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与推进美丽中国战略的重要任务。中国国家公园的可持续发展既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最佳途径，也是促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格局的有效实践。而ESG (environmental，social，governance)作为落实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完整方案，与国家公园的深度结合具有重要意义。为系统论证ESG得以引入国家公园领域的内在逻辑，探讨ESG在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中的理论价值与实践路径，论文通过文献回顾和归纳演绎，基于ESG三个维度系统梳理了国家公园相关研究，并立足中国国家公园本土特色构建了ESG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研究模型：理论层面，从ESG的理论内涵与支撑理论两方面，论证其嵌入中国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的合理性；实践层面，系统归纳国家公园在ESG三维度的可持续发展实践，验证ESG驱动中国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启示层面，结合理论与实际，提出ESG应用于中国国家公园的启示与建议。研究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拓宽ESG的应用边界，对于推进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全球变化背景下极端灾害的经济损失可能显著增加，尤其是间接损失。近年来，许多研究揭示了灾害间接损失的量级和波及效应。论文对2005—2025年国内外新兴研究的方法和进展进行系统综述。根据202篇文献计量分析结果，中文和英文文献发表数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尤其是在巨灾年份后数量明显增多。目前，灾害间接经济影响评估方法包括比例系数法、计量经济模型、投入产出(input-output，IO)模型和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以及近几年新兴的基于主体的模型和混合模型等。不过，IO和CGE模型仍是最主要的评估方法。此外，灾害间接经济影响研究逐渐从灾区内停减产、产业关联损失向灾害经济波及影响、供应链损失演变，同时考虑灾害导致交通、电力等关键基础设施中断的经济影响。由于产业链的空间分散性、基础设施的网状分布特征等，灾害影响在地理空间和时间上扩散，造成明显经济溢出效应。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如主要关注灾后中短期影响，忽视灾后恢复重建带来的正面影响，对复杂且相互依赖的基础设施网络中断的经济影响考虑较少，亟需进一步深度耦合经济模型与物理网络模型。未来，灾害链、复合灾害经济影响及韧性提升等领域或将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而气候变化经济影响与适应策略预计仍将是主流研究方向之一。

城市多中心开发作为引导城市宏观结构的规划途径，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引起各界对中国是否已形成“形流相生”多中心结构这一问题的关注。然而，中国与西方城市多中心开发的发端背景与形成过程截然不同，若机械地沿用西方解构多中心的思路，则会忽视中国城市多中心开发的制度嵌入和特殊过程。对此，论文深入探讨中国城市多中心开发的发生逻辑，建构“管理—形态—功能”多中心的概念框架，运用投影寻踪模型、社区发现算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精细识别上海的多中心开发与多维耦合特征。结果表明，多中心空间框架基本成型，但功能网络仍以主城区为主导，新城功能尚未成熟；多维耦合协调度呈现“内高外低”的非均衡特征；反映为上海市多中心开发存在雏形培育型、规划主导型、形态扩张型、管理形态协同型与功能演进型5种模式，显示功能整合未完全匹配空间布局。研究立足中国制度背景，系统阐释多中心开发的本土发生逻辑，为优化城市空间治理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

面向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创新空间治理，亟需厘清科技创新空间的集聚机理与布局演化规律。论文基于“演化博弈—空间实证”一体化框架，以北京市域为例，构建“政府—园区—小微企业”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共定位商检验与参数化情景模拟等方法，从不同主体策略互动与空间效应两层面揭示科创空间的集聚规律。研究发现：① 科创空间呈现“多核协同、圈层扩散”的梯度格局、多层联动的布局特征；② 科创园区对小微科创空间的吸附集聚存在显著的距离衰减与外溢效应，政策扶持可显著放大该效应；③ 协同带动、外溢扩散与成本约束之间的动态平衡共同塑造多层级集聚格局。研究结果为优化城市科创空间布局与协同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证依据。

