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要素流动贯穿城乡发展全过程，是构建城乡能否实现融合发展的核心，探究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能够为城乡融合发展破局提供科学指导。论文基于TOPSIS模型对全国292个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究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层面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空间分异特征，达到深度融合水平的多为经济发达城市。相较而言，东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最为平衡。② 全局上看，土地要素与人才要素的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最为显著，且两者驱动作用为负；局部上看，各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③ 土地要素流失使乡村失去了生产要素和发展空间，而人才要素无有效路径回流至乡村，使其限制了城乡融合；政府投资促进实体要素集聚并降低要素流动成本，城乡产业实现分工协作、功能互补，信息要素有效流动降低其他实体要素配置成本并提高配置效率，这益于城乡融合。
交通运输是创新网络中人才流、资本流等知识与技术流动的物理空间承载，其对城市的创新能力影响已成为经济地理学的交叉前沿热点。论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城市尺度数据，以航空和高铁运输为例，构建交通运输对城市创新能力影响效应的理论框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航空和高铁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多重异质性机制，并探讨了知识传播、资本积累、产业升级在交通运输与创新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① 航空和高铁建设均对城市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高铁对城市的创新溢出效应约为航空的3倍。② 航空和高铁对不同类型城市的创新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城市等级异质性方面，航空和高铁对中心城市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强度高于非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异质性方面，航空对大、中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小城市有抑制作用；高铁运输则对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创新能力均有正向影响，呈现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的态势。区域异质性方面，航空和高铁对东、中、西、东北地区的创新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作用，表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东部地区优势地位凸显。③ 航空和高铁均可通过促进技术转移、风险资本配置、外商资本配置间接促使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此外，航空还能够通过促进产业升级间接促使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在中国人口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下，人口非对称流动引致的城市间集聚差异不断循环累积而产生空间极化现象，研究极化形成的格局及其空间效应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以长三角地区的41个城市为研究案例，构建人口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测度2000—2019年人口集聚指数的基础上，运用极化指数和变异系数等，探究长三角人口城镇化空间极化的演变过程、空间特征及其正负效应。研究发现：① 200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人口城镇化的时空分异逐年上升，空间极化度提高近40%，城市发展的非均衡性不断增强；空间极化表现出随尺度放大而递增的趋势，呈现出长三角地区整体大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极化特征，形成“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的“多中心”空间极化格局，核心区已演变为空间正极化区域。② 随着人口集聚程度的变化，不同维度的空间极化时空分异不断扩大，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长三角沿江轴线上，由此向安徽、江苏北部、浙江南部等区域递减，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形成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潜力的空间极化态势。③ 研究期内绝大多数城市的极化水平发生了的跃迁，正—正型和负—负型城市的增多加剧了区域的空间极化效应，呈现出“哑铃型”分布特征。④ 在人口城镇化中，人口结构是长三角地区空间极化的主要驱动力，未来不断提升人口素质，并调控正—正型和负—负型城市分别向正—负型和负—正型城市转型将有助于推动长三角地区人口城镇化高质量协调发展。
