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学广
, 李鲁奇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MA Xueguang, LI Luqi
收稿日期: 2016-08-20
网络出版日期: 2017-04-20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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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马学广(1979-),男,山东临沂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乡规划与区域空间政策、海洋国土空间规划与管理、住房政策与土地开发管理研究,E-mail:hugeomax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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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当前城市网络和金融地理研究,以全国336个地级以上行政单元(城市)为研究对象,以33家国内外银行的88022个网点各城市间的级别和数量分布为基础数据,运用链锁模型、Zipf法则、社会网络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中国市间联系和城市节点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等五大城镇密集区之间的联系成为这一网络的主干,东西部网络密度以胡焕庸线为界呈现明显差异;城市联通度的规模分布符合Zipf法则,但呈现明显的双分形特征,各城市的节点度同样以胡焕庸线为界在东西部呈现显著差异;此外,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所分别对应的城市整体联通度和相对联通度在空间分布上也存在明显差别;上述结构特征同各城市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从形成机制上看,朝向集中化和均衡化的一般空间政策和行业空间政策对这一网络格局的形成具有深刻影响。
关键词：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of China's city network based on bank branches data covering 33 domestic and foreign banks as well as 336 urban administrative regions. The data, which include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se branches and their ranks and quantity, are processed using the interlocking world city network (IWCN) model, Zipf law,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five major city agglomerations (Beijing-Tianjin-Hebei, Yangtze River Delta, Pearl River Delta, Chengdu-Chongqing, and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erve as backbones of the network, an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network density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hina as divided by the Hu Line is discovered. (2) The urban size distribution of interlock connectivity conforms to the Zipf law with a double fractal,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ach city's degree also suggest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ities in eastern and western China. (3) The overall and relative interlocking connectivity of the top 50 large cities vary according to the types of banks that include state-owned, joint-stock, and foreign-owned. (4) A relatively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connectivity and economic/population size of cities are also found. The structure of this urban network can be interpreted in terms of general spatial policy and industrial spatial policy, in which the interplay between differentiation and equalization shapes the unique and changing pattern of China's interurban bank network.
Keywords：
网络作为社会空间关系的一个维度,同地域、地方相比具有明显的流动性和灵活性,它能够穿越边界和尺度,将不同位置、不同性质的节点连接起来,实现并推动资本、信息、权力等要素的流动。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转向中,“网络”这一研究主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Yeung, 2005)。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全球化背景下流动空间(Castells, 1999)的日益显现,跨国或国内的交通流(冯长春等, 2013; 王海江等, 2015; 马学广, 2016)、信息流(甄峰等, 2012)等成为重要研究对象。这些流从不同侧面体现了城市间联系,在数据收集、指标测度上各有特点(马学广等, 2012),在可靠性和客观性上也存在差异。其中,金融联系能更为直接地反映城市间的经济关联性,但直接的资金流数据涉及范围广、获取难度大,因此当前研究主要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王媛等, 2016)、分析城市金融辐射力(侯赟慧等, 2006)和统计金融企业分支机构(Rossi et al, 2005; 尹俊等, 2011)等方法进行。由于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主要表现为企业联系,因此基于分支机构的方法则更接近“城市联系”的本义(Derudder et al, 2005),故本文借鉴第三种研究方法,对以银行网点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内部网络进行分析,以反映中国城市间网络的结构特征。
银行机构与地理空间的相互关系是金融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它涉及多个相互交织的研究主题,如银行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贺灿飞等, 2013; 李玮等, 2013)、金融中心的形成和演化(武巍等, 2005; 赵晓斌等, 2006; 季菲菲等, 2013; 潘峰华等, 2014)等。在这些研究中,尽管学者并不完全以城市网络为视角,但在不同程度上都涉及到网络的结构性和流动性这两个重要性质。一方面,由不同金融机构所组成的复杂空间系统(李小建, 2006)受到广泛关注,而这一系统的形成正是基于空间中不同节点(如银行网点)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此基础上,金融系统的层级性(傅雪莹等, 2011)等结构化特征也成为重要的研究主题。另一方面,这一结构也并非静态的,相反,货币资金等金融资源在特定规律下进行持续的地域流动、配置和组合(张凤超, 2003),因而银行网络的动态扩张机理(季菲菲等, 2014)等问题也更多地受到关注。总之,金融地理学对金融机构的空间结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本文则在此基础上,以城市网络为落脚点,进一步探讨基于银行网点的中国城市网络结构特征。
本文将借鉴全球城市网络研究中的链锁模型(Taylor et al, 2008; Taylor et al, 2014)对中国城市间银行网络进行分析。不过,以往研究中(Derudder et al, 2013; Zhao, Liu et al, 2015),由于研究对象通常是多部门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因此在运用该模型对城市进行赋值时,往往只关注某一城市内分支机构的级别而忽视其数量,即对“拥有某一级别分支机构的城市”直接进行赋值,而非首先对“该城市内某一级别的各个分支机构”进行赋值后再加总。而对于银行业来说,同一级别的网点在单个城市内的分布往往较为密集,在不同城市间的数量差异也十分明显,可直接反映某一银行业务量(Service Values)的空间分布,因此数量信息对于银行网络的研究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当前已有一些研究开始将分支机构数量作为度量业务量的标准(路旭等, 2012; 陈晨等, 2014),但这些研究又往往忽视分支机构级别的差异。因此,本文将同时考虑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和级别,力图更准确地度量某银行在某城市的总体业务量。此外,为充分反映这一信息,在以往主要关注支行及以上级别机构的研究(赵渺希等, 2012)的基础上,本文将涵盖包括总行、分行、二级分行、支行和分理处(名称因银行而异)在内的所有网点级别。
为较为全面地把握中国城市网络结构特征,参照《中国统计年鉴2015》中收录的地级区划数,选取中国大陆的336个地级以上行政单元作为研究区域,具体包括：4个直辖市;除三沙市以外的332个地级行政单元,包括各地级市(或副省级市)、地区、自治州、盟等。由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省各城市的资料不易获取,因此这些地区暂不作为研究区域。
为定量刻画不同城市间的相互联系,并分析其空间结构特征,首先基于网点数量、网点级别等数据构建城市间联通度矩阵,并求得各城市节点的联通度。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ArcGIS、SPSS、Pajek和Netdraw等软件对城市间联通度的空间格局、城市节点的分布特征等进行分析。具体到本文,主要运用了以下研究方法。
2.2.1 基于链锁模型的联通度分析
由于银行网点本质上是不同层级的企业分支机构,因此为反映银行所在城市节点间的联系,需将银行网点数据转换为城市间联通度数据(关系数据)和单一城市联通度数据(属性数据)。本文借鉴全球城市网络研究中的链锁模型计算联通度。首先构建由33家银行和336个城市组成的二模矩阵。为充分考虑网点级别和网点数量两个因素对银行网络的影响,将如下定义银行j在城市i中的得分Vij：
式中：h为银行网点的级别,共分为5级,包括总部、省级分行、地级分行、支行和储蓄所等,不包括自助银行和ATM机等,其他网点则根据服务范围确定相应级别;wh为某一层级分支机构所对应的权重,参照已有研究,从储蓄所到总部依次赋予1至5分;nij,h表示银行j在城市i所拥有的h层级网点的数量。
将银行与城市间的二模矩阵转换为336×336的城市间一模矩阵,定义银行j在城市a和城市b之间的联通度Rab, j：
式中：Vaj、Vbj与分别为银行j在a、b两城市的得分。
则城市a与城市b之间的总体联通度Rab为：
而单一城市a在网络中的联通度Na是它与各城市联通度的总和,即：
为便于比较,Rab和Na都采用标准化形式,取各值与最大值的比值。
2.2.2 基于Zipf法则的规模分布测度
为对城市节点的联通度分布进行定量刻画,以把握其位序—规模分布特征,本文采用Zipf法则进行测度,常用公式为：Pi=P1Pi-q,经对数变换后得到：
式中：Pi为城市i的联通度,P1为理想的首位城市的联通度,Ri为城市i在所有城市中的联通度位序,q为Zipf指数,当|q|接近1时,规模分布接近理想状态,当|q|>1时,表明规模分布比较集中,反之则较为分散。
