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经济韧性涉及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论文利用1998—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相关数据，在定量测度省域旅游经济韧性的基础上，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并揭示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998—2020年中国旅游经济具有较强的韧性，个别年份的特殊事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旅游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中国旅游经济韧性时空演化具有不稳定性与空间集聚性特征，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旅游经济韧性向高值区演化的概率较高，不同水平的旅游经济韧性总体上呈集聚分布。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区域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机理，交互主导因子的q值总体上大于单个影响因子的最大值，说明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总体上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东部地区旅游经济韧性总体上与旅游业内部要素关系密切，属于“内生驱动型”，中西部地区旅游经济韧性与外部社会经济要素关系密切，总体上属于“外生驱动型”，促进内外循环对提升区域经济韧性具有重要的作用。旅游经济韧性时空演化机制研究可为客观认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以及区域旅游面对风险挑战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知识生产与创新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复杂知识生产所产生的“知识负担”逐渐超过了独立个人的创新能力，这种情况下，在专业化知识领域与他人的合作被认为是可以减缓这类“知识负担”困境的一种途径。因此，论文根据中国知识产权局1985—2019年间的3012565条专利记录，以中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刻画中国城市专利复杂度的时空演变，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知识复杂度对创新合作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1985—2019年，中国城市知识复杂度逐年增加，且空间分布不均衡，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态势；② 专利知识复杂度与合作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这表明专利复杂度的增加促进了创新合作；③ 复杂性和城市间合作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复杂知识具有一定的空间粘性，相较于复杂度较低的知识，复杂度较高知识的合作更倾向于“本地合作”而非“城际合作”。论文从复杂知识发明的角度为中国区域创新发展的不平衡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
随着北京总部经济的蓬勃发展和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的持续推进，北京与国内其他城市的资本流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论文利用2000—2019年北京与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对外投资和吸引投资数据，揭示北京对外投资和吸引投资的时空特征，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分析投资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发现： ① 北京对外投资与吸引投资规模均呈现出先增加再减少的趋势，且对外投资一直大于吸引投资，北京是资本净输出区；北京对外投资和吸引投资均以服务业为主，对外投资的制造业总额和比重均大于吸引投资。② 北京对外投资与吸引投资空间范围不断扩大，对外投资的空间分布范围更广，分层现象更加明显；北京对外投资目的地以东部沿海城市和省会城市为主，近期更注重对中西部城市和北京周边城市的投资；北京吸引投资来源地较为稳定，主要是省会城市、东部沿海城市和北京周边城市。对外投资与吸引投资的重点区域非常类似。③ 北京对外投资与吸引投资的空间集中程度高但呈现下降趋势，吸引投资空间集中程度更高；近期北京对外投资分布呈现空间正相关分布，吸引投资呈现随机分布；对外投资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山东半岛三大高—高集聚区；吸引投资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两大高—高集聚区。④ 对外投资与吸引投资均受到经济发展规模差异、产业结构水平差异的影响，影响效果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对外投资还会受到交通通达性和劳动力成本差异的影响，吸引投资还会受到经济开放程度差异的影响。论文完善了对外投资目的地与吸引投资来源地的对比研究，丰富了投资地理研究。
