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福利绩效是提升人类福祉的生态效率，分析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格局与驱动效应有助于揭示中国人类福祉提升的生态效率地区差异及其原因。论文基于主客观综合福祉视角，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格局演变进行分析，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和随机前沿分析法(SFA)深入揭示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变化的驱动效应以及经济增长效应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6—2018年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变化主要依赖经济增长效应驱动，但由于环境福祉效应与社会福祉效应的掣肘，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整体上从3.052降至2.641。在经济增长效应的决定因素中，技术进步发挥着最主要的促进作用。② 中国南方省份与北方省份生态福利绩效的平均值差距由2006年的0.762扩大至2018年的1.005，表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南方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值远高于北方地区，是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南北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③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变化整体显现为经济增长驱动模式，仅北京、天津、上海为“经济增长+环境福祉改善”驱动模式。南北区域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决定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可为推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城乡融合是指导中国城乡转型的全新思路，探究城乡融合的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是突破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等现实困境的迫切需要。论文基于“基础—动力—结果”过程性框架，构建了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改进熵值法评价模型、kernel密度估计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测度2000—2020年中国的城乡融合水平，探究城乡融合水平时空分异及其驱动因素异质性演变。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乡融合水平整体较低，呈先降后升的“√”型演变趋势，空间差异趋于缩小。② 以“胡焕庸线”为界，中国城乡融合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高值区中心极化特征突出，呈“带状”聚集趋势;中等水平区“集群化”特征有所减弱，且呈现由东部向中西部蔓延的趋势;低值区团簇于西部地区，其数量趋于减少。③ 全国尺度城乡融合水平的核心因素为人口流动、经济发展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和教育支持，潜力因素为产业结构优化和对外开放水平，投资成效和政府干预“阈值”效应显著;区域尺度城乡融合水平的核心因素空间异质性明显，2020年东部地区为经济发展水平、投资成效、政府干预等，中部地区为投资成效、对外开放水平、城乡收入差距等，西部地区为教育支持、政府干预、产业结构优化等;各驱动因素交互作用对城乡融合水平的影响程度远超单因素，交通通达性与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显著增强。中国城乡融合时空演化及机理研究可为乡村振兴以及城乡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乡村振兴需遵循乡村发展的地域差异，科学把握乡村功能的空间特征，揭示乡村功能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空间异质性，深度挖掘乡村的独特价值和多元功能。论文在从“三生”视角解析乡村多功能性内涵的基础上，综合采用兴趣点、土地利用等多源数据，构建乡村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功能指数测度模型、全局空间自相关、Spearman相关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GWR)等方法，深度剖析山东省1636个镇域乡村“三生”功能的空间格局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的空间异质性，进而划分乡村功能空间分化类型并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结果表明：① 乡村“三生”功能空间格局存在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和空间分异;② “三生”功能间相互作用的总体关系和局部关系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局部关系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③ 根据乡村功能空间分化的理论逻辑进行类型划分，将山东省镇域乡村划分为8种功能类型，并揭示了不同类型乡村功能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数量差异，进而提出了不同类型乡村未来发展的初步建议。研究结果可为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提供参考，为差异化的乡村功能协同发展路径的制定提供技术支撑。