2.2.3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节点属性测度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可对该城市网络(尤其是网络节点)的属性特征进行度量,以进一步揭示网络中各节点间的紧密程度、不同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等。本文将基于城市间联通度构建无向无权网络,并运用Pajek软件对这一网络的节点度和平均距离等指标进行测度。不过,链锁模型会产生大量的冗余连接(Hennemann et al, 2014; Zhao, Wu et al, 2015),而社会网络分析通常需要对这些连接进行二值化(即0-1)处理,这使得网络密度过高,进而影响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因此,本文仅保留联通度在均值以上的城市间联系,以此构造无权网络。在分析中,将主要用到以下指标。
(1) 网络密度。指该网络实际连接数占最大可能连接数的比重,其公式为：
式中：D为网络密度,L为城市间实际存在的连接数,n为网络中城市节点的个数。
(2) 节点度。指与节点i相连的节点个数,用ki表示,用于分析某一城市在该网络中的“重要程度”。
(3) 平均距离。指网络中所有节点间最短距离的平均值,其中,最短距离指两城市间相连接所需的最短路径,即最小的连线数量。
选取33家全国性银行的88022个国内网点分析城市网络特征,这些银行涉及三大类：①国有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②股份制银行,包括招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广发银行、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平安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信银行;③外资银行,包括法国巴黎银行、德意志银行、东亚银行、法国兴业银行、韩亚银行、恒生银行、花旗银行、华美银行、新加坡华侨银行、汇丰银行、摩根大通银行、南洋商业银行、泰国盘谷银行、瑞士银行、新韩银行、新加坡星展银行、韩国友利银行、渣打银行。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或具有地方集中的趋势,或较为分散且规模较小,难以准确反映全国城市间的金融联系,因此不在研究范围以内。同时,外资银行在华设立的代表处并不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因此也排除在外。此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营业所”同其他银行的营业网点有较大区别,它通常依附于各乡镇的邮政局而设立,空间分布更多地遵循行政原则而非市场原则,难以准确反映城市本身的“经济”联系,因此本文也不涉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末级营业网点。
银行网点数据主要来自财富赢家网(http://www.cf8.com.cn/),并通过各银行官方网站进行验证、补充。各行政单元的人口和GDP数据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①直辖市和地级市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5》和《中国统计年鉴2015》;②地区、自治州、盟等行政单元的数据来自各地2015年统计年鉴或统计公报;③西部部分地区的数据来自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http://data.cnki.net/),若无2014年度数据,则使用已知的最近年份数据替代。
节点及其相互间的联系是网络的两个基本组成要素,因此下文将首先对城市间联系的空间格局进行简要分析,随后从多个方面对城市节点的性质及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描述和解释,最后简要地探讨城市联通度水平同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
基于以上数据和方法构建336×336的城市一模矩阵并计算城市间联通度,选取联通度最高的前10000条数据,运用ArcGIS软件将其划分为5级(图1)。总体来看,城市间联系主要呈现以下结构性特征。
(1) 第一等级的城市间联系呈现明显的菱形结构。大致以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成渝和长江中游五大城镇密集区为节点,城市间平均联通度为0.54,表明五大城镇密集区不仅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并且它们之间也存在密集的联系,构成国内城市网络的主干。此外,西安与上海之间的联系高达0.42,也处于第一等级中。
(2) 以胡焕庸线为界,城市网络密度在东西部存在显著差异,这在第二和第三等级的联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新疆、青海、甘肃、云南等省区仅有以省会为主的极少数城市同东部城市间存在较强的联系,而西藏自治区的各行政单元则基本形成孤岛。表明东西部的城市间联系分布呈现强烈的不平衡特征。
(3) 城市间连线数量随着联通度等级的降低而迅速增加(表1),其中76%的联系为第五等级,而仅有0.27%的联系为第一等级,即大量城市间联系强度较低,而少数城市间则集中了高强度的联系。这表明联系规模在不同城市间存在较大差异,高位序与低位序的城市联系也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特征。
表1 城市间连线数量随联通度等级的变化
Tab.1 Change of interurban connection number with the connectivity ranks
| 联通度等级 | 联通度区间 | 连线数量 |
|---|---|---|
| 1 | 0.40~1.00 | 27 |
| 2 | 0.20~0.40 | 132 |
| 3 | 0.10~0.20 | 545 |
| 4 | 0.05~0.10 | 1656 |
| 5 | 0.02~0.05 | 7640 |
3.2.1 位序—规模分布特征
通过探讨节点的规模分布特征,可进一步分析城市网络在空间上和位序上的非均衡性。依据联通度对各城市进行排序,可发现城市规模呈现明显的幂律分布特征(图2),处于前几位的重庆、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城市联通度远高于全国绝大多数城市。
为进一步刻画节点的规模分布特征,对联通度和位序分别取对数。当点列在双对数坐标图上难以形成拟合直线时,不符合Zipf法则,形成一条拟合直线为单分形,形成两条拟合直线则为双分形(段七零等, 2012)。由图2可知,中国各城市联通度符合Zipf法则并具有较为明显的双分形特征,对转折点两侧分别求拟合直线方程,可得到两个Zipf指数。首先,对于全国大多数城市来说,Zipf指数q仅为0.671,表明首位特征并不十分明显,各城市间联通度的分布仍有一定的均衡性;其次,对于转折点右侧的城市(多为西部地区城市)来说,q值高达11.923,表明这些城市的联通度分布呈现强烈的非均衡性,部分城市远远落后于其他城市。
3.2.2 节点度分布特征
为反映城市网络的结构性特征,以联通度在均值以上的联系为基础构建0-1矩阵,运用Pajek软件计算出网络密度为0.297,每对节点间的平均距离为1.703,即网络中任意两个节点平均通过1.703条线即可相连,而最远的节点间距离(如阿克苏与自贡之间)仅为2,即至多只需通过一个中间节点就 能将任意两城市相连接,表明网络节点间联系极为紧密。
为分析节点的空间分布格局,计算各城市的节点度,并运用ArcGIS软件将其分为6级(图3),可发现如下特征。首先,同联通度类似,节点度分布也大致以胡焕庸线为界,在东西部出现明显分化,其中,第一等级城市全部位于该线以东,而该线以西城市的节点度则大部分为第四级和第五级,甚至出现若干节点度为0的城市。其次,高节点度城市在东部分布较为均匀,大多为各省省会城市;次一级节点度城市分布也相对均匀,大致围绕高节点度城市分布,并常常位于两个高节点度城市的中心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中心地的等级规模分布格局,表明城市间的金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仍受空间距离影响。此外,运用SPSS软件对节点度进行K-S检验,发现其分布曲线并不遵循泊松分布,而是呈现一定幂律分布特征,表明节点度的频率分布也是非均衡的。
3.2.3 基于不同银行类型的节点分布特征
城市节点的分布不仅在整体上呈现非均衡性,并且在不同的银行类型间也存在较大差别。由银行与主要城市间的二模网络(图4)可以看出,五大国有银行以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各城市大致围绕这些银行呈放射状分布,表明这些银行在各城市几乎都设有分支机构;股份制银行则相对处于边缘位置,但同部分城市间仍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其中广发银行在广东省内分布较为集中,因而它在网络中的位置同其他股份制银行存在明显差异;外资银行则几乎全部处于边缘地带,除东亚银行、恒生银行等少数银行外,大多仅同少量城市存在一定联系。
为进一步分析其空间格局,选取整体联通度前50位的城市,分别计算它们基于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的联通度,并形成方格图(图5)。对比联通度的分布,可发现如下规律。
图5 基于不同银行类型的城市联通度分布
Fig.5 Distribution of cities' connectivity based on bank type
(1)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州等城市的联通度始终居于较高水平,表明这五大“国家中心城市”在全国城市间金融网络中同样扮演核心角色。
(2) 由国有银行到股份制银行再到外资银行,低联通度城市的数量越来越多,如基于国有银行,联通度最低(0.15~0.18)的城市数量仅有6个;而基于外资银行,联通度最低(0~0.01)的城市数量多达25个,表明不同银行网点在数量上和区域分布上存在明显差别。
(3) 从城市间的相对联通度来看,基于外资银行的城市间联通度差异最为明显,表明大量高级网点集中于少数中心城市;基于国有银行的城市间联通度差异次之,这是因为尽管国有银行在各个城市都分布有大量网点,但在中心城市网点更为密集、级别也更高;基于股份制银行的城市联通度分布则最为均匀,绝大多数城市都处于第三、四两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股份制银行相比外资银行网点覆盖面较广,涉及全国多数城市,但其网点数量(尤其是中心城市的网点数量)同国有银行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进而使得不同城市间联通度的差异相对较小。
上文分析了城市间银行网络的结构特征,发现该网络呈现明显的非均衡性,其中部分中心城市及其相互间联系成为网络的核心和主干。为进一步探讨城市实力与联通度之间的关系,将选取总人口数、地区生产总值、人口密度、土地面积、三次产业比重等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其中总人口数和地区生产总值与城市联通度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r分别为0.731和0.927,后者同联通度的相关性很强(图6)。
图6 城市联通度与总人口数、地区生产总值的线性相关关系
Fig.6 Linear correlation between cities' connectivity and population/GDP
以标准化后的总人口数和地区生产总值为自变量,以联通度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拟合,得到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式中：Na为城市的联通度,Pi为城市i的总人口数,GDPi为城市i的地区生产总值。判定系数R2=0.907,F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城市总人口数和地区生产总值对城市联通度存在显著影响,这也解释了全国性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在这一网络中的重要角色,说明城市间的金融联系规模同城市节点本身的规模(尤其是经济规模)存在密切联系。
