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2个重要趋势(Koster et al, 2016 ; Oba, 2016 ),区域联动则是顺应该趋势的必然选择。当前,全球经济主导力量已经开始从美欧经济体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全球价值链在冲突中重构,区域经济合作更加紧密。粤港澳是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经济一体化区域,是区域联动发展的典型案例,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广东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先行一步”,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港澳与珠三角的经济一体化,创造了珠三角的“经济增长奇迹”,广东GDP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5.10%提升到2016年的10.69%。同时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空间格局,塑造了“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的空间特征,并在全球化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黄燕玲, 2010 ; Zhang et al, 2016 ; 任思儒等, 2017 )。香港作为亚洲重要的商品贸易枢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长期保持密切的经贸联系,大规模服务贸易及其优质高端服务凸显了香港对全球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使香港成为亚太地区境外投资和跨国公司集聚地之一,并处于世界城市网络的高端(李立勋, 2017 )。据GaWC基于“高级生产者服务业机构”计算的世界城市体系排名(2018)中,香港仅次于伦敦、纽约、新加坡,排名第4。香港也带动了珠三角地区外向型制造业的进出口贸易,并使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澳门依托博彩旅游业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推动其近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随着粤港澳区域合作的持续推进,珠三角地区已成为“全球性制造业中心”(郭明华, 2012 ),港澳也逐渐形成“国际性服务业中心”。可以说,粤港澳地区是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多赢”局面的典型成功案例(李郇等, 2012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大变革和大转型的时代。在“后危机时代”,全球新科技革命引发的新经济发展趋势逐渐凸显(刘世锦等, 2014 )。首先,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过度追求经济服务化、虚拟化的教训,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回归制造业(张海冰, 2014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经济结构也开始转变,进入“新常态”。粤港澳的经济一体化过程也因此面临着外部条件的冲击,其区域发展的瓶颈也开始显现(罗智中, 2013 )。在国际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粤港澳都面临着巨大的产业转型压力和环境保护压力,也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同时,三地合作也存在一定的体制束缚,既受到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制约,又受到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差异、地方主义和同质竞争的影响(李红等, 2011 )。尽管粤港澳在经济、社会、生态和空间发展等方面进一步融合,但随着珠三角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贸易自由化的兴起,香港正面临日益剧烈的区域竞争,香港的地位和原有的优势受到明显的挑战,并出现地位相对下降、区域控制力减弱等问题。珠三角则表现为战略腹地狭小,产业层次总体偏低,贸易结构不够合理,创新能力相对不足,土地开发强度过高,能源保障能力较弱,环境污染问题突出,资源约束凸显,传统发展模式难以持续等问题。近年来,港澳服务业逐渐成为影响粤港澳政治、经济和空间关系的新因素,而人民币升值、劳动力管制以及土地稀缺等新现象的出现,为三地之间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工特征带来全新的变化,新的区域产业联系趋势正在形成,珠三角在粤港澳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也出现了新变化。
2013年,中国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粤港澳地区由于具有优越的地缘经济优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区域,是“一带一路”共建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关键引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进一步推进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进而实现广东成功转型升级、香港重塑国际竞争力、澳门持续快速发展提供重大历史机遇。2017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的深化合作,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正式成为国家议题,未来三地的发展将进入新阶段。在新时期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齐力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不仅符合粤港澳三地的利益,也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在此背景下,如何推进粤港澳间的紧密合作,实现区域联动发展,共同打造最具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在新形势下,粤港澳区域联动机制和模式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以适应新常态下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战略。首先,伴随着中国经济新常态和新对外开放格局的推进,必将重塑粤港澳的经济合作关系和区域发展定位,需要思考在传统经济高速发展和以沿海为基本对外开放格局下形成的粤港澳区域联动机制是否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对外开放新格局,特别是在消费拉动正取代以往的出口带动、沿海对外开放转换为沿海和内陆双重开放的背景下,粤港澳地区应如何构建新的区域联动模式来适应新的变化值得探讨;第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构建一些国际运营中心作为对外联络的枢纽。粤港澳大湾区具备了承担“一带一路”国际运营中心功能的角色(毛艳华, 2015 ),但是在新的开放格局中如何定位并有效发挥各自优势,需要进一步明确;第三,在新时期对外开放格局中,粤港澳地区如何从“引进来”的合作模式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双向开放模式,需要构建新的粤港澳对外投资联动发展途径。在这样的新形势下,粤港澳区域联动机制与模式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以适应新常态下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显然,重新审视粤港澳的区域发展地位和定位,厘清其相互作用关系,打造粤港澳合作升级版,对粤港澳区域联动机制与模式等问题的重新思考和研究具有迫切性。从研究内容看,无论是国内的长三角、京津冀,还是国外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其区域一体化过程均不涉及经济制度和海关等问题,这与粤港澳地区有明显差别,也体现出粤港澳的特殊性;而涉及制度和海关等问题的区域一体化研究往往出现在超国家尺度的区域（如欧盟、东盟等）中,而粤港澳属于国家内部的次区域尺度。前者是国家间的区域一体化,后者表现为国家内部不同制度区域的一体化。因而,进一步加强粤港澳区域联动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助于促进新时期的学科理论发展。
鉴于此,本文在总结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的基本理论基础上,提出其关键科学问题,进而建设性地提出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所亟待研究的主要议题,以期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粤港澳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2 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的主要理论基础与关键科学问题
2.1 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的主要理论基础
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主要涉及到区域一体化理论体系、“全球—地方”尺度理论、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体系。其中,区域一体化理论体系具体涉及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区域管治、新区域主义等方面;全球—地方尺度理论包括“尺度关系”和“尺度重组”等概念;区域相互作用理论体系则主要包括区域联系与流空间、区域空间结构、区域地缘经济关系、空间溢出等内容。这些理论相互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在区域一体化的理论研究方面,国外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不同空间尺度和理论视角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Isard, 1956 ; Balassa, 1961 ; Pollard, 1974 ; 王珏等,2013 );20世纪90年代后期,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形成了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可归纳为：以超国家尺度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功能主义理论(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和以次国家尺度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区域管治理论、新区域主义理论、尺度理论。
以超国家尺度区域一体化为对象的功能主义是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理论之一。随着二战后全球一体化的加快发展,以跨国自由贸易为典型特征的超国家尺度区域经济合作(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经济体系运行中的重要载体(Scott, 2001 ; 王珏等, 2013 )。但功能主义受到以美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哈斯为代表新能功能主义理论的批判。哈斯发现(Haas, 1964 ),一体化职能是政府和民间事业中的有关权势者努力的结果,他曾鲜明地批判米特兰尼主义过分侧重技术力量和政府的技术经济职能的作用,全然忽视政治职能,并没有充分考虑权力因素。显然哈斯的新功能主义与米特兰尼的功能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哈斯认识到抛开政治职能是不现实的,因而十分强调政治职能和政治代表、政党在一体化中的作用,认为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不是功能主义理解的地区制度,而是国家(或地区)的权力集团或精英集团(赵雷, 2011 ; 蔡彤娟, 2016 )。因而,对超国家尺度的一体化机制研究是新功能主义的核心内容。
尽管经济学在区域一体化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已渐趋成熟,但忽略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层级权力结构对生产要素流动、资源分配及空间重构的作用,而这正是人文地理学新区域主义理论近年来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区域主义是研究区域和地方等次国家尺度区域一体化的重要理论之一。面对全球化、经济极化、新自由主义等时代特征(金利霞等, 2015 ),区域和地方等次国家尺度空间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经济重构过程(MacLeod er al, 1999 )。因而,不同尺度和不同地域的相关利益者都平等地参与和进入区域治理网络中,形成新区域主义的核心内涵(张京祥等, 2011 )。新区域主义导向下的区域管治研究经历了制度转型(Martin, 2000 )和尺度转型(Jones, 2001 )。制度因素在区域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重要,并成为核心议题。
尺度是理解政治经济活动时空变化的框架,尺度的变化可以影响到社会—空间关系(罗小龙, 2011 )。“尺度关系”和“尺度重组”是尺度理论的重要概念。“尺度关系”是指讨论特定(或不同层面)社会活动的政治经济决策如何在空间上展开,以及国家权力如何影响这些社会活动,并将政治经济权力视为具有空间特征和空间效应的社会过程,并研究不同权力类型及其特定的地理语境(Allen, 2004 )。“尺度重组”用于描述和解释“尺度关系”在地方发展中的动态构建过程,认为尺度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在历史和社会发展中被不断构建(Cartier, 2011 )的,主要关注权力在不同尺度之间的变更和转移。尺度重组已成为当今各国、各地区尤其是市场化地区面对经济发展危机时所普遍采用的空间重构战略。纵观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文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经济发展绩效以及行为主体、市场机制整合作用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但不难发现,新时期新背景下,区域一体化的机制、特征、形式都产生了新的变化,因而需要更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去进一步支撑。
区域相互作用是区域经济联系的根本机制(柳坤等, 2014 ),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区域(或城市)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体现为其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地进行着物质、能量、人员、信息等的交换,常表现为人口迁移、商贸活动、交通运输、通讯联系等方面。从供需视角出发,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的产生须满足互补性、中介机会和可运输性3个条件(Ohlin, 1933 )。相关理论研究重点主要聚焦区域联系与流空间、区域空间结构、区域地缘经济关系、空间溢出等方面(柳坤等, 2014 )。这些现象在超国家尺度、次国家尺度和区域内尺度等不同尺度都有明显的体现,但区域相互作用的主导要素在不同尺度上会产生很大差别。除了地理因素外,制度因素是决定这种“尺度性区域相互作用差异”的重要机制。
由此可见,无论是区域一体化理论体系、“全球—地方”尺度理论,还是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体系,制度因素都是这些理论研究中所不可缺少的内容。制度可决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影响区域间的要素流动,进而决定区域间相互作用程度,在不同尺度的区域中,制度所发挥的作用也有所差异。“一国两制”下,制度因素对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的决定性影响显而易见。在中国“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新背景下,粤港澳区域表现出来的空间特性、行为主体、区域转型效应和动力机制等特殊性问题的分析,离不开其基本理论的支撑。更需要探索和构建适用于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的基本理论,这也是研究粤港澳发展问题的关键。
