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共同探索国际经济治理新机制的一个平台。与此同时,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经济全球化已经走到“十字路口”,逆全球化的声音不绝于耳,如何推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已成为世界性挑战。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和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将引领新型全球化道路,其中一个重要的探索方向就是包容性全球化。本文在简要剖析经济全球扩张的历程及其机制并揭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局限性的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的实践活动,提出了包容性全球化的核心内涵,包括国家应发挥好“调节者”的角色、解决资本市场“期限错配”的问题、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保障各方平等地参与全球化,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护文化多元性。尽管这些内涵还不足以精确地定量刻画包容性全球化,但可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些借鉴的方向,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理论思考的方向。
自“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各地政府大力推进中欧国际班列运输,试图改变传统的对外贸易运输体系,强化提升新欧亚大陆桥运输作用。然而,设施联通、运输价格、货源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等问题仍然是制约中欧班列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本文在分析“中欧班列”运营现状及存在问题基础上,提出实现其高频率常态运营的“轴-辐”运输组织模式。通过构建高、中、低三种运价方案,利用距离—经济成本分析法划分“中欧班列”主要出境口岸的经济腹地范围;并综合考虑各城市的铁路技术指标、集疏运能力和货源—成本等因素,从全国尺度识别出“中欧班列”组织的枢纽城市。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建设开放型经济、确保自由包容性贸易。本文基于社区发现法、拓扑网络可视化等方法,对比分析“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明确其贸易在全球的地位,以期为“一带一路”自由包容性贸易体系建设提供科学支撑。研究发现：①全球贸易网络可以识别出5个组团,其核心节点分别是中国、美国、德—荷—法—英等欧洲发达国家、俄罗斯、印度—阿联酋。②“一带一路”沿线可以识别出3个主组团及2个次组团,其中,亚欧大组团以中国为核心、俄罗斯为次核心,南亚—西亚组团以印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为核心。③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大部分沿线国家仍被中国、俄罗斯、印度—阿联酋等核心节点所吸引,且与“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联系较强;中东欧国家主要被德—荷—法—英等西欧国家核心节点所吸引,是“一带一路”低渗透国家;部分东南亚国家虽然被吸纳到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澳—南非组团,但与“一带一路”贸易联系还需加强。
城市道路结构是影响城市商业集聚的重要因素,研究二者之间的关联对于商业布局和道路规划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本文以武汉市都市发展区为例,运用空间句法模型计算道路结构指标,采用GIS核密度法计算2014年商业兴趣点(C-POI)密度以分析商业集聚的空间结构,通过双变量相关分析道路结构变量与商业集聚程度的关联关系。结果显示：①道路结构指标中,与商业集聚关联最强的是道路全局集成度。在各商业类型中,与道路结构相关程度最大的是金融保险服务集聚。②道路连接值和全局集成度值分别与商业POI密度呈显著正相关,呈现“高—高”集聚的空间关联模式;总深度值与商业POI密度呈现显著负相关,呈现“高—低”集聚的空间关联模式;商业POI密度随控制值升高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③商业集聚分布呈现为“核心—过渡区—边缘区”的多核心多层次结构,“高—高”集聚与“高—低”集聚模式集中分布于“核心”及其附近的“过渡区”。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以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为引领,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明确京津冀城市群等级结构及其空间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156个区县为研究对象,从经济中心性、交通中心性、信息中心性、人口中心性4个角度,利用4种空间聚类方法进行5个等级的聚类分析,并基于克氏中心地理论对京津冀城市群等级划分结果进行空间结构分析。结果显示,自组织特征映射神经网络算法(SOM)较适合京津冀城市群的等级划分;京津冀城市群正从以北京城区为单核心的圈层空间结构向3条带型空间结构转变,其中京津都市发展走廊发育成熟,沿海都市发展带也初具规模,而包括雄安新区在内的京石都市发展带正在孕育。
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基于1985-2015年全国省际人口迁移矩阵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的整体特征以及每个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作用。研究结论为：①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密度经历了1985-2000年的缓慢下降、2000-2015年持续上升的过程,与西北、西南和中部主要人口迁出地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集中性迁移成为发展主流密切相关。②人口迁移网络的内向中心势明显大于外向中心势,说明人口迁入地相对集中,人口迁出地相对分散。③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可分为东北—华北人口联动区、中原—长三角人口联动区、中南—华南人口联动区、西南人口联动区、西北人口联动区5个子群。其中,中原—长三角人口联动区是群内和群间联系最紧密的区域;中南—华南人口联动区是全国人口累计迁移量最高的区域;东北—华北人口联动区内部联系较强,对外仅与西北人口联动区联系较强。④基于中心性分析以及核心—边缘结构划分,各省(市、区)对于人口迁移网络的贡献意义不同,广东、北京具有全局控制意义,江苏、陕西、四川、浙江基本处于核心节点序列,上海、天津、内蒙古、福建核心作用逐渐增强,河南、湖北、河北、新疆核心作用出现下降,全国人口迁移路径总体向北偏移。
