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GRESS IN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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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2019, Vol. 38 Issue (5) : 637- 647
政治地理学中生存空间概念的演变
侯璐璐1,, 刘云刚2,*,
1.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275
2.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1

第一作者简介:侯璐璐(1988— ),女,山东济南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地理学、生活空间论、城乡规划等。E-mail: lulu.hou@foxmail.com

* 通信作者简介:刘云刚(1973— ),男,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生活空间论等。E-mail: ygliu@scnu.edu.cn
摘要

生存空间是拉采尔创立现代政治地理学之初提出的核心概念,与国家有机体一起构成人类有机体空间政治的分析框架。20世纪上半叶,地缘政治学派继承并发展了国家有机体的概念,同时吸收了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思想,将生存空间改造成为服务法西斯空间扩张的理论工具。二战结束后,地缘政治学被唾弃为恶学,而生存空间也被抨击为恶学之钥。80年代后期,新政治地理学从批判视角审视生存空间与法西斯的关系,生存空间的理论价值重新得到重视。论文通过梳理生存空间从提出、兴盛、没落到复苏的发展历程,旨在揭示这一概念在理解政治地理学研究模式、认识人地关系、探索空间治理、制定区域决策等方面的重要价值,为中国未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生存空间; 拉采尔; 政治地理学; 地缘政治学; 生活圈;
The evolving concept of lebensraum in political geography
HOU Lulu1,, LIU Yungang2,*,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ern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Lebensraum is a core concept that Friedrich Ratzel created while he first founded political geography. In 1901, based on the study of anthropogeography, Ratzel came up with two analytical frameworks of spatial politics, "lebensraum" and "national organism," and the word lebensraum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since then. Haushofer, Ratzel's student and a used-to-be soldier devoted to national interests, contributed to the use of lebensraum in geopolitics and military science. Along with the rising popularity of geopolitics, lebensraum was developed into a geopolitical concept to explain the evolution of country system, which served as a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Fascism.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German geographers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lebensraum research. With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neither lebensraum nor geopolitics escaped from condemnation. Treating lebensraum as a weapon speaking for fascist states, Anglophone geographers tried to keep away from it, leading to its abandonment in the West. Due to the different language and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cademic community from the West, some Japanese geographers took up the study of lebensraum from a regional planning perspective since the 1960s. With political geography back into humanism view since the late 1980s, lebensraum liberated from the darkroom of German geopolitics, and there have been increasingly more geographers aware of the enormous theoretical value behind the concept. Through a brief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lebensraum, this article aims to reveal the status and role of lebensraum in understand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political geograph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land, space governance, and decision making of human agency.

Keyword: lebensraum; Friedrich Ratzel; political geography; geopolitics; life circle;

在人文地理学、特别是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中,时常出现生存空间(living space)、生活空间(life space)等概念。追溯其理论渊源,皆出自“政治地理学之父”拉采尔(Ratzel Friedrich)提出的“Lebensraum”。《人文地理学词典》将Lebensraum译为“生存空间”,指“生命有机体生存的地理区域”(约翰斯顿等, 2004),而这一概念一般被看作是德国法西斯侵略扩张的理论来源。不过,最新研究表明,Lebensraum概念的价值被极大轻视了。如一些学者指出的,Lebensraum是现代政治地理研究的基石,其概念的演变是政治地理学发展历史的缩影,也是其他领域与政治地理学研究展开对话的原点(Smith, 1980; Abrahamsson, 2013; Klinke et al, 2018)。忽视拉采尔的Lebensraum,也就等于错过了当代政治地理学思辨的关键入口(Barua, 2018)。因此,梳理Lebensraum概念是理解当代政治地理学研究脉络不可或缺的一环。

拉采尔的Lebensraum概念在动荡的20世纪发展变化,但其实关于其概念发展演化的讨论并不多见。究其原因:一是文献有限,相关文献大都集中在二战前,以德文、日文、英文为主,中国学者较少接触;二是受政治地理学术圈大环境的影响,新政治地理学兴起后,诸多传统研究迫于历史压力纷纷改弦更张。20世纪90年代开始,Lebensraum才逐渐回到欧美地理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形成了一系列新成果。2018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瑞典索德顿大学波罗的海与东欧研究中心共同主持的专辑“Lebensraum and its discontents”发表,标志着Lebensraum概念的学术回归(Klinke et al, 2018)。本文在此背景下,对经典文献进行再次解读,深入认识Lebensraum概念的起源、发展历程,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开展及理论化提供参考。

1 拉采尔与生存空间
1.1 一个生物地理学概念

拉采尔早年主要研究人类迁移、文化发展和人地关系等,他在代表作《人类地理学》(1882—1891年,共3卷)中探讨了自然属性对历史发展和人类迁移的影响(Lossau, 2009),表现出对地理空间要素和人类集体行为活动之间关系的重视。1897年德语版《政治地理学》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政治地理学著作,被认为是现代政治地理学的奠基之作。书中提出政治地理学体现的是政治行为的空间属性,需要回答人类作为有机体的基本单元及其空间规律的问题(Ratzel, 1903)。拉采尔认为人类政治行为及有机体行为都依赖于作为生物物种形成的民族集体,故而政治地理学对人类有机体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国家有机体的研究,并进一步提出了“国家有机体论”(Ratzel, 1903)。

