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川
, 林浩曦
HUANG Jinchuan, LIN Haoxi
收稿日期: 2017-01-20
网络出版日期: 2017-03-20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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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黄金川(1973-),男,河南开封人,博士,副研,主要从事城市地理与区域规划研究,E-mail:huangjc@igsnrr.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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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解决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快速转型中存在的国土开发秩序混乱和资源环境代价沉重等问题是人文—经济地理学在区域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重大科学命题。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举措,并提出“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由此构成的“三生”空间成为构建空间规划体系、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和各类尺度空间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重要基础。本文围绕国土空间优化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国内外“三生”空间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紧紧围绕“三生”空间的数量配比和空间配置两个科学问题进行综述,按照精度深化和尺度细化的要求,集中在“三生”功能分类、空间识别、空间优化等内容,从而勾勒出三生空间研究的框架体系。今后应重视三生空间动态演化,促进各尺度适宜性评价的统一和整合,响应“多规合一”的实践需求,最终服务于国土空间格局优化。
关键词：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restructuring, solving the problems such as spatial development disorder and costl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has been an important scientific proposition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human-economic geograph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port to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ptimizing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nationally is placed as the primary measure of ecological progress, followed by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stated as "the space for production is used intensively and efficiently, the living space is livable and proper in size, the ecological space is unspoiled and beautiful." Shaping the ecological-production-living space by following these requirements will become the foundation of the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Moreover, it also contributes to improving the protection system of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ing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ing at all scales. Revolving around the target of optimizing geographical space and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existing literature on ecological-production-living space both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focusing on the quantitative proportion and spatial layout of ecological-production-living space. Following the requirements of improving precision and increasing spatial resolution and with a focus on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spatial identification,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optimization, this article finally put forward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ecological-production-living space.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n ecological-production-living spac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can be implemented: (1) Establish an improved research framework and technical process through multidisciplinary partnerships. (2) Expand the scope of basic units of analysis. (3) Explore new methods for function identification and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ion, and living spaces. (4)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suitability evaluation at different scales. (5)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multiple-planning integration and ultimately serve the national efforts of optimizing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Keywords：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带来了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如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土地利用粗放严重等(刘纪远等, 2014)。尤其是随着城乡建设用地不断扩张,农业和生态用地空间受到挤压,城镇、农业、生态空间矛盾加剧,不同空间尺度都存在着人和自然之间、生产和生活活动之间、自然生态系统内部关系不尽协调的矛盾(樊杰, 2007)。在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解决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快速转型中存在的国土开发秩序混乱和资源环境代价沉重等问题一直是人文—经济地理学在区域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重大科学命题(樊杰等, 2013)。
2000年以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要求各级政府在制定规划时,不仅要考虑产业分布,还要考虑空间、人、资源、环境的协调。2008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规定生态用地与生活、生产用地并行,提高城镇发展中生态用地比例。2010年12月国务院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按开发方式和开发内容划分为不同主体功能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要求,通过保证生活空间、扩大绿色生态空间、保持农业生产空间、适度压缩工矿建设空间来调整优化国土空间。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举措。随后,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落实用途管制以及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国土开发空间开发保护制度。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延续上述总体要求,并将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主要任务。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次提出城市发展要依据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统筹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2016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建立由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差异化绩效考核等构成的空间治理体系,推动城市化、农业和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主体功能区布局。2017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的《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科学划定城镇、农业、生态空间及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2017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要求,坚持国土开发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根据资源禀赋、生态条件和环境容量,明晰国土开发的限制性和适宜性,划定城镇、农业、生态三类空间开发管制界限,科学确定国土开发利用的规模、结构、布局和时序。
上述系列政策文件标志着国土开发方式将从以生产空间为主导转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以下简称“三生”空间)相协调。在此背景下如何识别和定量刻画“三生”功能空间结构及其组成要素是进行国土空间结构调整优化的基础,进而对“三生”空间之间相互促进和相互胁迫关系进行必要的调整,不仅对人文—经济地理学的地域功能生成理论和空间治理实践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而且也是直接面向国土空间结构优化和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重要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三生空间的数量配比和空间配置两个科学问题,按照精度深化和尺度细化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三生”功能分类体系、“三生”功能空间识别和“三生”功能空间优化等研究方面,其研究内容框架体系见图1。
图1 “三生”空间研究内容框架体系
Tab.1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ecological-production-living space
国土空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从国土规划管理的需要出发,迄今形成了多种国土空间分类方式。例如,《土地管理法》从严格土地用途管制的角度出发,将国土空间从微观上划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构建了国土空间的两级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其中一级类包括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特殊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其他土地等12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从开发建设的角度出发,将国土空间划分为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前者包括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区域交通设施用地、区域公用设施用地、特殊用地、采矿用地等。《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在国家和省域尺度按照开发内容将国土空间划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三大主体功能空间。《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将国土空间划分为城镇、农业和生态三类空间,提出了以用途管制为主要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要求科学设置“生存线”、“生态线”和“保障线”,合理确定国土开发强度、空间保护等约束性指标。除重要法律法规和全国性规划提出的国土空间分类体系外,现行国土空间的分类方式还有城市、城镇、农村等城乡空间划分,以及产业发展、旅游名胜、文化景观等功能空间划分等。但现行纷繁复杂的分类体系着眼点多为生产和生活功能,对生态特性考虑不够(梁留科等, 2003; 岳健等, 2003),大量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用地被归为未利用地,使得未利用地向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调整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徐健等, 2007)。十八大以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步伐加快,亟需强调生态功能在国土空间分类体系中的作用,构建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为主导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统筹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空间,以适应国土空间管理和研究的需要。国内一些学者已开始着手研究构建了全国宏观尺度的“三生”用地的分类体系(邓红兵等, 2009; 张红旗等, 2015)。
生态、生产和生活三种功能空间,涵盖了生物物理过程、直接和间接生产以及精神、文化、休闲、美学的需求满足等,是自然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协同耦合的产物(李广东等, 2016)。其中,生产空间与产业结构有关,是以提供工业品、农产品和服务产品为主导功能的区域,含工矿建设区域和农业生产区域;生活空间与承载和保障人居有关,是以提供人类居住、消费、休闲和娱乐等为主导功能的区域,含城市、建制镇和农村居民点空间;生态空间与自然本底有关,是以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为主导功能的区域,在调节、维持和保障区域生态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三生”空间中,生态空间是“三生”空间的基础,支撑生产和生活空间实现自身功能,是协调人地关系、乃至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Kates et al, 2001)。一般来说,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目标导向和发展效应各异,总体上追求合适比例和空间优化,具有共生融合效应。生产空间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物,追求用地集约和产出高效,具有产业集聚效应;生活空间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人,追求服务方便和宜居程度,具有邻里文化效应;生态空间的服务对象人、物兼备,追求山清水秀和尊重自然,具有规模尺度效应。《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指出,城市化地区以提供工业品和服务产品为主,农产品和生态产品为辅,首要任务是增强综合经济实力,亦要保护好耕地和生态环境;农产品主产区以提供农产品为主,首要任务是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重点生态功能区以提供生态产品为主,首要任务是提高生态保障能力。农产品主产区与重点生态功能区都可适度发展不影响生态主体功能的适宜产业。主体功能区划对国土空间的分类,体现了“三生”空间的空间尺度的差异性和空间功能的复合性,为宏观尺度上对“三生”空间划分提供了归纳思路。
“三生”功能分类是对“三生”空间内涵的细化和延伸,必须对生产、生态和生活三大基本功能从各级空间尺度精细化,深入到子功能层面,才能形成适用于各级空间尺度的“三生”功能分类体系,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提出更具体的开发、保护及管控措施。
从研究尺度看,“三生”功能分类体系具有一定的尺度依赖性。张红旗等(2015)从国家尺度上反映土地的“三生”功能,尤其强调以生态防护和人居保障为主导,重点考虑生态脆弱、环境恶劣或保护意义重要的地区。席建超等(2016)针对旅游乡村聚落“三生”空间重构与优化,提出适用于乡村地区的“三生”功能分类体系。总体来看,目前研究尺度偏重于省域、城域或县域单元,较少关注多尺度的空间分析,迄今尚未形成面向多尺度对象的“三生”功能分类体系。
从研究视角看,“三生”功能的细分主要依据土地利用、生态系统和景观价值三大视角(Pérez-Soba et al, 2008; 甄霖等, 2009; Xie et al, 2010; Reidsma et al, 2011; 王枫等, 2015)。其中,土地利用视角的功能划分主要以经济为导向,是人们对特定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安排、活动、投入以及获取生产、转化和维持能力(Foley et al, 2005; Verburg et al, 2009; 刘超等, 2016)。生态系统视角的功能划分是从生态学框架下逐步演化而来,Odum等(1971)对生态系统功能进行了定义,Costanza等(1997)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划分为17类,de Groot等(2002)构建了以调节、栖息、生产和信息等功能为主的生态系统功能分类框架体系。相比基于土地利用角度的功能划分,生态系统角度对生态环境的刻画更为详细。景观价值起源于景观生态学,与生态系统功能划分较为相似。de Groot(2006)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将景观价值细分为调节、栖息地、生产、信息和承载功能五大类,Lovell等(2010)将景观价值分为生产、生态、文化三大类共15个具体功能。
从实证研究来看,大多是基于或参考国土、住建部门的土地利用和城乡规划用地分类体系与框架,或借鉴生态、景观视角的功能划分类型整合而成。生态功能通常包括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防护功能两种类型。金贵等(2013)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细分为水源涵养、地下水补给、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固碳、自然景观保护等,将生态防护功能细分为洪水调蓄、防风固沙、石漠化预防、地质灾害防护、道路和河流防护、海岸带防护等。生产功能由生态系统功能分类和人类活动的利用功能相结合而划分,按照人类的需求从基础层次到高级层次将生产功能划分为生存物质供给、基础生产、能矿生产和间接生产4个二级功能。其中,生存物质供给功能参考生态系统功能分类包括淡水供给、食物供给、基因资源3个三级功能;基础生产功能参考人类的农业活动包括木材供给、纤维供给、药物供给、装饰资源4个三级功能;能矿功能包括能源生产和矿产生产2个二级功能;间接生产功能包括工业产品生产和服务业产品生产2个三级功能(李广东, 2014; 张红旗等, 2015; 李秋颖等, 2016)。生活功能则被多数学者按照人类活动的需求层次划分为生活承载、生活保障和文化休闲3个二级功能。其中,生活承载包括居住承载、交通承载、公共服务承载3个三级功能,生活保障包括基本生活配套和就业保障2个三级功能,文化休闲包括科学与教育、娱乐休闲2个三级功能(李广东等, 2016)。
