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舞台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多样化和多极化。在这个过程中,影响世界空间格局的核心因素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地理环境作为影响国际政治核心要素的“古典地缘政治”扮演着重要作用;在冷战时代,世界空间政治格局很大程度上是由意识形态主导的;而在后冷战时代,比较主流的影响世界空间格局的因素则是经济要素。如安虎森等(2016)所指出的,经济规则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成为将各国紧密捆绑的主要动力,经济因此成为塑造当今世界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二战后,美国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主导了一系列贸易规则的制定,如世界贸易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从而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影响力。进入21世纪后,美国仍然想通过贸易规则的制定权来巩固其世界经济地位。2013年美国宣布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谈判,2016年与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等国正式签署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个协定均将中国排除在外,其霸权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及其垄断全球经济的目的非常明显。

在这样的世界政治经济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力图建立多边参与的贸易机制,不仅强调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还以“南南合作”的方式大力强调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愿景。这对于建立健康的全球经济合作结构以及打破由垄断势力主导的霸权式全球经济结构意义重大。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基于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以及国内经济增长领域的需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的理念,明确指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并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地位和功能。

自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提出之后,不同学科学者对此进行了热烈地讨论,涉及经济金融学、政治学、社会学、旅游管理学、城市与规划等诸多学科。其中,黄晓慧等(2016)从社会学和旅游管理学跨学科的角度讨论了“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商业和旅游的融合发展机制,指出大湾区文化建设应该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和已有的合作基础实施以市场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蔡赤萌(2017)从制度和法律的角度讨论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的合作基础和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对资源配置和产业协调等如何突破行政壁垒以及体制差异提出了建议;邓志新(2017)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导向的概念,对珠江三角洲作为一个地理单元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及其对大陆腹地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张燕(2017)从规划学的角度提出了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要点,指出湾区规划需要发挥港澳的独特优势,从而提升其国家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功能。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然而它们大都局限于实用学科的思维对湾区发展提出建议。值得注意的是,自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概念提出之后,仍鲜有研究者从政治地理的角度对湾区发展思路进行讨论。事实上,作为探究地理环境与区域发展之间关系的经典学科(Taylor, 1993; 王恩涌等, 1998),政治地理学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很大程度上能够提供不同于其他学科的视野。

本文将从下述5个方面对政治地理视野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展开讨论。首先,本文就现代政治地理学研究趋势进行论述。在此基础上,将现代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多元转向”作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受政治地理视野影响,本文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空间管治挑战,并从尺度政治的理论框架(王丰龙等, 2015, 2017)就这种挑战在宏观层面提出建议。再次,本文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地缘文化风险：来自香港地区的认同危机凸显,并针对此风险提出可行的策略。尔后,讨论了如何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置于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诉求以及经济发展本身对权力运作的反作用等地缘经济框架下进行讨论。最后,本文回顾了研究的主要发现及其贡献。

