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ssi P. LAINE
University of Eastern Finland, Joensuu 80140, Finland
Jussi P. LAINE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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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Jussi P. LAINE,男,副教授,主要从事边界研究,E-mail: jussi.laine@uef.fi。
①本文系作者以英文写成,中山大学吴寅姗硕士生、张丽屏研究助理译为中文,华南师范大学陈虹讲师、中山大学刘云刚教授审校。文章英文原稿未曾发表,作者授权本刊以中文版本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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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社会的变化,相关研究的范式往往也会发生改变。本文对边界研究中概念的变化作出了解释。在边界仍然具有重要作用的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些概念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政治和社会背景下体现出来的时空变化性和不确定性。本文强调了边界不仅是国家主权的分界线,还具有从地缘政治,到边界和跨边界的社会实践和文化生产的多层次复杂性。本文力求对边界研究中的相关争论作出建设性贡献,以促进对边界的过程化、去领域、分散性的本质,及其在全球化和跨国流动时期保证政权的作用的充分理解,展现边界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仍具有自身内涵的学术地位。本文以边界景观的概念为核心组织元素,提倡在边界研究中采取相关的研究方法,从互补的视角考虑政治愿景与日常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社会表现和艺术想象之间的相互作用。
关键词：
Abstract
Recognising the clos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 change and paradigm shift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an interpretation of conceptual change in the study of borders. While borders continue to have considerable relevance today, we need to revisit them in light of their constantly changing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grasping their shifting and undetermined nature in space and time. The paper underlines the multilevel complexity of borders - from the geopolitical to the level of social practice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at and across the border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thus, not only along the dividing lines of nation-state sovereignties. It seeks to make a constructive contribution to debate within border studies by encouraging a produc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ual, de-territorialised, and dispersed nature of borders and their ensuring regimes in the era of globalisation and transnational flows, as well as showcasing border research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with its own academic standing. Adopting the borders capes concept as a central organising element, this article advocates for a relational approach to borders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complementary perspectives that consid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visions and everyday sociocultural practices, as well as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nd artistic imaginaries.
Keywords：
在全球化和国际合作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边界的重要性却是一直处于波动变化中。20世纪90年代,人们曾经相信一个“无国界的世界”已经到来,但是很快这种热情就被更加现实主义和重视国土安全的观念所取代,凸显了世界体系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然而,我们不是简单地从“去边界化”转向“再边界化”,而是充分意识到存在多种截然相反的趋势、以及不同的边界过程和实践。不同方向的边界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时发生的,因为各个国家在促进货物、人和资本的跨境流动和日益融入、依赖于全球经济竞争的同时,仍希望保持国家安全和对国家边界的控制。
虽然政治边界表现出了持久的作用,但是它们如今的角色已经变得越来越富有争议,显示出一系列与后殖民主义冲突、民族主义,以及建立或加强政治社区和领土认同的斗争相关的矛盾。正如Raffestin(1992)所言,政治边界本身不仅具有政治性,也应被理解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生物—民族—社会”常量,因为没有边界的分隔,我们就不可能规范民族、国家领土同外部世界的交流,并保护领土免于混乱和人力、物质资源的浪费。在政治层面上,穿越国界、跨越边境、边界谈判和网络联系的日常实践形式,也带来了更深层的社会和文化过程(Laine, 2016)。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发展变化的过程,本文认为边界应该被理解为复杂的、多维度的、多尺度且动态的实体,具有不同的象征和不同的物质形式、功能和区位。
边界研究的一个重点是理解边界的复杂结构,即抓住边界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相应地,边界研究的兴趣已逐渐从早期对领土界线和政治体制分野的关注,转向把边界视为发散的社会文化实践,对边界过程获得了更多的理解。因此,显然我们不仅需要研究边界是什么,还需要研究它们作为政治和社会资源,是如何被感知、被理解、被体验和被利用的。
边界研究也已经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一门子学科,发展成为一个结合了政治学、地理学、地缘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文化、文学和传媒学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方法,又具有自身特点的跨学科领域。本文认为要想从边界的多样性中把握其复杂性,当代边界研究的讨论需要使用综合性和有效性更强的概念。本文讨论了边界和边界景观的概念,其作为解释性工具,拓宽了国家边界划分的传统视角。这些视角共同成为衔接社会和政治变革进程、概念变化和地方经验之间的有力纽带。如果要理解当前时代的复杂性并解释其广泛的社会政治变革,我们需要将边界看作既是挑战也是资源,从权力行使、冲突管理、身份建构、跨境合作、网络联系、跨国主义的日常形式和边境协商等方面,重新作一个细致的、批判式的审视。