目前主流的“三生”功能空间识别方法可分为量化测算法和归并分类法。前者通过构建评价体系实现生产、生活与生态功能的量化识别,但难以进行多主体融合和多尺度集成表达;后者实质是对土地利用数据进行归并与分类,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土地利用分类对生态功能考虑不足的缺点,并实现了与城市用地分类等的衔接。鉴于“三生”功能空间尺度的差异性、空间功能的复合性、空间范围的动态性及空间用地的异质性等特征(扈万泰等, 2016),并考虑到在一定时期内不同空间单元的地域类型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地域多功能性评价的关键在于评定社会需求与其相应地域功能是否一致(Wiggering et al, 2006)。“三生”功能空间识别的具体步骤应包括单一功能空间的识别和主体功能空间的判别,影响划分效果的主要因素是基本分析单元的选择、指标体系的构建、识别方法的选取等。单一功能空间的识别主要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将各种专题功能区划图自上而下地分解和土地利用类型图自下而上地归并相结合的空间叠加方法;主导功能的空间判别则主要基于国土空间的多功能性,进行定性或定量的判别。目前,“三生”功能空间识别的实证研究主要包括国家、城市群、省、市县、乡镇和村落等不同尺度,涵盖城市、乡村和城乡交错地带等不同区域,但尚未形成统一且覆盖不同尺度、涵盖不同地域类型的“三生”功能空间划分技术体系(表1)。
表1 “三生”功能空间识别的相关研究
Tab.1 Research on function identification of ecological-production-living space
| 研究者 | 识别方法 | 基本分析单元 | 尺度 | 区域 | 面积/km² |
|---|---|---|---|---|---|
| 白如山等(2016) | 定性 | 用地类型区 | 宏观 | 江淮城市群(合肥、六安、淮南、蚌埠、滁州、马鞍山、芜湖、铜陵、池州、安庆10个地市) | 65000 |
| 马世发等(2015b) | 定量 | 行政区(区县) | 宏观 | 湖南省 | 211800 |
| 金贵(2014) | 定性 | 用地类型区 | 宏观 | 武汉城市圈(武汉、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天门、潜江) | 57800 |
| 吕立刚等(2013) | 定性 | 用地类型区 | 宏观 | 江苏省 | 107200 |
| 张红旗等(2015) | 定性 | 用地类型区+行政区(区县) | 宏观 | 全国 | 9600000 |
| 赵中华(2016) | 定量 | 行政区(村) | 中观 |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 | 5371 |
| 朱媛媛等(2015) | 定性+定量 | 用地类型区+行政区(村) | 中观 | 湖北省五峰县 | 2374 |
| 吴艳娟等(2016) | 定性 | 用地类型区 | 中观 | 浙江省宁波市 | 9730 |
| 党丽娟等(2014) | 定性 | 用地类型区 | 微观 | 延安市附近燕沟流域 | 48 |
| 陈婧等(2005) | 定性 | 用地类型区 | 微观 | 北京市朝阳区洼里乡 | 15.7 |
| 李广东等(2016) | 定量 | 用地类型区 | 微观 | 浙江省杭州市塘栖镇 | 79 |
| 武占云(2015) | 定性 | 用地类型区+行政区(区县) | 微观 | 贵阳与安顺两市之间的贵安新区 | 470 |
| 席建超等(2016) | 定性 | 用地类型区 | 微观 | 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苟各庄 | 7.4 |
基本分析单元是指“三生”功能空间识别过程中使用的最小划分单元,如何将划分单元细化到地块尺度,是解决国家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以及城乡规划建设和土地管理衔接的关键所在,对“三生”空间的划分效果具有重要影响。目前,国内外学者划分“三生”空间使用的基本分析单元主要有用地类型区和行政区两类。行政区常用于全国、省、城市群等宏观尺度和市县中观尺度的“三生”功能空间识别,如马世发等(2015b)以县级行政区进行一定的拆分或重组,构建空间可比单元,按照区内功能相似、区间功能差异的分区原则划定湖南省国土空间生态保护红线。赵中华(2016)按照主体功能区战略,以行政村为基本分析单元,对勐海县进行“三生”功能分区。用地类型区常用于县区、乡镇、开发区等微观尺度的“三生”功能空间识别,如白如山等(2016)、扈万泰等(2016)分别基于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和《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对不同的用地类型逐一确定其“三生”功能空间划分。将各具特点的基本分析单元有机结合,有助于宏微观研究尺度的整合与衔接,已成为“三生”功能空间识别方法的主流。朱媛媛等(2015)先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划定各村的主导功能,然后以用地类型为基本单元,对识别结果进行细化,从而识别出五峰县“三生”空间。张红旗等(2015)采用先分区再分类的思路,以行政区和用地类型区为基本分析单元,自上而下逐级划分出全国“三生”功能空间分布。
总体而言,针对单一功能的空间识别,目前学术界对生态空间的划分共识较强,认为林地、灌丛、草地、水体、湿地、苔原、沙地、盐碱地、裸岩,冰川及永久积雪等用地类型具有显著的生态价值,应划分为生态空间。然而,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划分往往随着研究尺度和具体区域的变化而差别较大。在宏、中观尺度下,生活空间指城镇用地和农村居民点用地,生产空间指农业用地和工矿用地。而在乡镇村、开发区等微观尺度下,生活空间仅指农村居民点和城镇用地中的住宅用地、公共生活用地、教育用地等,生产空间除农业用地和工矿用地外,还包括城镇用地中的工业用地、仓储用地和商业服务用地等与生产活动相关的用地类型。即便是基于《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的“三生”功能划分,不同学者也存在不同的理解。扈万泰等(2016)以《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为基础,分别从城乡、城镇、乡村等不同空间区域视角探讨“三生”空间的对象内容,进而结合城乡规划体系识别“三生”空间。舒沐晖等(2015)认为,《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中的B类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可分为生产性和生活性两类,分别归属于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但B2中类(商务用地)既包括生产性商业用地又包括生活性商业用地,因此无法从更小尺度划分。李广东(2014)则认为第三产业全都属于生产空间,因此将B1中类(商业用地)和B2中类(商务用地)划分为生产空间。产生上述“三生”空间划分差别的根源在于国内外学者对“三生”空间概念内涵理解存在差异,没有形成统一的“三生”空间功能分类体系。
多功能性是土地的本质属性,土地利用的生产、生态、生活三大主导功能相互转化,是有限的土地资源在各主导功能之间进行数量再配比和空间再配置的动态过程,主导功能的转变反映了区域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不同阶段,因此识别“三生”功能空间的关键是充分考虑土地的多功能性,从土地的多重功能中定性或定量地识别其主体功能。陈婧等(2005)认为,土地是一个多功能综合体,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相互关联且相互统一,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强度等导致不同功能的主次和高低之分,据此可甄别出主导功能。樊杰(2007)提出的地域功能理论认为地域功能是一定地域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系统中、在人类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中所履行的职能和发挥的作用,据此建立了区域发展均衡模型。Nelson等(2009)认为,土地利用具有多功能性,不同用地之间的竞争则是不同功能与目标的博弈和冲突。由于任何的用地类型都既可能是单一功能,也可是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的任意组合,因此在“三生”功能划分中既要突出土地的主体功能,又要兼顾次要功能,而地域主体功能则是两种乃至多种功能叠加后形成的新的综合功能。
迄今为止,凭经验定性判断土地利用类型主导功能的方法较为常见。如武占云(2015)认为独立工矿区、耕地、菜地、园地和其他农用地的主导功能为生产功能,草地、林地、湿地、水面、荒草地、沙地等的主导功能为生态功能,城市、建制镇居民点和农村居民点的主导功能为生活功能。此外,党丽娟等(2014)、陈龙等(2015)等都以定性手段确定不同用地的主导功能。然而,单从定性分析难以精确地识别各具体地类的主导功能,定量手段逐渐成为识别“三生”空间主导功能的重要方法,即基于特定方法将土地提供产品的服务进行价值量化测算,进而按照服务功能价值的比较来决定土地主导功能。因此,如何测算土地的各种服务功能价值或效益是定量识别“三生”功能空间的关键。众多学者针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例如甄霖等(2010)选取28个指标计算中国土地多功能利用的环境、社会及经济效益,并以此确定土地的主导功能。朱媛媛等(2015)借鉴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从耕地红线、城乡规划线和生态红线三个角度评价五峰县各村的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类型,根据得分划定各村现状主导功能类型。李广东等(2016)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为基础,系统整合空间功能价值量核算函数群,通过纵横对比的方法确定空间功能主导类型。赵中华(2016)从经济人口交通优势、资源环境承载力、生态敏感性和生态重要性评价等维度构建“三生”空间的评价指标,根据主导功能函数计算每个行政单元的主导功能。
“三生”功能空间优化是以“三生”功能的空间识别为基础,谋求在较长的时间段、更大空间尺度中的综合效益较优的方案,作为自然与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社会与环境复合系统综合优化的调整方案。“三生”空间优化属于国土资源优化配置问题,依据土地特性和土地利用系统原理,借助一定的科学技术和手段,对土地资源的利用结构和方向在时空尺度上分层次进行安排、设计、组合和布局,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效益,维持土地生态系统的相对平衡,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刘彦随等, 2011)。“三生”功能空间优化的主要理论支撑来源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理论和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理论。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指在维持人地关系协调可持续的前提下,一定区域内的资源环境条件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功能适宜程度及规模保障程度(周侃等, 2015),并由此决定了不同区域的开发模式和开发强度,以及地域功能的空间格局(樊杰等, 2015)。受人文社会规律支配的城市化过程与受自然规律制约的生态环境演化过程之间存在胁迫与约束的耦合机制,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胁迫效应主要是城市中的人口、企业和交通等活动过程中排放的污染所造成,生态环境对城市化的约束则主要是通过改变人口和资本流向所引起(黄金川等, 2003)。在研究方法论方面,谢正峰等(2011)认为,现有土地优化配置方法主要包括基于RS和GIS的系统动力学、多目标规划、人工智能算法等计算机模拟模型,以优化数量配比为目的的经济学模型,以及通过信息熵等景观格局指数优化土地配置的景观生态学方法。樊杰等(2013)基于经济—生态—社会综合效益和生产—分配—消费立体系统的区域发展均衡模型,阐释人—地系统相互作用及自然对人文作用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基于地域功能成因理论与识别方法尝试开展综合地理区划,以及纳入面状形态完善点—轴系统理论,利用三种功能空间比例关系表达空间结构。方创琳(2013)提出,突出“生态空间相对集合、生产空间相对集聚、生活空间相对集中、‘三生’空间相对集成”的优化思路,通过“三生”空间的识别、整合与划分,积累“三生”资本,核算“三生”承载力,优化提升和集约利用“三生”发展空间,理顺城市空间开发秩序。马世发等(2015a)以主体功能区划为研究对象,构建国土空间地理实体与功能之间的多对多网络关系,实现面向综合区划的国土空间地理实体分类与功能识别。“三生”功能空间结构优化和基于“三生”空间的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是“三生”空间研究的热点和重要内容,而“三生”空间优化的关键在于生态、生产和生活空间的数量配比与空间配置。目前,有关“三生”空间优化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基于特定的试点和视角提出优化方法,尚未上升到理论研究高度。本文基于“三生”空间适宜性评价和“多规合一”两个方面,对“三生”功能空间优化进行评述。
借鉴土地适宜性评价的概念,可将“三生”空间适宜性评价定义为特定条件下特定范围内土地对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适宜程度。但“三生”空间适宜性评价与土地适宜性评价内涵有所差别,前者是对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空间承载力等的综合考量,而后者强调人类景观改造要遵循自然生态过程(麦克哈格, 1967)。因此,“三生”空间适宜性评价是优化国土“三生”空间数量配比和空间布局的重要依据。
“三生”空间适宜性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与空间尺度的选用关系密切,主流的适宜性评价方法包括(欧阳志云等, 1996; 喻忠磊等, 2015)：①多要素叠置综合评价。以空间叠置分析为基础,通过不同的指标拟合算法发展而得的各类评价方法。例如,陶慧等(2016)从“三生”空间相互关系出发,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进行分区叠置分析,重新判定空间单元在旅游城镇化进程中的功能地位。金贵(2014)通过构建国土空间综合功能分区指标体系,建立国土空间“三生”功能分类体系,引入BP神经网络模型对国土空间标准评价单元分别开展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评价,最后基于双约束聚类进行国土空间综合功能分区。②空间相互作用及其趋势模拟分析。借助景观生态格局分析、累计阻力模型或引力模型进行适宜性评价。例如,胡兴定等(2016)开展基于人居环境的采矿复垦区“三生”空间优化研究,宏观层面依据不同功能定位判断研究区“三生”用地的布局,中观层面利用分布指数和信息熵分析“三生”空间在不同因子条件下的分布特征,微观层面通过因子筛选和空间叠加分析得到采矿复垦区“三生”空间优化结果。③基于生态位的空间供需耦合分析。将评价单元视为相应的多维资源供给空间,通过两者的匹配程度来判断适宜性水平。例如,蒙莉娜等(2011)根据土地利用的现实生态位和需求生态位的耦合关系构建土地生态位适宜度模型,并以山东省济南市为例,根据生态位适宜度值划分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应用该模型的关键在于确定基于评价区域实际状况的评价指标和生态位理想值。
就适宜性评价的指标体系而言,主要包含社会经济、交通区位、地形地貌、地质条件、环境承载力和产业潜力等方面,具体评价指标同样会因应研究尺度的不同而有所调整。例如,社会经济要素在宏观尺度一般包含人口集聚度、GDP、粮食作物产量和城市化率等,但在微观尺度下,社会经济要素趋于匀质,因此该指标的刻画存在一定难度;交通要素在宏观尺度下主要通过交通优势度来刻画,而在微观尺度下主要通过与干线距离刻画;生态因素在宏观尺度下主要通过水土保持、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等生态重要性因子和土壤侵蚀、沙漠化等生态敏感性因子来刻画,而在微观尺度下,则通过各种生态保护区界线、水文要素来刻画。但是,“三生”空间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多集中于应用性案例评价,尚缺少对“三生”空间适宜性评价内涵和理论的探讨,通用性和推广性较差。此外,宏观评价和微观评价之间缺乏衔接与整合,无法对研究地区从不同尺度实现全景式评价,影响了成果的应用。宏、微观尺度下的“三生”空间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对比见表2。
表2 不同尺度下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对比
Tab.2 Indicator systems for suitability evaluation on different scales
| 评价要素 | 因子指标 | |
|---|---|---|
| 宏观尺度 | 微观尺度 | |
| 社会经济 | 人口、城市化率、人口集聚度、区位优势度、粮食作物产量、固定资产投资、三次产业结构等 | 较少体现 |
| 地形地貌 | 地形起伏度、地表破碎度 | 坡度、坡向、高程 |
| 交通区位 | 交通优势度、与中心城市距离 | 干线辐射、城镇引力、耕作半径、与公服设施距离等 |
| 生态评价 | 生态敏感度、生态重要性、脆弱性等 | 与水文要素距离、植被覆盖率、地表覆被类型、保护区要素边界、人口产业工程等干扰强度 |
| 工程地质 | 较少体现 | 地基承载力、岩土类型、抗震设防烈度、与高压走廊距离 |
| 水文地质 | 地下水位埋深 | 洪水淹没程度、洪涝风险 |
| 环境资源承载力 | 土地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环境要素承载力、能源承载力、宜耕土地比重等 | 较少体现 |
| 土壤条件 | 土壤侵蚀、表土质地、有机质含量 | 土壤透水性、土层厚度等 |
| 地质灾害 | 地震烈度、滑坡、泥石流等 | 采矿塌陷、地质断裂线等 |
可见,不同尺度下“三生”空间适宜性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相差甚远,现有适宜性评价指标内容还欠缺系统性、规范性和统一性,对于同一个研究区域,不同学者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可能差别较大,即便是同一个要素,不同学者刻画该要素的指标选取也可能迥然不同。长期以来,自然地理条件、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是关注重点,但对政策制度、社会公众因素等关注不足;部分重要指标缺乏一致认同的理论依据和公认的科学测度方法;对指标分级标准、各指标间的关系缺乏深入研究(喻忠磊等, 2015)。通常,宏、中观适宜性评价适合指导省、市县尺度的三生空间主导功能识别,但无法指导微观用地布局,例如哪些采矿区(生产空间)急需恢复为生态林地(生态空间),哪些耕地(生产空间)从水土保持等因素出发需要恢复为林地(生态空间),农村居民点用地在适度集中的原则下究竟分布在哪里最适合等。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微观适宜性评价是基于栅格尺度,评价内容和指标体系只适用于小尺度的地区,显然不能反映市县尺度乃至城市群、省级尺度的空间分异特征。此外,“三生”空间适宜性评价较之土地适宜性评价、国土开发建设适宜性评价、耕地适宜性评价等,其评价性质更综合,跨学科要求也更高,应更多地借鉴相关学科理论实践,进一步完善现有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因此,构建基于栅格单元的宏观尺度“三生”空间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促进宏观与微观“三生”空间适宜性评价的统一与整合,是“三生”空间研究亟待解决的难点和重点。
空间规划是政府调控和引导空间资源配置的基础,也是现代国家进行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是有效调控社会、经济环境要素的空间政策工具。目前,中国空间规划体系是由多类型、多层级空间规划共同构成的复杂“规划矩阵”,主要包括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三大综合性规划,以及涉及空间布局与用地安排的若干专项规划,由此形成了“横向并列,纵向到底”的网状空间规划体系(刘彦随等, 2016)。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改革各类空间规划、建立包括国家、省、市县三级空间规划体系的政策引导不断加强,建立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思路越来越清晰、要求越来越具体。梳理相关政策及规划,发现其重点在于：①将生态文明放在突出位置,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②空间治理体系由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差异化绩效考核等构成;③空间规划以用途管制为主要手段,以空间治理和结构优化为主要内容;④通过规划立法,统筹行政资源,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当前,由于主导各类空间规划编制与管理的主体不一,规划的依据不同、基础数据不统一、规划期限不一致,造成规划内容交叉重叠、指标和标准不统一,由此导致矛盾与冲突不断。因此,“多规合一”对于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尤为重要。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推进规划体制改革,加快规划立法工作”,“在县(市)通过探索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土地利用规划的‘三规合一’或‘多规合一’,形成一个县(市)一本规划、一张蓝图,持之以恒,加以落实”。此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关于开展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等国家重要政策文件均强调“多规合一”的重要性,要求以空间资源的合理保护和有效开发为核心,从空间资源保护、空间要素统筹、空间效率提升、空间权利平等方面为突破,探索“多规合一”模式下规划编制、实施、管理及监督机制。
