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和强
, 刘云刚
ZHANG Heqiang, LIU Yun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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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张和强(1991-),男,福建省惠安人,硕士,主要从事区域发展与城乡规划研究,E-mail: r04544029@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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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两岸地缘战略格局中,金门被长期固化为两岸边界,不同势力、不同的政治考虑在不同时期介入金门,使得金门人的身份认同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本文基于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探讨了作为两岸边界的金门自下而上的边界认同及其对边界的再定义过程。研究指出,金门的边界认同变化是围绕两岸地缘关系及边界演变历史过程中,籍由金门本地居民对两岸关系变化的不断适应、乃至主动调试而逐渐形成。在时间维度上,金门经历了明末郑成功占据金厦反清复明时期、日寇占领时期、中国国民党退守台湾时期、两岸“三通”时期等多次地缘格局的变化过程。在空间维度上,金门由于其特殊的区位、复杂的行政隶属演变,存在岛屿、县、省和集体四个相互嵌套的认同尺度。在动荡的地缘格局变动过程中,金门本地居民的地方意识逐渐形成,从被动的边界适应到主动的边界效应利用,在一系列争取“金门解严”、“金门发展”的社会运动中再制度化和重构了金门的身份认同,并实现了从战斗岛向和平岛、经贸岛的转变。本文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地缘战略分析视角,希望有助于深化对两岸边界与两岸统一进程的理解,并有助于推动当下中国的跨境区域研究。
关键词：
Abstract
Quemoy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a border area in the cross-strait geopolitical strategy. Different forces with different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have intervened in the affairs of Quemoy at different times, which resulted in the constantly changing identity of Quemoy. Based on field interviews and a thorough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scale analysis and border studies, the authors examined the grassroots "border identity" in Quemoy. The redefinition process of the meaning of border was also discussed. This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the "border identity" was gradually formed as a result of Quemoy residents' passive or active adjustment to changes in geopolitical relationship and borderline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of China. In the temporal dimension, Quemoy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times of geopolitical changes during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cluding the period of "Fan Qing Fu Ming" (rebelling against the Qing Dynasty and rebuilding the Ming Dynasty), Japanese-ruled period, the Nationalist Party-ruled period, and when the cross-strait "Three Links" were restored. In the spatial dimension, due to its special geographical position, and the fact that it used to be under the governance of different governments at different times, Quemoy has four different but interlacing scales of identity: it is a county, a province, and meanwhile an