尽管中国城市间银行网络在整体上更多地呈现非均衡性特征,但这一格局实际上是均衡化与集中化两种趋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相比于经济水平、人口数量、发展历史等因素,制度性因素对这一网络格局的影响同样深刻,也更为明显地体现了国家朝向均衡化和集中化两种趋势的“空间选择性”(Brenner, 2004)。因此,本节将主要从政策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空间政策和行业空间政策中的集中化和均衡化趋势对银行网络格局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由基于区域劳动分工的、相对均衡的空间政策转向非均衡的空间政策,在这个过程中,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前沿。为实现这一全球资本的再领域化(Brenner, 2004),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以及各类开发区等政策或实践成为重塑资本流向的重要工具。在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引导下,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为全球接受海外投资最多的国家(Lardy, 1995),而外资银行也追随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市场(郑伯红等, 2001),并主要分布于经济较为发达、跨国公司较为集中的东部沿海地区。与此同时,伴随着分税制改革和城市企业家主义的兴起,城市尺度开始成为协调资本循环的关键尺度(Wu et al, 2010),由此引发城市间竞争的加剧进一步塑造了非均衡的经济地理格局。在此背景下,银行业尤其是外资银行不仅在全国尺度上集中于东部地区,同时也在区域尺度上集中于各省的中心城市(图3),从而形成多尺度的非均衡格局。
而在这一集中化的空间政策之外,也存在均衡化趋势。20世纪90年代初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已开始启动,1999年后,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外商在华投资出现“北上西进”的趋势(魏后凯, 2011),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明显上升。与此相伴随,外资银行的分行网络也逐步向中西部扩展(郑伯红等, 2001),重庆、成都、西安等城市在外资银行网络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图5)。
尽管一般空间政策通过重塑经济地理格局能够对银行业的空间布局产生强烈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宏观的。相反,针对银行业本身的行业空间政策(包括直接的空间政策和非空间政策的空间效应)能够更为直接地影响银行业分布的集中化或均衡化,进而塑造城市间银行网络结构。在这些政策中,针对国有银行和外资银行的政策对其空间布局的影响最为明显。
国有银行的所有制性质对其空间布局产生深刻影响。尽管国有银行同样以获得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但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它也具有“政治人”属性(刘可文等, 2012),以实现国家战略、整合空间经济(Zhao, Liu et al, 2015)为重要目标。因此,国有银行不仅更为积极地响应国家的空间政策调整,并且在空间上覆盖面也很广,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都设有分支机构(图4),甚至以行政区划为基础(贺灿飞等, 2013)设置分行,构成了国有银行空间格局变动的基准。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银行经历了数个阶段的改革,其空间布局也随之在均衡化与集中化之间变动。从1979年到1983年,中国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过渡到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四大专业银行为基础的体制,此时,四大国有银行仍从事较多的政策性业务,分支机构也是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置(乔桂明等, 2009),具有一定的均衡化特征。1994年,伴随着三大政策性银行的设立,四大国有银行的政策性业务逐渐被剥离,其“经济人”属性日趋明显;与此同时,1986年以来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陆续设立和空间扩展也推动了银行业的竞争。在这一背景下,银行业分支机构的总体数量不断增长(1997年四大国有银行机构达153704个),国有银行基于行政原则的机构设置在市场竞争中的弊端也日趋明显。因此,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方案》,对四大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进行大幅度的撤并,使得国有银行开始出现明显的集中化趋势,即在尺度上逐渐退出县域经济而向大中城市转移,在地域上则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2002年后,国有银行陆续被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基础网点进一步被削减、合并,支行数量则出现增长并主要集中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贺灿飞等, 2013),表明集中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尽管如此,由于路径依赖和所有制性质的影响,在一系列改革中,国有银行的空间分布仍呈现一定的均衡性,同外资银行存在明显区别。
与国有银行相对,外资银行在国内呈现高度集中化的空间格局(图5),但也存在一定的均衡化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外资的引入,外资银行也陆续进入5个经济特区。1985年国务院颁布《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条例》,对外资银行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随后,上海以及天津、大连、南京等城市也准获引进外资银行。此时,外资银行仍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的中心城市。1994年,国务院颁布《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规范了外资银行的在华经营活动,并准许武汉、西安、成都、重庆等内陆中心城市引进外资银行,由此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开始向中西部地区扩散。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修订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开始施行,取消了外资银行从事外汇业务的地域限制;在此基础上,2006年国务院出台《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中国金融业向外资全面开放,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也被取消。此外,配合西部大开发等战略,国家也有意识地引导外资银行向西部地区进一步扩展,如2004年出台《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对外开放银行业相关事项的公告》,对在西部和东北开展业务的外资银行设立审批绿色通道。在此背景下,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空间延伸日趋明显,但由于东西部之间非均衡的经济地理格局以及城市间的激烈竞争(表现为各类开发区的设立和城市政府推行的金融业优惠政策等),外资银行在全国和区域尺度的集中化仍是塑造外资银行网络格局的主导因素。
本文以各城市的银行网点数据为基础,分析了中国城市间金融网络的结构特征,主要结论如下。①从城市联系的空间分布来看,第一等级的城市间联系呈现菱形结构,五大城镇密集区成为核心节点,同时东西部网络密度以胡焕庸线为界呈现明显差异,高等级与低等级的城市间联系在密度上也存在很大差别。②从国内城市节点的分布来看,首先,城市的规模分布符合Zipf法则,但形成明显的双分形特征,其中全国大多数城市规模分布的首位特征并不十分明显,但联通度较低的部分城市规模分布呈现强烈的首位特征;其次,网络节点间联系极为紧密,但节点度不遵循泊松分布,同时在空间上仍以胡焕庸线为界呈现明显的东西非均衡特征,其中,东部地区各级别节点度的分布较为均匀,高节点度城市大多为各省省会或区域中心城市;最后,在不同银行类型下,节点联通度分布也存在较大差别,其中五大国家中心城市联通度始终居于较高水平,基于国有银行的各城市总体联通度也明显高于其他银行类型,基于股份制银行的城市联通度分布最为均匀,而基于外资银行的各城市总体联通度最低,分布也最不均匀。③从城市网络结构的影响因子来看,城市的总人口数和地区生产总值同联通度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由二者构造的回归方程能解释90.7%的联通度变异。
相比于以往研究,本文将链锁模型中依据分支机构级别对城市直接赋予权重的方法,改为依据分支机构级别对各个网点赋予权重,并进行加总,以充分考虑某一银行在某一城市内分支机构的多个级别和各个级别分支机构的数量对城市网络的影响。由于计算方式的调整,在分析结果上也同当前研究(Zhao, Liu et al, 2015)存在一定差异,主要表现为：除北京、天津、广州等城市仍居于前列外,面积较大、网点数量较多的重庆、苏州、宁波等城市也居于前列,相反,面积较小、网点数量较少的深圳、厦门等城市的排名则明显下降;从城市间联系来看,重庆取代深圳,使得连通度最强的前五位联系全部在北京、上海、重庆和广州之间。就单个企业来说,该方法和结果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网络中城市性质的不同认识：前者侧重于将网络中的城市视为一个点,这一点依附于某一企业内的垂直联系(杨永春等, 2011),其业务量仅同分支机构的级别相关;后者则将城市视为一个面,其中存在多个级别、不同数量的分支机构,其业务量是所有分支机构得分的总和。考虑到每一个网点(尤其是银行末级网点)都服务于一定规模的市场和一定数量的人口,因此后者相比之下能更为准确地把握企业在某一城市内的实际业务量。不过,由于网点数量通常随级别的下降而迅速增加,这一方法也容易模糊城市间的垂直联系,使级别差异对结果的影响不如数量差异。因此,在下一步研究中,一方面应根据企业的性质(如组织结构、服务对象)分别确定计算方法,另一方面也应探索将等级和数量更为合理地整合起来的方法,如根据企业内部统计数据重新确定不同分支机构级别的权重。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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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空间视角的东北地区城市网络研究 [J].
城市体系及其空间组织分布模式是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的关注重点。城市之间具有合作与动态的网络互补关系。以资金流为例，分析资金流视角的流空间结构中城市网络分布特征。首先，分析城市网络连接度分布特征。然后从网络节点(即城市)出发，分析各城市重要程度或等级体系分布特征。研究发现：① 从第一等级资金流强度到第五等级资金流强度，城市网络空间变化过程为：哈大城市走廊沿线—向东北方向扩展—向西扩展—覆盖东北地区较小规模城市—资金流网络整体向北迁移。城市间资金流联系强度较弱，且存在极化现象。② 网络相对连接率较高的城市具有“丁字型”空间结构。城市等级体系为倒金字塔模式。③ 随着资金流强度等级下降，资金流网络所涵盖的城市规模越来越小。④ 前三等级资金流强度中各城市出现次数与各城市网络相对连接率为线性相关性。各城市网络现对连接率和城市出现次数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呈现较强相关性。
Research on city network of Northeast China based on space of flows [J].
城市体系及其空间组织分布模式是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的关注重点。城市之间具有合作与动态的网络互补关系。以资金流为例，分析资金流视角的流空间结构中城市网络分布特征。首先，分析城市网络连接度分布特征。然后从网络节点(即城市)出发，分析各城市重要程度或等级体系分布特征。研究发现：① 从第一等级资金流强度到第五等级资金流强度，城市网络空间变化过程为：哈大城市走廊沿线—向东北方向扩展—向西扩展—覆盖东北地区较小规模城市—资金流网络整体向北迁移。城市间资金流联系强度较弱，且存在极化现象。② 网络相对连接率较高的城市具有“丁字型”空间结构。城市等级体系为倒金字塔模式。③ 随着资金流强度等级下降，资金流网络所涵盖的城市规模越来越小。④ 前三等级资金流强度中各城市出现次数与各城市网络相对连接率为线性相关性。各城市网络现对连接率和城市出现次数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呈现较强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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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齐夫法则的江苏省旅游收入规模结构变化研究 [J].
