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贫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首位目标，厘清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作用机理与成效，可为乡村扶贫开发提供新视角、新路径。论文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探究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机理，并集成多源数据与多元方法对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作用路径与影响的异质性进行了系统性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存在直接与间接双重路径。三维贫困标准下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对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减缓边际效应为67.5%，且减贫效应稳健。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群体差异，因贫困群体的贫困程度、受教育水平与贫困类型不同而呈分异特征，对深度贫困群体和低受教育水平贫困群体的减贫效应相对较小，对收入贫困、就业贫困、健康贫困与生活贫困均具减缓效应。需要科学识别农村普惠金融与贫困群体/地区的耦合过程，实现普惠金融的差异化供给及其与农村教育的深入关联以提升农村普惠金融减贫的深度、广度与可持续性。
帮扶措施不仅是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关键举措，更是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客观要求。论文构建了帮扶措施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分析框架，利用入户调查数据，在辨明帮扶措施及生计策略选择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影响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 陇南山区有59.84%的脱贫户享受了多元帮扶措施，其中，享受最多的多元帮扶措施为产业扶贫+生态补偿扶贫，享受最多的单一帮扶措施为生态补偿扶贫；② 陇南山区脱贫户的生计策略以务工主导型为主，呈农业特色化、非农化和多样化的特点；③ 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整体呈中等水平，其中，川坝河谷区农户、老年农户和低生计资本禀赋的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较强，且帮扶措施对其有调节作用；④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区位条件对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有显著影响；产业扶贫和电商扶贫对农户的特色务农型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生态补偿扶贫和就业扶贫对农户的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最后，提出了优化农户生计策略的政策建议。
区域紧凑作为紧凑城市理念在更大空间尺度的扩展，指通过城市间有效的相互作用，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地理空间模式。论文以长三角地区为实证对象，基于高铁和城际大巴2种交通出行方式构建区域耦合网络，选取最短出行时间和出行路径评估城市间作用关系的紧凑程度，从全局网络复杂性、核心—边缘结构演化、局部模体结构等层面系统考察长三角地区紧凑性的演化特征。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城市紧凑性在全局层面存在明显的分异特征，随着时间推移，紧凑性分布的不均衡现象逐步突出，空间上的集聚特征趋于显著；局部层面上，紧凑性处于从集聚向均衡的成长阶段，稳定状态下易形成低成本的局部高聚类特征，就城市个体而言，由局部结构涌现的角色类别表现出多样性选择机制。与已有研究相比，论文将紧凑性与出行网络有机衔接，从关系视角为区域紧凑性探索提供了有益尝试。
分析黄河流域交通供给水平特征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适配性，对交通资源优化配置、提升交通供需适配性具有重要参考。论文基于黄河流域现状综合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基础数据，分析了黄河流域县域交通优势度分异特征，并探讨了交通与县域发展质量的空间适配性。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县域交通优势度有待提升，在人口与GDP方面呈现一定错配特征；高优势度县域集中分布在济南—郑州—西安—兰州通道沿线。黄河流域交通供给均衡性水平高于经济社会差异；样带交通优势度呈现陇海—兰新“一”字型样带>“几”字湾样带>南北纵向“1”字型样带的分布态势，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城镇化、经济基础是影响黄河流域县域交通优势度的主要因素。“几”字湾样带和南北纵向“1”字型样带还受到高程、坡度等自然因素的制约；流域40.05%的县域处于初级适配状态，38.78%的县域为交通劣势型，集中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沟壑区和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亟需提升交通设施对该类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与保障能力。
干旱绿洲农业区生态环境脆弱，开展土地利用转型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能为该区国土空间优化和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论文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采用转移矩阵、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移动窗口法、生态贡献率及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干旱绿洲农业区土地利用转型生态环境效应及分异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0—2020年生产和生活空间持续扩张、生态空间总体减少，结构从“单一农业空间增加”向“转换类型多元化”转变，功能由“生态转生产为主”向“生产与生活、生态与生产多功能相互转换”演变。② 1990—2020年土地利用转型生态环境效应总体为正，耕地面积占比较大的村镇质量指数相对较高；其他生态空间向林草水生态、农业生产空间转型的生态正效应最大，林草水生态空间向其他生态、农业生产空间转型的生态负效应最大，2010—2020年农业生产空间过度扩张挤压林草水生态空间引起的生态环境负效应正在显现。③ 人口密度、地均GDP和植被覆盖度是生态环境质量分异的关键因子，降水量、土地开发强度、耕地面积占比和地均水资源量是核心因子；因子交互作用使农业生产空间增加和林草水生态空间压缩权衡博弈产生自适应稳态机制，从而形成了总体偏低的生态环境质量格局；村镇在面对干扰冲击时的自组织、适应性和转型能力不同，导致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方式不同，进而塑造了村镇分异的生态环境质量格局。
