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差距是经济地理学永恒的研究主题。论文以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长三角作为研究对象，在刻画长三角一体化空间范围扩展过程中区域内经济差距动态演进的基础上，利用双重差分法、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长三角一体化政策实施对区域内经济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一体化空间范围扩大造成了区域内经济差距加剧，但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政策的推进，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得到了有效改善，并呈现经济差距缩小的长期演变趋势；② 从地理区位视角来看，长三角一体化政策对规划范围内地理区位偏远、经济基础薄弱地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③ 从边界视角来看，长三角一体化政策产生了明显的边界效应，降低了长三角周边有着类似的地理位置但不在长三角一体化规划范围内城市的战略、交通地位，对其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④ 机制分析表明，长三角一体化政策实施主要通过交易成本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优化效应等途径缩小了区域内经济发展差距。在建设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等议题的背景下，研究能够为进一步完善长三角一体化推进框架、探索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模式提供经验证据。

收缩效应作为城市收缩的“因”与“果”而同时存在，是深入揭示城市收缩形成背景、作用机理与科学制定治理策略的前提和基础。针对当前学术界尚未就城市收缩效应形成一个体系化的概念认知与理论分析框架，论文围绕城市收缩效应的概念内涵及其中国逻辑展开了理论探讨，并就中国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展开效应诊断。研究表明：① 城市收缩效应是指在城市收缩这一特定语境下，城市人口、资金、工厂企业等相关发展要素在城市与区域、与周边城市及乡村空间关联耦合作用下“再区位”所带来的区域关系、城市内部运行效率和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发展变化的结果反馈，具有综合性和多维表征性、尺度与维度的正负效应之分、路径传导性和发展语境关联性特征；依据关联主体，可将城市收缩效应研究内容划分为区域关系、城市内部运行效率和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发展变化三个维度。② 中国化城市收缩效应研究宜强调解析城市收缩效应生成逻辑的中国化，响应收缩效应治理目标的区域统筹发展观以及响应收缩效应治理手段的以人为本和差别化路径设计。③ 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所带来的收缩效应有正有负，但整体表征出弊大于利；单纯将城市收缩看成是一个人口外流现象并强调单方面的收缩效应显然是不合理的，至于说收缩促进了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与集约化发展在目前看来尚缺乏相应的依据与事实支撑，其反而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城对乡的辐射带动作用而促使城乡关系向低水平均衡方向发展。研究结果是对现有城市收缩研究的扩容及其中国化思考，可为中国收缩城市治理与东北全面振兴提供参考借鉴。

探究宅基地功能转型机理可进一步深化乡村土地利用多功能研究，为因村施策实施宅基地功能转型提供参考。对此，论文在辨析宅基地功能转型概念的基础上，构建宅基地功能转型理论分析框架，并依据山东省沂南县两个典型村庄案例，利用扎根理论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宅基地主导功能变化与村庄的兴衰、发展方向密切相关，集聚提升类村庄在稳固宅基地保障功能的基础上，村集体通过制定科学发展方向，在原有规模基础上有序推进提升改造，促使宅基地生活居住功能不断升级，并向以文化、生态功能等为主导的多元复合方向转型；搬迁撤并类村庄因要素流失导致宅基地空闲废弃问题较为严重，基层政府通过局部搬迁定位、禁止建设要素投入、宅基地开发规划等途径促进闲置宅基地向非农生产、生态复合功能转型；村庄内、外部的要素交流与配置为宅基地功能转型提供驱动力，推动宅基地功能由单一的居住保障向多元复合化方向转型。因此，未来要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的要素配置概况，因地制宜制定宅基地管理机制和用地标准，将村庄规划以及宅基地高效利用相结合，实现宅基地功能与人口、产业等要素配置的协同转型发展。