在现有空间规划体系中,大部分规划都从各自的编制部门职能和规划目的对“三生”空间或相关内容进行了探讨。例如,城乡总体规划中的“三区四线”、各类城市用地的占比,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土地用途分区、基本农田范围划定,环境保护规划中对各类保护区的划定等。通过“多规合一”,加强各项规划的统一衔接、功能互补、相互协调,为地区“三生”空间的优化工作提供重要基础(潘安等, 2014)。例如,胡耀文等(2016)在《海南省总体规划》中,以空间资源的统筹布局为基础,在统一的空间平台上统筹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布局,认为“合”是对开发建设类、生态环境约束类和国民经济发展类规划的总体思路、事权边界、空间边界等存在的冲突、缺位、越位等进行协调,“一”是指构建“规划的宪法”,按照总体目标、发展战略、空间格局等内容纲举目张地衔接各项规划。舒沐晖等(2015)、扈万泰等(2016)以“多规合一”为手段划定“三生”空间的合理边界,首先识别生态红线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等规定的各类生态敏感区、生态保护区,尔后参照基本农田范围识别优质农业空间,再根据城乡规划中的人口预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建设用地的规模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的重点发展和建设项目,初步划定“三生”空间,并在控规层面不断调整细化,直到边界明确清晰。总体而言,目前中国“多规合一”的工作还停留在试点阶段,理论的积累远远落后于实践的需求,与此对应,基于“多规合一”的“三生”空间优化研究还停留在方法探索阶段,缺乏大量案例支撑,尚未对各项规划中“三生”空间的相关内容进行系统梳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被提升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而开展三生空间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优化。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需要从区域乃至全国发展视角与全局利益出发,揭示国土空间功能类型的分异规律,横向地优化经济、社会、人口与环境等各种要素的配置,纵向地优化现在与未来的要素配置,作为国土空间功能结构优化调整的基础性依据,最终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相协调,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樊杰(2015)在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提出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不仅弥补了“点轴”系统中面状空间组织结构缺失问题,并进而拓展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比例关系及其空间结构。方创琳(2013)提出了包含“三生”空间优化理论在内的六大科学理论作为优化中国城市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从宏、中、微观三个层面全面指出格局优化的具体内容,对基于“三生”空间的国土格局优化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在实践应用层面,樊杰(2016)在《广东省国土规划(2006-2020)》的编制实践中,尝试采用生产、生活和生态三大空间结构的设计作为统领整个规划的集成方法,基于空间结构理论的综合集成分析,将调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之间的比例关系作为优化国土开发的重要抓手,并将广东国土空间划分为农业生产与生态复合空间、生活与工业生产空间以及生态空间三大类。白如山等(2016)运用多维计量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基于多样化、集中度、优势度和均匀度等景观生态指数和信息熵探究城市群“三生”空间功能结构的空间分异特征,指导江淮城市群各地市国土格局的优化方向。李秋颖等(2016)以“三生”空间利用质量为考核指标,评价各省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利用质量指数,以协调建设“人口—土地—产业”用地机制为目标导向,从产业用地结构等方面提出优化建设用地格局的对策。李伟松等(2016)以行政村为单元,基于“三生”空间适宜性评价划分土地整治类型,指导优化镇域农村居民点的空间格局。
总体来看,目前基于“三生”空间的国土格局优化研究还处于探索之中,对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思路的系统梳理和总结尚不够。今后,应通过对不同类型案例的总结凝练,进一步深化“三生”空间优化配置的理论内涵,完善“三生”空间的国土优化思路与方法,更好地指导“三生”空间的国土优化实践。
本文紧紧围绕“三生”功能内涵分类、空间识别与空间优化主题,以“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为目标,以优化矿产能源开发利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抓手,对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三生”空间理论、方法与实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探讨“三生”空间结构与自然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及功能类型的对应关系, “三生”空间与国土空间结构优化、“三生”空间优化与“多规合一”的关系及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问题,并对“三生”空间的分类体系、“三生”空间单一与主导功能的识别、“三生”功能空间优化的理论与方法等提出了一些初步的看法。但由于“三生”空间研究起步较晚,实证研究还很不充分,今后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三生”空间的深入研究：
(1) 尝试多尺度集成研究。研究不同尺度下“三生”空间的相互作用规律,解析地域功能空间格局的镶嵌特征;研究适宜性的多尺度评价方法,研制不同层级“三生”功能的分类体系、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解决小尺度与大尺度“三生”空间区划相互转换的技术路径。
(2) 揭示“三生”空间动态演化特征。“三生”空间之间的比例关系随着地理环境、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式不同而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空间关系,例如产城融合背景下“三旧改造”等政策可能带来生产空间向生活空间的转变。需要通过遥感支持的土地利用动态历史变化数据分析,揭示不同类型功能空间规模和比例的演化动态,凝练“三生”功能数量组合和空间布局的演化规律和变换法则。
(3) 挖掘“三生”空间动态演化机制。提炼并探究区域发展过程中影响“三生”功能空间生长发育、空间格局的关键因素及其相互联系,建立“三生”功能空间发育驱动机制的综合分析框架,为完善地域功能理论奠定基础。
(4) 立足多学科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对“三生”空间概念和内涵的探讨,充分挖掘其理论依据,对资源环境承载力、地域功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理论等在“三生”空间研究中的价值进行探索。尝试从不同尺度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与管理等实践需求出发,构建一个涵盖多尺度多维度的“三生”空间研究体系。
(5) 构建完善研究框架和技术流程。应从“人—地—资源”和谐的角度出发,借鉴吸收土地优化配置理论与方法,对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尺度集成与维度综合,注重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科学评估,空间规划体系与“多规合一”的有效衔接与协调,推进“三生”空间的优化研究不断向纵深拓展。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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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城市群“三生”空间结构的多尺度分析 [J].
国土空间功能类型的空间分异具有一定的尺度依赖性,从不同尺度上对“三生”空间功能格局进行分析,揭示国土空间功能类型的分异规律,可作为国土空间功能结构优化调整的基础性依据。本文以江淮城市群为研究区,运用多维计量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探究城市群“三生”空间功能结构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对“三生”空间功能结构进行多尺度分析,可以得到从市域尺度到县域尺度不同详细程度的信息。从市域尺度看,可以发现江淮城市群“三生”空间功能结构的整体特征;从县域尺度分析,可以得出江淮城市群市域内部“三生”空间功能结构的分布特征;2江淮城市群县域“三生”空间功能分布与安徽省主体功能区划、城镇体系规划等区划中功能定位相吻合,表明借助多维计量模型进行国土空间功能识别方法具有可行性。
Jianghuai chengshiqun "sansheng kongjian" jieguo de duochidu fenxi [J].
国土空间功能类型的空间分异具有一定的尺度依赖性,从不同尺度上对“三生”空间功能格局进行分析,揭示国土空间功能类型的分异规律,可作为国土空间功能结构优化调整的基础性依据。本文以江淮城市群为研究区,运用多维计量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探究城市群“三生”空间功能结构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对“三生”空间功能结构进行多尺度分析,可以得到从市域尺度到县域尺度不同详细程度的信息。从市域尺度看,可以发现江淮城市群“三生”空间功能结构的整体特征;从县域尺度分析,可以得出江淮城市群市域内部“三生”空间功能结构的分布特征;2江淮城市群县域“三生”空间功能分布与安徽省主体功能区划、城镇体系规划等区划中功能定位相吻合,表明借助多维计量模型进行国土空间功能识别方法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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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功能分类探讨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476-0301.2005.05.02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在综述已有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的基础上,以土地利用的生态、生产、生活功能为立足点,建立了土地利用功能分类体系,包括生活用地、生产用地、生态用地3个一级类型;针对不同的用地部门,划分了65个二级类型.
Discussion on functional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system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476-0301.2005.05.02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在综述已有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的基础上,以土地利用的生态、生产、生活功能为立足点,建立了土地利用功能分类体系,包括生活用地、生产用地、生态用地3个一级类型;针对不同的用地部门,划分了65个二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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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导功能的江苏省土地利用转型特征与驱动力 [J].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02.02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运用多视角的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典型相关性分析等方法,以江苏省1985、1995、2005和2008年4期遥感影像解译获取的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基于＂生产—生态—生活＂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体系,定量研究了江苏省24年来区域用地转型规律与驱动力变化。结果表明：11985—2008年间,即前工业化阶段到工业化中后期,江苏省土地利用变化显著,整体经历了＂缓慢变化—剧烈变化—缓慢变化＂的倒U型转型规律。2农业生产用地和绿色生态用地呈逐步减少趋势,区域用地的粮食生产功能与绿库功能相对重要性降低,而其他主导功能用地持续增加,土地利用系统历经了生产、生态与生活用地之间的耦合转型。3转出和转入双重视角下,农业生产用地在三个时期均成为其他用地最主要的来源,而生活用地成为最主要的接受者;绿色生态用地成为其他用地类型的次主要来源,但其和水域生态用地的相互转化调整使得生态用地总量保持稳定。4通过对多种潜在影响土地利用转型的社会经济因子进行典型相关性分析发现,GDP、工业产值、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的变化是对江苏省用地转型贡献作用最大的驱动因子。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orces of regional land use transition based on the leading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A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 [J].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02.02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运用多视角的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典型相关性分析等方法,以江苏省1985、1995、2005和2008年4期遥感影像解译获取的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基于＂生产—生态—生活＂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体系,定量研究了江苏省24年来区域用地转型规律与驱动力变化。结果表明：11985—2008年间,即前工业化阶段到工业化中后期,江苏省土地利用变化显著,整体经历了＂缓慢变化—剧烈变化—缓慢变化＂的倒U型转型规律。2农业生产用地和绿色生态用地呈逐步减少趋势,区域用地的粮食生产功能与绿库功能相对重要性降低,而其他主导功能用地持续增加,土地利用系统历经了生产、生态与生活用地之间的耦合转型。3转出和转入双重视角下,农业生产用地在三个时期均成为其他用地最主要的来源,而生活用地成为最主要的接受者;绿色生态用地成为其他用地类型的次主要来源,但其和水域生态用地的相互转化调整使得生态用地总量保持稳定。4通过对多种潜在影响土地利用转型的社会经济因子进行典型相关性分析发现,GDP、工业产值、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的变化是对江苏省用地转型贡献作用最大的驱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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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功能分类及空间结构评价方法: 以燕沟流域为例 [J].
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是新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科学划分生活、生产和生态"三生"空间类型是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的重要基础。通过对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功能归类,提出了包括生活、生产、生态以及生产—生态和生活—生态复合类型的5个一级类、20个二级类和61个三级类的土地利用功能类型划分方案;构建了由五形偏离度指标和结构视图表达的五形向量空间结构评价方法,并在延安燕沟流域开展了实证应用。研究结果表明,1988—2010年期间燕沟流域的五形偏离度从0.583减少到了0.567,呈现出微弱的下降趋势;14个行政村的五形偏离度值保持在0.55~0.59,趋同性较强,集中程度普遍较高;从而揭示了五形向量空间结构评价方法可以从定量和结构图示两个方面有效刻画研究地域的土地利用功能结构变化及空间分异等特点的可行性。
Assessment method of functional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and spatial system: A case study of Yangou Watershed [J].
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是新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科学划分生活、生产和生态"三生"空间类型是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的重要基础。通过对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功能归类,提出了包括生活、生产、生态以及生产—生态和生活—生态复合类型的5个一级类、20个二级类和61个三级类的土地利用功能类型划分方案;构建了由五形偏离度指标和结构视图表达的五形向量空间结构评价方法,并在延安燕沟流域开展了实证应用。研究结果表明,1988—2010年期间燕沟流域的五形偏离度从0.583减少到了0.567,呈现出微弱的下降趋势;14个行政村的五形偏离度值保持在0.55~0.59,趋同性较强,集中程度普遍较高;从而揭示了五形向量空间结构评价方法可以从定量和结构图示两个方面有效刻画研究地域的土地利用功能结构变化及空间分异等特点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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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生态用地的概念及分类 [J].
随着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的思想、理论逐步深入和发展，生态用地分类及规划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成为土地资源利用研究和生态建设工作的重点。总结了国内外生态用地的研究进展，在土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用地指的是区域或城镇土地中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为主的土地利用类型，可将区域土地分为“生态用地”、“生产用地”和“生活用地”三大类型，生态用地按照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分为自然用地、保护区用地、休养与休闲用地和废弃与纳污用地4个二级类型，进一步分为20个三级类型。生态用地的分类可为建立合理的土地利用生态分类体系和区划提供理论基础。
Conception and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of regional ecological land [J].
