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进展 2016 , 35 (4): 462-475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4.007

研究论文

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组织特征及影响因素

英成龙¹^,²^,, 雷军^1*^,^*^,, 段祖亮¹, 杨振¹^,²

1.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乌鲁木齐 83001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Characteristics of jobs-housing spatial organization in Urumqi C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YING Chenglong¹^,²^,, LEI Jun¹^,^*^,, DUAN Zuliang¹, YANG Zhen¹^,²

1. Xinjiang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Geography, CAS, Urumqi 83001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通讯作者: 雷军(1968-),女,四川三台人,研究员,主要从事城市地理、城乡关系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 leijun@ms.xjb.ac.cn。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071113)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英成龙(1988-),男,山东临沂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E-mail: happyyingc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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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借助职住分离指数分析法从宏观层面分析了乌鲁木齐市辖区的职住空间匹配状况,利用问卷调查数据,从微观角度分析了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的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研究发现：职住空间分离是乌鲁木齐城市空间结构的突出特征;全市职住空间不匹配程度较大,居住主导区的街道有35个,占街道总数的44.3%;就业主导区的街道有25个,占街道总数的31.65%;基本匹配区的街道仅有7个。居住区类型、居民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收入水平、住房形式等社会经济属性对其职住分离程度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采用GWR模型定量分析了职住空间关系的影响因素,认为学历构成、住房产权性质、职业类型、流动人口以及住房面积是影响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关系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职住空间 ; 空间匹配关系 ; GWR模型 ; 乌鲁木齐市

Abstract

Residential space and employment space as two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urban structure can exert great impacts on overall urban structure and people’s livelihood. Internationally, research has mainly focused on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job and housing spaces, their spatial match, influence of mismatch between job and housing spaces on urban traffic, and other spatial mismatch issues. Similar studies began to be conducted in China since the late 1980s. The related literature mainly focused on introducing the theories and research progresses, impact of spatial matching between employment and housing spaces on traffic,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job-housing,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urban land, and so on. The studie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few largest cities but rarely involved the absolute majority of medium-sized citi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parts of China that are experiencing rapid growth. Urumqi City developed very quickly with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China since the late 1970s. Meantime, the residential and employment spaces also started restructuring.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case study of the Urumqi area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ment and residential locations. Based on various statistics and using the job-housing spatial bias index,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nd th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WR) model, the authors examined the jobs-housing spatial matching issu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job-housing space relations. The study found that job-housing spatial separation is a prominent feature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n Urumqi. The degree of job-housing spatial mismatching is relatively large—35 neighborhoods are mainly residential areas, which account for 44.3% of the total number of neighborhoods; 25 neighborhoods are mainly employment-oriented zones, which account for 31.65% of the total number of neighborhoods; and the number of neighborhoods where residential and employment functions largely match is only seven. Education, occupation, ownership of housing property, floating population, size of household living space, and other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have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degree of separation of the two basic urban functions.

Keywords： job and housing spaces ; spatial match ; GWR model ; Urumq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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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成龙, 雷军, 段祖亮, 杨振. 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组织特征及影响因素[J]. , 2016, 35(4): 462-475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4.007

YING Chenglong, LEI Jun, DUAN Zuliang, YANG Zhen. Characteristics of jobs-housing spatial organization in Urumqi C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J].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4): 462-475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4.007

1 引言

居住与就业的空间组织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周素红, 闫小培, 2005; 刘望保等, 2012),两者的空间配置关系对城市的发展和居民的生活有重要影响。早期对职住空间关系的研究,大多从通勤与土地利用关系视角出发,认为居住用地与就业用地混合开发的模式可减小通勤距离、减轻交通拥挤、提高城市管理效率,有利于职住空间的均衡(Cervero, 1989; Horner, 2002)。但也有一些学者持有不同观点,认为职住均衡对解决城市的交通拥挤问题作用有限(Giuliano, 1991; Peng, 1997)。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者基于社会学视角分析影响职住空间关系的制度性与政策性因素。如Kain(1968)提出的空间不匹配假说,探讨了大规模郊区化背景下,种族歧视、社会福利政策的变化和工作岗位的郊区化等因素对弱势群体在就业和生活等方面的影响(Ihlanfeldt et al, 1990; Kain, 1992)。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住房福利分配制度改革及住房市场制定的不断完善,传统以单位大院为单元的居住结构逐步解体,居民的居住迁移率明显提高,城市内部的居住—就业空间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居住区和就业区在空间上逐步形成了独立的工业组团和居住组团。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城市的职住空间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职住空间关系逐步由“职住匹配”向“职住分离”演变(郑思齐等, 2007)。职住空间关系的变化引起了地理学者、社会学者和规划学者的广泛关注(冯健等, 2004; 孟晓晨等, 2009; 刘志林等, 2010)。当前,国内对城市职住空间关系的理论研究较少,大多是对单个城市的职住空间组织特征的实证研究,且研究城市主要集中于北京(宋金平等, 2007; 刘志林等, 2009; 徐涛等, 2009; 柴彦威等, 2011;刘志林等, 2011; 湛东升等, 2013)、上海(顾翠红等, 2008; 孙斌栋等, 2008)、广州(周素红, 杨利军, 2005; 刘定惠等, 2012)、兰州(刘定惠等, 2012; 刘争光等, 2014)、南京(徐卞融等, 2010; 翟青等, 2012; 强欢欢等, 2014) 武汉(胡娟等, 2013)和沈阳(王波等, 2011; 张林静, 2012; 修春亮等, 2013)等东部和中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缺乏对广大西部干旱区、城市形态复杂的大城市的职住空间关系研究,对东中西城市职住空间关系特征的比较尚缺乏深入研究。

乌鲁木齐市是中国西部干旱区大城市,同时也是多民族聚居城市。在快速城镇化和转型背景下,城市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都不断扩大,住宅和人口郊区化进程加快,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化较大,居住空间和就业空间也相应地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将乌鲁木齐市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在实际调查问卷数据基础上,对城市居民的职住空间组织特征进行实证研究,关注乌鲁木齐市不同尺度不同社会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结构,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空间格局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为实现和谐稳定发展提供参考,同时对转型期中国西部城市的职住空间组织特征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

乌鲁木齐市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节点城市,全市辖7区1县(天山区、水磨沟区、新市区、沙依巴克区、米东区、头屯河区、达坂城区和乌鲁木齐县)。近年来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划变化较大,截至2014年,全市有71个街道、8个镇、13个乡和1个民族乡,常住人口353万人,包括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和蒙古族等52个民族。

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本文研究范围确定为：天山区除南草滩街道以外的所有街道和黑甲山管委会、赛马场管委会、大湾管委会等3个管委会;沙依巴克区除水泥厂街道和平顶山街道以外的所有街道;水磨沟区除榆树沟街道以外的所有街道;新市区的所有街道、镇和乡;头屯河区的所有街道和三坪农场、五一农场、头屯河农场等3个农场;米东区的所有街道、镇和芦草沟乡。共计63个街道、5个镇、5个乡、3个农场和3个管委会(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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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区范围^①

Fig.1 The study areas of Urumqi

1青年路街道、2新华南路街道、3胜利路街道、4和平路街道、5团结路街道、6新华北路街道、7东门街道、8解放北路街道、9幸福路街道、10碱泉街街道、11延安路街道、12解放南路街道、13红雁街道、14黑甲山管委会、15赛马场管委会、16燕儿窝街道、17大湾管委会、18友好北路街道、19友好南路街道、20红庙子街道、21扬子江路街道、22八一街道、23和田街街道、24长江路街道、25雅玛里克山街道、26炉院街街道、27长胜东街道、28长胜南街道、29长胜西街道、30西山街道31水磨沟街道、32新民路街道、33南湖南路街道、34南湖北路街道、35六道湾街道、36苇湖梁街道、37七道湾街道、38八道湾街道、39石人子沟街道、40迎宾路街道、41地窝堡乡、42银川路街道、43北京路街道、44喀什东路街道、45天津路街道、46二工街道、47南纬路街道、48杭州路街道、49二工乡、50三工街道、51六十户乡、52安宁渠镇、53高新街街道、54北站东路街道、55石油新村街道、56青格达湖乡、57卡子湾街道、58古牧地东街道、59地磅街道、60石化街道、61米东南路街道、62芦草沟乡、63古牧地西街道、64三道坝镇、65三坪农场、66五一农场、67北站西路街道、68王家沟街道、69头屯河街道、70头屯河农场、71中亚南路街道、72友谊路街道、73中亚北路街道、74乌昌路街道、75嵩山街街道、76火车西站街道、77长山子镇、78古牧地镇、79铁厂沟镇。

2.2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包括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统计数据。宏观统计数据资料主要包括：乌鲁木齐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乌鲁木齐市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乌鲁木齐市统计年鉴、201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统计资料和新疆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相关数据。微观统计数据资料主要包括：通过搜房网、房产大巴扎、阿里巴巴商务平台、乌鲁木齐市工商局等网站获取的2360个居住小区,2380个公司以及710个工厂等资料,其中收集到的资料包括样点名称和地理位置(经纬度)等数据;7个典型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每个典型社区发放问卷50份,共发放350份,收回有效问卷324份,有效率达92.57%。

2.3 研究方法

2.3.1 JHB指数

JHB指数(就业—居住偏离度指数)是测度职住空间关系最直接的方法,通常用一个区域内的就业人口数与居住人口数的比值来衡量(焦华富等, 2011)。计算公式为：

$\begin{matrix} Z_{ij} = \frac{Y_{ij} / Y_{i}}{R_{ij} / R_{i}} \end{matrix}$ (1)

式中：Z_ij为第i年份j区的JHB指数;Y_ij为第i年份j区的就业人口数;Y_i为第i年份全区就业人口总数;R_ij为第i年份j区的居住人口数;R_i为第i年份全区的居住人口总数(Weitz et al, 1997)。

用JHB指数的标准差(SD)来衡量全市职住空间匹配程度：

$\begin{matrix} SD = | Z_{ij} - 1 | \end{matrix}$ (2)

其中,SD值越小,表明居住空间与就业空间越匹配;SD值越大,表明两者的匹配程度越差。

2.3.2 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法是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用来对未知的密度函数进行估计,适用于对空间点模式进行可视化表达。该方法通过分析某一区域内点密度的空间分布变化来研究其分布特征(王远飞等, 2005)。本文将借助ArcGIS 10.2软件,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分析乌鲁木齐市居住点和就业点的分布形态。

2.3.3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

GWR模型通过对不同区域的影响进行评估,用以反映参数在不同空间的非平稳性,使变量间的关系随空间位置的变化而变化,使其模拟结果更符合实际(庞瑞秋等, 2014)。GWR模型是对普通线性回归模型(OLR)的扩展,将样点数据的地理位置嵌入到回归参数之中,即：

$\begin{matrix} Y_{i} = β_{0} (u_{i}, v_{i}) + \overset{π}{\sum_{j = 1}} β_{j} (u_{i}, v_{i}) X_{ij} + ε_{i} i = 1,2, 3, \dots, n \end{matrix}$ (3)