1901年,拉采尔在《生存空间论:生物地理学研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Lebensraum”一词,意为(作为生物的)人类有机体生存及发展的地理区域(Ratzel, 1901)。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论文直至2018年才首次由地理学者Tul'si Bhambry完整地译为英文并刊出。拉采尔通过生物与地理关联的分析框架,将Lebensraum构建为一个生物地理学概念,研究包括“地球上的生命与空间”“地球表面的变化与生命的发展”“控制空间作为一种生命属性”“征服抑或殖民?”“生命密度、栖生地和物种”“空间对生活的追溯效力”“空间的竞争”“边境地区”“维护生存的广阔空间”“新的生存形态发展中的空间现象”“起源中心或保护区?”等11个部分(Ratzel, 2018)。

翻译者T. Bhambry认为,拉采尔论述的关键是“生活”(leben,life itself,包括“生”和“活”2个部分),这是拉氏理论中诸多术语的前缀。相应地,Lebensraum所代表的空间也涵盖了“生存的空间”(living space)和“营养的空间”(feeding space) 2部分。在生存空间的概念分析中,拉采尔从生活社区(lebensgemeinschaften)、生活分层(lebensschichtung)、生活阶段(lebensstufe)、生命密度(lebensdichte)、生命传播(lebensverbreitung)、生命分布(lebensverteilung)、生命梯度(lebensgefäll)等方面讨论了有机体如何进行生与活的组织(Ratzel, 2018)。从这些方面看,日本地理学界将Lebensraum译为生活空间实际上更接近拉采尔所提概念的原意。

拉采尔的生存空间讨论涉及边界与边境、空间范围、新生存空间的形成过程等当代政治地理学持续关注的话题。拉采尔认为边界不能被理解为一条简单的分界线,而应该是边缘地区(Ratzel, 1903),只有当将边界作为空间区域提取出来时,才能理解其作为生命迁移战场的地位(Ratzel, 2018)。

此外,拉采尔对人的迁移十分关注。他认为移民等因素会促进新的生存空间的产生,此过程包括空间变异、边界模糊侵蚀、孤岛/飞地形成3个阶段(Ratzel, 2018)。他的迁移研究多以中立的、描述性的方式开展,在许多论述中甚至表现出对“种族纯化”的谴责,他认为“纯的种族”和“混合种族”并没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很多被边缘化的人群是值得保护和保留的(Klinke et al, 2018)。这种对民族多样性的评价显示出拉采尔先于时代的人道主义思考。

综上,拉采尔的生存空间概念是基于生物地理学背景形成的,关注空间对于生物的“生的保障和长的可能”2个作用,进而将空间分为生存空间、营养空间2个部分,其内涵和理念与战间地缘政治学派打造的生存空间存在巨大差异,不能将二者简单等同。

1.2 国家有机体的生存空间

国家有机体是拉采尔将生存空间用于揭示人类社会政治空间规律的概念,他将国家理解为具有生物地理属性、为生存空间而奋斗的有机体(Klinke et al, 2018)。

首先,人是地理环境的产物,人与空间相互作用。人在地球上的存在和生长,是人类像其他生物一样适应环境的结果。拉采尔认为“每一个宗族、部落乃至国家都有2个层面的内涵——人及其领土空间,……人的政治行为是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而做出适应的”(Semple et al, 1911)。人类的一切行为活动和社会发展都受环境制约,这种制约体现在4个方面,即生理上的制约、心理上的影响、物产丰歉盈缺对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以及对人类迁移和分布的决定性影响(Ratzel, 1989)。

其次,民族国家是人类有机体运转的基本单元。拉采尔将国家与自然界中的生物种群类比,认为国家是附着在地球上的一种(生物)有机体,是“地表有确定组织的人类集团所占据的政治地域”(Semple et al, 1911),国家特征深受为其提供生存环境的领土及区位的影响,国家有机体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一定的空间。

第三,国家有机体处于不断生长的过程中。国家有机体与其他生物一样也具有幼年、青年、壮年、老年等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生长在空间上有3种表现:一是国家的边界,其变化是多个国家相互竞争形成的几何空间,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表现(Klinke et al, 2018);二是领土的稳定性,反映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领土稳定性越强(Ratzel, 2018);三是空间的生长,国家生长的同时,民族集体不断寻求边界的外移与空间的扩大(Ratzel, 1901)。

最后,生存空间的平衡状态通过自然演进实现。国家有机体对生存空间的争夺,就像生态系统中的相互作用一样自然而然地发生(Murphy, 2018)。通过淘汰不适应世界体系发展的有机体,不同国家控制的生存空间范围也同步变化(Ratzel, 1901)。世界体系中国家有机体的生态位包含2个层面,自然位置和政治-地理位置。正如所有生物为了生存和繁衍必须在自然环境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一样,民族/国家也必须在政治环境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弗林特等, 2016)。但不应该认为每个移民物种都必须剔除一个土著物种才能生根(Ratzel, 2018)。