2 现代政治地理研究的多元性

在过去近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政治地理学经历了明显的“多元转向”。二战前,政治地理主要局限于现代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geopolitics)一词是由瑞典地理学家Kjellen将“geo”和“politics”两个词根组合在一起,意指地理环境对政治活动产生的影响(Toal et al, 2006)。因此,最初的政治地理学往往关注自然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活动的影响,例如讨论山脉、河流、海洋、地形和地貌等要素对国家安全、国家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如地缘政治学说里大量涌现的陆权、海权和空权理论)等(Kelly, 2006)。地缘政治一词的缘起及其特殊应用环境往往造成了现代人对其的刻板印象,即作为一门基于国家中心主义(state-centrism)视角的讨论地理环境对国家行为体政治行为的影响的学科(刘云刚, 2009)。然而,二战后,随着世界体系理论、批判社会理论以及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等在人文地理学科的引鉴,政治地理学研究逐渐呈现出跨国家中心主义、多元和多尺度的特征(刘云刚, 2009)。从这个角度来讲,政治地理学不仅仅包括地缘政治学说,其所关注的范围相对来说更加宽泛,如关注国家尺度上的地缘活动,同时也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地理和政治实践;关注权力要素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微妙关系,也关注不同元素及其对世界秩序或失序的阐释等(Flint, 2003)。鉴于现代政治地理研究的多样性,下文将着重从本文关注的尺度政治、地缘文化和地缘经济等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尺度政治是现代政治地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将“尺度”视为地理学的一个基本维度(王丰龙等, 2015),现代人文地理学者们往往将不同规模的空间进行抽象化,并籍此探讨空间权力与空间规模(变化)之间的共生模式(Kurtz, 2003; Dressler et al, 2006; 罗小龙等, 2009; 刘云刚等, 2011; Beery, 2016)。在这个过程中,尺度并非静态的描述空间规模的名词,而是涉及一个动态的概念——尺度重构。如王丰龙等(2017)的研究所指出的：针对领土范围大小、不同行政和组织级别以及对地方化权利范围的不同声明,基于“尺度”这个抽象概念的空间重构往往与显性的政治博弈和权力争夺密切联系在一起。具体来说,适当地进行尺度上推或尺度下推对于一些空间管理面临的“死局”来说往往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以Dressler等(2006)对菲律宾普林塞萨港国家公园管理方式的研究为例可以发现：当该国家公园由国家政府负责管理时,其社会经济效益远远低于地方政府主导的公园运转模式。从这个案例来看,在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下对特定空间的管理尺度进行适度缩小是一种有效的空间管理方式。此外,刘云刚等(2011)关于三鹿奶粉事件曝光过程的案例分析指出,尺度上推往往被消费者和媒体视为一种极其有效的与强势一方力量进行博弈和较量的手段,而尺度下推则被另一方力量(地方政府和企业)利用作危机公关的方法。从上述理论和概念的辨析以及相关的案例分析可以得出：对固有的空间规模从管理范围、组织级别和表达方式上进行调整或重组是现代空间管理过程中最简单、直接和有效的方式。

其次,地缘文化是现代政治地理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地缘文化往往与一个国家的向心力或离心力密切相关：拥有团结、进步和稳定的地缘文化往往能将一个国家的人们凝聚在一起,使得国家得以运行并逐渐变得强大,从而产生向心力;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核心价值观,甚至更加恶劣地是产生破坏社会和谐安定的离心力,则国家治理难以为继(Anderson, 2006)。这个观点在Huntington(2004)关于种族、文化、政治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论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提出一个新颖却略显激进的观点：国家认同是一把双刃剑,其正向可以使国家治理受益,反向则或可挑战国家凝聚力的形成。以美国历史为例,他认为美国的国家认同中种族和族裔元素淡薄,加上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大量涌入的拉美非裔移民进一步加速了美国社会的分裂,由此产生的“认同危机”使得原有的文化和政治备受挑战,联邦制下的美国国家体系显得极为松弛。然而,他认为美国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对美国核心文化价值观念的确立(包括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认同、对基于宗教的基督教国家观念的明晰、确立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语言认同等),使得大部分美国人不分种族、族裔、移民与否而致力于共同复兴美国的核心文化,从而有效地解决了“认同危机”问题,缓解了多元文化带来的族群紧张关系,塑造了强健有力的地缘文化和国家向心力,为美国屹立于世界舞台塑造了稳定的社会土壤。Huntington(2004)和Anderson(2006)关于地缘文化(尤其国家认同和向心力)的理解提醒我们：一个国家如果缺乏明确的、有领导地位的文化价值作为精神主体,其往往会产生国家离心力,从而导致整个国家组织松弛和不可靠。从这个意义来讲,地缘文化和国家认同的统一性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意义重大。

再次,地缘经济也是现代政治地理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冷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不断变化和重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因此,主导世界政治格局的因素逐渐由军事对抗转变成为经济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Luttwak(1990)提出了地缘经济(geo-economy)的概念,用于讨论经济作为一种重要因素影响空间和政治形态的过程,反过来也讨论权力博弈对经济业态的作用过程。具体来说,国内外许多学者从这个方向开展了相关研究。如Maswana(2009)关注了在日渐增长的中国对非投资和援助的背景下中非两个地区(或国家)之间的地缘和经济联系。基于两地经济交流的机制和过程分析,该研究指出：中非经济交流建立了一种有效的“南南对话”机制,极大地挑战了非洲地区原有的处于垄断地位的“南北对话”地缘格局。国内学者也很关注地缘经济话题。例如,江心英等(2001)关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农业系统)的影响讨论了国际经济组织对国家形态变化的影响,焦连成等(2002)通过俄罗斯不断调整的朝鲜半岛政策分析其在远东地区的地缘经济目的。从地缘经济这个概念的提出到上述案例研究从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一个事实：经济元素对于国际政治形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从地缘经济的角度对特定政治地理现象和事件的分析越来越有必要。