全球气候变暖和城市热岛效应的双重影响使人类社会面临的极端高温风险日益加剧，给城市人口健康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科学评估城市热环境下人口暴露风险已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领域。论文基于ECOSTRESS地表温度数据和手机信令数据，以西安市为例，在城市地表温度和人口时空变化分析基础上，构建城市人口暴露风险评价模型，揭示精细化时空尺度上的人口暴露风险时空格局及其动态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西安市夏季一天内的地表温度呈现出明显的波动特征，昼夜地表温度差异较大，白天平均温度为35.5 ℃，夜间平均温度为21.5 ℃，白天地表温度空间分布相比夜间具有更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且日内所有时刻均存在不同强度的城市热岛效应，热岛分布的变化表现出从聚集状态向离散状态再过渡至聚集状态的特征。② 西安市人口分布呈单中心结构，73.6%的人口都分布在三环以内，且沿中轴线集中的现象显著，昼夜人口形成了“白天向心、夜间离心”的分布特征。③ 人口暴露的中、高与极高风险区主要呈散点式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域，且86.6%的极高风险区位于三环以内，而无风险和低风险区主要集中连片分布在城市外围。④ 导致昼夜人口暴露风险差异的不同主导类型面积占比依次为温度主导型(37.9%)>共同主导型(31.5%)>人口主导型(30.6%)。研究可为城市人口暴露风险区域的识别及制定针对性的适应性策略提供参考。
居留意愿被认为是影响流动人口居留决策的重要因素，而大城市不断增加的住房负担，日益成为制约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和行为的关键因素。鉴于既有研究中关于住房负担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及其群体差异性考虑的不足，论文以上海为例，基于2012年和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并探讨住房负担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与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房租收入比增加对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明显抑制作用，特别是低教育程度和低技术职业群体更加敏感；② 房价/房租的快速增长加重流动人口的住房负担，增加其实际居留难度，流动人口“想留不能留”将可能迫使其产生居留意愿的改变；③ 城市住房负担持续增加率先对较低劳动技能群体产生“驱离”效应，而压力进一步加剧则将导致更多流动人口迁出或被迫降低生活质量。建议城市政府为流动人口尽量提供更具包容性、可支付和多元化的住房。
可达性是人文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以人为本”理念的影响下，以时间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基于人的研究范式的时空可达性测度方法受到学者关注，成为生活质量、社会公平等议题的重要切入点。论文通过刻画整日潜在活动空间对个体的时空可达性进行测度，并以上海市郊区为案例地区，基于2017年居民活动日志一手调查数据开展实证研究。首先利用路网分析、二次开发等方法，对个体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潜在活动空间进行测度；其次以弹性时间、整日潜在活动空间面积和可达设施密度为测度指标，利用GIS三维可视化、方差分析等方法分析时空可达性的特征及其在空间和时间维度的分异；最后，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区位因素、时间因素和社会经济属性对居民时空可达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市郊区居民的时空可达性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均存在着明显的分异，其中远郊居民面临着更强的时空制约和更大的空间困境；区位因素和时间因素是影响居民时空可达性的重要因素。该研究是时空可达性的测度方法在郊区中的实证检验，揭示了时空可达性的动态特征和个体间差异，为设施的时空优化配置和郊区新城建设中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实证依据。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日俱增，配建房居住群体作为一类“夹心层”群体，其住区环境和主观幸福感理应得到充分重视。论文以深圳市混合居住区为例，揭示配建房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针对3个典型住区开展问卷及访谈调研，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将地方感和房屋类型分别作为住区环境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的看，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分维度看，社会环境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影响，而建成环境中，小区环境、社区环境和住房环境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均不显著；② 由中介效应看，社会环境通过建立居民地方感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③ 由房屋类型看，相较保障房住户，人才房住户主观幸福感受社会环境影响强度更大。综合来看，研究结果能够为完善配建房制度提供科学决策支持。
随着西方第三次工艺复兴浪潮的兴起，“制造文化”成为西方地理学者关注的新兴话题，而传统工艺制造的具身和物质层面的生产形式也得到关注。论文以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州安顺石头寨布依族蜡染技艺为例，基于制造地理的理论视角剖析了布依族蜡染的生产实践。研究发现：蜡染生产是一种具身性、物质性、地方性和关系性的实践。在身体、家庭、工坊、社区和线上等不同空间，手工艺人的身体是蜡染生产实践的主体，通过具身练习提升蜡染技能，并充分发挥能动性对产品进行创新，同时制造实践也引发了手工艺人正面或负面的身体体验；蜡染生产流程具有鲜明的物质性特征，物质的活力和能动性引导着手工艺人进行“人与物质”的合作生产；地方自然环境、传统文化等地方要素是蜡染生产的基础和条件，同时蜡染的生产实践又塑造地方的身份和特性；蜡染生产不仅是手工艺人表达自我的创造性实践，同时建构了特定的社会文化关系。研究有助于加强对经济生产实践中的文化维度的关注，为文化经济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实证，同时通过对手工艺人的身体技能、具身体验等方面的关注，也有助于在非遗保护实践中提供更具关怀性的保障措施。
