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依托互联网平台构建的虚拟空间对实体地理空间的影响不断加剧。论文基于2016—2020年中国网络游戏项目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负二项式重力模型等探究网络游戏产业的城市合作网络结构及其多维邻近性机制,以揭示数字技术对文化产业空间组织的影响,为探索新时期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提供参考。研究发现：① 数字技术的发展强化了网络游戏产业的分散化和集聚趋势,外部网络在网络游戏项目运作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小城市对跨地域合作网络更为依赖;② 城市间基于网络游戏产业价值链分工合作的联系比较稀疏,合作网络呈现不均衡的“菱形”格局,网络层级基本遵循中国现有的城市体系,核心节点高度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地方行政中心在合作网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③ 社会邻近性、认知邻近性、城市产业规模、对外连通性、人力资本等对网络游戏产业合作网络的构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下地理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作用不显著。
现有研究缺乏对城市群空间尺度下借用规模问题的关注。为弥补这一不足,论文基于2008—2019年地级以上城市数据,从功能和绩效维度对中国14个城市群借用规模的存在性,以及借用规模发生的空间条件和形成机制展开研究。结果表明：① 从城市群层面看,长株潭、珠三角、武汉、辽中南、哈长、北部湾和京津冀7个城市群存在借用规模;从城市层面看,大城市更有可能同时借用功能和借用绩效,即存在借用规模,而中小城市更有可能借用功能,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粤闽浙沿海和长三角5个城市群存在集聚阴影。② 借用规模更频繁发生于多中心结构的城市群,大、中、小城市均能通过嵌入多中心结构城市群实现借用功能,但只有中等城市和大城市可以在多中心结构城市群中实现借用绩效,多中心结构对中等城市借用功能和借用绩效的影响最为明显。③ 增强城市的地理邻近程度将会降低借用功能,但可以提高借用绩效;增强城市的网络关联程度可以提高借用功能和借用绩效;对于借用功能而言,网络关联与地理邻近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对于借用绩效而言,网络关联与地理邻近之间存在互补效应;网络关联对借用功能和借用绩效的促进作用仅在大城市中能够显现。
区域的中心—腹地关系一直是区域与城市发展领域关注的经典内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进产生了“流空间”和“中心流理论”,为现代城市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企业联系流反映的城市间关系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多数研究聚焦在“整体空间”的城市网络特征表述,少有从特定问题出发,在更广阔的“非本地”范围研究中心城市与腹地的关系。论文基于1990—2018年县域尺度的企业流数据,研究北京与河北(本地)和京津冀区域外(非本地)的企业联系的时空格局和影响因素,从企业联系视角为北京与河北的经济落差提供解释,主要结论如下： ① 1990—2018年北京的本地性企业联系较弱,企业联系较强的县市主要集中在非本地,尤其是长三角等地区,非本地联系是北京企业联系的主要形式。从投资金额来看,北京与本地联系最强的行业为制造业,与非本地(主要是长三角)联系最强的行业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建立分支数来看,北京与本地和非本地联系最强的行业都为金融业。② 北京的本地企业联系主要受本地的经营环境(金融环境、政府干预、政策环境)和区位条件(地理邻近)的影响,非本地企业联系主要受关键资源(政治资源、科技投入)、经营环境(经济开放)和市场潜力(消费水平)的影响。河北综合承载力较弱、与首都产业链不协调和不匹配等问题给北京与之建立本地联系上带来了一定的阻力,使北京倾向于与具有更优越市场潜力和经营环境的城市建立跨区域的非本地联系。
上海市提出“五大新城”发展战略,新城建设迈入了面向“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的新阶段。基于2001、2010和2018年全行业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论文构建了上海大都市圈内区县尺度的城市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城市网络整体特征及五大新城网络地位的格局演变,并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对相关影响因素作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上海大都市圈的城市网络呈现从以上海中心城区为核心的单极结构向多极结构转变的趋势,强联系仍然主要发生在各级市域内部,市际行政边界对网络联系具有较强的阻碍;② 五大新城仍未呈现“节点城市”的中心性特征但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距离成为“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仍有一段距离;③ 创新能力对新城入度和中介中心性的影响显著增强,新城在提升中心性的过程中也更加注重环境质量的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提升五大新城的中心性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外,城市人口规模、政策优惠与公共服务完善程度也对新城中心性有着相对持续稳定的正向影响。论文从企业网络这一视角切入,为将五大新城建设为上海大都市圈内“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提供政策建议。