生态福利绩效是探析自然生态与人类福利关系、衡量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工具。论文运用Super-SBM模型测度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市域尺度生态福利绩效，在识别其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运用面板Tobit模型探讨驱动生态福利绩效演变的因子，最后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揭示其演变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 ① 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呈现出“缓慢衰退→波动→快速发展”的演变特征；②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总体上呈“核心—外围”态势，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交界处“中部塌陷”特征明显；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演变是在技术进步、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人口集聚、发展共享、对外开放等多因子循环累积和共同推动下形成的，存在内源转化与外源驱动双重作用路径，并且与碳排放强度密切相关。在“双碳”目标下揭示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有助于厘清自然生态与人类福利的转化机理以及生态福利绩效与碳排放的作用关系，可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
金融网络的发展深刻改变了城市的资源获取能力并进一步影响着城市创业活力，金融网络外部性及其传导机制已成为金融地理学的研究热点。论文基于中国金融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和链锁网络模型构建中国城市金融网络，以新增企业数量表征城市创业活力，综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在金融网络中的嵌入特征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多维度影响。研究发现：① 金融网络嵌入对中国城市创业活力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更高的网络链接规模、可达性和权力地位意味着更高的城市创业水平；② 金融网络充当起沟通不同节点城市的管道，节点城市可通过网络链接提升金融资本可得性和知识生产水平2条路径显著改善城市创业活力；③ 金融网络嵌入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具有多维度异质性特征，一方面，随着城市创业水平的提升，金融网络嵌入对城市创业活力具有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影响；另一方面，相较于东部地区城市，金融网络嵌入更多地影响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的创业绩效。研究成果有助于加深流动空间环境下创业中心发育规律的理解，并为中国城市创业生态系统的优化提供借鉴。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是地方政府进行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论文以青岛市为案例，选取1988—2010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探究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经济效应并分析背后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可以提高以GDP对数值为衡量单位的城市经济效益，但经济增长效应具有滞后性；② 青岛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后，城市经济在短期内仍有惯性表现，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经济增长效应在政策实施的第6年开始显现，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阶段可分为投资建设、缓慢增长、快速增长和趋于稳定4个阶段；③ 青岛城市行政中心迁移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可以从政府引导效应、投资驱动效应和要素驱动效应3个方面去理解。研究不仅证明了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对城市经济的促进效应，也为地方政府评估行政中心迁移方案提供了重要参考。
由于各地资源禀赋差异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城市群交界地区不可避免地存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矛盾和不平衡。已有研究揭示了行政边界效应在省域、城市群等不同尺度均普遍存在，且在不同阶段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程度大小不一，但多将行政边界转化为虚拟变量而非空间地理要素，不足以理解中微观尺度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论文旨在利用1985—2020年的中国年度土地覆盖数据集，以区县为单元，运用质心迁移、核密度分析和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京津冀典型城市群交界地区“通州—武清—廊坊(通武廊)地区”不透水面(ISA)的扩张机理并测度行政边界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不同行政区因资源禀赋和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城市用地扩张的速度和主要时期存在一定的差异；② 由于要素的高度流动，地理邻近的行政区城市扩张驱动要素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③ 在不同区域分工水平下，行政界线的边界效应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表现出一定差异性。