在气候变化与城镇化双重背景下，探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路径下超大城市空间演化特征，对优化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和提升空间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北京市为例，基于CMIP6框架下融合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s，SSPs)与典型浓度路径(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RCPs)的气候变化情景，耦合SD-PLUS模型模拟了不同情景下2020—2050年的土地利用变化。并从城市扩张速度、空间形态、扩张模式、发展方向等维度探究城市空间扩展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① 2020—2050年，城市建设用地在SSP1-2.6、SSP2-4.5和SSP5-8.5情景均呈扩张趋势，其中SSP5-8.5情景的扩张面积最大，约为SSP1-2.6情景的4倍，并对耕地、草地形成明显挤压。揭示了高排放路径以牺牲生态空间为代价换取城市扩张的不可持续性。② 不同情景下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速度和强度始终是SSP5-8.5>SSP2-4.5>SSP1-2.6，且SSP5-8.5情景下城市扩张呈显著加速趋势，城市边界复杂度增强、紧凑度下降，而SSP1-2.6情景下城市形态趋于紧凑稳定。说明严格的城市增长管理是遏制空间失序的重要抓手。③ 未来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以飞地式和边缘式模式并存为主，东北与西南是主要扩张方向。其中，SSP5-8.5情景下重心整体向东迁移，SSP1-2.6情景下向西南方向迁移。④ 未来城市发展应以SSP1-2.6情景为规划目标导向，通过强化“红线”约束、差异化分区管控实现城市空间精明增长，规避高排放情景下的空间失序风险。研究从多情景比较视角揭示了不同社会经济与气候路径下超大城市空间扩张特征的差异性，为城市空间演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情景分析框架。

随着全球贸易摩擦加剧，家电产业逐渐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领域之一。在此背景下，研究全球家电贸易网络演化及其驱动因素，对中国应对贸易摩擦、优化家电贸易海外布局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首先刻画1995—2023年全球白色家电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然后采用引力模型解析白色家电贸易的关键因素动态变化。主要结论如下：① 全球白色家电贸易发展可划分为产业转移期、高速增长期、转型升级期、产业链再分工和后疫情时期5个阶段。② 白色家电贸易网络格局呈现从“西欧—北美”两极转向“东亚—北美—西欧”三极，再逐渐转向以中国为出口辐射核心、美国为进口核心的特征。③ 从全局看，白色家电贸易网络从全球化转向区域化。整体连通水平和效率增强，局部联系先弱后强；出口核心由欧美日转向中墨泰，进口核心稳定在欧美日；美国是核心枢纽，中国枢纽地位不断增强，但中国在网络结构中的重要性先升后降。④ 制造业水平、城镇人口规模和消费水平构成白色家电贸易的核心驱动因素，自由贸易协定和共同语言是关键促进因素，劳动力成本与地理距离为主要阻碍因素。制造业水平、信息化水平、自由贸易协定促进作用增强，劳动力成本、进口国环境规制的抑制作用增强，技术专利规模作用先增强后减弱，语言邻近性作用显著减弱。

芯片产业是抢占全球科技制高点、实现科技自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产业链与创新链的空间协同格局深刻影响着产业升级与竞争优势形成。论文基于珠三角芯片产业2010—2023年的专利数据与企业数据，采用区位商识别珠三角芯片产业创新中心与生产中心并刻画其分布格局演化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驱动分布格局演化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① 整体演化上，深圳始终是珠三角芯片产业的创新中心，深圳、广州、东莞形成生产集聚的发展轴；② 从产业链与创新链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看，上游和中游均尚未形成持续稳定的协同分布格局，下游正逐步形成核心城市创新、周边城市承接生产的协同格局；③ 地理探测器结果表明，产业链空间演化的主导因素由早期R&D经费投入、高等院校数量，转向地区生产总值、交通通达度，并进一步转变为国家级工业园区数量等。创新链空间演化由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主导转变为以高等院校和R&D人员为核心的人才驱动。