寻找新的理论视角，有效识别和解析村镇聚落空间分异特征及规律，可为谋划差异化的村镇聚落空间重构及乡村发展振兴路径提供基础支撑。论文以鲁西南单县442个村镇聚落单元为研究对象，构架“形态分异—功能分化—耦合分析”的论证逻辑，建立基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的空间形态与功能量化评价方法，系统识别县域村镇聚落空间分异特征，并采用Spearman相关、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测度并解析村镇聚落空间形态与功能的耦合关系。 结果表明：① 单县村镇聚落呈现传统平原农区典型的“均散同质”空间格局特征。聚落单元表现为“散村广布、集村零簇”的布局特征；规模等级显现以乡镇驻地为中心的圈层式和沿主要交通线的点轴式两种空间结构模式；形状多数规则，不规则聚落呈道路和微地形指向。② 生活功能等级以城镇驻地为中心圈层分布；生产功能优势聚落单元绕城或沿主要交通线呈点轴式分布；生态功能较优聚落单元亲水特征明显；综合功能强势聚落单元分布存在明显的中心地和道路空间指向性，与生态功能呈负相关。③ “三维”形态与各功能间以协同关系为主，权衡关系主要表现在“三维”形态与生态功能之间；规模强度与各项功能均显著相关，而聚散程度、形状规则度和各项功能相关性较弱或不相关。形态—功能协同/权衡关系存在功能导向下的空间分异规律，传统平原农区村镇聚落空间重构和治理需以综合功能提升为核心目标，进而加强形态和功能的协同优化。

超大城市边缘区是城市空间扩展蔓延的前沿区域，是亟需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场域。论文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借助FROM-GLC10 LULC数据产品及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灰色关联度分析、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1985—2020年白云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城市空间演变的过程、特征、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在此基础上探讨超大城市边缘区的治理路径与模式。研究结果表明：① 1985—2020年，白云区土地利用变化显著，土地利用变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建设用地快速增长和耕地、林地和草地面积减少，耕地与建设用地此消彼长的特征极为显著。② 研究时段内，白云区建设用地呈现出“急剧扩张”“高速稳定扩张”“扩张减缓”“低速扩张”4个阶段的演变过程与特征。建设用地扩展受到中心城区辐射的显著影响，呈现由南向北扩展的空间态势。③ 超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演变受到自然因素、地理区位、经济发展、要素投入、政策制度等因素影响，多种因素共同驱动超大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和空间演变。④ 新时期中国超大城市边缘区治理应以革新治理理念、完善内容目标、创新手段模式、健全体制机制等为重点，有效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乡共治、多元共治、整体智治和基层自治。研究结果可为新时期中国城市规划、建设和现代化治理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建立更高层级的经济生态系统平衡对于区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区域层面经济生态系统理论，从系统论视角分析2000—2022年海南岛经济生态系统人口、产业、资源主体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过程并划分类型，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测算经济主体与开放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等社会经济环境因素间的制约关系和作用机制。 结果发现：① 海南岛经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经历三次峰—峰周期性波动，由单一极点的空间极化转向多核分布，仅海口处于高度协调状态，中部山区耦合协调路径“锁定”在失调无优势状态，人口子系统相对滞后是主要制约因素。② 社会经济环境中持续性强于稳定性，居民福利、资本投资和教育投入有效促进系统主体耦合协调，而开放性因素作用效果较弱。③ 海南岛经济生态系统形成了动力和整合多层面的作用机制。主体自动力、环境推动力和政策拉动力是系统运行的动力来源，在多重复杂关系中，亟需较强的整合作用进行规范和控制，提高系统动态适应和自校平衡能力。④ 自由贸易港建设中系统新的平衡可通过强化政策调控和制度保障、扩大社会生产、完善公共服务、优化产业结构等途径建立。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是支撑中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强有力支撑。论文基于2010—2019年1832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资助人(简称杰青人才)的履历信息，建立杰青人才流动理论分析框架，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负二项回归模型对杰青人才流动网络的结构特征和驱动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① 拓扑结构特征上，学习阶段网络主体以国内城市相互流动为主，呈现以北京、上海双核心的网络拓扑结构，工作阶段网络主体以国内与国外城市之间流动为主，呈现以北京、上海为双核心的网络拓扑结构，并展现出国外向国内一线城市集聚式流动的迁移特征，人才回流效应显著。② 核心—边缘特征上，相较于学习阶段，工作阶段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更为显著，强半边缘城市、弱半边缘城市及边缘城市之间呈现出一定的更迭特征。地理空间特征上，杰青人才国内流动网络呈现以北京为核心的轴辐式网络结构特征，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孔雀东南飞”的地理迁移特征。③ 城市属性要素回归结果表明，各阶段人才迁移的驱动因素具有一定差异性，其中教育资源、经济水平是影响杰青人才流动的关键要素。④ 邻近性因素上，“硕士—博士”阶段，人才的流动主要受文化邻近性和社会邻近性的影响，“杰青立项前一次工作—杰青立项”阶段，人才的流动主要受制度邻近性和社会邻近性的影响，“杰青立项—现工作”阶段，人才的流动主要受地理邻近性的影响。