开展新形势下中国不同类型地区人口集疏变化研究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论文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基于2000—202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全国以及城市群、原连片特困区和边境区等不同类型地区的人口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人口分布东密西疏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2020年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人口比值仍约为94∶6。目前中国分县人口已经进入负增长阶段，2010—2020年超过一半的县域人口负增长。② 2000—2020年城市群人口增长1.53亿人，2020年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接近90%，是承载中国人口的主体区域。2010—2020年，19个城市群中珠三角和长三角人口增长最为显著，而哈长和辽中南城市群人口负增长。③ 原连片特困地区在2000—2020年人口持续减少，20年间人口减少了1100万人以上。新疆南疆三地州和西藏区2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增长明显，2010—2020年人口增幅超过15%。④ 边境地区县域2000—2020年人口基本保持稳定，但2010—2020年人口集聚度和人口密度略微下降。其中，东北和北部边境地区人口下降明显，2010—2020年减幅均超过了15%。新时期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和国防安全建设要参考区域人口增减的现实情况，对不同类型地区要统筹谋划、分类施策。
城—城流动人口是影响中国人口流动格局演变和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论文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城—城流动人口的统计口径进行改进，并分析了新口径下城—城流动人口的规模、社会经济特征、空间分布格局和人口城—城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新口径下城—城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42.92%，远高于原口径的18.85%。② 与原口径相比，新口径下城—城流动人口具有性别比高，已婚者比例高，首次流动时更年轻，流动年限更长，人力资本、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定居意愿更低的特征。③ 与农村户籍相比，城镇户籍城—城流动人口的流动距离更远、流入城市等级更高，后续流动仍然高度集聚在沿海发达城市，而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继续在沿海城市间流动的同时，出现明显的向中西部回流的态势。④ 模型结果显示，年轻、教育年限长、已婚、从事商业服务业、流动时间长、家庭收入高的人口更容易城—城流动，但家属随迁和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抑制人口城—城流动；首次流入城市较低的工资水平和绿化覆盖程度、较高的人均GDP和财政支出都有效地推动了人口的城—城流动。论文纠正了迄今城—城流动人口统计口径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城—城流动人口认识的偏差，推进了对人口城—城流动这一薄弱领域的研究。
识别和刻画城市设施外部性一直是人文地理学和城市规划的研究热点和难点。论文聚焦文化设施外部性内涵识别，切入文化产业集聚与业态视角探讨不同时期宁波中心城区文化设施与文化企业微区位的空间耦合，甄别文化设施的文化产业发展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2010—2020年宁波中心城区文化设施集聚格局由“双核多点”演变为“团状三核多点”，原有集聚核心的规模不断成长，新的集聚点也不断涌现；② 2010—2020年，文化企业集聚格局由“团状单核多点”演变成“团状三核多点”，业态丰度自三江口老城区和东部新城向外围逐渐衰减；③ 文化设施与文化企业的聚集格局演变基本一致，均由单核或双核多点演变为“三核多点”；④ 文化设施的外部性表现为推动文化产业集聚的规模增长和业态结构完善，核心路径是文化氛围营造、文商复合、文化消费力提高等。研究成果开拓了城市设施外部性研究新视角，可为城市文化设施布局和文化产业发展激励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对城市交通提出了新的挑战，提供适老化的轨道交通服务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措施。现有研究强调了建成环境对居民地铁出行行为的影响，但老年人特殊的生理特征使其更易受建成环境的影响，现有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老年群体尚不清楚。论文以武汉市为例，基于轨道交通刷卡数据等多源大数据，利用机器学习中的梯度提升决策树模型，探索站域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工作日及周末轨道交通出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老年人地铁出行距离从工作日到周末呈现增长趋势，但老年人出行频率周末低于工作日；② 老年人出行时长集中在45 min以内，跨江出行较少，目的地集中于同区滨江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的区域，且出行时刻与城市高峰呈现出明显的错峰出行特征；③ “建筑容积率”与“购物中心数量”是正向影响老年人轨道交通客流量最重要的变量，在工作日与周末呈现类似的趋势；④ 所有建成环境变量对老年人地铁客流展现出显著的非线性效应，当建筑容积率达到2.0、购物中心数为18个时，对老年人地铁客流吸引力最大；⑤ 与其他人群研究结论不同的是，“公交站点密度”与“土地利用混合度”对老年人轨道交通客流量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果可以更好地理解老年人地铁出行时空特征及建成环境的影响，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三亚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国际流动人口塑造了俄语语言景观，吸引了俄语区国家移民流动至三亚。