整体上,相对早期的地缘政治学说(狭义上的政治地理)而言,现代政治地理研究无论是从视野上还是从研究话题上来说都有很大程度的拓展。从研究视角来讲,其对国家中心主义界限的突破以及对现代政治地理多元尺度和跨尺度的分析框架的建立意义重大;从研究话题来讲,其对地缘文化和地缘经济的关注对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地理现象和事件的阐释都有很大启示。下文将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从现代政治地理的研究视角对其发展思路进行讨论。

3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涉及的尺度政治

自2016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之后(李克强, 2016),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即以广东省9市和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为空间载体,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对内辐射和带动内陆经济进一步发展,对外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由此可见,无论是在物理的管理范围层面,还是在行政级别层面,抑或是在权利表达的差异层面,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不同行政管理和空间主体之间的协商。如此复杂的空间尺度关系为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

首先,从粤、港、澳这一尺度上的空间竞合关系来看,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以及香港和澳门主权回归等重大事件之后,这3个区域之间的空间格局已经日趋稳定。具体来讲,从三地的政治和经贸关系来看,粤港澳先后经历了“分治”和“统一”,“单向流动”和“双向互动”,“局部合作”和“多方合作”,“政府主导、民间协同”和“双向联席合作会议”等,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良性大珠江三角洲合作基础以及建设世界级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合作基础。这在“次国家”空间管理主体尺度上的区域合作来说,尤其是具体化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来说,具有极为有利的条件。然而,在这个尺度上仍有很多不利于区域合作的竞争因素存在。比如,随着广州、深圳等国家中心城市的崛起以及珠三角的发展壮大(如广州南沙拟建的自贸区),已经引发了“香港边缘化”的忧虑和讨论,对尚未完全稳固的粤港澳合作带来了挑战。更重要的是,总体而言,珠江三角洲在土地、水、空域等领域可利用资源有限,而区域发展需占用大量的土地、水域和空域,而粤港澳分处于不同社会制度、政治体系和经济框架下,由此导致资源利用矛盾难以协调。又如,广州、深圳和香港等机场在机动空域方面多有重合,很大程度上浪费了资源,制约了区域的整体发展。因此,如何优化粤港澳地区的空间利用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来说,是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其次,上述“粤港澳大湾区”中的“粤”被理所应当地视为一个一体化的空间概念,然而其概念本身就涉及一个复杂多元的空间尺度结构。具体来说,在广东省内部以地级市作为行政单元的空间管理主体之间也存在许多相互竞争的因素,这往往是被忽略的,然而这个因素会导致“粤”作为一个一体化概念的提出面临一定挑战。总体来说,在市场力量推动下,广东省在沿海东岸以深圳为窗口,通过香港对接国际市场,发展“三来一补”产业,引进外资,迅速推动了以电子信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在国家力量推动下,广东省则大力吸引国有企业在省会城市布局,对国有经济进行组织,在西岸形成了以重型化为特征的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格局。整体上,广东省在内部形成了以“广州和深圳”为双中心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网络发展格局。此外,高速铁路和快速城际轨道的高密度和高速运作模式将省域内的9个城市纳入1~2小时交通圈。这些都成为培育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经济的有利条件。然而,这些城市之间并非如上述产业网络和交通线一样可以轻易地捏合在一起。相反,它们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在市一级空间管理主体上的空间管理行为的差异。鉴于行政业绩等因素的考量,它们并不能完全站在同一个阵线上对资源和市场进行调配,从而导致了竞争、甚至是非良性竞争的出现。例如,广州和深圳之间存在高铁、城际铁路、城际轨道、地铁等4种轨道连接方式,因特定的原因存在不同制式轨道的定位与竞争。这些都不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协调,给大湾区协同发展带来内部不必要的非良性竞争。