日益加速和不断变化的全球化已经削弱了之前固化的边界概念,但是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无边界。一方面是边界的复杂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人们一直以来以简单化和刻板的方式理解边界,两者之间有明显且不断加深的矛盾(Vaughan-Williams, 2012)。边界的政治性一直存在(Walker, 2010),但如今边界通常被理解为多层面的社会体制,而不仅仅是作为主权的正式政治标记。边界的本质正在发生改变,同时改变的还有它们的战略、经济和文化的内涵。边界在作为领土分界线的传统定义之外,如今还具有了不同内涵,即被当作是可变、可控的连续性“流空间”。
虽然全球化确实导致了边界机制的破碎、跨境社会关系的压缩、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和跨境活动,以及流动强度的增加,但是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看,身份和社会的标量模型仍然主要是基于国家尺度的(Edensor, 2002)。事实上,不能过分强调当今全球化的作用,也不能低估当代国家边界的独特性,否则会导致对世界的复杂多样性认识不足(O'Dowd, 2010)。
各国的边界被不断地重建,并被有效的用作社会政治组织的标记。虽然全球化的依赖性和过程已经把情况变得复杂,但是边界研究的中心问题仍然是边界持续建构,这些重构是建立在社会政治组织的形式和国家创建的过程基础上的。正如Paasi(2012)所坚持的,对于边界的理解仍然是要了解国家是如何运作以及边界是如何被用来改变和加固领土、安全、身份、情感和记忆、以及国家社会化的各种形式。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把国家看作历史的偶然,而不是历史的必然(Kolossov, 2012)。
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由它们各自的边界所界定。地理边界继续发挥它们作为国家权力实体表征的功能,是公民和非公民的国家象征和心理表征。虽然民族国家无疑承受了来自全球化的压力,但以国家为主导的排外的、关注国家之间关系的方法只能为已经证实存在的政治边界服务。因此,有必要增加更多的区域化和本地化的阐述。一些边界的被消除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再对居住在其周边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产生影响(Newman, 2011)。在寻求确定处于国家边界上和边界内人们的活动和行为时,边界本身不再仅仅被视为某个空间的领土界线,而已成为社会中构建或生产的社会约束和排斥过程中的象征。
显而易见,民族国家的概念并没有消失,但它不是用于解释人类互动的唯一空间概念。因此研究者从国家机器的固定设定中下意识地“去边界化”,把它当作一个理所当然的实体来解决问题(Parker et al, 2009)。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边界,但它削弱了边界的一些本质功能。我们正在见证边界地理想象从刚性的、固定的、不变的边界到更多元的巨大变化。边界的再概念化是将移动性、动态性和流动性引入研究,而不再将其看成静态实体(Parker et al, 2009)。这种沿着全球网络的流动性几乎不遵循固定边界,尤其是网络在特定的方向上需要更大(或更小)的移动强度时。因此,民族国家的领土世界特有的经典二分法已经被嵌入新空间的边界的理解所取代了。
边界在不断变化,但不是从一种形式变成另一种单一形式,而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边界应被理解为复杂、多维、动态的,具有不同象征意义和物质形态,以及功能和位置的实体。边界原本仅仅是指民族国家的界线,如今它们的含义在整个社会中变得更加宽泛(Balibar, 2002; Balibar et al, 2003);从不同角度观察时,它们看起来是不同的(Sidaway, 2011);有的边界相对更加脆弱(Salter, 2012)。因此,批判式边界研究学者们质疑传统的作为“土地分界线”的边界定义(Parker et al, 2009),而呼吁更多的“替代性边界想象”(Andersen et al, 2015)研究。对不同的人来说,边界具有着不同的含义。边界与其说是实体性的,不如说是结构性的存在,因此在不同情况下可以产生不同效果;边界能够起到包围、关联、促进和分隔的作用,也可能产生促进或者阻碍移动的效果(Piliavsky, 2013)。
同时,边界本身是空间的社会和政治谈判的产物;它们框定了社会和政治活动,被不同的行动者在不同的制度性和随意性实践中不断重构和解构。边界不仅与国家相关,还有许多除了国家边界之外的其他边界。边界不是天定的,而是被制造、被重造和被消解的。因此,它们既是产品,也是被不断地实践、执行、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于是我们可以不再将边界看作一种客观、实在的存在方式,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研究对象、分析框架可从国家转变到边界本身的研究(Rumford, 2012)。
边界不仅仅是副产品,而是像(Mezzadra et al, 2013)和Neilson(2013)主张的那样,边界拥有自己的生产力,从而在构建世界中发挥战略作用。因此,Rumford(2012)提出,边界学者不应该采纳早期Scott(1998)提出的“国家的视角”,而应放弃排外的民族国家框架,转为用“边界的视角”,即将国家和边界分开来对参与“边界作用”的行动者和场所进行概念化。Rumford(2012)呼吁从多个视角研究边界,并提供了一个非国家中心的研究方法,该方法重视边界和边界建构的多样性、关注边界建构的行动者。他强调单一的国家视角不能正确地理解边界,在不同的视角下可以对边界过程作出不同解读。
虽然强调边界和边界建构过程的多样性确实是在传统边界观点上的重大进展,但是,对边界越来越扩大化的理解,实际上模糊了边界是什么的问题(Johnson et al, 2011)。Salter(2012)认为这个概念的泛化甚至导致边界失去了区分内部、外界的本质功能。如果边界确实无处不在,如Balibar等(2003)和他的追随者们所主张的那样,那么所有事物都能够称为边界吗?在最近重新认识边界的研究中,尤其在欧洲,许多研究确实已经陷入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对空间内、外的实践和场所的讨论(Andersen et al, 2015)。在进行边界研究时,我们一直扩大研究对象,因此实际上没有对边界的构成因素加以限制,成了如Galli(2010)所说,每个空间都可以是边界的空间。
虽然经常被引用的威斯特伐利亚的边界概念已经把政治边界视为固定的、理所当然的界线,但是边界的概念在现代的政治斗争中不断演变。在这一进程中,边界概念已经成为政治话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并通过引入革命性的重塑社会领域和政治景观的主张来挑战现有的权力合法化观念(Ball et al, 1989; Kalmo et al, 2010)。这种政治化,不应当简单地理解为正在出现的处于支配地位的种族—民族的自治主张,而应看作是政治创新的一部分和社会、政治领域的重构,以及人民主权和人民代表权的民主原则的内部矛盾(Rosanvallon, 2006)。显然,边界的政治化、重塑和彻底变革的潜力的内涵依然充满活力,作为一个概念,它在指导历史运动的松散斗争中仍然是一个有效的工具。
因此,本文认为边界的概念变化应与过去几十年发生的基本的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变革的联系起来。边界被看成与主导的地缘政治愿景、社会科学中更广泛的范式和松散性转变相关的概念。传统的定义和理解受到挑战主要是因为创造边界和边界存在的背景已经改变。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了解边界是如何被消除的,我们应先了解边界是如何形成的(Scott, 2012; Laine, 2015)。正如O'Dowd(2010)指出的,我们必须这样做的原因是,许多当代边界研究未能考虑历史背景,因而导致了对现在情况的误读。过分强调全球化当代形式的新颖性以及未能意识到“过去存在于现在”,削弱了我们对一直生活在多样化的世界的认识。
尽管边界长期以来是政治地理学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但对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Ratzel和Maull提出的著名的地理决定论,描绘了由物质和文化环境所决定的边界,即与物质环境相符合的边界是“好的”边界,反结构的边界是“坏的”边界。相反的,Bloch,Febvre,Vidal de la Blache和Reclus等人强调历史地理学和人类学,认为边界是由社会任意创造的。更科学的观点是如Christaller,Lösch和Hägerstrand那样,将边界看作社会关系的物理和几何要素。