式中： $\begin{matrix} Y_{i} \end{matrix}$ 是因变量,表示被解释变量Y的第i个样本点的观测值; $\begin{matrix} β_{0} \end{matrix}$ 表示区位 $\begin{matrix} (u_{i}, v_{i}) \end{matrix}$ 的常数项; $\begin{matrix} (u_{i}, v_{i}) \end{matrix}$ 为第i个样点的坐标(如经纬度); $\begin{matrix} β_{j} (u_{i}, v_{i}) \end{matrix}$ 是第i个样点的第j个回归参数; $\begin{matrix} X_{ij} \end{matrix}$ 为解释变量的观测值; $\begin{matrix} ε_{i} \end{matrix}$ 是第i个样点的随机误差。本文运用ArcGIS 10.2来软件中的GWR工具建立加权回归模型。

3 结果与分析

3.1 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匹配测度

根据收集的居住小区和就业点的属性信息,运用ArcGIS 10.2软件进行可视化表达,并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对其进行空间分析(图2)。从全市范围看,乌鲁木齐市居住中心和就业中心差别较大,职住空间分离程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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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乌鲁木齐市居民居住点和就业点分布

Fig.2 Residential and employment areas in Urumqi

从图2可以看出,居住小区主要分布在道路网密集的天山区、沙区、水区和新市区等地,米东区的地磅街道、古牧地西街道和古牧地东街道也是居住点集中分布区域。目前乌鲁木齐市主要存在两个居住中心,分别为老城区居住中心和新市区居住中心。老城区居住中心包括3个次居住中心,分别位于水磨沟区的新民路街道和南湖南路街道,沙依巴克区的扬子江路街道、和田街街道和长江路街道,天山区的青年路街道、新华北路街道和解放南路街道等地。新市区居住中心具体包括新市区的杭州路街道、二工街道和南纬路街道等。其中米东区的古牧地东街道、地磅街道和古牧地西街道也开始形成新的居住聚居区。天山区和沙依巴克区作为乌鲁木齐市老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辖区内的小区密度明显高于其他区域,近年来随着老城区改造,区域内的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形成了新的核心住宅区。新市区具有三纵四横的道路网,交通便利,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成为乌鲁木齐开发的热点区域。水磨沟区环境优美,公共服务设施齐全,是乌鲁木齐市高端住宅区的集中地。米东区位于乌鲁木齐市北扩的主方向,是未来承担人口疏散的重要节点,成为房地产商的重点开发区域。

相对于居住小区的集聚分布,就业点在空间上的分布则趋于均衡。目前乌鲁木齐市主要存在两个就业中心。其中城市南部就业中心包括两个次就业中心,分别位于天山区的新华北路街道、东门街道、青年路街道和解放北路街道等地和沙依巴克区的友好南路街道和友好北路街道等地。城市北部就业中心也包括两个次就业中心,分别位于新市区的天津路街道、南纬路街道和高新街街道等地和新市区的二工街道、友谊路街道、二工乡和头屯河区的友谊路街道等地。新华北路、解放南路、解放北路、友好北路及友好南路等街道是乌鲁木齐市的商业繁华地带,商业网点密集,同时也是众多政府机关所在地。新市区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两个国家级开发区,就业机会多,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有各类企业4000多家,“中国500强”企业30多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有20家“世界500强”和39家“中国500强”企业,吸引了大量就业劳动力,是乌鲁木齐市重要的就业中心。

3.2 街道尺度的职住空间分离程度测度

采用JHB指数作为测度标准,对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的平衡度进行测度。对数据进行处理后,按以下标准进行划分：Z_ij<0.7表明居住功能占主导地位,称为居住主导区;0.7<Z_ij<0.9称为居住为主的次级匹配区;0.9<Z_ij<1.1称为基本匹配区;1.1<Z_ij<1.3称为就业为主的次级匹配区;Z_ij>1.3表明就业功能占主导地位,称为就业主导区。

在街道尺度上,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分离程度较大(图3)。从SD值来看,绝对值大于0.5的街道有44个,占所有街道总数的56.7%;绝对值大于1的街道有13个,占街道总数的16.45%。职住空间分离程度较高的区域主要有：天山区的青年路街道、解放北路街道和新华北路街道,新市区的二工乡、高新街街道、南纬路街道和石油新村街道以及头屯河区的嵩山街街道、王家沟街道和乌昌路街道等地,这些街道均为就业主导区。从就业—居住偏离度指数看,居住主导区的街道有35个,占街道总数的44.3%。就业主导区的街道有25个,占街道总数的31.65%,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大区域：沙依巴克区和天山区的商业核心街、新市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头屯河区工业园区以及米东区化工工业区。基本匹配区的街道仅有7个,主要集中在就业主导区周围地带,分别为天山区的燕儿窝街道和东门街道,新市区的喀什东路街道和北京路街道,头屯河区的北站西路街道和火车西站街道以及水磨沟区的新民路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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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乌鲁木齐市JHB指数

Fig.3 Job-housing bias (JHB) index in Urumqi

3.3 不同居住类型居住区的职住空间分离程度测度

3.3.1 调查社区的筛选及调查问卷

由于近年来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划变化较大,特别是街道、社区数量的不断增加和行政范围的不断调整,给典型社区的选择带来了一定影响。考虑到区域完整性和空间均衡性,本文典型社区的选择通过层次分析聚类法来实现,分两步执行。

(1) 调查社区的筛选

基于街道层面的职住空间分离指数,在保证调查区域空间均衡性的基础上,以居住区类型(老城区、企事业单位型、机关单位型、新建商品房型、经济适用房型、廉租房型居住区)为分类原则,同时结合实地调研,最终确定调查街道。

①老城区居住区选择。乌鲁木齐老城区街道,广泛分布着少数民族居民,特别是维吾尔族居民,同时少数民族居民主要聚居在老城区的天山区和沙依巴克区,基本形成“大混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根据乌鲁木齐市民族聚居区类型(表1),将老城区居住区典型街道确定为团结路街道。

表1 街道层面的民族聚居区类型分类表

Tab.1 Classification of nationality types of residential areas at the neighborhood level

聚居区类型	类型I			类型II		类型III
聚居区类型	比例系数/%		街道名称	比例系数/%	街道名称	比例系数/%	街道名称
少数民族聚居区^*	≥60	红雁街道、团结路街道^**、大湾管委会、赛马场管委会、石人子沟街道、古牧地镇、长山子镇		50~60	延安路街道、地窝堡乡	≤50	其他街道
维吾尔族聚居区	≥50	团结路街道^**、地窝堡乡、大湾管委会、赛马场管委会		30~50	胜利路街道、苇湖梁街道、延安路街道	≤30	其他街道
回族聚居区	≥40	铁厂沟镇、古牧地镇、长山子镇		30~40	长胜东街道、三坪农场、卢沟草乡	≤30	其他街道
哈萨克族聚居区	≥20	红雁街道、石人子沟街道		10~20	—	≤10	其他街道

注：*表示所有少数民族居民聚集区;**为筛选后确定的调查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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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企事业单位型和机关单位型居住区选择。根据乌鲁木齐市街道的企事业单位就业人口比重和机关单位就业人口比重分类表,同时结合类型I中街道的JHB指数和调查点的区域均衡性,将企事业单位型居住区调查街道确定为中亚南路街道,机关单位型居住区调查街道确定为新民路街道(表2)。

表2 乌鲁木齐市街道层面的居住类型分类表

Tab.2 Neighborhoods of different functional types in Urumqi

居住类型	类型I			类型II			类型III
居住类型	比例系数/%		街道名称		比例系数/%	街道名称	比例系数/%	街道名称
企事业单位就业人口比重	≥20	迎宾路街道、中亚南路街道^*、青年路街道、胜利路街道、解放南路街道、解放北路街道		15~20	友好南路街道、友好北路街道、南纬路街道、杭州路街道、八一街道、北站西路街道		≤15	其他街道
机关单位就业人口比重	≥20	新民路街道^*、解放北路街道		10~20	和田街街道、南湖南路街道、解放南路街道、喀什东路街道、嵩山街街道		≤10	其他街道

注：*为筛选后确定的调查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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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经济适用房型、公共租赁住房型和廉租房型居住区选择。根据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公布的2013-2015年保障性住房房源分布,将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共租赁住房居住区的调查街道分别确定为分布在米东区的米东南路街道、沙依巴克区的红庙子街道、水磨沟区的七道湾街道。

④新建商品房型居住区。考虑到所选调查点的空间均衡,将新建商品房型居住区调查点确定在头屯河区。再结合实地调研,近年来头屯河区的火车西站附近房地产开发较快,居住小区明显增多,故将调查点确定为头屯河区的火车西站街道。

⑤社区的选择。按照街道筛选的原则和处理方式,根据前期调查和收集的统计资料,从这些街道下辖的100个社区和2个村中,按照分层筛选的原则,在综合考虑所调查社区具备典型性的基础上,每个街道选择一个调查点,总共选择7个典型社区,即团结路社区、中亚南路社区、新民西街社区、中枢路社区、小水渠社区、泰秀社区和八道湾村(图4、表3),作为研究单元进行实地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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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筛选社区的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urveyed neighborhoods

表3 调查社区特征

Tab.3 Characteristics of surveyed neighborhoods

居住类型	社区名称	社区JHB 指数	街道名称
老城区旧居住区	团结路社区	0.76	团结路街道
企事业单位型居住区	中亚南路社区	1.22	中亚南路街道
机关单位型居住区	新民西街社区	0.97	新民路街道
新建商品房型居住区	中枢路社区	7.90	火车西站街道
经济适用房型居住区	小水渠社区	0.03	米东南路街道
廉租房型居住区	泰秀社区	0.06	红庙子街道
公共租赁型居住区	八道湾村	0.45	七道湾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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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问卷调查基础数据说明

2015年8-9月,本文对乌鲁木齐市典型调查小区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问卷主要涉及被调查者的个人基本情况、居住情况、就业情况及通勤情况等信息。实地问卷调查主要以对调查社区中主要居住小区的居民进行随机拦访的方式进行。调查对象包含了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职业类型、不同居住形式和不同收入水平等,覆盖面较广,保证了问卷的可靠性。调查样本中,男性共计141人,占样本总数的43.5%,女性计183人,占样本总数的56.5%;年龄构成以<30岁、30~39岁、40~49岁为主,分别占样本总数的23.46%、27.16%和28.09%;受教育程度分配比较均匀;收入水平以2001~4000元为主,占样本总数的40.74%。

3.3.2 社区类型与职住分离

调查社区居民的平均职住距离为3.46 km,平均通勤时间为23.08 min。其中,40%的居民职住距离在2 km内、通勤时间在15 min内;58%的居民职住距离在3 km内、通勤时间在20 min内。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的平均职住距离和平均通勤时间均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无论是平均的职住距离还是通勤时间,职住分离程度由低到高分别为机关单位型居住区、企事业单位型居住区、老城区旧居住区、新建商品房型居住区、经济适用房型居住区、公共租赁型居住区和廉租房型居住区(表4)。

表4 不同居住类型居民的职住分离程度比较

Tab.4 Degree of separation of job and housing of different residential types

居住类型	样本数 /份	职住距离/km			通勤时间/min
居住类型	样本数 /份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老城区旧居住区	45	3.11	4.15		21.33	15.62
企事业单位型居住区	46	2.59	4.63		20.11	16.62
机关单位型居住区	47	1.91	3.86		17.36	20.63
新建商品房型居住区	46	3.82	5.16		23.91	22.62
经济适用房型居住区	47	3.98	6.17		25.53	17.53
廉租房型居住区	47	4.45	5.76		27.02	21.37
公共租赁型居住区	46	4.37	4.86		26.30	19.96