新型城镇化作为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对破解城乡及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四川省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空间计量模型、门限面板模型，分析2009—2019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演化情况，揭示二者的关联关系，检验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的其他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2009—2019年，四川省新型城镇化水平逐年上升，城乡收入差距逐年缩小，各年度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其低值区域主要集聚在成渝经济走廊上，其高值区域主要集聚在川西及东北部秦巴山区。② 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非线性影响，呈倒“U”型关系，主要原因是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不协调、不同步，当农业现代化水平跨越门槛值后，新型城镇化才会由扩大转为抑制城乡收入差距。③ 地区经济不平衡程度、科技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也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显著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可为积极稳妥推动新型城镇化、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理论依据。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提升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是防止返贫和实现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生计可持续性视角下系统评估精准扶贫政策效应，可为此提供重要依据。论文构建涵盖生计资本、生计环境和代际发展能力3个维度的扶贫政策效应评估框架，以武陵山区石柱县为案例区，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和倾向得分匹配法量化了精准扶贫对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并讨论了其分异性。研究表明：① 精准扶贫使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水平整体提升了20.5%，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环境和代际发展能力分别提升21.3%、23.9%、15.8%，农户生计环境改善更突出，而代际发展能力具有一定时滞性。② 精准扶贫对生计要素禀赋较好的兼业型农户带动效应更大且显著，其次是务农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脱贫户，而以“输血式”帮扶为主的补贴依赖型农户则被边缘化，加剧了群体间生计可持续性分化。③ 精准扶贫政策效应空间分异性明显。相比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王场镇和黄水镇，精准扶贫对具有区位优势的龙沙镇、贫困程度较深的中益乡的带动效应更大且显著。④ 围绕强化对山区教育与技术投入、对偏远地区资源倾斜以及引导贫困边缘群体治理等方面提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对策。研究可为提升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政策的匹配性和精准性提供科学依据，有助于深化中国反贫困理论认识。
可达性是交通地理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准确评价可达性对于交通规划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考虑季节性变化和山区地形影响的可达性评价仍相对较少。青藏高原地区不仅雨季、雪季分明，且具备高海拔和地形复杂等特征，因此，需要在可达性评价中充分考虑季节影响和地形影响。结合多源数据，论文采用成本—距离法评价青藏高原地区公路可达性。结果表明：① 雨季青藏高原地区到基础服务设施的最短时间较于未考虑降水影响的情况变化不大，在雨季全域总可达性平均值增加0.011 h，多出0.021%的地区受降水影响无法在8 h范围内到达最近服务设施。② 受积雪影响，青藏高原全域可达性存在变差的情况，全域雪季最短可达性时间平均增加2.04 h。多出5.41%的地区受降雪影响无法在2 h内到达最近服务设施，多出5.54%的地区无法在[2, 4) h范围内到达最近服务设施。③ 从雨雪季节受降水和积雪影响的可达性季节波动情况来看，雪季可达性波动幅度更大。其中，可达性受降水影响最大的地区主要聚集在珠穆朗玛峰附近以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附近地区;可达性受积雪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主要聚集在西藏自治区的东部、青海省的南部、四川省的西部，多分布在横断山区、唐古拉山脉、巴颜喀拉山脉等地形区内。研究结果可为青藏高原地区提高交通路网的稳定性与优化交通路网布局提供科学参考。
乡村振兴过程中，全面系统地认知传统村落活态化价值，对其进行客观有效地评估，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面对类型多样且动态演化的传统村落，传统标准化的评价体系已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发展现实，因此构建一个更具弹性的评估模型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关键技术问题。论文从功能空间、景观意象和人文精神3个逻辑层面重新认知活态化价值的构成、关联及特征，据此构建出包括资源价值、要素延续、活化条件、功能适应、活化影响、发展潜能的多维评估框架，形成由3种类型和50项指标所构成的弹性评估模型，并以陕北地区54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案例进行模型验证。结果表明：① 传统村落活态化价值具有多元性、交融性、动态性、脆弱性和适应性5个显著特征;② 维度分析，运用多维弹性评估模型对传统村落展开评价，评价结果基本符合陕北地区的现实情况，且在不同评价维度上呈现出明显的结果差异，突显了不同类型传统村落的自身价值特征;③ 综合分析，陕北地区54个国家级传统村落活态化价值水平分值处于42.42~83.60区间内，平均为62.55分，活态化价值较高及以上的传统村落占比为39%左右，活态化价值一般及以下的传统村落占比61%左右，由此可见，陕北地区仍存在很多传统村落活态化价值发展水平不足的问题。传统村落活态化价值多维弹性评估模型兼具普适性和典型性的特点，适用于类型多样的传统村落，适应现阶段乡村振兴和遗产保护的现实需求。研究通过探索从单维静态评价向多维动态评估的技术提升，可进一步丰富和推动传统村落价值评估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