随着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的思想、理论逐步深入和发展，生态用地分类及规划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成为土地资源利用研究和生态建设工作的重点。总结了国内外生态用地的研究进展，在土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用地指的是区域或城镇土地中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为主的土地利用类型，可将区域土地分为“生态用地”、“生产用地”和“生活用地”三大类型，生态用地按照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分为自然用地、保护区用地、休养与休闲用地和废弃与纳污用地4个二级类型，进一步分为20个三级类型。生态用地的分类可为建立合理的土地利用生态分类体系和区划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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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的科学基础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04.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p>主体功能区划是构筑我国有序区域发展格局的依据，对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方法创新提出了紧迫的需求。在分析地域功能基本属性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模型， 认为标识任何区域综合发展状态的人均水平值趋于大体相等。基于该结论，阐释了功能区形成应有利于实现空间均衡正向(差距缩小) 演变过程，空间均衡的前提是资源要素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探讨了地域功能演替对空间均衡过程的影响，提出了区划方案效益最大化是同区域如何划分和对地域功能随时间变化的正确把握程度相关的。进而分析了主体功能区划的 “开发”与“保护”双重功能的复合、指标体系选择、时空属性相关问题的科学基础。探讨了通过立体流和立体空间均衡实现效率与公平并重目标的合理性。并从法律、规划和政策构成的空间管治制度安排层面，对主体功能区划的定位、实施和协调进行了讨论。</p>
The scientific foundation of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ing in China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04.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p>主体功能区划是构筑我国有序区域发展格局的依据，对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方法创新提出了紧迫的需求。在分析地域功能基本属性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模型， 认为标识任何区域综合发展状态的人均水平值趋于大体相等。基于该结论，阐释了功能区形成应有利于实现空间均衡正向(差距缩小) 演变过程，空间均衡的前提是资源要素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探讨了地域功能演替对空间均衡过程的影响，提出了区划方案效益最大化是同区域如何划分和对地域功能随时间变化的正确把握程度相关的。进而分析了主体功能区划的 “开发”与“保护”双重功能的复合、指标体系选择、时空属性相关问题的科学基础。探讨了通过立体流和立体空间均衡实现效率与公平并重目标的合理性。并从法律、规划和政策构成的空间管治制度安排层面，对主体功能区划的定位、实施和协调进行了讨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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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 [J].
<p>中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是刻画未来中国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格局的规划蓝图,主体功能区规划已上升为主体功能区战略和主体功能区制度。2004-2014年,笔者组织系列研究项目,配合国家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研究地域功能基础理论和功能区划技术流程,提出国家和省区尺度进行空间管制的地域功能区域类型为城市化区域、粮食安全区域、生态安全区域、文化和自然遗产区域等4类,在此基础上转化为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单元的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4类主体功能区。研制了由水资源、土地资源,生态重要性、生态脆弱性、环境容量、灾害危险性、经济发展水平、人口集聚度和交通优势度等9类可定量指标及战略选择为1项定性指标构成的地域功能识别指标体系,进行了单项指标评价,开发并运用地域功能适宜程度综合评价指数进行了综合评价,测算了各省区保护类区域下限、开发类区域上限以及开发强度等关键参数;研讨了以规划为应用指向的主体功能区划分方法,形成中国首部主体功能区划方案,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口径,2020年与2010年相比,全国国土空间开发强度从3.48%增加到3.91%;按照省区集成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口径,优化、重点、限制开发区域的土地面积比重分别为1.48%、13.60%、84.92%,城市化、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区域的土地面积比重分别为15.08%、26.11%、58.81%。结合区域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承载状态、民生质量等相关分析,给出了主体功能区的主要特征。通过区划方案校验,国家和省区分两级采用笔者主持制定的《主体功能区划技术规程》互动完成的全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同预判的吻合程度多为80%以上。</p>
Draft of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ing of China [J].
<p>中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是刻画未来中国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格局的规划蓝图,主体功能区规划已上升为主体功能区战略和主体功能区制度。2004-2014年,笔者组织系列研究项目,配合国家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研究地域功能基础理论和功能区划技术流程,提出国家和省区尺度进行空间管制的地域功能区域类型为城市化区域、粮食安全区域、生态安全区域、文化和自然遗产区域等4类,在此基础上转化为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单元的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4类主体功能区。研制了由水资源、土地资源,生态重要性、生态脆弱性、环境容量、灾害危险性、经济发展水平、人口集聚度和交通优势度等9类可定量指标及战略选择为1项定性指标构成的地域功能识别指标体系,进行了单项指标评价,开发并运用地域功能适宜程度综合评价指数进行了综合评价,测算了各省区保护类区域下限、开发类区域上限以及开发强度等关键参数;研讨了以规划为应用指向的主体功能区划分方法,形成中国首部主体功能区划方案,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口径,2020年与2010年相比,全国国土空间开发强度从3.48%增加到3.91%;按照省区集成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口径,优化、重点、限制开发区域的土地面积比重分别为1.48%、13.60%、84.92%,城市化、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区域的土地面积比重分别为15.08%、26.11%、58.81%。结合区域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承载状态、民生质量等相关分析,给出了主体功能区的主要特征。通过区划方案校验,国家和省区分两级采用笔者主持制定的《主体功能区划技术规程》互动完成的全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同预判的吻合程度多为80%以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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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2014版)学术思路与总体技术流程 [J].
<p>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创新性工作。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科学内涵出发,以区域可持续发展为指向,探究资源、环境等构成的承载体——自然基础同承载对象——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之间形成的“压力-状态-响应”过程,提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是从资源环境约束上限或人口经济合理规模等关键阈值开展的超载预警,以及从自然基础条件变化或资源利用和环境影响变化态势开展的过程预警的学术思路。在探讨承载能力预警指标体系选取原则的基础上,构建陆域和海域差异化的预警指标体系和总体技术流程。采用土地资源压力、水资源利用强度、环境胁迫程度、植被盖度变化作为基础指标进行地域全覆盖评价;针对城市化地区、农业地区、牧业地区、生态地区,分别选择灰霾污染程度、耕地面积增减状况、草蓄平衡指数、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状态作为专项指标,确定各类专项指标的关键阈值并进行分类评价;最后进行复合,形成在鲜明主体功能定位指向下的差别化评价方法、取得具有一致性表达的评价结果,并开展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污染压力两方面的过程评价,以辅助反映中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预警状态,为提出限制性措施建议和完善监测预警机制提供科学依据。</p>
Academic thought and technical progress of monitoring and early-warning of the nation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V 2014) [J].
<p>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创新性工作。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科学内涵出发,以区域可持续发展为指向,探究资源、环境等构成的承载体——自然基础同承载对象——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之间形成的“压力-状态-响应”过程,提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是从资源环境约束上限或人口经济合理规模等关键阈值开展的超载预警,以及从自然基础条件变化或资源利用和环境影响变化态势开展的过程预警的学术思路。在探讨承载能力预警指标体系选取原则的基础上,构建陆域和海域差异化的预警指标体系和总体技术流程。采用土地资源压力、水资源利用强度、环境胁迫程度、植被盖度变化作为基础指标进行地域全覆盖评价;针对城市化地区、农业地区、牧业地区、生态地区,分别选择灰霾污染程度、耕地面积增减状况、草蓄平衡指数、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状态作为专项指标,确定各类专项指标的关键阈值并进行分类评价;最后进行复合,形成在鲜明主体功能定位指向下的差别化评价方法、取得具有一致性表达的评价结果,并开展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污染压力两方面的过程评价,以辅助反映中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预警状态,为提出限制性措施建议和完善监测预警机制提供科学依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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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中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创新与应用实践 [J].
党的十八大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升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为经济地理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与发展机遇。经济地理学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国土空间格局成因与演变规律,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供了前瞻性的科学基础和科技支撑。文章结合近年来中科院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发展研究团队围绕国土开发的学术创新与应用实践,重点讨论了基于经济—生态—社会综合效益和生产—分配—消费立体系统的区域发展均衡模型,阐释人—地系统相互作用的自然对人文作用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基于地域功能成因理论与识别方法尝试开展的综合地理区划,以及纳入面状形态完善点—轴系统理论和利用三种功能空间比例关系表达空间结构。研究与实践表明,从应用需求中凝练科学问题、在解决科学问题中推动学科建设及提升支撑应用需求的能力,是比较合理的学科发展方式。未来,按照十八大在国土空间格局中提出的均衡、开发强度、空间结构、功能区、格局等主题词,持续发展经济地理学,发挥经济地理学对国家战略决策的科技引领作用和支撑作用,实现学科建设的新跨越。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of economic geography for optimizing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in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J].
党的十八大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升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为经济地理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与发展机遇。经济地理学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国土空间格局成因与演变规律,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供了前瞻性的科学基础和科技支撑。文章结合近年来中科院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发展研究团队围绕国土开发的学术创新与应用实践,重点讨论了基于经济—生态—社会综合效益和生产—分配—消费立体系统的区域发展均衡模型,阐释人—地系统相互作用的自然对人文作用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基于地域功能成因理论与识别方法尝试开展的综合地理区划,以及纳入面状形态完善点—轴系统理论和利用三种功能空间比例关系表达空间结构。研究与实践表明,从应用需求中凝练科学问题、在解决科学问题中推动学科建设及提升支撑应用需求的能力,是比较合理的学科发展方式。未来,按照十八大在国土空间格局中提出的均衡、开发强度、空间结构、功能区、格局等主题词,持续发展经济地理学,发挥经济地理学对国家战略决策的科技引领作用和支撑作用,实现学科建设的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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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发展格局优化的科学基础与框架体系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13.1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发展格局是基于国家资源环境格局、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和生态安全格局而在国土空间上形成的等级规模有序、职能分工合理、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的城市空间配置形态及特定秩序。科学合理的城市发展格局对推动国家城镇化健康发展，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对加快国家现代化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正由于如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国家重要文件和国家重大规划都多次提出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和城市发展格局。文章系统分析了指导中国城市发展格局优化的公平优先理论、格局优化理论、流空间理论、国土三生空间优组理论、均衡网络理论和空间信息系统理论等六大科学理论；构建了由2个宏观层次、8个中观层次和15个微观层次组成的中国城市发展格局优化的系统框架体系；通过不同空间尺度的格局优化，将形成科学合理的城市发展格局和安全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The scientific basis and systematic framework of the optimization of Chinese urban development pattern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13.1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发展格局是基于国家资源环境格局、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和生态安全格局而在国土空间上形成的等级规模有序、职能分工合理、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的城市空间配置形态及特定秩序。科学合理的城市发展格局对推动国家城镇化健康发展，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对加快国家现代化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正由于如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国家重要文件和国家重大规划都多次提出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和城市发展格局。文章系统分析了指导中国城市发展格局优化的公平优先理论、格局优化理论、流空间理论、国土三生空间优组理论、均衡网络理论和空间信息系统理论等六大科学理论；构建了由2个宏观层次、8个中观层次和15个微观层次组成的中国城市发展格局优化的系统框架体系；通过不同空间尺度的格局优化，将形成科学合理的城市发展格局和安全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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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耕作半径的采矿复垦区农村居民点安置规模预测 [J].
耕作半径对农村居民点的规模具有重要影响，而地形则是耕作半径的决定因素之一。该文采用耕聚比和缓冲区分析的方法，对比采矿前后农村居民点的耕作半径变化。考虑研究区地形起伏的影响，计算耕作半径地形修正系数，确定最优耕作半径。在此基础上预测矿区复垦后可安置农村居民点的面积、数量及人口。研究结果表明：平朔复垦区农村居民点耕作半径地形修正系数为1.6836，复垦区规划农村居民点最优耕作半径为1 500 m；复垦区预测回迁安置农村居民点总规模约651.24 hm2，共67个农村居民点；预测单个农村居民点面积9.72 hm2，控制耕地面积约109.68 hm2；预测回迁安置总人口约29 521人，共7 380户，该研究结果可为露天采矿复垦区农村居民点回迁安置规模与布局提供决策支持。
Prediction for relocation scale of rural settlements based on farming radius in reclamation area of open-pit coal mine [J].
耕作半径对农村居民点的规模具有重要影响，而地形则是耕作半径的决定因素之一。该文采用耕聚比和缓冲区分析的方法，对比采矿前后农村居民点的耕作半径变化。考虑研究区地形起伏的影响，计算耕作半径地形修正系数，确定最优耕作半径。在此基础上预测矿区复垦后可安置农村居民点的面积、数量及人口。研究结果表明：平朔复垦区农村居民点耕作半径地形修正系数为1.6836，复垦区规划农村居民点最优耕作半径为1 500 m；复垦区预测回迁安置农村居民点总规模约651.24 hm2，共67个农村居民点；预测单个农村居民点面积9.72 hm2，控制耕地面积约109.68 hm2；预测回迁安置总人口约29 521人，共7 380户，该研究结果可为露天采矿复垦区农村居民点回迁安置规模与布局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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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空间规划的探索与实践: 以《海南省总体规划(2015-2030)》为例 [J].https://doi.org/10.16361/j.upf.201603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探索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推进规划体制改革”的要求下,全国多个城市开展了“多规合一”的实践工作.结合海南省推动省、市县两级联动的“多规合一”工作实践,同时汲取和借鉴国外在空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中的经验,分析《海南省总体规划》在规划编制体系,省、市(县)两级的空间规划体系,空间规划技术标准要点和多管齐下确保落地实施的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实践过程与思考.