建成环境与轨道交通客流之间联系密切。然而既有研究主要致力于探究建成环境对轨道交通站点客流的影响，对网络客流的影响分析较少。与站点客流不同，网络客流的矢量性受起讫点建成环境的双重作用。论文基于多源地理空间数据构建“5D+N”维度的建成环境指标体系，采用可解释轻量级梯度提升机机器学习模型(LightGBM-SHAP)从特征贡献度、单变量非线性关系、双变量交互效应三个方面解析起讫点建成环境对高峰时段网络客流的影响。针对天津的案例研究表明：① 对早高峰网络客流重要度排序前5位的建成环境因素综合贡献达到13.22，其中讫点距市中心距离贡献度最大，从起讫点双重视角来看，讫点建成环境贡献度(20.86)大于起点建成环境贡献度(18.30)；② 建成环境因素与早高峰网络客流的非线性关系差异显著，存在非线性正相关、非线性负相关等多种关系，阈值效应也存在单端阈值、多段阈值等多种情况；③ 对于早高峰网络客流，起点或讫点公交站点密度分别与讫点中介中心性有显著交互作用，公交站点密度在两者交互效应中处于主导地位。研究结果对引导站域建成环境更新及提升轨道交通客流效能提供了精准有效的策略指引。

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威胁正在日益加剧。立足地理学视角，开展特大城市高温脆弱性评估研究，对城市高温风险调控和防灾减灾策略的制定具有重要指引意义。论文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从“暴露度—社会敏感性—物理敏感性—适应能力”4个维度构建高温脆弱性评估框架；采用等权重—函数模型法、熵值—函数模型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计算高温脆弱性得分，并结合热相关死亡数据，运用十折交叉验证方法检验不同脆弱性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基于准确性最高的高温脆弱性评估结果，揭示广州市高温脆弱性的空间分异格局并识别其主导因素。 结果表明：① 广州市中心城区的高温脆弱性整体呈现以老城区、老黄埔区和白云区西片区、天河区南片区为四大高地，高温脆弱性高、较高区域沿着城市建成区扩展方向分布，其中老城区内环路环绕的城市中心区域为极高高温脆弱性社区的集聚区域；② 老年人口占比、老年人自评为健康状态占比、独居老年人口占比、住房建成年代在1990年之前的占比和高温日地表温度均值为影响社区高温脆弱性的主导因素；③ 地表温度均值、老旧住房占比和老年人自评为健康状态占比主要作为第1~3位障碍因子，对于抑制社区高温脆弱性发挥重要作用，适应能力相关指标的障碍因子排名相对靠后。

精细波浪数据是研究岛礁珊瑚分布和地形地貌结构的基础。目前，珊瑚礁体内部及更小尺度上开展的长时间序列精细化波浪模拟研究还很缺乏，不足以获取岛礁区域精细化的波浪特征。论文以中国南海西沙群岛的永乐环礁为研究区，基于SWAN模型自嵌套波浪模拟和16 m分辨率地形数据，开展2017—2021年永乐环礁高分辨率精细化岛礁波浪模拟，并基于地貌、方位和岛礁分析了研究区有效波高、浪向、波浪能流密度等的精细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模型模拟波浪与实测波浪Pearson相关系数为0.95，显著性水平P<0.01；永乐环礁5年平均有效波高和能流密度随月份呈现“U”型变化趋势，NE向的平均浪向频率为20%；深潟湖和礁坡的5年平均以及最大有效波高和能流密度最高；平均能流密度呈现南部暗礁最高、西南部次之、北部和西部最低的规律；自外海传播进潟湖的波浪，各方位上礁坡到礁坪的能流密度衰减高于30%，岛礁南部衰减最多达72.7%。研究可为珊瑚分布规律探讨、珊瑚礁保护与恢复和海岸工程建设等提供方法和理论支撑。

在旅游与政治地理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南海旅游活动已成为周边国家辐射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关注海洋边境旅游作为地缘政治日常化的邂逅过程，具有重要的现实、理论和政策意义。论文以旅游邂逅为理论工具，通过实地考察、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的方法，深入探讨西沙旅游中政府推动的宏观权力下渗如何和微观个体的具身参与形成共鸣进而推动主权实践的实现，以期全面理解海洋边境旅游中的空间—权力关系生产。研究发现：在西沙旅游中，国家引导了具有政治性逻辑的空间制度设计，并通过旅游活动内嵌的社会文化元素，以“人—人”互动邂逅和“人—景观”感知邂逅的双重策略向游客传递地缘政治话语；游客在旅游前基于西沙情怀的边境地理想象，旅游中的具身参与、互动和感知，旅游后情感延续构筑的“主权属我”升华为集体认知，自下而上地推动了西沙主权实践的实现。研究有助于加深旅游地缘政治研究中的“旅游邂逅”“主权实践”等概念的理解，为南海问题提供多样化的分析视角。

