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地方创业视角的产业集群转型机制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采用个人—组织—外部环境交互反馈的分析框架,从产业集群促进地方创业产生和发展的环境,以及地方创业主体战略促进集群转型两个方面,梳理现有关于地方创业与集群发展的互动关系的成果。主要研究成果为：就地方创业的孵化而言,集群内成功创业家正面的示范效应是促进创业意愿产生的主要因素,而个人在集群内商业网络的社会根植程度能促进潜在创业家对原所在集群的区位偏好,从而促进创业活动的本地化发展。就地方创业的成长而言,应该关注集群内组织生态结构和创业生态系统环境,以及新创企业成立后与本地母体企业的动态组织联系。同时,地方创业主体也是产业集群的积极塑造者。以珠江三角洲为例的研究表明,在核心城市(广州)的成熟集群内,新一代创业企业通过自主区位选择可以改变集群的空间形态和层次;而在边缘城市(揭阳),本地企业的制度创业行为是集群升级的重要途径,本地创业家通过多地理尺度的认同反馈战略,吸引外部资源并构建跨地方的合作网络。最后对地方创业与产业集群互动关系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进行展望。
伴随着全球生产方式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取代制造业成为“后工业社会”区域经济增长和城市体系重构的主导产业。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并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政治经济学视角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多层级动力机制及其区域城市化效应”的研究成果,对已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适应性进行讨论。结论为：①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时空演变态势上既呈现出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期发展阶段趋同的特征,也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②转型期政府—市场、政府—企业、中央—地方等关系,决定了政府对经济的调控程度以及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形成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动力机制。③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和集聚促进了巨型城市区域的发展,改变了城市体系的组织模式,但有别于西方的是,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效应需考虑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系的影响。
犯罪预测对于制定警务策略、实施犯罪防控具有重要意义。机器学习和核密度是2类主流犯罪热点预测方法,然而目前还鲜有研究对这2类方法在不同时间周期下的犯罪预测效果进行系统比较,本文试图对此进行补充。本文以2013-2016年5月的公共盗窃犯罪历史数据作为输入,分别对比了在接下来2周、1个月、2个月、3个月4个不同时间周期随机森林方法与基于时空邻近性的核密度方法的犯罪热点预测效果,结果发现：在各时间周期上,随机森林分类热点预测方法的面积和案件量命中率均比时空核密度方法准确性高;并且2种方法均能有效地识别犯罪热点中的高发区域,其中在较小范围较短时间内随机森林识别热点中的高发区效率更高,而在较大范围较长时间周期上时空核密度方法识别高发区更优。
近年来,暴雨内涝频繁发生,常引发严重的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本文利用自主开发的宏观交通模拟工具,模拟了上海市中心城区50年一遇和100年一遇暴雨强度情景下每条路段的小时交通量,通过计算道路饱和度,研究了不同强度暴雨内涝对中心城区高架出入口和重要道路拥挤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①100年一遇暴雨内涝对上海市中心城区道路交通服务能力影响显著,可导致7个高架道路出入口关闭,部分出入口严重拥堵;②暴雨内涝对道路拥堵状况影响的差异性明显,变拥挤路段占道路总里程的13.35%,其中一级道路的拥挤程度变化最为明显,如：大连路、武宁路,周家嘴路和长寿路等主要路段服务水平下降。
城市边界识别是定性和定量研究城市的基础和前提,已有的关于城市边界提取的研究大都需要提前设定阈值或依赖人口统计数据。基于分形几何学,利用矢量建筑物分布数据识别城市边界,虽可克服这一缺陷,但国内城市边界的研究往往受阻于矢量建筑物分布数据获取困难。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道路交叉点的邻域扩张曲线作为识别城市边界的新方法。结果表明：该方法以电子地图为数据源,基于道路交叉点矢量数据进行研究时,城市集群数据随搜索半径增大而改变,城市扩张曲线中的最佳距离阈值是提取城市边界的关键;提取成都、西安、武汉、南京和长沙城市边界的最佳距离阈值分别为133、114、139、124和129 m,各城市的集群面积分别为769、350、270、317和359 km2。利用道路交叉点提取城市边界,方法简便可行,数据较易获得,本文结论有望为城市形态发展演变和城市规划等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京津冀城市群与东京大都市圈不仅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等方面存在共通之处,其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过程所显现的污染源及污染物种类等特征也相似。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和东京大都市圈作为比较研究对象,在全面介绍东京大都市圈大气污染防治的过程与成效,并系统分析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路径的基础上,根据京津冀城市群大气污染特征、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体系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政策形成、政策框架、政策实施3个方面,提出制定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建议。
