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是很重要的地理学概念。中外学界对地方的研究有丰富积累。围绕地方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探索人文地理与GIS结合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对中国地理学尤为重要。“重建地方”旨在打破学科界限,重新发现学术研究的“地方”,并将学术与生活、思想与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反思和重建生活中的“地方”。人文地理与GIS结合研究主要聚焦于流动性的大尺度城市空间与稳定性的小尺度社区空间。通过运用开放的街景地图、3D-VQGIS等新GIS工具和方法,整合大数据与小数据,将定量与定性结合,丰富了地方性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使人文地理与GIS结合有新的方法论与可操作的手段。以地方为主题,人文地理与GIS的结合还将重塑这2个子学科,进而促进地理学发展。未来应该大力探索人文地理与GIS结合的思想、理论与方法,实现学科内的交融互动,并将其应用于解释尺度交错的现实问题,进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重建地方。
论文基于浙江省282个淘宝村的实地调研数据,从产品的垂直多样化和水平多样化2个方面衡量淘宝村抓住电子商务机遇并实现路径创造的能力,分析了电子商务对农村产品多样化的提升程度,并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模型、空间计量模型构建淘宝村产品多样化的影响因素模型并分析其作用机制,以期弥补电子商务产业演化方面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的不足,同时为乡村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实践提供建议与参考。研究表明：① 淘宝村产品多样化的提升情况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垂直多样化和水平多样化的提升程度大致相同;② 浙江省淘宝村的产品多样化提升程度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产品垂直多样化提升程度的高值聚集点主要位于临安、湖州、慈溪、余姚等地,产品水平多样化提升程度的高值聚集点则位于杭嘉湖区域以及慈溪、余姚等县市,水平多样化提升程度和垂直多样化提升程度的低值聚集点都主要位于义乌市;③ OLS模型显示产品垂直多样化提升程度与产品深化加工及政策的支持情况呈显著正相关;④ 空间误差模型显示产品水平多样化的提升与机械化操作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但电商协会的建立却逆向促进了产品水平多样化提升程度。
人民群众幸福感的提升,是新型城镇化的落脚点,改善人居环境是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必然要求。既有的社区环境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行政管辖范围评估社区的建成环境状况,且忽视了城市建成环境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中间机制。论文基于广州市23个社区采集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中介效应分析和分层分析,识别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因素,揭示了居住满意度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尤其关注缓冲区的重新划定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以及建成环境对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效应。结果表明：① 相较于行政管辖范围和1000 m面要素缓冲区,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所提取的建成环境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联程度更高;② 人均绿地面积、POI点密度与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人口密度与幸福感呈负相关关系;③ 居住满意度在POI点密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④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建成环境与个体幸福感的关联程度因居民的户籍、住房产权和就业情况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
地表温度在物理和生物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也是评价地表热环境的重要指标。因此,了解地表温度时空变化对城市热岛监测及生态质量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高分辨红外辐射探测器地表温度(HIRS LST)是目前时间尺度最长的全球逐小时地温数据集。为了解江苏省地表温度的时空分布情况并研究HIRS LST数据在江苏的适用性,论文选择江苏省1980—2009年49个站点的实测地表温度数据,利用相关系数、偏差、非偏性均方根误差等方法,对HIRS产品从多角度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HIRS地表温度与站点地表温度数据有较好的一致性。两者相关系数在整个区域都高于0.98,2种数据的距平相关系数在0.65~0.80之间。两者偏差和非偏性均方根误差表明,HIRS的数据在江苏北部和南部部分地区低估了地表温度,主要原因是其对高于32 ℃的地温事件发生次数存在较大程度的低估。然而,HIRS LST在很大程度上高估了在20~30 ℃之间的较高温日数。在年际变化方面,HIRS LST与观测数据在春季的相关性最高,冬季最低。趋势检验表明,2种数据在春、秋、冬3个季节均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增温趋势呈现出相似的空间变化。但是,该地区夏季的地表温度长期趋势被明显高估,HIRS数据并未反映出该地区北部大面积的降温趋势,而在其他季节的地表温度被低估。