从上述情况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具有整体性的空间概念,其发展具备一定的空间整合基础,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具体来讲,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涉及的9个城市和2个特别行政区有各自的特点和经济实力,但是它们之间的资源整合和产业布局的协调性显然不够,在很大程度上,相互间的竞争远大于合作。以港珠澳大桥项目背后的各层级空间管理主体间的竞争为例,该项目从提出到实施阶段历时超过20年,涉及中央人民政府、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中山市人民政府等多个政治主体之间的协商,结果是如此庞大的珠江口城市群20多年仅有一座虎门大桥连接东、西两岸,而虎门二桥、深中通道、深茂高铁等计划项目迟疑未决(Yang, 2006)。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一言以蔽之,可以归结为粤、港、澳地区之间以及其自身内部区域之间深度合作不够,而这种不足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不同空间管理主体之间的行政壁垒。

根据现代政治地理相关研究对尺度政治的理解(王丰龙等, 2015, 2017),本文认为上述挑战可以通过尺度政治的相关理论来积极应对,即通过尺度重构的方式来达成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的目的。具体来说,可以将上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置于中国的“垂直—水平”空间管理体系(图1)中来讨论,并在这个体系的规则下通过尺度重组的方式实现湾区协同发展的目的。所谓“垂直—水平”空间管理体系,是指对当今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管理自己所属领土模式的一种抽象和总结：既包括“水平的”空间管理体系,如各级政府都在同一水平线上有管理不同土地范围的权力;又包括“垂直的”空间管理体系,即各级政府相互之间也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以中国的“垂直—水平”空间管理体系为例,它既涵盖了“中央政府→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区政府→市、区政府→等……”垂直管理体系,也划定了不同级别政府在水平层次上不同的空间管理范围(图1)。其中,级别较高的空间管理主体所管辖的水平空间范围涵盖了其所属的低级别空间管理主体所管辖的水平空间范围,其在“垂直”层面对低级别的空间管理主体享有更大的决策权,但在“水平”层面又对低级别空间管理主体有一定程度的依赖。从这个角度来讲,低级别空间管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高级别空间管理主体的介入得到调和。然而,级别越高的空间管理主体管辖的水平空间范围越大,其能够介入的空间管理行为就越多且越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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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垂直—水平”空间管理体系概念图

Fig.1   The concept map of China’s “vertical-horizontal” space management system

从“垂直—水平”空间管理的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整体协同性不够的问题可以通过适当的“尺度上推”路径来解决。从很大程度上看,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提出的本身就是一个“尺度上推”的过程。根据李克强总理2016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以及国务院出台的《意见》中对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理解,粤港澳大湾区涉及的空间范围与多年以来沿袭使用的“珠三角经济圈”以及“泛珠三角经济圈”等概念并没有多大实质的变化,都是强调“9+2”作为空间载体、实施资源整合、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由此可见,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涉及的区域发展框架由来已久,然而为何不沿袭使用珠三角经济圈的概念而重新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理念呢?本文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是“自上而下”地由中央人民政府提出来的,旨在通过湾区概念将珠三角提升成为一个去地方化、更具统一性和更具全球化色彩的概念,将其上升到国家尺度,从而削弱珠三角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行政隔阂。换言之,珠三角的提法更加像一个“自下而上”的区域概念,而湾区经济的提法则更加强调区域的外向性经济功能,尺度更大。如Dressler等(2006)和刘云刚等(2011)所提出的尺度政治所强调,空间尺度的上推很大程度上可以推进特定政治经济事件的处理。因此,粤港澳湾区的概念相比珠三角的概念更加强调了整体性和国家性,从而更加能从宏观的视野凸显其在全球经济链中的功能和地位。因此,在面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过程中协同性不够的问题时,高级别空间管理主体(如中央人民政府)的介入十分必要。当然,并不是说任何一件涉及空间管理行为的事件都需要通过尺度上推的方法来实现,而是建议高级别空间管理主体扮演协调者的角色,在必要的时候出面进行有效地协调和管理,从而促使湾区作为一个整体高效、协同、统一地发展。

