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铎
, 钱俊希, 朱竑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文化产业与文化地理研究中心,广州 510631
YIN Duo, QIAN Junxi, ZHU Hong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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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尹铎(1990-),男,内蒙古鄂尔多斯人,博士生,从事旅游地理与社会文化地理研究,E-mail:yinduo@m.s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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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表征与非表征的研究视角,分析了以鄂尔多斯康巴什为代表的中国城市新区作为“家”的表征与实践过程。研究发现：针对康巴什新区,外部媒介与地方政府以表征手段建构了截然不同的“家”的意象。其中,BBC、Times等外媒将康巴什新区描绘成充满荒凉景观的“鬼城”和不健康的中国城市居住空间,而在地方政府的重构中,康巴什新区则充满了生态栖居必备的城市景观并成为了先进的城市文化空间。而作为“家”中的居住者,康巴什居民“家”的营建经历了从陌生到认同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空间转换与情感边界的构建。不同行动者共同塑造了康巴什新区多元的、充满矛盾意义的“家”的空间身份。本文旨在丰富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家”的地理学研究视角与类型,回应“鬼城”话语对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无家”的质疑,亦是城市新区社会文化研究的有益拓展与补充。
关键词：
Abstract
Recent cultural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the home reflects engagements not only with the material form of residential space but also the embodied, emotional and performative nature of home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cales. This article takes Kangbashi, a typical new town in Ordos, as a case area to analyze the contradictory repres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town" and the ways in which different social actors construct, practice, and negotiate with the new town's subjective identity as home.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discourse of popular media outside the Kangbashi New Town, BBC and Times in particular, describes it as a "Ghost City", a weird and unhealthy home space with largely the quality of desolated and abandoned landscape. In contrast, the local government endeavors to re-shape the image of Kangbashi New Town as a vigorous and livable space of the city that is filled with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On the other hand, residents living in Kangbashi New Town tend to negotiate the meanings of home through their own everyday practices beyond the social representation and authorized discourses. First, daily life mobility enables residents to overcome the spatial constraints of the new town, permits them to break out the social isolation and integrate into the broad urban society. Second, local residents' identity of city-as-home is gradually fostered through re-mapping of the emotional boundary of their living place. In this sense, local residents are not passive recipients of the representation imposed by either the government or the media. We argue that home making is a dynamic negotiation process instead of a fixed and dominant one, which opens a diversified and contradictory image for continuous negotiation by different social actors in everyday life. We hope our findings can provide some insights for further studies on critical geographies of home, and provides some useful idea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own research in China.
Keywords：
家是人文地理学重要且新颖的研究话题(封丹等, 2015)。在1970-198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者的研究中,家是真实性与体验性的场所,能为情感疏离的社会提供充满人情味的归属感(Moore, 2000)。随即,家成为拥有愉悦、舒适等积极属性的象征。但随着城市社会学、形态学等更多学科的介入,这一将家视为温暖与和谐港湾的观点在1990年代遭遇了旗帜鲜明的对立方。曾经只流露正面情感的家出现了内部与外部、私人与公共等二元对立的观点(Brickell, 2012)。家所象征的情感也出现了斗争与反抗等消极意义(Badgett et al, 1999)。例如,美国城市绅士化对于新兴中产阶级来说是在营建更高品位的“家园”,而对城市的流浪者等边缘群体来说却是被迫离开“家园”的过程(Reid et al, 1993)。面对争论,学者们越来越发现,家实际上是不同主体持续建构、改变与协商的一个过程产物。因此,既要关注家给予人们的宽慰、鼓励与希望,也需要关注家中的失望、恶化与冷漠(Brickell, 2012)。
伴随着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从1990年代各种功能类型开发区蓬勃发展,到21世纪大规模综合型城市新区持续得到开发,中国城市新区的建设浪潮此起彼伏(朱孟珏等, 2013)。就物质性而言,城市新区作为生产生活的重要拓展场所,是社会经济发展及其结构转变的具体表现(刘云刚等, 2010),是城市区域整体中新兴且重要的家空间。就情感象征性而言,城市新区理应作为居民的“家园”与“家乡”而存在。另外,城市新区的建设是时间发展与空间推进的产物,在政府实现土地增值与房地产商实现经营利润最大化愿望的驱动下(李郇等, 2006),中国城市新区的建设与推进具有强烈鲜明的政治经济属性。城市新区要成为居民的“家”,就必须经历政府、市场与居民等不同行动者持续地互动过程。因此,城市新区的发展建设问题亦是一个“家”的地理学问题。
近年来,在城市新区的建设过程中,大量媒体开始给一些中国城市新区贴上“鬼城”的地理标签,这些所谓的“鬼城”被认为是“无家”(unhomely)的地方,且往往具有2个显著的特征：①人烟稀少,甚至被描述为城区没有生命的迹象;②充满了快速城市化导致的空置住宅与基础设施。鄂尔多斯康巴什、郑州郑东、十堰、常州以及昆明呈贡等大量尚在建设或需要进一步发展的城市新区被塑造为“鬼城”典范,人们对寻找与发现“鬼城”乐此不疲,甚至于发布中国内地“鬼城”地图,建构指标体系进行“鬼城”排名。
中国城市新区逐渐成为令人迷惑的地方,“鬼城”的地理标签与受众想象紧紧地纠缠在一起。鉴于此,若不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国城市新区就会逐渐形成固化不健康的居住空间形象,似乎地方只要发展新区就可能会引发民众质疑。外媒所渲染的“无家”往往是根据中国城市新区在发展建设前期的物质性与局限性而定义的,而对于地方居民而言,这种基于前期物质性所呈现的“无家”特征也是入住新区后必须面对的。伴随着城市新区的发展建设与居民日常生活不断地、重复地人地互动,居民对于先期物质性“无家”的协商机制以及情感意义上的“家”的体验过程尚待深入发掘与探讨。因此,本文选取中国城市新区中最富话题性的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为案例,以批判的视角,关注现今“鬼城”话语对地方政府主导城市化“无家”的质疑,辩证、发展地分析城市新区“家”的身份,以期丰富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家”的地理学研究视角,同时对城市新区的社会文化研究也是有益地拓展与补充。
当前以“家”的地理学为研究棱镜对城市空间进行关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表征与非表征2种视角(Blunt, 2005)。表征主要关注抽象化的符号之中与城市中的“家”相接合的文化、政治与经济因素及其历史背景(Walters et al, 2015),而非表征则重点关注“家”中不可符号化的情感、知觉与行为等具象化的空间要素(Power, 2008)。表征与非表征将“家”所呈现的物质性与象征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者是认识论与本体论范式下对空间的不同探讨,两者一致抑或矛盾的解读恰是“家”的意义统一与矛盾的集中体现。因此,为了系统阐释城市新区“家”身份的多元化呈现,本文分别从表征与非表征2个方面出发,分析不同主体对康巴什的表征与实践,试图更加全面地展示城市新区“家”的空间性与政治性,为康巴什新区等中国城市新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表征(representation)是指通过符号来生产意义的人类行为(斯图尔特·霍尔, 2003),文本作为重要的符号,通过语言代码系统与视觉代码系统被赋予了承载建构意义的使命(Burton, 2005)。在此框架下,语言代码系统通常利用字母、词汇与句式(包括口语与书面语)表达内涵,而视觉代码系统则通过颜色、角度、图像与叙事手法建构意义。因此,运用文本的过程成为了通过代码系统表征他者、景观与地方的过程,文本表征的意识形态意义开始远超过其物质本身(Dittmer, 2010)。这种后结构主义意识形态在1970年代后的人文地理学中颇为流行,人文地理学者通过对文本中的地理知识进行分析,解码其表征的社会群体及其社会语境,反思表征过程中所显现的权力关系(李樊等, 2008; 安宁等, 2015)。作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家”的地理学同样也将文本作为研究工具对“家”展开表征与建构。Blunt等(2006)在其经典著作《家》(home)中强调文本对表征“家”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实证研究中,瑞典居家生活指南《家中的一切》(Allt i Hemmet)将具有倾向性的价值观、概念与规训嵌入文字,将其作为文本持续地从物质性与非物质性2个维度显示出乡村小屋纯洁、自然与亲切的气质,最终古老陈旧的乡村小屋成为了瑞典乡村艺术品与国家文化符号的表征(Lagerqvist, 2014)。相反地现代崭新的乡村小屋由于杂志《新西兰之家》(Home New Zealand)的价值导向所需,却被描绘成为在新西兰进行第二居所奢侈消费与奢靡生活的具象表征(Walters et al, 2015)。