新康德功能主义者,如Hartshorne,Kristof和Jones,把边界看成是体现国家统一的必要特征和本质因素的历史演变和事件的功能,而马克思主义/批判主义将边界描绘为资本主义积累和与之相应的国家性和领土控制形式的系统要素。最近,Paasi,Balibar和van Houtum等学者认为,边界是社会文化的冲突、社会政治和文化权力的行使,以及非理性的合理性、恐惧、排斥或偏执的表现等形成的复杂的社会建构。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开启了另一套边界研究的新视角,这些研究视角是不可能从早期传统的地缘政治和功能方法中发展出来的。
除了这些暂时的转变,我们必须理解边界可以同时具有各种功能,当不同的人以不同的目的看待边界时,边界的内涵也会不同。虽然边界的政治性仍然存在,为了更好地解释正在发生的广泛的社会政治变革,我们需要从多方面了解边界的政治、社会和象征意义。对于边界是人类生活的固有因素和边界代表了差异构成的一个基本社会需要的认知,促使人们从只关注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边界,转向研究在不同社会空间和地理尺度上的边界,包括从地方和城市到全球、区域和超国家尺度的边界(Kolossov et al, 2013)。然而,边界研究越来越多的跨学科性导致学术讨论从主要关注正式的地理的、物理的和有形的边界,转向关注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宗教的边界,这些边界在许多时候都是隐形的,却对人类社会的边界的定界、秩序的建立和划分的方式产生重要影响;这种看待边界的方式使传统的划分国内和国际、区分特定社会空间领域的“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分界线越来越模糊。
另一个与传统的视边界为政治、社会、经济活动过程的实体结果的概念大不相同的就是所谓的边界建构(Bordering),即形成边界的方法。它试图在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内引入多样化的空间和不同类型的边界,强调设立和解除边界的能力不再是国家行为者的专有特权(Rumford, 2006, 2012)。边界建构可以被定义为通过意识形态、文化调解、对话、政治制度、态度和跨国主义的日常形式建立边界的日常行为(Scott, 2009)。边界建构是一个多层次的过程,例如,在高级政治层面的边界建构就发生在实体边界、签证制度、以及关于国家身份和移民的媒体辩论中。另一个重要且密切相关的边界建构元素就是嵌入到日常的跨边界行为和家庭、性别、性倾向以及文化和个人对边界的理解等议题。各种形式的边界建构产生了社会秩序,其前提是在不同的社会类别之间形成明确的双边边界线,使行动者之间相互关联。
然而,边界还是不可避免地与权力有关,边界建构也仍然可能发生在国家级别。地缘政治较弱和较强的国家往往把边界看作从各方面区分二者的界线。法律地位、职能、政权和对边界的各种过程(定界、划界、管理、控制)都是一个社会中权力关系的产物。各种权力关系根据种族、文化、政治、社会群体或阶级的归属程度,用边界对人们进行有效的分类。因此,确定这些边界建构标准的权力成为社会秩序的一个主要构成因素。由于主要是由权力精英决定什么时候、为了谁的利益来设立和解除边界,边界也不可避免地继续与歧视、社会不公平和不平等有关。边界并不会对所有人都平等一致,而不平等的程度,取决于一个人的出身、国籍、物质条件和社会专业地位：“出生地法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在世界各地的流动性。
正如之前指出的那样,我们所了解的建立国家和维护政权的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形成了当代边界研究中倾向于民族国家的偏见。虽然发生在著名的“威斯特伐利亚革命”之前的情况作为研究对象被低估了,但重要的是要记得边界研究起源于历史主义和文化决定论的传统。虽然不能否认现代的“民族国家”依旧是有效的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是人们政治、文化和社会身份的来源,但在过去,边界和身份很少被界定为对领土的忠诚,而是被界定为对统治者和宗教的忠诚。如果不是“上帝的意志”,民族国家及其边界的出现可以被理解为历史必然性的表现(Scott, 2015)。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可以被看成是欧洲国家欲用严格的边界划定和划分世界各国主权空间的一种尝试。这种划分世界的方式和领土陷阱(Agnew, 1994)和最近出现的领土诱惑(Murphy, 2013)等著名概念一样引起了具有争议性的影响。然而,由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很多界线都不是固化的,现实世界看起来并不是清晰可分的。相反,在现实世界里,不同区域通常由一系列逐渐更替的属性和特征构成的过渡空间与其他区域分离出去或连接起来(Kolossov et al, 2013)。政治边界很少与种族、语言和文化边界相一致。把边界的领土、国籍、国家和身份之间的多重性和分歧表现成制图投影里一个涂了特别颜色的盒子,只会再次重申社会历程应该在其边界内展开的错误观点。
因为很多人不能够识别这些僵化、固定的分界线,或者没有把自己与它们联系在一起,Houtum(2005)认为,用线划分集装箱盒子似的世界政治地图只代表了政治精英的意见。不仅仅是反映现实,这些地图在影响人们的现实世界和强化人们对世界地理的国家主义的理解方面更为成功。一个去领域化和再边界化的最明显例子就是不被承认的国家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相关行为者,因此国家主权危机也导致了世界各地长期存在不受控制的领土(Kolossov et al, 2013)。
边界对领土特征和世界地缘政治愿景具有重要的心理学意义。至少部分持续的边界诱惑可以从限制、关闭和划分空间所得到的舒适心理和控制感来进行解释。这是人类领土权的一个典型例子,也是人类对特定地理区域加强控制的一种尝试(Sack, 1983)。因此,对空间的作用、感知和使用会随着社会实践而改变(Harvey, 1989)。关键的是,这种社会实践中还包括加强或修改某些社会表征、塑造人类领土权的政治话语。每个社会和区域性团体都有自己的对领土及边界想象。有时它们是相匹配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完全不同。世界地缘政治愿景是一个关于世界或某一个地区与政治行为者的表现、政治空间的要素、国家安全以及不同外交政策的优缺点相结合的标准心理政治地图(Dijkink, 1996, 1998)。它包括一个国家和/或一个民族群体的领土及边界的表现,是建立在处于一个国家边界不同侧面的人口对于文化差异的认知上(Paasi, 1996)。
尽管全球化时代各国的日益开放使得货物和人口的流动增加,边界依然与控制、管理和安全相关。过去由全球化和新的后冷战世界秩序的乐观想法支持的全球去边界的常见讨论已经被日益复杂和不稳定世界体系的现实所取代。日益增加的全球不平等、重新国有化、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国土安全和越来越严格的签证制度和边境管制、实用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行为和政策、独断的强权政治、领土争端及相关危机、难民数量的激增和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只是几个例子,表明了尽管事实上很多过程显然已经超出了边界的范畴,国家边界的诱惑并没有消退,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由边界组成的世界里(Laine, 2016)。然而,要更好的理解去边界和再边界这两个过程,应把它们看成是同时发生的、平行的过程,而不是仅仅关注其中的一个。跨越边界和控制边界不断地相互竞争领导权：考虑经济的因素,开放和更灵活的边界则至关重要,然而更紧密和更封闭的边界则是重要的安全措施(Kolossov et al, 2013)。
虽然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这种微妙的平衡逐渐倾向于国土安全一侧,但这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关闭封闭国家的空间和领土的企图,而应被看成是对跨国流动的过滤和分类。这也将防范重点从国家安全转移到为了防范“跨越边界”所带来的真实存在的或是感知到的威胁或其他不受欢迎的影响而形成的更加个人和有形的安全性上来,以防止来自“跨越边界”的威胁或其他有形无形的不良影响。在这里,偏向于本体论的安全概念被应用在这里,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在当代动荡和不可预测的环境中从个人风险角度,如个人的重要的社会和心理需求方面更好地理解安全的概念,即个人的、重要的社会和心理需求。边界建构逻辑的相关范式从确保领土安全向确保流动的转移,从确保领土安全到确保资源流动,有效地说明了全球化的力量如何使边界、主权和安全的传统静态概念变得更加复杂。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一个根本联系是主权的概念。在传统的理解中,边界使权力成为主权的标志,成为让国家能够使用和管理其人口、经济、自然和其他资源的机制,并能宣布领土管辖权的专属权利(Murphy, 2010)。边界研究长期以来一直专注于领土的固定,即领土和空间是政治过程的自然结果,而边界必然是和国家同在的。根据这种观点,边界作为沿着国家边境的几何线出现,在这些线的内部看起来形成了明确的、排他性的政治领土集团,让我们可以将地球表面划分为更易于管理的形状和疆域。这种视角在绝对意义上将空间视为一个刚性物体,它可以被分解成可量化的碎块而被合理解释。然而,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情况是更加多面且复杂的。