4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涉及的地缘文化话题

从现代政治地理研究对地缘文化话题的关注的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也面临着“认同危机”的挑战,尤其是来自香港地区的身份认同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体现在近年来香港少数群体的“认同政治”,其在很大程度上破坏着陆港文化的融合,甚至有成为西方国家颜色革命桥头堡的危险倾向,一方面给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社会土壤带来了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加大了中国社会的离心力从而削弱了国家身份认同。具体来讲,香港的身份认同与其殖民主义历史、回归后的文化适应、经济焦虑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强世功, 2010; 杨红柳等, 2017; 杨华锋等, 2017)。从历史的维度看,香港居民的认同意识变化大致可以分为2个历史阶段：回归前和回归后,其中每个阶段都糅合了多元且复杂的自我意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陆港之间的流动性受到阻碍,香港居民的人口结构逐渐稳定;与此同时,“亚洲四小龙”经济飞速发展,迅速拉大了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发展差距,因此形成了香港强烈的本土意识和优越感(强世功, 2010)。此外,历史上的港英政府因受到香港抗英运动的刺激,对香港采取了文化霸权的方法推行行政改革和民生改革,如创办西方制式的英文学校、加强英语文化认同的建构等,获取了一部分香港精英居民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强世功, 2010)。

然而,这些形成于20世纪中期的香港认同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后逐渐发生了变化。首先,一部分香港居民的文化和政治认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香港回归,香港居民作为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一员的自豪感逐渐增强,这些民族的、国家的、政治的认同也伴随着自身经济的优越性度过了回归后的第一个十年,为陆港身份认同的融合以及国家向心力的凝聚作出了很大贡献(杨红柳等, 2017)。但是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逆袭世界潮流,经历了快速发展阶段,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香港在经济地位上的优越性逐渐受到挑战。这种挑战在日常生活领域显得更加明显,例如消费力的体现上。因此,香港居民在经济地位上的优越性开始受到冲击。伴随着经济领域的冲击,一小部分香港人开始将自身经济身份上的挑战归咎于“香港回归”,开始对民族的认同和国家政权的认同进行剥离,企图改变现状。总体来讲,在回归之前,香港的本土意识以及受英国文化霸权影响的香港精英的西方意识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达成共识,形成相对的认同平衡;回归后,香港的本土意识和精英文化意识逐渐演变成为经济层面的、民族文化和国家政治层面的三位一体的自我意识。这种相对平衡的身份认同结构随着香港经济的“边缘化”逐渐开始失衡。这种失衡不仅表现在经济上的自我意识崩塌,还表现在文化和政治自我意识的反思和重构,为一些政治势力所利用,对陆港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和稳定带来了潜在的挑战。

更为重要的是,香港出现的认同危机并非仅仅停留在“意识”层面,还体现在政治运动和具体事件上,这很大程度上破坏了陆港关系、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和国家向心力的凝聚带来了不利的因素。在一些极端本土主义的诱导下,香港出现的认同危机正朝着威胁国家统一和国家主权完整的方向发展,而且常常付诸暴力抗争的形式,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种偏激的思想和运动往往被一些香港青年奉为利益诉求的形式,他们忽略国家利益,将个人利益与香港本土意识绑架在一起,模糊“治权”与“主权”的关系,妄图以“治权”取代“主权”。从现实层面来讲,这种极端主义破坏了社会正常运转的秩序;从更为长远和严峻的角度来讲,这种活动危害了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安全。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香港出现的这种认同危机及其严重的社会政治影响都将给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带来挑战。

香港日渐凸显的认同危机诚然不是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提出之后产生的社会问题。相反,香港的认同危机是长期积累而来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全球化区域发展概念提出后,这一问题显得更加迫切需要去面对。本文认为,Huntington(2004)笔下美国社会的“认同危机”及其解决方案是不能照搬照抄的。中国有自身特殊和特别的社会文化语境,而解决认同危机的问题也需要放置于其特殊的语境下进行。虽然香港被殖民统治近一个世纪,但是从文化传承层面来看,中国的文化传统在香港并没有断裂,相反却得以很好地保存。例如,香港保留了中国人对家庭、宗族和土地的独特情感,也很好地延续了中国人对佛道二教以及风水命理的笃信等。无论是高雅文化还是通俗文化都能在当下香港的文化脉络中寻得踪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虽然香港曾长期受西方制度主导,但是并没有丧失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性。基于此,破解当下香港认同迷局可从破除经济、文化和政治三位一体的自我意识结构切入,将文化认同剥离于经济和政治认同。该路径可从已有的关于香港文化的研究中获得启发。以陈林侠(2010)对大陆电影在香港的传播情况分析为例,该研究指出：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文化叙事往往会阻隔陆港文化交流,而基于文化经济、市场主导和自由竞争的文化作品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与陆港文化交流进行沟通。从这个角度来讲,相比严肃的政治协商,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层面的沟通或许更能缩短陆港之间的距离。因此,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层面的融合显得尤为重要。基于以上分析认为,如何在自由竞争和市场主导下的文化经济产业中贯通陆港原生的文化统一性,以及如何破除香港经济、文化和政治层面的三位一体的自我意识结构,对于缓和陆港认同危机以及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和谐稳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方法和路径。