城市如何实现新产品拓展,引入新的产业发展路径,是城市产业升级和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但目前尚不清楚哪类企业更能引领这一过程。论文使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以企业出口产品的动态演化为切入点,从企业本地市场地位、本地存续年限、政治嵌入3个维度拆解企业本地根植性,探讨哪类企业更有可能为城市引入新产品,并探讨其时空差异。研究发现：① 总体上本地市场地位更高、存续年限更短的企业更有可能为城市引入新产品;② 私营企业是中国城市新产品演化的主要引导者,但私企在东部以外区域作用不显著;③ 国有企业为城市引入新产品的平均数量最多,是其他类型企业的2倍,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作用最稳健,在各区域以及各时间段均保持显著的正向作用;④ 对于中国东部城市,本地市场地位更高、存续年限更短的企业,以及国企和私企更有可能为城市引入新产品;⑤ 对于中、西和东北部城市,本地市场地位更低、本地存续年限更短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更可能为城市引入新产品。
城乡一体化对中国乡村振兴和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落实有重要意义,但当前快速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涌现了一批收缩型城市,其城乡一体化发展有什么特征、城市收缩是否对城乡一体化产生影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成为新时期推进全民共同富裕目标研究中的核心科学问题。论文据此基于“城镇发展带动—产业发展与投入城乡协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动力—路径—目标”对城乡一体化内涵进行界定、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以东北三省为例,从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收缩城市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类型视角,对2010—2019年期间的城乡关系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城乡一体化发展情况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内部空间分异明显。② 城市收缩对城乡一体化发展表征出较为明显的影响,收缩城市的城乡一体化水平整体较非收缩城市要低、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更为明显。③ 收缩城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存在收缩类型、收缩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其城乡一体化水平由收缩初期阶段向收缩后期阶段逐渐降低,收缩类型上表征出资源依赖型收缩城市<综合型收缩城市<虹吸型收缩城市<区位制约型收缩城市的发展特征。故此得出收缩城市源于发展要素被“空间剥夺”而对城乡一体化发展产生影响,收缩城市的涌现不利于区域协调、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东北振兴中应充分考虑收缩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气候变化对径流的影响是全球变化研究领域的重点问题。论文采用BCC-CSM1-1模拟的过去千年(850—2012年)气候与水文变化数据,基于Budyko假设与傅抱璞公式开展了中世纪气候异常期(MCA)、小冰期(LIA)和现代暖期(MWP)黄河中、上游径流变化及其归因分析。结果表明：① 在3个气候特征期之间,上游地区径流与气候冷暖变化位相相同,MWP时期径流最高,LIA时期径流最低;中游地区径流则与气候冷暖变化位相相反,LIA径流最高,MCA径流最低。② 径流对各因子的敏感性不仅存在地理差异,而且受特征期之间气候冷暖转变的影响。中游地区径流对降水和潜在蒸发的弹性系数(绝对值)大于上游,且在冷转暖过程中的弹性系数(绝对值)略大于暖转冷过程。同时,持续偏暖过程中、上游地表变化的弹性系数(绝对值)均明显大于暖转冷与冷转暖过程。③ 3个特征期之间径流差异主要由降水主导,地表变化影响甚微,但潜在蒸发的作用存在地域差异,上游地区潜在蒸发部分抵消了降水变化的贡献而中游地区潜在蒸发则加强了降水导致的径流变化。研究量化了黄河流域各因子对过去千年百年尺度径流变化的贡献,明确了不同气候转变期各因子贡献的差异,为更好地研究径流量多尺度变化及其成因奠定了基础。
