空间中消费者行为者研究中应用的主要模型方法。从模型发展历史将其分为集合模型和个体模型阶段；从空间尺度视角分别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总结模型的应用。集合模型首先介绍以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为基础的重力模型，其中包括基本的模型形式、制约的模型形式，以及竞争目的地模型。集合模型的第二部分介绍描述消费行为动态的马尔科夫链模型，着重于从恒定转移概率到变化转移概率的发展和应用。个体模型首先介绍以随机效用理论为基础的离散选择模型，将被广泛应用的多项分对数模型和嵌套分对数模型作为重点。最后介绍作为模拟手段的多代理人技术。综述包括模型的基本原理、相关文献，以及各自特点。总体上认为，模型的选用需要与研究的特性相符合。集合模型的优点是能够把握整体的趋势，缺点是不能满足对异质性高的行为作深入探索；个体模型的优势在于对行为多样性的灵活把握能力，但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逼真地模拟集合现象仍需要深入研究个体间的互动规律。
国外非正规部门的研究始于20 世纪70 年代，最初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存在非正规部门，但存在方式和形成机制有别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对国外非正规部门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和分析，表明国外非正规部门的研究已形成一定的研究体系和理论成果，研究内容主要涉及非正规部门的边缘性和异质性等特征，非正规部门的空间集聚与分异，非正规部门存在与发展的理论，包括贫困就业论、二元经济论、规制论和嵌入论等，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的联系，非正规部门的经济、社会影响以及非正规部门的正规化与政策等方面。但在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的人的空间特征、从综合视角分析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过程、非正规部门对地域空间的影响以及对比研究和定量研究方面还较为欠缺。
港口作为水运的中心环节和水陆交通节点，本身空间意义突出。因此，港口与城市的空间联系涵盖了港口城市的诸多方面。将港口与其所依托城市的空间关系作为主题，通过对比国内外研究异同和地理学、城市科学等不同学科研究特色，把握港城空间关系演变的过程—格局—机理。分别从港—城空间模型、港口与城市空间成长规律及其机理、港口演化与城市兴衰的历史地理解析、港与城的空间融合及空间规划、港口发展新因素对城市的空间影响等方面解析国内外港口与城市空间联系研究的发展脉络和主要论点，总结现有研究的基本范畴和理论范式，最后在分析现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展望相应研究趋向，为今后的港口与城市空间联系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架构。
公共设施科学配置、合理布局、实现效率与公平最大化是保障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公共设施区位理论深受地理学、城市规划、经济学等各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已有综述类研究缺乏对公共设施区位相关理论体系的全面探讨，同时对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相关研究进展关注较少。本文一方面通过将公共设施区位理论与传统区位论在区位选择目标、决策主体、理论基础、研究内容等方面进行对比，对公共设施区位相关理论予以归纳；另一方面首先基于Deverteuil 的综述研究简要阐述创始阶段、数量、后数量时代西方公共设施区位理论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依据及局限性，尔后从多设施、多目标复杂区位模型、空间可达性度量、规划决策支持系统等角度重点评述90 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最新研究进展，同时对国内公共设施区位相关研究进展予以简要介绍；最后在厘清公共设施区位理论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本文从统筹城乡公共设施配置、多种设施协同布局、区位决策因子多元化等方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效率研究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效率国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总结了该领域研究在理论、方法和实践等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指出了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和空白领域，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研究认为，目前资源环境效率问题已经引起足够关注。对资源环境的内涵、指标体系、计算方法、应用实践层面进行了系统分析；已经从产业结构变动、产业布局、产业集群等多角度对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及作用机理进行探讨，初步探讨了资源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尚未从资源环境效率的角度揭示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及作用规律；研究方法上，以多指标综合评价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火用、能值、生态足迹、物质流等生态热力学方法为主的定量分析方法开始应用于资源环境效率的评价之中。未来应加强系统的理论研究，加强对资源环境效率的机制的分析，在计算方法上需进一步的探索和改进。
克鲁格曼获得200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得新经济地理学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也引起了经济地理学家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再次关注。本文在介绍克鲁格曼在美国地理学年会专题报告的基础上，回顾比较了经济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眼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最后探讨了新经济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在理论前沿和政策研究方面的融合潜力。克鲁格曼在2010 年美国地理学年会上全面回应了经济地理学家对新经济地理学的批评，并以经济学家的身份阐述了新经济地理学和传统经济地理学在学术范式和学术方法方面的差异，有助于消除经济地理学家对新经济地理学的误解。尽管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但是学者们仍然在努力完善模型，试图使模型的假设更加符合现实，从而结论更加可靠。