Exploration of spatial planning practice in Hainan Province: The case of Hainan comprehensive planning (2015-2030) [J].https://doi.org/10.16361/j.upf.201603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探索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推进规划体制改革”的要求下,全国多个城市开展了“多规合一”的实践工作.结合海南省推动省、市县两级联动的“多规合一”工作实践,同时汲取和借鉴国外在空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中的经验,分析《海南省总体规划》在规划编制体系,省、市(县)两级的空间规划体系,空间规划技术标准要点和多管齐下确保落地实施的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实践过程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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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编制中的“三生空间”划定思考 [J].https://doi.org/10.11819/cpr20160504a URL [本文引用: 4] 摘要
从理解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这“三生空间”的概念来源，发展目标为出发点，分析了“三生空间”概念下其对象具有的空间尺度的差异性、空间功能的复合性、空间范围的动态性及空间用地的异质性等特征。以城乡规划用地分类为基础，分别从城乡全域、城镇区域、乡村区域探讨了不同空间区域视角下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对象内容。进而结合城乡规划体系提出了分别依托城乡总体规划、城市（镇）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村规划来划定“三生空间”的工作重点和技术路径。
Reflections on delimiting the three basic spaces in the compil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plans [J].https://doi.org/10.11819/cpr20160504a URL [本文引用: 4] 摘要
从理解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这“三生空间”的概念来源，发展目标为出发点，分析了“三生空间”概念下其对象具有的空间尺度的差异性、空间功能的复合性、空间范围的动态性及空间用地的异质性等特征。以城乡规划用地分类为基础，分别从城乡全域、城镇区域、乡村区域探讨了不同空间区域视角下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对象内容。进而结合城乡规划体系提出了分别依托城乡总体规划、城市（镇）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村规划来划定“三生空间”的工作重点和技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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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机制与规律性分析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3.02.01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本文分析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交互耦合机制,采用代数学和几何学两种方法对环境库兹涅茨(KUZNETS)曲线和城市化对数曲线进行逻辑复合,推导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数理函数和几何曲线,揭示出区域生态环境随城市化的发展存在先指数衰退、后指数改善的耦合规律。交互耦合的过程分为低水平协调、拮抗、磨合和高水平协调四个阶段。文章最后对浙江省进行了实证分析</p>
Analysis of coupling mechanism and rule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3.02.01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本文分析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交互耦合机制,采用代数学和几何学两种方法对环境库兹涅茨(KUZNETS)曲线和城市化对数曲线进行逻辑复合,推导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数理函数和几何曲线,揭示出区域生态环境随城市化的发展存在先指数衰退、后指数改善的耦合规律。交互耦合的过程分为低水平协调、拮抗、磨合和高水平协调四个阶段。文章最后对浙江省进行了实证分析</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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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综合功能分区研究: 以武汉城市圈为例[D] .Study on comprehensive function regionalization of national spatial territory: A case study of Wuhan Metropolitan Are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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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分区的概念与方法探讨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8158.2013.05.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研究目的:以国土空间分区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国土空间分区的内涵、方法和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为中国省和区域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提供指导和参考。研究方法:文献分析,资料总结与归纳。研究结果:(1)提出以县级行政区为主体,乡镇组团、保护区等为辅助的国土空间分区评价单元划分方式;(2)从生产、生活和生态三方面对国土空间进行多功能表达并阐述分区指标体系构建的方法;(3)制定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省和区域国土空间分区技术路线。研究结论:解决了如何划分评价单元、构建分区指标体系和分区技术路线等国土空间分区的基本问题,研究成果可为省和区域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提供科学依据,并对区域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Concept and methods for spatial zoning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8158.2013.05.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研究目的:以国土空间分区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国土空间分区的内涵、方法和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为中国省和区域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提供指导和参考。研究方法:文献分析,资料总结与归纳。研究结果:(1)提出以县级行政区为主体,乡镇组团、保护区等为辅助的国土空间分区评价单元划分方式;(2)从生产、生活和生态三方面对国土空间进行多功能表达并阐述分区指标体系构建的方法;(3)制定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省和区域国土空间分区技术路线。研究结论:解决了如何划分评价单元、构建分区指标体系和分区技术路线等国土空间分区的基本问题,研究成果可为省和区域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提供科学依据,并对区域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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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空间集约利用功能识别与优化调控研究[D] .Function identifying, optimal allocation and regulation for spatial intensification use in cities and towns[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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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功能定量识别与分析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601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4] 摘要
<p>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识别是城市用地组织,协调与配置的基础信息源,是判定城市用地内在功能形态,功能组合模式和功能之间动态权衡的关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长期以来并未构建一套可行的识别方法体系.本文从土地功能,生态系统服务和景观功能综合的视角构建城市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功能分类体系,并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为基础系统整合空间功能价值量核算函数群,通过纵横对比的方法确定空间功能主导类型.研究区实证分析表明,城市生态--生产--生活功能分类体系较好反映了不同地类的功能类型;空间主导功能的识别也与不同地类的功能匹配;同时也发现三生空间的整体毗邻性较低,空间功能的互补和融合性较差的问题;三生空间功能存在一定的空间集聚性.</p>
Quantitative function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urban ecological-production-living spaces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601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4] 摘要
<p>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识别是城市用地组织,协调与配置的基础信息源,是判定城市用地内在功能形态,功能组合模式和功能之间动态权衡的关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长期以来并未构建一套可行的识别方法体系.本文从土地功能,生态系统服务和景观功能综合的视角构建城市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功能分类体系,并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为基础系统整合空间功能价值量核算函数群,通过纵横对比的方法确定空间功能主导类型.研究区实证分析表明,城市生态--生产--生活功能分类体系较好反映了不同地类的功能类型;空间主导功能的识别也与不同地类的功能匹配;同时也发现三生空间的整体毗邻性较低,空间功能的互补和融合性较差的问题;三生空间功能存在一定的空间集聚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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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级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价: 基于“三生”空间视角 [J].
目前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城乡不协调、区域不均衡、生态破坏严重、国土空间利用质量低下等问题。为实现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基于三生功能的理念,构建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及其子系统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利用质量指数;基于2012年中国内地省级截面数据,运用综合评价方法分析全国层面和省级层面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综合评价指数的特征。结果表明:全国层面的三生空间利用质量不高,在省级层面的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则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东部地区的生产空间利用质量指数和生活空间利用质量指数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又高于西部地区;而生态空间利用质量指数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
Evaluation of territorial utilization quality in China: Based on the aspect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J].
目前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城乡不协调、区域不均衡、生态破坏严重、国土空间利用质量低下等问题。为实现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基于三生功能的理念,构建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及其子系统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利用质量指数;基于2012年中国内地省级截面数据,运用综合评价方法分析全国层面和省级层面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综合评价指数的特征。结果表明:全国层面的三生空间利用质量不高,在省级层面的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则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东部地区的生产空间利用质量指数和生活空间利用质量指数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又高于西部地区;而生态空间利用质量指数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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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空间重构视角下的镇域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 以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官垱镇为例 [J].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适宜性评价是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规划的基础。以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官垱镇为例，基于三生空间格局重构的视角，采用GIS空间分析法和农户调查法对农村居民点土地整治进行适宜性评价和整治类型划分，为农村土地整治、新农村建设政策提供支持。研究结果表明：（1）运用GIS叠加分析的方法，对农村居民点整治适宜性进行合理评价，并将适宜性结果划分为高度适宜、中度适宜、低度适宜和不适宜4种类型。4种类型的面积分别为226.15，282.16，537.53，228.92 hm2。（2）根据适宜性评价结果，采用农户调查法，将土地整治类型划分为城镇吸纳型、挖潜型、保留型、迁弃型，并在空间上做出具体的时序安排。
Consolidation divis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based on reconstruction of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y space: A case study of Guandang Town of Shayang County in Jingzhou city of Hubei Province [J].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适宜性评价是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规划的基础。以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官垱镇为例，基于三生空间格局重构的视角，采用GIS空间分析法和农户调查法对农村居民点土地整治进行适宜性评价和整治类型划分，为农村土地整治、新农村建设政策提供支持。研究结果表明：（1）运用GIS叠加分析的方法，对农村居民点整治适宜性进行合理评价，并将适宜性结果划分为高度适宜、中度适宜、低度适宜和不适宜4种类型。4种类型的面积分别为226.15，282.16，537.53，228.92 hm2。（2）根据适宜性评价结果，采用农户调查法，将土地整治类型划分为城镇吸纳型、挖潜型、保留型、迁弃型，并在空间上做出具体的时序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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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生态分类系统研究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9-2242.2003.05.04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我国土地分类系统中存在的共同 缺陷是对土地生态特性考虑不够,因此,很有必要建立起土地生态分类系统。土地生态分类系统的原则应遵循: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以 及其它方面的要求等原则,其依据主要有:考虑到土地的生态属性及其演变特征、人类对土地生态系统的入侵程度和利用保护手段等。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性地提出 了土地生态分类系统。
Study on land-ecologic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9-2242.2003.05.04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我国土地分类系统中存在的共同 缺陷是对土地生态特性考虑不够,因此,很有必要建立起土地生态分类系统。土地生态分类系统的原则应遵循: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以 及其它方面的要求等原则,其依据主要有:考虑到土地的生态属性及其演变特征、人类对土地生态系统的入侵程度和利用保护手段等。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性地提出 了土地生态分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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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研究进展与展望 [J].
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研究是土地科学和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命题,对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本文通过对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的概念内涵、识别与分类、评价研究等方面的梳理,明晰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的研究现状。目前,学者对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内涵特征的认识基本一致;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的分类标准尚未统一;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分析框架初步形成,评价指标体系尚不完善,评价方法较单一,应用研究相对薄弱;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受自然、社会经济及政策等因素共同影响。未来,应构建多学科交叉的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研究内容框架,完善分类体系,深化评价研究并加强应用研究,从而为开展土地利用规划与土地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multi-functionality of land use research [J].
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研究是土地科学和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命题,对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本文通过对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的概念内涵、识别与分类、评价研究等方面的梳理,明晰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的研究现状。目前,学者对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内涵特征的认识基本一致;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的分类标准尚未统一;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分析框架初步形成,评价指标体系尚不完善,评价方法较单一,应用研究相对薄弱;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受自然、社会经济及政策等因素共同影响。未来,应构建多学科交叉的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研究内容框架,完善分类体系,深化评价研究并加强应用研究,从而为开展土地利用规划与土地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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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80 年代末以来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特征与空间格局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1001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LUCC）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本文采用相同空间分辨率的卫星遥感信息源和相同的技术方法，对中国1980 年代末到2010 年土地利用变化数据进行定期更新。在此基础上，提出并发展土地利用动态区划的方法，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格局与时空特征。我们发现：1990-2010 年的20 年间，中国土地利用变化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南减北增，总量基本持衡，新增耕地的重心逐步由东北向西北移动”是耕地变化的基本特征；“扩展提速，东部为重心，向中西部蔓延”是城乡建设用地变化的基本特征；“林地前减后增，荒漠前增后减，草地持续减少”是非人工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主要特征。20 世纪末与21 世纪初两个10 年相比，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空间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原有的13 个土地利用变化区划单元演变为15 个单元，且部分区划单元边界发生变化。主要变化格局特征为黄淮海地区、东南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四川盆地城镇工矿用地呈现明显的加速扩张态势；北方地区耕地开垦重心由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转向西北绿洲农业区；东北地区旱作耕地持续转变为水田；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南部、黄土高原和西南山地退耕还林还草效果初显。近20 年间，尽管气候变化对北方地区的耕地变化有一定的影响，但政策调控和经济驱动仍然是导致我国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时空差异的主要原因。2000 年后的第一个10 年，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人为驱动因素已由单向国土开发为主，转变为开发与保护并重。在空间格局变化的分析方法方面，应用“动态区划法”开展世纪之交两个10 年中国LUCC空间格局变化的分析，有效揭示了20 年来中国LUCC“格局的变化过程”，即动态区划边界的推移、区划单元内部特征的变化与单元的消长等；以及“变化过程的格局”，即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与特征的分阶段区域差异，清晰刻画了LUCC动态区划中区划单元的消长，单元边界的变动，以及前后10 年的变化强度特征，揭示了土地利用“格局”与“过程”之间的交替转化规律，以及不同类型和区域的变化原因，证明了该分析方法的有效性。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patterns and causes of land use changes in China since the late 1980s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1001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LUCC）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本文采用相同空间分辨率的卫星遥感信息源和相同的技术方法，对中国1980 年代末到2010 年土地利用变化数据进行定期更新。在此基础上，提出并发展土地利用动态区划的方法，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格局与时空特征。我们发现：1990-2010 年的20 年间，中国土地利用变化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南减北增，总量基本持衡，新增耕地的重心逐步由东北向西北移动”是耕地变化的基本特征；“扩展提速，东部为重心，向中西部蔓延”是城乡建设用地变化的基本特征；“林地前减后增，荒漠前增后减，草地持续减少”是非人工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主要特征。20 世纪末与21 世纪初两个10 年相比，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空间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原有的13 个土地利用变化区划单元演变为15 个单元，且部分区划单元边界发生变化。主要变化格局特征为黄淮海地区、东南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四川盆地城镇工矿用地呈现明显的加速扩张态势；北方地区耕地开垦重心由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转向西北绿洲农业区；东北地区旱作耕地持续转变为水田；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南部、黄土高原和西南山地退耕还林还草效果初显。近20 年间，尽管气候变化对北方地区的耕地变化有一定的影响，但政策调控和经济驱动仍然是导致我国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时空差异的主要原因。2000 年后的第一个10 年，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人为驱动因素已由单向国土开发为主，转变为开发与保护并重。在空间格局变化的分析方法方面，应用“动态区划法”开展世纪之交两个10 年中国LUCC空间格局变化的分析，有效揭示了20 年来中国LUCC“格局的变化过程”，即动态区划边界的推移、区划单元内部特征的变化与单元的消长等；以及“变化过程的格局”，即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与特征的分阶段区域差异，清晰刻画了LUCC动态区划中区划单元的消长，单元边界的变动，以及前后10 年的变化强度特征，揭示了土地利用“格局”与“过程”之间的交替转化规律，以及不同类型和区域的变化原因，证明了该分析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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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域多功能性评价及其决策机制 [J].https://doi.org/10.11821/xb20111000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地域功能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时间变异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地域空间的分异性与人地系统的多样性不断增强，地域功能及其发展定位呈现多元化趋势。本文通过构建地域多功能性评价指标体系与指数分析模型，开展了中国县域尺度经济发展、粮食生产、社会稳定、生态保育功能及其综合功能的分级评判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功能一级区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冀都市圈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大城市周边地区；粮食生产功能一级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四川盆地、湖北中部及湖南东部等平原集中分布区；社会保障功能则大致由沿海到内地、由北到南逐渐减弱； 生态保育功能一级区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和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地区；将各单项功能进行县域尺度耦合，评价了各县域的综合功能强度，划分出综合功能强势区和弱势区，探讨了强化县域主导功能与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的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政绩考核等创新机制和政策，为统筹区域发展和提升县域竞争力提供决策依据。
Territorial multi-functionality evalu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at county scale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1821/xb20111000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地域功能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时间变异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地域空间的分异性与人地系统的多样性不断增强，地域功能及其发展定位呈现多元化趋势。本文通过构建地域多功能性评价指标体系与指数分析模型，开展了中国县域尺度经济发展、粮食生产、社会稳定、生态保育功能及其综合功能的分级评判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功能一级区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冀都市圈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大城市周边地区；粮食生产功能一级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四川盆地、湖北中部及湖南东部等平原集中分布区；社会保障功能则大致由沿海到内地、由北到南逐渐减弱； 生态保育功能一级区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和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地区；将各单项功能进行县域尺度耦合，评价了各县域的综合功能强度，划分出综合功能强势区和弱势区，探讨了强化县域主导功能与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的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政绩考核等创新机制和政策，为统筹区域发展和提升县域竞争力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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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发展期“多规合一”理论认知与技术方法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5.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已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创新驱动发展与体制机制约束的矛盾加剧,资源短缺性及其配置低效性日益凸显,“多规合一”受到各级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推进“多规合一”,创新区域规划理论与技术方法,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成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多规不一”现实问题,总结了“多规”矛盾的本质特征,探讨了“多规合一”的战略定位,构建了“三主三分”的“多规合一”基本理论框架,提出了“三步走”多规逐步调适的技术途径及其长效机制.“多规合一”的核心在于从区域空间优化的战略高度统筹协调各项规划,科学引导城乡土地优化配置,实现“多规”在空间上的同一性、在功能上的融合性、在发展过程中的协同性.“多规合一”的重点是推进形成一个总分有序、层级清晰、职能精准的区域规划体系.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technical methods of "multiple planning integration" in the rural to urban transition period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5.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已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创新驱动发展与体制机制约束的矛盾加剧,资源短缺性及其配置低效性日益凸显,“多规合一”受到各级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推进“多规合一”,创新区域规划理论与技术方法,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成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多规不一”现实问题,总结了“多规”矛盾的本质特征,探讨了“多规合一”的战略定位,构建了“三主三分”的“多规合一”基本理论框架,提出了“三步走”多规逐步调适的技术途径及其长效机制.“多规合一”的核心在于从区域空间优化的战略高度统筹协调各项规划,科学引导城乡土地优化配置,实现“多规”在空间上的同一性、在功能上的融合性、在发展过程中的协同性.“多规合一”的重点是推进形成一个总分有序、层级清晰、职能精准的区域规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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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过程中土地利用转型及其生态环境响应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 [J].