拉采尔从人地关系出发,提出国家有机体的概念来解释人类有机体政治行为的空间规律,强调国家发展和政策制定中地理空间要素的重要性。他首次将抽象的国家概念与具象的地理空间相结合,使得地理要素在政治学、社会学领域中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虽然今天看来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理论似乎有一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但Murphy(2018)通过对其著作《政治地理学》和拉采尔论文的研读发现,拉采尔的研究一直努力避免这种倾向。同时,拉采尔在对待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方面表现出难得的进步性,他驳斥了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和戈比诺(Arthur de Gobineau)的生物种族主义(Smith, 1980),他反对种族纯化,认为移民是使社会群体更具竞争力的过程(Ratzel, 2018)。

2 20世纪上半叶的恶学之钥
2.1 地缘政治化

20世纪上半叶是生存空间研究大发展时期,也是地缘政治学派改造并歪曲生存空间的关键时期。拉采尔的理论不仅在德国引起了巨大关注,也被其学生带到了其他国家。1911年,他的学生森普尔(Ellen Churchill Semple)在美国出版了《地理环境之影响:以拉采尔人类地理学为基础》一书,系统介绍了拉采尔人文地理研究中的主要成果,包括空间概念、边界、国家的迁移和成长,国家空间发展中海陆间的过渡以及水资源、山地和平原等在国家空间发展中的作用(Semple et al, 1911)。

1916年,瑞典政治学家契伦(Johan Rudolf Kjellén)在《作为有机体的国家》中进一步发展了生存空间论(Tunander, 2001)。他认为,对占据有限空间的国家来说,通过殖民、吞并或征服来扩大其领土是绝对必要的(Kjellén, 1916)。1920年,《关于地缘政治学体系的基本问题》的发表标志着研究国家有机体空间行为的地缘政治学的确立(Kjellén, 1920)。由此开始,地缘政治学派将生存空间中注入诸多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色彩,强调国家有机体的进化过程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侧重于探索国家在空间及资源竞争过程中的生存之道。契伦利用国家有机体与生存空间构建了地缘政治研究5要素:地缘环境(reich, 由生存空间和军事战略形态组成)、民族人民(volk, 国家的种族观念)、经济平衡(haushalt, 生存空间内的自给自足)、法理社会(gesellschaft, 国家组织和文化诉求的社会方面)以及政府治理(regierung, 政府的存在形式,其行政机构和军队能够保证人民安宁与协调)(Holdar, 1992)。

拉采尔的另一位学生豪斯霍费尔(Karl Ernst Haushofer)从军事学与政治学视角加强了生存空间的地缘政治属性,并构建了世界生存空间泛区体系。1913年,豪斯霍费尔最先将生存空间理念用于日本战略形势的研究,完成了题为“大日本的军事力量、世界位置及未来思考”的博士论文。豪斯霍费尔认为生存空间应被当作地缘政治研究的核心,提出地缘政治学“是国家有机体取得生存空间的政治行为的科学基础”(Whittlesey, 1943)。他依据一战至二战期间世界各国国力的变化构建了泛区域模型,分为美洲泛区域、欧洲-非洲泛区域、俄罗斯-印度泛区域、亚洲-太平洋泛区域(图1)。此种划分方式明确表达了地缘政治学派的欧洲中心观,每个泛区域都涵盖了地球上各种纬度地带的生态资源,在经济上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从而避免跨区域战争;在区域内部,根据弱肉强食的发展规律,某一个先进国家应主动寻求成为本区领导者的方式(Haushofer et al, 2002),他认为主动的战争是解决区域内部争端、划定生存空间、决定泛区领袖的最快速有效的方法。扩张主义的拥护者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曾言“超级大国是创造新的生存空间所必须的”(Bashford, 2007),而地理学家奥托·摩尔(Otto Maull)则在其著作中坚称“德国不仅应该被认为是空间中的有机体,更应该被定位为空间中生长出来的有机体”(Maull, 1925)。

图1 豪斯霍费尔的泛区域模型示意图及各泛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对比(① 数据来源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1948—1960)》;考虑到1939年苏联国内经济的不稳定因素,图中采用的是苏联1838年的经济数据。) Fig.1 Haushofer's pan-regions and economic situation of major capitalist countries

契伦、豪斯霍费尔等通过将生存空间与民族、国家的捆绑弱化了其生物地理属性。地缘政治化的生存空间抓住了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和领土征服的政治纲领精神,并把这一纲领描述为民族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从而实现纲领合法化。相关研究成果在欧美及日本等国迅速扩展(小川琢治, 1928)。1941年,日本地政学协会成立,并以《地政学》杂志为大本营介绍欧美地缘政治学进展(高木彰彦, 2009)。1942年,日本规划师石川荣耀提出国家有机体对外、对内双向的空间生长模式,他认为国家既可以通过对外扩张实现扩大营养空间的目标,也可以通过合理的内部规划引导内部空间生长(石川栄耀, 1942)。Lebensraum在日语中译法较多,如生活空间、生存空间或生活圈、生存圈等,二战后生活空间与生活圈的用法更为常见。