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可以为经济地理学的学术实践提供新的视角。另一方面，尽管经济地理学家的视角和研究范式不同于经济学家，但是，传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更加贴近实际，更能够揭示现实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而可以为新经济地理学的抽象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提供思路。在涉及政策方面的研究，新经济地理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其模型的假设严重偏离现实，因此其政策推论的可靠性值得商榷。同时，传统经济地理学的案例研究非常具体而全面，但是案例的特殊性使得其难以得到一般化的结论。在两者都存在各自的局限性的情况下，鼓励两者的交流和合作必然有助于经济地理研究的深入，并且可以为区域发展提供更加合理的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结合部的战略意义凸显。本文针对国内近期城乡结合部的研究呈现出相似概念多、研究视角多和研究方法多的特点，逐一对上述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综述。城乡结合部地区具有3 个特点：①复杂性；②动态性；③流动性。研究视角分为地理学、规划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公共管理5 个主要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有田野调研、统计分析、模型分析、文献综述。城乡结合部的自然特性研究的比较充分，如范围界定、演化动力等，而社会特性部分则比较欠缺，关于城乡结合部的利益格局的解析和化解一直没有系统的研究。笔者认为应把研究传统上关注“地”逐渐转变到关注“人”上来，城乡结合部的发展更应该是人的发展。建议今后的研究重点应放在如下3个方面：①利益格局；②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服务；③公共管理。
绅士化是20 世纪60 年代产生的一种城市社会地理现象，对城市绅士化运动的实证研究是近年来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很少以西部城市为案例进行研究。本文以成都为例，利用质性研究法(Qualitative Research)和深度访谈法探讨了西部城市的绅士化现象及其形成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证实：成都市绅士化运动的产生主要是政府政策、制度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开发商推动和居民个人意愿共同交织作用的结果，在绅士化运动的萌芽期、成熟期一直到最后完成一个周期，都是这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成都市的绅士化运动除了在形式上表现出多样化外，在形成机制上也表现为复杂化，并且发现成都市的绅士化运动已与西方国家城市绅士化运动在现象和形成机制上具有相似性。
学校生源区研究是教育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也是服务业区位论研究的新领域。运用调查统计方法和可达性评价技术，以南京市区的一所普通高级中学为案例，用调查获得的学生上学实际行程时间数据对通过可达性评价技术测算的理论行程时间数据进行调整，进而分析和揭示学校生源的分布规律，确定学校的现实生源区和理论生源区。对现实生源区进行生源密度分析，评价现实生源区内部生源分布的状况，确定学校生源的密集区和稀疏区；对现实生源区和理论生源区进行叠置分析，评价现实生源区分布范围的状况，确定生源富足区和生源缺失区；以各级理论生源区边界为分界，将生源区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引力不等的圈层，分析不同圈层的生源特征。在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提出加强学校管理和招生工作的对策和建议。教育服务业区位论的深入研究不光有利于教育资源的空间规划，还将丰富教育地理学和地理区位论的内涵。
将生态位理论应用于居住区研究，家庭月收入、户主文化程度作为居住态评价因素，交通条件、区位、生活条件、自然环境作为居住势评价因素，构建居住生态位评价模型。该模型在对居住区评价时更好的体现居民因素，比先前区位评价方法更为全面，能更好的解释由于居民因素变化而导致的居住区位变化。对大连建成区37 个街道进行居住态、居住势、居住生态位评价，并以居住生态位为切入点，分析不同居住生态位等级的街道居住态及居住势状况，探究居住生态位、居住势、居住态空间分布规律及空间相互关系。进一步研究居住态，从居住态角度分析大连居住空间分异。最后得出结论为大连市居住生态位呈现以中心繁华城区为核心由中心向外围的环带状分布，居住态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趋势，高低值区域交错布局空间分布状况，大连市居住空间分异与居住生态位区位分布不完全一致。
我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政府和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针对城乡之间的较大尺度上的空间差异研究已经受到普遍的关注，但对经济发展迅猛的特大城市(如北京、重庆、上海等)内部贫富差距加大的现象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这种现象有可能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因此，正确认识特大城市内部的经济差异及演变趋势，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本文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以北京市18 区/县的人均GDP作为评估标准，分析了北京市18 区(县)在2001-2007 年，即2008 年奥运会筹备期间的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规律。分析结果表明北京市人均GDP的空间分布自2005 年后开始有向负的空间自相关性发展的趋势，暗示北京各区县的经济发展局部分异正在逐渐拉大，并显示由过去的南低北高的经济发展差异格局逐步转变为中心高周边低的空间分布格局。
主体功能区划背景下，交通优势度评价是划分各类主体功能区，特别是优化开发区域和重点开发区域的10个指标之一。本文采用《省级主体功能区域划分技术规程》的技术流程和评价方法，基于山西省107 个县(市、区)级行政单元的单项指标和集成性指标的评价，分析了山西省交通优势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成因。研究发现：①交通优势度呈“偏正态”分布，7.48%的县(市、区)具有突出的交通优势，23.36%的县(市、区)交通条件处于明显劣势。与全国交通优势度评价相比，山西省具有突出优势和具有明显劣势的县(市、区)比例明显偏高。②交通优势度具有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区域分异特点，太原、运城、长治、大同4 大城镇密集区具有明显的交通优势，在全省范围内形成“大”字型的分布格局。这主要是由国家主干线建设、煤炭资源开发和地形地貌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③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是影响山西省交通优势度评价的主要因素。但公路的地区分布并不均衡，若从盂县—永和划一条连接线，则该线以南以东地区公路网密度明显高于以西以北地区；在吕梁山区和黄河沿岸地区出现了集中连片的低值区；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太原—运城、太原—晋城两条公路网密集带。