此外,对英国南亚家庭的研究表明,陈列的照片、摆件与图画作为文本景观(textural landscapes)所表征的意义与价值远超其文本本身,在日常生活空间中的感知与阅读对于塑造南亚家庭的归属感至关重要(Tolia-Kelly, 2004)。总之,“家”在塑造文本的内容同时,文本也在建构着“家”的意义。通过解读文本,可以了解“作者”书写文本的语境、倾向与意图,揭示各种由权力和意识形态所支配的“家”的营建过程与方法,对解释“家”的空间性与政治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表征与建构思潮的流行,使得人文地理学者忽视了许多基于日常生活的“主观能动性”与“亲密度”,研究缺乏对于空间即时性与连续性的关注。Lorimer(2005)认为,对于文本中表征的空间意象与意义,许多能创造空间意义的“事物”都与人对空间直接地、动态地体验有关,并不能间接地被表征与建构。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NRT)就是这种排除表征思想中最具代表的理论之一。这一理论被用于挑战表征与建构主义,其创立者Thrift认为,意义更多地是由直接的、即时的空间体验生产,并非是通过反思(reflection)、抽象(abstraction)、翻译(translation)与表征(Thrift, 1996, 2008)。这些直接的空间体验包含展示、实践、日常生活琐事、情感与身体等维度(Cadman, 2009)。与倡导表征对挖掘文本背后的权力运作的机制与意义不同,非表征理论的目标并不是寻求现象的理论化,而是尽可能地与具象空间中的地理情境相融合,呈现其中的日常生活(Andrews et al, 2015)。在“家”的地理研究中,非表征维度通常体现在实践与情感2个方面。首先,实践维度通过反映居民的日常话语与生活行为实现。例如,温哥华岛退休社区老年人正是通过邻里间的日常实践,如卸货时碰面的日常寒暄、遛狗时亲切地短暂交流、购物时店员准确报上称呼而获得的贴心温暖等,使得家的意义超越微观尺度个人的家庭住宅而延展到了整个社区(Cloutier-Fisher et al, 2009)。而伴随着日常的阅读、踢球等休闲实践,公园、操场等公共空间亦成为了伦敦市青少年群体心中“犹如家一般”(home-like)的地方(Ahmet, 2013)。其次,伴随着人文地理学的“情感转向”,空间性、开放性与关系性的情感得以确立(朱竑等, 2015)。家本身是充满情感的地方,家庭内部的情感能够传达成员的感觉、意识与经验。家是通过身体的日常实践培育情感最好的空间载体(Morrison, 2012)。家庭成员会因为家空间的转换、家中物品与外界对家认同程度的改变而产生情感的变化与波动。因此,除了基于文本的表征与话语分析的方式之外,基于身体的体验与情感亦能从根植于生活的点滴之中营造出家的意义。
鄂尔多斯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全市辖7旗2区,总面积8.7万km2,总人口194.07万,其中蒙古族17.7万,是以煤炭、羊绒等闻名的资源型城市。康巴什是鄂尔多斯中南部的城市新区(图1),其从规划到成立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过程。在1990年代中国开发区建设最活跃的时期,鄂尔多斯市依托煤炭开采开始呈现出经济发展的超常规态势,经济的腾飞与城市整体竞争力的快速增长令全国乃至世界瞩目。东胜区是鄂尔多斯市最繁华的城区,亦是原市政府所在地,2000年底该区常住人口252566人,并以年平均8.72%的速度增长,2010年已达582544人,占鄂尔多斯常住人口的30%。为缓解人口增长与交通压力,2000年鄂尔多斯市政府决定延伸城市核心区框架建设青春山开发区。2004年青春山开发区正式更名康巴什新区,2006年市政府整体搬迁入驻康巴什,康巴什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目前,新区总面积352 km2,城市建成区面积32 km2,住宅小区由2011年的21个发展为2014年的59个,随着住宅数量增加,新区人口亦从2011年的10693人发展为2014年的49549人(不包括外来流动人口)。
作为中国城市新区建设浪潮下的产物以及传统矿产资源型城市“自上而下”城市化模式的典型代表,自2010年美国《时代》(Times)杂志报道之后,康巴什新区就成为中国城市新区的“鬼城”范本。2011年与2012年鄂尔多斯市遇到民间借贷危机与煤炭经济下滑带来的双重压力,随之而来的“经济疲软”“城建乏力”等描述更使围绕康巴什新区的话题与争议至今都未曾停歇,而诸多争议背后所蕴含的权力关系以及生活在新区中居民真实的声音亟待有效传递。
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文本资料搜集。第一部分资料选取对康巴什引发争议最大的2010年美国《时代》杂志与2012年英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BBC News)对康巴什的报道进行文本分析,结合其后国内新闻对康巴什的专题报道,共整理网络文本资料7万余字,将外界对康巴什“家”的建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读。第二部分是作为新区的管理者——政府对康巴什进行“家”的重塑。本文采用Pinkerton等(2014)的文本研究方法,以康巴什新区政府在中国最流行的三大新媒体——新浪微博、博客及微信官方公众号为对象,选取新浪博客“康巴什新区发布”创建以来至2015年8月13日的1306则历史消息为蓝本,结合康巴什新区政府在新浪微博与微信官方公众号的历史消息,排除了145则通知公告类普通政务服务信息,选择其中对康巴什新区“家”的建构相关的434则报道作为文本进行分析(其中新浪博客消息311则、博客消息42则、微信公众号消息81则)。
其次,对康巴什的实地调研与关注始于2012年初。由于“地方依恋”是形成“家”的关键元素,因此调研首先对居民的地方依恋感进行问卷测量。调查时间为2012年10月与2013年1月,共发放问卷540份,经严格筛选,回收有效问卷494份,有效率为91.5%。问卷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测量,1~5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调研问卷数据显示,居民认为：“鄂尔多斯其他地方无法与康巴什相提并论”(平均分值M=3.75)、“对康巴什的喜欢程度超过鄂尔多斯其他任何地方”(M=3.62),“康巴什令您为生活在鄂尔多斯感到骄傲与自豪”(M=3.93)。总体来说,居民对康巴什显著地地方依恋(M=3.73)使康巴什有可能成为其情感中心。在此基础上,2014年11月-2015年3月,调研人员在5个月内共10次赴康巴什调研,并于2015年7月2日-8月13日进行了43天的深入调研,参考问卷调研结果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并结合康巴什三大街道居民主体构成情况,共对20人(编号A-T)进行了深度访谈,与样本保持了良好的联系(表1)。为尽可能地将研究置入康巴什新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境,调研人员在2015年1月16-27日、8月4-13日进行了为期22天的体验式观察,观察居民聊天的日常话题与生活实践,力争更全面地把握居民在康巴什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体验。
表1 研究样本构成情况
Tab.1 The samples
| 编号 | 性别 | 年龄 | 居住时间 | 职业 |
|---|---|---|---|---|
| A | 女 | 45 | 出生至今 | 转移进城农牧民 |
| B | 男 | 52 | 出生至今 | 转移进城农牧民 |
| C | 男 | 31 | 4年 | 公务员 |
| D | 男 | 65 | 出生至今 | 转移进城农牧民 |
| E | 男 | 30 | 5年 | 公务员 |
| F | 女 | 29 | 2年 | 公司职员 |
| J | 女 | 54 | 2年 | 中学教师 |
| H | 男 | 37 | >20年 | 转移进城农牧民 |
| I | 男 | 40 | 5年 | 个体老板 |
| G | 女 | 28 | 4年 | 教师 |
| K | 男 | 45 | 6年 | 公务员 |
| L | 女 | 37 | >10年 | 转移进城农牧民 |
| M | 男 | 32 | 1年 | 中学教师 |
| N | 女 | 46 | 出生至今 | 转移进城农牧民 |
| O | 男 | 32 | 4年 | 个体老板 |
| P | 女 | 50 | 出生至今 | 转移进城农牧民 |
| Q | 女 | 26 | 半年 | 小学教师 |
| R | 男 | 60 | 出生至今 | 农牧民 |
| S | 男 | 59 | 出生至今 | 农牧民 |
| T | 女 | 54 | 出生至今 | 农牧民 |
康巴什整体作为中观尺度的城市空间,其意象最初由外部媒介所提供,而后经过政府的解读与重塑呈现在公众面前。因此,本文关注外部媒介、政府2个主体如何从物质与情感2个方面建构与重塑出康巴什“家”的意义。
4.1.1 新区外部媒介对康巴什“无家”的书写
外部媒介作为康巴什新区“家门外”的旁观者,选择对地理现实单一片面地转录与解读,以想象的方式运用文本对康巴什的身份与意象进行表征。面对中国城市新区的建设浪潮,由于英美国家城市发展的方向已由向外扩展转向回归内城,随着资源回流,城市普遍缺乏空间拓展,因此他们认为康巴什新区建设快速推进是中国城市化过度、跃进式发展的结果。这一想象在美国《时代》杂志与BBC新闻频道对康巴什的报道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美国《时代》杂志与BBC新闻频道的记者似乎并不关心康巴什尚处于建设过程之中的事实,而是极具倾向性地挑选他们“感兴趣”的物质景观进行书写与拍摄,从物质上建构了康巴什荒凉凋敝的“无家”意象。如《时代》杂志就直言不讳地描述：“新区……现实几乎没有人住在那里……仅有少数政府办公室开放,那些偶尔出现在人行道上的行人,也犹如恐怖灾难电影中的幸存者一样稀少……”。BBC新闻频道在“鄂尔多斯：中国最大的鬼城”的报道中亦陈述了如出一辙的景观：到处是卖不出去的住宅、未出租的商铺与空置的办公楼。”搭配文字的书写,2篇报道共展示了15幅图片。这些图片均使用灰色、黑色等昏暗色调进行处理(图2（图片来源：《时代》杂志http://content.time.com/time/photogallery/0,29307,1975397,00.html。）(其实是冬季停工期的工地场景),米歇尔·福柯(1998)强调地理知识的产生与权力的运作具有紧密的联系。地理知识作为权力的表现形式与效应过程,为权力在空间中的运作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张梅等, 2013)。西方媒介对康巴什的描写不仅是西方对于中国城市化建设浪潮想象的投影与判断,而且还反映了他们到访实地后刻意“捕捉”并希望在更广大的受众中“分享”的想象概念。