2.2 帝国主义的实践

历史学家费希尔(Fritz Fischer)认为,到1914年,生存空间已经是德国《九月计划》(② 九月计划(Septemberprogramm)由一战时期的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提出,阐述了德国的战争目标及德方状况。)提出领土吞并和安置方略的主要灵感来源(Fischer, 1961)。然而,生存空间的概念似乎在一战期间并没有使用,而是在1918年之后很快广泛流行起来的(Klinke et al, 2018)。作为希特勒的参谋,豪斯霍费尔对纳粹主义成型产生了重要影响(Heske, 1987)。虽然拉采尔倾向于将此概念用于作为有机体的政治国家,但2次世界大战期间,地缘政治学派常常将主体篡改为民族或人民。在德国,这种循序渐进的帝国主义实践通过2步展开,首先是人口转移和民族清洗,然后是农业殖民化以及重建真正的德国生存空间(Blood, 2010)。纳粹德国通过对外战争积极扩展空间实体,同时通过驱逐、奴役和杀戮其他种族霸占空间资源(Hitler, 1999)。

作为驻日大使的豪斯霍费尔将泛区域模型带到日本后,日本为成为亚太泛区域的领袖展开了一系列谋划。1927年,田中义一的《对华政策纲领》写到“确保远东之和平,举日华共荣之成果,为我对华政策之根本。至于施行之方法,鉴于日本在远东之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与满蒙,自当有所区别”(引自粟凤榕, 2008)。1940年的《基本国策刚要》提出建立“整个大东亚地区的皇国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同年9月提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所需要的生存圈问题”,建立超越主权国家结构的地域联合体,引领“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石川栄耀, 1942; 安达宏昭等, 2016)。

生存空间竞争并没有加速世界演进,反而激起一股股民族反抗的巨浪。随着二战法西斯国家的全面溃败,不论是德国的生存空间还是日本的共荣圈构想都彻底崩塌。可以说,从未有任何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像生存空间一样产生了如此深重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提到德国地缘政治、生存空间等概念都足以让地理学者们战栗不安。

2.3 没落与批判

自1904年拉采尔离世后,生存空间与地缘政治研究迎来了异常火热的40年。地缘政治学派打造的生存空间论更青睐国家政治军事视角,特别是诸如豪斯霍费尔等兼具政治家、军事家的多重身份,进一步推动了生存空间研究的战争导向。虽然这期间也有难得的人文思想的光芒,如石川荣耀对有机体内生型空间生长的思考,但总体来说,生存空间论是二战后学界口诛笔伐的对象,以豪斯霍费尔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亦受到地理学家的唾弃(帕克, 2003)。地理学界大多将其作为服务于法西斯的工具加以抨击,视其为导致二战的罪魁祸首之一(Taylor, 1976),甚至有学者提出豪斯霍费尔应与生存空间一起对战争的爆发负责(Herwig, 1999)。二战结束后的30年,以地缘政治和生存空间作为关键词的著作几乎绝迹,只偶尔在政治地理学和政治教科书中片段式地出现(Murphy, 2017)。时至今日,我们仍需反思古典地缘政治学的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倾向给世界带来的深重灾难,以批判性思维审视这段历史,回归学术导向的政治地理研究。

3 人本主义的回归
3.1 生存空间的意义再考

随着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兴起及新政治地理学的重建,生存空间作为政治地理学传统概念重回学术讨论中。一方面,学者们开始反思生存空间作为学术概念与作为地缘政治策略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拉采尔提出的生存空间概念对政治地理学发展是有重要贡献的,只是被政治和军事力量歪曲和利用了,其产生的恶果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理论(Glacken, 1962);生存空间是基于学术追求和探索人地关系问题而提出的概念,如果不加批判地应用于目的导向的意识形态构建,极易产生负面的乃至灾难性后果(Smith, 1980);德国地理学者提出的生存空间与纳粹德国鼓吹的生存空间存在明显的非连续性与概念差异(Giaccaria et al, 2016)。另一方面,世界的发展已经证明生存空间的2个核心问题,即有机体单元及其作用规律,已不能仅仅停留在国家尺度上排斥性地竞争物质空间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人类技术的革新,人口增长对空间的需求不再简单地等同于竞争更多的物质空间,是否值得通过战争的方式获得空间,需要重新讨论(Simon, 1989);通过将拉采尔与契伦的生存空间概念进行比较,提出地理学应回归到将生存空间作为生物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复合化的内涵(Abrahamsson, 2013),而不是将其简单视作国家机器追逐利益的载体。

重新审视生存空间概念的提出,作为研究人类有机体与空间领域关系的概念,有机体单元是决定其作用规律的关键。地缘政治学派对人类有机体的民族属性深信不疑,将人的生存发展与国家的生存发展等同,从而将生存空间的研究尺度禁锢在“国家间体系”,国家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合法的政治权力的领域空间(弗林特等, 2016)。新政治地理学研究对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及领域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与反思。有学者认为现代主权国家绝不是自然实体,而是历史的产物(Jackson, 1990);国家领域性是一种安全与机会之间关系的平衡(Gottmann, 1975);人类关系中的领域性是一种有意识的空间控制策略,空间不是控制的目的,而是实现控制的工具(Sack, 1983)。当国家作为人类有机体基本单元的合理性被打破后,生存空间的作用机制也开始走出国家尺度,区域、地方、城市都有可能成为政治行为的有机单元,而主体功能也从国家所承载的物质保障、环境安全转变为不同尺度下的人地关系协调与空间生长效益最大化。区域有机体或城市有机体等研究的复杂性超出了传统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模式,成为西方政治地理学研究的热点话题(Martin, 2010)。