island and the community for the local residents. As a result, a local identity was gradually formed among the residents. They launched a series of social movements so as to get rid of the martial law imposed on Quemoy. From being passively adjusted to new situations, to actively utilizing the "border effect," the local people have re-institutionalized and reconstructed Quemoy's identity, changing it from a battle front into a peaceful trade island.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grassroots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geo-strategy and may help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for the cross-strait border area and China's reunification process. Apart from this, it will also contribute to the current studies on China’s border areas.
Keywords：
地处福建省泉州市西南海面上的金门是一个特殊的边界景观。它实际由台湾当局控制的“福建省”所管辖,但距离台湾本岛有100多海里,与台湾之间主要靠航空联系。然而,它距中国大陆的厦门市却只有5海里,最近之处仅隔2 km,咫尺之遥。并且,金厦原为一体,是闽南地区两大岛屿,共属同一文化生活圈。1949年金门被国共内战溃败的中国国民党军队占领,使之从一个内海边陲岛屿变为边界地带(林劲等, 2008)。20世纪50年代后,金门一度成为国共对抗的“前线”,著名的“炮击金门”事件被载入史册,由此形成了人们脑海中“战地金门”角色(刘宗勇, 2010)。改革开放后,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特别是新世纪两岸实现“三通”,金门转而成为两岸和平交流互动的试验区,其战地属性逐渐褪色,经济合作区的功能日益彰显(蔡宏明, 2001)。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置于两岸夹缝之中的金门,它是如何适应、调整其身份认同?如何进行适应性改变?在这方面,既有的相关研究对金门这一“地方(place)”及金门本地居民的关注较少,而这正是本文的着眼点。
既有研究中已指出,边界是政治性的,也是社会和文化实践的产物(Kramsch et al, 2007)。边界居民的跨境生活实践,使边界成为一个特殊的生活空间,并形成特殊的地区认同。边界区域不是固定的,是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实践和话语协商的结果。边界既是产物,也是过程;通过各种边界实践被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Newman, 2006)。在此过程中,边界居民不断重新调整其身份认同和行为策略。因此,边界区域是多元、共生的(Soja, 1989),同时也塑造了独特的边界文化(Gómez-Peña, 1993)。边界的开放性和不稳定性使得边界区域的认同也是多尺度的。正如Anzaldúa(1987)在《边界/边塞：新混种》中写道,“边界是柔和、统合、连结的,不仅同时创造出黑暗和光明,也创造出质疑黑暗与光明的定义、并赋予崭新造物以意义”。这里的意义(认同)绝非统一,而是多重的,跨越多种交错、敌对的论述、实践而进行的尺度建构(Hall, 1996;林秀幸, 2007)。在这些文化重叠及政治不稳定的地区,基于民族的认同(national identity) 及效忠会变得模糊(Augelli,1980)。在边界的英文翻译中,如“border”、“borderland”、“boundary”等,虽然其用词含义有别,但其所指涉的意涵都有“与中心相对的边陲之处”,在这里的人们,他们基于有别于中心的逻辑行动。
金门地处两岸之间,与近在咫尺的厦门岛互为犄角。1949年以来,金门被台湾当局实际占领,历经了多次地缘政治变动,从“战地金门”到“小三通”门户,再到2008年两岸实现全面“三通”,金门失去了先前独享的“小三通”政策优势。数次局势的峰谷变幻,深刻地影响着金门的经济社会发展及其地方认同。在不断的地缘争夺战中,金门不断被不同的势力所分割,边界不断变动,金门居民必须在这文化重叠与政治变动的边界地带,不断重新建构自己的认同。这种复杂的身份认同的演变,反映的正是不同尺度政治主体在边界地区的施力。因此,本文从边界认同的多尺度特征分析着手,检视金门的地缘历史以及边界演变,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讨金门边界身份认同的变化,期待为金门未来在推进两岸关系中扮演角色提供一个自下而上的地缘分析视角。
金门距离厦门不到10 km,被大陆三面环围,在地理上属于大陆内海岛屿,有“内捍漳厦、外制台澎”的地缘要冲之称(沈卫平, 2004)(图1)。目前的金门是县级单位,实际隶属台湾当局“福建省”,由零星分布的大小十二个岛屿所组成,总面积为151.7 km2,人口13.7万人(截至2016年)。金门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十七世纪以来,在海权战的争夺之中历经三次脱离大陆管辖,分别是明末郑成功占据金厦反清复明时期(1646-1680年)、日寇占领时期(1937-1945年)、中国国民党退守台湾时期(1949年至今)。