<p>以江苏省为例，利用1985 年、1995 年、2005 年和2008 年4 期遥感影像解译获取的土地利用变化数据，按照“生产-生态-生活”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通过土地利用转移矩阵、重心转移、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土地利用变化类型生态贡献率等方法，定量研究江苏省土地利用功能结构转型、空间转型特征及其生态环境响应规律。研究表明：① 1985~2008 年，江苏省土地利用主导功能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生产用地面积的减少，生态用地、生活用地面积的增加。主要的转化类型为农业生产用地转化为农村生活用地、城镇生活用地，牧草生态用地转化为农业生产用地。② 1985~2008 年，农业生产用地、生态用地、农村生活用地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进一步加剧，工矿生产用地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有所缓和，城镇生活用地空间分布经历了先加剧后有所缓和的阶段。③ 1985~2008 年，江苏省的生态环境质量稍有下降，其中农业生产用地被农村和城镇生活用地大量占用是生态环境质量退化的主导因素，农业生产用地转化成水域生态用地是区域生态环境改善的主要因素。</p>
Land use transformation and its eco-environmental response in process of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 [J].
<p>以江苏省为例，利用1985 年、1995 年、2005 年和2008 年4 期遥感影像解译获取的土地利用变化数据，按照“生产-生态-生活”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通过土地利用转移矩阵、重心转移、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土地利用变化类型生态贡献率等方法，定量研究江苏省土地利用功能结构转型、空间转型特征及其生态环境响应规律。研究表明：① 1985~2008 年，江苏省土地利用主导功能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生产用地面积的减少，生态用地、生活用地面积的增加。主要的转化类型为农业生产用地转化为农村生活用地、城镇生活用地，牧草生态用地转化为农业生产用地。② 1985~2008 年，农业生产用地、生态用地、农村生活用地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进一步加剧，工矿生产用地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有所缓和，城镇生活用地空间分布经历了先加剧后有所缓和的阶段。③ 1985~2008 年，江苏省的生态环境质量稍有下降，其中农业生产用地被农村和城镇生活用地大量占用是生态环境质量退化的主导因素，农业生产用地转化成水域生态用地是区域生态环境改善的主要因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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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面向国土规划的空间评价标准地域单元划分 [J].Magsci 摘要
国土规划是宏观尺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与治理的政策性依据。为了便于国土规划政策的实施，一般采取某一级别的行政单元进行分区，但现有静态性行政区划体系不利于国土空间政策一致性和差异性表达。根据欧盟国土空间规划关于标准地区统计单元划分（NUTS）的启示，提出了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单元划分理念，构建了标准地域单元划分的原则、依据和技术路线，并以中国中部地区湖南省为例，对省级尺度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划分的具体实施途径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标准地域划分是国土规划关于国土空间综合分区进行空间评价的基础,能为国土规划编制提供更好的单元选择服务。
a. Nomenclature of units for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J].Magsci 摘要
国土规划是宏观尺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与治理的政策性依据。为了便于国土规划政策的实施，一般采取某一级别的行政单元进行分区，但现有静态性行政区划体系不利于国土空间政策一致性和差异性表达。根据欧盟国土空间规划关于标准地区统计单元划分（NUTS）的启示，提出了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单元划分理念，构建了标准地域单元划分的原则、依据和技术路线，并以中国中部地区湖南省为例，对省级尺度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划分的具体实施途径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标准地域划分是国土规划关于国土空间综合分区进行空间评价的基础,能为国土规划编制提供更好的单元选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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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省级尺度国土空间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以湖南省为例 [J].
<p>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国土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文章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洪水调蓄、水土保持、水源涵养和荒漠化防治等作为省级尺度国土空间核心生态问题，从生态安全格局维持角度，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土空间生态安全骨架分析和基于遥感与GIS的“自下而上”定量评价，以湖南省为案例探索国土空间生态保护红线划定。通过单要素低、中、高3种划分情景分析发现，湖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格局需要在现有保护区的基础上加强生态廊道的保护；洪水调蓄主要以洞庭湖及其淹没区为主；水源涵养能力较强的地区主要是东部、西部和南部的大型山脉地带，中北部的丘陵平原地区相对较弱；水土流失强度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于西部的武陵、雪峰、罗霄等山脉，尤其是大型山脉向丘陵平原过渡地带。基于单要素生态评价的综合划分结果显示，湖南省约有50%的国土空间具有重要生态安全维持功能，且红线范围打破了县级行政区划界限，强调生态保护的自然地理界线，呈空间网状分布的红线格局符合湖南省“一湖三山四水”的生态安全战略构想。</p>
b. Delimitating red line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for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 case study of Hunan Province [J].
<p>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国土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文章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洪水调蓄、水土保持、水源涵养和荒漠化防治等作为省级尺度国土空间核心生态问题，从生态安全格局维持角度，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土空间生态安全骨架分析和基于遥感与GIS的“自下而上”定量评价，以湖南省为案例探索国土空间生态保护红线划定。通过单要素低、中、高3种划分情景分析发现，湖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格局需要在现有保护区的基础上加强生态廊道的保护；洪水调蓄主要以洞庭湖及其淹没区为主；水源涵养能力较强的地区主要是东部、西部和南部的大型山脉地带，中北部的丘陵平原地区相对较弱；水土流失强度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于西部的武陵、雪峰、罗霄等山脉，尤其是大型山脉向丘陵平原过渡地带。基于单要素生态评价的综合划分结果显示，湖南省约有50%的国土空间具有重要生态安全维持功能，且红线范围打破了县级行政区划界限，强调生态保护的自然地理界线，呈空间网状分布的红线格局符合湖南省“一湖三山四水”的生态安全战略构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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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位适宜度模型的土地利用功能分区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6819.2011.03.053 URL Magsci 摘要
土地利用功能分区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重要内容。该研究以生态位理论为基础，从生态角度进行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定量研究。该研究提出了土地利用生态位的概念，并从土地利用需求生态位和现实生态位的耦合关系，构建土地利用生态位适宜度模型，建立土地利用生态位适宜度评价因子体系，并以土地利用生态位适宜度评价结果为表征量，借助GIS技术对土地利用功能进行分区。通过对山东省济南市的案例研究，运用该技术方法进行的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结果更加优化和合理，验证了该模型的实用性。该研究从生态适宜角度为土地利用分区的定量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方法。
Land-use functional regionalization based on niche-fitness model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6819.2011.03.053 URL Magsci 摘要
土地利用功能分区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重要内容。该研究以生态位理论为基础，从生态角度进行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定量研究。该研究提出了土地利用生态位的概念，并从土地利用需求生态位和现实生态位的耦合关系，构建土地利用生态位适宜度模型，建立土地利用生态位适宜度评价因子体系，并以土地利用生态位适宜度评价结果为表征量，借助GIS技术对土地利用功能进行分区。通过对山东省济南市的案例研究，运用该技术方法进行的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结果更加优化和合理，验证了该模型的实用性。该研究从生态适宜角度为土地利用分区的定量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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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位适宜度模型及其在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中的应用 [J].
生态适宜性评价是生态规划的核心，传统的以因素叠加力特征的适宜性评价方法已元法适应生态规划发展与应用的要求，本文尝试根据区域发展与资源坏境需求的关系，运用生态位理论，提出了生态位适宜度模型，并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木相结合，运用于桃江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之中，探讨了可持续发展生态学方法的基础。
Ecological niche suitability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land suitability assessment [J].
生态适宜性评价是生态规划的核心，传统的以因素叠加力特征的适宜性评价方法已元法适应生态规划发展与应用的要求，本文尝试根据区域发展与资源坏境需求的关系，运用生态位理论，提出了生态位适宜度模型，并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木相结合，运用于桃江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之中，探讨了可持续发展生态学方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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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生空间理念的旅游城镇化地区空间分区研究: 以马洋溪生态旅游区为例 [J].
要：旅游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方向。但现今尚存旅游开发失当、空间秩序混乱、生态环境与景观风貌受损等问题,亟需展开对这类新镇域空间的综合整治,重构科学合理的空间分区。本文从三生空间相互关系出发,确立旅游城镇空间评价指标体系,以此对马洋溪生态旅游区进行三生空间分区。结果表明：该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比例为11.5∶32.3∶56.2,其中旅游生产空间应以北部山重村为核心,呈现局部区域集聚、全域沿马洋溪河相对延展的边缘模糊状态;城镇生活区布局于南部十里村,为配套服务与居住空间;生态保育区以中部天柱山为核心,承担区域生境质量保障功能。该研究为马洋溪生态旅游区提供了科学的空间管理依据。
The study of spatial division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area based on the conception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A case study of Mayangxi ecotourism area [J].
要：旅游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方向。但现今尚存旅游开发失当、空间秩序混乱、生态环境与景观风貌受损等问题,亟需展开对这类新镇域空间的综合整治,重构科学合理的空间分区。本文从三生空间相互关系出发,确立旅游城镇空间评价指标体系,以此对马洋溪生态旅游区进行三生空间分区。结果表明：该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比例为11.5∶32.3∶56.2,其中旅游生产空间应以北部山重村为核心,呈现局部区域集聚、全域沿马洋溪河相对延展的边缘模糊状态;城镇生活区布局于南部十里村,为配套服务与居住空间;生态保育区以中部天柱山为核心,承担区域生境质量保障功能。该研究为马洋溪生态旅游区提供了科学的空间管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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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土地利用多功能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J].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区域土地利用功能的多元化和空间差异特征日益明显。以县域为评价单元,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三大维度构建土地利用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突变级数法评价广州市土地利用多功能水平,并对其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2005-2011年广州市土地利用总功能在所有区县几乎均增强,空间差异缩小,并呈现沿中心城区向外逐渐增强的态势。在总功能构成中,县级市和远郊区的农业生产和环境功能比重较大,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交通功能占比较大。②单项功能在所有区县几乎均增强,空间差异有所变小。经济和社会功能由中心城区向外逐渐减弱,环境功能由中心城区向外逐渐增强。③农业生产和资源供给功能在所有区县均减弱,空间差异有所扩大,其它子功能几乎均增强,空间差异有所缩小。农业生产、资源供给和环境净化功能县级市和远郊区高于近郊区和中心城区,生态维持功能北部区县高于南部区县,文化休闲功能空间分异规律不明显,其它子功能基本是中心城区和近郊区高于远郊区和县级市。④影响土地利用多功能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等方面。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and use function in Guangzhou [J].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区域土地利用功能的多元化和空间差异特征日益明显。以县域为评价单元,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三大维度构建土地利用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突变级数法评价广州市土地利用多功能水平,并对其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2005-2011年广州市土地利用总功能在所有区县几乎均增强,空间差异缩小,并呈现沿中心城区向外逐渐增强的态势。在总功能构成中,县级市和远郊区的农业生产和环境功能比重较大,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交通功能占比较大。②单项功能在所有区县几乎均增强,空间差异有所变小。经济和社会功能由中心城区向外逐渐减弱,环境功能由中心城区向外逐渐增强。③农业生产和资源供给功能在所有区县均减弱,空间差异有所扩大,其它子功能几乎均增强,空间差异有所缩小。农业生产、资源供给和环境净化功能县级市和远郊区高于近郊区和中心城区,生态维持功能北部区县高于南部区县,文化休闲功能空间分异规律不明显,其它子功能基本是中心城区和近郊区高于远郊区和县级市。④影响土地利用多功能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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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生空间”的城市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评价: 以宁波市为例 [J].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16.11.06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三生空间的合理布局与有序开发对城市实体空间布局、土地功能组合、国土空间秩序开发、引导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土地资源的三生功能视角出发,以宁波市为例,提出了基于三生空间的城市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评价框架;运用GIS技术,采用国土空间综合分区“千层饼”方法,以30m×30m栅格为基本单元,定量评估了宁波市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从分类到综合,多尺度揭示了宁波市国土开发的建设适宜规模与开发潜力。研究表明：①2012年宁波市生态空间面积为5872.33km<sup>2</sup>,占宁波市总面积的60.35%,主要分布在宁波南部宁象片区;生产空间面积为2442.34km<sup>2</sup>,占宁波市总面积的25.10%,集中分布在宁波市中部与北部平原;生活空间面积为1415.78km<sup>2</sup>,占宁波市总面积的14.55%,多集聚在宁波市核心六区;②宁波市不适宜城市建设空间居多,达5655.34km<sup>2</sup>,生态、生产与生活空间占比约为34∶9∶1;临界适宜城市建设空间居中,为2279.84km<sup>2</sup>,以生态空间与生产空间为主,二者占比约为2∶1;比较适宜空间为1526.71km<sup>2</sup>,以生产与生活空间为主,二者占比约为1∶2;一般适宜空间居后列,为268.56km<sup>2</sup>,生态空间、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比约为2∶1∶13;③宁波市北部余慈与南部宁象板块开发潜力较大,未来可有序拓展开发空间;中心城区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较好,但开发历史悠久,开发潜力有限,未来开发宜以盘活存量,提高效率为主要途径。
Land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suitability for city construction based on ecological-living-industrial space: Take Ningbo City as an example [J].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16.11.06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三生空间的合理布局与有序开发对城市实体空间布局、土地功能组合、国土空间秩序开发、引导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土地资源的三生功能视角出发,以宁波市为例,提出了基于三生空间的城市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评价框架;运用GIS技术,采用国土空间综合分区“千层饼”方法,以30m×30m栅格为基本单元,定量评估了宁波市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从分类到综合,多尺度揭示了宁波市国土开发的建设适宜规模与开发潜力。研究表明：①2012年宁波市生态空间面积为5872.33km<sup>2</sup>,占宁波市总面积的60.35%,主要分布在宁波南部宁象片区;生产空间面积为2442.34km<sup>2</sup>,占宁波市总面积的25.10%,集中分布在宁波市中部与北部平原;生活空间面积为1415.78km<sup>2</sup>,占宁波市总面积的14.55%,多集聚在宁波市核心六区;②宁波市不适宜城市建设空间居多,达5655.34km<sup>2</sup>,生态、生产与生活空间占比约为34∶9∶1;临界适宜城市建设空间居中,为2279.84km<sup>2</sup>,以生态空间与生产空间为主,二者占比约为2∶1;比较适宜空间为1526.71km<sup>2</sup>,以生产与生活空间为主,二者占比约为1∶2;一般适宜空间居后列,为268.56km<sup>2</sup>,生态空间、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比约为2∶1∶13;③宁波市北部余慈与南部宁象板块开发潜力较大,未来可有序拓展开发空间;中心城区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较好,但开发历史悠久,开发潜力有限,未来开发宜以盘活存量,提高效率为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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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乡村聚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与优化: 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实证 [J].