21世纪以来，全球区域不平衡发展现象不断加剧，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形成严峻挑战。区域不平衡是经济地理学的经典命题，其概念与研究框架不断被更新，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是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然而现有研究对区域不平衡研究的系统认知不足。基于此，论文梳理了国外区域不平衡研究发展历程和视角转向，通过国外趋势与国内外对比分析，提出区域不平衡研究方向展望。研究发现：① 区域不平衡研究经历了早期萌芽阶段(19世纪末以前)、单一视角阶段(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二元视角阶段(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末)和动态视角阶段(21世纪以来)4个阶段，研究视角从趋同、趋异转向动态开放；② 随着区域融入全球化程度日益上升，区域不平衡研究发生了由经济不平衡转向多维度不平衡、从静态均衡到外生冲击、由地方化到“全球—地方”互动的视角转变，研究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③ 当前区域不平衡研究范式变化趋势体现为衡量方法的改进、与现代经济地理学流派的融合和对尺度效应的关注；④ 未来区域不平衡研究亟需融合借鉴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索区域不平衡的内外因素协同作用、动态演化趋势和周期效应、多尺度力量交互和多元主体互馈机制等问题。

土地是城乡发展的空间基础和物质载体，实现乡村土地利用优化成为破解乡村土地问题、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在城镇化中后期，城乡治理进入“深水区”，乡村土地利用优化需要以系统性研究为支撑。论文从系统科学视角构建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结构—功能”理论认知及机理分析框架，全面梳理乡村土地利用问题，并结合问题类型提出乡村土地利用优化路径。研究发现：① 乡村地域系统由水、土、气、生、岩石、矿物等内核性要素和资金、技术、信息、数据等外缘性要素，以及人、基础设施等双重属性要素构成，不同数量和品质的要素形成乡村地域系统结构，其本体结构与主体结构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并承担调节乡村要素、优化乡村结构、提升乡村功能的双向传导作用。② 当前土地利用问题包括资源与环境结构制约发展用地需求的本体结构约束问题、社会结构中政策和组织体系与更高水平的经济结构发展需求不匹配制约土地利用效率和质量的主体结构失衡问题、本体结构客观支撑条件与社会经济组织利用不协调影响土地持续利用的综合性问题。③ 土地利用优化策略包括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策略、空间优化管理提升策略和土地生态价值转化策略。研究可为破解乡村土地问题、提升乡村土地利用效益，推进乡村转型振兴提供参考。

乡村地区的螺旋式衰落逐渐成为全球乡村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而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乡村发展模式的选择。论文系统梳理回顾了乡村发展模式的演替过程，认为乡村新内生发展模式根植于地方又面向外部，能够实现“上下联动、内外共生”，更符合新时代乡村发展内涵，展示出较强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为当下乡村发展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基于结构二重性视角构建乡村新内生发展模式的实证框架，重点总结了乡村新内生发展模式在主体与网络层面的主要实证研究，指出现有研究仍无法解决特定现实命题和理论命题上的操作性问题，缺少系统性行动框架指引；因此未来可从多学科视角展开乡村新内生发展的行动框架及评价研究，探索乡村新内生发展的差异化转型路径及机制，以便更好地指导乡村地理学者推进乡村新内生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乡差距的不断缩小，如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然而已有研究仍缺乏对城乡融合发展参与主体的探讨。近些年，日本学界与政界提出“田园回归”理念，关注人的主体性，提倡以城市乡村化为前提的城乡融合发展主体多元化，并以此尝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论文首先介绍了田园回归的提出背景及概念内涵。随后，从主体视角出发，通过对日本相关政策、时代背景、重大历史事件及社会舆论等内容的梳理，分析了田园回归理念下日本城乡融合发展的多元主体变迁过程，总结出“定居人口→移居人口→交流人口→关系人口”的变迁路径，表明参与日本城乡融合发展事业的相关社会群体范围在不断扩大。此外，田园回归理念还践行不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观，注重社会主体价值的实现，为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