2.2 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区域联动相关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要么关注多个国家间的区域协调发展(如欧盟、东盟等),要么关注一国内部的区域(省/市)间协调发展(如大纽约、大东京、京津冀等)。但粤港澳所构成的区域,既不是超国家尺度区域,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次国家尺度区域,而是由“一国两制”政策建构出来的特殊空间尺度区域,该区域在主权上仍属一国,但在行政、经济、社会、文化体制上却各有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仍具有类似超国家区域尺度的特征。然而,适用于这一特殊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一般理论框架尚未形成。这一尺度下粤港澳联动机制有何特殊性,竞合关系如何?已有的西方理论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解释粤港澳区域的联动发展问题?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仍远远不够清晰完整。因此,研究粤港澳一体化的空间重构过程、联动机制以及区域管治问题,就需要关注全球、国家、地方尺度重组过程中的权力尺度关系变化、一体化地区发展绩效和空间格局变化等问题。因而需要将全球、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企业等作为行为主体加以考虑,建立“多尺度、多机制”研究视角,以便厘清粤港澳多层次复杂的区域协调关系、空间重构过程、联动机制和区域管治问题,以便对当前具有学术争论的“全球化背景下区域一体化”问题提供理论完善与补充。
区域联动、区域一体化和区域相互作用不仅仅是经济过程,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过程。并且,政治成本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区域联动的可能性。当增加的制度性成本高于合作带来的效益,区域联动将难以为继。一般地,跨国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中的制度性成本会远大于国家内部的区域合作。因此,学术界对国家间的区域一体化研究更多地采取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对国内内部区域合作与协调发展则多从区域经济学理论视角切入。“一带一路”倡议将努力降低国家和区域联动发展的制度性成本;“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实施将有可能降低三地之间的制度成本。粤港澳虽然同属一个国家,但又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三者间的要素流动仍然受到制度性因素的限制。对粤港澳区域联动及竞合关系的研究既要从区域经济学视角出发,又不能脱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支撑。因此,对“一国两制”下区域联动的政策和机制框架的深入探讨显得尤为必要。
综上,未来研究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应重点探索的关键科学问题为：①通过对区域一体化理论和尺度理论的交叉结合,研究“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尺度的区域联动理论;②注重政治制度对区域联动的影响,探索符合“一国两制”制度的粤港澳区域联动机制,明晰其关键性因素,研究粤港澳区域联动的新模式与新路径。
3 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的重点研究议题与思路建议
以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为导向,未来可重点关注的研究议题可包括基础理论、各自地位与作用、联动机制与模式、实施路径等方面(图1 )。上述研究议题由若干具体研究方向组成。
图1 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可重点关注的议题及其研究方向示意图
Fig.1 Key topics and corresponding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 Macau region
3.1 粤港澳区域一体化/协同理论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区域一体化的内涵、发展模式和联动机制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未来可在区域一体化理论基础上,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尺度视角,深入研究“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区域一体化空间形成、发展机制、管治、协同的政治经济地理学基本理论问题,构建其研究框架,为提升粤港澳联动发展的水平与内涵,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奠定理论基础。建议的具体研究方向包括：全球化和“一国两制”下的区域一体化尺度关系理论研究、粤港澳的区域竞合关系与协同理论研究、区域一体化联动机制和跨境管治体系研究。
建议的研究思路为：可重点关注“一国两制”的政治经济背景,把粤港澳一体化地区视为全球—国家—地方多层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不同制度体系权力集中的空间和全球城市网络中的节点区域,借鉴尺度理论的分析思路,从尺度关系分析入手,把地方的发展和新国际劳动分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相结合,在充分考虑国内外发展背景和区域自身发展条件的基础上,探讨和挖掘全球、国家、地方的关系变化带来的一体化空间格局演变和尺度重组过程,对相关地区带来的绩效变化以及管治的尺度变化,进而探索粤港澳区域一体化/协同理论;建议基于“一国两制”构建的特殊尺度下,分析粤港澳的区域竞争与区域分工的基本机制,研究其竞合关系。可选择以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为两个基本切入点,开展粤港澳协同发展的基本理论分析,并探索构建适用于粤港澳的区域竞合关系与协同理论框架;梳理区域一体化、尺度以及“空间相互作用”等相关理论概念的脉络关联,并把生产要素的流动以及空间的变化视为尺度重组的结果。
3.2 粤港澳地位与作用研究
可通过整合全球城市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对外投资理论和贸易理论视角,分析粤港澳在全球、“一带一路”、中国3个尺度下的区域地位、作用和经济联系的演化特征,并研究其地位演化的内在机制,为粤港澳的联动发展提供明确定位和决策基础。可重点从以下3个方向展开研究：一是粤港澳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地位演化;二是粤港澳与“一带一路”的经济联系地位与作用;三是粤港澳在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演化。
可选择的研究思路为：以“全球城市网络”和“全球生产网络”为理论切入点,通过企业视角(例如高端生产者服务企业)分析经济活动的生产组织空间网络,得出粤港澳主要城市与世界其他主要城市的生产关系网络特征、组织途径和投资关系,进而研究粤港澳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地位演化,预测未来发展趋势;依托统计数据库(例如国际贸易中心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的数据等)比较广东省、香港、澳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各类经济社会指标的关系及其时空变化特征,并分析粤港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的演变趋势与特征,进而研究粤港澳与“一带一路”的经济联系地位变动及其所承担的作用;分析粤港澳地区与中国其他省(市、自治区)在主要指标中的地位变化、空间相互作用格局和空间影响方向,从而判断粤港澳地区在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变化。此外,还可进一步通过梳理各类政策与战略规划文件,定性总结和判断粤港澳的地位与作用变化。
3.3 粤港澳联动的多尺度、多主体影响机制与模式研究
粤港澳区域联动过程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一国两制”特殊政治框架下,由多空间尺度、多作用主体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其包含2个互动关联的过程：一是企业和网络主导的经济联动过程,二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化管治的权力过程。可重点从以下5个方面展开研究：①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粤港澳经济联动的过程与特征研究;②“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制度联动的过程与特征研究;③粤港澳联动的多尺度、多主体作用机制研究;④粤港澳区域联动的典型案例剖析与机制分析;⑤区域一体化和协同发展导向下的粤港澳联动发展模式优化研究。
可采用如下思路和方法开展相关议题的探索：从流空间(人流、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空间溢出、外部效应、网络演化的视角分析粤港澳在产业、贸易、投资、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生活消费、信息、旅游等领域的区域分工与竞合关系变化,并研究粤港澳从制造业合作到服务业合作转变的过程中,其经济联动模式的变化与基本特征;通过分析历年政策文件和文献,梳理“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区域一体化治理的制度安排,包括经济一体化制度、区域一体化规划、区域环境管治等,分析其演变过程与阶段特征,揭示其在促进经济、社会一体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局限性;基于尺度政治视角,研究在全球、国家、区域等不同尺度上,各级政府组织、企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如何在粤港澳经济、制度联动中发挥作用,识别不同尺度的作用主体并分析其作用方式与作用路径;可从典型案例切入,具体剖析多尺度、多主体作用下粤港澳区域联动的影响机制及其变化。在全球尺度,可从“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制定过程为案例进行分析;在国家尺度,可选择CEPA的制定与不断完善的过程为案例;在粤港澳区域尺度,建议以港珠澳大桥的建设过程以及《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为案例,以国际国内新背景下粤港澳的发展问题为导向,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为目标,研究粤港澳在人才、资金、政策、法规、信息等发展要素的优化配置模式,并分析城市功能、产业、生态、交通、文化、宜居等领域的区域联动优化模式。
3.4 粤港澳联动发展的实施路径研究
从国际视野和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角度出发,研究粤港澳作为一个全球城市区域多方联动发展的实施路径,以提升粤港澳地区国际地位和发展质量为主要目标,侧重研究重点合作领域、重点联合开发空间、关键制度框架与政策设计等问题,并注重政策建议研究,以满足国家与区域发展的现实战略需求。重点研究方向包括：粤港澳区域联动的目标与定位研究、粤港澳社会经济重点领域联动发展的实施路径研究、粤港澳空间(重点合作区域)联动发展的实施路径研究、粤港澳联动的制度框架与政策的辅助决策研究。
上述研究可通过以下切入点进行：以“一国两制”方针为指导,放眼世界、面向未来,综合分析全球格局深刻变化、周边地区竞争加剧、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实施对粤港澳区域发展的影响。重点分析粤港澳建设世界级新经济区域、国际金融合作区域、世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现代流通经济圈、优质生活圈等目标定位的可行性以及香港作为“一带一路”综合服务平台与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等目标定位的可行性;重点探索粤港澳在产业转移与转型升级、生产和生活要素流通、生态与环境质量改善、公共服务体系衔接、商业服务联动、重点合作区发展等领域联动发展的具体目标与路线图等议题。结合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与国家社会经济转型的趋势分析,探索粤港澳由“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向金融、服务等多方位对等合作模式转变的趋势性变化与影响机制。重点深入研究粤港澳在金融业、现代服务业、制造业、旅游业、基础设施以及共建优质生活圈等重点领域的合作条件以及未来的合作内容、合作重点、合作模式与合作路径。可通过多主体作用机制分析,研究上述重点领域合作过程中存在的制度障碍以及政策需求;通过分析粤港澳社会经济联动的空间结构,结合相关空间规划与空间战略的情景模拟,识别粤港澳重点合作区域(包括邻接跨界合作区域与非邻接跨界合作区域两大类)。在邻接跨界合作区域,可重点研究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以及深港河套等与港澳邻接地区的跨界合作,研究上述地区在共同开发、协作开发、协调提升、共同保护等方面的具体路径与管治措施。在非邻接跨界合作区域,可重点研究粤港澳在联合创新、产业合作、民生合作、文化合作等领域的空间载体与平台建设,研究其规划、建设、运营以及管理等方面的合作路径;对目前粤港澳联动制度框架的绩效与不足进行梳理与评价。在此基础上,可采用尺度理论与分析方法,在“一国两制”特殊体制背景下,研究建立适合于粤港澳跨界合作的多层级、多主体制度框架,并提出相应政策。例如,可研究提出一个包括中央、港澳特别行政区、广东省政府、珠三角各地级市以及公众参与的联动制度框架与政策,并分析提出各自在重点领域合作与重点区域合作中的具体作用与相互关系。也可通过与国外一体化区域制度框架的对比研究,分析“一国两制”特殊体制背景下跨界合作区域管治制度框架的独特性。
4 结论与讨论
在新时期新背景下,实现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具有紧迫性、必要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打造粤港澳区域合作升级版,推动粤港澳可持续发展等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对其基本理论问题、科学问题与实践问题的一系列深入研究,也有必要对上述重点议题进行提炼和总结。
(1) 区域一体化理论体系、“全球—地方”尺度理论、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体系可作为研究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具体可从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区域管治、新区域主义、尺度关系、尺度重组、区域联系与流空间、区域空间结构、区域地缘、经济关系、空间溢出等研究视角切入。
(2) 研究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为：①将区域一体化理论和尺度理论交叉结合,研究“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尺度的区域联动理论;②探索符合“一国两制”制度的粤港澳区域联动机制,明晰其关键性因素,研究粤港澳区域联动的新模式与新路径。
(3) 对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的研究可重点关注以下4类议题：①粤港澳区域一体化/协同理论的研究与探索;②粤港澳地位与作用研究;③粤港澳联动的多尺度、多主体影响机制与模式研究;④粤港澳联动发展实施路径研究。
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是非常复杂的议题,在尺度上具有特殊性,在制度上具有独特性。也正因如此,对该议题的研究充满了挑战,但更具有机遇。粤港澳区域的特殊性和独特性为中国学术界构建新的理论学说,并为与西方传统理论开展对话提供了更大可能。在实践方面,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家议题”,对其战略研究、规划研究、政策研究等的需求将与日俱增,为该议题的不断深化研究提供了绝佳的历史机遇。本文旨在抛砖引玉,为学术界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分析视角和切入点。期望学术界通过对上述重点议题的研究能够取得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文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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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主义视野下的中日韩FTA: 战略重塑、机制设计与推进策略
1
2016
... 以超国家尺度区域一体化为对象的功能主义是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理论之一.随着二战后全球一体化的加快发展,以跨国自由贸易为典型特征的超国家尺度区域经济合作(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经济体系运行中的重要载体(Scott, 2001 ; 王珏等, 2013 ).但功能主义受到以美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哈斯为代表新能功能主义理论的批判.哈斯发现(Haas, 1964 ),一体化职能是政府和民间事业中的有关权势者努力的结果,他曾鲜明地批判米特兰尼主义过分侧重技术力量和政府的技术经济职能的作用,全然忽视政治职能,并没有充分考虑权力因素.显然哈斯的新功能主义与米特兰尼的功能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哈斯认识到抛开政治职能是不现实的,因而十分强调政治职能和政治代表、政党在一体化中的作用,认为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不是功能主义理解的地区制度,而是国家(或地区)的权力集团或精英集团(赵雷, 2011 ; 蔡彤娟, 2016 ).因而,对超国家尺度的一体化机制研究是新功能主义的核心内容. ...