优化乡村聚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是新的发展阶段,加快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和推进乡村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论文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技术和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典型旅游村落苟各庄村为案例,研究了28 a来聚落"三生"空间的重构过程。研究发现,因旅游业导入村落正经历着加速的空间重构过程。在此过程中,传统乡村生产生活空间逐步减少,生活-生产和生态-生产复合新型功能空间逐步增加,具体表现为生产空间由村外向村内转型发展,生活空间由分散到集聚的立体扩展,生态空间由斑块分割向整体利用的全面扩展。与传统乡村聚落"空心化"空间重构过程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资源利用集约不同,旅游乡村聚落则以乡村聚落空间融合、立体扩张和适度集约为基本特征。这种空间重构过程和演进模式的基本出发点与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导向一致,代表着未来乡村城镇化进程的一种理想模式。当然,作为旅游城镇化空间演化路径,其发展必须遵循旅游城镇"外向型"发展导向,在生活空间中要重视公共空间扩展和重建,生产空间中要关注服务功能模块化提升,生态空间要重视景观生态整治和历史文脉挖掘,并以配套综合制度体系建构作为保障。研究结论将为推进中国新阶段旅游城镇化提供重要理论基础和规划建设佐证。
Restructuring and optimizing production-living-ecology space in rural settlements: A case study of Gougezhuang Village at Yesanpo tourism attraction in Hebei Province [J].
优化乡村聚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是新的发展阶段,加快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和推进乡村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论文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技术和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典型旅游村落苟各庄村为案例,研究了28 a来聚落"三生"空间的重构过程。研究发现,因旅游业导入村落正经历着加速的空间重构过程。在此过程中,传统乡村生产生活空间逐步减少,生活-生产和生态-生产复合新型功能空间逐步增加,具体表现为生产空间由村外向村内转型发展,生活空间由分散到集聚的立体扩展,生态空间由斑块分割向整体利用的全面扩展。与传统乡村聚落"空心化"空间重构过程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资源利用集约不同,旅游乡村聚落则以乡村聚落空间融合、立体扩张和适度集约为基本特征。这种空间重构过程和演进模式的基本出发点与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导向一致,代表着未来乡村城镇化进程的一种理想模式。当然,作为旅游城镇化空间演化路径,其发展必须遵循旅游城镇"外向型"发展导向,在生活空间中要重视公共空间扩展和重建,生产空间中要关注服务功能模块化提升,生态空间要重视景观生态整治和历史文脉挖掘,并以配套综合制度体系建构作为保障。研究结论将为推进中国新阶段旅游城镇化提供重要理论基础和规划建设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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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土地优化配置研究演进与展望 [J].
通过文献分析法,将我国城市土地优化配置研究发展历程划分为3个阶段:城市土地优化配置研究的萌芽阶段(1978—1993);城市土地优化配置研究框架的初步形成阶段(1994—2000);城市土地优化配置技术和方法的发展阶段(2001年以来)。研究认为我国城市土地优化配置研究受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研究逐渐从优化配置的理论过度到优化配置技术和方法,城市土地利用空间配置的综合研究欠缺,城市土地优化配置的微观研究还有待加强。今后,城市土地优化配置研究包括城市土地空间优化配置、城市土地优化配置的外部效应、城市与区域土地利用关系等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和突破。
Evolution and prospect of China's research on the urban land optimal allocation [J].
通过文献分析法,将我国城市土地优化配置研究发展历程划分为3个阶段:城市土地优化配置研究的萌芽阶段(1978—1993);城市土地优化配置研究框架的初步形成阶段(1994—2000);城市土地优化配置技术和方法的发展阶段(2001年以来)。研究认为我国城市土地优化配置研究受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研究逐渐从优化配置的理论过度到优化配置技术和方法,城市土地利用空间配置的综合研究欠缺,城市土地优化配置的微观研究还有待加强。今后,城市土地优化配置研究包括城市土地空间优化配置、城市土地优化配置的外部效应、城市与区域土地利用关系等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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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保护对土地利用分类系统未利用地的探讨 [J].
我国现行土地利用分类体系是从2001年开始施行的，是对以往各分类体系的继承与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利用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许多“未被利用”的土地资源越来越成为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当前可持续发展理念下，我国现行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对于“未利用地”及其子系统中各级地类的命名与内涵的理解极有可能会给“未被利用”土地的管理和利用带来负面影响。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在简述国内土地利用分类体系的演变过程并借鉴、吸收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及国内土地覆被/利用分类体系精华的基础上，对“未利用地”从利用的广义内涵与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两个方面进行了辨析，探讨了“未被利用”土地资源的价值问题及其可持续利用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针对“未利用地”子系统，提出了基于生态保护的新的分类子系统，希冀能对现行土地利用分类方案中“未利用地”子系统的修改完善有所裨益。
Discussing virgin land classification subsystem based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co-environment [J].
我国现行土地利用分类体系是从2001年开始施行的，是对以往各分类体系的继承与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利用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许多“未被利用”的土地资源越来越成为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当前可持续发展理念下，我国现行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对于“未利用地”及其子系统中各级地类的命名与内涵的理解极有可能会给“未被利用”土地的管理和利用带来负面影响。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在简述国内土地利用分类体系的演变过程并借鉴、吸收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及国内土地覆被/利用分类体系精华的基础上，对“未利用地”从利用的广义内涵与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两个方面进行了辨析，探讨了“未被利用”土地资源的价值问题及其可持续利用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针对“未利用地”子系统，提出了基于生态保护的新的分类子系统，希冀能对现行土地利用分类方案中“未利用地”子系统的修改完善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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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评价研究进展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5.09.00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合理布局建设空间的依据,包括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和建设用地适宜性两个方面。本文首先探讨二者的概念与内涵,然后从评价目标与视角、评价尺度与单元等多个角度梳理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案例研究现状;进而总结归纳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分析发现: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指标体系早期以工程地质条件为主,但目前涉及要素日益多元化,涵盖地质地貌、生态、经济、社会各方面;并已形成多要素叠置综合评价、空间作用及其趋势模拟、基于生态位的适宜性评价及参与式综合评价四种适宜性评价方法。今后应借鉴地理学、社会学、空间经济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理论,构建完善的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研究体系,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推动指标体系规范与统一,完善评估框架与技术方法,研发开放式评价系统;构建可与空间管制政策对接的适宜性分类体系,扩展适宜性评价的案例研究和应用范围;同时应促进宏观空间开发适宜性和微观建设适宜性的统一和整合,响应"多规融合"的实践需求。
Progress in evaluating suitability of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land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5.09.00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合理布局建设空间的依据,包括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和建设用地适宜性两个方面。本文首先探讨二者的概念与内涵,然后从评价目标与视角、评价尺度与单元等多个角度梳理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案例研究现状;进而总结归纳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分析发现: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指标体系早期以工程地质条件为主,但目前涉及要素日益多元化,涵盖地质地貌、生态、经济、社会各方面;并已形成多要素叠置综合评价、空间作用及其趋势模拟、基于生态位的适宜性评价及参与式综合评价四种适宜性评价方法。今后应借鉴地理学、社会学、空间经济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理论,构建完善的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研究体系,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推动指标体系规范与统一,完善评估框架与技术方法,研发开放式评价系统;构建可与空间管制政策对接的适宜性分类体系,扩展适宜性评价的案例研究和应用范围;同时应促进宏观空间开发适宜性和微观建设适宜性的统一和整合,响应"多规融合"的实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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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土地利用分类问题的讨论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6060.2003.01.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分析了我国于 2 0 0 2年 1月起试行的最新土地利用分类系统所存在的问题之后 ,提出了生态用地的概念 ,并提出了将我国土地利用划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这三大类用地的设想 ,同时尝试提出了另一个土地利用分类方案。
A discussion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land use in China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6060.2003.01.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分析了我国于 2 0 0 2年 1月起试行的最新土地利用分类系统所存在的问题之后 ,提出了生态用地的概念 ,并提出了将我国土地利用划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这三大类用地的设想 ,同时尝试提出了另一个土地利用分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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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生用地”分类及其空间格局 [J].
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中国人地关系紧张,争地现象多发。为兼顾粮食安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需要协调土地不同功能用地的矛盾。现行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注重土地的生产、生活功能,对生态功能考虑不够。本研究以土地的主体功能为出发点,兼顾其他功能,纳入生态用地的概念,构建了“三生用地”分类体系,统筹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空间。通过先分区再分类的方法,提取了中国“三生用地”的分布范围。结果表明,生态用地、生态生产用地、生产生态用地和生活生产用地等面积分别为603.70万km<sup>2</sup>、135.38万km<sup>2</sup>、200.19万km<sup>2</sup>和20.73万km<sup>2</sup>,各占国土面积的62.89%、14.10%、20.85%和2.16%。生态用地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生态生产用地因其生产功能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异,生产生态用地和生活生产用地则更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
An ecological-living-industrial l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China [J].
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中国人地关系紧张,争地现象多发。为兼顾粮食安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需要协调土地不同功能用地的矛盾。现行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注重土地的生产、生活功能,对生态功能考虑不够。本研究以土地的主体功能为出发点,兼顾其他功能,纳入生态用地的概念,构建了“三生用地”分类体系,统筹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空间。通过先分区再分类的方法,提取了中国“三生用地”的分布范围。结果表明,生态用地、生态生产用地、生产生态用地和生活生产用地等面积分别为603.70万km<sup>2</sup>、135.38万km<sup>2</sup>、200.19万km<sup>2</sup>和20.73万km<sup>2</sup>,各占国土面积的62.89%、14.10%、20.85%和2.16%。生态用地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生态生产用地因其生产功能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异,生产生态用地和生活生产用地则更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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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勐海县国土空间三生功能分区及管治研究[D] .Research on function zoning of production, life and ecology and spatial governance of Menghai based on major functional zon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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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空间多功能利用: 理论框架及实证研究 [J].
土地利用功能（LUFs）指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土地多功能利用指一个区域土地利用功能及其环境、经济和社会功能的状态和表现，是评价土地利用变化对其功能可持续性影响的重要理论和方法体系，相关研究对我国土地利用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界定了土地多功能利用的理论，构建了分析框架，并以我国1985年至2005年土地利用为例，实证了该框架应用的步骤：以可持续性三维度为基础，选取与土地利用密切相关的指标体系；界定多功能性，建立指标与多功能性之间多维度关联矩阵；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评估土地功能。实证研究揭示：中国土地利用总功能在1985年~2005年实现了倍增发展，确定的10项功能中，就业支持功能下降了1/3强； 生态过程维持功能被超强度利用；降低污染排放功能发生恶性退化；其他功能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健康保障与人工化土地生产功能提高幅度最为显著，均实现3倍增长。期间总功能的实现率提高了1倍，达到0.37，其中资源维持与供给功能实现率已经达到0.83，但各环境功能实现率尚处于负值状态。建议在土地利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其功能的全面提升。
Land use functions: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application for China [J].