据《金门志》记载,晋代共有苏、陈、吴、蔡、吕、颜六姓为躲避战祸移居金门,而后至清代皆有难民避祸逃至金门(林焜熿, 1993)。唐代,金门始设牧马场,隶属泉州府。隆武二年(1646年),清兵入闽,郑芝龙降清,郑成功便与父分道扬镳,密带一旅退守厦门、金门,走上坚决抗清道路,金门连同厦门脱离大陆管辖,成为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基地。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亲征台湾,将荷兰殖民者逐出,台湾取代金门成为反清复明的海上堡垒。从此,金门在明郑政权整个军事政治战略中的地位有所改变(汪毅夫等,1999)。郑成功退踞台湾之后,金门防务也因郑氏的内讧大大削弱,直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水师攻金门,明郑守将迎降,郑经退守台湾,明郑以金、厦为中心的抗清斗争才画上句号,金门重新纳入大陆管辖。
抗日战争爆发后,金门成为日军进攻中国的东南突破口。1937年,日本全面封锁中国沿海,作为闽南门户的金门,成为日军首先的攻占目标。当年10月,日军占领金门群岛,在地方组织“治安维持会”,成立“自卫队”,作为控制金门的手段之一。金门县政府被迫迁往大嶝岛,金门第二次脱离大陆管辖,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
1949年,中国国民党军队败退台湾并占领金门,使得金门从大陆的内海岛屿演变为台湾当局的边界岛屿,第三次脱离大陆管辖。1949年后,美苏冷战在太平洋地区的对峙,导致台湾海峡,连同金门、马祖成为两岸对峙的前线。三次台海战争,加上美国的介入,使得国共内战对抗在台湾海峡和金门长期化。
如上所述,在第一阶段(1646-1661年),明郑以金、厦作为反清复明根据地,金门经济随着军事需要获得一定的发展。随着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退踞台湾,金门虽隶属台湾管辖,但在政治和经济上被台湾边缘化。1937年,金门为日军所占据,日军在岛上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夺,金门经济发展再次遭受重创。1949年,古宁头战役后,金门被中国国民党军队控制,加上美国的介入,大量军事设施在金门建立。1956年,台湾当局更是在金门实施战地政务实验,整个金门处在高度的军事化控制下,高度依赖军事消费的地方经济与世界劳动分工体系相脱离。军事前哨的区位造成金门对台湾的依赖和经济依附性,严重影响了金门地方经济的发展(吴钧尧, 2008)。
随着政治军事斗争和政权的交替,金门的县域与边界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表1),县政府驻地被迫多次迁移(图2)。明朝时期,金门隶属泉州府同安县(今厦门市)管辖,江夏侯屯戍海疆,筑城建垣,以防东南沿海之倭寇进犯,共筑五御十二所,金门守御千户所为十二所之一。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清政府在金门本岛后浦(今金城镇)设立军政中心——金门镇总兵署。1915年,金门建县,县域包括金门群岛以及嶝岛群岛等十六个大小岛屿,县政府同样设在金门本岛后浦。1937年,日军占领金门后,控制了金门群岛十二个岛屿。金门县政府被迫迁移至大嶝岛,仅控制嶝岛群岛四个岛屿,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县政府才得以重新迁回金门本岛。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嶝岛群岛,金门群岛则为中国国民党军队所占领。台湾当局控制金门县政府所管辖金门群岛十二个岛屿,而大陆则在大嶝岛设立金门县人民政府,控制了嶝岛群岛四个岛屿,形成了“一岛两县”的格局。
表1 金门的县域范围演变
Tab.1 Area change of Quemoy County
| 时间 | 县域范围 |
|---|---|
| 1915年之前 | 金门未建县 |
| 1915-1937年 | 金门群岛、嶝岛群岛(16个岛屿) |
| 1937-1945年 | 金门县政府控制嶝岛群岛(4个岛屿)。 日本控制金门群岛(12个岛屿) |
| 1945-1949年 | 金门群岛、嶝岛群岛(16个岛屿) |
| 1949-1954年 | 大陆控制金门县人民政府嶝岛群岛(4个岛屿) 台湾当局(金门县政府)控制金门群岛(12个岛屿) |
| 1954年至今 | 大陆控制同安地区嶝岛群岛(4个岛屿) 台湾当局(金门县政府)控制金门群岛、乌丘二岛(14个岛屿) |
1954年,中国国民党军队占领的乌丘二岛,纳入金门县管辖,自此金门县政府控制了金门群岛、乌丘二岛共十四个岛屿。1971年,金门县大嶝公社划归同安县(今厦门市)管辖,金门县人民政府撤销,结束了“一岛两县”的格局。1980年,中国大陆又将金门县(不包括嶝岛群岛)划归晋江地区行政公署管辖,1986年归泉州市管辖至今(待统一)。
金门由于其多变的地缘环境,属地辖区的频繁变动,使得其县域内的不同岛屿群,包括金门群岛、嶝岛群岛、乌丘二岛之间呈现出不同的所属关系与身份认同特征。
3.1.1 金门群岛
历史以来,不论金门为不同的(政府)主体介入所分割,金门群岛始终是金门的中心岛屿。就岛屿面积和人口数量(表2)来看,金门群岛都远远超过其他两大岛屿,以金门本岛为中心的语言、建筑形式、社会文化无疑是金门集体认同的核心组成。
表2 金门三大岛屿群
Tab.2 Three islands of Quemoy