虽然,空置楼盘等景观仅仅只是康巴什尚在建设中的状况,但在图片的倾向性“佐证”下,西方媒介对单一时间截面中康巴什片面的空间描写,还是被国内媒体与受众进行了非理性的情感消费,并将这种情绪网状地传递下去(Pain, 2009)。例如,“鄂尔多斯康巴什鬼城迷局：买件衣服还得跑20 km外”(资料来源：东方早报网http://www.dfdaily.com/html/33/2011/3/1/574117.shtml。),“康巴什,50亿元建设的内蒙古‘鬼城’”(资料来源：东北新闻网http://society.nen.com.cn/society/396/3474896.shtml。),“鄂尔多斯康巴什巨大空城”(资料来源：艺龙旅游指南http://trip.elong.com/news/n01fbscb.html。)等专题新闻频现国内媒体报道,而受众在接受媒体信息的同时也开始作为主动的知识生产者对康巴什进行情感解读。例如,网民“流浪的蚂蚁”这样感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您用您的铁骑横扫了欧洲大陆,可曾想到不屑的子孙为了虚荣而将您的一世英名毁在了鬼城这片恐怖的土地上?”(资料来源：蚂蜂窝旅游网络社区http://www.mafengwo.cn/i/913624.html。)。外部媒介发布的信息不断地被受众“邂逅”,而在“邂逅”的过程中地理意义又不断地被再生产(安宁等, 2015)。在内外媒介的建构下,康巴什新区被描述为充满荒凉景观的“无家”地方,是被地方政府为主推地产经济而创造出来的畸形产物,充满了阴暗与荒凉,作为中国不健康的城市居住空间的象征。
4.1.2 新区政府对康巴什“家”的重塑
现代社会权力机构的地方治理与知识传播,已呈现出显著地去中心化与网络化的结构特征(钟伟军, 2013)。政治精英不再只是自上而下垄断式地单方面传递地方知识,而是开始以地方居民更能接受与互动的模式自下而上地进行治理与思考。面对外部媒介炒作的消极意象,作为“家”的管理者,康巴什新区政府不直接发布关于地方文本信息,而是通过转发其他媒介的文本消息,实现对康巴什“家”的物质重构和事实还原。在这些转发的文本中,形式上使用了微信朋友圈、手绘漫画等时下最流行的传播载体,内容中充满了网络语言、地方语言等流行文化元素(图3)（图片来源：康巴什新区发布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8d7b97b10102vupz.html与微信公众号“康巴什新区发布”。）。例如,在2015年6月5日“康巴什新区发布”微信号转发的4幅拟人化图片中,康巴什天朗气清的优美风景照被人性化为“自拍照”,北京、上海等城市纷纷表示对康巴什休闲、自在工作环境的羡慕,苏州、太原、海南等城市则争相留言表达对康巴什生态环境的向往。不难发现,政府在重构康巴什“家”的形象过程中力图通过更亲民的、非正式的方式实现跨地方对话,突显“自家”独有物质条件。而蓝天、白云、绿地等生态宜居必备的自然景观则成为政府作为“管家”为家空间添置的引以为傲的“家具”。(图片来源：康巴什新区发布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8d7b97b10102vupz.html与微信公众号“康巴什新区发布”。)
显然,康巴什新区政府明白,与政府官员和文化精英的赞美相比,运用草根群体话语表述康巴什作为家的意义会更具效果。在本文考察的3类新媒体中,均设有“爱我康巴什”“最美康巴什人”板块,新区政府总在强调康巴什新区是鄂尔多斯市最重要的一部分,居民对康巴什的情感充满了温暖与希望。正如,由“康巴什新区发布”转发的“鄂尔多斯发布”报道中居民张先生所述：
“我每每回到家乡,都会看到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康巴什的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城区里整洁宽阔的道路、现代感十足的建筑、妆点城市的绿荫和雕塑,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这个游子感到澎湃……这些崭新的建筑们,承载着鄂尔多斯文明的代代传承,与一代代鄂尔多斯人的汗水与智慧密不可分(资料来源：康巴什新区发布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8d7b97b10102v93d.html。)。”
在新区政府的重构中,康巴什是鄂尔多斯城市发展的窗口,表征了先进的城市文化空间。政府选择展示的城市景观集中代表了鄂尔多斯城市的新变化,会增强对新区的发展期许,给予新区更多的温暖与希望。毕竟只有当一个地方充满了关怀与情感,才有可能被称为“家”。政府书写的文本展示了政府管理与经营城市的方式与理念,表征了政府对康巴什进行去污名化的意图。康巴什新区政府并不对外部媒介炒作的“无家”意象进行正面驳斥,而是间接迂回地巧借流行文化与草根群体的话语从物质与情感2个方面进行意义重构,不断努力为康巴什重塑“家”的意象。
图3 政府重塑的康巴什意象
Fig.3 The image of Kangbashi New Town reconstructed by the government
总之,表征作为意义的呈现与建构方式,被运用于以各种文本为对象的地理想象研究中(Hones, 2008)。Massey(1995)认为,地理想象已成为理解世界的方式,并且成为“我者”为“他者”再现世界的重要途径(林耿等, 2015)。由于文本强烈的表征与建构作用,康巴什以截然不同的“家”的意象用于外部媒介与政府的权力运作之中,被赋予了不同尺度上的象征意义。
康巴什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政府为了推动新区的建设与发展,于2008年将康巴什原24个农牧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进行征用与收储,并且将鄂尔多斯市政府、鄂尔多斯一流的幼儿园、小学及中学,从原来的东胜区迁至康巴什新区。因此,康巴什居民大多为跟随这些机构搬迁的公务员、教师等生活在康巴什主城区的城市中产阶层以及生活在康巴什移民区的转移进城农民群体。本文意图重点对外界“鬼城”话语之下的康巴什新区意象进行回应,展示“家”营建过程中的能动性,因此侧重选择生活在康巴什主城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探讨。这些居民在康巴什具有全新的居住体验,因此伴随着在康巴什的日常生活,他们在康巴什“家”的营建大多经历了从陌生到认同的转变过程。不同于新区外部媒介建构与政府重塑的这2种截然不同的文本意象,居民选择以日常的生活实践与情感体验逐步使康巴什成为自己的“家”,并通过空间转换与情感边界的构建2个方面而实现。
4.2.1 空间转换与“家”功能认同的培育
在民间借贷危机与不景气的煤炭市场影响下,鄂尔多斯整体商品房房价持续下跌,居民不再以置业为资产增值手段。相比于旧城区东胜,康巴什拥有更优越的居住环境与发展潜力,因而真正具有居住需求的市民越来越愿意选择在康巴什购置新房,与“鬼城”话语中“令人堪忧的经济形势”相反,康巴什居住人口正在稳步增长。以笔者重点走访的主城区珠江社区与移民区新北社区为例,珠江社区总住户3156户,入住2478户,入住率高达78.5%;新北社区总住户2016户,入住1621户,入住率高达80.4%。逐步提高的入住率本身便是对炒作“鬼城”话语的否定。
在城市快速转型的过程中,伴随着城市空间发展与演进的浪潮,流动性已然成为塑造“家”的意义的有效实践途径(杨茜好等, 2015)。在此背景下,入住全新的城市空间后,康巴什居民在日常生活空间的转换与流动的实践中产生对康巴什作为家空间的功能认同。
首先,对于原本就生活在康巴什新区的农民来说,就地安置的做法使得他们经历了乡村到城市的空间转换,但由于离“家”不离土,即便是在全新的康巴什新区营建“新家”,对于家乡发展与现代化城市的期许,使得他们仍然对未来的新生活充满了憧憬与向往。而对于本文主要探讨的公务员、教师等城市精英阶层,这类群体具有的社会、文化与经济资本,即使在完全不同的城市空间中,他们亦可以娴熟地营建自己的“新家”,并且由于长期在原本相对快速与密集的空间生活,使得他们对于公共空间与休闲生活有着极大的憧憬与向往。居民通过日常休闲游憩将家的空间范围由私人住宅空间扩展到公共空间。日常休闲游憩不仅可进行地方的营建,还可以进行家的营建,休闲游憩活动对拓展家的空间范围具有重要作用(Reid et al, 2015)。面对康巴什新区现有的31个规模与主题各异、在外部媒介看来造型绚丽奇特的公园与广场,居民在入住之初并不能完全了解与使用,但熟悉与适应周围生活后,伴随着茶余饭后的日常休闲活动,居民已经逐渐能够准确地识别社区住宅周边公共游憩空间的具体位置与官方名称,认为这些设施完善的公共空间反而是当初被动搬迁时所没有想到的惊喜,进而在这些公共游憩空间中活动产生了如家一般的熟悉感与轻松感。例如,居民F的每日休闲生活就是“听着音乐在康巴什大街上走,从家里出来以后,经过乌兰木伦湖(图4a)……从乌兰木伦四号景观大桥穿过来之后,再进草原美术文化公园,有时去到政府大楼门前经过双驹广场(图4b(图片来源：康巴什新区门户网站http://www.kbs.gov.cn/。) 路过草原情广场,再返回来。”这些居民心中的“家”的领域界线彼此重合但并不相同,相互交融错落地构筑了康巴什新区作为家的空间领域。在这个由城市内部空间串联而成的家空间中,居民C惊喜地形容：“感觉远离了世俗,可以让人放松下来,让心灵去飞。”这样的表述不仅客观地描绘了新区居民的休闲游憩方式,更在主观层面上展示了康巴什作为居民“家”的象征意义。
其次,主城区居民已经在“新家”与“老家”之间形成相对固定的流动方式与模式,以应对由于康巴什功能缺失造成的生活实践不便,并逐渐对各种不便显得毫不在意。流动本身就是进行社会实践感知世界的重要过程,在流动中可改变人们对于地方的看法(Adey, 2010)。虽然经过了10多年的发展,但是康巴什与周边城区相比,依然还是存在着诸多的功能缺失。因此,居民会因为走亲访友或购买商品而频繁地往返于与康巴什相邻的东胜区(25 km)和伊金霍洛旗阿镇(3 km)之间。居民E直接说道：“我哇,喜欢人多热闹的地方,喜欢到处逛到处买,康巴什没有,没关系,周末我去东胜就行,去消遣。我住的这个小区礼拜天居民会出走1/3,从地下停车场就能看出来。除了去东胜,我也经常去伊旗,因为我老家在那,我父母住在那,有事没事开上车就去个啦(就去了)。”居民I也表示：“说实话,(在)康巴什(购物)毕竟可供挑选的余地少,但话又说回来,大件物品或是需要多加挑选的物品,又不是非要在康巴什买才行。开上车出个(去)买,就当是旅游了。”因此,在日常的空间转换中,新区的内部功能分区之间、新区与城市的其他区域之间实现了功能互补,居民实现了对家空间感知的尺度跃升,越来越认同新区可作为“家”空间而满足生活功能的需求。
4.2.2 边界流动与“家”情感认同的展演
“家”被认为是提供隐私与遮蔽的场所。而边界就是区划空间与建构认同最有力的工具。边界并不都是篱笆、围墙或界碑等实体性符号,还包括社会性及其他非空间性要素(Power, 2009),例如情感。面对外界对康巴什的“鬼城”炒作,居民在“去污名化”的过程中会建立“家”的情感边界进行“战术性抵抗”。也正是这种“去污名化”的过程加速了新区居民对康巴什新区经历由陌生到认同的情感转变。当面对片面宣扬康巴什鬼城认知的人,“家”的情感边界显现其抵御功能,这些人被认为是居心叵测不受欢迎的“他者”,居民会将“他者”区离于边界之外,并对“他者”所宣扬的不真实的地方想象加以辩驳,对外界的质疑与诽谤直接表现出“不欢迎”的主人姿态。
“有次我坐火车听到一个大叔在给旁边两小姑娘不住气喃(不停地说),说‘你们要去鄂尔多斯呀,那一定要去康巴什看看,那里晚上都没有人的啊,往单元楼里一看一户户全是阴宅’,吓得那两小姑娘大叫,当时我就恼了,直接过去拆穿他,像这样乱说的(人)以后在大街上看见也绝对赶出个(赶出去)！”
——康巴什居民M
康巴什在居民心中已经作为独立的文化空间存在,充满了家的情感意义。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家的情感认同基于居民对新区的地方依恋,但是又与地方依恋所展示的人地情感连接不同,具有显著的主体性与排他性(Ralph et al, 2011),边界之内是“我”的“家”,“我家”不允许被“外人”随意地侵犯与污蔑(Blunt et al, 2006)。因而在面对争议时,整个鄂尔多斯市只有康巴什是他们“捍卫”的家,不允许被随意丑化。同时,Power(2009)也指出,家的边界并非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而会通过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而不断地建构并持续地维护家空间的舒适感。因而对家空间而言,边界并非仅仅只能分隔地方,同时也可提供交流与对话的机会(Palmer, 2004)。这一过程使得家成为与现有外部空间(an inside)相对的内部空间(an existing outside)。在家空间中,不受欢迎的部分被排除在外,而想要的部分被“主人”提炼并带到内部来(Kaika, 2004)。当面对愿意深入了解康巴什的人,居民会打开“家”的边界桎梏,表现出宽容、好客的“主人”姿态。