土地利用功能（LUFs）指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土地多功能利用指一个区域土地利用功能及其环境、经济和社会功能的状态和表现，是评价土地利用变化对其功能可持续性影响的重要理论和方法体系，相关研究对我国土地利用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界定了土地多功能利用的理论，构建了分析框架，并以我国1985年至2005年土地利用为例，实证了该框架应用的步骤：以可持续性三维度为基础，选取与土地利用密切相关的指标体系；界定多功能性，建立指标与多功能性之间多维度关联矩阵；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评估土地功能。实证研究揭示：中国土地利用总功能在1985年~2005年实现了倍增发展，确定的10项功能中，就业支持功能下降了1/3强； 生态过程维持功能被超强度利用；降低污染排放功能发生恶性退化；其他功能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健康保障与人工化土地生产功能提高幅度最为显著，均实现3倍增长。期间总功能的实现率提高了1倍，达到0.37，其中资源维持与供给功能实现率已经达到0.83，但各环境功能实现率尚处于负值状态。建议在土地利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其功能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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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动态的区域分析 [J].
当前，国际学术界针对土地利用的研究正由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向土地空间多功能变化及其可持续性的方向发展，其宗旨是确定和度量土地多元化利用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和功能，及其带来的环境和社会经济效应，实现对土地利用的科学管理。基于可持续发展三维度的理念及其指标体系，界定并定量评价了我国区域土地利用的10项功能，深入研究了在经济快速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紧密相随的过去20a间，各项功能的时空变化特征。研究表明，我国土地多功能性的10项功能中，就业支持功能表现出区域增减不一的特点，生态过程维持功能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健康保障、交通功能、居住家园、生物性土地生产、人工化土地生产、资源供给与维持、污染接收器、景观与文化支持功能在各个区域得到了不断改善与提高，但各个功能变化的强势区和弱势区在时空分布上表现出了很强的区域性特点。区域自然条件禀赋、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土地利用政策在功能变化中起着关键作用。研究结果揭出中国区域土地多功能性尚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土地政策应具有系统性、功能针对性和时空针对性，并应关注土地利用功能变化的链发效应。
Regional analysis of dynamic land use functions in China [J].
当前，国际学术界针对土地利用的研究正由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向土地空间多功能变化及其可持续性的方向发展，其宗旨是确定和度量土地多元化利用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和功能，及其带来的环境和社会经济效应，实现对土地利用的科学管理。基于可持续发展三维度的理念及其指标体系，界定并定量评价了我国区域土地利用的10项功能，深入研究了在经济快速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紧密相随的过去20a间，各项功能的时空变化特征。研究表明，我国土地多功能性的10项功能中，就业支持功能表现出区域增减不一的特点，生态过程维持功能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健康保障、交通功能、居住家园、生物性土地生产、人工化土地生产、资源供给与维持、污染接收器、景观与文化支持功能在各个区域得到了不断改善与提高，但各个功能变化的强势区和弱势区在时空分布上表现出了很强的区域性特点。区域自然条件禀赋、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土地利用政策在功能变化中起着关键作用。研究结果揭出中国区域土地多功能性尚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土地政策应具有系统性、功能针对性和时空针对性，并应关注土地利用功能变化的链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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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欠发达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特征与影响因素: 以宁夏西海固地区和云南怒江州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1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目前全国性贫困格局已基本消除,但欠发达地区的连片集中分布格局仍未发生显著变化。分析了欠发达地区分布格局与资源环境要素的空间耦合关系,划分了国家级贫困县的资源环境约束类型;以宁夏西海固地区和云南怒江州为案例,解析了欠发达地区区域总体承载力较弱、资源环境负荷超载、要素间变化响应敏感、承载力提升潜力受限以及超载后修复代价巨大的基本特征;阐释了欠发达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受到超载人口流动与迁移、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资源环境要素区际交互、大规模工程建设过程以及自然灾害突发与气候变暖等新兴因素的多重影响,并探讨了优化提升其总体承载力的对策建议。</p>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of China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1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目前全国性贫困格局已基本消除,但欠发达地区的连片集中分布格局仍未发生显著变化。分析了欠发达地区分布格局与资源环境要素的空间耦合关系,划分了国家级贫困县的资源环境约束类型;以宁夏西海固地区和云南怒江州为案例,解析了欠发达地区区域总体承载力较弱、资源环境负荷超载、要素间变化响应敏感、承载力提升潜力受限以及超载后修复代价巨大的基本特征;阐释了欠发达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受到超载人口流动与迁移、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资源环境要素区际交互、大规模工程建设过程以及自然灾害突发与气候变暖等新兴因素的多重影响,并探讨了优化提升其总体承载力的对策建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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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限制开发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优化: 以湖北省五峰县为例 [J].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04.004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结合空间利用的效率观、质量观和融合观等相关理论,在科学界定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涵义的基础上,根据五峰县的具体情况,基于NPP的生态空间评估模型构建了“三生”空间区划的指标体系,运用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和数理统计等现代技术方法,定量划定“三生”的空间范围.通过实地调研,结合各乡镇的发展规划体系,以村为单位对定量区划方案进行修正,最终形成了五峰县“三生”空间的划分方案.由于空间的稀缺性和五峰县“三生”空间发展面临的系列难题,加之国家对限制开发区“三生”空间优化的明确导向,拟构建合理的“三生”空间法律保障体系,健全生态考核机制;明确生态补偿规则,搭建生态补偿政策平台;同时以耕地红线、城乡规划线、生态红线为约束,旨在建设五峰县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从而实现其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最优发展.
Spatial optimization from three spaces of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y in national restricted zones: A case study of Wufeng County in Hubei Province [J].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04.004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结合空间利用的效率观、质量观和融合观等相关理论,在科学界定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涵义的基础上,根据五峰县的具体情况,基于NPP的生态空间评估模型构建了“三生”空间区划的指标体系,运用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和数理统计等现代技术方法,定量划定“三生”的空间范围.通过实地调研,结合各乡镇的发展规划体系,以村为单位对定量区划方案进行修正,最终形成了五峰县“三生”空间的划分方案.由于空间的稀缺性和五峰县“三生”空间发展面临的系列难题,加之国家对限制开发区“三生”空间优化的明确导向,拟构建合理的“三生”空间法律保障体系,健全生态考核机制;明确生态补偿规则,搭建生态补偿政策平台;同时以耕地红线、城乡规划线、生态红线为约束,旨在建设五峰县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从而实现其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最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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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 [J].https://doi.org/10.1038/387253a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services of ecological systens and the natural capilal stocks that produce them are critical to the functiouing of the Erarth's life-support system.They contribule to human welfare.both direetly and indireetly,and therefore represent part of the totaleeononic value of the planet.We have estimated the eurrent biosphere.the value(most of which is ontside the market)is estimated to be in the range of USS16-54trillion(1012)per year,with an average of USS33 trillion per year.Because of the nature of the uncertainties,this must be considered a mininum estimate.Global gross national produet total is around USS18 trillion pe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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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nalysis and valuation as a tool to assess land use conflicts in planning for sustainable,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s [J].https://doi.org/10.1016/j.landurbplan.2005.02.016 URL 摘要
The framework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facilitates the structured assessment of the (total) value of the goods and services provided by a specific area (landscape) and to analyze the costs and benefits involved in trade-offs between various land use options. The last section of this paper gives some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application-possibilities of function-analysis and valuation to achieve more sustainable landscape use and maintenance of our “natur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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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ypology for the classification, description and valuation of ecosystem functions, goods and services [J].https://doi.org/10.1016/S0921-8009(02)00089-7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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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consequences of land use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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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 science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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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ng agroecology and landscape multifunctionality in Vermont: An evolving framework to evaluate the design of agroecosystems [J].https://doi.org/10.1016/j.agsy.2010.03.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groecosystems cover vast areas of land worldwide and are known to have a larg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yet these highly modified landscapes are rarely considered as candidates for landscape design. While intentionally-designed agricultural landscapes could serve many different functions, few resources exist for evaluating the design of these complex landscapes, particularly at the scale of the whole-farm.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introduce an evolving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the design of agroecosystems based on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landscape multifunctionality and agroecology. We consider how agroecosystems might be designed to incorporate additional functions while adhering to agroecology principles for managing the landscape. The framework includes an assessment tool for evaluating farm design based on the extent of fine-scale land use features and their specific functions, to consider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farm, to plan for future conditions, or to compare alternative futures for the design of the farm. We apply this framework to two farms in Vermont that are recognized locally as successful,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s. The Intervale Center, an agricultural landscape located within the city limits, serves as an incubator for new farm startups and provides unique cultural functions that benefit the local community. Butterworks Farm, a private operation producing organic yogurt and other food products, achieves important ecological functions through an integrated crop-livestock system. These farms and many others in Vermont serve as models of a framework that integrates landscape multifunctionality and agroecology in the design of the landscape. In the discussion section, we draw from the literature and our work to propose a set of important themes that might be considered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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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multiple ecosystem service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ommodity production, and tradeoffs at landscape scales [J].https://doi.org/10.1890/08002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Nature provides a wide range of benefits to people. There is increasing consensu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incorporating these “ecosystem services” into resource management decisions, but quantifying the levels and values of these services has proven difficult. We use a spatially explicit modeling tool, Integrated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radeoffs (InVEST), to predict changes in ecosystem service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commodity production levels. We apply InVEST to stakeholder-defined scenarios of land-use/land-cover change in the Willamette Basin, Oregon. We found that scenarios that received high scores for a variety of ecosystem services also had high scores for biodiversity, suggesting there is little tradeoff betwee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ecosystem services. Scenarios involving more development had higher commodity production values, but lower level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ecosystem services. However, including payments for carbon sequestration alleviates th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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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mentals of ecology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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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use functions: A multifunctionality approach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land use changes on land use sustainability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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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nd tools for integrated assessment of land use policie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https://doi.org/10.1016/j.landusepol.2010.11.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We argue that an integrated assessment is required, considering multiple drivers and indicators that determine the objectives and constraints of the stakeholders involved. Therefore, the sustainability impact assessment (SIA)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Land Use Functions (LUFs), and impacts on these LUFs are discussed with stakeholders based on a multi-criteria analysis. LUFs comprise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ndicators relevant for stakeholders at multiple scales. Instead of focusing only on the indicators that determine the problem (e.g., nutrient leaching in the Chinese case study), we take a broader perspective (considering also social,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objectives and constraints), such that feasible policy options can be recommended. Stakeholders have a large role in discussing the selection of indicators and policies (pre-modelling), evaluating the impacts on indicators (modelling), and the weighing of indicators and LUFs (post-modelling). For the assessment of impacts on indicators (modell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are combined. We present and discuss an impact assessment of policy options in Taihu Basin,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owards 2015. The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as presented here proved to be useful to guide a sustainability impact assessment in China and six other case study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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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land cover change to land function dynamics: A major challenge to improve land characterization [J].https://doi.org/10.1016/j.jenvman.2008.08.005 URL PMID: 1880924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Land cover change has always had a central role in land change science. This central role is largely the result of the possibilities to map and characterize land cover based on observations and remote sensing. This paper argues tha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land use and land functions and linkages between these. Consideration of land functions that provide a wide range of goods and services makes more integrated assessments of land change possible. The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multifunctional land use is another incentive to develop methods to assess changes in land functions. A number of methods to quantify and map the spatial extent of land use and land functions are discussed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modeling are identified based on recent model approaches in land change science. The mixed use of land cover, land use and land function in maps and models leads to inconsistencies in land change assessments. Explicit attention to the non-linear relations between land cover, land use and land function is essential to consistently address land change. New methods to map and quantify land function dynamics will enhance our ability to understand and model land system change and adequately inform policies and planni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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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ors for multifunctional land use: Linking socio-economic requirements with landscape potentials [J].https://doi.org/10.1016/j.ecolind.2005.08.01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Indicators to assess sustainable land development often focus on either economic or ecologic aspects of landscape use. The concept of multifunctional land use helps merging those two focuses by emphasising on the rule that economic action is per se accompanied by ecological utility: commodity outputs (CO, e.g., yields) are paid for on the market, but non-commodity outputs (NCO, e.g., landscape aesthetics) so far are public goods with no markets.</p><p id="">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chemes often provided both outputs by joint production, but with technical progress under prevailing economic pressure, joint production increasingly vanishes by decoupling of commodity from non-commodity production.</p><p id="">Simultaneously, by public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of these shortcomings, there appears a societal need or even demand for some non-commodity outputs of land use, which induces a market potential, and thus, shift towards the status of a commodity outputs.</p><p id="">An approach is presented to merge both types of output by defining an indicator of social utility (SUMLU): production schemes are considered with respect to social utility of both commodity and non-commodity outputs. Social utility in this sense includes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services as long as society expresses a demand for them. For each combination of parameters at specific frame conditions (e.g., soil and climate properties of a landscape) a production possibility curve can reflect trade-offs between commodity and non-commodity outputs. On each production possibility curve a welfare optimum can be identified expressing the highest achievable value of social utility as a trade-off between CO and NCO production.</p><p id="">When applying more parameters, a cluster of welfare optimums is generated. Those clusters can be used for assessing production schemes with respect to sustainable land development.</p><p id="">Examples of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unctions are given on easy applicable parameters (nitrogen leaching versus gross margin) and on more complex ones (biotic integrity).</p><p id="">Social utility, thus allows to evaluate sustainability of land development in a cross-sectoral approach with respect to multifunctionalit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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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ing the multi-functionalities of land use in China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764x.2010.04.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Human activities drive spatio-temporal changes in land use that in turn lead to changes in land use functions. Land use in China is highly dynamic and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Chinese decision makers face significant difficulties anticipating the complex interlinkages that determine land use and the future impacts of development policies on sustainability. This paper aims to develop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the multifunctionalities of China’s land use and to simulate land use changes between 2010 and 2025 as a response to a new land conversion policy. Functional changes of land use are also examined. The SENSOR approach of scenario analysis and land use functions is adopted for the study. It is found that land conversion policy affects significantly land use patterns in China that is featured as decreases in arable land, grassland, and built-up areas, and increment in forest land area. Of all land use functions defined, economic and social function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le environmental purification and supporting functions decreased dramatically. Regulation function nonetheless increased. The integrated conceptual framework will help various levels of governments to develop land utilization policies that can contribute directly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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