3.2 日本的生活空间论

如前文所述,日本是亚洲最早开展生存空间研究的国家,并形成了体系化的生存空间策略。战败后,日本的地理学者选择尽量规避战间常用的国家有机体、生存空间与生存圈的概念,转向剥离国家有机体对象的生物地理概念。“所谓生活空间,不过是二战后日本地理学有意规避Lebensraum的说法,以与服务侵略战争的地政学概念相区别”(伊藤喜栄, 2004)。

生活空间论集中于讨论国家内部的生存空间、营养空间的塑造。上田笃认为,与空间数量的拓展相比,空间质量的提升是提高生命权力的最佳方式,空间蓝图应综合考虑生存与发展的社会需求(上田篤, 1967)。“生活空间倍增计划”通过空间多样化建设,使原来单一的居住空间、购物空间、文化空间、教育空间等空间实现倍增,从而实现合理的生活分层与梯度分布(金日, 1999)。高桥伸夫通过对地方生活组织和空间关系的研究,得出不同组织有机体空间活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规律(高橋伸夫, 1990);荒井良雄等(1996)则关注以家庭为有机体单元的圈层结构。生活空间论在日本空间实践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生活圈的建设中(图2),经过前后5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已经形成了从国家到区域再到地方的多尺度生活圈嵌套体系,实现了从区域到地方的生活空间的良性运转(荒井良雄等, 1996)。通过生活圈中的自助、互助、共助、公助体系,实现生存圈的供给保障、营养圈的共赢共生(伊藤喜栄, 2004; 刘云刚等, 2016)。

图2 日本的生活圈系统
注:参考伊藤喜栄, 2004绘制。
Fig.2 Life circle system of Japan

3.3 最新研究进展

现实社会中生存空间的广泛应用与理论探讨的稀缺形成鲜明对比。在冷战时期的西德、内战时期的拉美、乃至今天的泛伊斯兰主义构建的国家愿景中,生存空间一直被持续不断地提及。相比之下,生存空间的学术研究却被束之高阁。英文成果寥寥可数,仅有的如对拉采尔生平著作的梳理(Smith, 1980)、拉采尔理论在德国殖民想象中的地位与作用(Bassin, 1987)、生存空间概念内涵的辨析等(Abrahamsson, 2013; Halas, 2014)。苏联解体后,德国政治地理学在后苏维埃时代的俄罗斯备受关注,生存空间被详细介绍和讨论(Dugin, 1997)。

现有的政治地理话语体系中,生存空间始终难以摆脱消极视角,即把民族和国家作为有机实体的还原主义、鼓吹帝国主义扩张、霸权统治、种族清洗等,甚至于这个概念的德语属性都十分容易唤起人们的负面情绪(Klinke et al, 2018)。因而,生存空间常被用以描述具有侵略性的国家政策与行动,如国外媒体对中国钓鱼岛政策的报道(③ Lebensraum and China, Asia Sentinel, 2012-09-20, http://www.asiasentinel.com/politics/lebensraum-and-china/。)。通过回顾1919—1939年期间,德国对拉采尔生存空间与空间动力学的接纳与反响过程,Murphy(2018)发现,拉采尔对地理环境作用于人类能动性的决定性影响是十分谨慎的,拉采尔并不是空间/环境决定论者,但这种特质在魏玛和纳粹时代的动荡中被有意识地抹除了,政治斗争的紧张化曲意简化了拉氏生存空间的复杂性。

Chiantera-Stutte(2018)认为生存空间不仅仅是达尔文主义生存斗争的描述,更提供了一种从有机体视角分析生命政治的方式,以福柯的生命权力理论来审视拉采尔的观点,可以发现概念背后是对政治地理学通过关怀人口、政治文化的生物化、权力/知识联系3个步骤来实现将个体纳入人口、将文化融入自然、将政治融入科学。此外,拉氏生存空间的讨论中已经注意到死亡对生命政治的重要意义,他把国家看作一个有机体,坚持政治地理学家必须是“病理学家”(Klinke, 2018)。实际上,拉采尔的研究视角与当代超人文地理学(more-than-human geography)的很多观点产生着共鸣,如生命的空间本体论、动物的活动性和生活世界的制图等(Barua, 2018)。

4 结论与展望

生存空间是政治地理学的核心概念,由于战争时期的刻意歪曲和利用,相关研究一直近乎停滞。通过对拉采尔的生存空间内涵的回溯与发展历史的梳理,可以发现拉氏生存空间与地缘政治学改造的生存空间存在诸多差异(表1)。拉采尔将生存空间作为生物地理的衍生概念,强调生命权力的重要意义,强调作为自然界组成部分存在的人类有机体需通过对“生”“活”的合理制度化安排,形成高效的生存空间与发展空间。虽然拉采尔将主体设定为国家有机体,但其研究并不存在明显的生物种族主义倾向,他认为日耳曼民族是空间动态模型的一环而非主体,他既不排斥犹太人,也不反对移民。所以,在德国拉氏政治地理学思想一直被视为与纳粹地缘政治主张相左。战间德国地缘政治学派从概念主体、种族属性、有机体作用规律、终极愿景等多方面对拉氏生存空间进行了改造,特别加强了生存空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解读,提出民族国家作为动物属性的有机体,享用物理空间与资源具有显著排外性,空间有限、排斥无限,强大的民族应主动开启战争以推动空间演进。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政治地理学的复兴,拉氏生存空间才逐渐与臭名昭著的战犯理论分离,其理论价值与研究意义成为地理学者关注的主题。在政治地理学出现后的1个多世纪中,生存空间在特定历史背景与地理思潮下不断演变,形成了3种主要流派,即以国家有机体政治行为为主的地缘政治学派、以生存空间引导规划实践的空间实践学派和以拉采尔理论学术讨论为主的新政治地理学派(图3)。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人类的生存发展需求超越了单纯的国家间竞争,终极图景不再是一个超级大国,而是一个多元多级的复杂有机体。其中有机体的运转机制、生存与发展实现平衡的路径、民族问题与空间动力等课题的研究,都需要我们认识、理解并合理利用生存空间及相关理论。