耕地多功能供需匹配对于中国耕地资源管理与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全国地市层面的相关研究受数据限制进展缓慢。论文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解析耕地多功能内涵、演变与分类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层次分析法、加权求和模型、Spearman秩相关系数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揭示2012—2022年中国地市层面耕地多功能供需匹配的演变格局、相互关系以及驱动机制，并提出相应分区优化策略。结果表明：① 中国耕地多功能的供给与需求水平呈东南高—西北低格局，高功能供给区表现下降趋势，而生产和生态功能的中高需求区有所上升；耕地多功能供需匹配关系正逐渐被打破，东南部的生产、生态和文化功能供需相对平衡，西北和西南部生活功能失衡明显。② 耕地多功能之间供给关系均表现出明显的协同关系；在需求和供需方面，仅有生活—文化功能表现出权衡关系，其余功能交互则呈现协同关系。③ 耕地多功能供需匹配受自然资源、经济社会和政策的共同影响，从变化规律来看，自然因素的重要性相对低于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④ 依据耕地多功能供需组合关系划分了6类分区，提出的赤字区补短板、平衡区保稳定、盈余区优质量的差异化策略，可实现耕地资源供需匹配与可持续利用。

耕地绿度是评估农业生态健康状况与生产潜力的关键指标，对中国耕地资源保护、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1982—2020年长时间序列GIMMS LAI4g叶面积指数数据，结合中国九大农业区区划，综合运用分段线性回归、Theil-Sen median趋势分析、Mann-Kendall显著性检验、稳定性分析方法和重心迁移模型，定量揭示了中国耕地绿度的时序变化、空间分异及重心迁移特征。结果表明：① 1982—2020年中国耕地绿度整体维持上升趋势(0.0057/a)，并在2004年前后出现明显阶段性变化，转折后增速约为前期的7倍，其中长江中下游平原区、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的趋势转折点延后至2013年，青藏高原区延迟至2015年，大部分农业区在转折后增幅提升显著，而长江中下游平原区则由上升转为下降。② 空间上，中国耕地绿度呈“东南高、西北低”分布格局，显著变绿区域主要集中于黄土高原区(67.6%)、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63.4%)和北方干旱半干旱区(58.7%)，而华南区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区变褐比例较高。③ 中国耕地绿度重心总体向西北方向迁移，南北向的累计位移距离和平均移动速度均高于东西向，其中北方干旱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的迁移距离较大，分别达到108 km和48 km。研究结果系统刻画了1982—2020年中国耕地绿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可为耕地资源保护的分区施策、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与粮食安全战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道路是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核心载体，重新审视道路的功能内涵与价值意义，对于推动“交旅”融合发展，助力交通强国、旅游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路学、风景道、遗产廊道等理论为基础，以新疆独库公路为案例地，运用网络民族志等研究方法，分析“交旅”融合背景下道路的功能演变与意义重构过程。研究发现，“交旅”融合并非交通与旅游的简单叠加或单向耦合，而是打破二者的理论边界实现深度共生，最终形成兼具多重功能的复合空间。作为“交旅”融合的核心载体，道路在通勤的基础之上，衍生出景观、游憩、文化、精神等多元功能，推动其由单一旅游通道向复合型旅游廊道转型发展。道路功能演变契合了流动性时代旅游者“行游一体”的核心需求，使其成为旅游行为发生与意义建构的新场域，从而由机械的物理空间转变为具有复杂含义的线性旅游地。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引入“线性旅游地”概念，整合了工程、景观、遗产等不同学派的理论观点，构建了“交旅”融合背景下旅行道路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通过重新阐释交通与旅游的关系，实现了从旅游通道到线性旅游地的理论拓展，对于完善旅游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具有启示意义。此外，研究提出加快线性旅游地建设、挖掘道路多元价值、关注旅游者情感体验、构建跨界协同机制等政策建议，为推动“交旅”融合发展提供了实践参考。

大学生就业地域选择是高素质劳动力空间配置的关键环节，其流向与结构不仅直接决定人力资本在区域间的分布效率，亦深刻影响着城市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路径与格局。论文基于“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2015—2024年10期混合截面数据，利用多项Logit模型与Shapley值分解方法，分析10年间大学生就业地域选择意愿的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大学生就业地域选择偏好呈现空间分布多元化趋势。选择一线城市的比例由2015年的37.7%下降至2024年的31.8%；选择二线城市的比例虽亦有下降，但仍居主导地位(46.3%)；选择三、四线及以下城市的比例由9.3%显著上升至21.9%。② 大学生人力资本、家庭背景、院校专业背景及个体人口学特征对就业地域选择意愿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家庭背景因素的贡献度呈明显上升趋势，成为影响一线城市就业选择的首要因素，院校专业背景的贡献度有所下降，而人力资本与个体人口学特征因素的贡献度维持在较低水平且相对稳定。③ 人力资本筛选机制、家庭资源传递机制、院校分层传导机制和时期效应机制是驱动大学生就业地域选择意愿变迁的主要机制。研究结论为理解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高素质劳动力的空间再配置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地方政府优化人才政策、提升人才吸引力提供了针对性的决策参考。