借用齐夫法则研究了江苏省近10年的旅游收入规模结构变化,并与差异度变化加以对比。结果显示无论是国内旅游收入还是国际旅游收入,规模分布均基本遵循齐夫定律,与差异度变化趋势也相一致;无标度区范围均呈扩大趋势,规模结构逐步得到优化。但两者也有不同点：（1）前者从局部单分形演变为几乎覆盖全域的单分形,而后者则从局部单分形→几乎覆盖全域的单分形→局部单分形→双分形;（2）前者是先呈帕雷托模式后呈不规则的帕雷托模式,而后者则是前几年呈不规则的帕雷托模式,后几年标度区一呈对数正态分布模式,标度区二呈不规则的帕雷托模式;（3）前者的规模变差是先扩大后缩小,而后者则是前几年规模变差略有波动,后几年两个标度区之间的差距稍有扩大,但各标度区内部的规模变差却呈缩小趋势。齐夫法则可为分析旅游收入规模结构变化提供新的定量方法。
Study on the variation of scale structure of tourism income in Jiangsu Province based on Zipf law [J].
借用齐夫法则研究了江苏省近10年的旅游收入规模结构变化,并与差异度变化加以对比。结果显示无论是国内旅游收入还是国际旅游收入,规模分布均基本遵循齐夫定律,与差异度变化趋势也相一致;无标度区范围均呈扩大趋势,规模结构逐步得到优化。但两者也有不同点：（1）前者从局部单分形演变为几乎覆盖全域的单分形,而后者则从局部单分形→几乎覆盖全域的单分形→局部单分形→双分形;（2）前者是先呈帕雷托模式后呈不规则的帕雷托模式,而后者则是前几年呈不规则的帕雷托模式,后几年标度区一呈对数正态分布模式,标度区二呈不规则的帕雷托模式;（3）前者的规模变差是先扩大后缩小,而后者则是前几年规模变差略有波动,后几年两个标度区之间的差距稍有扩大,但各标度区内部的规模变差却呈缩小趋势。齐夫法则可为分析旅游收入规模结构变化提供新的定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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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对中国省际可达性的影响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3.08.00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高速铁路网“四纵四横”客运专线规划至2015 年建成,将覆盖所有省会及90%的50 万以上人口城市,高速铁路可达性因此成为近年可达性研究的热点。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研究高铁时代中国省际可达性及空间格局。研究结果表明:① 采用传统客运最短旅行时间(含中转及停留)数据得到的省际可达性呈中心—外围模式,以郑州—武汉为中心,其他省份按“距离衰减规律”成为圈层式阶梯状空间格局;② 高速铁路建设带来省际联系时间缩短、可达性最优区域大幅增加等“高铁效应”,空间结构仍以武汉—郑州为中心呈现中心—外围模式;③ 高铁运营使省际可达性均衡化,可达性变化幅度在空间上呈中间凹四周高的“碗形”特点,位于客运铁路网络中心附近的省份变化幅度较小,外围地区如云南、福建等省可达性变化幅度较大。
Effects of high speed railway network on the inter-provincial accessibilities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3.08.00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高速铁路网“四纵四横”客运专线规划至2015 年建成,将覆盖所有省会及90%的50 万以上人口城市,高速铁路可达性因此成为近年可达性研究的热点。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研究高铁时代中国省际可达性及空间格局。研究结果表明:① 采用传统客运最短旅行时间(含中转及停留)数据得到的省际可达性呈中心—外围模式,以郑州—武汉为中心,其他省份按“距离衰减规律”成为圈层式阶梯状空间格局;② 高速铁路建设带来省际联系时间缩短、可达性最优区域大幅增加等“高铁效应”,空间结构仍以武汉—郑州为中心呈现中心—外围模式;③ 高铁运营使省际可达性均衡化,可达性变化幅度在空间上呈中间凹四周高的“碗形”特点,位于客运铁路网络中心附近的省份变化幅度较小,外围地区如云南、福建等省可达性变化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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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金融地理层级性研究 [J].
金融全球化使各国金融系统联系日益密切深入,但世界金融体系在不同地域巨大差异性仍然存在。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指出世界金融地域系统呈现出层级性的特征,通过理论分析并运用计量方法证实了世界金融系统层级性这一规律的客观存在。在计量基础上把世界金融体系划分为4个层级,结合实际深入探讨了每一层级的特征,并从金融学和地理学理论角度探索了世界金融地理层级性产生的内在机理,指出世界金融体系内部联系及整体演进均与世界金融地理层级性特征息息相关。正确掌握与运用这一客观规律,不仅有助于推动本国金融系统的健康发展,而且能使之对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积极而持续的促进作用。
The geographic tiers of world financial system [J].
金融全球化使各国金融系统联系日益密切深入,但世界金融体系在不同地域巨大差异性仍然存在。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指出世界金融地域系统呈现出层级性的特征,通过理论分析并运用计量方法证实了世界金融系统层级性这一规律的客观存在。在计量基础上把世界金融体系划分为4个层级,结合实际深入探讨了每一层级的特征,并从金融学和地理学理论角度探索了世界金融地理层级性产生的内在机理,指出世界金融体系内部联系及整体演进均与世界金融地理层级性特征息息相关。正确掌握与运用这一客观规律,不仅有助于推动本国金融系统的健康发展,而且能使之对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积极而持续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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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改革与国有商业银行网点空间布局: 以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3010012 Magsci [本文引用: 3] 摘要
伴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全国的网点布局发生了战略性变化。在经营效益的驱动下,银行采取集中化策略,大幅度减少基础网点数目,而增加支行数目。两类网点地理分布的空间不均衡性加大,地理集中度上升。网点布局向主要经济增长极集中,而从边疆地区与落后地区撤离。对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基础网点及支行空间分布统计分析表明,两者的两类网点的地理分布在股份制改革后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基础网点更加接近主要客户群体,支行则更加集中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结合自身的业务优势与特点,两者在两类网点的区位选择上也有一定的差别。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效益导向的网点布局战略将可能带来落后地区的金融排斥问题。
Banking reform and locational strategy of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and Bank of Chin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3010012 Magsci [本文引用: 3] 摘要
伴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全国的网点布局发生了战略性变化。在经营效益的驱动下,银行采取集中化策略,大幅度减少基础网点数目,而增加支行数目。两类网点地理分布的空间不均衡性加大,地理集中度上升。网点布局向主要经济增长极集中,而从边疆地区与落后地区撤离。对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基础网点及支行空间分布统计分析表明,两者的两类网点的地理分布在股份制改革后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基础网点更加接近主要客户群体,支行则更加集中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结合自身的业务优势与特点,两者在两类网点的区位选择上也有一定的差别。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效益导向的网点布局战略将可能带来落后地区的金融排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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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网络的城市群结构定量化分析: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资金往来关系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3813.2006.02.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城市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关的空间经济联系与地域组织优化研究成为研究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部分之一。本文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分析的思路和方法指引。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的16个中心城市组成的资金往来网络为例，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该网络的基本网络特征进行分析来探讨城市群的空间层级结构。在今后的发展中城市群要合理规划布局，增强城市间的协调共客性，发挥政府的重要影响作用，营造一个良好的城市发展环境。
Quantitative analysis to the city agglomeration structure based on social network: A case study of capital exchange network of the Yangtse River Delta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3813.2006.02.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城市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关的空间经济联系与地域组织优化研究成为研究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部分之一。本文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分析的思路和方法指引。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的16个中心城市组成的资金往来网络为例，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该网络的基本网络特征进行分析来探讨城市群的空间层级结构。在今后的发展中城市群要合理规划布局，增强城市间的协调共客性，发挥政府的重要影响作用，营造一个良好的城市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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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中心空间体系研究进展及其对长三角一体化的启示 [J].
金融服务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以金融服务集聚为特征的金融中心空间体系，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中心空间体系下的金融一体化发展是实现金融资源在区域内优化配置的必要保障。有关金融中心的研究历来受到学界的重视，国内外的金融、经济和地理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对金融中心及其空间体系以及金融一体化的国内外研究进行了梳理，并给予客观的总结和评述。长三角地区的金融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较为缓慢，故而长三角金融一体化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从上海金融中心地位、金融资源空间扩散、打破行政分割、支持经济发展几个角度，对长三角金融空间一体化理论研究以及其对实践的指导提供了启示。
An overview on spatial integration of financial centre and its implic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J].