洪水过程的特征指标不仅包括洪水量级,还包括时间、形态、动力学等指标。现有模型和方法重点关注洪水量级指标的模拟,对其他指标的模拟仍有待深入。如何实现对洪水过程所有特征指标的模拟已成为目前洪水预报的技术瓶颈。论文采用4种机器学习模型(多元线性回归、多层感知器、随机森林和支持向量机)对淮河上游长台关流域59场降雨—洪水场次7个特征指标(洪水总量、洪峰流量、洪水历时、洪峰时间偏度、高流量历时占比、涨洪和落洪速率)进行模拟,评估不同模型对不同洪水类型和特征指标的模拟效果。结果显示：① 长台关流域洪水过程可分为3类,第1类洪量中等、历时长且洪峰出现时间偏前(16场);第2类洪量低、形态矮胖且洪峰出现时间靠后(34场);第3类洪量大、涨落水迅速、形态尖瘦(9场)。② 时间指标模拟效果最优,动力学指标模拟效果最差。多元线性回归和随机森林模拟效果随所有特征指标数值的增加而增强;支持向量机的模拟效果随着洪水历时指标数值的增加而降低,随着其余特征指标数值的增加而增强;多层感知器模拟效果随着洪水总量、洪峰流量、高流量历时占比和涨洪速率等指标值的增加而增强。③ 从各类型洪水特征模拟精度来看,4种模型对第3类洪水特征模拟均为最佳,第2类最差;随机森林在第1类和第3类洪水特征模拟中效果最优,支持向量机对第2类洪水特征模拟效果最优。④ 从综合模拟精度来看,支持向量机效果最优,然后依次为随机森林、多层感知器和多元线性回归。上述4种模型率定和验证期相对误差分别为23%和98%、21%和109%、37%和75%、41%和102%。研究可为流域洪水过程深度挖掘和防洪措施制定提供参考和借鉴。
夜间灯光强度是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强弱的直观表征,通常随到城市中心距离增加而逐渐降低。但其空间衰减过程是否可以定量化、模型化,以及空间衰减规律关于城市形态的指示意义仍不明确。论文获取32个中国主要城市2012年和2020年NPP-VIIRS夜间灯光年度合成数据,以城市中心为圆心,计算同心圆圈层内平均夜光强度;受建设用地密度空间衰减函数启发,采用反S函数拟合城市夜间灯光强度空间衰减特征。结果表明：反S函数可以很好地拟合夜间灯光强度空间衰减特征,模型参数D和α的变化分别反映了城市扩张过程和形态变化。2012—2020年间,各城市半径(参数D)增长到1.1~3.6倍;城市规模较小的长春、银川和西宁经历的夜光亮度增长幅度最大,而东部沿海城市增长幅度较小。参数α的变化说明中国主要城市由夜间灯光反映的空间形态趋于紧凑。反S函数为刻画夜间灯光强度空间衰减提供了新工具,为测度城市扩张和形态变化提供了新指标。
客源地分布的集聚特征是客源市场空间结构研究的重要内容。针对现有客源集中指数不能横向对比及难以解释驱动因素的问题,论文提出了支持引入不同影响因子参数的客源地集中指数“tourCI”计算方法,建立了基于tourCI指数的客源地空间结构解释概念框架,给出tourCI的多维度描述方式和意义解析,以测算不同影响因素下的客源地分布集聚特征。以大理古城位置微博签到提取的客源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政区维度的tourCI反映出云南省内本地客源对大理古城客源分布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省外客源分布相对均衡;基于距离维度的tourCI刻画了大理古城客源分布随目的地距离的变化规律,由近及远呈现“弱—强—弱—均衡”的指数变化模式;经济维度tourCI显示来自一线城市的游客高度集中在经济水平较高地区,来自新一线城市的游客分布相对均衡,其余城市的客源分布受经济影响较大。理论与实证研究证明了tourCI指数对客源地空间结构集聚特征及驱动因素具有较好的解析能力,有助于丰富旅游地理研究的方法体系。
为揭示西安地区全新世环境变化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论文运用土层元素含量、CaCO3含量和磁化率等指标研究了白鹿塬全新世各土层发育时的环境变化。结果表明：该区的中全新世古土壤受到中等程度的化学风化,尚未达到脱钾阶段,土壤类型为亚热带黄棕壤。该层古土壤发育时的年均温度约为16 ℃,年均降水量约为920 mm。中全新世夏季风活动占主导地位,夏季风带来的降水量约为570 mm。晚全新世黄土受到低等程度的化学风化,具有碱性褐色土的特点,发育时的年均温度为11~13 ℃,年均降水量为600~700 mm。晚全新世夏季风活动与冬季风相近,夏季风带来的降水量在350 mm左右。在中全新世晚期的6000~5000 a BP之间,发生了气候变冷干的事件,在冷干事件期间土壤侵蚀强烈,当时堆积的黄土在广大地区受到侵蚀消失,仅在少数剖面存留。晚全新世黄土发育时的沙尘暴堆积率至少是中全新世古土壤发育时的2.3倍。中全新世气候温暖湿润,导致古土壤粘化强、持水性较好、含水量充足,非常利于当时温带作物和部分亚热带作物发展与农业生产,这是当时人类活动较强和村落分布较广的主要原因。晚全新世黄土也具有优良土壤的特性,当时降水量和土壤水分含量基本能够满足温带旱地农业生产的需要,这是晚全新世关中平原人类活动逐渐增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耕地利用系统对全球变化和人类福祉具有巨大影响。论文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探究耕地利用系统的概念、构成、运行、功能和特点,并构建耕地利用系统研究框架,对于深化土地系统科学、解决耕地利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主要结论有：① 耕地利用系统是农业生产经营者在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上投入适量生产要素种植农作物,进而获得农产品及相应效益的自然—人工复合系统,由耕地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及社会子系统构成,具有显性和隐性双重结构。