数据来源：2015年8-9月乌鲁木齐市社区居民工作日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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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社会经济属性与职住分离

从性别属性看,男性职住距离和通勤时间均大于女性,但两者相差不大。男性的平均职住距离为3.60 km,通勤时间为23.48 min。从民族属性看,不论是职住距离和通勤时间,不同民族社区的职住分离程度由低到高分别为：维吾尔族、回族、汉族和哈萨克族。这是因为受本民族文化影响,哈萨克族居民的大多居住在城市的郊区,因此职住距离相对来说更大一些。从年龄属性看,与其他年龄组居民的通勤成本相比,30~49岁居民的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更长,通勤时间在24 min之上。从居民受教育程度看,学历在初中及以下居民的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更大,通勤成本相对较高,可能与低学历组的居民是享受政府保障性住房的主体有关;学历在高中之上的居民,随着学历的提高,居民的通勤时间逐步增大,这可能因为高学历的居民收入一般较高,支付能力也较强,其在居住区位选择时更具自主选择权,一般倾向于交通便利、环境优美的区位居住,因此承受的职住距离更大。从职业属性看,工人和服务/销售/商贸人员的通勤时间较长,均在24 min之上;公务员/企事业管理人员的通勤距离较短,空间匹配性较好。从收入水平属性看,收入水平与通勤时间基本呈现一定的相关关系,即收入越高者,通勤时间越长。从家庭构成属性看,五口及以上家庭承受的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更长,分别为4.16 km和25.16 min。从住房形式属性看,由于租房者考虑通勤成本,租房时大多选择离就业地较近的区位,因此通勤距离从低到高分别为：租住、购买和自建,其职住距离分别为2.99、3.51和5.38 km(表5)。

表5 不同社会经济属性居民的职住分离程度比较

Tab.5 Degree of separation of job and housing of residents with different social and economic attributes

属性		样本数/份	职住距离/km			通勤时间/min
属性		样本数/份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男	141	3.60	4.12		23.48	17.62
性别	女	183	3.35	4.63		22.79	15.16
民族	汉族	241	3.56	3.12		23.70	15.36
	维吾尔族	61	3.18	4.16		21.44		16.28
	哈萨克族	7	3.71	3.82		24.71		15.32
	回族	15	3.27	4.32		22.67		14.73
年龄	<30岁	76	3.11	5.16		22.11	13.65
	30~39岁	88	3.93	3.26		24.43		15.62
	40~49岁	91	4.16	4.86		26.04		14.87
	50~59岁	43	3.64	5.62	24.29		18.65
	60岁及其以上	26	3.45	4.89	23.27		19.16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50	3.22	6.13	22.70	18.59
	初中/中专	91	3.20	5.63	22.64		16.95
	高中	50	2.47	4.35	24.30		17.26
	大专	49	2.72	3.89	20.20		18.32
	本科及其以上	84	4.11	4.26	23.97		15.68
职业	农民	6	4.50	3.21	26.67	16.89
	工人	37	4.07	5.26	24.49		15.97
	公务员/企事业管理人员	94	2.79	4.16	19.84		15.82
	服务/销售/商贸人员	83	4.13	4.19	25.90		16.87
	离退休人员	16	3.59	5.12	23.26		20.19
	其他	84	3.11	3.16	22.56		17.54
收入水平	2000元以下	105	2.16	4.32	18.78	17.64
	2001~4000元	132	2.56	4.63	19.16		18.65
	4001~6000元	65	3.15	5.12	22.63		19.52
	6001元以上	22	4.66	5.64	27.73		18.45
家庭构成	单身—两口	85	3.35	4.65	23.29	15.93
	三口—四口	208	3.40	5.89	22.70		14.83
	五口及以上	31	4.16	3.92	25.16		16.57
住房形式	购买	234	3.51	5.36	23.23	18.36
	租住	77	2.99	4.86	21.43		17.63
	自建	13	5.38	6.15	30.38		18.62

数据来源：2015年8-9月乌鲁木齐市社区居民工作日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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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关系影响因素

本文以乡镇街道行政区为基本单元,运用GWR模型对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GWR模型可以表示为：

$\begin{matrix} Y_{i} = | Z_{i} - 1 | = β_{0} (u_{i}, v_{i}) + \overset{n}{\sum_{j = 1}} β_{j} (u_{i}, v_{i}) X_{ij} + ε_{i} \end{matrix}$ (4)

式中：Y_i为因变量,表示被解释变量Y的第i个样本点的观测值;Z_i为第i个区域的JHB指数; $\begin{matrix} β_{0} (u_{i}, v_{i}) \end{matrix}$ 表示区位 $\begin{matrix} (u_{i}, v_{i}) \end{matrix}$ 的常数项; $\begin{matrix} β_{j} \end{matrix} \begin{matrix} (u_{i}, v_{i}) \end{matrix}$ 是第i个样点的第j个回归参数;X_ij为解释变量的观测值;ε_i是第i个样点的随机误差项。本文采用ArcGIS 10.2的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工具,建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若回归系数为正,则表明该因子会加剧职住分离程度,系数为负则表明该因子会缓解职住分离程度(肖琛等, 2014)。

4.1 变量选取

JHB指数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根据已有研究成果(郑丽敏, 2012; 张慧, 2013),本文首先选取了户籍、民族、年龄、流动性、受教育程度、就业、住房及其他因素等8个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进行分析。应用SPSS 20.0软件对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通过对数据进行验证, $\begin{matrix} KMO \end{matrix}$ 值为0.76,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的Sig.值为0,适合做因子分析。根据主因子的特征值及碎石图,选取5个主因子分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3.23%(表6)。

表6 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关系影响因素主因子矩阵

Tab.6 Loadings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job-housing space relationship on the principal factors in Urumqi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主因子载荷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1	2	3	4	5
户籍因素	非农户比例	-0.337	0.452	0.321	-0.064	0.266
户籍因素	集体户比例	0.228	0.756	-0.146	0.307	0.040
民族因素	汉族人口比例	0.403	-0.557	-0.485	0.294	-0.049
	维吾尔族人口比例	-0.232	0.806	0.274	0.286	0.091
	哈萨克族人口比例	0.543	0.092	0.672	0.227	-0.295
	回族人口比例	0.010	0.097	-0.779	-0.068	0.328
年龄因素	劳动力人口比例	-0.284	-0.164	-0.465	-0.098	-0.064
年龄因素	老年人口比例	-0.718	-0.172	0.129	-0.209	0.111
流动性因素	流动人口比例	0.020	-0.409	-0.074	0.815	0.072
	疆内流动人口比例	0.012	-0.847	0.118	0.265	-0.046
	疆外流动人口比例	-0.232	-0.272	-0.470	0.659	0.075
受教育程度因素	小学及其以下人口比例	-0.490	0.360	0.017	0.576	0.263
	初中人口比例	0.776	-0.100	-0.021	0.479	0.019
	高中人口比例	0.856	-0.164	-0.096	-0.143	-0.196
	大学及其以上人口比例	0.843	-0.375	0.112	-0.173	-0.121
就业因素	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例	0.036	0.141	0.140	0.437	-0.150
	工人比例	-0.099	-0.160	0.711	-0.042	-0.353
	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就业人口比例	0.033	0.115	0.459	0.159	-0.169
	服务人员比例	0.302	-0.312	0.451	0.384	0.135
住房因素	租赁房比例	-0.267	0.153	0.196	0.336	-0.537
	自建房比例	0.049	-0.619	0.448	-0.133	0.204
	购买商品房比例	-0.009	0.754	-0.199	0.140	-0.015
	经济适用房比例	-0.331	-0.885	0.008	-0.096	-0.119
	人均住房面积对数	0.488	0.082	0.189	-0.154	0.594
	2000年后新建房面积对数	0.495	-0.044	0.255	-0.014	0.556
其他因素	性别比	0.806	-0.153	.0710	-0.101	0.337
	已婚人口比例	0.303	0.276	-0.111	-0.330	-0.507
	劳动人口比例	0.495	-0.173	0.134	-0.013	0.570
特征值 $\begin{matrix} (λ_{i}) \end{matrix}$		6.94	4.95	2.53	2.33	1.80
解释方差贡献率/%		34.79	20.68	10.02	9.31	8.43
方差累计百分比/%		34.79	55.47	65.49	74.8	83.23

注：加粗数字代表各指标在其主因子得分中绝对值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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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因子及其空间特征

4.2.1 学历构成

第一主因子的特征值为6.94,方差贡献率为34.79%,主要反映6个变量的信息。该主因子与哈萨克族人口比例、初中人口比例、高中人口比例、大学及其以上人口比例和性别比等变量呈较强的正相关性,与老年人口比例呈负相关。第一主因子得分最高的街区分布在天山区和沙依巴克区的相邻街道,以及新市区的中亚南路街道、北京路街道和南纬路街道等地。总体来说,得分值较高的街道主要分布于老城区,以天山区、沙依巴克区和新市区为主。这些街道主要为高校和科研院所所在地,如天山区胜利路街道的新疆大学和幸福路街道的乌鲁木齐职业大学;沙依巴克区八一街道的新疆农业大学和友好北路街道的新疆师范大学、新市区二工街道的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和北京路街道的新疆医科大学(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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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各主因子得分分布

Fig.5 Distribution of principal factor scores

4.2.2 住房产权性质

第二主因子的特征值为4.95,方差贡献率为20.68%,主要反映8个变量的信息。该主因子与集体户比例、非农户比例、维吾尔族人口比例和购买商品房比例等变量呈较强的正相关性,与疆内流动人口比例、汉族人口比例、自建房比例和经济适用房比例呈负相关性。第二主因子得分最高的街区是南湖南路街道、友谊路街道、北站西路街道、长胜南街道和长胜西街道。总体来看,得分值较高的街道主要分布于水磨沟区和沙依巴克区,水磨沟区和沙依巴克区是政府保障性住房所在地,公共租赁住房主要分布在水磨沟区,如山水兰德小区和水韵康居苑小区等地;廉租房主要分布在沙依巴克区,如春和景明小区和阳光雅润小区等地(图5)。

4.2.3 职业类型

第三主因子的特征值为2.53,方差贡献率为10.02%,主要反映5个变量的信息。该主因子与工人比例、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就业人口比例和服务人员比例呈较强的正相关性,与回族人口比例和劳动力人口比例呈负相关。第三主因子得分最高的街区是头屯河区的北站西路街道、头屯河农场、五一农场和三坪农场,沙依巴克区的长胜南街道和长胜西街道。总体来看,得分值较高的街道主要分布于城市中部新市区和水磨沟区就业人口比例较高的街道,以及城市周边的农场。这些街道主要是大型企业所在地,如石油新村街道驻有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新疆冶金建设公司、商运司等单位,有大型建材市场和农贸市场;水磨沟区的南湖南路、南湖北路和六道湾等街道驻有新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自治区政治协商委员会、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法院、市图书馆、水磨沟区国家税务局和人民检察院等单位(图5)。