图3 生存空间的概念演变
注:作者绘制。
Fig.3 Conceptual development of lebensraum since the 1900s

表1 拉采尔与地缘政治学派的生存空间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lebensraum between Ratzel and geopolitics schools

中国地理学者对生存空间的介绍与研究十分有限。原华荣(1982)认为,以人口密度、人均资源和自然条件为标志的生存空间是反映人口与地理环境的概念,人类的活动是为扩大生存空间服务的;封志明(1993)提出生存空间是一定时期内、能够维持一定人口生存与发展的要素整体。基于空间实践的生活空间研究也极少考虑政治地理学视角,一般将生活空间作为与生产空间相对应的、居民日常行为活动的空间载体或场所总和(王开泳, 2011; 陈振华, 2014; 申悦等, 2017)。而国内政治地理研究常将生存空间与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生存空间等而视之,对概念内涵及理论演变缺少关注,与国际上对生存空间的批判性研究、前沿议题及空间实践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出入。这种认知差异常常成为中外学者学术交流的障碍,特别是在使用政治地理、地缘政治、生存空间、国家有机体等相关概念时,容易引起西方学界的误解与恐慌。类似地,西方对中国生存空间的评议也一定程度反映出学术背景的差异。当我们尝试开展相关研究时,基于学术史意识,对历史的追溯是必要的,概念的本土化构建也是必须的。未来针对生存空间的研究可从3个方面着手:一是对拉氏生存空间内涵与理论的深入解读;二是基于批判地缘政治的生存空间反思,通过多尺度视角解读当代中国的政治地理行为与现象;三是学习借鉴日本新派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开展人本导向、共生共赢的生活圈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安达宏昭, 张敏. 2016. “大东亚共荣圈”论[J]. 南开日本研究, (17): 34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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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振华. 2014. 从生产空间到生活空间: 城市职能转变与空间规划策略思考[J]. 城市规划, 38(4): 28-33.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职能从生产向生活的转变趋势日益明显,城市空间发展开始从生产性空间主导向生活性空间主导的模式转型。本文分析了这一趋势下空间需求变化的特点,并从城市功能布局、生产空间、休闲游憩空间等方面提出了规划应对策略。
DOI:10.11819/cpr20140406a      [本文引用:1]
[Chen Z H.2014. From production space to living space: Change of urban functions and corresponding spatial planning strategies. City Planning Review, 38(4): 28-33. ]
3 封志明. 1993. 人类生存空间的框架模型及拓展途径[J]. 战略与管理, (1): 83-86.
正 1、生存空间研究的源起与发展 1.1拉采尔的“生存空间”概念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拉采尔(F.Ratzel)的研究集中于生物地理学,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概念就是从生物地理学中孕育出来的。他通过一种生物学类比,把国家看成是“附着在地球上的一种有机物”,认为国家是地球表面上具有确定的组织和生命分布的人类集团,因此,“每个国家都是人类的一部分,地球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了“生存空间”概念,意思是:“活的有机物在其范围内发展的地理区域”。他还提到一般的生存空间和作为生物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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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 Z M.1993. Framework and expansion approach of human's living space.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1): 83-86. ]
4 弗林特, 泰勒. 2016. 政治地理学 [M]. 刘云刚,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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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日. 1999. 日本实行“生活空间倍增计划”[J]. 城市规划通讯, (4): 8.
正 日本将在今后五年内使人均居住面积达到40平方米。这是日本政府最近召开内阁会议批准的"生活空间倍增计划"和"产业再生计划"所确定的。小渊任首相后曾提出:"要让日本国民看到未来的希望。"为此,日本有关部门研究制
[本文引用:1]
[Jin R.1999. "Life space multiplication project" in Japan. Urban Planning Newsreport, (4): 8. ]
6 刘云刚, 侯璐璐. 2016. 基于生活圈的城乡管治理论研究[J]. 上海城市规划, (2): 1-7.
既有的城乡管治理论强调多方协作参与,但对中国国情条件下具体参与机制总结不足。基于日本生活圈规划的组织理念,探讨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合作的公共服务供给和城乡管治模式,指出生活圈的构建有利于发挥城乡管治中各主体的积极作用,化解我国目前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实现区域共赢发展。具体以广东省鹤山市为案例,尝试通过生活圈规划应对公共服务供给低效不足的现状,形成宏观、中观、微观多层面多元的公共服务配给方式,以期为我国开展基于生活圈的城乡管治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DOI:10.3969/j.issn.1673-8985.2016.02.003      [本文引用:1]
[Liu Y G, Hou L L.2016. Study on urban-rural governance based on a life circle approach.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 1-7. ]
7 帕克. 2003. 地缘政治学: 过去、现在和未来 [M]. 刘从德,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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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er G.2003.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ranslated by Liu C D. Beijing, China: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
8 申悦, 塔娜, 柴彦威. 2017. 基于生活空间与活动空间视角的郊区空间研究框架[J]. 人文地理, 32(4): 1-6.
郊区空间已成为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意义逐渐凸显,需要学者立足郊区,关注郊区空间及其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本文从行为主义地理学和时间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出发,对行为空间、生活空间、活动空间的概念进行辨析,提出了基于空间范式下的生活空间研究和基于人范式下的活动空间研究两方面研究内容。立足于郊区空间,面向居民日常生活,构建基于时空间行为研究方法论的郊区空间研究框架,基于此框架对郊区生活空间、郊区活动空间以及郊区空间的动态性进行解读和分析,试图为空间—行为互动理论的构建提供研究基础,为基于行为视角的郊区研究提供研究框架,为更好的理解郊区空间、解决郊区中存在的问题提供有效途径。
[本文引用:1]
[Shen Y, Ta N, Chai Y W.2017. Research framework of suburban space based on perspective of living space and activity space. Human Geography, 32(4): 1-6. ]
9 粟凤榕. 2008. 论田中义一的对华政策 [D]. 哈尔滨: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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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开泳. 2011. 城市生活空间研究述评[J]. 地理科学进展, 30(6): 691-698.
随着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社会生活空间越来越受到重视。加强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的研究,有助于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加强城市空间的优化调控。文章从功能空间和本体论的角度,重新界定了城市生活空间的内涵以及研究城市空间的新视角。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生活空间研究的最新进展。研究发现,城市生活空间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内容,研究尺度从宏观向微观转化,人居环境和生活质量评价是当前主要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也趋于多元化,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人本主义、结构主义方法外,还出现了行为地理学、时间地理学以及借用文化生态学和后现代主义等一些行之有效的新方法。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结合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城市生活空间的具体类型以及形成演化机理有待进一步加强,积极探索更多的规划手段和调控机制,不断优化城市的生活空间格局。