论文通过定性研究方法，在流动性框架下分析三亚俄语区移民与城市空间的联结。在新型流动性范式下，借助流动/停泊辩证观分析移民空间实践与身份建构，以理解俄语区移民的流动性特征，从日常流动实践中揭示移民空间集聚形成的停泊点结构与意义。研究发现，群体身份可通过社会网络和组织来营造与认同。俄语区移民居所与社会身份具有流动性及不稳定特征，但空间性建构的基础设施作为其日常流动的停泊点赋予特殊地方性意义。停泊点以空间地方性建构引导群体的日常生活流动，开启社会网络的重建。在此过程中，群体对地方性的塑造与体验，通过语言文化产生了群体身份的营造与认同，以及他者对群体的社会建构，形成俄语国家的社交网络。移民在停泊空间的日常流动空间实践与社会交往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移民的空间实践与身份认同构成人地互动下新的社会网络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丰富了移民流动性的研究案例，拓展了在华跨国移民群体研究对象与其在旅游城市日常生活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在中国流动性、现代性和城镇化日益加速的背景下，地方与空间的意义和体验在移民的日常生活中被持续地建构与重构，“家”成为洞察移民和地方互动形成的复杂社会空间现象的重要棱镜。论文以世界文化遗产地丽江束河古镇为案例，援引家—城市地理学的理论视角，探究生活方式移民“家”的营造与协商的实践过程及其形成的动态人地关系，研究发现：① 生活方式移民通过“家”的物质性与想象性串联多地方的情感和记忆，利用物质文化、空间形式和身体体验的相互作用建构“家”的熟悉感，进而将其内化为身份认同。地方意义与个人表达的互动是家庭物质实践的内在动力。② 生活方式移民以城市为“家”的实践使“家”与地方的体验互构，基于亲缘、地缘和趣缘的社会互动促进了公共空间的“家庭化”，形塑了移民从内部到外部的地方认同。③ 同时，“家”与城市的领域重叠在日常生活中存在张力，多元行动者围绕“家”的经济利益、物质空间和象征边界的管制与抵抗，展演了生活方式移民与地方协商过程中的复杂权力关系。论文刻画了生活方式移民的家庭与城市生活体验多尺度相交的日常图景，从微观角度为“移民—地方”的互动机制以及移民对地方社会空间的影响提供了深入理解，能够为中国城乡社会空间的流动性治理提供决策依据。
合理地评估极端降水在未来的风险大小及其相对于历史的变化有利于科学制定风险防范措施。论文基于耦合模式比较计划第六阶段(CMIP6)的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2-4.5中的24个全球气候模式的未来日降水模拟数据、ERA5再分析降水数据以及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测数据，评估了全球未来暴雨在4个重现期(5年、10年、20年、50年一遇)的社会经济风险及其相对于历史时期的变化。结果表明：① 未来情景中大洋洲的暴雨强度最大，欧洲最小。随着重现期的增加，有暴雨发生的区域不断扩大，暴雨的强度也在不断增大。② 不同重现期中欧洲和大洋洲的暴雨风险最小，亚洲和非洲的暴雨风险最大。③ 未来暴雨风险增加最明显的区域集中分布在亚洲的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非洲的中北部和东南部，以及北美洲的东部、西部和南部的沿海等地区；风险变化减少最明显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欧洲中部和南部、非洲西北部和东部、南美洲的北部等地区。随着重现期的增长，风险变化表现为增加的栅格占比增加。④ 在10个风险变化显著的国家中，4个重现期下与风险变化相关程度最大的要素各有不同。俄罗斯的风险变化与暴雨强度变化的相关程度最大，美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刚果民主共和国、阿根廷、澳大利亚7个国家的风险变化与人口变化的相关程度最大，加拿大和中国的风险变化与GDP变化的相关程度最大。研究可为受极端降水影响区域的防灾减灾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湖泊是重要的淡水资源。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背景下，湖泊提供的淡水资源越来越有限，湖泊水量的计算对于了解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可利用淡水资源量具有重要意义。在洱海流域，日和月尺度上的出入流数据几乎没有，仅能从文献中查找到部分年尺度的入流数据，为洱海水量的精确计算带来了困难，因此，不得不借助水文或水动力模型来进行水量的精确反演。论文基于洱海实测水位、水位—库容曲线和水量平衡的方法，建立DYRESM计算洱海2000—2020年主要出入湖河道逐日流量，运用新安江模型反演洱海同时期逐日入湖流量，探究新安江模型在高原地区的适用性，根据2000—2020年实测出入湖流量年总值对2个模型模拟结果进行评价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DYRESM模拟2000—2020年洱海多年平均入湖和出湖流量分别为6.88×108、6.08×108 m3，逐年入湖和出湖模拟流量与实测值间相关系数r分别达到0.97和0.99。② 基于DYRESM得出的洱海逐日入湖流量，构建新安江模型，将新安江模型模拟得到的2000—2020年洱海逐日入湖流量与DYRESM模拟结果进行了对比，拟合效果理想，洱海流域率定期和验证期间纳什效率系数(NSE)分别为0.68和0.55，r达到0.94。新安江模型参数在不同地区的参数对比结果中，差异性较大的主要为地表径流消退系数(Cs)和自由水容量(Sm)，洱海流域内Sm值相较于平原地区数值偏大，Cs值具有明显地域性。③ 对比2000—2020年洱海入湖流量的模拟值与实测值，得到DYRESM模拟值与实测值间r=0.97，新安江模型模拟值与实测值间r=0.92，可见DYRESM在出入流重建模拟中的表现优于新安江模型。