城市热岛效应已对建筑能源需求产生了重要影响,评估城市热岛效应影响下建筑的真实能耗需求及城乡差异对既有建筑的节能调控和未来建筑的方案设计都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天津自动气象站2009—2017年逐时观测数据为基础,应用卫星遥感选站方法,选取天津市区周围4个有代表性的乡村参考气象站,对典型居住建筑全年逐时负荷进行了动态模拟,定量评估了城市热岛强度对不同时间尺度(年、日和小时)建筑负荷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随着城市热岛强度(IUHI)的增强,城市居住建筑供暖负荷减少、制冷负荷增加,且年平均供暖负荷的减小幅度大于年平均制冷负荷的增加幅度。IUHI每上升1 ℃,城市年平均供暖负荷较乡村减少4.01 kWh/m2、年平均制冷负荷增加1.05 kWh/m2。② 冬季供暖期和夏季制冷期逐日负荷变化表现为：供暖期的高负荷时段主要集中在12月下旬至翌年1月下旬、制冷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高负荷时段城市日平均供暖和制冷负荷分别较乡村约减少10%、增加6%。③ 日内供暖负荷和制冷负荷小时变化均表现为夜间强于白天。在供暖期和制冷期,北京时间18:00至次日07:00时段无论在城市或是乡村都是高负荷时段;11:00至15:00时段在供暖期是低负荷时段,而在制冷期是高负荷时段,这可能与气温和供暖制冷需求有关。研究表明,应充分考虑小时、日尺度热岛强度对用能的影响,提高供暖和空调运行调控的精细化水平,以期达到降低供暖和制冷能耗的目的。
促进女性就业,不仅能够提高女性社会经济地位,还有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活力。论文以东北三省“五普”“六普”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借助空间自回归模型方法,探讨东北地区城市女性就业水平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城市女性就业水平整体较低,其中南部城市的女性就业水平高于北部。② 从影响因素来看,高学历、便捷的交通、较高的工业水平、完整的家庭以及更多的家庭支持对城市女性就业水平具有积极效应;而养育负担对女性就业水平具有负向效应。其中,三代及以上家庭户比例是2000—2015年老工业基地城市女性就业水平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可见,一个完整的家庭对女性就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通过详细的野外考察,在官亭盆地喇家遗址东侧二方村遗址区域发现完整的土壤沉积物剖面。该剖面记录了全新世土壤土地资源的形成和发展演变,以及灾难性地表过程和人类活动的信息。在深入观察分析的基础上,系统采样并进行多种指标测试分析及年代测定。结果表明：其基本的土壤层序由上到下为：现代表土层(MS)—现代黄土(L0)—全新世中期黑垆土(S0)—全新世早期过渡性黄土(Lt)。该序列最显著的特征,是全新世中期黑垆土古土壤被厚达1.2~1.5 m的山洪泥流沉积层分隔为2段,表明在OSL年龄3940~3780 a,对应喇家遗址14C年龄3850~3600 a BP期间,官亭盆地北侧第三系红层丘陵沟壑区发生大规模暴雨山洪泥流过程。它们在古洪积扇前沿二级阶地溢出沟槽,扩散覆盖土地表面,形成了山洪泥流层组。而辛店文化早期(3600~3400 a BP)的透镜状灰烬层,则出现在该沉积层组的表面。这表明以农牧混合型土地利用为特色的早期辛店/卡约文化在该区域的形成发展,是以灾难性地表过程沉积的红色砂土和粘土地为基础的。这就与山洪泥流层组之下齐家文化(4150~3850 a BP)时期粟黍类谷物种植农业赖以形成发展的肥沃疏松的黑垆土类土壤形成对照。该研究结果揭示出该区域史前人类原始农业土地利用方式由谷物种植向农牧混合的转变,是在全球性气候恶化背景下,由灾难性地表过程造成的土壤和土地资源的退化所引起的。这对于深入了解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带环境变化与土地利用方式发展演变的驱动因素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论文基于方志等多源史料提取饥荒的时间和地点信息,利用语义差异法和指数法构建了清代(1644—1911年)苏沪地区逐年的饥荒指数序列,复原了饥荒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了不同致灾因子及其组合对饥荒时空特征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从时间上看,清代苏沪地区饥荒频率和强度有明显的阶段性、周期性、季节性及间歇式暴发等波动特征,最严重时段是康乾盛世的中后期及由盛转衰的道光和咸丰时期。② 饥荒的空间分布整体呈“两带、多核”的东南—西北向分布格局,长江两岸、太湖及高邮湖周边一带和废黄河、洪泽湖周边一带是饥荒多发区域。除受区域人口、经济等社会因素影响外,水域格局等地理背景对饥荒多发区的分布有重要影响。③ 饥荒主要环境致灾因素为洪涝灾害,其次为旱灾和风潮,其他灾害影响较小。不同致灾因子组合对饥荒影响不同,单因子致灾的饥荒比例占绝大多数,双因子和三因子对应的饥荒程度整体均大于单因子情形,与水旱灾相关的饥荒分布决定了研究区整体的饥荒分布格局。上述认识对于辨识苏沪地区饥荒高风险区、探索区域自然灾害对饥荒的影响及未来粮食安全保障机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维生态足迹是可持续发展定量化评价的重要方法,陕西关中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承载地,研究其土地自然资本利用状况对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采用改进三维足迹模型,并利用足迹广度基尼系数等指标,对关中地区1995—2015年自然资本利用状况从“产品—地类—区域”3个尺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① 1995—2015年,关中地区土地足迹呈现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土地承载力逐年下降,生态赤字逐年增大,不利于可持续发展;② 关中地区5个市均处于生态赤字状态,足迹深度均超过原长1,消耗存量资本来弥补流量资本的不足已成关中地区社会发展的常态;③ 耕地和建设用地为流量资本占用主要地类,草地、耕地和建设用地为存量资本消耗主要地类;④ 区域内部流量占用不公平程度逐渐增加,若仍不采取合理措施,2025年将呈现较不均衡状态,2030年则为高度不均衡。