“真想让那些当时说康巴什是鬼城的人来再来康巴什看看,特别是那些以前拍过康巴什说是鬼城的记者,他们真的是……要知道,这里是发展变化的……如果他们愿意再来,我们欢迎,让他们现在再去拍一下(康巴什),这里会让他们自己震撼的！”
——康巴什居民K
就是在居民情感边界的显现与消隐中,居民逐渐建立起对康巴什作为“家”的情感认同。边界的显现使得居民对新区作为家的感知更为强烈,康巴什跃升成为居民情感认同的象征空间,是他们捍卫且不容侵犯的家。康巴什作为“家”兼容并蓄,能够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接受“四方来客”各种善意的交流与批评。
本文基于表征与非表征研究框架,以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为例对中国城市新区作为“家”的空间身份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外部媒介与新区政府主要运用语言、图像及其带有主观色彩的表述方式以表征与建构的方式,对康巴什“家”的意象进行传播。而城市居民则主要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与体验,以非表征的方式在康巴什新区进行“家”的营建。具体而言,西方媒介针对康巴什传递了“阴暗”、“荒凉”等消极的“无家”特征,这些特征在被国内媒介与受众接收后不断地传递与放大,康巴什成为中国快速城市化不健康的城市家空间。面对“家门外”旁观者的消极建构,新区政府担起了设计师与管家的角色,巧妙地选择利用流行文化转述新区“草根群体”的话语,对康巴什“家”的形象进行重塑。康巴什被新区政府重塑为具有生态宜居特征的、承载了整个鄂尔多斯城市发展希望的、居民共同的“家”。而生活在新区的居民则通过日常生活行为对“家”这一概念进行实践与培育,主要表现为：通过空间转换与日常流动性的协商以建构对新区的功能认同;对不同态度的外界群体进行“战术性”反击,在情感边界的消隐与显现中建构对新区的情感认同。伴随着新区、城市、国家不同尺度的转换,新区家空间的身份建构、重塑与实践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而正是这持续循环的过程,最终塑造了康巴什多重的充满矛盾意义的“家”的形象,并持续不断被不同主体相协调(图5)。在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情境中,人们对空间的认知逐渐从刻板僵化的物质性平台与容器转变为现代社会关系的建构、解构与重塑(钱俊希等, 2015)。地方政府、外部媒介以及新区居民等不同行动者对于康巴什新区的“家”的营建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同行动者在选择行动方式对康巴什进行“家”的协商时依然各有侧重。研究以表征与非表征为研究视角,探查现阶段康巴什“家”的协调状态与发展现状,剖析不同行动者各自有所侧重的行动方式,对于明晰目前中国城市新区作为“家”的意义生产与真实存在,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作用。
图5 城市新区作为“家”空间的协商机制
Fig.5 The negotiation dynamics of new urban district as "home" in cities
本文主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家”的地理学特征与影响进行本土化研究是未来的研究趋势(白凯等, 2014)。然而在中国,“家”的地理学研究却长期忽略将除家庭之外更大的社会文化空间维度作为家空间进行研究。要实现不同尺度的“家”的跃升,就需要将小尺度的“家庭”镶嵌到大尺度的“家园”之中,那么符合社会文化本底的道德标准将有助于实现这种尺度转换的空间表征过程(周尚意等, 2015)。在中国当下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家的尺度范畴并不囿于“家庭”这样的微观尺度,“家乡”“国家”所代表的中宏观地理尺度亦可以包涵于家的意义。同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道德与情怀亦有助于将家的边界拓展到小家庭以外的空间(Su, 2014)。本文将城市新区纳入“家”的研究维度,是对以“家庭与家族”为出发点的传统“家”的地理学研究的扩展与深化。当一个城市开始成为居民的“家园”时,那么萦绕其中的“乡愁”与“城伤”自会迎刃而解。
其次,验证并丰富了批判“家”的地理学(critical geographies of home)研究理论与视角。批判“家”的地理学提倡关注“家”所具备的两层意涵。第一层意涵是基于空间化(spatialized)的理解,认为家是基于特殊地理位置(site)的地方(place)与空间想象(spatial imaginary);第二层意涵是基于政治化(political)的理解,强调家的营建过程中隐含的压迫与反抗。就家的空间性而言,本文发现“家”的确可以存在于文本的表征与想象之中,但同时也可排除文本根植于日常的生活实践与真情实感之中(Brickell, 2012)。就“家”的政治性而言,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针对某一类固定群体(如同性恋、无家可归者等边缘群体)讨论家中的排斥与反抗(Daya, 2013),而本文较为全面地综合讨论了不同主体对同一个尺度的“家”的感知与认同,有利于更为直接地通过对比展示不同主体在建构“家”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迥异的方式与特征。
最后,从实践层面来讲,本文关于外部媒介对中国城市新区形象建构的分析表明,媒介并不总是会作为家的营建工具(Bonini, 2011),也会成为家的消解工具。在实践中应理性解读西方话语体系所建构的媒介信息,不应盲目附和。目前,中国许多城市新区的确存在土地盲目扩张、楼盘供需不平衡问题(姚士谋等, 2014),在后续的城市新区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应合理进行新区规划并科学地逐步推进产城融合。但面对已经建成或尚在建设的新区理应发展、辩证地品评,给予更多地包容与期许。新区并非就是“无家”的地方,更不应将其等同于“鬼城”。本文中康巴什居民在新区的日常生活与情感的展示就是对“鬼城”之说最好的挑战。希望后续研究以更多不同类型的城市新区为案例地,进一步对城市新区作为家空间的建构进行探讨。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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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突暴恐”事件的批判地缘政治分析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10009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以中国网络媒体对其境内“东突”极端分裂势力制造的暴力恐怖活动 的话语实践以及受众群体对此类话语的回应为分析对象,援引批判(流行文化)地缘政治研究理论,利用语义分析和“网络民族志”的方法,探讨了媒体和受众群体 作为地理知识生产的场所对新疆及其相关空间的地理意义进行生产和协商的方式,并讨论了由此而生的新疆地理想象与中国政府反恐策略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媒 体以文本表征的手段生产了新疆及其相关空间的消极地理知识、建构了消极的地理想象,这些地理意义的产生在受众的“消费”过程中又不断地被协商与再生产.此 外,这些地理意义的生产和协商与国家制定的反恐怖主义政策始终是一致的,它们是国家制定反恐策略的重要参考消息来源之一.从人文地理学角度来讲,将人们日 常生活(包括表征和非表征的行为实践)对地理意义的生产过程纳入到人文地理的研究范畴中来.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讲,研究颠覆了传统的、本体论上的、客观 的自然环境对国家政治决策发挥影响作用的地缘政治研究范式,将想象地理作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进行了尝试.此外,从实践意义来讲,本文对网络媒体及 受众对地理知识生产的讨论对政府的话语权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A critical geopolitical analysis of "East Turkistan violence and terrorism" activities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10009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以中国网络媒体对其境内“东突”极端分裂势力制造的暴力恐怖活动 的话语实践以及受众群体对此类话语的回应为分析对象,援引批判(流行文化)地缘政治研究理论,利用语义分析和“网络民族志”的方法,探讨了媒体和受众群体 作为地理知识生产的场所对新疆及其相关空间的地理意义进行生产和协商的方式,并讨论了由此而生的新疆地理想象与中国政府反恐策略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媒 体以文本表征的手段生产了新疆及其相关空间的消极地理知识、建构了消极的地理想象,这些地理意义的产生在受众的“消费”过程中又不断地被协商与再生产.此 外,这些地理意义的生产和协商与国家制定的反恐怖主义政策始终是一致的,它们是国家制定反恐策略的重要参考消息来源之一.从人文地理学角度来讲,将人们日 常生活(包括表征和非表征的行为实践)对地理意义的生产过程纳入到人文地理的研究范畴中来.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讲,研究颠覆了传统的、本体论上的、客观 的自然环境对国家政治决策发挥影响作用的地缘政治研究范式,将想象地理作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进行了尝试.此外,从实践意义来讲,本文对网络媒体及 受众对地理知识生产的讨论对政府的话语权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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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地理学在中国近10年的进展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8013 URL Magsci 摘要
21 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社会的不断“分化”与“变迁”,典型社会文化现象不断涌现,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已成为学界所持续关注的研究领域.在初步总结国外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演进脉络的基础上,本研究分析了过去10 年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与关注,结合中国发展现状提出,本土社会文化特质的地理学研究、权利与资本对社会文化空间形态与地方建构的影响、城乡与区域人口迁移所形成的流动现象与规模效应等,是未来社会文化地理学应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同时强调了,社会文化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需要注重知识贡献的普适性与中国自身社会文化特质的辩证统一.