4.2.4 流动人口

第四主因子的特征值为1.80,方差贡献率为8.43%,主要反映4个变量的信息,均呈正相关。该主因子与流动人口比例、疆外流动人口比例、小学及其以下人口比例和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呈较强相关性。总体来看,得分值较高的街道主要分布于城市核心区的外围区域,如城市西北部的米东区和沙依巴克区的外围区域。如沙依巴克区的炉院街街道为火车站(乌鲁木齐南站)所在地,是乌鲁木齐市主要的客货流集散地,驻有新疆商贸城等交易市场,因此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近年来,米东区的流动人口,特别是疆外流动人口明显增多,2014年,米东南路街道、古牧地东街道和卡子湾街道的流动人口比例分别达60.98%、43.26%和41.38%(图5)。

4.2.5 住房面积

第五主因子的特征值为2.33,方差贡献率为9.31%,主要反映4个变量的信息。该主因子与人均住房面积对数、2000年后新建房面积对数和劳动人口比例等变量呈较强相关性,与租赁房比例和已婚人口比例呈负相关。第五主因子得分较高的街道主要分布在城市核心区的边缘区域,如长胜南街道、长胜西街道、大湾管委会、黑甲山管委会和八道湾街道等地(图5)。

4.3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利用ArcGIS10.2软件建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根据模型估计结果,残差平方值(0.32)及Bartlett球形检验Sig.值(0.028)较小,R²(0.507)及调整R²(0.427)均较大,表明模型效果较好。将各主因子的回归系数进行可视化表达,其中红色代表正相关,蓝色代表负相关,颜色越深表明其对职住分离的影响越明显(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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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GWR空间回归结果

Fig.6 Spatial regression results of GWR

(1) 学历构成。其回归系数全部为正值,表明学历构成对职住空间分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即随着学历的升高,乌鲁木齐市的职住空间分离程度有所提高。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看,从城市的西北方向东南方逐渐递减,说明学历构成对头屯河区和新市区的绝大部分街道的职住分离程度影响较大,对水磨沟区的石人子沟街道、米东区的铁厂沟镇以及天山区的黑甲山管委会、大湾街道管委会、赛马场镇管委会、红雁街道的职住分离程度影响较小。在头屯河区和新市区北部的一些街道为一些大型企业所在地,其中新市区驻有各类企业4000多家,“中国500强”企业30多家,头屯河区驻有20家“世界500强”和39家“中国500强”企业。这些企业中收入较高的高学历工作人员大多居住在水磨沟区和新市区南部等居住环境较好的区域,承受的职住距离较大。

(2) 住房产权性质。其回归系数绝大部分为正值,表明住房产权性质对职住空间分离具有较明显的正向影响作用,但是在天山区和沙依巴克区的一些街道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表明在这些街道中,住房产权性质对职住空间分离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作用。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看,由北向南依次减小,说明住房产权性质对头屯河区、新市区和米东区的北部街道具有明显的影响。这些街道大多位于城市的边缘区域,近年来房地产事业发展较快,居住功能较为明显。而城市北部的新市区、头屯河区和米东区的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职住空间分离程度。

(3) 职业类型。其回归系数全部为正,表明职业类型对职住空间分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看,由南向北依次减小,表明职业类型对天山区的大部分街道和水磨沟区部分街道的职住分离程度具有明显的影响;但对城市北部街道的职住分离程度影响较小。

(4) 流动人口。其回归系数全部为正,表明流动人口对职住空间分离程度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作用。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看,从城市西北方向东南方逐渐递减,说明其对流动人口较多的头屯河区和新市区街道的职住分离程度具有明显的影响。头屯河区和新市区就业机会较多,吸引了大批外来务工人员,在一定程度上职住空间分离带来了影响。

(5) 住房面积。其回归系数均为负,表明住房面积对职住空间分离程度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作用。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看,由东向西逐渐增大,表明其对米东区和水磨沟区部分街道的职住分离程度具有较大的影响。因为随着城市的扩展,老城区职住空间得到释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职住空间分离程度,而新城区住宅用地的扩展加剧了职住分离程度。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不同尺度探讨了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分离程度,并总结了职住空间关系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

(1) 从全市范围看,乌鲁木齐市居住人口空间结构与就业人口空间结构不一致,职住空间分离程度较为严重。

(2) 从街道尺度看,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不匹配程度较大。居住主导区的街道有35个,占街道总数的44.3%;就业主导区的街道有25个,占街道总数的31.65%;基本匹配区的街道仅有7个,主要集中在就业主导区周围地带,分别为天山区的燕儿窝街道和东门街道,新市区的喀什东路街道和北京路街道,头屯河区的北站西路街道和火车西站街道以及水磨沟区的新民路街道。

(3) 从不同居住类型居住区看,调查社区居民的平均职住距离为3.46 km,平均通勤时间为23.08 min。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的平均职住距离和平均通勤时间均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无论是平均的职住距离还是通勤时间,职住分离程度由低到高分别为机关单位型居住区、企事业单位型居住区、老城区旧居住区、新建商品房型居住区、经济适用房型居住区、公共租赁型居住区和廉租房型居住区。

(4) 从学历构成、住房产权性质、职业类型、流动人口以及住房面积等5个方面采用定量方法分析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关系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学历构成、住房产权性质、职业类型和流动人口对职住空间分离具有较明显的正向影响作用,住房面积对职住空间分离程度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作用。

