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中心设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着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论文采用空间分析、双重差分模型等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县级以上行政中心迁移的基本特征、经济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迁移特征方面,行政级别越高,迁移距离相对越远,集中出现在2000年以后,以华北地区最为频繁,西部地区迁移距离普遍比其他地区更远;在迁移效应方面,新行政中心周边人口、经济和建设用地增速都明显快于原行政中心,行政中心迁移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在影响因素方面,主要受资源环境条件制约、旧城规划改造推动、新区开发建设引导、行政体制改革和城市发展战略等因素的影响,行政中心迁移通常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前地理学领域对镇域尺度的小城镇服务功能的研究存在不足。为弥补这一缺失,论文基于借用规模与集聚阴影的视角,对小城镇的服务功能开展定量评估,从高德地图开放API平台采集POI数据,选取与服务功能相关的14类行业,利用核密度法、层次分析法、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邻近上海的苏南地区小城镇的服务功能进行评价。研究发现：① 靠近上海的小城镇服务设施核密度值总体较高。高密度区及次一级的密集区主要集中在各市的主城区、各区(县级市)及周边地区,并沿高速、国道和铁路等交通干线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点—轴”式空间结构,远离中心城区(镇)的小城镇除少部分人口较少的小城镇外,发展相对均衡。不同类型的服务行业空间分布特征存在差异,但差异不大。② 靠近上海的小城镇服务功能指数总体较高,主要集中在100 km缓冲区内,从150 km至200 km缓冲区服务功能指数依次递减。③ 上海对苏南地区小城镇服务功能指数有显著影响,100 km缓冲区内影响最为显著,苏南地区小城镇服务功能对上海的借用规模与集聚阴影过程并存。
城市为旅游发展提供支撑,其韧性水平对区域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论文利用长三角城市群各地区2004—2018年的面板数据,在定量测算城市韧性的基础上,借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揭示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长三角各地区城市韧性水平空间差异显著,但总体上韧性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城市韧性与旅游经济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ρ=0.444,P<0.01)。其中,城市经济韧性和城市生态韧性对旅游经济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城市社会韧性和城市工程韧性对旅游经济具有负向溢出效应。未来城市旅游发展需要关注城市韧性水平,注重城市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避免虹吸效应,同时还需要加强长三角城市群区域间交流合作,促进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探讨经济韧性的作用机理有助于增强经济体对冲击的抵抗能力,并提高冲击后的复苏成效。因此,论文从自身对比的纵向角度剖析了江苏省经济韧性水平,并通过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其多年投入产出表以明晰产业结构变化状况与经济韧性作用机理,得出以下结论：① 从自身对比的纵向角度而言,江苏省经济韧性在经济危机冲击中呈现出“高—低—中”的状态;② 核心行业及其关联占据了产业网络结构中的主要位置,通过刺激现有核心行业能够实现经济体的高韧性;③ 发掘并扩展新的经济增长点能有效提升经济系统的综合韧性,其内涵在于以更强的增长中和、弥补衰落;④ 经济韧性的作用机理可以理解为经济体在面对冲击时,通过放弃网络边缘行业以集中发展要素维系其核心行业架构的正常运转,传统核心行业的受损状态与新型行业成长速度共同决定了区域经济韧性发挥效果。
建设用地多功能混合利用对提升区域用地效率、增进国土空间效能具有重要意义。论文构建基于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即三生空间)的建设用地多功能混合利用分析框架,以济南市为研究区,采用POI数据,利用熵模型、景观格局分析和关联规则挖掘方法,探究土地混合利用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显示,研究区建设用地混合利用以生产空间、生产—生活空间和生活空间为主;核心城区的建设用地混合利用度较高,而生产、生活空间集中连片,生态空间嵌入不足;乡村地区景观的破碎化特征明显,以生产—生活空间引领的建设用地混合利用度较低;产业园区的生活—生态空间在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加强园区内部规划与周边区域形成互补的生活、生态空间,是实现园区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关键。关联规则的分析结果表明,科学的生产空间规划是优化混合利用的重要抓手,而合理的生态空间布局对带动区域建设用地混合利用起着关键作用。