通过优化城市建成环境来营造和发展城市活力是建设充满活力的城市空间的重要举措。论文以双休日武汉市主城区为例，使用人口热力数据量化城市活力的时空分布特征;选用基于梯度提升决策树的SHAP可解释性模型(gradient boosting decision tree-Shapley additive explanations，GBDT-SHAP)测算城市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非线性影响，并提取关键变量的最佳阈值。结果表明：① 双休日武汉市主城区城市活力的分布具有明显的时间、空间和功能异质性。城市活力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中心高、外围低”的特征;在时间上，从7:00开始逐渐提升，下午和晚间达到顶峰。② 武汉市主城区建成环境显著影响了城市活力强度，且其非线性影响和阈值效应明显：大型商圈的影响阈值大致在3000~4000 m，地铁对城市活力的影响主要在城市内部且地铁站服务范围在1500 m以内，POI混合度超过0.4后会抑制城市活力。SHAP模型弥补了传统多元线性模型在可解释性上的不足。③ 到CBD的距离、离地铁站距离、天空开敞度以及商业类型存在时间驱动效应，随时间变化对城市活力的影响重要性会发生相应变化。研究结果可为武汉市主城区城市规划设计提供依据：贯彻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理念，做好地铁交通与大型商圈的衔接，是增强城市活力的有效措施;设置户外开放空间，有利于促进居民晨练和社会活动;增加小型餐饮和娱乐场所也是增强夜间活力的措施。
城市体检是促进中国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和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创新举措，但却很少有研究正面关注城市体检社会评价对居民福祉的影响。论文基于2021年住建部在长三角地区8个样本城市开展的大规模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调查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相结合方法，分别探讨了长三角地区居民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感知因子及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从以人为本视角提出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发现：① 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评价指标共提取了7个城市人居环境感知评价主成分因子，分别命名为城市管理、城市活力、城市舒适、城市宜居、城市包容、城市安全和城市便利，累计贡献率达到66.767%。② 城市人居环境感知评价因子均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城市人居环境感知评价因子的影响方向却存在差异性。其中，城市管理、城市活力、城市舒适、城市宜居和城市包容等因子显著正向影响幸福感，城市安全和城市便利等因子显著负向影响幸福感。③ 不同城市规模居民幸福感的人居环境主导因子有所不同，同时不同户口和年龄居民幸福感的人居环境影响因素也有差异。研究结果对促进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幸福感提升和指导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作用。
社会信任作为非正式制度环境的核心构成要素对区域创业活动有复杂而重要的影响。由于社会距离、交往对象的不同，社会信任在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方面差异明显，但现有研究鲜有关注社会信任不同维度对区域创业的影响。论文从普遍信任、亲缘信任、制度信任3个维度构建社会信任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2012、2014、2016、2018年4期面板数据和企业工商注册信息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在全国尺度，亲缘信任显著提高了区域创业活跃度，而普遍信任、制度信任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作用不明显。② 交互效应结果显示，普遍信任、亲缘信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替代效应;普遍信任与政府干预互为补充，政府干预越弱，普遍信任对区域创业的激励作用越强;而制度信任与政府干预表现为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共同促进了区域创业活跃度。③ 分样本异质性检验表明，东部地区创业活跃度对社会信任的依赖度较弱;中西部地区创业活跃度受到普遍信任、亲缘信任的积极影响;政商关系良好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受到制度信任的促进作用，创业政策红利得到有效释放;在政商关系普通城市，普遍信任能够显著促进创业，激发创业活力。研究证实了不同维度社会信任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差异，从非正式制度视角丰富了经济地理文化制度转向的成果，对地方优化创业制度环境有重要实践意义。