本文从全市、街道和不同类型居住区的角度分析了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分离程度,运用ArcGIS 10.2软件进行了空间分析与可视化表达,应用GWR模型探讨了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关系的驱动力。但由于数据的限制性,只对目前的职住空间分离程度进行了测度,无法研究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关系的变化。其次,仅以JHB指数作为判断城市职住空间分离程度的标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后续研究应以更加翔实的微观数据进行分析总结。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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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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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胡娟, 胡忆东, 朱丽霞. 2013. 基于“职住平衡”理念的武汉市空间发展探索 [J]. 城市规划, 37(8): 25-3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当前中国许多大城市处于制度转型与空间重构背景下,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发生明显变化,职住分离现象在城市化进程中日渐明显。基于对武汉市近万份实际调查问卷数据,利用ArcGIS 数据分析平台,采用相关空间分析方法,从总量职住比、独立指数、外出通勤率和外来通勤率的综合职住指标体系,对武汉市分圈层、主城区和新城组群的三个空间尺度职住系统的空间特征和职住匹配关系进行分析和评价,解析其职住空间存在问题,并基于"职住平衡"理念探索武汉市空间结构发展。 [Hu J, Hu Y D, Zhu L X.2013. Exploration on spatial development of Wuhan based on job-housing balance [J]. City Planning Review, 37(8): 25-3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当前中国许多大城市处于制度转型与空间重构背景下,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发生明显变化,职住分离现象在城市化进程中日渐明显。基于对武汉市近万份实际调查问卷数据,利用ArcGIS 数据分析平台,采用相关空间分析方法,从总量职住比、独立指数、外出通勤率和外来通勤率的综合职住指标体系,对武汉市分圈层、主城区和新城组群的三个空间尺度职住系统的空间特征和职住匹配关系进行分析和评价,解析其职住空间存在问题,并基于"职住平衡"理念探索武汉市空间结构发展。
[5]	焦华富, 胡静. 2011. 芜湖市就业与居住空间匹配研究 [J]. 地理科学, 31(7): 788-79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借助偏离度指数分析法从宏观层面研究了芜湖市辖区的就业—居住空间匹配状况的变化特点,利用问卷调查数据,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市区居民通勤的时间、距离、方式及费用。研究结果表明芜湖市就业—居住空间匹配度趋于下降,核心区为服务业就业主导区,北部以制造业就业为主导功能,南部居住功能占主导,带来各区居住人口和就业人口的空间流动。居民通勤平均距离约为4km,平均时间约为25min,通勤方式以电动车、公交车为主。目前,居民对就业—居住地匹配状况的满意程度总体尚好,还需要采取措施以进一步提高满意度。 [Jiao H F, Hu J.2011. Spatial match between employment and housing in Wuhu City, Anhui Province of China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1(7): 788-79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借助偏离度指数分析法从宏观层面研究了芜湖市辖区的就业—居住空间匹配状况的变化特点,利用问卷调查数据,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市区居民通勤的时间、距离、方式及费用。研究结果表明芜湖市就业—居住空间匹配度趋于下降,核心区为服务业就业主导区,北部以制造业就业为主导功能,南部居住功能占主导,带来各区居住人口和就业人口的空间流动。居民通勤平均距离约为4km,平均时间约为25min,通勤方式以电动车、公交车为主。目前,居民对就业—居住地匹配状况的满意程度总体尚好,还需要采取措施以进一步提高满意度。
[6]	刘定惠, 杨永春, 朱超洪. 2012. 兰州市职住空间组织特征 [J]. 干旱区地理, 35(2): 288-294.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以兰州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基于2010年兰州市内1 500份家庭调查问卷数据基础上，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兰州市居民的职住空间组织特征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兰州市居民的居住地和就业地之间的平均距离为2.34 km，有一半居民的通勤距离在1 km内，和北京、上海、广州等东部大城市相比，兰州市的通勤距离比较短，还没有出现类似东部大城市的职住分离比较突出的现象。兰州市作为多中心、带状组团城市，各组团内部就业与居住基本平衡，居民通勤多以本组团内部的通勤行为为主，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跨区通勤，各组团居民的通勤行为具有“近多远少”特点。各组团职住空间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城关区和安宁区的平均通勤距离较短，七里河和西固区的平均通勤距离较长。职住空间组织特征与城市中居住功能和就业功能的空间差异有关。城关区属于单向外来通勤流为主的区域、七里河区属于双向通勤流比较平衡的区域、安宁区和西固区属于单向外出通勤流为主的区域。 [Liu D H, Yang Y C, Zhu C H.2012. Characteristics of jobs-housing spatial organization in Lanzhou City [J]. Arid Land Geography, 35(2): 288-294.]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以兰州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基于2010年兰州市内1 500份家庭调查问卷数据基础上，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兰州市居民的职住空间组织特征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兰州市居民的居住地和就业地之间的平均距离为2.34 km，有一半居民的通勤距离在1 km内，和北京、上海、广州等东部大城市相比，兰州市的通勤距离比较短，还没有出现类似东部大城市的职住分离比较突出的现象。兰州市作为多中心、带状组团城市，各组团内部就业与居住基本平衡，居民通勤多以本组团内部的通勤行为为主，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跨区通勤，各组团居民的通勤行为具有“近多远少”特点。各组团职住空间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城关区和安宁区的平均通勤距离较短，七里河和西固区的平均通勤距离较长。职住空间组织特征与城市中居住功能和就业功能的空间差异有关。城关区属于单向外来通勤流为主的区域、七里河区属于双向通勤流比较平衡的区域、安宁区和西固区属于单向外出通勤流为主的区域。
[7]	刘望保, 闫小培, 谢丽娟. 2012. 转型时期广州居民职住流动及其空间结构变化: 基于3个年份的调查分析 [J]. 地理研究, 31(9): 1685-1696. https://doi.org/10.11821/yj201209001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中国城市处于由国家/集体分配体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向以市场调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大规模重构。本文基于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家庭调查问卷,分析城市居民职住流动及其空间变化,总结城市居民职住流动对广州市社会空间重构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流动率大规模增加,且圈层差异明显,越往外围,职住流动率越高。城市居民的职住就近流动的特征明显,偏好于工作地附近就近选择居住地或在居住地附近就近选择工作地。地方政府应通过城市规划、就业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等手段来加强宏观调控,合理引导不同社会群体的职住区位选择,以减少居住空间分异和职住空间的过度分离。 [Liu W B, Yan X P, Xie L J.2012. Employment and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its spatial structure change based on the 3 years' survey analysis [J]. Geographic Research, 31(9): 1685-1696.] https://doi.org/10.11821/yj201209001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中国城市处于由国家/集体分配体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向以市场调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大规模重构。本文基于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家庭调查问卷,分析城市居民职住流动及其空间变化,总结城市居民职住流动对广州市社会空间重构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流动率大规模增加,且圈层差异明显,越往外围,职住流动率越高。城市居民的职住就近流动的特征明显,偏好于工作地附近就近选择居住地或在居住地附近就近选择工作地。地方政府应通过城市规划、就业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等手段来加强宏观调控,合理引导不同社会群体的职住区位选择,以减少居住空间分异和职住空间的过度分离。
[8]	刘争光, 张志斌, 汪晓霞, 等. 2014. 兰州市居住空间分布及其成因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8(1): 72-7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城市居住空间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兰州市是典型的河谷型城市,对其居住空间进行研究,有助于揭示该类城市居住空间分布规律,合理引导城市居住空间的发展,优化城市居住空间结构。基于统计资料并结合实地调查,运用Arcgis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从定量分析角度揭示出兰州市居住空间呈现沿交通线集聚分布、区域布局不均衡以及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初显的特点。并从自然地理环境、城市规划、住房制度、房地产业的发展以及交通建设方面分析了兰州市居住空间分布形成的原因。 [Liu Z G, Zhang Z B, Wang X X, et al.2014. The distribution of urban living space in Lanzhou and their causes analysis [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8(1): 72-7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城市居住空间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兰州市是典型的河谷型城市,对其居住空间进行研究,有助于揭示该类城市居住空间分布规律,合理引导城市居住空间的发展,优化城市居住空间结构。基于统计资料并结合实地调查,运用Arcgis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从定量分析角度揭示出兰州市居住空间呈现沿交通线集聚分布、区域布局不均衡以及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初显的特点。并从自然地理环境、城市规划、住房制度、房地产业的发展以及交通建设方面分析了兰州市居住空间分布形成的原因。
[9]	刘志林, 王茂军. 2011. 北京市职住空间错位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分析: 基于就业可达性与通勤时间的讨论 [J]. 地理学报, 66(4): 457-46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基于问卷调查的非汇总数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测度了北京城市124 个街道的就业可达性，并作为职住空间错位的标度指标，讨论了职住空间错位与居民通勤时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就业可达性高于郊区，高就业可达性的街道主要集中在二环以内及东二环至东四环的东北一隅。② 全体样本的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社会经济属性与住房状况等条件下，街道就业可达性对通勤时间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就业可达性平方与居民通勤时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③ 分收入组来看，中高收入组两变量影响均不显著，中低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就业可达性对通勤时间的影响显著，表现为通勤时间与就业可达性为正向相关，与就业可达性平方为负向相关，说明一定的阈值范围内居住街道就业可达性的提高鼓励居民延长通勤时间，但超过一定阈值后则限制居民长时间通勤。该结果与西方城市研究的研究结论不同，反映出中国城市处于空间重构和转型期的独特性。但二者的共同点是低收入居民等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城市职住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的制约，城市规划和住房政策应更加重视通过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消减低收入居民面临的空间障碍。 [Liu Z L, Wang M J.2011. Job accessibility and its impacts on commuting time of urban residents in Beijing: From a spatial mismatch perspective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6(4): 457-46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基于问卷调查的非汇总数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测度了北京城市124 个街道的就业可达性，并作为职住空间错位的标度指标，讨论了职住空间错位与居民通勤时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就业可达性高于郊区，高就业可达性的街道主要集中在二环以内及东二环至东四环的东北一隅。② 全体样本的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社会经济属性与住房状况等条件下，街道就业可达性对通勤时间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就业可达性平方与居民通勤时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③ 分收入组来看，中高收入组两变量影响均不显著，中低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就业可达性对通勤时间的影响显著，表现为通勤时间与就业可达性为正向相关，与就业可达性平方为负向相关，说明一定的阈值范围内居住街道就业可达性的提高鼓励居民延长通勤时间，但超过一定阈值后则限制居民长时间通勤。该结果与西方城市研究的研究结论不同，反映出中国城市处于空间重构和转型期的独特性。但二者的共同点是低收入居民等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城市职住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的制约，城市规划和住房政策应更加重视通过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消减低收入居民面临的空间障碍。
[10]	刘志林, 王茂军, 柴彦威. 2010. 空间错位理论研究进展与方法论评述 [J]. 人文地理, 25(1): 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空间错位理论是西方城市地理和城市规划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自上世纪60年代提出以来引发了大量关注弱势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机会的实证研究。近年来中国城市快速空间重构背景下的职住分离现象也引起学者关注。本文首先回顾了空间错位假设的提出背景、基本假设和主要实证研究结论,重点评述了近年来美国空间错位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进展及主要挑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空间错位理论对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研究的借鉴意义。 [Liu Z L, Wang M J, Chai Y W.2010. Spatial mismatch theory: A review on empirical research and methodology [J]. Human Geography, 25(1): 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空间错位理论是西方城市地理和城市规划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自上世纪60年代提出以来引发了大量关注弱势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机会的实证研究。近年来中国城市快速空间重构背景下的职住分离现象也引起学者关注。本文首先回顾了空间错位假设的提出背景、基本假设和主要实证研究结论,重点评述了近年来美国空间错位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进展及主要挑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空间错位理论对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研究的借鉴意义。
[11]	刘志林, 张艳, 柴彦威. 2009. 中国大城市职住分离现象及其特征: 以北京市为例 [J]. 城市发展研究, 16(9): 110-117. [本文引用: 1] [Liu Z L, Zhang Y, Chai Y W.2009. Home-work sepa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institutional and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Beijing household survey data [J]. Urban Studies, 16(9): 110-117.] [本文引用: 1]
[12]	孟晓晨, 吴静, 沈凡卜. 2009. 职住平衡的研究回顾及观点综述 [J]. 城市发展研究, 16(6): 23-28, 3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09.06.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就业-居住平衡是西方城市规划界在与＂城市病＂做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规划理念,并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转变为一些地方政府解决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的政策。从就业-居住平衡的涵义和测度开始,简要回顾了这一理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政策转向,重点梳理了西方学者对就业-居住平衡政策有效性和实现途径的不同观点,总结出其对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和城市规划的启示,以期引起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共同为中国城市在市场化过程中的空间结构调整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Meng X C, Wu J, Shen F B.2009. The study review of urban jobs-housing balance [J]. Urban Studies, 16(6): 23-28, 3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09.06.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就业-居住平衡是西方城市规划界在与＂城市病＂做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规划理念,并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转变为一些地方政府解决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的政策。从就业-居住平衡的涵义和测度开始,简要回顾了这一理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政策转向,重点梳理了西方学者对就业-居住平衡政策有效性和实现途径的不同观点,总结出其对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和城市规划的启示,以期引起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共同为中国城市在市场化过程中的空间结构调整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13]	庞瑞秋, 腾飞, 魏冶. 2014.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吉林省人口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 [J]. 地理科学, 34(10): 1210-121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以吉林省各县域(市辖区)为基本单元,借助第六次人口普查和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结合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讨论人口城镇化水平和国有动力、非国有动力、农业动力及外向动力等因素的空间相关关系,并以此解释人口城镇化分县域(市辖区)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国有动力对吉林省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作用最大,影响强度由中北部向西南、东南两个方向递减;农业动力和非国有动力分居二、三位,但差别不明显。其中农业动力的影响强度由西北向东南方向递减,非国有动力的影响强度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外向动力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力较弱,影响强度各地区差别较大。吉林省人口城镇化未来发展应重视非国有动力的影响和农村现代化的作用;关注人口城镇化动力多元化,考虑实现错位发展和个性化发展。</p> [Pang R Q, Teng F, Wei Y.2014. A GWR-based study on dynamic mechanism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in Jilin Province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4(10): 1210-121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以吉林省各县域(市辖区)为基本单元,借助第六次人口普查和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结合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讨论人口城镇化水平和国有动力、非国有动力、农业动力及外向动力等因素的空间相关关系,并以此解释人口城镇化分县域(市辖区)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国有动力对吉林省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作用最大,影响强度由中北部向西南、东南两个方向递减;农业动力和非国有动力分居二、三位,但差别不明显。其中农业动力的影响强度由西北向东南方向递减,非国有动力的影响强度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外向动力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力较弱,影响强度各地区差别较大。吉林省人口城镇化未来发展应重视非国有动力的影响和农村现代化的作用;关注人口城镇化动力多元化,考虑实现错位发展和个性化发展。</p>