笛卡尔的观点越来越受到大量学者(Popescu, 2014; Szary, 2014; Amilhat-Szary et al, 2015)的挑战,他们设想了一个在性质上不同于由领土邻近性和距离衰减所定义的空间概念,即根据网络、流动、中心枢纽和连接节点而运行的世界。因此我们也见证了一个正在变化的地理想象,它采取了一个更多元的视角,承认空间的相关的本质。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政治边界的持续存在,但是这个方法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强调了边界远远不只是政治国家主导的产物,而是复杂和动态的多尺度实体,具有由多重边界过程和实践所维持的不同象征和实质形式。边界在本质上是领土性的,但是日益被看作是多层次的(Rumford, 2012)和复杂的组合(Amilhat et al, 2015),边界性(Borderity)(Amilhat et al, 2015)和边界景观(Brambillaet al, 2015)的概念最近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种观点。
如果要更好地理解边界的复杂建构,我们就必须采取一种从地缘政治到位于边界和跨越不同边界时的社会实践表现出的多层次复杂性的方法。边界不仅仅是政治的,也是社会和文化的固有产物(Kramsch et al, 2007; Scott et al, 2009)。边界建构(边界的创造)的观点在这里非常有用,因为它不仅超越了学科界限,而且还强调了边界不仅是半永久的正式制度,也是不会结束的过程。因此,边界可以被定义为通过意识形态、文化调解、话语、政治制度、态度和跨国主义的日常构建(van Houtum et al, 2002; van Houtum, 2003)。在这种情况下,边界可以被解读为身份的政治(即归属感,我们对他们,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差异的区域化(定义谁是邻居、合作伙伴、朋友或对手),或“利益”的政治,其中经济利益、政治稳定和安全问题起到了最突出的作用(Scott, 2009)。
边界建构在本质上是一个多层次的过程,例如,在高度政治化的层面它体现在实体边界和签证制度,以及在关于民族身份、合法和非法移民以及语言权利的媒体辩论中(van Houtum et al, 2002; Newman, 2006; Linde-Laursen, 2010; Scott, 2012)。这一视角是基于概念的转变,包含了从边界的广泛功能向更多认知和象征性的视角转变,强调了边界研究中领土和关系视角之间的相互联系。边界建构的方法可以用在很多不同方面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边界的多样性。创造或确认文化差异类别的地缘政治话语相较于的身份政治通俗形式或“他者”的媒体表述并不特殊(Scott, 2012),但更日常的地理想象和流行的地缘政治对边界的大多数情况起着关键的作用。
从某种(政治和社会框架)意义来说,边界建构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揭示群体之间的共性/差异是如何在文化、种族、地理和历史中被塑造和参考的,可以揭示战略、威胁/共同忧虑和合作是如何通过边界概念构建出来的。更具体地说,边界建构可以通过物质的、大量的跨边界互动和弱化冲突、经济合作议程和政治议程等国事途径来表现。感性的边界建构是指基于群体/个体/地点的边界和各群体的解释,或者是针对身份、社区、归属、日常需要和策略,以及日常经验的特定地方化边界概念的理解。边界建构的代表性例子(文化、媒体产生的形象)可以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找到,这些作品涉及到对边界排他性的抵抗和挑战,边界象征意义的转变,和/或与边界相关的身份和异化的表达(Scott, 2012)。
另一个帮助我们更好地捕捉边界概念的多样性和不断变化的当代全球化图景的概念是“边界景观”②（ ②边界景观的概念提出是从Appadurai(1990)和Rajaram和Grundy-Warr(2007)的著作里得到的启发。）。边界景观的概念不属于具体的经验范畴,而是理解为在特定地理和社会背景下,在边境地区和被某个特定边界影响、代表、磋商或替换的地区的边界建构的过程。边界景观是连接不同社区的边界建构过程的地方化构建要素,特别反映了边界概念和身份认知是如何受到历史、社会文化、地理和政治叙事的相互作用以及为边界地区的生活经验所限制的。边界景观也体现了地方的政治边界,它塑造了社会舞台、政治景观和策略,即挑战自上而下的地缘政治控制的和解、适应、争执的策略。
边界景观概念提供了一个基于不同层次的多位置方法的批判式边界研究的政治见解、可以对当代政治空间产生更广泛理解的分析视角(Brambilla, 2015; Brambilla et al, 2015)。对边界景观的研究要回归到由谁决定边界应设立在哪里和边界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Schimanski, 2015)。它涉及对空间边界的高度包容性理解,关注包括不同行为者如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和不同级别的国家和地方机构关于边界的谈判在内的社会空间的多样性。如上文所讨论的,作为多维度的实体,边界是由不同的象征、物质形式、功能、社会政治和文化实践所构成的。边界景观的视角可以让我们在空间和时间上掌握边界正在移动而不是消失(Balibar et al, 2003)的动态特征(Brambilla, 2015)。因此,边界景观概念的主要优点之一是强调了研究边界的必要性,边界不是完全与民族国家的领土限制相关的想当然的实体,而是可移动的、相关的和有争议的场所,当我们探索另一种“超越边界线”的边境想象时需要这一概念(Brambilla, 2015)。
正如Schimanski(2015)所说,边界景观概念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思考方法,边界和边界建构过程不仅发生在边界线之上,也在边界线之外,超越作为场所的边界,超越边界地表的景观,超越与边界线相毗连的边境地区。因此,这是一个灵活的概念,一方面交织了流动和连接,但另一方面,它是一个不一定受任何明确的空间边界限制的包容性概念。Rajaram et al(2007)用这个概念来揭示“边界的复杂性和活力”。他们认为,由于边界景观不包含在特定空间内,以及划界的物质实践比任何具体的领土主权边界线更加广泛,因此这一概念在本质上与国家的划分相抵触。
边界景观概念揭示了边界和维持边界的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通过质问每一个边界政权引起的反映边界建构所特有的去领域化政治的不可见性/可见性、空间和权力的相互作用,探讨了边界的权力、领土、政治制度、国籍、身份、他者以及边界的“规范维度”(Brambilla et al, 2015)。它还涉及不同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法律和历史场所,在这里,谈判行为者、话语和实践明确揭示了边界是具有不同的象征和物质形式和功能的多维度实体(Brambilla et al, 2015)。它建立在互补的、考虑到政治愿景和日常社会文化习俗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与社会表征和艺术想象之间的相互作用边界相关方法之上。事实上,边界景观使我们能够采取互补的观点来看待当代的边界,将边界建构过程与想象的对话本质,以及机构体制、正式的政治机构、与位于边界景观内的社会非正式组织之间的张力纳入考量(Dittmer et al, 2010)。
但是边界景观的意义超越了单纯的美学形象,这个概念的多义性具有重要的(地理)政治意义,有助于阐明边界景观与社会想象之间的关系。边界景观作为霸权与反霸权想象之间的多重张力的场所突出了这一术语将(地缘)政治的想象力从“领土主义专制”的负担中解放出来的概念潜力(Agnew, 1994; Brenner, 1999)。通过边界景观的视角,能够促进我们对不同边界想象之间相互作用的认识论和政治影响进行细致的研究,从而揭示想象转变的物质基础和作为有形的社会实践的政治想象力(Appadurai, 1996)。