5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涉及的地缘经济议题

现代政治地理学研究强调经济要素对世界空间和政治形态的作用,同时也讨论权力关系对经济形态的反作用,并将其归类为地缘经济议题(Luttwak, 1990)。很大程度上,地缘经济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区域集团化等国际背景下提出的一种解释国际关系的新概念,对于区域经济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具有独特的视角。从地缘经济视角出发,一方面可以通过分析区域经济特征从而制定有利于符合特定国家(地方)政府利益的政策,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嵌入国家(区域)政治结构中,形成特定的地缘经济话语,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这种观点对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来看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本文以地缘经济理论为出发点,结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经济话语,以国家和区域利益为着力点,讨论粤港澳区域当前的经济结构、现状与特点,以期为将来中国地缘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区域经济合作提供研究视角与依据。

一方面, 随着21世纪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国家开始采取相对保守和紧缩的经济发展模式,全球经济格局和秩序也因此慢慢发生变化,这对外向性经济比重较大的中国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刘建飞, 2011)。与此同时,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现在开始进入经济新常态,面对新的转型尤其是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势在必行(余斌等, 2014)。从更广的时空角度来讲,中国一直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以美国为主导的“霸权式”经济体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力图通过建立多边贸易合作机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寻求和培养能够覆盖较大面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来说意义重大。粤港澳大湾区所处的位置是中国南海向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对外拥有最开阔的海洋视野,对内拥有广阔富饶的经济腹地;向东隔南海东海连通浩瀚的太平洋和辽阔的美洲扇面;向西通过东南亚遥望亚欧非大陆,是中国全方位开放的重要战略枢纽之一。因此,无论是从经济发展需求还是从客观地理环境来讲,粤港澳大湾区都需要成为中国对外经贸联系的重要地缘经济节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粤港澳大湾区概念与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相辅相成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细化内容之一,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事务的重要一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和未来的发展是国家权力运作的结果,是权力关系对经济业态产生作用的一种体现。赋予粤港澳大湾区这样的地缘经济内涵,同时也对其未来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从国家权力对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的需求角度来看,湾区发展作为一个区域经济概念本身对其所依托的物理和组织形态也会产生影响。根据林贡钦等(2017)对世界上三大湾区(纽约大湾区、旧金山大湾区和东京大湾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总结及其对中国湾区经济发展的启示研究指出,湾区经济的成长过程往往会对该地区社会组织结构产生影响。除了在全球经济链中的角色定位之外,湾区经济发展往往还需要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强大的物流服务、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健全的法律和制度体系、成熟稳定的社交网络以及宜居的人文环境等,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都会“推动”地区社会组织结构的进步(林贡钦等, 2017)。从这个角度讲,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既是国家权力表述的结果,同时其也会对国家和地方权力的运作提出要求。

基于上述地缘经济视角,粤港澳大湾发展一方面需要考虑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诉求,另一方面需要将这样的诉求对权力运作的反作用进行审视。基于此,本文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至少要从以下2个方面作出努力：首先,粤港澳大湾区要定位好如何处理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关系。作为世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以及深化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先行区,粤港澳地区本身就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群,其发展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网络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过去的几十年,香港、深圳、东莞、佛山和中山等地区最初的经济发展动力主要依托其密集劳动力和土地优势,并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主导的全球经济网络中站稳了脚跟。今天,这些地区的发展已经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粤港澳大湾区在发展过程中仍需继续加强与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直接合作。亦即是在着力于开发“中国品牌”的同时,湾区发展仍需采用“引进来”模式,创新招商引资方式,加强与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继续学习其高端产业和先进技术,引进一批优质产业项目和技术合作项目,推动面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引资引技引智。与此同时,将其定位中国地缘经济(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亟待加强“南南合作”的模式,带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相比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模式合作,粤港澳地区在辐射和带动沿岸国家和地区经济方面比较缺乏经验。因此,了解沿岸国家和地区基本需求,实现国家(地区)间资源的优势互补,促进“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国际经济交流平台,通过东南亚市场进而进军全球市场,对于粤港澳湾区的发展来说,与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资引技引智同样重要,或者说更为重要,其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求,也是政治权力的诉求。