| 岛屿群 | 岛屿成员 | 方言 | 面积/km2 | 面积占比/% | 人口 | 人口占比/% |
|---|---|---|---|---|---|---|
| 金门群岛 | 金门本岛、烈屿岛、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北碇岛、狮屿、猛虎屿、草屿、后屿、复兴屿 | 闽南语 | 151.7 | 90.7 | 136812 | 87.3 |
| 嶝岛群岛 | 大嶝岛、小嶝岛、角屿、哈白岛 | 闽南语 | 14.6 | 8.6 | 19204 | 12.3 |
| 乌丘二岛 | 大丘岛、小丘岛 | 莆仙话 | 1.2 | 0.7 | 684 | 0.4 |
3.1.2 嶝岛群岛
嶝岛群岛位于金门北方,由大嶝岛、小嶝岛、角屿、哈白岛四个岛屿组成,总面积14.6 km2,人口1.92万人,其中角屿距离金门本岛只有2.3 km,是大陆距金门最近的岛屿。嶝岛群岛古属泉州府同安县管辖,1915年始创金门县,归金门县管辖,经过多次属地调整,现隶属于中国大陆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管辖。1949年后,嶝岛群岛和金门县政治分离,切断了原本紧密的联系。虽然其隶属泉州人民政府管辖,但在血缘关系、语言、建筑形式、社会文化上更接近于金门本岛。这种分离同时也切断了原本一体的“金门认同”,在两岸对峙的情境和不同的社会教育环境下,嶝岛群岛形成一个有别于金门的集体认同。
3.1.3 乌丘二岛
乌丘二岛位于金门东北方,由大丘岛、小丘岛两个岛屿组成,距离金门本岛约150 km,总面积为1.2 km2,人口仅684人,其人口和面积都不到金门本岛的1%,也远远不及嶝岛群岛。虽然其为金门县所管辖,但距金门本岛甚远,两地并无经常性交通工具,素有“离岛中的离岛”之称。乌丘原隶属福建兴化(今莆田),通行莆仙话,语言、生活习惯、民俗风情、社会文化与金门本岛存在极大的差异。自明朝以来,位于金门本岛的总兵署就管辖着其他岛屿,但不包括乌丘二岛。海洋将乌丘和金门岛隔开,造成了两个地区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语言的不同,加上空间的隔离,使得乌丘人难以形成对金门的集体认同。
在集体认同建构的过程中,语言作为交流的基础作用非常重要,因此用标准化语言取代地方方言是一个重要的手段(Paasi, 1986; Anderson, 1991)。中国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亦实施了“中华民国国语”的标准化,金门群岛、乌丘二岛是其重要对象。在台湾当局的军事管制之下,通过使用繁体字、注音等来加强台湾化,确认与大陆的边界。而嶝岛群岛因1949年后留在大陆,因此其原有的闽南身份、大陆身份认同得以一直保留。
由于金门复杂的历史和领域的重新分配,金门人身份认同由各种尺度的岛屿认同构成。简而言之,金门人的身份认同可分为四种尺度,这四种尺度的认同是地缘政治环境下金门历史和政治的多重建构(表3)。
表3 金门认同的四个尺度
Tab.3 Four scales of Quemoy identity
| 认同尺度 | 集体类别 | 定义和意义 |
|---|---|---|
| 岛屿 | 例如：嶝岛群岛、 乌丘二岛 | 次区域岛民集体 |
| 县 | 金门 | 1915-1937年,中华民国金门县; 1938-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县政 府在大嶝岛的金门县; 1945-1949年,中华民国金门县; 1949-1971年,大陆只管辖嶝岛群岛 的金门县; 1949-1954年,台湾当局控制金门群 岛的金门县。 1954年至今,台湾当局控制金门群 岛和乌丘二岛的总称。 |
| 省 | “福建省政府” | 1949-1956年,从福州迁驻金门的台 湾当局“福建省政府”; 1956-1996年,从金门迁驻台北办公 的“福建省政府” 1996年至今,重新迁回金门办公的 “福建省政府”; |
| 集体 | “中华民国” | “中华民国”,而非台湾。 |
在“岛屿”尺度上,由空间隔离、政治分离、语言文化差异与其核心—边缘关系,金门群岛、嶝岛群岛、乌丘二岛之间形成了不同身份认同特征。
在“县”级尺度上,县域边界和管辖范围的跌宕演变,造成金门人在县级尺度认同上的分裂。1949年以来,金门一分为二,金门群岛和嶝岛群岛成为两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地方。1971年,嶝岛群岛被划入厦门同安地区,金门的认同在行政上被不断地弱化。为了对抗中国国民党,嶝岛群岛在许多军事对抗中强化“大陆”身份认同。时至今日,嶝岛群岛岛民已经完全认同自己是厦门人。关于金门,只是戏谑地认为他们还保留着旧金门县人民政府的身份证。而且,乌丘二岛只是被划入金门管辖,“金门集体认同”薄弱。
在“省”级尺度上,由于金门隶属福建省的事实从未改变,金门人始终认同自己是福建人。因国共内战爆发,“中华民国福建省政府”自1949年8月随中国国民党军队从福州市迁驻金门,推行地方政务,并督导所属金门和莆田、连江、罗源、长乐等县实际辖区推行县政。将莆田县的乌丘划归金门县管辖,将罗源县所属东引岛、西引岛及长乐县所属东莒、西莒等岛划归连江县管辖。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多次收复无果,中国国民党军亦无力反攻,造成福建省一分为二的格局。1956年因实施战地军政指挥,台湾当局“福建省政府”虚级化,并迁至台湾省台北县新店市,1996年战地政务终止,又迁回金门办公。1998年,台湾当局全面进行省虚级化,“福建省政府”成为咨询机关,不再具有地方政府的政治实权。罗德水(2000)将金门与闽南地区、马祖与福州地区的这种分裂,称为“小两岸”的分裂。目前的研究,几乎所有对两岸分裂的讨论都局限在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大两岸”的分裂,而忽略了1949年以后中国国民党军队进驻金门与马祖,造成“福建省”的分裂。但无论如何,在“省”尺度的认同上,金门居民始终认为自己是福建人。