与传统上将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理解为二维空间地图上的线条不同,根据现代领土主义的地缘政治想象,边界景观在其各种形式中都是多维度的和可移动的建构。边界景观揭示边界场所的行为和故事发生的地理位置,以及在经验和表现的交叉点上,跨越边界的移动对象的路线(Brambilla et al, 2015)。边界景观视角允许我们填补边界隐喻和实质之间的鸿沟,使我们能够重新思考边界实际上是什么,并且认识到可以从很多不同的、有效的角度展开研究。边界景观使我们能够认识到边界是有争议的区域,这是一个与其他空间界限不同的地方,并鼓励我们不仅要从领土特性思考边界,也将它们看作产生多个边境空间,有时与政治边界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的不完整的、辩证的过程。与此相应的是,边界处于被不断的建造和重建、被重新划定与解除的过程中,这与更大规模的移民流动、国家项目、贸易协定的执行,以及生活在这些过程中的人们的政治反应相一致。
在承认社会变革和范式转移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的基础上,本文致力于阐明边界研究中的概念变化。正如Vaughan-Williams(2012)所提倡的那样,通过提供边界多种概念化的方式来扩大对边界的理解,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政治中边界的日益复杂化和差异化,和一直以来对于边界和边界建构实践的简单刻板的认知之间的矛盾。为了更好地解释广泛的社会政治变革和当代地缘政治的现实,我们需要把边界作为资源和政治创新的潜在要素进行更细致和批判性的理解。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边界,并在这个过程中解构传统认识论中包容/排斥的政治实践与在西方领土主义现代性的文化层面所支持和传达边界而创造的形象之间的界限。
我们将边界建构和边界景观假定为挑战民族国家排他性的概念和工具,将焦点转移到边界的多样性。融合这两种观点提供了社会和政治变革、概念变化和地方经验的各种过程之间的有效联系。综合来看,它们形成了边界分析的理论和实践工具,借以理解边界在不同政治和文化背景下的更深层次的意义。这些包容性概念建立在有效地考虑到政治愿景与日常社会文化实践、社会表征和想象之间相互作用的不同互补视角的边界相关方法之上,关注由不同行为者进行边界协商的社会空间的多样性。
由于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边界比以往更复杂和更多样化,我们的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我们需要应用足够灵活的工具以捕捉到当前边界的各种细微差别以及维持和超越边界的过程。并且正如Parker等(2009)所提倡的那样,我们不仅需要探查边界是什么、边界在哪里,也需要了解它们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运行,所引发的后果,以及谁将会得益。虽然现在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建立一个关于边界的单一的综合性的元理论,但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边界和边界建构。边界建构和边界景观在这方面非常有帮助,因为它们使我们关注到边界的产生和再生产,并允许我们将它们作为过程而不是作为结果来进行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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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rritorial trap: The geographical assump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J].https://doi.org/10.1080/0969229940843426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Abstract Even when political rule is territorial, territoriality does not necessarily entail the practices of total mutual exclusion which domina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modern territorial state attribute to it. However, when the territoriality of the state is debated b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sts the discussion is overwhelmingly in terms of the persistence or obsolescence of the territorial state as an unchanging entity rather than in terms of its significance and meaning in different historical‐geographical circumstances. Contemporary events call this approach into question.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increased velocity and volatility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movements outside the framework of territorial states, suggest the need to consider the territoriality of states in historical context. Conventional thinking relies on three geographical assumptions ‐ states as fixed units of sovereign space, the domestic/foreign polarity, and states as ‘containers’ of societies ‐ that have led into the ‘territorial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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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er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contemporary mobile borders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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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rting the telescope on borders that matter: Conversations in Café Europa [J].https://doi.org/10.1080/14782804.2015.106816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Proposing an ‘inverted telescope’ for border studies, we problematized existing calls to ‘see like a border’, arguing that such moves miss an opportunity to define what is properlypoliticalabout b/ordering space. Inverting the telescope on borders that matter reveals an ontologically grounded politics of bordering, one that illuminates an inherent multiplicity to borders that can best be captured in those contact zones that resist our conventional understanding of where European borders lie. Focusing on localized bordering practices that contest demarcation and re-appropriation within the logics of global, European and state-centered geopolitical designs, we canvas the ontological politics emerging from the furnace of three