精准扶贫中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积极响应，共同助力贫困户脱贫，引致乡村关系空间在脱贫前后发生转化。论文使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从行动者网络视角重新审视云南省勐腊县河边村的精准扶贫，将关系空间转化划分为阶段内关系空间转化和阶段间关系空间转化，拓展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关系空间转化的解释，发现了河边村关系空间的阶段特征与转化路径：① 精准扶贫中河边村的关系空间存在阶段性特征，包括脱贫攻坚阶段的前关系空间(标准空间较大)和巩固脱贫成果阶段的后关系空间(协商空间较大)。② 阶段内关系空间转化是标准空间向协商空间转化的过程。以脱贫攻坚阶段为例，“两不愁、三保障”这一明确政策目标下的标准行为构建了较大的标准空间，有利于确立强制通行点，促进阶段内关系空间转化。③ 阶段间关系空间转化是前一阶段的协商空间转化为后一阶段的标准空间的过程，脱贫攻坚阶段的前协商空间就转化成了巩固脱贫成果阶段的后标准空间。这一关系空间转化的过程可结合新标准行为的应用和空间稳定性测度进行验证。④ 关系空间转化促成了村小组和村民转变为后关系空间中的关键行动者，他们在参与改善建成环境的过程中被动员起来，通过成立合作社的形式和其他行动者结成紧密网络联盟，未来会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论文所构建的关系空间转化框架对分析和促进乡村地区的发展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植物遭受冻害将导致细胞脱水、光合能力降低，造成巨大的生态和经济损失。过去40年，气候增暖一方面降低了霜冻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另一方面使植物春季物候期提前，延长了植物叶和花暴露在严酷低温环境的时间。准确评估植物冻害变化需综合考虑气候增暖的双重效应。目前，国内尚未有研究对植物在中国不同气候分区的冻害进行系统分析。论文基于中国物候观测网的物候观测记录，计算了过去40年4种常见木本植物(榆树、刺槐、垂柳、白蜡)叶的春季冻害程度，揭示了冻害变化的时空格局，同时探究了春季最大冻害发生时间的变化及其与物候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各物种展叶始期主要呈提前趋势，约60%的区域提前趋势显著(P<0.05)且幅度超过1 d/a。② 各物种在72.22%~83.03%的区域最大冻害发生时间提前，这与其更早的展叶始期密切相关。其中，各物种在温带地区最大冻害时间提前最多(8.3 d)，其次为暖温带、亚热带、高原气候和寒温带地区。③ 榆树、刺槐和垂柳叶的春季冻害较大，最大冻害主要出现在50°N以北及青藏高原西侧部分地区。相比之下，白蜡由于展叶始期较晚且叶的抗冻性较强，其受到的冻害相对较小。榆树、刺槐和垂柳的年平均冻害程度显著增大(P<0.05)，而白蜡的冻害程度变化整体不明显。就不同气候分区而言，榆树和垂柳在温带地区冻害增加的比例最大，刺槐在高原气候区冻害增加的比例近10%，在寒温带、温带和暖温带区的冻害增加的比例均在3%~6%之间，白蜡仅在暖温带地区的冻害有所增加。研究结果可为准确评估植物冻害风险、制定具有区域差异的气候变化响应和适应策略提供参考。
在信息、劳动力、资本和商品等要素超具流动性的时代背景下，知识越发表现出一种邻近和远距离流动并存的多区位互动特征，并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为此，论文首先围绕当前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并结合传统区域创新研究范式的内在缺陷，引介以知识组合为核心的区域知识动力学理论。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区域经济发展的多区位知识动力解析框架：通过引入信任机制和学习机制深度阐释正式/非正式制度和认知水平等地方情景因素对知识组合的影响机理;分别围绕外部知识关联和知识网络外部性探究多区位知识网络对区域产业比较优势演化和内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最后，从区域管治、区域战略导向、政策工具和知识影响4个维度归纳知识经济时代的区域治理逻辑。多区位知识动力框架推进了区域创新学派关于经济发展中知识动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区域协同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的科学制定。
小城镇在城乡聚落体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自20世纪中叶以来，小城镇分化发展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随着城乡互动与全球流动的不断加剧，小城镇受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尺度的影响愈加显著。因此，论文将尺度概念和尺度重组理论与小城镇相结合，对国外相关研究开展综述，以期对发达国家小城镇的转型发展提供合理解释。研究指出，小城镇具有多尺度性，可以用梯形尺度、嵌套尺度、网络尺度等隐喻进行具象化表达。小城镇的转型发展蕴含了尺度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并且可进一步分为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等4个维度。研究认为，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小城镇原有的“核心—边缘”结构发生重构，正在经历一个跨尺度的网络化的尺度重组过程。有些小城镇在此过程中走向衰落，有些则能够成为全球网络尺度中的节点，在梯形尺度方面实现了发展跃迁，在嵌套尺度方面则扩大了腹地范围。最后，研究认为基于尺度重组理论开展中国小城镇转型发展研究有利于突破就小城镇论小城镇的研究禁锢，但需要注意不同语境下的差异性。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旅游区与周边社区的矛盾冲突成为制约当地经济社会优质发展的重要障碍。旅游孤岛作为中国情景下描述旅游区与周边社区关系的理论工具，对于识别、判断和治理旅游区与周边社区的矛盾冲突关系具有重要价值，因而正逐渐成为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新课题。论文在辨析旅游飞地、旅游罩、旅游孤岛3个关联概念的基础上，从主要类型、核心特征、形成原因与影响评价4个方面系统梳理了研究进展，发现当前研究在分析框架、实证检验、治理调控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最后，根据当前研究薄弱环节提出了3个可深入研究的具体方向，即基于中国旅游发展实践，从跨学科视角建立旅游孤岛理论分析框架;采用综合分析方法研究旅游孤岛的形成与影响;依托旅游孤岛形成发展构建多维度、多层次、多过程的调控机制。论文既是对旅游孤岛前期文献的梳理，以展示前期研究的观点内容;同时也是进一步研究的逻辑起点，可为新的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