首先构造了机场发展规模作用于其与都市区各类空间之关系的理论框架，然后以南京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南京仍然处于区域带动机场发展的阶段，机场对城市的辐射效应微弱，中心城区对机场客货运业务的带动较市域经济强，腹地活跃的商务活动和发达的都市服务业，为机场提供了总量支撑；江宁区与机场业务的关联主要体现在货运层面，机场货运业务的发展推动了江宁经济，反之，江宁区对机场货运的带动不甚明显；机场运营对其所在地禄口街道的经济影响微弱，而禄口街道对机场客运有明显促进作用，但在货运方面，由于街道工业园区内企业的航空货运需求普遍不强，因此其对货运业务的推动很不明显。可以预见，随着机场规模的持续扩张，南京禄口机场将从依托城市发展转向带动城市经济增长，并对禄口街道和江宁区产生明显溢出效应。
长期以来，山东省东西部地区差距显著，堪称我国区域差异的一个缩影。在检验σ趋同和建立绝对β趋同经典回归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发现山东省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增长经历了“趋同(1978-1983)—趋异(1984-2004)—趋同(2005-2008)”的变化过程，特别是在较长时期的趋异后2005 年以来转为趋同值得关注；进而使用灰色关联分析和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制度变量进行探讨，在引入初始人力资本、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工业化进程、产权制度改革、政府活动等初始变量和控制因素后，存在条件β趋同，其中人力资本禀赋和非国有化进程对山东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突出，劳动力市场表现和政府财政活动的影响不显著。这些结论为缩小区域差距提供决策依据。
本文以浙江省浦江县农作物种植的现状规模为基础，以农户农业生产调查和统计年鉴为样本数据，以规模农业与资金投入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型为工具，构建浦江县农业种植的最佳稳定性参数，并根据浦江县在全省所处的经济地位及其区域优势，认为该地区完全具有规模经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同时，利用该模型得出在其粮食自给率达到80%以上时，其整体经济收益与粮食自给率并不呈完全负相关，可以通过对其水稻、蔬菜和以葡萄为代表的水果的种植规模进行调整，实现经济效益的稳定增长。模拟结果还显示，在粮食自给率达到85%时，水稻、蔬菜、葡萄理论最优种植面积为13502 hm、1570 hm、628 hm。
旅游目的地意象(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TDI)研究中对旅游目的地意象内涵的争论仍未休止。造成当前研究中旅游目的地意象概念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旅游目的地意象这一抽象概念的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方法不尽合理。现有研究普遍采纳的一维连续体理论虽有助于对旅游目的地意象概念的理解，但在旅游目的地意象概念的操作化使用方面仍显不足。本文进一步研究了旅游目的地意象的基本属性，提出了一种基于文脉属性、地脉属性及功能属性的旅游目的地意象结构，这一耦合结构更加清晰地界定旅游目的地意象的属性维度，从而为旅游目的地意象概念应用提供更合理的操作化方法。
乡村旅游是以农业为基础，以旅游为目的，以服务为手段，以城市居民为目标，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相结合的新型产业。乡村旅游可以合理开发城市边缘区景观生态资源，发展城郊生态旅游，实现城市和乡村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乡村旅游在中国先后经历了早期兴起阶段、初期发展阶段和规范经营阶段，从最初的资源特色主导、农业产业主导和政府扶持主导过渡到了现今的市场主导。本文基于乡村旅游的产生背景和概念特征，对中国乡村旅游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论述，分析了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和主要模式，并针对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最后对乡村旅游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以期能用以指导未来中国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选择福建省永春县北溪村作为研究区域，采用条件价值法(CVM)，通过支付意愿(WTP)调查，于2009 年对福建省永春县北溪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存在价值、遗产价值及选择价值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①2008年，该旅游地乡村性的非使用价值为2.116×108元/年，其中存在价值和选择价值为主要形式；②乡村聚落建筑、民风民俗、农耕文化和传统生活形态以及乡村的生态环境是乡村性保护WTP支付的主要方面。其中：保护乡村聚落建筑占总支付的15.2%，保持民风民俗占总支付的23.7%，保持农耕文化和传统生活形态的占总支付的22.6%，保护乡村田园景观的占总支付的9.1%，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占总支付的17.9%，保持乡村淳朴、真实的乡村氛围占总支付的11.6%；③保护乡村性对北溪村乡村旅游来说至关重要，应引起乡村旅游经营者的重视。
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准确评价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潜力，是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确保生态系统不受破坏的前提和基础。在综合分析相关评价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德尔菲法确定了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潜力评价体系，通过对专家问卷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评价指标体系各层指标的权重，构建了生态旅游开发潜力评价模型，并制定了生态旅游开发潜力评价的总体评价等级。本文以广西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对建立的生态旅游开发潜力评价模型各要素指标进行测度和调查，计算出开发潜力评价得分，表明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潜力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