spatio-temporal European horizons: the Istrian peninsula connecting Slovenia and Croatia; the historical, path-dependent trajectory of a seasonal labor force crossing Polish and Danish borders; and a ‘European’ border located deep in Amazonía. We name the space produced by the tensions in each of these theatersCafé Europa, designating both a material location of border praxis as well as a collective intellectual project in which the authors are themselves self-reflexively impl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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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J].https://doi.org/10.1177/026327690007002017 URL 摘要
[Abstract un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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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s and the other scen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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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critical potential of the borderscapes concept [J].https://doi.org/10.1080/14650045.2014.884561 URL [本文引用: 7] 摘要
The conceptual evolution of borders has been characterised by important changes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After the processual shift of the 1990s (from border to bordering),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increasing concern about the need to critically ques- tion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debate on the concept of borders. Within this framework,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ritical potential of the borderscapes concep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borders along three main axes of reflection that, though interrelated, can be analytically distinguished as: episte- mological, ont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uch approaches show the significant potential of borderscapes for future advances of crit- ical border studies in the era of globalisation and transnational flows,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liberation of (geo)political imag- ination from the burden of the ‘territorialist imperative’ and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new forms of belonging and becoming that are worth being investig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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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hinking, mapping, acting and living borders under contemporary globalisatio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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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isation as reterritorialisation: The re-scaling of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J].https://doi.org/10.1080/0042098993466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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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identity & geopolitical visions: Maps of pride & pain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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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political codes and popular representations [J].https://doi.org/10.1023/A:100699922188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Geopolitical codes – intellectual tools for practising statecraft – share a certain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with less articulate, popular representations. Both are influenced by national geographies and histories.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game may (particularly in large countries) temporarily alienate codes from popular representations but the ensuing conflicts also prove the solidity of popular visions about the world order. Change is nevertheless possible and should be one of the central themes of research in geopolitical representations. This article concludes with specifying five perspectives that can be adopted in cross-national research: time/space models of the world, national myths, territorial narratives, active/passive approach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actions to international c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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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r geopolitics 2.0: Towards new methodologies of the everyday [J].https://doi.org/10.1111/j.1749-8198.2010.00399.