新功能主义视野下的中日韩FTA: 战略重塑、机制设计与推进策略
1
2016
... 以超国家尺度区域一体化为对象的功能主义是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理论之一.随着二战后全球一体化的加快发展,以跨国自由贸易为典型特征的超国家尺度区域经济合作(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经济体系运行中的重要载体(Scott, 2001 ; 王珏等, 2013 ).但功能主义受到以美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哈斯为代表新能功能主义理论的批判.哈斯发现(Haas, 1964 ),一体化职能是政府和民间事业中的有关权势者努力的结果,他曾鲜明地批判米特兰尼主义过分侧重技术力量和政府的技术经济职能的作用,全然忽视政治职能,并没有充分考虑权力因素.显然哈斯的新功能主义与米特兰尼的功能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哈斯认识到抛开政治职能是不现实的,因而十分强调政治职能和政治代表、政党在一体化中的作用,认为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不是功能主义理解的地区制度,而是国家(或地区)的权力集团或精英集团(赵雷, 2011 ; 蔡彤娟, 2016 ).因而,对超国家尺度的一体化机制研究是新功能主义的核心内容. ...
港澳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整合的制度创新
1
2001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港澳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整合的制度创新
1
2001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推进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研究
1
2008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推进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研究
1
2008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CEPA框架下粤港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及对策
1
2006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CEPA框架下粤港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及对策
1
2006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科技进步对区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作用
1
2012
...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2个重要趋势(Koster et al, 2016 ; Oba, 2016 ),区域联动则是顺应该趋势的必然选择.当前,全球经济主导力量已经开始从美欧经济体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全球价值链在冲突中重构,区域经济合作更加紧密.粤港澳是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经济一体化区域,是区域联动发展的典型案例,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广东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先行一步”,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港澳与珠三角的经济一体化,创造了珠三角的“经济增长奇迹”,广东GDP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5.10%提升到2016年的10.69%.同时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空间格局,塑造了“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的空间特征,并在全球化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黄燕玲, 2010 ; Zhang et al, 2016 ; 任思儒等, 2017 ).香港作为亚洲重要的商品贸易枢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长期保持密切的经贸联系,大规模服务贸易及其优质高端服务凸显了香港对全球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使香港成为亚太地区境外投资和跨国公司集聚地之一,并处于世界城市网络的高端(李立勋, 2017 ).据GaWC基于“高级生产者服务业机构”计算的世界城市体系排名(2018)中,香港仅次于伦敦、纽约、新加坡,排名第4.香港也带动了珠三角地区外向型制造业的进出口贸易,并使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澳门依托博彩旅游业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推动其近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随着粤港澳区域合作的持续推进,珠三角地区已成为“全球性制造业中心”(郭明华, 2012 ),港澳也逐渐形成“国际性服务业中心”.可以说,粤港澳地区是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多赢”局面的典型成功案例(李郇等, 2012 ). ...
科技进步对区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作用
1
2012
...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2个重要趋势(Koster et al, 2016 ; Oba, 2016 ),区域联动则是顺应该趋势的必然选择.当前,全球经济主导力量已经开始从美欧经济体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全球价值链在冲突中重构,区域经济合作更加紧密.粤港澳是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经济一体化区域,是区域联动发展的典型案例,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广东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先行一步”,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港澳与珠三角的经济一体化,创造了珠三角的“经济增长奇迹”,广东GDP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5.10%提升到2016年的10.69%.同时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空间格局,塑造了“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的空间特征,并在全球化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黄燕玲, 2010 ; Zhang et al, 2016 ; 任思儒等, 2017 ).香港作为亚洲重要的商品贸易枢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长期保持密切的经贸联系,大规模服务贸易及其优质高端服务凸显了香港对全球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使香港成为亚太地区境外投资和跨国公司集聚地之一,并处于世界城市网络的高端(李立勋, 2017 ).据GaWC基于“高级生产者服务业机构”计算的世界城市体系排名(2018)中,香港仅次于伦敦、纽约、新加坡,排名第4.香港也带动了珠三角地区外向型制造业的进出口贸易,并使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澳门依托博彩旅游业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推动其近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随着粤港澳区域合作的持续推进,珠三角地区已成为“全球性制造业中心”(郭明华, 2012 ),港澳也逐渐形成“国际性服务业中心”.可以说,粤港澳地区是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多赢”局面的典型成功案例(李郇等, 2012 ). ...
香港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研究
1
2010
...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2个重要趋势(Koster et al, 2016 ; Oba, 2016 ),区域联动则是顺应该趋势的必然选择.当前,全球经济主导力量已经开始从美欧经济体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全球价值链在冲突中重构,区域经济合作更加紧密.粤港澳是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经济一体化区域,是区域联动发展的典型案例,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广东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先行一步”,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港澳与珠三角的经济一体化,创造了珠三角的“经济增长奇迹”,广东GDP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5.10%提升到2016年的10.69%.同时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空间格局,塑造了“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的空间特征,并在全球化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黄燕玲, 2010 ; Zhang et al, 2016 ; 任思儒等, 2017 ).香港作为亚洲重要的商品贸易枢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长期保持密切的经贸联系,大规模服务贸易及其优质高端服务凸显了香港对全球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使香港成为亚太地区境外投资和跨国公司集聚地之一,并处于世界城市网络的高端(李立勋, 2017 ).据GaWC基于“高级生产者服务业机构”计算的世界城市体系排名(2018)中,香港仅次于伦敦、纽约、新加坡,排名第4.香港也带动了珠三角地区外向型制造业的进出口贸易,并使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澳门依托博彩旅游业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推动其近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随着粤港澳区域合作的持续推进,珠三角地区已成为“全球性制造业中心”(郭明华, 2012 ),港澳也逐渐形成“国际性服务业中心”.可以说,粤港澳地区是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多赢”局面的典型成功案例(李郇等, 2012 ). ...
香港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研究
1
2010
...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2个重要趋势(Koster et al, 2016 ; Oba, 2016 ),区域联动则是顺应该趋势的必然选择.当前,全球经济主导力量已经开始从美欧经济体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全球价值链在冲突中重构,区域经济合作更加紧密.粤港澳是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经济一体化区域,是区域联动发展的典型案例,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广东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先行一步”,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港澳与珠三角的经济一体化,创造了珠三角的“经济增长奇迹”,广东GDP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5.10%提升到2016年的10.69%.同时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空间格局,塑造了“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的空间特征,并在全球化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黄燕玲, 2010 ; Zhang et al, 2016 ; 任思儒等, 2017 ).香港作为亚洲重要的商品贸易枢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长期保持密切的经贸联系,大规模服务贸易及其优质高端服务凸显了香港对全球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使香港成为亚太地区境外投资和跨国公司集聚地之一,并处于世界城市网络的高端(李立勋, 2017 ).据GaWC基于“高级生产者服务业机构”计算的世界城市体系排名(2018)中,香港仅次于伦敦、纽约、新加坡,排名第4.香港也带动了珠三角地区外向型制造业的进出口贸易,并使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澳门依托博彩旅游业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推动其近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随着粤港澳区域合作的持续推进,珠三角地区已成为“全球性制造业中心”(郭明华, 2012 ),港澳也逐渐形成“国际性服务业中心”.可以说,粤港澳地区是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多赢”局面的典型成功案例(李郇等, 2012 ). ...
基于新区域主义的广东省“核心—外围”区域合作治理: 以广东顺德清远(英德)经济合作区为例
1
2015
... 尽管经济学在区域一体化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已渐趋成熟,但忽略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层级权力结构对生产要素流动、资源分配及空间重构的作用,而这正是人文地理学新区域主义理论近年来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区域主义是研究区域和地方等次国家尺度区域一体化的重要理论之一.面对全球化、经济极化、新自由主义等时代特征(金利霞等, 2015 ),区域和地方等次国家尺度空间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经济重构过程(MacLeod er al, 1999 ).因而,不同尺度和不同地域的相关利益者都平等地参与和进入区域治理网络中,形成新区域主义的核心内涵(张京祥等, 2011 ).新区域主义导向下的区域管治研究经历了制度转型(Martin, 2000 )和尺度转型(Jones, 2001 ).制度因素在区域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重要,并成为核心议题. ...