在集体尺度上,国共双方不同政治考虑的介入所造成的军事战争与对峙,深刻地影响了金门人的集体认同。中国大陆之所以未攻占金、马,主要是出于全盘考量,即“金、马问题与台湾问题一并解决”,以金、马拖住台湾当局,同时通过金、马与台湾当局保持联系(何迪, 1988)。而中国国民党之所以不肯放弃金、马,是因为“在军事上,金门、马祖进可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退可作为防守台、澎之屏障;在法律上,占有金马,标志着台湾当局仍然有效控制着一部分隶属福建省的土地,并非只管辖台湾一省;在执政上,金马象征着反共的决心和意志,用来鼓舞士气(林劲等, 2008)。1949年以后,金门处在台湾当局的军事化管制之下,最终促成金门“反共前哨”、“战地”的防卫角色的建构。台湾岛解严、常年战地角色以及牺牲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金门的“反对军事戒严”、“反台独”和争取“两岸三通”的政治活动的兴起,加强了金门反对台湾当局战地政务实验和争取经济发展的地方主义崛起。不同于“台独”,金门人认同自己是“一个中国”,但是他们所认同的中国又不同于大陆,而是“中华民国”。2011年,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亲自为位于金门大学的“寿与国同”碑揭幕,碑文所记“民国三十四年抗日胜利,台湾澎湖始回祖国怀抱,而中国大陆自三十八年起失守,一百年间只有金门、马祖始终是中华民国的实质管辖领土”,见证金门与“中华民国”密不可分的历史地位。
认同是个接合、缝合、多重决定的过程,而非一种包含;认同基于主体如何诠释或再现而转变,其并非自动发生,而是赢取或丧失(Hall, 1992)。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金门是世界历史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社会之一。1949年中国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后,裁撤了设立于1915年的金门县政府,取而代之的是军管区的组织,统管军事、民政与总务等事项。1956年,金门被核定为“战地政务试验区”,成立战地政务委员会,其核心价值为一元化的军事管理与控制,以达到终极目标——建设金门为“三民主义模范县”,并准备以金门、马祖作为反攻基地。金门成为国共军事政治僵局的前线,台湾当局反攻决心的有力象征,驻军数量超过当地居民人口;全民被编组为民防自卫队,并强迫支持正规军的需求(Szonyi, 2008)。由于以地区安全作为最高指导原则,对于内部空间的配置与利用,必然采取另一套以绝对权力进行的控制、介入与安排。金门的日常生活无可遁逃地与政治军事需求连结,家庭生活、地方经济,甚至宗教、教育等,都完全被遥远的台湾当局所控制,居民的自我诠释被压制、同一化。这种看似停滞冻结的空间框架之下,边界封锁与生活空间被强制改造的过程,是当地人必须要不断面对、处理、诠释、记忆的课题。
认同不会完全被决定,也有反认同化(counter-identifiaction)的运作(Sarup, 1996)。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金门的政治运动者运用台湾本岛较为开放的政治空间来推动“金门解严”,以及解严后对金门的特殊政策。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除台澎地区戒严令并且宣布开放党禁、报禁时,同属于台湾当局管辖的金门和马祖却仍处在战地政务体制的控制之下。“金马团结自救会”的成员组织示威游行,要求“开放金门”,提出金马解严、金马开放化、金马观光化,以图恢复金马经济和社会等要求。1989年,该会领导人、年轻记者翁明志代表民进党在金门参选被拒,旋即在台北组织“违禁品展览”,讽刺台湾当局将篮球或收音机等日常用品列入违禁。1990年,一群在台湾的金门年轻知识分子,创办了《金门报导》,主张政治变革,虽然其被禁止带入金门,但在旅台金门人士间流传,成为反政府言论的论坛。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感受与其对抗的意念,成为金门人认同的一部分,促进了一系列的争取解严、争取发展的运动爆发(Szonyi, 2008)。
1991年,台湾当局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金、马两地“防卫司令部”仍发布“临时戒严令”,并宣称,“金门临时戒严,在中共不放弃武力之前不会消失”,导致政治运动再次兴起(杨树清, 2001)。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反对阵营立即采取反应,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五O七反金马戒严”民主运动,要求终止戒严令、金马回归“宪法”统治、保障基本人权、取消军事化的战地政务实验,以及县长直选。1992年解除战地政务的前几天,翁明志向县政府请愿,要求进行三类补偿：遭掠夺或破坏的财产、民防队的无偿服务和劳动、共产党及台湾当局所造成的伤害(翁明志, 1994)。台湾当局于1992年11月7日宣布解除金、马地区戒严,终止“战地政务实验”,开始实施地方自治。然而,这并没有终止金门的政治运动,1993年纪念八二三炮战35周年的游行中,金门人强烈要求对战争时期的补偿(杨树清, 1998)。