DOI:10.11820/dlkxjz.2011.06.006      [本文引用:1]
[Wang K Y.2011.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es on urban living spa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30(6): 691-698. ]
11 原华荣. 1982. 生存空间的相对性及人类扩大生存空间的斗争[J]. 生态学杂志, 1(4): 32-34, 45.
正 通常用人口密度表示生存空间的大小,但是许多问题说不清楚,因此对生存空间必须建立相对的概念。生存空间可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以人口密度、人均资源 和自然条件为标志的狭义生存空间,是一个反映人口与地理环境关系的概念。单位面积土地上居住的人口数量,即人口密度是狭义生存空间的一个重要表示方法和标 志。一般而言,在人口密度低的地方,生存空间较
[本文引用:1]
[Yuan H R.1982. Relativity of living space and man's struggle for expanding it. Chinese Journal of Ecology, 1(4): 32-34, 45. ]
12 约翰斯顿, . 2004. 人文地理学词典 [M]. 柴彦威,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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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brahamsson C.2013. On the genealogy of lebensraum[J]. Geographica Helvetica, 68(1): 37-44.
DOI:10.5194/gh-68-37-2013      [本文引用:3]
14 Barua M.2018. Ratzel's biogeography: A more-than-human encounter[J].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61: 102-108.
DOI:10.1016/j.jhg.2018.05.015      [本文引用:2]
15 Bashford A.2007. Nation, Empire, Globe: The spaces of population debate in the interwar years[J].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9(1): 170-201.
Abstract There are several analytical strands through which historians and demographers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of twentieth-century population politics and expertise. One is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ing birthrate, nationalism, pro-natalism, and modern degeneration anxieties, including histories of eugenics. A second strand is the story of global overpopulation, its mobilization as a mid-twentieth-century issue in Cold War politics, the dominance of the idea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and subsequent links between aid, development, family planning, and various international agencies. A third is the history of reproductive and bodily rights, feminism, and birth control, which has been analyzed with respect to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the history of colonialism and neo-colonialism, the history of nationalism, and to some extent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aspects of the population question tend chronologically to bookend the feminist narrative, with Malthus at the late eighteenth-century end and Cold War political economy of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at the twentieth-century end. A fourth strand is a burgeon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demography, social science, and economic theory.
DOI:10.1017/S0010417507000448      [本文引用:1]
16 Bassin M.1987. Imperialism and the nation state in Friedrich Ratzel's political geography[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1(4): 473-495.
DOI:10.1177/030913258701100401      [本文引用:1]
17 Blood P W.2010. Securing Hitler's lebensraum: The Luftwaffe and Białowieza forest, 1942-1944[J].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4(2): 247-272.
The records of a German air force security battalion operating in the primeval forest of Bia0365owie0304a (Eastern Poland) open a window onto Nazi colonization policy and the Holocaust. Using the battalion's documentation from the period 194209“1944, the author argues that Nazi Bandenbek01¤mpfung (banditry-combating) was central to Hitler's occupation in the East after the first wave of killings in the summer of 1941. The continued killings by Luftwaffe forces implicate German troops long assumed not to have been involved in implementing Nazi racial policies. The contemporary reports discussed here describe the widespread murder of Jews, partisans, and other civilians, and shed new light on how Nazi dogma shaped the behavior of the ordinary soldier.
DOI:10.1093/hgs/dcq024      [本文引用:1]
18 Chiantera-Stutte P.2018. Ratzel's stone guest: The art of politics in the work of Friedrich Ratzel[J].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61: 91-96.
DOI:10.1016/j.jhg.2018.04.009      [本文引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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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Giaccaria P, Minca C.2016. Life in space, space in life: Nazi topographies,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and lebensraum[J]. British Journal of Holocaust Education, 22(2-3): 151-171.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ivotal role the notion of Lebensraum played within the Nazi spatial mindscape. Tracing the complex and contradictory genealogies of Lebensraum, we note how geographers’ engagement with Geopolitik has only made modest reference to the role Lebensraum played in shaping the biopolitical and genocidal machinery implemented by Hitlerism and its followers. Moreover, most of this literature highlights a clear discontinuity between the Lebensraum concept formulated by German academic geographers and the Nazis respectively. Rather than emphasizing the divide between German Geopolitik and Nazi biopolitics, we claim that the Third Reich incorporated Lebensraum by merging its duplicitous meaning, as living/vital space and as life-world. Equality important were both Nazi ‘functionalist’ understandings of Lebensraum as well as its ontological merging of Lebens and Raum in which the racialised German nation is conceived as a spatial organism whose expansion is the essential expression of life. As such, we approach the Nazi Lebensraum grand imagery as a truly geo-bio-political dispositif, in which life and space matched with no gap, no residues. The attempted realisation of this perfect coincidence, we argue, contributed in a crucial way to produce spaces of eviction and displacement and, ultimately, genocide, and annihilation.