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for the renewal of popular geopolitics through the adoption of a research agenda that emphasizes everyday life. Popular geopolitics as commonly practiced has adopted a focus on textual deconstruction that neglects the 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s that mark much of the everyday experience of the geopolitical. This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n feminist geopolitics,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and audience studies to find points of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m. Following this a renewed popular geopolitics based on the common themes of embodiment, emotions/affect, performativity, and post-human networks is sketched out. It is hoped that this ‘popular geopolitics 2.0’ might allow scholars to truly engage with the everyday without trying to impose a new theoretical orthod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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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identity, popular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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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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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entions on rethinking 'the border' in border studies [J].https://doi.org/10.1016/j.polgeo.2011.01.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expansive understanding of borders and boundaries in recent scholarship has enriched border studies, but it has also obscured what a border is. This set of interventions is motivated by a need for a more sophisticated conceptualization of borders in light of the recent trajectories of border scholarship. In contrast to the much-feted “borderless world” of the early 1990s, the trend during the past decade has been to consider the exercise of state sovereignty at great distances from the border line itself as “bordering”. Indeed, Balibar’s (1998) notion that “borders are everywhere”—that the sovereign state’s loci of bordering practices can no longer be isolated to the lines of a political map of states—has gained tremendous currency but it is also quite a departure from traditional border studies. Thus the broad question posed to our contributors was: Where is the border in border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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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borderscapes state of the debate report I[EB/O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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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ed conceptual issues in border studies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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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boundary Europe through a West African looking glass: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colonial difference" and the chance for "border thinking" [J].
KRAMSCH, OLIVIER THOMAS, BRAMBILLA, CHIARA, (2007). Transboundary Europe through a West African Looking Glass: Cross Border Integration, ‘Colonial Difference’ and the Chance for ‘Border Thinking’. Comparativ: Zeitschrift für Globalgeschichte und vergleichende Gesellschaft, 17 (4), 95- 115. Retrieved from http://hdl.handle.net/10446/28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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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ical view on the study of borders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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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ultiscalar production of borders [J].