The progress of social cultural geography in China in recent 10 years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8013 URL Magsci 摘要
21 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社会的不断“分化”与“变迁”,典型社会文化现象不断涌现,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已成为学界所持续关注的研究领域.在初步总结国外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演进脉络的基础上,本研究分析了过去10 年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与关注,结合中国发展现状提出,本土社会文化特质的地理学研究、权利与资本对社会文化空间形态与地方建构的影响、城乡与区域人口迁移所形成的流动现象与规模效应等,是未来社会文化地理学应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同时强调了,社会文化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需要注重知识贡献的普适性与中国自身社会文化特质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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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家”的地理学研究进展及启示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5.07.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家"是西方地理学近年研究一个丰富且重要的新话题。国外对"家"的地理学研究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现已成为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首先厘清了"家"的概念和内涵,发现人文地理学者对"家"的理解经历了由积极意义到批判的过程,本文据此阐述了国外"家"的地理学研究进展,主要从身份与"家"的内在关系展开,并梳理了当前研究的两大热点话题——跨国移民和无家可归者。"家"是理解社会和空间的关键场所,而当前国内仍缺乏相应的研究成果,本文以期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Progress in geographic studies on "hom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5.07.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家"是西方地理学近年研究一个丰富且重要的新话题。国外对"家"的地理学研究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现已成为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首先厘清了"家"的概念和内涵,发现人文地理学者对"家"的理解经历了由积极意义到批判的过程,本文据此阐述了国外"家"的地理学研究进展,主要从身份与"家"的内在关系展开,并梳理了当前研究的两大热点话题——跨国移民和无家可归者。"家"是理解社会和空间的关键场所,而当前国内仍缺乏相应的研究成果,本文以期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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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 作为文化符号意义的社会学反思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1374.2008.02.025 URL 摘要
笔者首次从社会学角度解析了表征问题的文化符号意义,探讨了表征作为社会行为的属人意义传递、表征作为文化符号的社会功能意义传递、表征作为文化符号信码意义的生产滑动过程,还特别地关注了表征的社会文化建构意义.
"Biaozheng": Zuowei wenhua fuhao yiyi de shehuixue fansi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1374.2008.02.025 URL 摘要
笔者首次从社会学角度解析了表征问题的文化符号意义,探讨了表征作为社会行为的属人意义传递、表征作为文化符号的社会功能意义传递、表征作为文化符号信码意义的生产滑动过程,还特别地关注了表征的社会文化建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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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城市新区开发的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机制与模式: 以广州琶洲地区开发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5221.2006.03.01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针对国内城市新区开发不断升温的现象,分析了城市政府和市场在新 区开发过程中的动力机制:在政府实现土地升值和房地产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新区成功开发需要政府与市场的相互配合.在此基础上,提出新区开发的政府 与市场的互动模式,即政府规划、投资引导,房地产商跟进与市民参与,并以广州市琶洲新区开发为例,演绎了政府与市场互动模式下的新区开发过程.
The mechanism and pattern of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 district: A case study of Pazhou in Guangzhou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5221.2006.03.01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针对国内城市新区开发不断升温的现象,分析了城市政府和市场在新 区开发过程中的动力机制:在政府实现土地升值和房地产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新区成功开发需要政府与市场的相互配合.在此基础上,提出新区开发的政府 与市场的互动模式,即政府规划、投资引导,房地产商跟进与市民参与,并以广州市琶洲新区开发为例,演绎了政府与市场互动模式下的新区开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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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想象: 主客之镜像与建构 [J].
地理想象既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一个文化地理命题,关涉不同认识论和不同学术流派的主张。通过梳理和分析人地关系中的感知与想象、想象共同体与他者的型塑、话语与权力的建构、地理世界的再现和意义化等研究的源流和观点,可以发现,地理想象作为观看世界的一种方式,虽然路径和景象有别,但始终建构于在主客体的镜像观照之中。在主客体之间映射地理想象的同时,也完成了自我和他者的生产,未来的研究应突破主客二元化的叙述范式,重构理解世界的新视角,重塑地理想象的研究话语。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The mirroring construction between th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bodies [J].
地理想象既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一个文化地理命题,关涉不同认识论和不同学术流派的主张。通过梳理和分析人地关系中的感知与想象、想象共同体与他者的型塑、话语与权力的建构、地理世界的再现和意义化等研究的源流和观点,可以发现,地理想象作为观看世界的一种方式,虽然路径和景象有别,但始终建构于在主客体的镜像观照之中。在主客体之间映射地理想象的同时,也完成了自我和他者的生产,未来的研究应突破主客二元化的叙述范式,重构理解世界的新视角,重塑地理想象的研究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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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建城市化: 以鹤壁市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0.07.01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的城市化模式有别于西方,主要特色在于政府的作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不同作用方式的组合,形成了中国城市化的时代特色和多种地域类型.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是中央政府推动下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80年代之后,全球化和地方力量影响下,"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等多种类型的区域城市化迅速推进,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作用日益凸显.但相对于沿海地区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产业升级、规模集聚、改善居住需求引发的内城更新和对外扩张而言,内陆地区的城市化则更多是作为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强行实施.其中地方政府具有更积极的作用.本研究以河南省鹤壁市为例,探讨了这种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过程,实证了在征地、基础设施建设、人口迁移、企业吸引等多个环节中的地方政府作用.这一过程的持续性及其意义仍需进一步探讨,但或许这将成为一种新的中国城市化路径.
Local government-oriented city making in inland China: A case study of Hebi, a mining city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0.07.01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的城市化模式有别于西方,主要特色在于政府的作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不同作用方式的组合,形成了中国城市化的时代特色和多种地域类型.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是中央政府推动下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80年代之后,全球化和地方力量影响下,"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等多种类型的区域城市化迅速推进,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作用日益凸显.但相对于沿海地区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产业升级、规模集聚、改善居住需求引发的内城更新和对外扩张而言,内陆地区的城市化则更多是作为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强行实施.其中地方政府具有更积极的作用.本研究以河南省鹤壁市为例,探讨了这种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过程,实证了在征地、基础设施建设、人口迁移、企业吸引等多个环节中的地方政府作用.这一过程的持续性及其意义仍需进一步探讨,但或许这将成为一种新的中国城市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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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考古学 [M].谢强, 马月,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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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统一性与话题多样性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3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新文化地理学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对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激进反思甚至颠覆。首先,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理论基础的统一性。其反对伯克利学派“超有机体”的文化观,认为“文化”并非具象的“物体”,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景或社会关系之下由社会群体自下而上地建构或生产的。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也并非“文化”被动的表达或容器,而是建构意义与价值系统的关键维度。其次,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研究话题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研究视角的分散性或破碎性,而是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观带来的必然结果。新文化地理学关注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文化实践、不同群体与不同尺度的文化事项、以及瞬息万变的日常生活经验。因此,这极大地拓展了其研究话题的广度。目前,中国地理学中有关文化的研究还处在比较边缘化的位置,但现代中国社会的高速变迁迫切地要求文化地理学者从文化的社会性与空间性出发,探讨社会成员赋予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化这一维度在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研究中的重要作用。</p>
Theoretical unity and thematic diversity in new cultural geography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3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新文化地理学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对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激进反思甚至颠覆。首先,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理论基础的统一性。其反对伯克利学派“超有机体”的文化观,认为“文化”并非具象的“物体”,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景或社会关系之下由社会群体自下而上地建构或生产的。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也并非“文化”被动的表达或容器,而是建构意义与价值系统的关键维度。其次,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研究话题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研究视角的分散性或破碎性,而是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观带来的必然结果。新文化地理学关注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文化实践、不同群体与不同尺度的文化事项、以及瞬息万变的日常生活经验。因此,这极大地拓展了其研究话题的广度。目前,中国地理学中有关文化的研究还处在比较边缘化的位置,但现代中国社会的高速变迁迫切地要求文化地理学者从文化的社会性与空间性出发,探讨社会成员赋予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化这一维度在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研究中的重要作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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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 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M]. 徐亮, 陆兴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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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文地理学的“流动性”研究进展与启示 [J].https://doi.org/10.6054/j.jscnun.2014.12.06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新全球秩序中,流动性及其所衍生的人类诸多新的生存方式逐渐成为解开全球化运转机制问题的密码,西方人文地理学对于流动性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20世纪60、70年代乃至90年代,以计量化和"利益"导向性为主要研究范式的交通地理学和当代城市地理学研究引发了学界对于"流动"问题的反思,认为空间的流动具有更丰富的意义,而不仅是时空成本的测算,随之推动了"新流动性范式"的转向与发展,促进了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融合.通过梳理和分析西方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流动性问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将西方人文地理学中的主要议题总结为:以汽车、自行车、机场和火车站为代表的流动性实践与空间意义的塑造;以"身份意义"、"关系生产"、"权力博弈与协商"为代表话题的流动性过程中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的建构等内容,重点阐释了这些议题的研究进展,并总结了西方人文地理学流动性研究的特征和局限.在此基础上,从中国复杂的现实社会背景出发,展望了国内人文地理学流动性研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Progress and revelation of researches on the anglophone geography of mobilities [J].https://doi.org/10.6054/j.jscnun.2014.12.06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新全球秩序中,流动性及其所衍生的人类诸多新的生存方式逐渐成为解开全球化运转机制问题的密码,西方人文地理学对于流动性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20世纪60、70年代乃至90年代,以计量化和"利益"导向性为主要研究范式的交通地理学和当代城市地理学研究引发了学界对于"流动"问题的反思,认为空间的流动具有更丰富的意义,而不仅是时空成本的测算,随之推动了"新流动性范式"的转向与发展,促进了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融合.通过梳理和分析西方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流动性问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将西方人文地理学中的主要议题总结为:以汽车、自行车、机场和火车站为代表的流动性实践与空间意义的塑造;以"身份意义"、"关系生产"、"权力博弈与协商"为代表话题的流动性过程中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的建构等内容,重点阐释了这些议题的研究进展,并总结了西方人文地理学流动性研究的特征和局限.在此基础上,从中国复杂的现实社会背景出发,展望了国内人文地理学流动性研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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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 [J].
<p>城镇化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是涉及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如何协调发展，达到一个新的现代化和谐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在过去一阶段，虽然城镇化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城乡一体化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在某个时期或一些地区，城镇化过速发展阶段，出现了无序的发展状态，大中城市边缘盲目扩展，水土资源日渐退化，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特别是有些政府决策人对城镇化的许多制约因素认识不足，甚至决策失误，导致了城市环境出现许多不安全、不舒适的问题。着重从地理空间与自然资源保护的角度，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3 个理论与实践问题① 如何认知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与新的路径；②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如何构建新型城镇化的创新模式；③ 在新型城镇化实施过程中，如何认识中国城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p>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J].