其次,从湾区经济发展对权力运作的要求角度来看,粤港澳湾区需进一步完善区域内的产业分工合作,并要求该区域在公共服务层面能承担起相应的功能。具体来讲,香港、澳门和广东地区(尤其是深圳、东莞、中山等大中小城市)产业发展模式虽小有差异,但是大体发展模式和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在改革开放后很长的时间内都是采取“前店后厂”的发展模式,因此虽然不同区域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但是产业形态和结构同质化比较严重,区域内分工相对不那么明确,竞争大于合作(毛艳华, 2010)。虽然近年来在诸多合作项目的推动下,粤港澳产业(包括广东地区内部)布局逐渐优化,但是仍面临着区域间产业定位和产业发展重点过多重合、粤港澳地区协调能力差以及发展环境营造缺少共识等问题(杨英等, 2014)。基于此,粤港澳湾区经济发展需从权力运作的角度,基于差异化的产业分工定位,明晰区域间地缘经济合作的思路。此外,从公共服务层面来说,为了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湾区发展需要对公共服务设施进行统一布局和安排。因此,加快粤港澳地区的交通、信息和市政等重大基础设施和现代产业体系的对接势在必行。例如,需从航空、海运和物流等多方面提升和完善粤港澳地区基础设施层面的枢纽功能和地位,使得相对较发达的城市区域和相对较落后的周边区域连接起来,形成协同效应。从目前现状看,提高大粤港澳大湾区地理范围内机场群、港口群的整体竞争力和产业创新能力,将环珠江口湾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全球最繁忙的航空海运以及物流运转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对权力在公共服务层面运作的基本需求之一。这些需求都需要权力在国家或地方层面运作才能服务于湾区发展。

6 结论

基于现代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思维,尤其是在现代政治地理研究“多元转向”的背景下,本文总结了尺度政治、地缘文化以及地缘经济等研究视角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思路的启示。具体来讲,本文从“垂直—水平”空间管理体系的尺度政治视角、基于地缘文化融合不足的地缘文化整合视角以及地缘经济视角等3个方面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思考。

首先,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涉及多尺度和多元的城市和区域竞合关系的处理,此类区域关系若处理不当将会导致合作关系转变成为不利湾区协同发展的竞争关系。因此,在空间管理主体层面适时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尺度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非常必要。

其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过程中面临地缘文化融合不足的问题。如何面对香港出现的“认同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陆港关系的挑战,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社会土壤(稳定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以及国家向心力的凝聚等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提出进行地缘文化整合的路径。

最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需要置于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诉求以及经济发展对权力运作的反诉求等地缘经济大背景之下来讨论。因此,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必要步骤之一,首先要考虑如何处理与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关系;其次,从经济发展对权力运作的诉求层面来讲,提升珠三角地区公共服务能力以及加强区域内部经济整合尤其重要。

总体来讲,现代政治地理思维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启示远远不仅于此,其对运用政治地理思维分析区域问题的研究框架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政治地理长期以来一直局限于“治国安邦”的经世致用之学(statecraft),而对其他地理尺度上的“空间”与“权力”关系的探讨少之又少。现代政治地理学逐渐将其研究尺度扩展开,但是对次国家级区域政治地理话题的关注仍然很少,亦即是既有的关于区域研究对政治地理思维的借鉴也是鲜见的。基于此,本文以政治地理的视角审视了粤港澳湾区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希望未来区域研究中增加更多的政治地理分析。根据相关学者对国内政治地理研究议题的梳理(安宁等, 2017),期望在未来区域研究中可以适当增加对边境效应、空间管治、行政区划规划以及社会正义和空间政治等议题的探讨。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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