基于新区域主义的广东省“核心—外围”区域合作治理: 以广东顺德清远(英德)经济合作区为例
1
2015
... 尽管经济学在区域一体化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已渐趋成熟,但忽略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层级权力结构对生产要素流动、资源分配及空间重构的作用,而这正是人文地理学新区域主义理论近年来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区域主义是研究区域和地方等次国家尺度区域一体化的重要理论之一.面对全球化、经济极化、新自由主义等时代特征(金利霞等, 2015 ),区域和地方等次国家尺度空间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经济重构过程(MacLeod er al, 1999 ).因而,不同尺度和不同地域的相关利益者都平等地参与和进入区域治理网络中,形成新区域主义的核心内涵(张京祥等, 2011 ).新区域主义导向下的区域管治研究经历了制度转型(Martin, 2000 )和尺度转型(Jones, 2001 ).制度因素在区域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重要,并成为核心议题. ...
多中心跨境合作视角下粤港澳湾区研究综述
2
2011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大变革和大转型的时代.在“后危机时代”,全球新科技革命引发的新经济发展趋势逐渐凸显(刘世锦等, 2014 ).首先,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过度追求经济服务化、虚拟化的教训,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回归制造业(张海冰, 2014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经济结构也开始转变,进入“新常态”.粤港澳的经济一体化过程也因此面临着外部条件的冲击,其区域发展的瓶颈也开始显现(罗智中, 2013 ).在国际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粤港澳都面临着巨大的产业转型压力和环境保护压力,也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同时,三地合作也存在一定的体制束缚,既受到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制约,又受到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差异、地方主义和同质竞争的影响(李红等, 2011 ).尽管粤港澳在经济、社会、生态和空间发展等方面进一步融合,但随着珠三角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贸易自由化的兴起,香港正面临日益剧烈的区域竞争,香港的地位和原有的优势受到明显的挑战,并出现地位相对下降、区域控制力减弱等问题.珠三角则表现为战略腹地狭小,产业层次总体偏低,贸易结构不够合理,创新能力相对不足,土地开发强度过高,能源保障能力较弱,环境污染问题突出,资源约束凸显,传统发展模式难以持续等问题.近年来,港澳服务业逐渐成为影响粤港澳政治、经济和空间关系的新因素,而人民币升值、劳动力管制以及土地稀缺等新现象的出现,为三地之间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工特征带来全新的变化,新的区域产业联系趋势正在形成,珠三角在粤港澳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也出现了新变化. ...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多中心跨境合作视角下粤港澳湾区研究综述
2
2011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大变革和大转型的时代.在“后危机时代”,全球新科技革命引发的新经济发展趋势逐渐凸显(刘世锦等, 2014 ).首先,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过度追求经济服务化、虚拟化的教训,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回归制造业(张海冰, 2014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经济结构也开始转变,进入“新常态”.粤港澳的经济一体化过程也因此面临着外部条件的冲击,其区域发展的瓶颈也开始显现(罗智中, 2013 ).在国际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粤港澳都面临着巨大的产业转型压力和环境保护压力,也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同时,三地合作也存在一定的体制束缚,既受到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制约,又受到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差异、地方主义和同质竞争的影响(李红等, 2011 ).尽管粤港澳在经济、社会、生态和空间发展等方面进一步融合,但随着珠三角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贸易自由化的兴起,香港正面临日益剧烈的区域竞争,香港的地位和原有的优势受到明显的挑战,并出现地位相对下降、区域控制力减弱等问题.珠三角则表现为战略腹地狭小,产业层次总体偏低,贸易结构不够合理,创新能力相对不足,土地开发强度过高,能源保障能力较弱,环境污染问题突出,资源约束凸显,传统发展模式难以持续等问题.近年来,港澳服务业逐渐成为影响粤港澳政治、经济和空间关系的新因素,而人民币升值、劳动力管制以及土地稀缺等新现象的出现,为三地之间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工特征带来全新的变化,新的区域产业联系趋势正在形成,珠三角在粤港澳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也出现了新变化. ...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若干思考
1
2017
...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2个重要趋势(Koster et al, 2016 ; Oba, 2016 ),区域联动则是顺应该趋势的必然选择.当前,全球经济主导力量已经开始从美欧经济体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全球价值链在冲突中重构,区域经济合作更加紧密.粤港澳是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经济一体化区域,是区域联动发展的典型案例,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广东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先行一步”,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港澳与珠三角的经济一体化,创造了珠三角的“经济增长奇迹”,广东GDP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5.10%提升到2016年的10.69%.同时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空间格局,塑造了“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的空间特征,并在全球化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黄燕玲, 2010 ; Zhang et al, 2016 ; 任思儒等, 2017 ).香港作为亚洲重要的商品贸易枢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长期保持密切的经贸联系,大规模服务贸易及其优质高端服务凸显了香港对全球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使香港成为亚太地区境外投资和跨国公司集聚地之一,并处于世界城市网络的高端(李立勋, 2017 ).据GaWC基于“高级生产者服务业机构”计算的世界城市体系排名(2018)中,香港仅次于伦敦、纽约、新加坡,排名第4.香港也带动了珠三角地区外向型制造业的进出口贸易,并使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澳门依托博彩旅游业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推动其近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随着粤港澳区域合作的持续推进,珠三角地区已成为“全球性制造业中心”(郭明华, 2012 ),港澳也逐渐形成“国际性服务业中心”.可以说,粤港澳地区是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多赢”局面的典型成功案例(李郇等, 2012 ). ...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若干思考
1
2017
...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2个重要趋势(Koster et al, 2016 ; Oba, 2016 ),区域联动则是顺应该趋势的必然选择.当前,全球经济主导力量已经开始从美欧经济体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全球价值链在冲突中重构,区域经济合作更加紧密.粤港澳是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经济一体化区域,是区域联动发展的典型案例,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广东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先行一步”,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港澳与珠三角的经济一体化,创造了珠三角的“经济增长奇迹”,广东GDP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5.10%提升到2016年的10.69%.同时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空间格局,塑造了“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的空间特征,并在全球化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黄燕玲, 2010 ; Zhang et al, 2016 ; 任思儒等, 2017 ).香港作为亚洲重要的商品贸易枢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长期保持密切的经贸联系,大规模服务贸易及其优质高端服务凸显了香港对全球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使香港成为亚太地区境外投资和跨国公司集聚地之一,并处于世界城市网络的高端(李立勋, 2017 ).据GaWC基于“高级生产者服务业机构”计算的世界城市体系排名(2018)中,香港仅次于伦敦、纽约、新加坡,排名第4.香港也带动了珠三角地区外向型制造业的进出口贸易,并使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澳门依托博彩旅游业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推动其近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随着粤港澳区域合作的持续推进,珠三角地区已成为“全球性制造业中心”(郭明华, 2012 ),港澳也逐渐形成“国际性服务业中心”.可以说,粤港澳地区是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多赢”局面的典型成功案例(李郇等, 2012 ). ...
国外区域一体化对产业影响研究综述
1
2012
...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2个重要趋势(Koster et al, 2016 ; Oba, 2016 ),区域联动则是顺应该趋势的必然选择.当前,全球经济主导力量已经开始从美欧经济体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全球价值链在冲突中重构,区域经济合作更加紧密.粤港澳是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经济一体化区域,是区域联动发展的典型案例,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广东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先行一步”,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港澳与珠三角的经济一体化,创造了珠三角的“经济增长奇迹”,广东GDP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5.10%提升到2016年的10.69%.同时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空间格局,塑造了“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的空间特征,并在全球化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黄燕玲, 2010 ; Zhang et al, 2016 ; 任思儒等, 2017 ).香港作为亚洲重要的商品贸易枢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长期保持密切的经贸联系,大规模服务贸易及其优质高端服务凸显了香港对全球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使香港成为亚太地区境外投资和跨国公司集聚地之一,并处于世界城市网络的高端(李立勋, 2017 ).据GaWC基于“高级生产者服务业机构”计算的世界城市体系排名(2018)中,香港仅次于伦敦、纽约、新加坡,排名第4.香港也带动了珠三角地区外向型制造业的进出口贸易,并使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澳门依托博彩旅游业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推动其近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随着粤港澳区域合作的持续推进,珠三角地区已成为“全球性制造业中心”(郭明华, 2012 ),港澳也逐渐形成“国际性服务业中心”.可以说,粤港澳地区是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多赢”局面的典型成功案例(李郇等, 2012 ). ...
国外区域一体化对产业影响研究综述
1
2012
...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2个重要趋势(Koster et al, 2016 ; Oba, 2016 ),区域联动则是顺应该趋势的必然选择.当前,全球经济主导力量已经开始从美欧经济体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全球价值链在冲突中重构,区域经济合作更加紧密.粤港澳是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经济一体化区域,是区域联动发展的典型案例,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广东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先行一步”,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港澳与珠三角的经济一体化,创造了珠三角的“经济增长奇迹”,广东GDP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5.10%提升到2016年的10.69%.同时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空间格局,塑造了“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的空间特征,并在全球化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黄燕玲, 2010 ; Zhang et al, 2016 ; 任思儒等, 2017 ).香港作为亚洲重要的商品贸易枢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长期保持密切的经贸联系,大规模服务贸易及其优质高端服务凸显了香港对全球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使香港成为亚太地区境外投资和跨国公司集聚地之一,并处于世界城市网络的高端(李立勋, 2017 ).据GaWC基于“高级生产者服务业机构”计算的世界城市体系排名(2018)中,香港仅次于伦敦、纽约、新加坡,排名第4.香港也带动了珠三角地区外向型制造业的进出口贸易,并使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澳门依托博彩旅游业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推动其近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随着粤港澳区域合作的持续推进,珠三角地区已成为“全球性制造业中心”(郭明华, 2012 ),港澳也逐渐形成“国际性服务业中心”.可以说,粤港澳地区是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多赢”局面的典型成功案例(李郇等, 2012 ). ...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与变化趋势
1
2014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大变革和大转型的时代.在“后危机时代”,全球新科技革命引发的新经济发展趋势逐渐凸显(刘世锦等, 2014 ).首先,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过度追求经济服务化、虚拟化的教训,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回归制造业(张海冰, 2014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经济结构也开始转变,进入“新常态”.粤港澳的经济一体化过程也因此面临着外部条件的冲击,其区域发展的瓶颈也开始显现(罗智中, 2013 ).在国际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粤港澳都面临着巨大的产业转型压力和环境保护压力,也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同时,三地合作也存在一定的体制束缚,既受到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制约,又受到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差异、地方主义和同质竞争的影响(李红等, 2011 ).尽管粤港澳在经济、社会、生态和空间发展等方面进一步融合,但随着珠三角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贸易自由化的兴起,香港正面临日益剧烈的区域竞争,香港的地位和原有的优势受到明显的挑战,并出现地位相对下降、区域控制力减弱等问题.珠三角则表现为战略腹地狭小,产业层次总体偏低,贸易结构不够合理,创新能力相对不足,土地开发强度过高,能源保障能力较弱,环境污染问题突出,资源约束凸显,传统发展模式难以持续等问题.近年来,港澳服务业逐渐成为影响粤港澳政治、经济和空间关系的新因素,而人民币升值、劳动力管制以及土地稀缺等新现象的出现,为三地之间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工特征带来全新的变化,新的区域产业联系趋势正在形成,珠三角在粤港澳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也出现了新变化. ...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与变化趋势
1
2014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大变革和大转型的时代.在“后危机时代”,全球新科技革命引发的新经济发展趋势逐渐凸显(刘世锦等, 2014 ).首先,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过度追求经济服务化、虚拟化的教训,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回归制造业(张海冰, 2014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经济结构也开始转变,进入“新常态”.粤港澳的经济一体化过程也因此面临着外部条件的冲击,其区域发展的瓶颈也开始显现(罗智中, 2013 ).在国际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粤港澳都面临着巨大的产业转型压力和环境保护压力,也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同时,三地合作也存在一定的体制束缚,既受到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制约,又受到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差异、地方主义和同质竞争的影响(李红等, 2011 ).尽管粤港澳在经济、社会、生态和空间发展等方面进一步融合,但随着珠三角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贸易自由化的兴起,香港正面临日益剧烈的区域竞争,香港的地位和原有的优势受到明显的挑战,并出现地位相对下降、区域控制力减弱等问题.珠三角则表现为战略腹地狭小,产业层次总体偏低,贸易结构不够合理,创新能力相对不足,土地开发强度过高,能源保障能力较弱,环境污染问题突出,资源约束凸显,传统发展模式难以持续等问题.近年来,港澳服务业逐渐成为影响粤港澳政治、经济和空间关系的新因素,而人民币升值、劳动力管制以及土地稀缺等新现象的出现,为三地之间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工特征带来全新的变化,新的区域产业联系趋势正在形成,珠三角在粤港澳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也出现了新变化. ...