从犯罪出行距离的角度研究犯罪行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犯罪发生的机理。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作案社区的特征对犯罪者出行距离的影响，尚未综合考虑作案地、居住社区与作案社区差异及出行物理障碍(physical barrier)影响。论文以中国南方某特大城市为例，构建考虑个体层与作案社区层特征的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探究盗窃者犯罪出行距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相比作案社区层，个体层的变量对犯罪出行距离的影响更大；② 出行物理障碍变量会提高模型的解释力，犯罪出行跨越的物理障碍越多，则出行距离越远，且它会影响作案社区中地铁、超市、银行对犯罪出行距离的作用；③ 居住社区与作案社区之间的环境差异对犯罪出行距离有影响，居住社区中的公交站、学校、超市越多，地铁站越少，犯罪者的出行距离越近。研究结论可以为犯罪者的地理画像与警务防控提供理论支撑。
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突出的资源禀赋优势致使南高加索三国向来为多个文明交汇和大国博弈的地区，探究中国与其地缘关系的演变对双方的经济与地缘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在国际关系学权力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地缘位势模型刻画2000—2020年中国与南高加索三国的地缘关系演变特征。研究发现：①2000—2020年中国在南高加索三国的地缘位势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与“三阶段”演变特征，即2000—2005年为低位稳定阶段，2006—2012年为起步增长阶段，2013—2020年为快速增长阶段。②从2000—2020年地缘位势平均值、增长速度与增长幅度3个方面看均呈现出中国—亚美尼亚>中国—阿塞拜疆>中国—格鲁吉亚的空间特征。截至2020年，中—亚地缘位势最高；从地缘位势时序特征看，中国—亚美尼亚起步水平低，后期快速上升；中国—阿塞拜疆起步水平高，后期波动上升；中国—格鲁吉亚起步水平低，后期均匀上升。③影响双方地缘关系演变的驱动因素分为正向驱动力与负向驱动力。正向驱动力包括地缘区位、地缘经济、地缘文化与地缘外交，其中地缘区位是本底力，地缘经济是主导力，地缘文化是潜在力，地缘外交是根源力。负向驱动力一方面包括南高加索三国内部地缘政治的欠稳定性因素与地缘文化的强分裂性因素，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对南高加索三国地缘外交的难介入性因素与地缘经济的弱竞争性因素。两类驱动系统的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双方地缘关系的演变。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城市郊区成为人口集聚的重要载体之一，有必要在此新形势下系统梳理中国城市郊区化脉络和研究展望。论文通过CiteSpace 5.8软件，以中国知网(CNKI)中北大核心与CSSCI来源期刊以及硕博士学位论文中郊区化主题文献为对象，对郊区化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和突现词探测进行分析，在探究郊区化研究总体特征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1983年至今郊区化研究热点与前沿及其演变。结果表明，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在1996年之前处于起步阶段，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1997—2015年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进入关注活跃阶段，但是2016年以来相关研究逐步淡化。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热点主要包括郊区化与城市化、郊区化的人口分布与流动、郊区化的动力机制以及案例区的具体研究等，基本符合“借鉴学习—摸清现象—探究本质—实际应用”的研究脉络。面向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新阶段，有必要重新审视城市郊区化的内涵，同时关注不同群体、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郊区化过程，重视郊区化与城市空间重构的关系探究，并突出城市郊区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及软层面保障措施的综合研究。
保护性耕作对于防止水土流失、改善土壤质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具有重要意义。农户作为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的直接决策者，研究其采纳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促进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应用。基于此，论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以期为更有效的技术推广提供参考。结果发现：不同类型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存在较大差异；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的研究区域较为集中；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因素主要包括基本因素(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和差别因素(社会网络、风险偏好与风险感知、政府政策、心理认知及区位特征)2类。基于上述分析，论文提出了未来重点的研究方向：技术推广要考虑农户群体内的异质性；应注重各种研究理论间的融合；未来可进一步加强多学科交叉的系统研究。
自然保护地有效性评估是测度其管护效果并提出改进意见的重要手段。论文从人地耦合的视角出发，提出了自然保护地有效性评估不同阶段对应的目标层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有效管理理论、景观可持续理论和社会—生态网络理论在指导自然保护地有效性评估中的作用。依据不同阶段的目标层次，系统地梳理了中国自然保护地有效性评估现状，并提出了提升社区治理在评估体系中的重要性、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转向兼顾人类福祉提升的评估、探究管理工作对自然保护地有效性的作用机制、推动自然保护地监测网络与数据平台建设等未来研究趋势，从而完善人地耦合视角下的自然保护地有效性评估路径，以期改善自然保护地有效性评估的时效性、全面性与合理性，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