论文聚焦“实态足迹”,揭示了关中地区土地利用效益,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数字化城管系统累积了大量城管事件历史数据,充分挖掘事件背后的空间分布模式和事件成因机制能够为城管部门的管控工作提供决策支持。论文利用Log Gaussian Cox Processes(LGCP)模型分析了西北某地H市P区的街面秩序类、市容环境类和宣传广告类城管事件之间的空间分布差异和事件成因影响差异。研究发现：① 3类城管事件都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聚集,其空间聚集尺度最远不超过924 m;② 各类事件聚集的特征各不相同,街面秩序类贴近城区主要干道,呈路网状。市容环境类表现出在城区中心块状聚集,周边地区零星分散的特征。宣传广告类靠近交通干线呈长条状,靠近商业中区域呈块状分布;③ 城区内不同类别的POI对城管事件的影响大小不同。购物服务类、医疗保健类和居民住宅类表现出最显著的影响,说明特定区域内人群的流量和密度是影响城管事件分布的重要因素,人群的流动和聚集会加剧城管事件数量的增加。研究结果能够满足城管部门的城管事件空间分布热点识别以及事件成因分析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在出口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驱动下,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进程并快速实现产业升级。进入21世纪后,在面临成本上升和制度环境变化等诸多危机和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升级。这从根本上重塑了产业组织和空间结构,改变着中国制造业在地方、区域乃至全球出口市场中的角色功能和影响力。基于文献分析,论文将产业升级划分为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2种模式,并分别从全球、国家、区域、地方、企业等多尺度视角下探讨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机制及其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 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现象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是产业升级的2个侧面,综合两者的分析框架能更全面地反映中国产业升级的现状;② 中国产业在升级模式上体现了复杂多样性,已有研究关注的产业升级模式较为单一,未来应更加关注中国产业升级路径和方式的非线性、复杂性和多元性特征;③ 中国产业升级是由全球、国家、区域、地方、企业等多重尺度力量相互耦合下共同驱动的,透过多元地理尺度融合的分析框架解读产业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机制,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产业的发展和赶超之路。
在城镇快速扩张和交通通信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许多城市和区域呈现出多中心的趋势;在城市和区域规划实践中,多中心也成为广泛应用的空间政策工具。论文回顾了国内外城市和区域多中心的研究进展,首先从研究尺度和中心重要性的界定出发,辨析了城市内和城市间、形态和功能多中心的内涵;而后分别从新中心的产生和既有中心一体化的角度解析了城市和区域多中心的形成和演化机制;进而总结了实证研究中多中心的识别和测量方法、城市和区域空间结构单中心化与多中心化的分异以及多中心绩效评估等领域的进展与不足。文章最后提出了多中心研究的拓展方向：明晰多中心概念并进行合理测度、比较空间结构演化的分异并剖析内在机制、对多中心的绩效进行多维度系统评估。
流空间是认识城市网络结构和演化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大数据的快速发展为流空间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论文系统综述了基于大数据的流空间研究进展。首先,论文梳理了基于大数据流空间研究的背景和历史,然后总结了基于大数据的流空间研究的主题、数据类型、方法和主要发现,最后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挑战。2011年以后,基于大数据的流空间研究呈指数增长趋势,中英文论文年均发表量从2010年的11篇增长到2018年的106篇。大数据主要从提供新的数据源、激发新的分析方法和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三方面推进了流空间研究。常用于流空间研究的大数据主要包括手机信令数据、社交媒体签到数据、公共交通刷卡数据和出租车轨迹数据,它们比传统统计数据更能直接提供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时空动态信息。研究方法也从传统的基于距离的重力模型发展为网络分析方法。未来在交叉学科研究、大数据和传统数据的耦合、大数据与深度学习和云计算等新方法的结合方面仍需进一步探索,从理论、数据和方法上全面深化流空间研究。
社交媒体是灾害应急管理的一个新兴但尚未充分利用的大数据源。然而,社交媒体数据在灾害应急管理中能发挥什么作用,目前国内的研究较少,而国外的研究亦较为分散,相关应用受限。论文对国内外利用社交媒体数据进行灾害管理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归纳出社交媒体数据在灾害应急管理中应用的潜力、优势和问题。结果发现：① 社交媒体数据含有丰富的灾害信息,能够依靠态势感知和信息共享支持灾害预警、实时监测、损失和救助需求评估、协助快速应急响应以及预测可能的灾害风险等灾害管理工作;② 社交媒体数据的优势在于能保证灾害信息的实时性和连续性,进而提供致灾强度图、损失预测和舆情分析等结果服务于灾害应急管理;③ 地理位置信息有限、专业语料库缺乏、信息噪声处理的复杂性等原因使社交媒体数据分析结果精度受限。如何发挥社交媒体数据社会感知的优势,以弥补传统观测调查手段的不足,更加科学应对灾害应急,仍需要在社交媒体数据处理及多源数据融合分析技术方面取得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