金融服务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以金融服务集聚为特征的金融中心空间体系，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中心空间体系下的金融一体化发展是实现金融资源在区域内优化配置的必要保障。有关金融中心的研究历来受到学界的重视，国内外的金融、经济和地理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对金融中心及其空间体系以及金融一体化的国内外研究进行了梳理，并给予客观的总结和评述。长三角地区的金融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较为缓慢，故而长三角金融一体化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从上海金融中心地位、金融资源空间扩散、打破行政分割、支持经济发展几个角度，对长三角金融空间一体化理论研究以及其对实践的指导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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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金融机构网络分布格局与扩张机理: 以城市商业银行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9.011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金融资源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金融机构产生了提供跨区域服务的需求。在理想状况下，金融机构将完全按市场化需求布局，但现实中会受到边界和政策的阻碍。本文以城市商业银行为例，借鉴金融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应用网络分析方法剖析了金融机构在一体化区域中的分布格局及扩张机理。基于2007-2013 年长三角地区16 市金融机构发展状况和城市商业银行分布数据，构建了城市商业银行布局网络，并进一步测量了边界效应和结构洞有效规模。结果显示：①长三角地区城市商业银行分布层级明显，异地经营逐渐增多，有突破江浙省界的趋势；除上海金融中心作用凸显之外，南京、杭州、宁波和台州也成为金融机构网络中的重要空间节点。②除政策管制占主导因素之外，城市金融需求、历史文化以及城市商业银行自身规模、股权结构和战略定位对其扩张路径也有重要影响。研究区域人均贷款、文化差异、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均对金融机构扩张有显著的影响，金融业比重、人均GDP和行政边界则并无显著作用。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expansion mechanism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network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9.011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金融资源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金融机构产生了提供跨区域服务的需求。在理想状况下，金融机构将完全按市场化需求布局，但现实中会受到边界和政策的阻碍。本文以城市商业银行为例，借鉴金融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应用网络分析方法剖析了金融机构在一体化区域中的分布格局及扩张机理。基于2007-2013 年长三角地区16 市金融机构发展状况和城市商业银行分布数据，构建了城市商业银行布局网络，并进一步测量了边界效应和结构洞有效规模。结果显示：①长三角地区城市商业银行分布层级明显，异地经营逐渐增多，有突破江浙省界的趋势；除上海金融中心作用凸显之外，南京、杭州、宁波和台州也成为金融机构网络中的重要空间节点。②除政策管制占主导因素之外，城市金融需求、历史文化以及城市商业银行自身规模、股权结构和战略定位对其扩张路径也有重要影响。研究区域人均贷款、文化差异、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均对金融机构扩张有显著的影响，金融业比重、人均GDP和行政边界则并无显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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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地理学理论视角及中国金融地理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6.05.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对国际文献和中国实际的了解和思考，从金融机构的空间结构、空间发展过程以及金融机构与 环境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了金融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主要理论问题包括地理存在论、金融变化的区域经济影响观点、区域金融系统演化模式、金融地理的路径依 赖、金融全球化与地方关系等；在此基础上，从环境对金融地理影响、全球化与区域金融系统、行政格局与金融体系、金融系统与区域发展、金融企业地理5方面提 出中国金融地理研究的切入点。
A theoretical review of financial geography and study of financial geography in China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6.05.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对国际文献和中国实际的了解和思考，从金融机构的空间结构、空间发展过程以及金融机构与 环境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了金融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主要理论问题包括地理存在论、金融变化的区域经济影响观点、区域金融系统演化模式、金融地理的路径依 赖、金融全球化与地方关系等；在此基础上，从环境对金融地理影响、全球化与区域金融系统、行政格局与金融体系、金融系统与区域发展、金融企业地理5方面提 出中国金融地理研究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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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国银行体制改革与地方银行机构网点的空间分布: 兼与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比较 [J].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银行体制改革催生了以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地方银行，它们以中小企业和城乡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弥补了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市场空缺，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对银行体制改革的分析发现，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从仅限于单一地区经营，到放开地域经营限制，允许跨区域设立分行后，两银行机构网点的数量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其网点的地理分布在改革前后发生了较大变化。将两银行与全国性商业银行的网点分布进行对比发现，其总行布局与地方经济发展刺激下的金融需求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两银行跨区域设立异地分行的区位选择具有较大差别：城市商业银行优先选择发达地区，而后采取全国性战略布局和区域性梯度式布局两种模式扩张；农村商业银行则优先考虑欠发达地区，然后主要以区域内跳跃式扩张。
Banking reform and location strategy of local banks in the new century: In comparison with national banks [J].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银行体制改革催生了以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地方银行，它们以中小企业和城乡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弥补了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市场空缺，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对银行体制改革的分析发现，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从仅限于单一地区经营，到放开地域经营限制，允许跨区域设立分行后，两银行机构网点的数量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其网点的地理分布在改革前后发生了较大变化。将两银行与全国性商业银行的网点分布进行对比发现，其总行布局与地方经济发展刺激下的金融需求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两银行跨区域设立异地分行的区位选择具有较大差别：城市商业银行优先选择发达地区，而后采取全国性战略布局和区域性梯度式布局两种模式扩张；农村商业银行则优先考虑欠发达地区，然后主要以区域内跳跃式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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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区域政策对央企空间布局的影响 [J].
建国伊始, 国家区域政策就深刻影响着央企的空间布局。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 域政策对央企空间布局的影响机制、特征与过程分析, 结果表明:央企空间布局是“经济人” 与“政治人”两种行为特征相互博弈的结果, 受国家区域政策直接、间接和累积循环三种模 式影响, 总体布局呈不平衡的板块集聚特征, 央企总部布局具有极高的首都指向性。国家区 域政策的转变历程与央企布局的演变过程相吻合, 均经历了均衡-不均衡-均衡的演变过程。 经济区内的政策强度与央企布局个数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政策强度与央企扩张具有相似的 年际变化规律, 但存在时滞和周期性。在不同的区域政策时期, 央企布局的空间变动和区域 政策的调整具有相应的一致性, 各阶段主要的作用机制不同, 且趋于三种模式的相互混合 影响。
The effect of national and regional policy on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entral Enterprises [J].
建国伊始, 国家区域政策就深刻影响着央企的空间布局。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 域政策对央企空间布局的影响机制、特征与过程分析, 结果表明:央企空间布局是“经济人” 与“政治人”两种行为特征相互博弈的结果, 受国家区域政策直接、间接和累积循环三种模 式影响, 总体布局呈不平衡的板块集聚特征, 央企总部布局具有极高的首都指向性。国家区 域政策的转变历程与央企布局的演变过程相吻合, 均经历了均衡-不均衡-均衡的演变过程。 经济区内的政策强度与央企布局个数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政策强度与央企扩张具有相似的 年际变化规律, 但存在时滞和周期性。在不同的区域政策时期, 央企布局的空间变动和区域 政策的调整具有相应的一致性, 各阶段主要的作用机制不同, 且趋于三种模式的相互混合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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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际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布局的珠三角城市网络空间格局研究 [J].
利用测量国际生产者服务业公司业务联系的方法,对会计、律师、保险、银行、广告等5个行业,99家国际生产服务业公司及分支机构在珠三角50个区(县)级空间单元的业务联系分析表明:珠三角城市网络呈东西两岸、中心与外围不均衡分布状态,并具有鲜明的"跳跃性"特征,即网络节点向各城市的中心城区集中,并在各城市中心城区之间形成长距离的联系。研究认为这种城市网络特征与生产者服务业分行业差异有关,宜在区域统筹的思路下,利用高级服务业网络组织规律推动各城市积极融入世界城市网络的组织体系。
Spatial pattern of regional city network based on international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 layout in Pearl River Delta [J].