DOI:10.1080/17504902.2016.1148876      [本文引用:1]
22 Glacken C J.1962. Friedrich Ratzel: A biographical memoir and bibliography by Harriet G. Wanklyn[J]. Geographical Review, 52(3): 467.
This article has no associated abstract. ( fix it )
DOI:10.2307/212554      [本文引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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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77/053901847501400302      [本文引用:1]
24 Halas M.2014. Searching for the perfect footnote: Friedrich Ratzel and the others at the roots of lebensraum[J]. Geopolitics, 19(1): 1-18.
The story of Lebensraum before World War I resembles a screenplay of an interesting movie. The main villain (Friedrich Ratzel) got the prestige, but did not deserve it, while those that did (Andree and Peschel), were not given it. Villain's minence grise (Moritz Wagner) plotted against the hero (Charles Darwin) without much effect. Some even tried to turn villain into hero's servant, yet he proved too resilient and remained determined to conquer and culturally transform the world on his own terms. This plot has everything necessary for a good drama. An Israeli one, of course.
DOI:10.1080/14650045.2013.780036      [本文引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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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Heske H.1987. Karl Haushofer: His role in German geopolitics and in Nazi politics[J].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6(2): 135-144.
Karl Haushofer (1869–1946) and his ideas are both very well-known and widely misunderstood in Anglo-American political geography. This paper provides a résumé of his career for an international audience, based mainly on the published 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Haushofer and his son Albrecht. Two conclusions are drawn: first, that his political influence has been overestimated in that he was only a fringe figure in Nazi politics; second, the intellectual support the Nazi Reich obtained from people like Haushofer helped establish and maintain the regime.
DOI:10.1016/0260-9827(87)90003-6      [本文引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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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Holdar S.1992. The ideal state and the power of geography the life-work of Rudolf Kjellén[J]. Political Geography, 11(3): 307-323.
Rudolf Kjellén's Geopolitik was part of his attempt to produce a systematic political science, focused on the study of the state. Based on organic analogy, Kjellén wanted to construct an objective way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of states and to examine how this process affected interstate relations. With his numerous roles—as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self-taught geographer, Conservative MP and columnist—Kjellén's stated scientific goal of objectivity never gained followers, especially in his advocacy of Swedish nationalism and the German caus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While his ideas got no following in Sweden, his Germanophile Weltanschauung was adopted in Germany, most importantly by the Geopolitik school associated with Karl Haushofer.
DOI:10.1016/0962-6298(92)90031-N      [本文引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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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dolf Kjellén was an important politicalscientist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is century. He is perhaps the most influential Scandinavianpolitical scientist ever. Together with the political geographer Fredrich Ratzel, Kjellén wasthe founder of the German geopolitical school. All his major works were translated into German, butthey were, to my knowledge, never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They were important sources of inspirationfor the leading geopolitical theorist and military general, Karl Haushofer. 1 By the time of his visit toSweden in 1935, Haushofer was about to publish the 25th German edition of Kjellén'sDieGrossm01chte[The Great Powers]. 2 The idea that states were not fixed juridicial entities but dynamic organisms competing on theinternational scene, was something that appealed to Haushofer. He was to fuse this thought withRatzel's concept of Lebensraum,that was later to reachHitler.
DOI:10.1017/S026021050100451X      [本文引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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