<p>城镇化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是涉及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如何协调发展，达到一个新的现代化和谐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在过去一阶段，虽然城镇化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城乡一体化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在某个时期或一些地区，城镇化过速发展阶段，出现了无序的发展状态，大中城市边缘盲目扩展，水土资源日渐退化，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特别是有些政府决策人对城镇化的许多制约因素认识不足，甚至决策失误，导致了城市环境出现许多不安全、不舒适的问题。着重从地理空间与自然资源保护的角度，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3 个理论与实践问题① 如何认知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与新的路径；②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如何构建新型城镇化的创新模式；③ 在新型城镇化实施过程中，如何认识中国城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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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知识与权力: 福柯社会批判的空间转向 [J].
福柯是将空间之维置于社会理论架构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在福柯看来,正是因为空间上的可见性,知识得以演进,权力得以实现。空间问题及福柯的话语理论、知识和权力的批判,与其后期的主体理论都密不可分。但长久以来空间议题在福柯理论中的重要意义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以此为出发点旨在为阐释福柯丰富而多变的思想提供一个新的考察维度。
Kongjian, zhishi yu quanli: Fuke shehui pipan de kongijan zhuanxiang [J].
福柯是将空间之维置于社会理论架构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在福柯看来,正是因为空间上的可见性,知识得以演进,权力得以实现。空间问题及福柯的话语理论、知识和权力的批判,与其后期的主体理论都密不可分。但长久以来空间议题在福柯理论中的重要意义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以此为出发点旨在为阐释福柯丰富而多变的思想提供一个新的考察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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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舆论危机中的地方政府微博回应与网络沟通: 基于深圳“5.26飙车事件”的个案分析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6162.2013.01.004 URL 摘要
在进入新媒体时代的今天,政府微博在公共危机中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信息发布、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舆论引导的功能。本文试图通过"过程-事件"的研究方法,以深圳"5.26飙车事件"中的政府微博为分析对象,剖析在中国特殊的制度体系下地方政府微博在面临公共危机时的运行机制和表现形式,并对中国地方政府微博管理中的深层次问题进行反思。通过案例分析得出:在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微博在公共危机中的表现以及最终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态度;地方政府微博公共危机应对的核心在于满足公众的期待,及时有效地发布相关信息;地方政府微博沟通的关键在于向公众呈现谦卑诚恳的姿态。为了有效地应对新媒体时代的各种危机,地方政府应该强化和规范微博管理,建立有效的舆情收集机制、政府内部联动机制和线上线下协调机制。
The micro-blogging response and networks communic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in public opinion crisis: Based on the case of 5.26 drag racing event in Shenzhen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6162.2013.01.004 URL 摘要
在进入新媒体时代的今天,政府微博在公共危机中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信息发布、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舆论引导的功能。本文试图通过"过程-事件"的研究方法,以深圳"5.26飙车事件"中的政府微博为分析对象,剖析在中国特殊的制度体系下地方政府微博在面临公共危机时的运行机制和表现形式,并对中国地方政府微博管理中的深层次问题进行反思。通过案例分析得出:在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微博在公共危机中的表现以及最终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态度;地方政府微博公共危机应对的核心在于满足公众的期待,及时有效地发布相关信息;地方政府微博沟通的关键在于向公众呈现谦卑诚恳的姿态。为了有效地应对新媒体时代的各种危机,地方政府应该强化和规范微博管理,建立有效的舆情收集机制、政府内部联动机制和线上线下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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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乡愁”的空间道德和地方道德评价 [J].URL 摘要
"乡愁"涉及空间和地方,且与人之情感密切关联,故关于乡愁的研究与地理学密切相关。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指引人们的空间实践。文化地理学的任务之一则是从文化上理解和评判空间和地方的现象。本文分析立场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以及由之派生的道德地理学。本文从空间和地方两个维度分析乡愁的背后的道德,并列举了较为成功的乡愁实践案例。归纳出的结论有三:第一,乡愁的道德具有大小、距离、移动性的空间维度。第二,乡愁的道德具有身体层面、经验层面和社会建构层面的地方性质。第三,无论是空间道德评价还是地方道德评价,都在回答对自己、对他者、对自然的态度,在评判留住乡愁的空间规划实践是否"合理"。本文最后提出了文化地理学关于乡愁空间道德和地方道德的分析框架,以供读者讨论。
On the morality of nostalgia [J].URL 摘要
"乡愁"涉及空间和地方,且与人之情感密切关联,故关于乡愁的研究与地理学密切相关。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指引人们的空间实践。文化地理学的任务之一则是从文化上理解和评判空间和地方的现象。本文分析立场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以及由之派生的道德地理学。本文从空间和地方两个维度分析乡愁的背后的道德,并列举了较为成功的乡愁实践案例。归纳出的结论有三:第一,乡愁的道德具有大小、距离、移动性的空间维度。第二,乡愁的道德具有身体层面、经验层面和社会建构层面的地方性质。第三,无论是空间道德评价还是地方道德评价,都在回答对自己、对他者、对自然的态度,在评判留住乡愁的空间规划实践是否"合理"。本文最后提出了文化地理学关于乡愁空间道德和地方道德的分析框架,以供读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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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地理学“情感转向”与情感地理学研究述评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7017 URL Magsci 摘要
由于地理学长期受理性原则的支配,情感在地理学的研究中一直处于较边缘的地位。随着近期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对情感研究热情的不断高涨,地理学也开始关注情感对空间和社会的塑造,并由此引发西方地理学的"情感转向"。随着《Emotional Geographies》一书的诞生,以及专刊《Emotion,Space and Society》的创立,情感地理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也逐渐形成并日益发展壮大。西方地理学"情感转向"的产生受到身体和女性主义地理学、人本主义地理学、非表征理论和精神分析法等理论和方法的深刻影响。通过对249篇情感地理学的期刊论文以及相关著作进行的分析,梳理了情感地理学相关的研究议题,以期促进国内人文地理学对情感问题的关注。
Review on "emotional turn" and emotional geographies in recent western geography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7017 URL Magsci 摘要
由于地理学长期受理性原则的支配,情感在地理学的研究中一直处于较边缘的地位。随着近期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对情感研究热情的不断高涨,地理学也开始关注情感对空间和社会的塑造,并由此引发西方地理学的"情感转向"。随着《Emotional Geographies》一书的诞生,以及专刊《Emotion,Space and Society》的创立,情感地理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也逐渐形成并日益发展壮大。西方地理学"情感转向"的产生受到身体和女性主义地理学、人本主义地理学、非表征理论和精神分析法等理论和方法的深刻影响。通过对249篇情感地理学的期刊论文以及相关著作进行的分析,梳理了情感地理学相关的研究议题,以期促进国内人文地理学对情感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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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城市新区发展理论研究进展 [J].
基于梳理城市新区研究的发展脉络,国外城市新区的研究可分为3个阶段:1)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以功能疏导和社会需求为研究导向,研究领域包括城市新区的功能形态、卫星城开发实践等;2)20世纪50―90年代以功能平衡和经济需求为研究导向,研究领域包括新城开发、新产业区等;3)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政策引导和生态需求为研究导向,研究领域包括生态新城、郊区化与边缘城市、城市新区规划设计、新区产业与社会问题等。与之相比,我国的城市新区研究也大致分为3个阶段,依次是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国外理论借鉴研究,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00年代初期的开发区研究,以及21世纪00年代以来的综合型城市新区研究,相关研究领域包括产业发展、土地利用、空间结构、交通发展、管理体制、生命周期与转型,以及城市新区开发个案等。国内外研究在研究背景和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都具有显著差异。此外,文章还展望了我国城市新区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1)城市新区开发对城市空间增长的作用;2)城市新区的演化及其生命周期;3)基于节约理念的城市新区开发模式;4)城市新区开发研究方法的应用。
Progres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new urban district development theories [J].