利用测量国际生产者服务业公司业务联系的方法,对会计、律师、保险、银行、广告等5个行业,99家国际生产服务业公司及分支机构在珠三角50个区(县)级空间单元的业务联系分析表明:珠三角城市网络呈东西两岸、中心与外围不均衡分布状态,并具有鲜明的"跳跃性"特征,即网络节点向各城市的中心城区集中,并在各城市中心城区之间形成长距离的联系。研究认为这种城市网络特征与生产者服务业分行业差异有关,宜在区域统筹的思路下,利用高级服务业网络组织规律推动各城市积极融入世界城市网络的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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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城市网络研究方法论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02.015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多国公司逐渐确立了其经济全球化主要组织载体的地位以及国家决策权向城市的分散,国家作为独立的经济单元的重要性下降,国际竞争日渐被具体化为以城市为核心的区域间的竞争;城市作为经济单元的重要性迅速上升,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行动者。作为全球经济的组织节点,世界城市按其在全球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的不同而构成具有一定经济控制能力和社会经济联系的网络体系。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立足于世界/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城市间关系研究,经由基础设施、企业组织和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途径,以定量化的分析方式揭示了世界城市间的关系并探讨了世界城市网络形成的多重动力机制,是学术界对当代交通和通讯技术变革、企业组织变革及全球治理方式变革等对世界城市发展所施加影响的积极回应。最后,本文从城际关系秩序、空间组织逻辑、关系型数据的生产和获取、空间尺度和城市经济类型对城市网络的影响等5个方面探讨了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对中国相关领域研究的借鉴和启示。
Research methods for world city network and relevant inspirations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02.015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多国公司逐渐确立了其经济全球化主要组织载体的地位以及国家决策权向城市的分散,国家作为独立的经济单元的重要性下降,国际竞争日渐被具体化为以城市为核心的区域间的竞争;城市作为经济单元的重要性迅速上升,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行动者。作为全球经济的组织节点,世界城市按其在全球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的不同而构成具有一定经济控制能力和社会经济联系的网络体系。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立足于世界/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城市间关系研究,经由基础设施、企业组织和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途径,以定量化的分析方式揭示了世界城市间的关系并探讨了世界城市网络形成的多重动力机制,是学术界对当代交通和通讯技术变革、企业组织变革及全球治理方式变革等对世界城市发展所施加影响的积极回应。最后,本文从城际关系秩序、空间组织逻辑、关系型数据的生产和获取、空间尺度和城市经济类型对城市网络的影响等5个方面探讨了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对中国相关领域研究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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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金融地理学研究进展及启示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9.010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过去的30 多年间，随着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逐渐扩展和深化，国外金融地理学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2007 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国外金融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转折点，金融地理学由此开始进入繁荣发展阶段。本文全面搜集了1980-2013 年5 月发表于13 种国际权威地理学期刊的金融地理文献，共计245 篇。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将国外金融地理学研究的主要议题总结为：金融中心的区位及影响因素、银行的空间分布及区域影响、金融排除、证券市场的空间变化、养老金的区域差异、风险投资的空间集聚及投资空间邻近性、金融化和金融危机等方面，重点阐述这些议题的研究进展，并总结了国外金融地理学研究的特征。在此基础上，从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独特国情、国际资本市场的复杂性等方面展望了中国金融地理学研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Progresses of financial geography and implications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9.010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过去的30 多年间，随着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逐渐扩展和深化，国外金融地理学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2007 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国外金融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转折点，金融地理学由此开始进入繁荣发展阶段。本文全面搜集了1980-2013 年5 月发表于13 种国际权威地理学期刊的金融地理文献，共计245 篇。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将国外金融地理学研究的主要议题总结为：金融中心的区位及影响因素、银行的空间分布及区域影响、金融排除、证券市场的空间变化、养老金的区域差异、风险投资的空间集聚及投资空间邻近性、金融化和金融危机等方面，重点阐述这些议题的研究进展，并总结了国外金融地理学研究的特征。在此基础上，从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独特国情、国际资本市场的复杂性等方面展望了中国金融地理学研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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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演化路径: 30年回眸与展望: 全球性金融危机下提升国有银行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0150.2009.01.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对我国国有银行30年来的改革历程、各阶段取得的主要成就和尚未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性的论述,并对在当今全球性金融动荡背景下深化中国国有银行改革和提升国有银行竞争力所面临的机遇、挑战和战略对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Evolution route of state-owned banking reform in China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0150.2009.01.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对我国国有银行30年来的改革历程、各阶段取得的主要成就和尚未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性的论述,并对在当今全球性金融动荡背景下深化中国国有银行改革和提升国有银行竞争力所面临的机遇、挑战和战略对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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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心城市铁路客运的空间联系及其结构图谱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101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基于全国286个地级城市交互式的“城市—车次—城市”铁路客运联系数据,运用基于O-D网络的GIS空间分析方法,从普快、快速、特快、动车和高铁等细分车次类型的角度全面解构全国铁路客运联系的空间格局与结构特征。研究认为,全国中心城市铁路空间联系分布格局体呈现向东倾斜的“开”字型结构,即由京沪—沪深线(沿海轴)、京广—京哈线两纵轴与陇海—兰新线、沪昆线两横轴相互交汇形成全国铁路客运的骨架。全国铁路客运联系服从类似城市体系的位序—规模分布特征,属于自然状态下集中型的空间最优分布。中国铁路客运联系总体上依托大的交通轴线以近域核心城市间的联系为主,动车组及高铁联系则集中表现为东部三大经济区间的联系。</p>
Railway passenger transport spatial contacts and their structure Tupu (array) of central cities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101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基于全国286个地级城市交互式的“城市—车次—城市”铁路客运联系数据,运用基于O-D网络的GIS空间分析方法,从普快、快速、特快、动车和高铁等细分车次类型的角度全面解构全国铁路客运联系的空间格局与结构特征。研究认为,全国中心城市铁路空间联系分布格局体呈现向东倾斜的“开”字型结构,即由京沪—沪深线(沿海轴)、京广—京哈线两纵轴与陇海—兰新线、沪昆线两横轴相互交汇形成全国铁路客运的骨架。全国铁路客运联系服从类似城市体系的位序—规模分布特征,属于自然状态下集中型的空间最优分布。中国铁路客运联系总体上依托大的交通轴线以近域核心城市间的联系为主,动车组及高铁联系则集中表现为东部三大经济区间的联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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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地区城市功能联系测度 [J].
从资金流、交通流和信息流等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了区域城市功能联系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空间自相关模型，对东北地区地级以上城市要素流和城市功能联系的空间格局特征与演进规律进行了分析。在总结东北地区城市功能联系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功能联系的调控对策和建议。
Measurement on the urban functional contact of China’s northeast areas [J].
从资金流、交通流和信息流等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了区域城市功能联系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空间自相关模型，对东北地区地级以上城市要素流和城市功能联系的空间格局特征与演进规律进行了分析。在总结东北地区城市功能联系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功能联系的调控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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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金融地理学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05.04.003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金融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已受到越来越多地理学者的重视。本文试图总结国外学者在金融地理学领域的研究进展，阐述其当前主要研究议题，提出对我国金融地理研究的启示。国外金融地理学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理学家开始关注金融机构在引导特定地区资本流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80年代，学者们转向研究金融在西方社会中的角色、特定金融制度的空间组织与运作、金融中心的发展、金融流动与产业发展的关系等； 90年代以来，金融地理研究中出现了三个贯穿、且相互增强的研究对象，即解除管制、技术创新及全球化，相关研究中出现了文化制度转向。当前主要研究议题包括： 金融中心的形成、发展及萎缩； 金融排除及其带来的地方货币系统的研究；货币地理学研究等。根据国外的研究进展及经验，我国可以在金融服务网络的空间格局、货币流地域差异、金融排除及其相关的社会问题等方面展开研究。</p>
Progress in financial geography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geographers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05.04.003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金融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已受到越来越多地理学者的重视。本文试图总结国外学者在金融地理学领域的研究进展，阐述其当前主要研究议题，提出对我国金融地理研究的启示。国外金融地理学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理学家开始关注金融机构在引导特定地区资本流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80年代，学者们转向研究金融在西方社会中的角色、特定金融制度的空间组织与运作、金融中心的发展、金融流动与产业发展的关系等； 90年代以来，金融地理研究中出现了三个贯穿、且相互增强的研究对象，即解除管制、技术创新及全球化，相关研究中出现了文化制度转向。当前主要研究议题包括： 金融中心的形成、发展及萎缩； 金融排除及其带来的地方货币系统的研究；货币地理学研究等。根据国外的研究进展及经验，我国可以在金融服务网络的空间格局、货币流地域差异、金融排除及其相关的社会问题等方面展开研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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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理论与方法及其对城市体系研究的启示 [J].
世界城市研究是城市研究领域的重点领域之一,主流学者们的研究方法与思路在不同时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研究的主要视角可划分为"有属性无关系"的世界城市研究、网络社会视角的世界城市研究、全球背景下的世界城市网络理论与方法研究三个阶段。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世界级城市发展高端化的重要标志,众多学科的交融为世界城市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目前对世界城市的研究已从多个城市的综合属性比较走向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连锁网络模型方法,为世界城市之间联系的重要推手(跨国企业)构建了由企业联系到城市联系的桥梁,成为基于企业视角的世界城市网络理论与方法的基石。世界城市网络理论与方法在城市体系研究中有着重要的运用价值,主要表现在:(1)由属性走向关系——从侧重城市属性信息到城市之间如何联系的转变;(2)由等级走向网络——从侧重城市的等级排序与竞争到城市体系的连接方向与互补的转变;(3)由封闭系统走向开放系统——从侧重考察范围内城市体系如何组织到更大范围内甚至全球的城市开放体系的转变;(4)在分析方法上从侧重统计比较到以点和线为一体的网络分析方法的转变。
Review on world city stud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in urban systems [J].
世界城市研究是城市研究领域的重点领域之一,主流学者们的研究方法与思路在不同时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研究的主要视角可划分为"有属性无关系"的世界城市研究、网络社会视角的世界城市研究、全球背景下的世界城市网络理论与方法研究三个阶段。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世界级城市发展高端化的重要标志,众多学科的交融为世界城市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目前对世界城市的研究已从多个城市的综合属性比较走向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连锁网络模型方法,为世界城市之间联系的重要推手(跨国企业)构建了由企业联系到城市联系的桥梁,成为基于企业视角的世界城市网络理论与方法的基石。世界城市网络理论与方法在城市体系研究中有着重要的运用价值,主要表现在:(1)由属性走向关系——从侧重城市属性信息到城市之间如何联系的转变;(2)由等级走向网络——从侧重城市的等级排序与竞争到城市体系的连接方向与互补的转变;(3)由封闭系统走向开放系统——从侧重考察范围内城市体系如何组织到更大范围内甚至全球的城市开放体系的转变;(4)在分析方法上从侧重统计比较到以点和线为一体的网络分析方法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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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金融企业布局的中国城市网络格局研究 [J].