国内外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研究进展
2
2014
... 区域相互作用是区域经济联系的根本机制(柳坤等, 2014 ),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区域(或城市)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体现为其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地进行着物质、能量、人员、信息等的交换,常表现为人口迁移、商贸活动、交通运输、通讯联系等方面.从供需视角出发,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的产生须满足互补性、中介机会和可运输性3个条件(Ohlin, 1933 ).相关理论研究重点主要聚焦区域联系与流空间、区域空间结构、区域地缘经济关系、空间溢出等方面(柳坤等, 2014 ).这些现象在超国家尺度、次国家尺度和区域内尺度等不同尺度都有明显的体现,但区域相互作用的主导要素在不同尺度上会产生很大差别.除了地理因素外,制度因素是决定这种“尺度性区域相互作用差异”的重要机制. ...
... ).相关理论研究重点主要聚焦区域联系与流空间、区域空间结构、区域地缘经济关系、空间溢出等方面(柳坤等, 2014 ).这些现象在超国家尺度、次国家尺度和区域内尺度等不同尺度都有明显的体现,但区域相互作用的主导要素在不同尺度上会产生很大差别.除了地理因素外,制度因素是决定这种“尺度性区域相互作用差异”的重要机制. ...
国内外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研究进展
2
2014
... 区域相互作用是区域经济联系的根本机制(柳坤等, 2014 ),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区域(或城市)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体现为其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地进行着物质、能量、人员、信息等的交换,常表现为人口迁移、商贸活动、交通运输、通讯联系等方面.从供需视角出发,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的产生须满足互补性、中介机会和可运输性3个条件(Ohlin, 1933 ).相关理论研究重点主要聚焦区域联系与流空间、区域空间结构、区域地缘经济关系、空间溢出等方面(柳坤等, 2014 ).这些现象在超国家尺度、次国家尺度和区域内尺度等不同尺度都有明显的体现,但区域相互作用的主导要素在不同尺度上会产生很大差别.除了地理因素外,制度因素是决定这种“尺度性区域相互作用差异”的重要机制. ...
... ).相关理论研究重点主要聚焦区域联系与流空间、区域空间结构、区域地缘经济关系、空间溢出等方面(柳坤等, 2014 ).这些现象在超国家尺度、次国家尺度和区域内尺度等不同尺度都有明显的体现,但区域相互作用的主导要素在不同尺度上会产生很大差别.除了地理因素外,制度因素是决定这种“尺度性区域相互作用差异”的重要机制. ...
1
2011
... 尺度是理解政治经济活动时空变化的框架,尺度的变化可以影响到社会—空间关系(罗小龙, 2011 ).“尺度关系”和“尺度重组”是尺度理论的重要概念.“尺度关系”是指讨论特定(或不同层面)社会活动的政治经济决策如何在空间上展开,以及国家权力如何影响这些社会活动,并将政治经济权力视为具有空间特征和空间效应的社会过程,并研究不同权力类型及其特定的地理语境(Allen, 2004 ).“尺度重组”用于描述和解释“尺度关系”在地方发展中的动态构建过程,认为尺度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在历史和社会发展中被不断构建(Cartier, 2011 )的,主要关注权力在不同尺度之间的变更和转移.尺度重组已成为当今各国、各地区尤其是市场化地区面对经济发展危机时所普遍采用的空间重构战略.纵观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文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经济发展绩效以及行为主体、市场机制整合作用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但不难发现,新时期新背景下,区域一体化的机制、特征、形式都产生了新的变化,因而需要更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去进一步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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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 尺度是理解政治经济活动时空变化的框架,尺度的变化可以影响到社会—空间关系(罗小龙, 2011 ).“尺度关系”和“尺度重组”是尺度理论的重要概念.“尺度关系”是指讨论特定(或不同层面)社会活动的政治经济决策如何在空间上展开,以及国家权力如何影响这些社会活动,并将政治经济权力视为具有空间特征和空间效应的社会过程,并研究不同权力类型及其特定的地理语境(Allen, 2004 ).“尺度重组”用于描述和解释“尺度关系”在地方发展中的动态构建过程,认为尺度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在历史和社会发展中被不断构建(Cartier, 2011 )的,主要关注权力在不同尺度之间的变更和转移.尺度重组已成为当今各国、各地区尤其是市场化地区面对经济发展危机时所普遍采用的空间重构战略.纵观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文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经济发展绩效以及行为主体、市场机制整合作用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但不难发现,新时期新背景下,区域一体化的机制、特征、形式都产生了新的变化,因而需要更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去进一步支撑. ...
从"前店后厂"到港深都会: 三十年港深关系之演变
1
2010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从"前店后厂"到港深都会: 三十年港深关系之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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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粤港澳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功经验及瓶颈问题研究
1
2013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大变革和大转型的时代.在“后危机时代”,全球新科技革命引发的新经济发展趋势逐渐凸显(刘世锦等, 2014 ).首先,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过度追求经济服务化、虚拟化的教训,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回归制造业(张海冰, 2014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经济结构也开始转变,进入“新常态”.粤港澳的经济一体化过程也因此面临着外部条件的冲击,其区域发展的瓶颈也开始显现(罗智中, 2013 ).在国际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粤港澳都面临着巨大的产业转型压力和环境保护压力,也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同时,三地合作也存在一定的体制束缚,既受到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制约,又受到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差异、地方主义和同质竞争的影响(李红等, 2011 ).尽管粤港澳在经济、社会、生态和空间发展等方面进一步融合,但随着珠三角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贸易自由化的兴起,香港正面临日益剧烈的区域竞争,香港的地位和原有的优势受到明显的挑战,并出现地位相对下降、区域控制力减弱等问题.珠三角则表现为战略腹地狭小,产业层次总体偏低,贸易结构不够合理,创新能力相对不足,土地开发强度过高,能源保障能力较弱,环境污染问题突出,资源约束凸显,传统发展模式难以持续等问题.近年来,港澳服务业逐渐成为影响粤港澳政治、经济和空间关系的新因素,而人民币升值、劳动力管制以及土地稀缺等新现象的出现,为三地之间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工特征带来全新的变化,新的区域产业联系趋势正在形成,珠三角在粤港澳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也出现了新变化. ...
粤港澳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功经验及瓶颈问题研究
1
2013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大变革和大转型的时代.在“后危机时代”,全球新科技革命引发的新经济发展趋势逐渐凸显(刘世锦等, 2014 ).首先,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过度追求经济服务化、虚拟化的教训,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回归制造业(张海冰, 2014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经济结构也开始转变,进入“新常态”.粤港澳的经济一体化过程也因此面临着外部条件的冲击,其区域发展的瓶颈也开始显现(罗智中, 2013 ).在国际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粤港澳都面临着巨大的产业转型压力和环境保护压力,也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同时,三地合作也存在一定的体制束缚,既受到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制约,又受到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差异、地方主义和同质竞争的影响(李红等, 2011 ).尽管粤港澳在经济、社会、生态和空间发展等方面进一步融合,但随着珠三角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贸易自由化的兴起,香港正面临日益剧烈的区域竞争,香港的地位和原有的优势受到明显的挑战,并出现地位相对下降、区域控制力减弱等问题.珠三角则表现为战略腹地狭小,产业层次总体偏低,贸易结构不够合理,创新能力相对不足,土地开发强度过高,能源保障能力较弱,环境污染问题突出,资源约束凸显,传统发展模式难以持续等问题.近年来,港澳服务业逐渐成为影响粤港澳政治、经济和空间关系的新因素,而人民币升值、劳动力管制以及土地稀缺等新现象的出现,为三地之间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工特征带来全新的变化,新的区域产业联系趋势正在形成,珠三角在粤港澳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也出现了新变化. ...
开放发展新理念为"十三五"粤港澳合作指明路向
1
2015
... 在新形势下,粤港澳区域联动机制和模式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以适应新常态下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战略.首先,伴随着中国经济新常态和新对外开放格局的推进,必将重塑粤港澳的经济合作关系和区域发展定位,需要思考在传统经济高速发展和以沿海为基本对外开放格局下形成的粤港澳区域联动机制是否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对外开放新格局,特别是在消费拉动正取代以往的出口带动、沿海对外开放转换为沿海和内陆双重开放的背景下,粤港澳地区应如何构建新的区域联动模式来适应新的变化值得探讨;第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构建一些国际运营中心作为对外联络的枢纽.粤港澳大湾区具备了承担“一带一路”国际运营中心功能的角色(毛艳华, 2015 ),但是在新的开放格局中如何定位并有效发挥各自优势,需要进一步明确;第三,在新时期对外开放格局中,粤港澳地区如何从“引进来”的合作模式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双向开放模式,需要构建新的粤港澳对外投资联动发展途径.在这样的新形势下,粤港澳区域联动机制与模式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以适应新常态下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显然,重新审视粤港澳的区域发展地位和定位,厘清其相互作用关系,打造粤港澳合作升级版,对粤港澳区域联动机制与模式等问题的重新思考和研究具有迫切性.从研究内容看,无论是国内的长三角、京津冀,还是国外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其区域一体化过程均不涉及经济制度和海关等问题,这与粤港澳地区有明显差别,也体现出粤港澳的特殊性;而涉及制度和海关等问题的区域一体化研究往往出现在超国家尺度的区域（如欧盟、东盟等）中,而粤港澳属于国家内部的次区域尺度.前者是国家间的区域一体化,后者表现为国家内部不同制度区域的一体化.因而,进一步加强粤港澳区域联动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助于促进新时期的学科理论发展. ...