(2016). The Multiscalar Production of Borders. Geopolitics: Vol. 21, No. 3, pp. 465-482. doi: 10.1080/14650045.2016.119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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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ering: Identity processes between the national and personal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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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secting geographies of institutions and sovereignty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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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itory's continuing allure [J].https://doi.org/10.1080/00045608.2012.696232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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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ers and bordering: Towards an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J].https://doi.org/10.1177/1368431006063331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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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research agendas in border studies: An overview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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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 'borderless world' to a 'world of borders': 'Bringing history back in' [J].https://doi.org/10.1068/d2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explores some of the reasons why contemporary border studies understate the full significance of state borders and their global primacy. It is argued that this failing is rooted in a much wider lack of historical reflexivity-a reluctance to acknowledge the historical positioning (the 'where and when') of contemporary border studies themselves. This reluctance encourages a form of pseudohistory, or 'epochal thinking', which disfigures perspective on the present. Among the consequences are (a) exaggerated claims of the novelty of contemporary border change, propped up by poorly substantiated benchmarks in the past; (b) an incapacity to recognise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as in the various historical deposits of state formation processes; and (c) a failure to recognise the distinctiveness of contemporary state borders and how they differ from other borders in their complexity and globality.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per argues for a recalibration of border studies aimed at balancing their spatial emphases with a much greater, and more critical, historical sensitivity. It insists that 'boundedness', and state boundedness in particular, is a variable that must be understood historically. This is illustrated by arguing that a better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border change means rethinking the crude periodisation which distinguishes the age of empire from the age of nation-states and, in turn, from some putative contemporary era 'beyond nation-states' and their b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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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itories, boundaries and consciousness: The changing geographies of the Finnish-Russian border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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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er studies reanimated: Going beyond the territorial/relational divide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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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s in the sand'? Towards an agenda for critical border studies [J].https://doi.org/10.1080/14650040903081297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Over the past decade or so, there has been a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Eurasianist and Kemalist ideologies in Turkey. A number of Kemalist and Socialist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actors together with sections of the military have started to articulate Eurasianism (Avrasyacilik in Turkish) as a new geopolitical discourse for Turkey and as an alternative to Turkey's pro-Western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In this perspective, Eurasianism stands for a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alliance with 'Eurasian countries', such as Russia, Iran, and Turkic countries in Central Asia, as well as Pakistan, India and China. This article aims to deepen the analyses carried out thus far on this emerging geopolitical discourse. To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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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ing border geographies in a mobile age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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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ur de la fonction sociale de la frontier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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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heorizing borders [J].https://doi.org/10.1177/1368431006063330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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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a multiperspectival study of borders [J].https://doi.org/10.1080/14650045.2012.660584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The paper develops a non-state centric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borders, building upon Balibar's ‘borders are everywhere’ thesis. It offers a critique of the assumption of consensus (mutual recognition of borders) in border studies. It is argued that borders do not have to be visible to all in order to be effective. The case for a multiperspectival border studies is then outlined: borders cannot be properly understood from a single privileged vantage point and bordering processes can be interpreted differently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 key dimension of a multiperspectival approach to border studies is examined in detail: borderwork, societal bordering activity undertaken by citizens. This is explored at several UK sites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e ways in which borders are not always the project of the state, that they can exist for some (but not all), and can link people to the world beyond the ‘local’ b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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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territoriality: A theory [J].https://doi.org/10.1111/j.1467-8306.1983.tb01396.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erritoriality is a means of affecting (enhancing or impeding) interaction and extends the particulars of action by contact. Territoriality is defined here as the attempt to affect, influence, or control actions, interactions, or access by asserting and attempting to enforce control over a specific geographic area. A theory of territoriality is developed that contains ten potential consequences and fourteen primary combinations of consequences to territorial strategies. It is hypothesized that any instance of territoriality will draw from among these. Specific consequences and combinations are predicted to occur in particular social-historical con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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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of the/: The suture and critical border studies [J].https://doi.org/10.1080/14650045.2012.66058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Borders are crucial sites of political and spatial contestation: and in an attempt to evade the lamentation for an ideal model of a single line or the empty insistence of the dominance of that lin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trope of the suture better captures the dual world-creating functions of the border. By examining the critical border theories of Agamben, Walker, and Galli, the suture better focuses analytical attention towards the role of borders in the creation of both sovereign states and the system of sovereign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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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er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distancing in the Norwegian-Russian borderscape [J].https://doi.org/10.1080/14650045.2014.88456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e borderscape is a flexible entity that goes beyond the space of the border and the borderland.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rt and literature can be constitutive elements in the borderscape, along with other kinds of bordering and demarcation. Art and literature can help create resistance through performative acts of “borderscaping”, taking place in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involving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article uses the aesthetic categories of the sublime, the postmodern, and the defamiliarised to trace forms of “distance” or “distancing” as they appear in conceptualisations of the borderscape. Artistic practices in the Norwegian-Russian borderscape are examined in an evaluation of their geopolitical significance,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given to descriptions of the Norwegian-Russian border in novels by John Fowles and Kjartan Fl03gs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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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ering and ordering 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A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EU territoriality and geopolitics [J].https://doi.org/10.3176/tr.2009.3.03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Interdependence--political and economic--with the Union's neighbourhood is already a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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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politics of borders, border symbolism and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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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ering, border politics and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in Europ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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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EU territoriality and the ‘bordering’ of Europe [J].https://doi.org/10.1016/j.polgeo.2009.04.002 URL 摘要
Governance and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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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turn and eclipse of border studies? Charting Agendas [J].https://doi.org/10.1080/14650045.2011.567095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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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in American Borders on the Lookout: Recreating borders through art in the Mercosul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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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ers of comfort: Spatial economic bordering process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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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opolitics of borders and boundaries [J].https://doi.org/10.1080/14650040500318522 URL 摘要
_html_urlhttp://repository.ubn.ru.nl/handle/2066/4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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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ering, ordering and othering [J].https://doi.org/10.1111/tesg.2002.93.issue-2 URL [本文引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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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e globe, before the world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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