[14]	强欢欢, 吴晓, 王慧. 2014. 2000年以来南京市主城区居住空间的分异探讨 [J]. 城市发展研究, 21(1): 68-7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4.01.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利用因子生态学手段，对2010年南京市主城区居住空间进行分异图解和定量分析，并与1999年的南京市居住空间分异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南京市主城区的居住空间结构在保持一定扇形放射特征的前提下，正变得更加混合与斑驳，各类型的居住空间彼此夹杂且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区位演替和变化，具体演化特征为住区的外延化与碎片化、人口的混合化与分异化以及就业的异质化与集聚化；而影响居住空间分异的动力机制，包括城市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变、城市规划思想方法的变化、城市住房供应来源多样化及城市居民居住需求多元化。 [Qiang H H, Wu X, Wang H.2014. Preliminary study on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 residential space in Nanjing since 2000 [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1(1): 68-7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4.01.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利用因子生态学手段，对2010年南京市主城区居住空间进行分异图解和定量分析，并与1999年的南京市居住空间分异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南京市主城区的居住空间结构在保持一定扇形放射特征的前提下，正变得更加混合与斑驳，各类型的居住空间彼此夹杂且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区位演替和变化，具体演化特征为住区的外延化与碎片化、人口的混合化与分异化以及就业的异质化与集聚化；而影响居住空间分异的动力机制，包括城市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变、城市规划思想方法的变化、城市住房供应来源多样化及城市居民居住需求多元化。
[15]	宋金平, 王恩儒, 张文新, 等. 2007. 北京住宅郊区化与就业空间错位 [J]. 地理学报, 62(4): 387-396.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04.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北京从20 世纪80 年代末开始出现郊区化，其住宅郊区化特点尤为突出。北京市住宅郊区化的驱动力与西方城市的郊区化相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差异，相似之处是：都是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以及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施和城市规划的引导；不同之处在于北京的住宅郊区化是一种被动的郊区化，居民本身并不想离开市区，但是旧城改造与市区内高昂的房价迫使居民不得不到郊区购房。随着住宅郊区化的大规模发展，北京也出现了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问题，这种空间错位虽然与美国郊区化过程中空间错位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出现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分离，造成低收入阶层通勤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增加，导致交通拥挤、社会隔离等社会问题。</p> [Song J P, Wang E R, Zhang W X, et al.2007. Housing suburbanization and employment spatial mismatch in Beijing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2(4): 387-396.]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04.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北京从20 世纪80 年代末开始出现郊区化，其住宅郊区化特点尤为突出。北京市住宅郊区化的驱动力与西方城市的郊区化相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差异，相似之处是：都是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以及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施和城市规划的引导；不同之处在于北京的住宅郊区化是一种被动的郊区化，居民本身并不想离开市区，但是旧城改造与市区内高昂的房价迫使居民不得不到郊区购房。随着住宅郊区化的大规模发展，北京也出现了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问题，这种空间错位虽然与美国郊区化过程中空间错位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出现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分离，造成低收入阶层通勤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增加，导致交通拥挤、社会隔离等社会问题。</p>
[16]	孙斌栋, 潘鑫, 宁越敏. 2008. 上海市就业与居住空间均衡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分析 [J]. 城市规划学刊, (1): 77-8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借鉴国外文献关于就业与居住空间均衡对交通出行影响的研究方法,构造了测度就业一居住空间均衡的指数,对上海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上海的就业-居住空间均衡性趋于减弱,表现为,核心区和紧邻外围区以服务业就业为主导功能,多数外围区和近郊区以居住功能占主导,远郊区又是以就业为主要性质,但以制造业为主.城市交通层面上的后果是,跨区交通出行增加,平均出行时距和距离上升.针对上述结论对现行城市规划政策进行检讨,并得出应该增加用地功能复合性等政策启示. [Sun B D, Pan X, Ning Y M.2008. Analysis on influence of job-housing balance on commute travel in Shanghai [J]. Urban Planning Forum, (1): 77-8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借鉴国外文献关于就业与居住空间均衡对交通出行影响的研究方法,构造了测度就业一居住空间均衡的指数,对上海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上海的就业-居住空间均衡性趋于减弱,表现为,核心区和紧邻外围区以服务业就业为主导功能,多数外围区和近郊区以居住功能占主导,远郊区又是以就业为主要性质,但以制造业为主.城市交通层面上的后果是,跨区交通出行增加,平均出行时距和距离上升.针对上述结论对现行城市规划政策进行检讨,并得出应该增加用地功能复合性等政策启示.
[17]	王波, 甄峰. 2011. 南京市区就业空间布局研究 [J]. 人文地理, 26(4): 58-6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本文采取就业密度分析方法，对南京市区就业空间布局进行实证研究。在南京市区现有11个区的基础上将南京市区划分为159个研究单元。依据2005年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区县层面”分行业就业数据，以及2006年南京市用地现状图，修正匹配得到各个研究单元制造业、服务业、商业金融业及总的就业密度值。并运用Arcgis软件对就业密度值进行核密度分析以及3D模拟，分析南京市区制造业、服务业以及总就业的空间布局特征及原因机制。 [Wang B, Zhen F.2011. An analysi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employment in Nanjing [J]. Human Geography, 26(4): 58-6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本文采取就业密度分析方法，对南京市区就业空间布局进行实证研究。在南京市区现有11个区的基础上将南京市区划分为159个研究单元。依据2005年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区县层面”分行业就业数据，以及2006年南京市用地现状图，修正匹配得到各个研究单元制造业、服务业、商业金融业及总的就业密度值。并运用Arcgis软件对就业密度值进行核密度分析以及3D模拟，分析南京市区制造业、服务业以及总就业的空间布局特征及原因机制。
[18]	王远飞, 何洪林. 2007. 空间数据分析方法[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Wang Y F, He H L. 2007. Kongjian shuju fenxi fangfa[M]. Beijing, China: Science Press.]
[19]	肖琛, 陈雯, 袁丰, 等. 2014. 2000-2010年无锡市职住空间关系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J]. 地理科学, 34(2): 137-146.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基于第五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探讨了无锡市2000~2010 年职住空间的变动情况，总结了职住空间关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无锡市居住人口主要集中在老城区，但人口向外扩散的趋势明显，外围地区尤其是产业发达地区人口增长较快；就业人口分布以老城区为主，沿“西北-东南”向扩展。从职住空间匹配角度分析，无锡市总体职住空间匹配程度有所提高，存在老城区以居住功能为主、外围区以就业功能为主的特征，且部分区域职住空间匹配度较低。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法定量分析了职住空间关系的影响因素，认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交通通达性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会加剧职住分离；产业发展、建设用地扩展、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会缓解职住空间的失配现象。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城市应采取不同的职住空间组织模式。</p> [Xiao C, Chen W, Yuan F, et al.2014.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housing spaces of Wuxi City and relationship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2000-2010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4(2): 137-146.]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基于第五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探讨了无锡市2000~2010 年职住空间的变动情况，总结了职住空间关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无锡市居住人口主要集中在老城区，但人口向外扩散的趋势明显，外围地区尤其是产业发达地区人口增长较快；就业人口分布以老城区为主，沿“西北-东南”向扩展。从职住空间匹配角度分析，无锡市总体职住空间匹配程度有所提高，存在老城区以居住功能为主、外围区以就业功能为主的特征，且部分区域职住空间匹配度较低。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法定量分析了职住空间关系的影响因素，认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交通通达性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会加剧职住分离；产业发展、建设用地扩展、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会缓解职住空间的失配现象。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城市应采取不同的职住空间组织模式。</p>
[20]	修春亮, 孙平军, 王绮. 2013. 沈阳市居住就业结构的地理空间和流空间分析 [J]. 地理学报, 68(8): 1110-1118.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以沈阳市为案例,使用"六普"居住人口数据和"二经普"就业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方法进行居住和就业一体的综合空间分析。在城市尺度上的地理空间与"流变量"视角下"流空间"的比较分析发现：在城市地理空间表达上,居住功能的作用明显重于就业,但就业功能对城市地理空间也有所表达,居业一体的空间分析仍然是有意义的;在社会构成要素的分布上,传统地理空间仍有基本的规定性,居业空间结构中居住空间差异的分层明显,而就业的集中度则高很多;文化精英在居住和就业方面与大众已经有所分化,由大学的建设和布局所致,"单位"仍然是扩张中的大城市空间结构特征之一;居住的空间扩展几乎是全方位的,而就业的扩张范围则小得多,精英层的就业空间主要集中于市中心和"金廊"一带,导致居住与就业空间不匹配;城市空间结构中形成了"居住扇"、"就业廊"、"流动圈"等几大空间构造;大学和大学城、行政机关、金融等生产者服务业是"流空间"的主要因子;在"流变量"空间格局中,就业功能分布变化的"去中心化"或"多中心化"的趋势还不明显。 [Xiu C L, Sun P J, Wang Q.2013. Residence: Employment structure analysis on spaces of geography and flows in Shenyang City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8(8): 1110-1118.]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以沈阳市为案例,使用"六普"居住人口数据和"二经普"就业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方法进行居住和就业一体的综合空间分析。在城市尺度上的地理空间与"流变量"视角下"流空间"的比较分析发现：在城市地理空间表达上,居住功能的作用明显重于就业,但就业功能对城市地理空间也有所表达,居业一体的空间分析仍然是有意义的;在社会构成要素的分布上,传统地理空间仍有基本的规定性,居业空间结构中居住空间差异的分层明显,而就业的集中度则高很多;文化精英在居住和就业方面与大众已经有所分化,由大学的建设和布局所致,"单位"仍然是扩张中的大城市空间结构特征之一;居住的空间扩展几乎是全方位的,而就业的扩张范围则小得多,精英层的就业空间主要集中于市中心和"金廊"一带,导致居住与就业空间不匹配;城市空间结构中形成了"居住扇"、"就业廊"、"流动圈"等几大空间构造;大学和大学城、行政机关、金融等生产者服务业是"流空间"的主要因子;在"流变量"空间格局中,就业功能分布变化的"去中心化"或"多中心化"的趋势还不明显。
[21]	徐卞融, 吴晓. 2010. 基于“居住—就业”视角的南京市流动人口职住空间分离量化 [J]. 城市规划学刊, (5): 87-97. [本文引用: 1] [Xu B R, Wu X.2010.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separation of residential and employment spac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Nanjing [J]. Urban Planning Forum, (5): 87-97.] [本文引用: 1]
[22]	徐涛, 宋金平, 方琳娜, 等. 2009. 北京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研究 [J]. 地理科学, 29(2): 174-180.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宏观上将北京作为一个整体,借助于空间错位指数,研究1982、1990和2000年不同地域范围的空间错位情况;微观上,利用调查问卷数据分析边缘区居民通勤的时间、距离、方式及费用。研究发现,宏观上,北京市不同地域范围的空间错位指数及其变化是不同的,北京市20世纪90年代之前空间错位不明显,1982和1990年的空间错位指数(SMI)分别是3.13和1.98,此后以年均增长1.48个点的速度达到2000年的16.81;中心城区三年的SMI非常低且随时间缓慢增长,2000年时仍小于1;城八区的<em>SMI</em>在20年来不断增大且加速发展;同时就业远离居民、居民追逐就业,空间错位的强度取决于两者作用的强弱。微观研究发现,居民就地或就近就业的比例较低,超过50%的通勤者通勤距离在10~40km之间且每天通勤时间超过1h,通勤方式以公交、地铁和私家车为主,通勤距离和时间的增长并没有带来费用的相应增长,50%的通勤者每月通勤费用在100元以下。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导致通勤给居民带来的经济上的压力很小,长时间通勤带来的时间消耗及由此引起的精神消耗才是最主要的。 [Xu T, Song J P, Fang L N, et al.2009. Spatial mismatch between housing and employment in Beijing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9(2): 174-180.]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宏观上将北京作为一个整体,借助于空间错位指数,研究1982、1990和2000年不同地域范围的空间错位情况;微观上,利用调查问卷数据分析边缘区居民通勤的时间、距离、方式及费用。研究发现,宏观上,北京市不同地域范围的空间错位指数及其变化是不同的,北京市20世纪90年代之前空间错位不明显,1982和1990年的空间错位指数(SMI)分别是3.13和1.98,此后以年均增长1.48个点的速度达到2000年的16.81;中心城区三年的SMI非常低且随时间缓慢增长,2000年时仍小于1;城八区的<em>SMI</em>在20年来不断增大且加速发展;同时就业远离居民、居民追逐就业,空间错位的强度取决于两者作用的强弱。微观研究发现,居民就地或就近就业的比例较低,超过50%的通勤者通勤距离在10~40km之间且每天通勤时间超过1h,通勤方式以公交、地铁和私家车为主,通勤距离和时间的增长并没有带来费用的相应增长,50%的通勤者每月通勤费用在100元以下。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导致通勤给居民带来的经济上的压力很小,长时间通勤带来的时间消耗及由此引起的精神消耗才是最主要的。
[23]	翟青, 甄峰, 康国定. 2012. 信息技术对南京市职住分离的影响 [J]. 地理科学进展, 31(10): 1282-1288.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10.005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职住空间伴随着城市的发展演变产生分离现象, 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的研究兴趣, 通过实证研究和因素分析已经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从信息技术发展视角入手, 分析其对城市职住分离的影响。本文以南京市为例, 通过入户调查获取477 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 使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 回归模型研究分析。本文提出3个理论假设, 通过实证分析得到部分验证:①职业类型对职住分离的影响仅体现在服务业, 当仅考虑居民社会经济属性时, 从事服务业居民承担的职住分离程度更小;②从居民信息化程度来看, 居民的手机上网流量越大、家庭网络时长越长, 则承担更大程度的职住分离, 但这种正相关较弱, 而手机个人拥有数和便携式电脑家庭拥有数与城市职住分离没有相关性;③从个人属性来看, 个人月收入对城市职住分离的正相关影响最大, 性别、年龄则没有相关性。 [Zhai Q, Zhen F, Kang G D.2012. Research on urban home-work separation influenced by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aking Nanjing as an example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1(10): 1282-1288.]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10.005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职住空间伴随着城市的发展演变产生分离现象, 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的研究兴趣, 通过实证研究和因素分析已经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从信息技术发展视角入手, 分析其对城市职住分离的影响。本文以南京市为例, 通过入户调查获取477 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 使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 回归模型研究分析。本文提出3个理论假设, 通过实证分析得到部分验证:①职业类型对职住分离的影响仅体现在服务业, 当仅考虑居民社会经济属性时, 从事服务业居民承担的职住分离程度更小;②从居民信息化程度来看, 居民的手机上网流量越大、家庭网络时长越长, 则承担更大程度的职住分离, 但这种正相关较弱, 而手机个人拥有数和便携式电脑家庭拥有数与城市职住分离没有相关性;③从个人属性来看, 个人月收入对城市职住分离的正相关影响最大, 性别、年龄则没有相关性。