近年来，中国城市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基于各种“流”的联系正在促使一个新的中国城市网络格局的形成。在回顾国内外研究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相关文献和借鉴世界城市网络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全国主要金融服务业企业布局对中国城市网络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的网络连接度与城市的重要性有关，城市在网络中的连接率随城市的重要性下降而递减；中国城市网络具有区域特性，基本形成了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三大两小”五个城市区域；北京、上海、深圳是网络中最重要的节点，共同构成了基于金融业的中国城市网络的基本框架。
China's city network patter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financial enterprises layout [J].
近年来，中国城市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基于各种“流”的联系正在促使一个新的中国城市网络格局的形成。在回顾国内外研究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相关文献和借鉴世界城市网络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全国主要金融服务业企业布局对中国城市网络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的网络连接度与城市的重要性有关，城市在网络中的连接率随城市的重要性下降而递减；中国城市网络具有区域特性，基本形成了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三大两小”五个城市区域；北京、上海、深圳是网络中最重要的节点，共同构成了基于金融业的中国城市网络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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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地域运动: 研究视角的创新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3.05.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金融地域运动理论的提出,是解释和解决金融区域一体化问题的必然要求.文章借鉴经济地域运动 理论模式,从金融的基本"资源"属性着手,通过评价金融学、地理学关于"金融与地理"主题的相关成果,尝试挖掘金融的"地域性"和"运动性",从而坚定了 地域运动是金融的内在属性之一.在研究过程中,初步界定和归纳出金融地域运动的一般概念和内涵,积极探讨金融地域运动的生成机理.指出金融(帕雷托)效率 是引导金融地域运动的决定性动因,为追求金融整体效用的最大化,各金融要素流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地域运动.通过阐述,试图为金融地域运动理论体系的构建解决 基础性、核心性问题.
The regional movement of finance: An innovation in studying view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3.05.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金融地域运动理论的提出,是解释和解决金融区域一体化问题的必然要求.文章借鉴经济地域运动 理论模式,从金融的基本"资源"属性着手,通过评价金融学、地理学关于"金融与地理"主题的相关成果,尝试挖掘金融的"地域性"和"运动性",从而坚定了 地域运动是金融的内在属性之一.在研究过程中,初步界定和归纳出金融地域运动的一般概念和内涵,积极探讨金融地域运动的生成机理.指出金融(帕雷托)效率 是引导金融地域运动的决定性动因,为追求金融整体效用的最大化,各金融要素流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地域运动.通过阐述,试图为金融地域运动理论体系的构建解决 基础性、核心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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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中国城市网络研究 [J].
借鉴世界城市网络(WCN)的概念框架,从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大陆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城市网络体系.基于中国城市网络(CCN)的计算结果,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区位竞争不再仅依赖于线性地拓展腹地赢取空间垄断地位,而是以网络化的布局模式在核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在城市节点层面,上海、北京成为主要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城市,沿海的城市群则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集聚区域,内地的大部分城市处于生产性服务业链接程度相对较低的外围；在城市网络层面,城市之间关联网络中的首位效应(北京一上海的关联)非常明显,三大城市群中核心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之间的网络构成了中国大陆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链接.
Research on China’s city network based on production service industry [J].
借鉴世界城市网络(WCN)的概念框架,从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大陆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城市网络体系.基于中国城市网络(CCN)的计算结果,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区位竞争不再仅依赖于线性地拓展腹地赢取空间垄断地位,而是以网络化的布局模式在核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在城市节点层面,上海、北京成为主要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城市,沿海的城市群则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集聚区域,内地的大部分城市处于生产性服务业链接程度相对较低的外围；在城市网络层面,城市之间关联网络中的首位效应(北京一上海的关联)非常明显,三大城市群中核心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之间的网络构成了中国大陆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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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总部与中国金融中心发展: 金融地理学的视角与应用 [J].
金融地理学(GeographyofFinance)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用一系列强有力的理论工具说明和解释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信息腹地论”是该学科中研究现代金融地理的一个重要范畴。该理论帮助学者们研究和了解国际资金流、金钱景观、银行和服务机构的位置,以及金融中心的区域形成和发展。它提出的“信息溢出”、“不对称信息”和“路径依赖”不单是信息腹地形成的主要动力,也决定着一个城市在区内金融地位的变迁。本文运用前后两次详尽的企业总部区位调查辅助分析和预测中国各大主要的经济中心,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于可见将来在区域内金融地位的未来发展,并指出北京最有条件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
MNC headquarter agglomeration and financial centre development in China: A geography of finance perspective and application [J].
金融地理学(GeographyofFinance)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用一系列强有力的理论工具说明和解释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信息腹地论”是该学科中研究现代金融地理的一个重要范畴。该理论帮助学者们研究和了解国际资金流、金钱景观、银行和服务机构的位置,以及金融中心的区域形成和发展。它提出的“信息溢出”、“不对称信息”和“路径依赖”不单是信息腹地形成的主要动力,也决定着一个城市在区内金融地位的变迁。本文运用前后两次详尽的企业总部区位调查辅助分析和预测中国各大主要的经济中心,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于可见将来在区域内金融地位的未来发展,并指出北京最有条件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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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社会空间的中国城市网络特征: 以新浪微博为例 [J].
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城市区域空间结构变化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本文以新浪微博为例, 从网络社会空间的角度入手, 对中国城市网络发展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微博社会空间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网络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关系与层级区分, 城市的网络连接度与城市等级表现出了相对一致性。根据城市网络层级与网络联系强度, 东部、中部、西部3 大区域板块的网络联系差异明显, 东部地区内部的联系, 以及东部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联系几乎构成当前网络体系中的全部。城市网络呈现出分层集聚现象, 具体表现为“三大四小”发展格局, 即京津冀区域、珠三角区域、长三角区域、成渝地区、海西地区、武汉地区、东北地区。高等级城市在整个城市网络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 北京以突出的优势成为全国性的网络联系中心, 而上海、广州、深圳则成为全国性的网络联系副中心。
China's city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social network spa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ina Micro-blog [J].
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城市区域空间结构变化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本文以新浪微博为例, 从网络社会空间的角度入手, 对中国城市网络发展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微博社会空间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网络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关系与层级区分, 城市的网络连接度与城市等级表现出了相对一致性。根据城市网络层级与网络联系强度, 东部、中部、西部3 大区域板块的网络联系差异明显, 东部地区内部的联系, 以及东部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联系几乎构成当前网络体系中的全部。城市网络呈现出分层集聚现象, 具体表现为“三大四小”发展格局, 即京津冀区域、珠三角区域、长三角区域、成渝地区、海西地区、武汉地区、东北地区。高等级城市在整个城市网络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 北京以突出的优势成为全国性的网络联系中心, 而上海、广州、深圳则成为全国性的网络联系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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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银行在华发展区位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9479.2001.04.00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自中国对外开放以来 ,跨国银行积极在华开拓业务 ,目前已有来自 18个国家和地区的6 8家银行在中国设立了 15 8家分行。本文阐述了在华跨国银行的发展规律及区位指向 ,并初步分析了跨国银行来华发展的区位行为和动机 ,展望跨国银行在中国发展的策略取向
Study on the location of multinational banks in China abstract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9479.2001.04.00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自中国对外开放以来 ,跨国银行积极在华开拓业务 ,目前已有来自 18个国家和地区的6 8家银行在中国设立了 15 8家分行。本文阐述了在华跨国银行的发展规律及区位指向 ,并初步分析了跨国银行来华发展的区位行为和动机 ,展望跨国银行在中国发展的策略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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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srooting the space of flows [J].https://doi.org/10.2747/0272-3638.20.4.29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e “space of flows,” the concept I advocated a decade ago, represents the material arrangements that allow for simultaneity of social practices without territorial contiguity. In this article, I refer to a series of dimensions of autonomous expression of social meaning in the space of flows, with emphasis on electronic spaces, but in interaction with the space of places. I argue that a new dynamics is operating, a dynamics of interpenetration of uniformity and autonomy, of domination and resistance, and of instrumentality and experience, within the space of flows. The geography of the new history will not be made of the separation between places and flows, but out of the interface between places and flows and between cultures and social interests, both in the space of flows and in the space of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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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and interpretation of connectivity of Chinese cities in world city network, 2010 [J].https://doi.org/10.1007/s11769-013-0604-y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is an empirical paper that measures and interprets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cities in the world city network in 2010. Building on a specification of the world city network as a 'interlocking network' in which business services firms play the crucial role in city network formation, information is gathered about the presence of global service firms in cities. This information is converted into data to provide the 'service value' of a city for a firm's provision of corporate services in a 526 (cities) x 175 (firms) matrix. These data are then used as the input to the 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 in order to measure cities' connectivity and its predominant geographical orientation. Here we focus on the position of some key Chinese cities in this regard, and discuss and interpret resul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urban dimensions of the 'opening up' of the Chines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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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ppraisal of the use of airline data in assessing the world city network: A research note on data [J].https://doi.org/10.1080/004209805003795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rticle{332347, author = {Derudder, Ben and Witlox, Frank}, issn = {0042-0980}, journal = {URBAN STUDIES}, language = {eng}, number = {13}, pages = {2371--2388}, publisher = {ROUTLEDGE JOURNALS, TAYLOR \& FRANCIS LTD}, title = {An appraisal of the use of airline data in assessing the world city network: A research note on data}, volume = {42}, year =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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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the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connectivity in the world city network [J].https://doi.org/10.1068/b391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Empirical research on world cities often draws on Taylor's (2001) notion of an '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 in which office networks of globalized service firms are assumed to shape the spatialities of urban networks. In spite of its many merits, this approach is limited because the resultant adjacency matrices are not really fit for network-analytic calculations. We therefore propose a fresh analytical approach using a primary linkage algorithm that produces a one-mode directed graph based on Taylor's two-mode city/firm network data. The procedure has the advantage of creating less dense networks when compared to the 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 while nonetheless retaining the network structure apparent in the initial dataset. We randomize the empirical network with a bootstrapping simulation approach, and compare the simulated parameters of this null-model with our empirical network parameter (i.e. betweenness centrality). We find that our approach produces results that are comparable to those of the standard 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 However, because our approach is based on an actual graph representation and network analysis, we are able to assess cities' position in the network at large. For instance, we find that cities such as Tokyo, Sydney, Melbourne, Almaty and Karachi hold more strategic and valuable positions than suggested in the interlocking networks as they play a bridging role in connecting cities across regions. In general, we argue that our graph representation allows for further and deeper analysis of the original data, further extending world city network research into a theory-based empirical research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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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J].https://doi.org/10.1017/S030574100000473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the almost two decades since economic reform began in China the role of the foreign sector has burgeoned in ways that no one anticipated. The volume of foreign trade and the role of foreign capital are both far greater than could have been foreseen based on the modest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initiated in the late 1970s. By the mid-1990s China had become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trading nations, the recipient of mor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 largest borrower from the World Bank, the largest recipient of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 the form of low-interest, long-term concessionary loans from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nd, except for the Czech Republic, the only transition economy with ready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capital and equity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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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ing networks across Brazilian cities: Interlocking cities within and beyond Brazil [J].