创伤可能导致固着,过去发生的事件可以成为真实的当前。时间的停滞,以及窒息主体的担忧恐惧,让创伤经验成为一种存在方式(Sarup, 1996)。在这些政治运动中,金门人通过过去战争的集体性创伤经验的再现来加速金门“反共前哨”、“战地”角色的解构,增强金门人的自我意识表述以及认同建构。除直接反抗要求解严外,当翁志明展示违禁品的时候,他的目的在于唤起并动员那些过去加诸于金门日常生活之上种种荒谬和痛苦的记忆。《金门导报》关于炮战中死亡、为军事用途强占的私人财产、逮捕间谍疑犯的居民等故事,以及1993年的求偿宣言亦在唤醒居民的创伤记忆。江柏炜(2007)认为,这类的文化展示体现的金门民间社会对战地生活的体验、理解与认知,在于建构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成为身份认同的意识形态实践。集体性创伤经验的再现,加强了金门人对于过去长期处在高度军事化管制下的不满,甚至反抗,“战地”、“反共前哨”的防卫认同逐步瓦解,金门人同台湾当局进行政治对抗,争取经济发展。
虽然金门实施自治,但随着金门驻军不断撤退,原本依赖军事经济发展的金门社会面临困境。驻军数量的减少使得当地工商业急剧下降。根据资料显示,1986-1991年间金门工商业减幅达到13.55%,1991-1996年间更是减少18.92%(表4),金马地区的工商业已出现停滞及落后的现象。陈水在于1993年当选金门县县长的就职演说中,归纳了自己任期内的当务之急：“其一,对累积四十年的民怨问题,必须加速解决和克服。其二,对创造未来的理想金门,必须加速投资与建设(陈水在, 2001)。为此,金门民间不惜对抗台湾当局,一方面私下与大陆进行“小额贸易”,另一方面组织争取“小三通”运动,以打开两岸边界,为金门经济社会发展寻找新的动力。
1992年3月,福建省提出“两门对开,两马先行”的“小三通”构想。1994年1月,金门私下根据中国大陆实施《关于对台湾地区小额贸易的管理办法》,与中国大陆口岸进行10万美元以下的“小额贸易”。1994年6月,“金马爱乡联盟”提出了《金马与大陆“小三通”说帖》,说明推动两岸“小三通”的必要性,两岸应该在金马地区进行“小三通”,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开放直接全面通航。为了使小额贸易合法化,台湾当局通过了《离岛开发建设条例》,随后不久,宣布从2001年起正式开放金、马与大陆福建地区的“小三通”。“小三通”开通后,金门当地民间人士在未得到台湾当局的授权下,径直与厦门签订了《关于加强厦门与金门民间交流与合作协议》。金马居民争取“小三通”、“金厦合作”的意愿,表达了金门对过去军事化经济不可持续性的强烈反对,大大增强了金门当地意识。社会运动与集体性创伤经验,让金门制度化为一个特殊的边界地区,而边界经验给予金门居民反抗军事管制的认同建构。
表4 1991及1996年台湾及离岛工商及服务业情况
Tab.4 Business and services of Taiwan and islands district from 1991 to 1996
| 1991年 | 1996年 | 增减比较 | ||||
|---|---|---|---|---|---|---|
| 数量 | 比例/% | 数量 | 比例/% | |||
| 总计 | 764286 | 100.00 | 894629 | 100.00 | 17.05 | |
| 台湾地区 | 760464 | 99.51 | 891661 | 99.67 | 17.24 | |
| 澎湖 | 3660 | 0.48 | 3657 | 0.41 | -0.08 | |
| 金马地区 | 3731 | 0.49 | 2968 | 0.33 | -20.45 | |
| 金门 | 2769 | 0.36 | 2245 | 0.25 | -18.92 | |
| 马祖 | 962 | 0.13 | 723 | 0.08 | -24.84 | |
随着争取解严与争取发展运动的推进,反对战争、追求发展、两岸合作的金门地方意识不断强化,军队规模不断缩小,居民数量不断增加。1949年中国国民党占领金门后,军队规模一度超过居民数量,甚至达到两倍。1992年金门解严后,居民不断回流,居民数量逐渐增长。新世纪两岸“三通”以来,两岸频繁交流,特别是跨境观光,促进了金门的经济成长,加快了居民的增长速度(图3)。边界线总是矛盾的,有时候被视为内部的固有部分,有时候又被认为是混乱的荒野外界的一部分。跨境观光让金门经济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但与此同时金门的经济自主性也同样受到冲击。在两岸格局中,金门人希望重新恢复与闽南地区的经济交流,但另一方面又芥蒂对中国大陆市场的依赖,害怕受到两岸关系不稳定的再次冲击(陈建民,2008)。边界的打开,让金门重新成为多元、有缝隙的边界地区,但同时也使金门处于不断的机会与威胁的焦虑之中。
图3 1945-2015年金门的运动推进与军民数量变化
Fig.3 Movements and change of size of military and residents, 1945-2015
边界的开闭、边界的生活经验是当地居民始终要面对的课题。金门边界身份认同的形成,是从被动的边界适应到主动的边界效应利用的过程,其涉及到边界经验转化与边界的工具化(图4)。以往的相关研究都承认边界对边界居民的身份认同和生存战略产生重大的影响,但这些相关研究却忽视了在边界居民的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边界连同边界经验如何成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如同上文所述,金门的地缘历史演变,实质上是“边界设定”、“去边界化”和“再边界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包括不同岛屿居民在军事战争对峙中被不断划分边界,以及边界居民通过努力打开边界、促进跨界交流的边界重构的过程。
图4 金门边界经验转化与边界的工具化