开放发展新理念为"十三五"粤港澳合作指明路向
1
2015
... 在新形势下,粤港澳区域联动机制和模式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以适应新常态下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战略.首先,伴随着中国经济新常态和新对外开放格局的推进,必将重塑粤港澳的经济合作关系和区域发展定位,需要思考在传统经济高速发展和以沿海为基本对外开放格局下形成的粤港澳区域联动机制是否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对外开放新格局,特别是在消费拉动正取代以往的出口带动、沿海对外开放转换为沿海和内陆双重开放的背景下,粤港澳地区应如何构建新的区域联动模式来适应新的变化值得探讨;第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构建一些国际运营中心作为对外联络的枢纽.粤港澳大湾区具备了承担“一带一路”国际运营中心功能的角色(毛艳华, 2015 ),但是在新的开放格局中如何定位并有效发挥各自优势,需要进一步明确;第三,在新时期对外开放格局中,粤港澳地区如何从“引进来”的合作模式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双向开放模式,需要构建新的粤港澳对外投资联动发展途径.在这样的新形势下,粤港澳区域联动机制与模式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以适应新常态下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显然,重新审视粤港澳的区域发展地位和定位,厘清其相互作用关系,打造粤港澳合作升级版,对粤港澳区域联动机制与模式等问题的重新思考和研究具有迫切性.从研究内容看,无论是国内的长三角、京津冀,还是国外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其区域一体化过程均不涉及经济制度和海关等问题,这与粤港澳地区有明显差别,也体现出粤港澳的特殊性;而涉及制度和海关等问题的区域一体化研究往往出现在超国家尺度的区域（如欧盟、东盟等）中,而粤港澳属于国家内部的次区域尺度.前者是国家间的区域一体化,后者表现为国家内部不同制度区域的一体化.因而,进一步加强粤港澳区域联动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助于促进新时期的学科理论发展. ...
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经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1
2017
...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2个重要趋势(Koster et al, 2016 ; Oba, 2016 ),区域联动则是顺应该趋势的必然选择.当前,全球经济主导力量已经开始从美欧经济体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全球价值链在冲突中重构,区域经济合作更加紧密.粤港澳是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经济一体化区域,是区域联动发展的典型案例,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广东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先行一步”,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港澳与珠三角的经济一体化,创造了珠三角的“经济增长奇迹”,广东GDP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5.10%提升到2016年的10.69%.同时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空间格局,塑造了“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的空间特征,并在全球化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黄燕玲, 2010 ; Zhang et al, 2016 ; 任思儒等, 2017 ).香港作为亚洲重要的商品贸易枢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长期保持密切的经贸联系,大规模服务贸易及其优质高端服务凸显了香港对全球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使香港成为亚太地区境外投资和跨国公司集聚地之一,并处于世界城市网络的高端(李立勋, 2017 ).据GaWC基于“高级生产者服务业机构”计算的世界城市体系排名(2018)中,香港仅次于伦敦、纽约、新加坡,排名第4.香港也带动了珠三角地区外向型制造业的进出口贸易,并使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澳门依托博彩旅游业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推动其近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随着粤港澳区域合作的持续推进,珠三角地区已成为“全球性制造业中心”(郭明华, 2012 ),港澳也逐渐形成“国际性服务业中心”.可以说,粤港澳地区是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多赢”局面的典型成功案例(李郇等, 2012 ). ...
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经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1
2017
...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2个重要趋势(Koster et al, 2016 ; Oba, 2016 ),区域联动则是顺应该趋势的必然选择.当前,全球经济主导力量已经开始从美欧经济体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全球价值链在冲突中重构,区域经济合作更加紧密.粤港澳是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经济一体化区域,是区域联动发展的典型案例,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广东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先行一步”,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港澳与珠三角的经济一体化,创造了珠三角的“经济增长奇迹”,广东GDP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5.10%提升到2016年的10.69%.同时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空间格局,塑造了“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的空间特征,并在全球化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黄燕玲, 2010 ; Zhang et al, 2016 ; 任思儒等, 2017 ).香港作为亚洲重要的商品贸易枢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长期保持密切的经贸联系,大规模服务贸易及其优质高端服务凸显了香港对全球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使香港成为亚太地区境外投资和跨国公司集聚地之一,并处于世界城市网络的高端(李立勋, 2017 ).据GaWC基于“高级生产者服务业机构”计算的世界城市体系排名(2018)中,香港仅次于伦敦、纽约、新加坡,排名第4.香港也带动了珠三角地区外向型制造业的进出口贸易,并使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澳门依托博彩旅游业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推动其近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随着粤港澳区域合作的持续推进,珠三角地区已成为“全球性制造业中心”(郭明华, 2012 ),港澳也逐渐形成“国际性服务业中心”.可以说,粤港澳地区是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多赢”局面的典型成功案例(李郇等, 2012 ). ...
全球化视角的区域主义与区域一体化理论阐释
2
2013
...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在区域一体化的理论研究方面,国外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不同空间尺度和理论视角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Isard, 1956 ; Balassa, 1961 ; Pollard, 1974 ; 王珏等,2013 );20世纪90年代后期,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形成了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可归纳为：以超国家尺度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功能主义理论(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和以次国家尺度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区域管治理论、新区域主义理论、尺度理论. ...
... 以超国家尺度区域一体化为对象的功能主义是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理论之一.随着二战后全球一体化的加快发展,以跨国自由贸易为典型特征的超国家尺度区域经济合作(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经济体系运行中的重要载体(Scott, 2001 ; 王珏等, 2013 ).但功能主义受到以美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哈斯为代表新能功能主义理论的批判.哈斯发现(Haas, 1964 ),一体化职能是政府和民间事业中的有关权势者努力的结果,他曾鲜明地批判米特兰尼主义过分侧重技术力量和政府的技术经济职能的作用,全然忽视政治职能,并没有充分考虑权力因素.显然哈斯的新功能主义与米特兰尼的功能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哈斯认识到抛开政治职能是不现实的,因而十分强调政治职能和政治代表、政党在一体化中的作用,认为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不是功能主义理解的地区制度,而是国家(或地区)的权力集团或精英集团(赵雷, 2011 ; 蔡彤娟, 2016 ).因而,对超国家尺度的一体化机制研究是新功能主义的核心内容. ...
全球化视角的区域主义与区域一体化理论阐释
2
2013
...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在区域一体化的理论研究方面,国外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不同空间尺度和理论视角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Isard, 1956 ; Balassa, 1961 ; Pollard, 1974 ; 王珏等,2013 );20世纪90年代后期,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形成了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可归纳为：以超国家尺度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功能主义理论(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和以次国家尺度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区域管治理论、新区域主义理论、尺度理论. ...
... 以超国家尺度区域一体化为对象的功能主义是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理论之一.随着二战后全球一体化的加快发展,以跨国自由贸易为典型特征的超国家尺度区域经济合作(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经济体系运行中的重要载体(Scott, 2001 ; 王珏等, 2013 ).但功能主义受到以美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哈斯为代表新能功能主义理论的批判.哈斯发现(Haas, 1964 ),一体化职能是政府和民间事业中的有关权势者努力的结果,他曾鲜明地批判米特兰尼主义过分侧重技术力量和政府的技术经济职能的作用,全然忽视政治职能,并没有充分考虑权力因素.显然哈斯的新功能主义与米特兰尼的功能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哈斯认识到抛开政治职能是不现实的,因而十分强调政治职能和政治代表、政党在一体化中的作用,认为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不是功能主义理解的地区制度,而是国家(或地区)的权力集团或精英集团(赵雷, 2011 ; 蔡彤娟, 2016 ).因而,对超国家尺度的一体化机制研究是新功能主义的核心内容. ...
对外开放加速珠江三角洲市镇发展
1
1988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对外开放加速珠江三角洲市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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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从操作层面协调粤港合作[C]//许学强, 叶嘉安, 周春山,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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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从操作层面协调粤港合作[C]//许学强, 叶嘉安, 周春山,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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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外资: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新动力: 珠江三角洲个案研究
1
1997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外资: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新动力: 珠江三角洲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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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多中心跨境城市-区域的多层级管治: 以大珠江三角洲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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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多中心跨境城市-区域的多层级管治: 以大珠江三角洲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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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粤港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时间演变与空间分布研究
1
2016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粤港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时间演变与空间分布研究
1
2016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的金砖国家合作
1
2014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大变革和大转型的时代.在“后危机时代”,全球新科技革命引发的新经济发展趋势逐渐凸显(刘世锦等, 2014 ).首先,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过度追求经济服务化、虚拟化的教训,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回归制造业(张海冰, 2014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经济结构也开始转变,进入“新常态”.粤港澳的经济一体化过程也因此面临着外部条件的冲击,其区域发展的瓶颈也开始显现(罗智中, 2013 ).在国际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粤港澳都面临着巨大的产业转型压力和环境保护压力,也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同时,三地合作也存在一定的体制束缚,既受到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制约,又受到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差异、地方主义和同质竞争的影响(李红等, 2011 ).尽管粤港澳在经济、社会、生态和空间发展等方面进一步融合,但随着珠三角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贸易自由化的兴起,香港正面临日益剧烈的区域竞争,香港的地位和原有的优势受到明显的挑战,并出现地位相对下降、区域控制力减弱等问题.珠三角则表现为战略腹地狭小,产业层次总体偏低,贸易结构不够合理,创新能力相对不足,土地开发强度过高,能源保障能力较弱,环境污染问题突出,资源约束凸显,传统发展模式难以持续等问题.近年来,港澳服务业逐渐成为影响粤港澳政治、经济和空间关系的新因素,而人民币升值、劳动力管制以及土地稀缺等新现象的出现,为三地之间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工特征带来全新的变化,新的区域产业联系趋势正在形成,珠三角在粤港澳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也出现了新变化. ...