受冰冻圈过程影响，高寒区径流得到多源补给且过程复杂，但由于资料稀缺，仅依靠径流观测数据进行模型校准时难以克服异参同效问题，因此无法达到理想的径流模拟效果。为提高高寒区径流模拟精度与合理性，论文选择拉萨河流域为研究区，构建了基于SPHY(spatial processes in hydrology)模型的三阶段参数校准框架(SPHY-three-stage calibration，SPHY-TSC)：首先利用MODIS积雪覆盖数据校准融雪模块参数，然后利用GRACE陆地水储量数据校准冰川模块参数，最后利用实测径流数据对汇流模块参数进行校准。结果表明：① 相较于已有研究结果和直接利用SPHY模型，SPHY-TSC模拟方案得到的该径流模拟结果的Nash-Sutcliffe效率系数提高到0.87，Kling-Gupta效率系数提高到0.92；② 划分为三个子流域分别进行参数率定时，因存在误差累积现象，径流模拟结果精度低于以流域为整体单元的径流模拟结果；③ 流域多年平均径流组分中，降雨径流占比54.83%，融雪径流次之(19.64%)，基流比例居第三(14.94%)，冰川径流比例仅为10.59%；④ 受气温逐年持续升高的影响，1982—2010年间流域降雨径流、融雪径流、冰川径流呈增长趋势，而基流保持稳定。综上，SPHY-TSC模拟方案通过递进式校准模型融雪、冰川和汇流模块，使得径流模拟结果更加准确、合理，在高寒区径流模拟中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和应用优势。

青海湖流域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是多民族交流融合与古代交通活动的重要区域，广泛分布有丰富的古城。针对高原古城在遥感影像中存在尺度差异大、边界模糊、形态残损及背景干扰强等问题，论文基于高分二号(GF-2)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构建古城样本数据集，并在YOLOv11深层语义特征与检测头之间嵌入Vision Transformer (ViT)全局增强模块，结合考古综合判读与实地调查，提出YOLOv11-ViT遥感考古融合识别方法。实验结果表明：① 该模型在精确率、召回率、mAP@50、mAP@50-95和F1值上分别达到0.995、0.962、0.982、0.847和0.970，综合检测性能总体优于Faster R-CNN、RT-DETR及多种YOLO系列模型；② 利用该模型识别出209处疑似古城，经面积约束、形态特征判读、地貌区位分析综合筛选后，得到74处可能的古城；③ 对74处可能古城开展实地调查，确认达赖嘛呢三号、达赖嘛呢四号两处为新发现的古城遗存。该研究可提升极端高原环境下弱特征古城识别精度与可信度，可为青藏高原古城普查、文化遗产保护和遥感考古研究提供依据和参考。

黄国璋先生是推动中国地理学由传统地志学向现代学科转型的重要代表人物。论文基于黄国璋先生的著述及学术活动资料，结合相关研究，运用文献分析和历史考察方法，探讨其地理学思想、实践及贡献。研究发现，黄国璋先生通过课程与教材建设、刊物创办、研究机构建设和学术组织振兴，推动了中国地理学的制度化与专业化发展；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结合区域综合研究与人地关系分析，促进了传统记述性地理向现代科学地理的转型。其知识生产与理论建构过程可归纳为“引入—在地化—再创造”，在引进现代地理的观念、方式、制度后加以运用，并将中国区域环境、地理教育和现实问题纳入研究范畴，逐步形成面向本土问题的地理学表达。同时，他强调地理学的经世致用价值，重视地理学与边疆治理、国防安全、区域开发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使地理学成为一门兼具理论性与应用性，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综合性学科。黄国璋先生的贡献不仅在于传播现代地理学知识，更在于推动外来知识的选择性吸收与本土化重构，为中国地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