Fig.4 Change of border experience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border effect in Quemoy
从两岸战争对峙到两岸和平交流时期,处在边界的金门居民体验着边界封锁、边界隔离的种种。但同时,边界也成为可以利用的资源。金门居民利用长期积累的边界经验和本地知识,通过“边界内的反抗”、“跨越边界的尝试”对边界加以积极利用,从而实现最优的生存战略,加强了金门的地方意识,促进了金门地方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金门居民在边界内发动“五O七反金马戒严”、“违禁品展览”一系列社会运动,意在揭露过去金门作为“战地”、“反共前哨”对金门经济社会发展、金门居民生活所造成的创伤;另一方面,金门民间冲破台湾当局阻扰,通过“小额贸易”、“两门协议”一系列的民间交流活动,进行跨越边界的尝试,为日后台湾当局被迫实行“小三通”打下坚定的基础。边界的封闭与开放,让金门保留完整的闽南建筑以及众多废弃的军事设施。边界空间的神秘感和在前线眺望中国大陆新奇刺激感,推动金门跨界观光的发展。在1993年至2001年仅对台湾单边开放期间,每年平均旅游人数超过40万。2001年“小三通”的实施,使得金门双边开放,每年旅客人数逐渐超过50万,跨界观光产业成为金门经济的支柱产业。
金门的边界认同是在围绕两岸的地缘关系及边界演变的历史变动中,籍由金门本地居民对两岸关系变化的不断适应、乃至主动调试而逐渐形成。金门居民灵活地运用边界经验和边界效应,促使边界在生活实践中作为生存战略、身份认同而被“工具化”,成为其抵抗台湾当局不当要求和促进金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从而主动地对边界效应加以利用。过去封锁、密闭的边界的打开,正是推动两岸统一进程重要历程。“小三通”与其说是两岸政府的政治协商结果,不如说是金门居民自下而上地边界空间再定义、“再边界化”的结果。赵燕菁(2012)指出,就国家战略价值而言,福建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同金门相比。金门虽作为两岸的边界,却扼守着闽南金三角、厦漳泉金同城化、甚至海西战略的核心区位。本文的研究也充分说明,如何用好这个特殊的边界区位,仍是未来发展的核心议题。
既有的研究都肯定了边界地区在双边合作中的重要角色与作用,但却往往忽略了生活在其中的边界居民的边界体验、生存策略、身份认同对地缘格局的影响。边界地区并非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异质多元的存在,包含着多个看似相同实则相异的主体。相比稳定的中心地区,边界的身份认同是动态多变且破碎的,其随着边界的变动、行政隶属的演变而改变。这种边界认同的动态性,包含了边界地区内部身份认同的割裂,也包含边界地区之上更高的集体认同变动,是具有多个尺度的。如上文所述,金门在多次地缘政治冲突中和军事化进程中,经历了明末郑成功占据金厦反清复明时期、日寇占领时期、中国国民党退守台湾时期、两岸三通时期等多次地缘格局的变化过程,为不同的政治主体所分割,造成了金门群岛、嶝岛群岛、乌丘二岛居民在岛屿、县、省、集体四个尺度上的认同差异。
多尺度的边界身份认同,是地缘政治时代,不同政治主体介入边界地区并造成的集体认同分裂的结果。换句话说,边界身份认同的多尺度特征,反映的是自下而上的边界居民对于不同政治主体的边界策略的适应,体现出的正是边界地区在不同尺度的地缘战略重要性。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金门成为世界上军事化最高的地区的之一,金门的边界经验,反映的不仅仅是国共双方的军事对抗和属地争夺,更是中美台三方的政治较量、冷战前线的资本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的对抗,揭示的是金门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导致金门从内海岛屿被长期固化为两岸边界。
随着冷战的结束 ,世界进入地缘经济大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两大主流发展趋势。金门这样的过去被高度地缘政治化和军事化的冲突边界岛屿逐渐开放,其地缘价值突出,成为地区之间打破军事对峙、合作发展的突破口。无论是跨境贸易、跨界观光,这些发展从来就不是对客观状况的自然反应,它们往往受到地方、两岸格局甚至全球政治的制约,并与之密切相关;受到它们影响的本地居民与社会,也会与之融合,并形成复杂的身份认同。因此,对于金门未来发展的思考,不仅要从全球、地区战略着手,更应该从最基层的当地居民的边界体验与生存战略展开。本文从金门本地居民的边界身份认同着手,提供一个自下而上的分析视角,希望有助于深化对两岸边界与两岸统一进程的理解,也希望对推进当下中国跨区域研究产生推动作用。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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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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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boundary Europe through a West African looking glass: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colonial difference" and the chance for "border thinking" [J].