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的金砖国家合作
1
2014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大变革和大转型的时代.在“后危机时代”,全球新科技革命引发的新经济发展趋势逐渐凸显(刘世锦等, 2014 ).首先,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过度追求经济服务化、虚拟化的教训,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回归制造业(张海冰, 2014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经济结构也开始转变,进入“新常态”.粤港澳的经济一体化过程也因此面临着外部条件的冲击,其区域发展的瓶颈也开始显现(罗智中, 2013 ).在国际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粤港澳都面临着巨大的产业转型压力和环境保护压力,也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同时,三地合作也存在一定的体制束缚,既受到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制约,又受到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差异、地方主义和同质竞争的影响(李红等, 2011 ).尽管粤港澳在经济、社会、生态和空间发展等方面进一步融合,但随着珠三角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贸易自由化的兴起,香港正面临日益剧烈的区域竞争,香港的地位和原有的优势受到明显的挑战,并出现地位相对下降、区域控制力减弱等问题.珠三角则表现为战略腹地狭小,产业层次总体偏低,贸易结构不够合理,创新能力相对不足,土地开发强度过高,能源保障能力较弱,环境污染问题突出,资源约束凸显,传统发展模式难以持续等问题.近年来,港澳服务业逐渐成为影响粤港澳政治、经济和空间关系的新因素,而人民币升值、劳动力管制以及土地稀缺等新现象的出现,为三地之间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工特征带来全新的变化,新的区域产业联系趋势正在形成,珠三角在粤港澳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也出现了新变化. ...
基于区域空间生产视角的区域合作治理: 以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为例
1
2011
... 尽管经济学在区域一体化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已渐趋成熟,但忽略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层级权力结构对生产要素流动、资源分配及空间重构的作用,而这正是人文地理学新区域主义理论近年来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区域主义是研究区域和地方等次国家尺度区域一体化的重要理论之一.面对全球化、经济极化、新自由主义等时代特征(金利霞等, 2015 ),区域和地方等次国家尺度空间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经济重构过程(MacLeod er al, 1999 ).因而,不同尺度和不同地域的相关利益者都平等地参与和进入区域治理网络中,形成新区域主义的核心内涵(张京祥等, 2011 ).新区域主义导向下的区域管治研究经历了制度转型(Martin, 2000 )和尺度转型(Jones, 2001 ).制度因素在区域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重要,并成为核心议题. ...
基于区域空间生产视角的区域合作治理: 以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为例
1
2011
... 尽管经济学在区域一体化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已渐趋成熟,但忽略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层级权力结构对生产要素流动、资源分配及空间重构的作用,而这正是人文地理学新区域主义理论近年来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区域主义是研究区域和地方等次国家尺度区域一体化的重要理论之一.面对全球化、经济极化、新自由主义等时代特征(金利霞等, 2015 ),区域和地方等次国家尺度空间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经济重构过程(MacLeod er al, 1999 ).因而,不同尺度和不同地域的相关利益者都平等地参与和进入区域治理网络中,形成新区域主义的核心内涵(张京祥等, 2011 ).新区域主义导向下的区域管治研究经历了制度转型(Martin, 2000 )和尺度转型(Jones, 2001 ).制度因素在区域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重要,并成为核心议题. ...
倡导政治精英主导模式
1
2011
... 以超国家尺度区域一体化为对象的功能主义是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理论之一.随着二战后全球一体化的加快发展,以跨国自由贸易为典型特征的超国家尺度区域经济合作(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经济体系运行中的重要载体(Scott, 2001 ; 王珏等, 2013 ).但功能主义受到以美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哈斯为代表新能功能主义理论的批判.哈斯发现(Haas, 1964 ),一体化职能是政府和民间事业中的有关权势者努力的结果,他曾鲜明地批判米特兰尼主义过分侧重技术力量和政府的技术经济职能的作用,全然忽视政治职能,并没有充分考虑权力因素.显然哈斯的新功能主义与米特兰尼的功能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哈斯认识到抛开政治职能是不现实的,因而十分强调政治职能和政治代表、政党在一体化中的作用,认为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不是功能主义理解的地区制度,而是国家(或地区)的权力集团或精英集团(赵雷, 2011 ; 蔡彤娟, 2016 ).因而,对超国家尺度的一体化机制研究是新功能主义的核心内容. ...
倡导政治精英主导模式
1
2011
... 以超国家尺度区域一体化为对象的功能主义是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理论之一.随着二战后全球一体化的加快发展,以跨国自由贸易为典型特征的超国家尺度区域经济合作(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经济体系运行中的重要载体(Scott, 2001 ; 王珏等, 2013 ).但功能主义受到以美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哈斯为代表新能功能主义理论的批判.哈斯发现(Haas, 1964 ),一体化职能是政府和民间事业中的有关权势者努力的结果,他曾鲜明地批判米特兰尼主义过分侧重技术力量和政府的技术经济职能的作用,全然忽视政治职能,并没有充分考虑权力因素.显然哈斯的新功能主义与米特兰尼的功能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哈斯认识到抛开政治职能是不现实的,因而十分强调政治职能和政治代表、政党在一体化中的作用,认为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不是功能主义理解的地区制度,而是国家(或地区)的权力集团或精英集团(赵雷, 2011 ; 蔡彤娟, 2016 ).因而,对超国家尺度的一体化机制研究是新功能主义的核心内容. ...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特征及机制
2
2018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特征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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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CEPA效应下香港与泛珠三角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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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CEPA效应下香港与泛珠三角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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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The whereabouts of power: Politics, government a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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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 尺度是理解政治经济活动时空变化的框架,尺度的变化可以影响到社会—空间关系(罗小龙, 2011 ).“尺度关系”和“尺度重组”是尺度理论的重要概念.“尺度关系”是指讨论特定(或不同层面)社会活动的政治经济决策如何在空间上展开,以及国家权力如何影响这些社会活动,并将政治经济权力视为具有空间特征和空间效应的社会过程,并研究不同权力类型及其特定的地理语境(Allen, 2004 ).“尺度重组”用于描述和解释“尺度关系”在地方发展中的动态构建过程,认为尺度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在历史和社会发展中被不断构建(Cartier, 2011 )的,主要关注权力在不同尺度之间的变更和转移.尺度重组已成为当今各国、各地区尤其是市场化地区面对经济发展危机时所普遍采用的空间重构战略.纵观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文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经济发展绩效以及行为主体、市场机制整合作用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但不难发现,新时期新背景下,区域一体化的机制、特征、形式都产生了新的变化,因而需要更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去进一步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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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在区域一体化的理论研究方面,国外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不同空间尺度和理论视角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Isard, 1956 ; Balassa, 1961 ; Pollard, 1974 ; 王珏等,2013 );20世纪90年代后期,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形成了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可归纳为：以超国家尺度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功能主义理论(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和以次国家尺度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区域管治理论、新区域主义理论、尺度理论. ...
Urban growth, rescaling, and the spatial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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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 尺度是理解政治经济活动时空变化的框架,尺度的变化可以影响到社会—空间关系(罗小龙, 2011 ).“尺度关系”和“尺度重组”是尺度理论的重要概念.“尺度关系”是指讨论特定(或不同层面)社会活动的政治经济决策如何在空间上展开,以及国家权力如何影响这些社会活动,并将政治经济权力视为具有空间特征和空间效应的社会过程,并研究不同权力类型及其特定的地理语境(Allen, 2004 ).“尺度重组”用于描述和解释“尺度关系”在地方发展中的动态构建过程,认为尺度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在历史和社会发展中被不断构建(Cartier, 2011 )的,主要关注权力在不同尺度之间的变更和转移.尺度重组已成为当今各国、各地区尤其是市场化地区面对经济发展危机时所普遍采用的空间重构战略.纵观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文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经济发展绩效以及行为主体、市场机制整合作用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但不难发现,新时期新背景下,区域一体化的机制、特征、形式都产生了新的变化,因而需要更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去进一步支撑. ...
Dispute resolu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nstructing an effective mediation regime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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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Towards strategic planning and regional sustainability: Hong Kong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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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Regional powerhouse: the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ris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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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Multi-scale correlations between air quality and meteorology i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u Greater Bay Area of China during 201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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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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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 以超国家尺度区域一体化为对象的功能主义是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理论之一.随着二战后全球一体化的加快发展,以跨国自由贸易为典型特征的超国家尺度区域经济合作(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经济体系运行中的重要载体(Scott, 2001 ; 王珏等, 2013 ).但功能主义受到以美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哈斯为代表新能功能主义理论的批判.哈斯发现(Haas, 1964 ),一体化职能是政府和民间事业中的有关权势者努力的结果,他曾鲜明地批判米特兰尼主义过分侧重技术力量和政府的技术经济职能的作用,全然忽视政治职能,并没有充分考虑权力因素.显然哈斯的新功能主义与米特兰尼的功能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哈斯认识到抛开政治职能是不现实的,因而十分强调政治职能和政治代表、政党在一体化中的作用,认为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不是功能主义理解的地区制度,而是国家(或地区)的权力集团或精英集团(赵雷, 2011 ; 蔡彤娟, 2016 ).因而,对超国家尺度的一体化机制研究是新功能主义的核心内容. ...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port cluster competition: 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Sou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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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Regional science, the concept of region, and region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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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在区域一体化的理论研究方面,国外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不同空间尺度和理论视角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Isard, 1956 ; Balassa, 1961 ; Pollard, 1974 ; 王珏等,2013 );20世纪90年代后期,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形成了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可归纳为：以超国家尺度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功能主义理论(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和以次国家尺度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区域管治理论、新区域主义理论、尺度理论. ...
The rise of the regional state in economic governance: Partnerships for prosperity' or new scales of stat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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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 尽管经济学在区域一体化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已渐趋成熟,但忽略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层级权力结构对生产要素流动、资源分配及空间重构的作用,而这正是人文地理学新区域主义理论近年来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区域主义是研究区域和地方等次国家尺度区域一体化的重要理论之一.面对全球化、经济极化、新自由主义等时代特征(金利霞等, 2015 ),区域和地方等次国家尺度空间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经济重构过程(MacLeod er al, 1999 ).因而,不同尺度和不同地域的相关利益者都平等地参与和进入区域治理网络中,形成新区域主义的核心内涵(张京祥等, 2011 ).新区域主义导向下的区域管治研究经历了制度转型(Martin, 2000 )和尺度转型(Jones, 2001 ).制度因素在区域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重要,并成为核心议题. ...