[24]	湛东升, 孟斌. 2013. 基于社会属性的北京市居民居住与就业空间集聚特征 [J]. 地理学报, 68(12): 1607-1618.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31200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制度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空间发生了新的变化，居民居住和就业空间组织也变得更为复杂，并引起了广泛关注。基于2010 年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缓冲区、最近邻层次聚类和Ripley K函数等空间分析方法对北京城市不同社会属性居民的居住和就业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总体上，北京城市居民居住和就业空间圈层分异明显。在各圈层内部，不同人群的居住和就业空间分布比例亦存在相对差异；职住空间错位程度表明距市中心15 km左右是城市就业功能和居住功能主导地位转化的分界线；职住平衡度整体上呈现出由内圈层到外圈层递减的趋势，但高收入阶层和年轻白领的职住平衡度相对较低。② 不同人群居住与就业空间集聚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一般平民居住和就业均呈散点状集聚；年轻打工族居住和就业集聚区域紧邻，主要集聚在四环以内的城市东部区域；高收入阶层居住呈现“小集中、大分散”集聚特征，就业集聚区多集中在四环以内的城市东部和西北部区域；年轻白领居住集聚区呈现城市西部条带状和东部散点状相结合特征，就业集聚区主要在中关村和CBD为中心的两条轴状区域。③ 不同人群居住和就业空间集聚的尺度特征较为相似，呈现随距离增加“先增后减”变化趋势，但距离阈值存在差异。表现为高收入群体居住空间可选范围较小，一般平民就业空间可选范围较小，而年轻白领居住和就业空间可选范围均较大。 [Zhan D S, Meng B.2013. Spatial clustering analysis of residential and employment distribution in Beijing based on their social characteristics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8(12): 1607-1618.]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31200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制度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空间发生了新的变化，居民居住和就业空间组织也变得更为复杂，并引起了广泛关注。基于2010 年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缓冲区、最近邻层次聚类和Ripley K函数等空间分析方法对北京城市不同社会属性居民的居住和就业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总体上，北京城市居民居住和就业空间圈层分异明显。在各圈层内部，不同人群的居住和就业空间分布比例亦存在相对差异；职住空间错位程度表明距市中心15 km左右是城市就业功能和居住功能主导地位转化的分界线；职住平衡度整体上呈现出由内圈层到外圈层递减的趋势，但高收入阶层和年轻白领的职住平衡度相对较低。② 不同人群居住与就业空间集聚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一般平民居住和就业均呈散点状集聚；年轻打工族居住和就业集聚区域紧邻，主要集聚在四环以内的城市东部区域；高收入阶层居住呈现“小集中、大分散”集聚特征，就业集聚区多集中在四环以内的城市东部和西北部区域；年轻白领居住集聚区呈现城市西部条带状和东部散点状相结合特征，就业集聚区主要在中关村和CBD为中心的两条轴状区域。③ 不同人群居住和就业空间集聚的尺度特征较为相似，呈现随距离增加“先增后减”变化趋势，但距离阈值存在差异。表现为高收入群体居住空间可选范围较小，一般平民就业空间可选范围较小，而年轻白领居住和就业空间可选范围均较大。
[25]	张慧. 2013. 长沙市主城区职住分离调查研究 [D]. 长沙: 中南大学. [本文引用: 1] [Zhang H. 2013.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n the separation between jobs and residential locations in Changsha central urban districts [D]. Changsha, China: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本文引用: 1]
[26]	张林静. 2012. 沈阳市居住与就业空间不匹配研究 [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本文引用: 1] [Zhang L J. 2012. Spatial mismatch of residents and employment in Shenyang [D]. Changchun, China: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本文引用: 1]
[27]	郑丽敏. 2012. 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影响因素研究 [D].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 [本文引用: 1] [Zheng L M. 2012. The impacts of the separation between jobs and residential locations in Beijing [D]. Beijing, China: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本文引用: 1]
[28]	郑思齐, 龙奋杰, 王轶军, 等. 2007. 就业与居住的空间匹配: 基于城市经济学角度的思考 [J]. 城市问题, (6): 56-6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城市发展中就业与居住的空间匹配问题是国际上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前沿课题.综述了就业与居住空间关系的城市经济学基本理论,并对国际学术界有关本问题的研究思路和成果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从中提炼关键的科学问题,并结合目前我国城市中就业和居住空间分布演变的现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前景和方向. [Zheng S Q, Long F J, Wang Y J, et al.2007. On the spatial match between employment and housing: Thought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urban economics [J]. Urban Problems, (6): 56-6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城市发展中就业与居住的空间匹配问题是国际上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前沿课题.综述了就业与居住空间关系的城市经济学基本理论,并对国际学术界有关本问题的研究思路和成果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从中提炼关键的科学问题,并结合目前我国城市中就业和居住空间分布演变的现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前景和方向.
[29]	周素红, 闫小培. 2005. 城市居住: 就业空间特征及组织模式: 以广州市为例 [J]. 地理科学, 25(6): 664-67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5.06.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作为城市居民生活与生产的两大载体,城市居住与就业用地及其空间组织对城市发展及空间格局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和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大城市居住-就业的空间格局发展巨大的变化.本文以广州为案例,分析了广州市居住-就业空间均衡性、宏观空间组织模式和不同片区的居住-就业中微观空间组织模式等,并从历史因素、政府因素、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等角度揭示了广州"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居住-就业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和规律.论文倡导多元化的土地开发模式,提倡从居住与就业空间协调的角度调节交通需求的空间分布,进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达到提高城市运作效率的目的,并试图在研究视角上为国内其他城市的同类研究提供借鉴. [Zhou S H, Yan X P.2005. Characteristics of jobs-housing and organization in Guangzhou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5(6): 664-67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5.06.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作为城市居民生活与生产的两大载体,城市居住与就业用地及其空间组织对城市发展及空间格局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和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大城市居住-就业的空间格局发展巨大的变化.本文以广州为案例,分析了广州市居住-就业空间均衡性、宏观空间组织模式和不同片区的居住-就业中微观空间组织模式等,并从历史因素、政府因素、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等角度揭示了广州"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居住-就业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和规律.论文倡导多元化的土地开发模式,提倡从居住与就业空间协调的角度调节交通需求的空间分布,进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达到提高城市运作效率的目的,并试图在研究视角上为国内其他城市的同类研究提供借鉴.
[30]	周素红, 杨利军. 2005. 广州城市居民通勤空间特征研究 [J]. 城市交通, 3(1): 62-6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5328.2005.01.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通勤行为作为居民日常出行最主要的类型之一,其空间组织的合理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交通的组织起决定性作用.同样,与通勤密切相关的居住与就业两类用地,其空间组织对城市空间格局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和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城市居住-就业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的是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特别是出行行为的转变.在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广州为例,分别从广州市居住与就业空间组织对通勤行为的影响、居民通勤的基本特征出发,来探讨通勤的空间特征. [Zhou S H, Yang L J.2005. Study on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 of commuting in Guangzhou [J]. Urban Transport of China, 3(1): 62-6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5328.2005.01.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通勤行为作为居民日常出行最主要的类型之一,其空间组织的合理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交通的组织起决定性作用.同样,与通勤密切相关的居住与就业两类用地,其空间组织对城市空间格局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和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城市居住-就业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的是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特别是出行行为的转变.在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广州为例,分别从广州市居住与就业空间组织对通勤行为的影响、居民通勤的基本特征出发,来探讨通勤的空间特征.
[31]	Cervero R.1989. Jobs-housing balancing and regional mobility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55(2): 136-150. https://doi.org/10.1080/01944368908976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Despite the steady migration of jobs to the suburbs over the past decade, many suburban residents commute farther than ever. In this article I attribute the widening separation of suburban workplaces and the residences of suburban workers to several factors: fiscal and exclusionary zoning that results in an undersupply of housing; rents and housing costs that price many service workers out of the local residential market; and several demographic trends, including the growth in dual wage-earner households and career shifts. Case studies of metropolitan Chicago and San Francisco confirm the displacing effects of high housing costs and housing shortages. In addition, data from over 40 major suburban employment cen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show that suburban workplaces with severe jobs-housing imbalances tend to have low shares of workers making walking and cycling trips and high levels of congestion on connecting freeways. I argue that inclusionary zoning, tax-base sharing, fair-sharing housing prog...
[32]	Giuliano G.1991. Is jobs-housing balance a transportation issue[R]. Washington DC: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Record: 305-312. [本文引用: 1]
[33]	Horner M W.2002. Extensions to the concept of excess commuting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4(3): 543-566. https://doi.org/10.1068/a3412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When people commute to work longer or farther than the actual spatial arrangement of homes and workplaces suggest they could be commuting, people are engaging in excess commuting. In the aggregate, excess commuting is the non optimal or surplus work travel occurring in cities because people do not minimize their journeys to work. In this paper an alternative view of excess commuting based on a theoretical maximum commute is presented. The calculation of a theoretical maximum commute allows for an analysis of the range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minimum and maximum commutes, which marks an improvement over current approaches to the measure of excess commuting. Conceptually, this range is taken to be the commuting capacity of a city. To what extent commuting capacity is consumed in terms of current levels of commuting forms a primary question of the analysis. A model is formulated and applied to 1990 Census data for a sample of US cities. Numerical and visual results suggest variation in the amount of excess commuting and consumed commuting potential for the sample of cities.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jobs - housing balance of a city (as captured by its theoretical minimum commute) and its observed commute. Additionally, the maximization calculation is shown to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degree of decentralized urban form. A conclusion is provided which relates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to larger issues of urban sustainability. (A)
[34]	Ihlanfeldt K R, Sjoquist D L.1990. Job accessibility and racial differences in youth employment rate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1): 267-276. https://doi.org/10.2753/PET1061-199132127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We show that immigrant managers are substantially more likely to hire immigrants than are native managers. The finding holds when comparing establishments in the same 5-digit industry and location, when comparing different establishments within the same firm, when analyzing establishments that change management over time, and when accounting for within-establishment trends in recruitment patterns. The effects are largest for small and owner-managed establishments in the for-profit sector. Separations are more frequent when workers and managers have dissimilar origin, but only before workers become protected by EPL. We also find that native managers are unbiased in their recruitments of former co-workers, suggesting that information deficiencies are important. We find no effects on entry wage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a low frequency of immigrant managers may contribute to the observed disadvantages of immigrant workers.
[35]	Kain J F.1968. Housing segregation, Negro employment and metropolitan decentralization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2(2): 175-197.
[36]	Kain J F.1992. The spatial mismatch hypothesis: Three decades later [J]. Housing Policy Debate, 3(2): 371-460. https://doi.org/10.1080/10511482.1992.952110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continued areas of research. Three major categories in need of policy prescriptions are examined: housing, employment, and schooling. There is an assessment of the gains made since the inception of the spatial mismatch hypothesis as well as the need for continued focus.
[37]	Peng Z R.1997. The jobs-housing balance and urban commuting [J]. Urban Studies, 34(8): 1215-1235. [本文引用: 1]
[38]	Weitz J, Schindler T.1997. Are oregon's communities balanced? A test of the jobs-housing balance policy and the impact of balance on mean commute times [R]. Portland, OR: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本文引用: 1]