KRAMSCH, OLIVIER THOMAS, BRAMBILLA, CHIARA, (2007). Transboundary Europe through a West African Looking Glass: Cross Border Integration, ‘Colonial Difference’ and the Chance for ‘Border Thinking’. Comparativ: Zeitschrift für Globalgeschichte und vergleichende Gesellschaft, 17 (4), 95- 115. Retrieved from http://hdl.handle.net/10446/28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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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nes that continue to separate us: Borders in our 'borderless' world [J].https://doi.org/10.1191/0309132506ph599x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study of borders has undergone a renaissance during the past decade. This is reflected in an impressive list of conferences, workshops and scholarly publications. This renaissance has been partly due to the emergence of a counternarrative to the borderless and deterritorialized world discourse which has accompanied much of globalization theory. The study of borders has moved beyond the limited confines of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discourse, crossing its own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to include sociologists, political scientists, historians, international lawyers and scholar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ut this meeting of disciplines has not yet been successful in creating a common language or glossary of terms which is relevant to all scholars of borders. Central to the contemporary study of borders are notions such as 'borders are institutions', the process of 'bordering' as a dynamic in its own right, and the border terminologies which focus on the binary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them', the 'included' and the 'excluded'. Borders should be studied not only from a top-down perspective, but also from the bottom up, with a focus on the individual border narratives and experiences, reflecting the ways in which borders impact upon the daily life practices of people living in and around the borderland and transboundary transition zones. In positing an agenda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border-related research, borders should be seen for their potential to constitute bridges and points of contact, as much as they have traditionally constituted barriers to movement and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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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egion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emergence of region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regional identity [J].https://doi.org/10.1348/01446659916265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OBJECTIVES: To determine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neuroepilepsy, coping and illness representation variables to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 epilepsy. DESIGN: The study was a cross-sectional design, contrasting the adjustment of recently diagnosed and chronic patients. Neuroepilepsy, illness representation, coping and adjustment variable were all measured. METHOD: A total of 94 patients were studied comprising three groups: recently diagnosed patients, chronic patients cared for in hospital clinics, and chronic patients cared for by their GP. A measure was developed to assess each patient's illness representations of epilepsy. RESULTS: Overall, the epilepsy patients showed significant adjustment problems relative to a normative group. There were, howev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epilepsy subgroups: recently diagnosed and chronic (clinic) patients exhibited problems, but chronic (GP) patients were relatively well adjusted. After controlling for the effects of group membership and neuroepilepsy variables, coping and illness representations, each explained significant additional variance on measures of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Patients presenting with adjustment difficulti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high seizure frequency, avoidance father than problem-focused coping, doubt about their diagnostic label and belief in poor containment. CONCLUSIONS: We conclude that the illness representations paradigm has value in understanding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to epilepsy. This approach offers the potential to identify the critical factors in patients' adaptation to illness. Such insights into the coping process ma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clinical interv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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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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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厦“小三通”对金门经济安全的影响: 从民眾认知的角度分析 [J].Influences of the "Mini-Three-Links" on Kinmen's economic sec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inmen residents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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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战爭历史? 金门战史馆的国族历史vs.民间社会的集体记忆 [J].
Whose war history? Nationalist history of war museum vs. collective memories of folk society in Battlefield Quemoy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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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金门在两岸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1590.2008.04.00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1949年以来，金门在两岸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两岸关系互动态势的起伏而变迁。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两岸军事对峙时期，两岸在金门及其附近海域展开了激烈的冲突和对抗，也因此型塑了金门长期以来的战地角色。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金门的战地角色逐渐褪去，随之产生了金门该如何在两岸关系中定位的问题，金门地方政府和民众也开始从自身的发展和利益出发争取在两岸关系中的适当定位，但与台湾当局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小三通”实施以后，金门成为两岸交流交往的先行者和试验者，在两岸关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优势，但是由于台湾当局的重重限制，“小三通”对于金门地方的发展而言其实是象征意义多于实质意义。随着两岸三通直航进程的推进，金门未来只有跟祖国大陆，尤其是福建省、厦门市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才能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Kinmen's status and influence in cross strait relations since 1949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1590.2008.04.004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1949年以来，金门在两岸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两岸关系互动态势的起伏而变迁。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两岸军事对峙时期，两岸在金门及其附近海域展开了激烈的冲突和对抗，也因此型塑了金门长期以来的战地角色。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金门的战地角色逐渐褪去，随之产生了金门该如何在两岸关系中定位的问题，金门地方政府和民众也开始从自身的发展和利益出发争取在两岸关系中的适当定位，但与台湾当局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小三通”实施以后，金门成为两岸交流交往的先行者和试验者，在两岸关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优势，但是由于台湾当局的重重限制，“小三通”对于金门地方的发展而言其实是象征意义多于实质意义。随着两岸三通直航进程的推进，金门未来只有跟祖国大陆，尤其是福建省、厦门市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才能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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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演变中金门战略价值变迁之研究[D] .The change of Quemoy's strategic value in current cross-strait relations[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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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现代文学发展之研究[D] .The study of modern kinmen's literary developmen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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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 厦门空间战略的区域视角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12.05.001 URL 摘要
行政区划是制度在空间上的投射任何空间战略,都无法脱离区域的制度背景,都是服务于特定的行政主体。区域规划的核心,就是基于竞争基础上的合纵连横。其目的,就是减少要素优化的交易成本。包括行政区划调整在内的制度设计,不应当被排除在区域规划之外,而应被当作区域要素整合的一个常规工具。区域规划的关键,在于根据本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选择出具有战略性价值的空间区位、厦门的空间战略,只有放在这个福建乃至更大范围的竞争中,才能被正确诠释、
The great chessboard: The spatial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Xiamen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12.05.001 URL 摘要
行政区划是制度在空间上的投射任何空间战略,都无法脱离区域的制度背景,都是服务于特定的行政主体。区域规划的核心,就是基于竞争基础上的合纵连横。其目的,就是减少要素优化的交易成本。包括行政区划调整在内的制度设计,不应当被排除在区域规划之外,而应被当作区域要素整合的一个常规工具。区域规划的关键,在于根据本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选择出具有战略性价值的空间区位、厦门的空间战略,只有放在这个福建乃至更大范围的竞争中,才能被正确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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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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