研究基于POI数据,从行为空间互动理论视角探究建设用地多功能混合规律,丰富了现有土地混合利用理论与方法体系,也为土地利用政策制定及城市空间格局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步行不仅是一种原始、便捷的交通方式,同时也是体力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公共健康、改善交通拥堵和减轻污染排放等均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然而,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城市居民步行比例持续下降,体力活动水平日益降低。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体力活动的缺乏将导致肥胖等慢性非传染病,为其将来发展埋下巨大的健康隐患。如何通过对建成环境进行干预,提高青少年步行通学比例,从而提高其体力活动水平,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既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大部分已有研究以西方城市为案例,很少研究关注中国城市;第二,绝大部分既有研究基于线性或广义线性的假设考察建成环境对步行通学的影响,很少研究关注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鉴于此,论文以厦门岛为案例,基于极限梯度提升模型,考察青少年家和学校建成环境对其步行通学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通学距离是影响青少年步行通学最重要的因素,其相对贡献接近4成(39.99%);② 建成环境(以5Ds模型表征)作用显著,家、校建成环境相对贡献合计达36.28%,超过社会经济属性(23.73%),离市中心的距离和道路交叉口密度等变量具有重要作用;③ 全部建成环境变量和主要社会经济属性变量均与青少年步行上学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存在明显的阈值效应。研究为城市决策者关于提高青少年步行通学倾向提供了丰富的政策启示。
包括公共艺术在内的艺术实践介入乡村建设(以下简称“艺术乡建”),旨在通过乡村新文化景观的再造和空间重构,传达对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理想愿望。然而在艺术乡建的热潮之下,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艺术乡建的失效案例,缺乏对消极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的探讨。论文以一个以雕塑视觉艺术实践介入乡村建设的典型案例——云南省元阳阿者科村的公共艺术项目“哈尼娃”,一个构建与外部公共空间相协调的公共艺术场景为例,通过对起始、运营及后运营3个阶段的历时性过程分析,总结了公共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失效机制。研究认为：艺术话语构建而成的“艺术世界”与日常生活经验构成的“生活世界”之间存在价值错位,依赖于艺术家的单向培育,难以短期内形成乡建的“共同体”和持久的社会效应。权力主体、参与的行为主体及受众群体的波动和变化,都将对艺术实践的价值目标转化造成负面影响。在不同发展程度的乡村中,艺术乡建在面临着可操作性问题之外,更在根本上遭遇社会结构性问题,单一的艺术实践缺乏解决乡村问题的能力。对失效影响因素和过程的讨论,是对艺术乡建进行批判性思考的重要环节,有助于启发未来的具体实践。
地理综合思维是解决地理问题的基本思维,其概念的界定和结构的明晰关系到地理学领域综合思维应用的规范性,也影响着地理教育领域综合思维培养方向的正确性。论文基于地理综合思维主流的要素综合、时空综合、地方综合三维分类,尝试对细分小类进行组合,形成了6种地理综合思维认知结构模型假说。以高中学生为样本,运用地理综合思维测量量表获得学生的地理综合思维水平数据,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地理综合思维的认知结构假说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结构假说与数据拟合不够理想。讨论认为要素综合、时空综合、地方综合是地理综合思维外在的形式认知结构,它们表征了地理综合思维全面、系统、动态的思维特征,而体现心理发展本质的地理综合思维内在认知结构有待进一步研究和确立。
作物生长与气候的互馈是当前气候变化研究的热点之一。陆面模型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工具,其模型框架、算法设计及参数化方案的不同会直接导致模拟结果的不确定性。为探究陆面模型DLM(dynamic land model)和CLM5(community land model)在作物生长及农田热通量模拟方面的差异及原因,评估2个模型在华北平原作物研究中的适用程度,论文开展了冬小麦—夏玉米轮作站点的模拟对比研究。结果显示,DLM的夏玉米叶面积指数和生态系统总初级生产力的模拟值更高,与观测值更为接近;CLM5模型则在冬小麦模拟中略优。DLM的潜热模拟值与观测值的相关性普遍更高,可能反映了DLM采用的彭曼公式、双叶策略比CLM5采用基于水势梯度质量守恒、大叶策略的潜热计算方法更具优势。对于产量,模型当前的估测能力并不理想。总的来说,在默认设定下,2个模型的模拟结果能基本反映研究区农田站点内夏玉米和冬小麦的生长规律,但与实测值存在一定偏差。模型在该区域的适用性可能需要通过添加农田管理措施、算法优化和参数本地化等方式进一步提高。