基于梳理城市新区研究的发展脉络,国外城市新区的研究可分为3个阶段:1)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以功能疏导和社会需求为研究导向,研究领域包括城市新区的功能形态、卫星城开发实践等;2)20世纪50―90年代以功能平衡和经济需求为研究导向,研究领域包括新城开发、新产业区等;3)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政策引导和生态需求为研究导向,研究领域包括生态新城、郊区化与边缘城市、城市新区规划设计、新区产业与社会问题等。与之相比,我国的城市新区研究也大致分为3个阶段,依次是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国外理论借鉴研究,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00年代初期的开发区研究,以及21世纪00年代以来的综合型城市新区研究,相关研究领域包括产业发展、土地利用、空间结构、交通发展、管理体制、生命周期与转型,以及城市新区开发个案等。国内外研究在研究背景和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都具有显著差异。此外,文章还展望了我国城市新区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1)城市新区开发对城市空间增长的作用;2)城市新区的演化及其生命周期;3)基于节约理念的城市新区开发模式;4)城市新区开发研究方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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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移动构成的时空: 老龄化地理学中非表征理论的引入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5.12.003 URL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非表征理论及其在老龄化地理学研究中的运用。该理论的引入将使老龄化地理学成为一个重新焕发活力的研究领域。该领域涉及老年人生活中广泛而多样的空间移动与体验,涵盖移动的参与者、时效性和感知等维度,从而更好地表达和反映空间移动的本质特征。
Ageing movement as space-time: Introducing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to the geography of ageing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5.12.003 URL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非表征理论及其在老龄化地理学研究中的运用。该理论的引入将使老龄化地理学成为一个重新焕发活力的研究领域。该领域涉及老年人生活中广泛而多样的空间移动与体验,涵盖移动的参与者、时效性和感知等维度,从而更好地表达和反映空间移动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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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ity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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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sites: The location(s) of 'home' for young men [J].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12468896 URL 摘要
‘Home’ is a space which occupies multiple sites, with which come multiple sensory experiences. The geographies of ‘home’ as defined beyond the dwelling and fixed notions of home are what has been called ‘stretched’.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me’ for 15 young men of mixed race aged 16 to 19 in East London. Through the use of written electronic diaries, interviews and photo-voice it explores how city spaces became mobile sites of belonging and various ‘public’ urban spaces become ‘homelike’ for young men of mixed 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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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gning care: Gender norms and economic outcomes [J].https://doi.org/10.1111/j.1564-913X.1999.tb00390.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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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geography: Cultural geographies of home [J].https://doi.org/10.1191/0309132505ph564pr URL 摘要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ultural geography. Recent cultural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the home reflects a concern not only with rematerializing geography, but also with the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ture on material cultures. Within geography and housing studies, recent work on the material geographies of home includes studies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location, gentrification, and household demographic change. Cultural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the materialities of residence has focused on two additional themes: domestic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and the material cultures of objects and their use, display and meanings within the home. In a rich range of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research, cultural geographers have explored the ways in which domestic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are inscribed with meanings, values and beliefs that both reflect and reproduce ideas about gender, class, sexuality, family and nation. An important theme within this work has been the connections and disjunctures between idealized designs and the embodied practices of everyday domestic life. The disjunctures between design and dwelling are most apparent in relation to dis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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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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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dia as 'home-making' tools: Life story of a Filipino migrant in Milan [J].https://doi.org/10.1177/0163443711411006 URL 摘要
According the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 there are 850 million international passenger arrivals each year; and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Refugee Agency (UNHCR), in 2008 there were 42 million refugees across the globe. The condition of mobility, in all its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is a condition of daily life in a globalized world. Even those who are lucky enough not to be forced to abandon their home are at times obliged to be away from home temporarily. A migrant who is far from his country, a seasonal worker or asylum seekers, all share a sense of displacement, more or less intense. This article addresses precisely the universe of migrants, with the aim of demonstrating that this existential condition can be alleviated and eventually ‘domesticated’ (albeit temporarily) thanks to the media. The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use of media on the part of migrants and the role of the media not only in temporarily connecting them to their private homes or to their public sphere of origin, but also in recreating the ‘warmth’ of domesticity, in other words in ‘making them feel at home’. The main part of the article will attempt to partially verify this thesis by presenting the case study of a Filipino family living in Mi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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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ping' and 'doing' critical geographies of home [J].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1141870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iverse literatures on negative experiences of home at the domestic scale and sets out an agenda to further ‘critical geographies of home’. Tying into broader debates in critical geography on the delineations between the ‘mapping’ of exclusionary landscapes versus the ‘doing’ of something to transform them,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line between these two modes should not always be dichotomously drawn. Now is the time that the burgeoning interest in, and catalogue of research on, home is capitalized upon by pushing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that simultaneously illuminates and catalyses the addressing of domestic in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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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nonrepresentational geographies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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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beyond the house: Experiences of place in an evolving retirement community [J].https://doi.org/10.1016/j.jenvp.2008.07.002 URL Magsci 摘要
This research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a qualitative study of a small sample of older adults ( n 02=0225), age 55+ who have recently moved to an area that is rapidly changing from a tourist community into a retirement community. The study has two main research objectives: (a) to use Oswald and Wahl's heuristic meaning of home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lder adults and their homes and communities, integrating theories from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environmental gerontology and human geography, and (b) to discuss the empirical findings focussing on the core concepts of meaning of home and sense of belonging for new retirees to an area. Findings: For new retirees, there exists a zone between the home and community, that can be viewed as a geographic space comprised of overlapping and interwoven personal, social and physical domains. This zone between the physical house and the surrounding community can be construed as having certain elastic qualities and permeable boundaries that blur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home and community. A focus on the micro-environment of the home dwelling and the macro-environment of the neighbourhood and community then appears relevant for understanding place attachment for these persons. This idea of the ‘home beyond the house’ –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of this research. Our results view the heuristic framework of Oswald and Wahl as a valuable tool for building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meaning of home for older adults by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domains themselves, and more importantly, to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Consequently, for younger in-migrants, the boundary between home and community blurs into one larger, symbolic entity experienced as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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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dy, the shelter, and the shebeen: An affective geography of homelessness in South Africa [J].https://doi.org/10.1177/147447401246988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Geographies of homelessness mainly address issues of social exclusion, especially in contexts of urban public space. Recent research focuses on spatial regulation and surveillance, and strategies used by homeless people to resist these forms of control and create spaces for themselves in the city.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is paid, however, to the embodied, affective, emotional and relational geographies of homelessness. We address this absence through an exploration of how material spaces and practices shape a sense of belonging for a group of men living in a homeless shelter in Cape Town. Theorizing belonging as constituted through the materialities of both self-identity and social connections, we examine the three spaces that are most affective in our participants’ everyday lives: (i) their bodies, (ii) the shelter where they live, and (iii) the shebeen (tavern) where they drink. The discursive and embodied accounts of two participants in particular serve as a case study that illuminates the complex ways in which belonging is shaped in spaces of homeless life. These men’s experiences reveal some of the ambivalences and ambiguities of homelessness which are only rendered visible through a theoretical lens that respects their status as emotional and relational subjects, rather than as objects within structures of exclusion. Drinking in particular emerges from this research 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understanding the contradictory behaviours and feelings in these men’s daily lives. Damaging their bodies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alcohol nonetheless provides a sense of belonging by facilitating both a sense of self and connections with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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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r culture, geopolitics, and identity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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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as it happens: Literary geography [J].https://doi.org/10.1111/j.1749-8198.2008.00143.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geographical work with fiction in the context of an explicitly spatial view of the writing–reading nexus as a contextualized and always emerging geographical event. It argues that this way of conceptualizing the text events of both narrative fiction and academic knowledge production provides a way of understanding and dealing with incompatible literary interpretations and also with irreconcilable approaches to literary geography. This openness to multiplicity develops from the point that text events are not only relational by nature and generated within social contexts in the initial encounter of author, text, and reader, but also only become publicly accessible when subsequently articulated within the mediating context of a particular social situation. The article proposes that literary geography as a collective endeavor can be developed and consolidated through an appreciation of the varying contexts within which geographically oriented work with fiction is performed and artic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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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rogating the geographies of the familiar: Domesticating nature and constructing the autonomy of the modern home [J].https://doi.org/10.1111/j.0309-1317.2004.00519.x URL 摘要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western bourgeois home, and argues that its social construction as a familiar, autonomous, safe, private haven is predicated not only upon the exclusion of undesired social elements (anomie, homelessness, social conflict, etc.) but also upon the exclusion of undesired natural elements (cold, dirt, pollution, sewage, etc.). Using the domestication of water in the western world as a vehicle,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historical-geographical process through which nature became scripted as ‘the other’ to the bourgeois home, and explains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separation to the conceptual construction of the home as a distinct and autonomous ‘space envelope’, supposedly untouched by socio-natural processes. This analysis identifies an inherent contradiction: despite the intense efforts at ‘othering’ and excluding nature from the premises of the home, the function and familiarity of this space is increasingly dependent upon the production of nature. Although the complex set of socio-natural networks, pipes and cables that carry clean, produced, commodified nature inside and pump bad, metabolized nature outside the bourgeois home remain visually excluded, it is this same excluded socio-nature that constitutes the material basis upon which the familiarity of the home is constructed. Thus, in a simultaneous act of need and denial, the bourgeois home remains the host of the elements that it tries to exclude. This contradiction surfaces at moments of crisis (such as power cuts, burst mains and water shortage) when familiar objects acquire uncanny properties. At such moments, the continuity of the social and material processes that produce the domestic space is unexpectedly foregrounded, bringing the dweller face to face with his/her alienation, within his/her most familiar environment. Cet article montre comment la construction sociale de la maison bourgeoise occidentale, en tant que refuge privé, sécurisé, autonome et familier, s'appuie sur l'exclusion d'éléments indésirables, tant sociaux (anomie, sans-abri, lutte sociale, etc.) que naturels (froid, saleté, pollution, effluents, etc.). Comme véhicule, ce travail utilise la domestication de l'eau dans le monde occidental, et analyse le processus historico-géographique par lequel la nature est devenue ‘l'autre’ pour la maison bourgeoise, tout en expliquant l'apport de cette séparation dans l'élaboration conceptuelle de la maison comme ‘enveloppe spatiale’ distincte et autonome, censée être préservée des processus sociaux-naturels. Ainsi appara06t une contradiction intrinsèque: malgré d'intenses efforts visant à‘l'altérité’ et l'exclusion de la nature dans le principe, la fonction et la familiarité de la maison dépendent de plus en plus de la production de nature. L'ensemble complexe de réseaux sociaux-naturels, tuyaux et c09bles qui amènent une nature nettoyée, fabriquée, banalisée à l'intérieur et expulsent la nature mauvaise, métabolisée à l'extérieur de la maison bourgeoise, restent éliminés visuellement. Pourtant, c'est cette même socio-nature exclue qui constitue la base matérielle sur laquelle se construit l'intimité de cet espace. Donc, dans un acte simultané de besoin et rejet, la maison bourgeoise continue d'héberger les éléments qu'elle essaie d'exclure. Cette contradiction émerge lors des crises (coupures de courant, explosion de canalisations et pénuries d'eau, par exemple) quand les objets familiers revêtent des qualités surnaturelles. Alors, la continuité des processus sociaux et matériels qui génèrent l'espace domestique est subitement mise en lumière, l'occupant se trouvant confrontéà son aliénation, au sein de son environnement le plus in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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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ance of an old rural cottage: Media represent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idyll in post-war Sweden [J].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14.06.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Second-homes are vital parts of the encountering of the rural in the Western World. The way they are perceived in society is important to explore as it can influence how and by whom this part of the rural is use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dia construction of a specific type of second-homes in Sweden; cottages that since the 1950s have transformed from poor smallholdings to beloved second-homes. Besides being lived spaces, these cottages have become well known features of rural Sweden, symbols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scribed by media as rural idylls. They can be seen as having a cultural centrality in the revaluation of rurality and the shift towards post-productivist countryside in Sweden. But how could this type of humble cottage become so significant and what does the image of it really imply? This is studied through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se cottages in a monthly home magazine from 1956 to 2008 with a particular interest in the production and naturalisation of them as important rural artefacts and national symbols.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material and immaterial dimensions have interacted in this construction process as well as possibl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representations. Conclusively, the representations construct a restricted image of cottages and their users and of why cottages are important and should be taken care of. These representations are building on values, ideas and norms embedded in a highlighted and particular materiality which makes these seem innocent, natural and common sense. By exploring this the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wider inquiry into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where seemingly innocent and natural ways of representing places, people and artefacts can produce strong and excluding norms and values regarding the rural and its users and 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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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geography: The busyness of being 'more-than-representational' [J].https://doi.org/10.1191/0309132505ph531pr URL 摘要