Competition and constrain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human resource practices in 23 Europea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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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2个重要趋势(Koster et al, 2016 ; Oba, 2016 ),区域联动则是顺应该趋势的必然选择.当前,全球经济主导力量已经开始从美欧经济体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全球价值链在冲突中重构,区域经济合作更加紧密.粤港澳是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经济一体化区域,是区域联动发展的典型案例,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广东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先行一步”,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港澳与珠三角的经济一体化,创造了珠三角的“经济增长奇迹”,广东GDP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5.10%提升到2016年的10.69%.同时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空间格局,塑造了“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的空间特征,并在全球化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黄燕玲, 2010 ; Zhang et al, 2016 ; 任思儒等, 2017 ).香港作为亚洲重要的商品贸易枢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长期保持密切的经贸联系,大规模服务贸易及其优质高端服务凸显了香港对全球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使香港成为亚太地区境外投资和跨国公司集聚地之一,并处于世界城市网络的高端(李立勋, 2017 ).据GaWC基于“高级生产者服务业机构”计算的世界城市体系排名(2018)中,香港仅次于伦敦、纽约、新加坡,排名第4.香港也带动了珠三角地区外向型制造业的进出口贸易,并使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澳门依托博彩旅游业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推动其近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随着粤港澳区域合作的持续推进,珠三角地区已成为“全球性制造业中心”(郭明华, 2012 ),港澳也逐渐形成“国际性服务业中心”.可以说,粤港澳地区是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多赢”局面的典型成功案例(李郇等, 2012 ). ...
Industrial relocation of Hong Kong manufacturing firms: Towards an expanding industrial space beyo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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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Space, scale and state strategy: Rethinking urban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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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 尽管经济学在区域一体化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已渐趋成熟,但忽略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层级权力结构对生产要素流动、资源分配及空间重构的作用,而这正是人文地理学新区域主义理论近年来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区域主义是研究区域和地方等次国家尺度区域一体化的重要理论之一.面对全球化、经济极化、新自由主义等时代特征(金利霞等, 2015 ),区域和地方等次国家尺度空间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经济重构过程(MacLeod er al, 1999 ).因而,不同尺度和不同地域的相关利益者都平等地参与和进入区域治理网络中,形成新区域主义的核心内涵(张京祥等, 2011 ).新区域主义导向下的区域管治研究经历了制度转型(Martin, 2000 )和尺度转型(Jones, 2001 ).制度因素在区域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重要,并成为核心议题. ...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in economic geography[M]//Sheppard E, Barne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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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 尽管经济学在区域一体化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已渐趋成熟,但忽略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层级权力结构对生产要素流动、资源分配及空间重构的作用,而这正是人文地理学新区域主义理论近年来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区域主义是研究区域和地方等次国家尺度区域一体化的重要理论之一.面对全球化、经济极化、新自由主义等时代特征(金利霞等, 2015 ),区域和地方等次国家尺度空间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经济重构过程(MacLeod er al, 1999 ).因而,不同尺度和不同地域的相关利益者都平等地参与和进入区域治理网络中,形成新区域主义的核心内涵(张京祥等, 2011 ).新区域主义导向下的区域管治研究经历了制度转型(Martin, 2000 )和尺度转型(Jones, 2001 ).制度因素在区域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重要,并成为核心议题. ...
Sustainalbe urban development issues in Chinese transitional cities: Hong Kong and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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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TPP, RCEP, and FTAAP: mulitlayere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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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2个重要趋势(Koster et al, 2016 ; Oba, 2016 ),区域联动则是顺应该趋势的必然选择.当前,全球经济主导力量已经开始从美欧经济体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全球价值链在冲突中重构,区域经济合作更加紧密.粤港澳是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经济一体化区域,是区域联动发展的典型案例,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广东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先行一步”,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港澳与珠三角的经济一体化,创造了珠三角的“经济增长奇迹”,广东GDP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5.10%提升到2016年的10.69%.同时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空间格局,塑造了“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的空间特征,并在全球化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黄燕玲, 2010 ; Zhang et al, 2016 ; 任思儒等, 2017 ).香港作为亚洲重要的商品贸易枢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长期保持密切的经贸联系,大规模服务贸易及其优质高端服务凸显了香港对全球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使香港成为亚太地区境外投资和跨国公司集聚地之一,并处于世界城市网络的高端(李立勋, 2017 ).据GaWC基于“高级生产者服务业机构”计算的世界城市体系排名(2018)中,香港仅次于伦敦、纽约、新加坡,排名第4.香港也带动了珠三角地区外向型制造业的进出口贸易,并使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澳门依托博彩旅游业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推动其近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随着粤港澳区域合作的持续推进,珠三角地区已成为“全球性制造业中心”(郭明华, 2012 ),港澳也逐渐形成“国际性服务业中心”.可以说,粤港澳地区是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多赢”局面的典型成功案例(李郇等, 2012 ). ...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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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 区域相互作用是区域经济联系的根本机制(柳坤等, 2014 ),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区域(或城市)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体现为其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地进行着物质、能量、人员、信息等的交换,常表现为人口迁移、商贸活动、交通运输、通讯联系等方面.从供需视角出发,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的产生须满足互补性、中介机会和可运输性3个条件(Ohlin, 1933 ).相关理论研究重点主要聚焦区域联系与流空间、区域空间结构、区域地缘经济关系、空间溢出等方面(柳坤等, 2014 ).这些现象在超国家尺度、次国家尺度和区域内尺度等不同尺度都有明显的体现,但区域相互作用的主导要素在不同尺度上会产生很大差别.除了地理因素外,制度因素是决定这种“尺度性区域相互作用差异”的重要机制. ...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1815-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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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在区域一体化的理论研究方面,国外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不同空间尺度和理论视角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Isard, 1956 ; Balassa, 1961 ; Pollard, 1974 ; 王珏等,2013 );20世纪90年代后期,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形成了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可归纳为：以超国家尺度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功能主义理论(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和以次国家尺度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区域管治理论、新区域主义理论、尺度理论. ...
Glob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ity-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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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 以超国家尺度区域一体化为对象的功能主义是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理论之一.随着二战后全球一体化的加快发展,以跨国自由贸易为典型特征的超国家尺度区域经济合作(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经济体系运行中的重要载体(Scott, 2001 ; 王珏等, 2013 ).但功能主义受到以美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哈斯为代表新能功能主义理论的批判.哈斯发现(Haas, 1964 ),一体化职能是政府和民间事业中的有关权势者努力的结果,他曾鲜明地批判米特兰尼主义过分侧重技术力量和政府的技术经济职能的作用,全然忽视政治职能,并没有充分考虑权力因素.显然哈斯的新功能主义与米特兰尼的功能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哈斯认识到抛开政治职能是不现实的,因而十分强调政治职能和政治代表、政党在一体化中的作用,认为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不是功能主义理解的地区制度,而是国家(或地区)的权力集团或精英集团(赵雷, 2011 ; 蔡彤娟, 2016 ).因而,对超国家尺度的一体化机制研究是新功能主义的核心内容. ...
Border management and growth coalitions in the Hong Kong transborder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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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Cooperation or competition? Factors conditions affecting regional port governance in Sou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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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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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Pan-Pearl River Delta: A formulatic aspiration or a new imag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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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The further integration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A new beginning of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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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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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Connecting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Intra-and extra-service network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city-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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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2个重要趋势(Koster et al, 2016 ; Oba, 2016 ),区域联动则是顺应该趋势的必然选择.当前,全球经济主导力量已经开始从美欧经济体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全球价值链在冲突中重构,区域经济合作更加紧密.粤港澳是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经济一体化区域,是区域联动发展的典型案例,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广东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先行一步”,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港澳与珠三角的经济一体化,创造了珠三角的“经济增长奇迹”,广东GDP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5.10%提升到2016年的10.69%.同时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空间格局,塑造了“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的空间特征,并在全球化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黄燕玲, 2010 ; Zhang et al, 2016 ; 任思儒等, 2017 ).香港作为亚洲重要的商品贸易枢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长期保持密切的经贸联系,大规模服务贸易及其优质高端服务凸显了香港对全球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使香港成为亚太地区境外投资和跨国公司集聚地之一,并处于世界城市网络的高端(李立勋, 2017 ).据GaWC基于“高级生产者服务业机构”计算的世界城市体系排名(2018)中,香港仅次于伦敦、纽约、新加坡,排名第4.香港也带动了珠三角地区外向型制造业的进出口贸易,并使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澳门依托博彩旅游业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推动其近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随着粤港澳区域合作的持续推进,珠三角地区已成为“全球性制造业中心”(郭明华, 2012 ),港澳也逐渐形成“国际性服务业中心”.可以说,粤港澳地区是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多赢”局面的典型成功案例(李郇等, 2012 ). ...
Analysis of urban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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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Science-policy interplay: Air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nd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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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 粤港澳日渐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和合作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主要关注粤港合作的相关议题.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相一致,大体上可划分为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制度整合2个阶段.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港澳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的背景是“一国两制”与“三个关税”,并最终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薛凤旋等, 1997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依托成本优势和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持续迅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许学强等, 1988 ),这一过程一方面带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使得香港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陈广汉, 2001 ).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地经济一体化机制由市场引导下企业自发合作转变为市场引导、制度整合的合作进程(陈广汉, 2008 ),区域一体化过程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龚唯平, 2006 ).但是,CEPA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未能真正消除香港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泛珠三角各省份的贸易障碍,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两地贸易壁垒综合指数的边界效应还在上升(周余辉等, 2006 ).近年来,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传统合作模式逐渐向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转变.很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地应该进一步合作,共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Smart et al, 2004 ; Enright et al, 2005 ; Yeung, 2010 ).学者们研究了粤港两地或粤港澳三地不同领域的合作与挑战,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Wang et al, 2012 ; Homosombat et al, 2016 )、产业发展与政策(Yeh, 2006 ; Liao et al, 2011 ; 许志桦, 2015 )、生态环境(Zhong et al, 2013 ; Fang et al, 2018 ; Zhou et al, 2018 )、可持续发展(Chan, 2002 ; Ng, 2002 )、空间结构(Chan, 2018 );区域创新(Zhao, 2018 )、协调发展(展金泳等, 2016 ; 周春山等, 2018 )等领域.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香港的腹地,有学者提出将区域合作扩展至泛珠三角区域(Yeh et al, 2008 ; Yeung et al, 2008 ).总体上,对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关注政策与制度)和经济学(关注生产要素间的关系)视角切入(罗小龙等, 2010 ).有研究表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市场导向下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制度化区域一体化过程,并且后者在当今越来越重要(杨春, 2008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间(超国家尺度)的跨境合作,但对次国家尺度下的跨境合作研究较少(李红等, 2011 ).因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研究和探索粤港澳这一次国家尺度的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议题,意义重大. ...
Emissions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ities and their surrou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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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