通过“强—弱”管控提高通武廊地区各要素协调水平，减少行政边界对地方之间资源整合的负面影响，对于实现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行政区边界作为一种城市单元界线分割了地理空间，造成企业创新联系的边界效应。论文基于2008—2017年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微观统计数据，构建空间断点回归模型，检验了行政区边界对专利合作、引用、代理、转让和许可5类跨区创新联系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① 创新联系存在明显的边界效应，较代理、转让、许可3类市场途径，合作、引用2类非市场途径的边界效应更强；② 随着时间的推移，边界效应呈明显的下降趋势；③ 政府对企业创新的较多干预和本地特有的创新环境会导致这种边界效应增强；④ 行政区合并降低了被合并的2个行政区的边界效应。实证结果可为促进企业创新联系、提高创新绩效提供政策参考。
随着数字化转型深入居民日常生活，线上服务对社区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产生了深远影响。论文以南京零售业为例，基于线下和线上零售特征，采用WMS (Web Map Service)方法和SAG (Scenarios Accessibility Gap)测度线下、线上和综合场景下社区零售可达性格局及其场景差异，采用SLM (Spatial Lag Model)、基尼系数，逐一讨论多场景下不同收入群体的社区零售可达性的公平差异程度。结果表明：① 不同场景下，南京市社区零售可达性均呈现“城郊两极化”区域差异，随中心城区、主城区、郊区逐次下降。② 线上服务能有效提高96.76%社区的零售可达性，降低线下场景中64.23%的盲点社区，显著优化了传统线下的社区零售可达性。③ 线下场景，零售可达性随着房价区间升高而先升后降；线上场景，零售可达性随着房价区间升高呈现线性递增，说明线上服务改变了线下场景社区经济属性与零售可达性的关系，放大了不同经济属性社区之间的机会不平等。④ 线下场景，南京市不同收入群体所享有的社区零售资源差距相对较小，而线上场景则差距较大，不公平性更高；由于尺度效应，相比于线下场景，线上场景中多数城区内部社区零售公平性更高。研究可为优化社区生活圈建设、保障社区服务公平性提供规划建议与决策参考。
乡村转型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三农”转型的重要抓手。论文以黄土高原沟壑区甘肃省榆中县为例，从人口转型、土地转型和产业转型3个维度构建乡村转型指标体系，基于2002—2018年统计数据、农户调研数据、遥感数据等多源数据，运用熵值法、层次分析法、乡村转型度模型和空间分析方法，从县域和农户视角，量化与分析榆中县乡村转型及其时空演变格局，刻画农户生计转型路径；在此基础上，引入体制转换理论阐释乡村转型过程机理，并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识别驱动乡村转型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2—2018年榆中县乡村转型度、产业转型度和人口转型度明显上升，而土地转型度稳中有降，乡村转型度和产业转型差异明显且变化较大，在中部川区最为突出。② 乡村转型、人口转型、产业转型均呈现“中部川区较高速和高速转型、北部山区低速转型、南部山区由低速转型向较高速过渡转型的空间格局”，并伴有逐级式和跨级式的变化特点，土地转型空间分布较为分散；乡村转型、人口转型、产业转型和土地转型的热点区主要集聚在中部川区，冷点区主要集聚于北部山区。③ 农户生计表现出多路径转型特征，北部山区为综合型生计转型路径，中部川区和南部山区为兼农型生计转型路径。④ 中部川区实现乡村体制转换，南部山区乡村发展明显升级转型，但未形成新的乡村体制，而北部山区乡村转型不够显著。⑤ 固定资产投资是决定榆中县乡村转型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可为乡村转型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也为黄土高原沟壑区乡村振兴与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土壤有机碳对区域碳平衡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量化其空间格局及动态变化是准确评估生态系统碳汇潜力的基础。然而，不同土壤有机碳估算方法和不同样本得出的结果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地形复杂、对气候变化敏感的青藏高原地区。为定量评估不同方法估算的土壤有机碳密度空间分布格局在青藏高原地区的差异，论文以青海省为研究区，收集整理了青海省806个土壤有机碳密度采样点数据，基于气候、植被、地形和土壤等多种解释变量，采用逐步回归、反距离权重插值、普通克里格插值和随机森林模型4种不同的方法，对青海省表层(0~30 cm)土壤有机碳密度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归一化植被指数、光合有效辐射、总氮、年均温、海拔、年降水量和净初级生产力是土壤有机碳密度估算的重要变量；尽管4种方法所估算的青海省土壤有机碳密度的均值较为接近，处于5.14~5.62 kg C·m-2之间，但其变化范围存在较大差异，分别为0.17~23.25、0.34~46.61、0.56~35.08和0.62~24.85 kg C·m-2；4种方法模拟结果的均方根误差分别为3.93、3.37、3.48和3.19 kg C·m-2，平均标准差分别为0.12、0.51、0.61和0.27 kg C·m-2，其中随机森林模型的结果较为稳定且精度较高，也更能准确反映青海省土壤有机碳的空间分布格局。比较发现，现有的土壤有机碳产品(SoilGrids250m 2.0和HWSD v1.2)在反映青海省土壤有机碳的分布方面还存在较大差异，相对而言，SoilGrids250m 2.0产品的土壤有机碳和随机森林模拟结果比较接近。