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05.07.00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he 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 of inter-city relations is used to evaluate Brazilian cities within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Using data on 31 leading banks in Brazil across 30 Brazilian city-regions/detatched cities and 25 world cities, interlock connectivities are computed for overall, domestic and transnational links. From these results, cartograms are constructed to show Brazilian inter-city links both domestically and transnationally. The findings are interpreted in the light of contrasting arguments about contemporary Brazilian urban trends: concentration versus decentralization. We argue that our results show both trends operating simultaneously. On the one hand, it is clear that Sao Paulo remains dominant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global links. On the other hand, firm evidence for medium-sized cities having relatively strong domestic and global links is presented. It is suggested that such confluence of contrary trends may be typical of geographical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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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dyad analyses of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city network [J].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1349441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misc{4303836, author = {Taylor, PJ and Derudder, Ben and Hoyler, M and Ni, P and Witlox, Frank}, keyword = {globalization,world city network,city-dyads,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China cities}, language = {eng}, pages = {16}, publisher =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tudy Group and Network}, series = {GaWC Research Bulletin}, title = {City-dyad analyses of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City Network}, url = {http://www.lboro.ac.uk/gawc/rb/rb407.html}, volume = {407}, year = {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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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 to mega-city regions: Measuring polycentricity within and beyond city-regions [J].https://doi.org/10.1080/003434007018742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aylor P. J., Evans D. M. and Pain K.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 to mega-city-regions: measuring polycentricity within and beyond city-regions, Regional Studies. The 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 devised to study worldwide inter-city relations, is adapted to measure relations between cities within and beyond polycentric urban regions. The network makers are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firms and their office networks are used to estimate positions of cities in networks. Data are collected covering nearly 2000 office networks across 200 cities in eight mega-city-regions. From these data, four estimates of the connectivities of cities (within their city-regions, nationally, at the European scale, and globally) enable unique comparisons of polycentricity at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cales. The results are discussed for their policy implications. [image omitted] Taylor P. J., Evans D. M. et Pain K. Application du modele de maillage aux megalopoles: Mesure de la polycentricite dans les villes-regions et au-dela, Regional Studies. Le modele de maillage, concu pour etudier les relations entre villes dans le monde, est adapte pour mesurer les relations entre villes de regions urbaines polycentriques et au-dela. Les concepteurs de ce reseau sont des entreprises de services de pointe et leurs reseaux de bureaux servent a estimer les positions des villes dans ces reseaux. Les donnees recueillies couvrent pres de 2000 reseaux de bureaux dans 200 villes appartenant a huit megalopoles. A partir de ces donnees, quatre estimations de la connectivite de ces villes (dans les villes regions, sur le plan national, a l'echelle europeenne et mondiale) permettent des comparaisons uniques de la polycentricite a differentes echelles geographiques. Les auteurs examinent les resultats en ce qui concerne leurs implications politiques. Regions multinodales Connectivite Taylor P. J., Evans D. M. und Pain K. Anwendung des ineinandergreifenden Netzwerkmodells auf Megastadtregionen: Messung von Polyzentrizitat innerhalb und ausserhalb von Stadtregionen, Regional Studies. Das ineinandergreifende Netzwerkmodell, das zur Untersuchung weltweiter Beziehungen zwischen Stadten entwickelt wurde, wird zur Messung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Stadten innerhalb und ausserhalb polyzentrischer Stadtregionen angepasst. Die Entwickler der Netzwerke sind Wirtschaftsdienstleister; anhand der Filialnetze dieser Firmen werden die Positionen von Stadten in Netzwerken geschatzt. Erfasst werden die Daten von beinahe 2000 Filialnetzen in 200 Stadten innerhalb von 8 Megastadtregionen. Anhand dieser Daten werden mit Hilfe von vier Schatzungen der Konnektivitat von Stadten (innerhalb ihrer Stadtregionen, auf nationaler Ebene, auf europaischer Ebene und weltweit) eindeutige Vergleiche der Polyzentrizitat auf verschiedenen geografischen Massstaben moglich. Die Bedeutung dieser Ergebnisse fur die Politik wird erortert. Multinodulare Regionen Konnektivitat Taylor P. J., Evans D. M. y Pain K. Aplicacion del modelo de redes entrelazadas para las regiones de mega-ciudades: medicion de la policentralidad dentro y mas alla de las ciudades region, Regional Studies. El modelo de redes entrelazadas, creado para estudiar las relaciones interurbanas en todo el mundo, se ha adaptado para medir las relaciones entre las ciudades dentro y mas alla de las regiones policentricas urbanas. Los responsables de las redes son empresas de servicios avanzados de productores y sus redes de oficinas se utilizan para calcular las posiciones de las ciudades en las redes. Para este estudio se recabaron los datos de casi 2000 redes de oficinas en 200 ciudades en 8 regiones de mega-ciudades. A partir de estos datos, cuatro calculos de las conectividades de las ciudades (dentro de sus regiones-ciudades, a nivel nacional, a escala europea, y globalmente) permiten hacer comparaciones exclusivas de la policentralidad a diferentes escalas geograficas. Asimismo analizamos los resultados para conocer sus repercusiones politicas. Regiones multinodales Conectivi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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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merging city region governance: Towards a research framework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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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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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ping producer services networks in mainland Chinese cities [J].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14558541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We analyse the geographies of urban networks created by leading producer services (PS) firms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national regula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led economy and the location strategies of global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 (APS) firms, the geography of global APS in China as examined by the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Research Network (GaWC) cannot be studied as a subnetwork of GaWC's global network, but need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a wide range of leading PS in the Chinese market. We explore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connectivity of Chinese cities based on the location strategies of 323 APS firms in 287 Chinese cities.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and Shenzhen emerge as the primary nod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anking, securities, and insurance services networks appears to be more even than those of non-financial PS firms. Regional disparity exists in terms of polycentric urban development in coastal China, as well as in the centralisation model in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We suggest that owing to the continued tight regulation of China's state-led economy and the nature of the location strategies of globalised' PS firms, the urban networks created by Chinese PS firms are not only an extension of urban networks at a global scale but also an embodiment of economic activities at other sc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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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vel method for approximating intercity networks: An empirical comparison for validating the city networks in two Chinese city-regions [J].https://doi.org/10.1007/s11442-015-1172-0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A network perspective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organizational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s. Based on a critical overview of existing empirical models for estimating intercity networks based on firm linkages, this study extends the recently proposed regional corporate city model algorithm by proposing a new method for approximating urban networks based on the locational strategies of firms. The new method considers both regional and hierarchical network features and avoids the information loss associated with the conversion from two-mode firm-city networks to one-mode city-city networks. In addition, networks estimated by using the method proposed herein are suitable when employ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Finally, this method is empirically validated by examining intercity firm networks formed by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 firms in China’s two largest metropolitan areas, namely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The presented empirical analysis suggests two main findings. First, in contrast to conventional methods (e.g., the interlocking city network model), our new method produces regional and hierarchical urban networks that more closely resemble reality. Second, the new method allows us to us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assess betweenness and closeness centralities. However, regardless of the model applied, the validity of any method that measures urban networks depends on the soundness of its underlying assumptions about how network actors (firms, in our case) interac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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