技术关联是现阶段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解区域产业动态的重要视角，主要关注产业或产品的终端产出。技能关联在技术关联的基础上提出，结合劳动力地理学中劳动力流动与职业技能的研究，尝试从劳动力视角揭示知识结构以及区域能力。系统梳理技术关联与技能关联的研究，对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和区域高质量发展路径的探索都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围绕概念及测度、微观机制、实证研究等方面对国内外技术关联与技能关联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同时，探讨了技术关联与技能关联的主要区别与联系，总体上看，技能关联与技术关联揭示了区域经济空间演化的不同角度，均能反映区域知识数量与质量，技能关联视角一方面有助于解释区域就业技能结构演化规律，另一方面从劳动力技能视角细化了关联性的来源，是现有技术关联研究良好的补充与拓展。因技能关联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具有较大研究潜力，论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未来技能关联的研究提出展望。
城市居住分异是一种多维过程和复杂系统，传统单一维度和较大空间尺度的分析越来越难以准确描刻城市内部多元异质的社会空间分异格局。论文基于居住分异多维属性与尺度效应的逻辑基础，借鉴西方居住分异不断迭代更新的研究思路，结合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的新时代特征，构建居住分异“社会—物质—信息”三元空间辩证统一的理论框架。围绕信息要素与数字资本介入下居住分异的多维转向与方法创新，深化对数字化时代城市居住分异模式的再认知，提出居住分异研究需要从单维尺度向辩证统一、从分异指数向结构探测、从时空联系向互动机理转型。通过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的评述与反思，拓展中国居住分异研究的理论深度，为促进城市社会空间高质量均衡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近年来频发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其灾害过程往往源自多个因素的相互作用，给区域安全和风险防范带来诸多挑战。论文结合文献计量，在系统梳理复合极端事件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复合极端事件的概念内涵、类型特征和主要驱动因素，并归纳了复合事件时空关联分析和危险性评估的主要方法。结果表明：① 近年来研究的事件类型丰富多样，不同时空关联、不同要素组合类型事件的研究不断涌现；② 研究内容体系日益完善，概念特征、关联关系、成因机制和危险性评估的研究持续推进；③ 研究技术手段不断发展，以Copula为核心的联合概率统计建模实现由二维向多维、由静态向动态发展，以耦合水文水动力学模型和海洋模式为代表的数值模拟精细度不断提高。但在部分重难点问题方面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包括时间继发型和空间异地型复合事件复杂时空关联结构的诊断建模，天气系统、大尺度环流因子和人类活动多因素对复合事件综合影响的研究，复合事件危险性情景及多维联合概率分析等。此外，未来亟需探究气候变化下复合事件边缘分布和关联结构的非平稳变化及其对复合事件风险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起，从西方医学地理学中发展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健康地理学。在这一新学科框架下，地理学研究的重心逐步从关注疾病与诊疗服务向关注广泛意义上的健康与福祉拓展，一大批关于地方与疗愈过程的研究在过去的30年间迅速兴起并在地理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力。而这些关于疗愈的研究拥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点，即W. M. Gesler在1992年提出的“疗愈景观”这一概念，并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步发展出一套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框架，成为当之无愧的健康地理学的重要理论贡献。疗愈景观相关研究在中国的地理学研究中鲜少提及。论文从本体论(即疗愈景观中的景观指什么)与认识论(即如何理解景观的疗愈性)两个方面对1990年代以来疗愈景观的理论发展过程和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疗愈景观概念借鉴了新文化地理学的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理论。后期受到地理学关系转向的影响，逐步发展成为健康地理学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框架。关系视角下的疗愈景观研究受到非表征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移动转向等理论的深刻影响，逐步发展出了疗愈组合、赋能场所、疗愈移动、疗愈任务景观等分支理论。最后，文章总结了当前疗愈景观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新时期疗愈景观框架下的中国健康地理学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