气候变化和下垫面变化是影响河道径流的两大驱动力,研究两者对径流的影响有利于深入理解流域水文过程,为水资源管理提供科学依据。鉴于利用不同方法获得的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有必要使用多种方法进行交叉验证。论文基于Budyko水量平衡法和新增水库模块的分布式水文模型(DHSVM)法量化了气候变化和下垫面变化对青海省北川河流域径流变化的贡献。结果表明：① 自1960年以来流域出口流量以每年0.037 m3/s的趋势下降,突变年份发生在1969年。② 2种方法的分析结果均表明,年代际尺度上,气候变化对径流影响的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1990—1999年>2000—2009年>1970—1979年>1980—1989年=2010—2019年,且下垫面变化是1970—2019年流域出口径流变化的主导因素,对应的贡献率分别为94.58% (Budyko法)和65.68% (DHSVM法)。③ Budyko方法只能揭示流域整体的变化,而DHSVM方法能够体现水文过程变化的时空差异,模型结果表明上中游、下游地区的年平均径流变化分别受气候变化、下垫面变化主导;流域出口处月径流变化则对下垫面条件中的水库调节更敏感。此外,文中就2种方法量化结果差异的原因也展开了讨论。
科学认知城市多中心演化规律和规划实践对理解中国在经济转型期的发展逻辑有重要意义。论文从城市多中心概念与测度、驱动机理、绩效研究,以及中国城市多中心的规划实践等方面梳理了相关进展。研究表明,多中心性的概念涵盖形态、功能和治理3个维度,通常基于中心与次中心的识别从不同维度进行测度;城市多中心是社会经济发展与体制交织、市场力量权衡选择和政府规划干预互馈的空间结果,触发和推动的主导因素既具有趋同性,也存在异质性;多中心发展策略在优化空间组织的同时可能带来一定负外部性,其合理性和有效性应纳入研究范畴;多中心发展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进行空间治理、实现协同发展的关键举措,但规划实施成效有待检验。未来,城市多中心研究应重视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创新,利用多源数据探究不同维度不同尺度的多中心性,重视城市多中心的动态演化模式与动力机制研究,加强对城市多中心多重绩效的系统分析,以及关注多中心规划实践涉及的多层次治理以及治理变革中的整合与冲突。
随着区域一体化政策和信息、交通等设施的推进,乡村地区被纳入更为广泛的要素流通与经济过程中,乡村地区被内、外经济社会多重联系重新定义。论文通过回顾西方发达国家乡村地理关系范式研究进展,重点探讨了乡村地区能否通过加强外向联系来削弱其地理区位边缘性这一核心问题,同时探讨了关系研究范式在中国乡村地理研究中的适用性,并试图构建起适应中国国情的乡村关系地理研究框架。西方乡村地理学者提出了关系的研究范式以适应乡村地区新的发展背景,在关系视角的研究语境中,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参与主体被当作真正的研究对象,关注参与主体间各类“流”要素及其关系;同时,距离的概念被重新定义,地理空间呈现虚、实交互的特征,关系距离是对基于位空间的乡村研究的补充;此外,关系资本、弱关系和嵌入性等“关系”概念重新定义了乡村社会经济的作用过程。研究发现,地理区位与地方性特征仍然是乡村产业发展及参与外部竞争最重要的资本,但以通信、交通等设施为代表的“硬”环境的改善对弥补乡村区位劣势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因而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需要从制度空间、学习空间、“非正式”社交网络等“软”环境的建设着手,促进信息、技术和资本等“流”要素的移动,进而推动乡村产业和功能的发展。
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和改变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如何量化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成为了生态学和地理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净初级生产力的人类占用(HANPP)是量化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能量流的影响程度的指标。目前HANPP研究开始从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及案例研究,转向作为指标应用到生态学和地理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论文详细介绍了HANPP的概念和估算方法;综述了其主要研究进展;讨论了HANPP的优劣及其适用范围,并着重展望了其与生态系统结构、功能、服务、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福祉等方面有关的未来具体研究方向和科学问题,以及如何运用其探讨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机制。期望启发更多与HANPP有关的研究,推动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向定量化、系统化及多学科交叉的方向发展。
金藻孢囊是金藻生殖过程的特有产物,在淡水环境中广泛存在,其硅质外壳易在沉积物中保存。金藻孢囊的孔、领、环带以及表面纹饰特征是其鉴定分类的主要依据。金藻孢囊对水环境变化响应敏感,因而被广泛应用于水环境变化研究中,包括古温度和古水文重建、水体富营养化和酸化评估等领域。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他区域研究相对较少。相比于其他生物指标,金藻孢囊鉴定相对复杂,不利于其广泛应用。因此,未来应优化金藻孢囊鉴定分类方法,提高鉴定统计效率。其次,加强金藻孢囊的现代过程调查,尤其在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地区,以揭示全球不同地区金藻孢囊多样性及其生态属性。在此基础上,加强金藻孢囊在泥炭地环境演变、生物地理学等研究领域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