Discusses the nonrepresentational research on cultural geography. Analysis on actions attributed to changes in human behavior; Details on the different lineage of cultural-social studies of work; Impact of human emotions on the shaping of cultural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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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ing home in context [J].https://doi.org/10.1006/jevp.2000.0178 URL 摘要
The concept of has been the focus of three decades of research within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Despite this awareness, there has been a lack of critical or innovative theories and methods to examine.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call for a reappraisal of th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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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sexuality and home: Intimacies of space and spaces of touch [J].https://doi.org/10.1016/j.emospa.2010.09.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uses the notion of touch to understand further the production of heterosexual bodies and home spaces. Specifically, it argues that the everyday geographies of heterosexual touch are an important constituent of homemaking. Considering the ordinary acts of heterosexual touch and home encourages a more nuanced reading of the mutually 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ies and space. It challenges normative notions about the naturalness and normality of heterosexuality. Drawing on data from joint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solicited diaries and self-directed photography with 14 women in heterosexual relationships who live in Hamilton, Aotearoa New Zealand, I offer an in-depth, critical and nuanced analysis of sexualised touch. Building on suggestions that touch is more than simply cutaneous contact, I show that heterosexual bodies touch and feel bodies, spaces and objects in a variety of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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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ized fear? Towards an emotional geopolitics [J].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0810499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questions the recent recasting of fear within critical geopolitics. It identifies a widespread metanarrative, 'globalized fear', analysis of which lacks grounding and is remote, disembodied and curiously unemotional. A hierarchical scaling of emotions, politics and place overlooks agency, resistance and action. Drawing on feminist scholarship, I call for an emotional geopolitics of fear which connects political processes and everyday emotional topographies in a less hierarchical, more enabling relationship. I employ conscientization as a tool to inform the reconceptualization of global fears within critical geopolitics, and to move forward epistemological practice and our relationship as scholars with soci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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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hwalking in Kakadu: A study of cultural borderlands [J].https://doi.org/10.1080/146493604200018134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tested domains of Aboriginal traditional owners and non‐Aboriginal Park users, specifically bushwalkers, in Kakadu National Park in the Northern Territory of Australia. It argues that Kakadu remains a cultural borderland where a negoti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Aboriginal traditional owners and non‐Aboriginal Park users is struggling to emerge. It finds that the rhetoric of Aboriginal/non‐Aboriginal co‐existence, which pervades the Park, is infused by the legacy of a colonial settler state, which has presumed access to territory, marginalized Indigenous people and obviated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in favour of an expansionist aesthetic of wilderness preservation and appreciat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activities of bushwalkers and the concerns that these activities generate in the local Aboriginal domain produce a novel space where place is contested and transformed, a space of negotiation and resistance where people's cherished values both compete with and influence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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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popular geopolitics in the Falklands/Malvinas sovereignty dispute: Creative diplomacy and citizen statecraft [J].https://doi.org/10.1016/j.polgeo.2013.10.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popular geopolitics has proven an intriguing and fruitful field of research. It has spurred a lasting interest in everything from movies to stamps as important cultural artefacts that reveal to their audiences the geopolitical visions of their producers. This paper, however, brings into question the ‘popularity’ of popular geopolitics. Using recent examples from the ongoing dispute over the Falkland Islands, we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media and the associated flourishing of ‘citizen statecraft’ which, through its production of geopolitical knowledges, hints at the possibilities of a genuinely popular geopolitics 2.0. We also examine how creative practices, understood in myriad ways in relation to ‘statecraft’, work to unsettle and complicate previously tidy geopolitical categories of the ‘popular’, the ‘formal’, and the ‘practical’. We suggest, by way of conclusion, that ‘citizen statecraft’ may be productive in the flourishing of new modes of international dialogue between communities in dis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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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ry families: Making a human-dog family through home [J].https://doi.org/10.1080/1464936080221779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last fifty years have seen dogs increasingly drawn into the home as family members. While the health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relatings have been the focus of much research, the everyday practices by which more-than-human families are constituted have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The paper draws on interviews with, and diaries recorded by, new dog owners in 2006–2007. It highlights three ways that dogs became family in and through the home. First, describing dogs as ‘furry children’, participants emphasised the time spent caring for dogs. Second, engaging with dogs as ‘pack animals’, participants discussed an inherent ‘otherness’ that shaped family relations, and reconceptualised the human-family as a pack relation. Third, the individual agency of dogs was recognised as shaping family and home. However, these familial relatings were often tenuous as humans were faced with the particular character and ‘otherness’ of dogs. While the majority experienced a strengthening of family ties following the introduction of a dog, a number of individuals discussed the divisive impact of this experience. The paper extends debates about family and home, broadening family beyond biological relations to include more-than-human relationships forged through cohabitation and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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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er-processes and homemaking: Encounters with possums in suburban Australian homes [J].https://doi.org/10.1177/147447400809797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Ruptures in borders that materially and conceptually separate western homes from nature, nonhumans and the outside have been conceptualized as disrupting and destabilizing home, and provoking a sense of anxiety in homemake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order ruptures can also contribute to feelings of homeyness at a number of scales. Everyday experiences of border-making and rupture at home are explored through the accounts of 24 residents of suburban Sydney who have lived with uninvited brushtail possums in the wall and ceiling cavities of their homes. Human residents primarily encountered possums through sound and smell-scapes that permeated homes' immediate physical borders. These events at times unsettled home's human residents, but also simultaneously contributed to residents' feelings of belonging within home, the urban environment and the nation. The paper particularly attends to the role of nonhuman agency in processes of border-making and rupture at home, focusing on the activity of brushtail possums as well as the role that less evidently active structures like walls and ceilings play in mediating human-possum inte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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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and migration: Mobilities, belongings and identities [J].https://doi.org/10.1111/j.1749-8198.2011.00434.x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ABSTRACT Geographers deploy a panoply of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to effectively study the meanings that migrants attach to their mobility and settlement experiences. In particular, the emergence of transnationalism as a major analytic tool offers scholars fresh insights into the ways in which migrants maintain ties to their places of origin, while simultaneously adapting to their new environments. Surprisingly, what remains assumed, more often than interrogated, in much writing on migrants’ transnational settlement experiences is how they make sense of the concept of home. This is perplexing, given the centrality that questions over home’s meaning occupy in the migration process, as well as the importance of home as a focus of geographical inquiry. Our review focuses on recent migration research that examines migrants’ engagement with the notion of home. We suggest that in the rush to conceptualise novel transnational configurations of people–place relationships, some researchers overemphasise the shifting and mobile meanings that migrants give to home, while underplaying the resilience of its stable, bounded and fixed interpretations. We contend that the challenge for those studying migration today is to conceptualise together this tension between home’s mobile and sedentarist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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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the landscape "home": Narratives of bushfire and place in Australia [J].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14.10.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how the meaning of ‘home’ influence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ushfire in two Australian communities at high risk.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Australians are living in proximity to areas of high bushfire risk due to climate, vegetation and demographic changes. Land and Fire Management Agencies recognise an urgent need to understand what motivates residents to take action to mitigate bushfire risk, and individual decisions whether or not to evacuate when bushfire is imminent. In bushfire policy and management, the home is considered to be synonymous with the house and associated built structures. Using a combination of visual and ethnographic research methods, we ‘mapped’ residents’ understanding of ‘home’.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concept of ‘home’ embraces more than the private spaces of house and garden. Landscape practices such as gardening with indigenous plant species,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habitual walking extend the home territory beyond the house and garden and into public landscapes. Physical elements of the landscape such as mountains and locally significant species of trees form part of the ‘imaginary’ of home. These findings are important to the on-going study of the meaning of home. The implications are also significant for land and bushfire managers as they suggest that community education programs that focus solely on the house may fail to connect with people’s wider sense of home in the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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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Wayne meets Donald trump: The lower east side as wild wild west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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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modernity and the consumption of home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111/tran.1201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Tourists have long been neglected in the literature on home and mobility, although they constitute a massive mobile population within and across national borders. Addressing this gap, this paper advances geography's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home in relation to mobility and modernity, and questions the binary distinction between home and unhomeliness in tourist mobility. It focuses on the alienation of Chinese modernity and how one group of domestic tourists negotiates this alienation through their imagin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home in a popular tourist site (i.e. Lijiang, a World Heritage site in Yunnan province)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transformation, which started in 1978. This paper has two objectives. First, it examines why home is woven into the touristic imagination of Lijiang; and second, it links tourists' personal experiences with China's broad socio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order to explore individuals' resistance against and compliance with modernity. I argue that the imagin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home generates intensely contradictory configurations of struggle that simultaneously push tourists towards an ideal of home for inner freedom and premodern paradise, yet pull them back into the whirling vortex of ‘modern’ life and commercial forces. The paper sheds light on micro‐geographies of people's live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rapid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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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formations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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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Space, politics, affect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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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izing post-colonial geographies: Examining the textural landscapes of migration in the South Asian home [J].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04.02.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role of visual cultures in understanding the value of landscape to post-colonial migrants living in Britain. The paper also considers these visual cultures as prismatic devices which refract lived landscapes of South Asia and East Africa into British domestic scene. The visual cultures are investigated using a materialist lens. They are positioned as materials that allow embodied connections to landscapes experienced pre-migration, including sensory connections with past homes, natures and family life. These then become artefacts symbolising relationships with past landscapes, made meaningful in their presence in Britain homes. Using this materialist lens, visual cultures in the British Asian home, such as photographs, pictures, and paintings, are given meaning and value beyond their textual content. This paper is an exercise in reading visual cultures in the everyday through a materialist lens which allows for an examination of their place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home' for South Asian women in Britain. In particular, objects presence the migratory experience of the South Asian community, importing `other' landscapes (previously shaped by colonial governance) into Britain, and help to shape environmental values, landscape imaginaries and South Asian landscapes of belonging in the post-colonial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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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homes as sites for the consumption of luxury [J].https://doi.org/10.1177/146735841456780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 critical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luxury in second homes in New Zealand and is designed to assess the validity of traditional definitions of second homes as anti-consumerist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luxury’ second homes as a recent phenomenon. Using a thematic analysis of Home New Zealand magazine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936, this paper finds that second homes in New Zealand have always been sites for the consumption of luxury, as evidenced through representations of luxury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features, interior decoration and outdoor elements in the magazine. Generalised portrayals of second homes as anti-consumerist are therefore shown to be flawed. Furthermore,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architect-designed second home with its markers of luxury has existed since at least the mid-1930s in New Zealand and is therefore not a new phenomenon.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suggest that home and lifestyle magazines may be a valuable resource for second home research as they both influence and reflect societal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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