职住分离的空间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2011

...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住房福利分配制度改革及住房市场制定的不断完善,传统以单位大院为单元的居住结构逐步解体,居民的居住迁移率明显提高,城市内部的居住—就业空间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居住区和就业区在空间上逐步形成了独立的工业组团和居住组团.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城市的职住空间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职住空间关系逐步由“职住匹配”向“职住分离”演变(郑思齐等, 2007).职住空间关系的变化引起了地理学者、社会学者和规划学者的广泛关注(冯健等, 2004; 孟晓晨等, 2009; 刘志林等, 2010).当前,国内对城市职住空间关系的理论研究较少,大多是对单个城市的职住空间组织特征的实证研究,且研究城市主要集中于北京(宋金平等, 2007; 刘志林等, 2009; 徐涛等, 2009; 柴彦威等, 2011;刘志林等, 2011; 湛东升等, 2013)、上海(顾翠红等, 2008; 孙斌栋等, 2008)、广州(周素红, 杨利军, 2005; 刘定惠等, 2012)、兰州(刘定惠等, 2012; 刘争光等, 2014)、南京(徐卞融等, 2010; 翟青等, 2012; 强欢欢等, 2014) 武汉(胡娟等, 2013)和沈阳(王波等, 2011; 张林静, 2012; 修春亮等, 2013)等东部和中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缺乏对广大西部干旱区、城市形态复杂的大城市的职住空间关系研究,对东中西城市职住空间关系特征的比较尚缺乏深入研究. ...

职住分离的空间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2011

郊区化进程中北京城市内部迁居及相关空间行为: 基于千份问卷调查的分析

2004

郊区化进程中北京城市内部迁居及相关空间行为: 基于千份问卷调查的分析

2004

上海市职住分离情况定量分析

2008

上海市职住分离情况定量分析

2008

基于“职住平衡”理念的武汉市空间发展探索

2013

基于“职住平衡”理念的武汉市空间发展探索

2013

芜湖市就业与居住空间匹配研究

2011

... JHB指数(就业—居住偏离度指数)是测度职住空间关系最直接的方法,通常用一个区域内的就业人口数与居住人口数的比值来衡量(焦华富等, 2011).计算公式为： ...

芜湖市就业与居住空间匹配研究

2011

兰州市职住空间组织特征

2012

... )、兰州(刘定惠等, 2012; 刘争光等, 2014)、南京(徐卞融等, 2010; 翟青等, 2012; 强欢欢等, 2014) 武汉(胡娟等, 2013)和沈阳(王波等, 2011; 张林静, 2012; 修春亮等, 2013)等东部和中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缺乏对广大西部干旱区、城市形态复杂的大城市的职住空间关系研究,对东中西城市职住空间关系特征的比较尚缺乏深入研究. ...

兰州市职住空间组织特征

2012

转型时期广州居民职住流动及其空间结构变化: 基于3个年份的调查分析

2012

... 居住与就业的空间组织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周素红, 闫小培, 2005; 刘望保等, 2012),两者的空间配置关系对城市的发展和居民的生活有重要影响.早期对职住空间关系的研究,大多从通勤与土地利用关系视角出发,认为居住用地与就业用地混合开发的模式可减小通勤距离、减轻交通拥挤、提高城市管理效率,有利于职住空间的均衡(Cervero, 1989; Horner, 2002).但也有一些学者持有不同观点,认为职住均衡对解决城市的交通拥挤问题作用有限(Giuliano, 1991; Peng, 1997).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者基于社会学视角分析影响职住空间关系的制度性与政策性因素.如Kain(1968)提出的空间不匹配假说,探讨了大规模郊区化背景下,种族歧视、社会福利政策的变化和工作岗位的郊区化等因素对弱势群体在就业和生活等方面的影响(Ihlanfeldt et al, 1990; Kain, 1992). ...

转型时期广州居民职住流动及其空间结构变化: 基于3个年份的调查分析

2012

兰州市居住空间分布及其成因

2014

兰州市居住空间分布及其成因

2014

北京市职住空间错位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分析: 基于就业可达性与通勤时间的讨论

2011

北京市职住空间错位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分析: 基于就业可达性与通勤时间的讨论

2011

空间错位理论研究进展与方法论评述

2010

空间错位理论研究进展与方法论评述

2010

中国大城市职住分离现象及其特征: 以北京市为例

2009

中国大城市职住分离现象及其特征: 以北京市为例

2009

职住平衡的研究回顾及观点综述

2009

职住平衡的研究回顾及观点综述

2009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吉林省人口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

2014

... GWR模型通过对不同区域的影响进行评估,用以反映参数在不同空间的非平稳性,使变量间的关系随空间位置的变化而变化,使其模拟结果更符合实际(庞瑞秋等, 2014).GWR模型是对普通线性回归模型(OLR)的扩展,将样点数据的地理位置嵌入到回归参数之中,即： ...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吉林省人口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

2014

2000年以来南京市主城区居住空间的分异探讨

2014

2000年以来南京市主城区居住空间的分异探讨

2014

北京住宅郊区化与就业空间错位

2007

北京住宅郊区化与就业空间错位

2007

上海市就业与居住空间均衡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分析

2008

上海市就业与居住空间均衡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分析

2008

南京市区就业空间布局研究

2011

南京市区就业空间布局研究

2011

2007

2000-2010年无锡市职住空间关系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2014

... 式中：Y_i为因变量,表示被解释变量Y的第i个样本点的观测值;Z_i为第i个区域的JHB指数;

\begin{matrix} β_{0} (u_{i}, v_{i}) \end{matrix}

表示区位

\begin{matrix} (u_{i}, v_{i}) \end{matrix}

的常数项;

\begin{matrix} β_{j} \end{matrix} \begin{matrix} (u_{i}, v_{i}) \end{matrix}

是第i个样点的第j个回归参数;X_ij为解释变量的观测值;ε_i是第i个样点的随机误差项.本文采用ArcGIS 10.2的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工具,建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若回归系数为正,则表明该因子会加剧职住分离程度,系数为负则表明该因子会缓解职住分离程度(肖琛等, 2014). ...

2000-2010年无锡市职住空间关系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2014

... 式中：Y_i为因变量,表示被解释变量Y的第i个样本点的观测值;Z_i为第i个区域的JHB指数;

\begin{matrix} β_{0} (u_{i}, v_{i}) \end{matrix}

表示区位

\begin{matrix} (u_{i}, v_{i}) \end{matrix}

的常数项;

\begin{matrix} β_{j} \end{matrix} \begin{matrix} (u_{i}, v_{i}) \end{matrix}

沈阳市居住就业结构的地理空间和流空间分析

2013

沈阳市居住就业结构的地理空间和流空间分析

2013

基于“居住—就业”视角的南京市流动人口职住空间分离量化

2010

基于“居住—就业”视角的南京市流动人口职住空间分离量化

2010

北京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研究

2009

北京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研究

2009

信息技术对南京市职住分离的影响

2012

信息技术对南京市职住分离的影响

2012

基于社会属性的北京市居民居住与就业空间集聚特征

2013

基于社会属性的北京市居民居住与就业空间集聚特征

2013

长沙市主城区职住分离调查研究

2013

... JHB指数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根据已有研究成果(郑丽敏, 2012; 张慧, 2013),本文首先选取了户籍、民族、年龄、流动性、受教育程度、就业、住房及其他因素等8个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进行分析.应用SPSS 20.0软件对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通过对数据进行验证,

\begin{matrix} KMO \end{matrix}

值为0.76,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的Sig.值为0,适合做因子分析.根据主因子的特征值及碎石图,选取5个主因子分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3.23%(表6). ...

长沙市主城区职住分离调查研究

2013

\begin{matrix} KMO \end{matrix}

值为0.76,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的Sig.值为0,适合做因子分析.根据主因子的特征值及碎石图,选取5个主因子分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3.23%(表6). ...

沈阳市居住与就业空间不匹配研究

2012

沈阳市居住与就业空间不匹配研究

2012

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影响因素研究

2012

\begin{matrix} KMO \end{matrix}

值为0.76,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的Sig.值为0,适合做因子分析.根据主因子的特征值及碎石图,选取5个主因子分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3.23%(表6). ...

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影响因素研究

2012

\begin{matrix} KMO \end{matrix}

值为0.76,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的Sig.值为0,适合做因子分析.根据主因子的特征值及碎石图,选取5个主因子分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3.23%(表6). ...

就业与居住的空间匹配: 基于城市经济学角度的思考

2007

就业与居住的空间匹配: 基于城市经济学角度的思考

2007

城市居住: 就业空间特征及组织模式: 以广州市为例

2005

城市居住: 就业空间特征及组织模式: 以广州市为例

2005

广州城市居民通勤空间特征研究

2005

广州城市居民通勤空间特征研究

2005

Jobs-housing balancing and regional mobility

1989

Is jobs-housing balance a transportation issue[R].

1991

Extensions to the concept of excess commuting

2002

Job accessibility and racial differences in youth employment rates

1990

Housing segregation, Negro employment and metropolitan decentralization

1968

The spatial mismatch hypothesis: Three decades later

1992

The jobs-housing balance and urban commuting

1997

Are oregon's communities balanced? A test of the jobs-housing balance policy and the impact of balance on mean commute times

1997

... 式中：Z_ij为第i年份j区的JHB指数;Y_ij为第i年份j区的就业人口数;Y_i为第i年份全区就业人口总数;R_ij为第i年份j区的居住人口数;R_i为第i年份全区的居住人口总数(Weitz et al, 1997). ...

〈

〉

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组织特征及影响因素

Characteristics of jobs-housing spatial organization in Urumqi C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1 引言

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

2.2 数据来源

2.3 研究方法

3 结果与分析

3.1 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匹配测度

3.2 街道尺度的职住空间分离程度测度

3.3 不同居住类型居住区的职住空间分离程度测度

4 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关系影响因素

4.1 变量选取

4.2 主因子及其空间特征

4.3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5 结论与讨论

参考文献 文献选项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