人类与自然耦合系统是一个充满大量非线性互馈关系的复杂巨系统。当前对系统内单要素和静态特征的研究，虽有助于理解某个时刻的系统状态，却不能完整地表达其内部不同要素间错综复杂的关联。论文着眼于黄河流域区县尺度植被变化归因(以叶面积指数LAI作为表征植被的指标)，综合利用人类—自然耦合系统多源数据和因果诊断方法，构建黄河流域LAI复杂因果网络。通过复杂网络统计方法对网络节点、结构特征进行分解，揭示影响流域LAI变化的关键要素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0—2018年流域LAI以1.3%/a的速率增长，增长速率在空间上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递减。② 在网络视角下，降水量、气温、饱和水汽压差、农业用地、城镇化率和粮食产量为影响流域LAI变化的关键要素。③ 自然要素(如降水量和气温等)主导了流域内259个区县的LAI变化；社会经济(如城镇化率和粮食产量等)和土地利用类型(如林地和草地等)要素主导了流域内76个区县的LAI变化，主要集中于黄土高原且影响强度远大于自然要素。研究在人类—自然耦合系统框架下构建了黄河流域植被变化多层互馈网络，综合认知流域植被演变的自然和社会驱动力，为理解自然—社会系统复杂的互馈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背景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发展问题逐渐成为了研究的热点。论文基于有机更新理论，从更新目标、对象、主体、空间、时序和方式等角度，系统梳理了传统村落有机更新的基本逻辑。研究认为：① 有机更新目标是致力于解决功能需求与秩序保护之间的矛盾，促进局部和整体、当前和未来、功能需求和文化传承的辩证统一；② 有机更新对象即有机秩序和传统功能，其中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是有机秩序修复的关键落脚点，点域功能和面域功能是传统功能转型的重要发力点；③ 有机更新主体是利益相关者构成的更新共同体，主要包括村民、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所等；④ 有机更新空间是基于更新重点不同而形成的圈层式空间结构；⑤ 有机更新时序遵循着远期的更新干预强度循环规律，近期的串并联渐进式更新流程；⑥ 有机更新方式强调了从精准判定、精准修复和精准施策等3个步骤出发，构建具体实施路径。论文进一步从“战略目标层—实体认知层—有机策略层”视角，构建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的分析框架，为中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更新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方法与技术的前沿性是行为地理学的学科特色，技术视角的学科梳理有助于认识行为地理的自身价值与优势。论文回顾了实时定位、环境监测与神经生理3项技术的发展脉络，围绕行为背景、行为环境、行为体验的技术应用进行了综述，并总结了空间—行为互动、地理背景不确定性、批判神经地理的理论推进与批判反思；进一步构建了融合动态背景—精细环境—实时体验的全面技术框架，形成了从背景到环境再到体验的行为地理综合研究体系，并提出了神经生理技术融入行为地理学研究的理论提升方向。论文旨在贡献地理流动性背景下的行为地理学创新路径，服务于行为地理学的知识生产与理论发展。
论文运用文献调研法与归纳推理法重点梳理社会—生态系统结构的类型、特征与发展趋向，并开展网络化建模的新探索，旨在归纳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热点。综述表明，社会—生态系统研究涵盖状态、过程和响应3个基本面，状态层面的结构研究揭示了社会—生态系统结构特征与要素间作用机理，并形成了“层次式”“综合交互式”“平衡式”“协同式”“点轴网络式”“开放空间式”6种基本结构类型，但仍需引入新的结构建模思想拓宽这一方向的研究路径。论文探索性地提出了社会—生态系统六边形循环网络结构，阐明社会—生态系统是由双链嵌套循环运转的网络结构，系统性地回答了“社会—生态系统由哪些要素构成、要素之间呈现怎样的关联特征，最终形成的系统结构运行原理如何”3个基本问题。六边形循环网络遵循“点—线—网格—网络”的建模过程以及要素流组网嵌套循环原理，启示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协调好社会与生态子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面对人地关系问题更加综合化、复杂化以及不确定性增强等趋势，论文认为社会—生态系统结构研究未来应在理论、方法和应用3个方面突破，理论上增强多学科理论融合与支撑，方法上增强多类型建模互鉴与创新，应用上增强多领域服务拓展与推广。
城市舒适性理论作为知识经济时代解释城市可持续发展新动力的理念，西方发达国家已有近70年的研究历史，而中国相关的研究甚少。新时期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创新驱动城市发展已成为学界、政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而城市舒适性理论为此提供了较好的视角。论文首先从城市舒适性概念的提出及内涵探讨、理论形成、水平评价以及舒适性影响的实证研究4个方面的梳理入手，对国外城市舒适性的研究框架进行系统分析；其次，从舒适性概念引入与评价、舒适性与人才流动、舒适性与创意产业集聚、城市发展与舒适物配置4个方面系统总结国内的城市舒适性研究的前沿进展；最后，在比较国内外城市舒适性研究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文献述评，从城市发展的前瞻性视角提出有必要在中国深入开展城市舒适性研究，并对如何在中国城市经济转型、人才迁移及城市规划研究中借鉴国外城市舒适性研究理念和实证经验进行了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