② 耕地利用系统运行及演化是自然生态过程、经济发展过程、社会演化过程耦合行进的结果,并涌现出经济、社会、生态功能,具有复合性、开放性、韧性和多等级性等特征。 ③ 耕地利用系统研究应遵循要素—结构—功能—机制—调控的理论框架,从各要素组成、作用关系及变化特征揭示不同要素的演化特征;从显性与隐性结构2个方面探索耕地利用系统结构及其转型规律;从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3个方面探索功能演化及其对于结构转型的响应特征;从系统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与调整机制、系统要素的相互影响与竞争替代机制、系统运行的信息传导机制、不同等级耕地利用主体协同与组织运行机制、耕地利用功能的涌现机制剖析耕地利用系统运行机制;针对不同情景、不同目标、不同主体,运用情景模拟法、多目标优化法、综合调控平衡法探究耕地利用调控策略。
随着数字技术逐渐深入到乡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乡村社会关系及空间意义发生重构。信息化冲击下的乡村空间转变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其社会文化空间意义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构在内生逻辑上重塑乡村话语权力和主体身份。论文通过探讨数字技术与乡村发展的多维关系及其对乡村产生的多重效应,关注数字技术带来的自由与异化、数字经济引发的话语与权力流变及乡村女性主体地位和身份的重构,解释了数字技术作为非人类行动者的主体性及其建构下的乡村日常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拟为乡村性的分析框架提供有益的补充,为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理论借鉴。
国土空间功能是反映区域人地耦合关系和构成国土空间规划实践框架的重要理论基础。然而,受困于长期以来的“两规”并行思维以及国土空间规划仍处于探索阶段,国土空间功能这一概念较少被学界所提及,针对相关成果的系统梳理也尚未报道。论文首先从文献溯源的角度指出,国外关于国土空间功能研究偏向于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解释复杂的社会问题,国内侧重于创新既有的知识框架以指导阶段性的规划实践;其次,通过对国土空间功能分类测评、时空演化、动态权衡、模拟优化等内容的梳理发现,虽然该研究总体上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针对当前特殊背景下的本土化与在地化探索仍然较为薄弱,亟需面向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突破与现实需求开展相关研究;最后,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成果的总结指出未来国土空间功能研究的几个主要方向：一是全面生态化时代下国土空间功能研究的理论建构;二是治理现代化推进中国土空间功能研究的权衡机制;三是新型全球化视野下国土空间功能研究的内容拓展;四是深度智能化支持下国土空间功能研究的技术革新;五是深度人本化导向下国土空间功能研究的理念转变。
集聚经济理论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城市经济增长存在着本源联系。论文系统梳理集聚经济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归纳集聚经济阐释城市空间形成与发展的核心思想,明确集聚经济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是具有本源联系的。进一步回顾集聚经济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程度与机制,发现以人口密度等指标为代表的集聚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经济的增长,可从“宏观过程”与“微观过程”两大视角探寻城市集聚经济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解释机制。这一工作不仅是以往集聚经济与城市经济增长相关文献回顾的一个延续,也为后续集聚经济影响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
水文模型是认识水文科学规律、分析水文过程及研究水文循环机理的重要科学工具。水文模型模拟结果的不确定分析是提高模型可靠性、进行有效水情预报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参数不确定性是影响水文模型模拟结果不确定性的关键因素之一,开展模型参数不确定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对水文预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目前的参数不确定性分析方法大致可分为3类：参数敏感性分析、参数优化以及考虑无资料流域参数值估计的参数区域化方法。论文归纳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外水文模型参数不确定性分析工作的主要研究进展,分析了不同方法的优点与不足,提出了未来水文模型不确定性分析方法研究的潜在发展方向。借助多学科理论和技术方法,加强水文模型不确定性分析系统性方法的研究,是水文学科当前的迫切需求及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