居住迁移作为城市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对个体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受到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关注,但鲜有从迁移所涉及的居住环境、迁移方向、距离等地理角度展开系统研究。本文以广州市为例,利用2016年入户调研问卷数据,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并结合深度访谈法,分析居住迁移的时间特征、空间特征等因素对个体自评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住迁移对个体健康的影响包括长期累积效应与短期效应。前者体现为个体18岁前频繁的居住迁移对生理和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后者为短时间内居住迁移对心理健康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此外,在最近一次居住迁移中,主动迁居对生理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离心性迁移方向对心理健康亦有显著正向影响;长距离迁移对心理健康则为负向影响。研究结果对于个体择居、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城市蔓延式增长和生态空间持续性萎缩成为普遍的现象,以地表硬化为主要特征的城市景观格局变化得到广泛关注,而景观扩张指数(Landscape Expansion Index, LEI)是测度这一现象的重要工具。但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由于大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优化以及城市绿化率的提高,硬化地景观的收缩与消亡已成为城市景观演变的另一重要形式,因此亟需新的有效手段来刻画城市发展的新特征。在此背景下,本文在LEI指数的基础上,提出景观演化特征指数(Landscap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 Index, LECI),尝试综合描述城镇化过程中硬化地景观斑块扩张与收缩的动态特征;并基于邻域特征计算的景观演化特征指数,包括景观演化模式识别指数(Landscape Evolution Pattern Index, LEPI)和景观演化规模指数(Landscape Evolution Area Index, LEAI),协同分析两个或多个时相景观格局演变过程中的斑块新生与消亡。本文将LECI指数应用于武汉都市发展区1990-2010年期间的城市硬化地景观演变过程中,与基于最小包围盒的景观扩张指数(LEI)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LEPI能准确识别不同规模和形状斑块的空间扩张模式,LEAI能够较好反映斑块扩张强度并表征景观扩张方向;②LEPI能有效识别城市景观演变中消亡斑块的湮灭模式,研究区内硬化地景观消亡现象明显加剧,可能与政府加强城市内部改造及绿化建设有关;③LECI指数变化分析发现,武汉都市发展区研究期内的城市景观扩张强度有所放缓,飞地式和边缘式空间增长构成斑块演变的主体,城市硬化地景观扩张模式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梯度分异规律,随距主城区的远近呈现填充式/包围式、边缘式/邻接式到飞地式/孤立式的演替。
青藏高原湖泊水量的变化是揭示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区域水循环响应的重要信息载体。区别于常用的水文学方法,本文利用MODIS遥感影像和LEGOS高度计多年连续数据,基于湖泊水位—面积关系,探讨了湖泊水量变化的遥感分析方法,并以青藏高原面积最大的青海湖为例,揭示青海湖近20年来(2001-2016)湖泊水量年内与年际变化特征。主要结论为：青海湖湖泊面积在2001-2016年间整体扩张了187.9 km2,变化速率为11.6 km2/a;水位在2001-2014年间上升了1.15 m,变化速率为0.10 m/a。青海湖水位—面积关系表现为二次函数关系(相关系数R2=0.83)。基于水位—面积关系,进一步估算分析了青海湖水量平衡的净收支及其年内和年际变化。近20年来,青海湖水量总体呈增加趋势,其变化率约为4.5
在旅游业发展影响下,丽江古城传统纳西古乐的主体地位迅速地被现代民谣音乐所取代。音乐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音乐的变化折射出地方文化的整体变迁。本文利用观察法、文本分析法对丽江古城的地方音乐形式、表达内容及展演场所进行调查,采用访谈法对音乐表演者、经营者与游客进行了深入的采访。研究发现：在旅游影响下,原本作为本地居民精神伴侣、融入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传统古乐转变为服务于游客的各类商业演艺活动,在场所和游客认同方面表现出“不得其所”的特征;而以现代民谣音乐为代表的流行音乐成为丽江古城的主流音乐形式,在丽江古城中“安适其位”。传统古乐建构了丽江古城的独特感,激发了游客的异乡感,现代民谣音乐更加渲染了丽江古城的“小资情调”,两种音乐均在游客的情感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旨在丰富旅游地文化变迁的研究视角,反思旅游与地方传统文化的关系,亦是对音乐与地方人地关系研究成果的有益拓展与补充。
“嵌入”是理解转移企业与承接地集群以及全球/跨区生产网络互动耦合过程和机理的有效理论工具。自“嵌入”概念引入经济地理学以来,学界对转移企业地方嵌入意愿存在“被动”与“主动”的论争,对嵌入效应也存在积极与负面两种不同观点。通过对转移企业地方嵌入主要动因、影响因素、演进过程、区域效应等研究的系统梳理,发现不论基于“主动”还是“被动”意愿,转移企业地方嵌入都是其在“企业—地域”关系演化中维护并强化自身竞争力的地理敏感战略;嵌入过程受承接地条件、转移企业特质的双重影响;嵌入沿着“关系培育—价值链衔接—全球与地方生产网络战略耦合”的路径,逐步实现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转移企业地方嵌入为承接地集群转型升级提供了“区位机会窗口”。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研究今后需在四个方面加强和深化：一是构建一个以“关系—网络—演化”为主线的综合性分析框架;二是加强转移企业网络角色与绩效的定量研究;三是加强转移企业经济嵌入、技术嵌入、社会嵌入的相互影响研究;四是加强转移企业与承接地集群“双向嵌入”研究。
社会空间分异是城市社会学与城市地理学的经典研究议题,也是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在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支撑下,形成了从居住空间出发的经典研究范式。而在人类移动性不断增强、居民活动日趋多样化的背景下,传统的研究范式显得静态和片面,难以反映社会空间分异与隔离问题的全貌,因此有必要从居民的日常活动空间出发探讨社会空间分异问题。国际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出发对该议题进行了探索,本文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述评,将已有研究总结为基于活动空间的群体分异与交往、个体活动空间的时空分异、社会空间分异的动态变化三种类型;并以时空间行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为基础,从基于人的空间研究范式出发,构建“人群—活动空间—社会空间”基于活动空间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框架;尝试推进社会空间分异研究范式的多元化,从以人为本的立场出发理解城市空间和城市中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