降低洪灾社会脆弱度是缓解洪灾社会影响,建立洪水韧性的重要途径。本文从敏感性、适应性和暴露度3个方面构建微观尺度下的洪灾社会脆弱度评价指标体系,以安康市4个滨河村庄为例,运用基于熵权的综合指数法评价农户的洪灾社会脆弱度,并通过BP神经网络分析厘清评价指标与社会脆弱度之间的重要性关系,识别出洪灾社会脆弱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作为降低农户洪灾社会脆弱度的实践依据。研究表明：①案例村调研样本中近一半的农户处于高社会脆弱度等级,由此推算,研究区有715个农户具有较高的洪灾社会脆弱度;②受访者健康状况、防汛信息渠道、避灾疏散方式、建筑质量、是否有病残人口、家庭收入多样性、5岁以下幼儿比重和60岁以上老年人比重是农户社会脆弱度的主要影响因素;③基于农户视角的洪灾社会脆弱度评价能准确地识别出脆弱度较高的农户,其结果在降低洪灾社会脆弱度方面更具有现实意义。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情境下的主客交往方式愈发多元和复杂。现阶段旅游地主客交往的研究较多关注当地居民,而从游客视角深入研究旅游动机、主客交往意愿和旅游体验的相互影响机制较少。本文选取世界自然遗产地三清山为案例地,以实地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主客交往意愿角度切入,构建了观光型旅游地游客视角的MCE(动机—交往意愿—体验质量)模型,并运用多群组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恒等性检验。结果表明：①三清山游客的旅游动机可以划分为体验生活、刺激/冒险、放松/逃避和社交/求知4种类型,主客交往意愿则划分为适度交往和密切交往2种维度;②体验生活、放松/逃避和社交/求知动机对适度交往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刺激/冒险、放松/逃避动机和社交/求知动机对密切交往意愿存在显著影响;③密切交往意愿比适度交往意愿更能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质量;④分别对三清山男女样本进行多群组分析,因素恒等性检验显示模型具有跨样本的稳定性。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口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对现代城市雨洪管理提出了新要求。本文运用情景分析法研究中国城市典型低影响开发(Low Impact Development, LID)技术设施的成本效益。分别以80%与95%降雨场次控制率对应的场次降雨为情景,以30年为服务期计算技术设施的雨水管理效益。研究发现：北方城市的建安成本与维护费用均值高于南方城市,同时受区域降雨量差异的影响,南方城市LID技术设施的雨水处理效益普遍高于北方。而北方城市之间效益差异亦较大,其中京津冀地区及西北地区的城市雨水处理效益尤低。不同技术设施之间差异表现为：原地入渗设施的雨水处理成本在6~188元/m3之间,显著高于具有汇流功能的设施。对降水较少的北方城市建议采用成本低、效果好的下沉式绿地结合雨水湿地的方式;对雨量大、雨强高的南方城市建议采用生物滞留设施结合调节塘的方式,可增大调蓄能力达到降雨场次控制率的要求,同时能够净化地面径流、增强雨水下渗。
古洪水研究是近几十年来全球变化研究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难点。本文利用赣北黄茅潭的湖泊沉积,建立了小冰期以来全球变暖背景下的区域洪水记录。采用210Pb和137Cs方法厘定了地层年代,基于粒度与元素地球化学指标的对比分析,揭示了器测记录(1950年)以来指标记录的特点与区域日降水超过50 mm天数的关系,认为黄茅潭HMT-01孔粒度(包括粗粉砂+砂/粘土比值、平均粒径)和Zr/Rb、Ti/Rb、Zr/Fe比值可作为洪水指标记录,共识别出1950-2010年期间记载的13次洪水事件中的11次。基于这些指标记录及指标特点,共识别1769-1950年间由历史文献记录的31次洪水事件中的23次,识别率达74.2%。研究表明：①湖泊沉积中Zr/Rb、Ti/Rb、Zr/Fe比值和粒度参数(平均粒径、粗粉砂+砂/粘土)作为洪水指标,对洪水事件沉积有较好的指示作用,且Zr/Rb比值对洪水事件的检出率较高;②黄茅潭流域洪水发生频率暖期高于冷期;③年代际尺度上,1820s-1840s,1860s-1870s为19世纪冷期黄茅潭洪水高频期,这两个阶段对应东亚夏季风偏强,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较多;20世纪赣北黄茅潭洪水基本随1920s-1940s,1980s-1990s两个变暖阶段而高频出现,与长江中下游大洪水演变特点基本一致。研究结果为利用湖泊沉积记录反演过去的洪水变化,延长洪水序列、认识洪水规律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全球跨境与本土并购活动日益频繁,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各类要素跨区域、跨部门流动,是产业转型与空间重构乃至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格局的重要动力。企业并购逐渐成为经济地理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利用经典区位分析、企业组织及空间扩张、产业地理集聚、全球生产网络(GPNs)等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方法,从企业自身组织与空间结构演化、企业间及地方多维临近性等角度,广泛探讨了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的时空特征、形成机制及其空间效应等议题。主要研究结论为：①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均呈现“核心—边缘”结构,而企业所在区域和行业属性,企业间地理、组织、认知临近性,地方间经济社会联系等是其重要影响因素。②企业并购投资的空间效应主要体现在企业增长及其空间扩张、产业转型与空间重构,区域经济发展、劳动力就业、地方商业与制度环境、区域差异与区域一体化等方面。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中国经济地理学领域企业并购研究的不足和方向,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区域韧性在中国已成为新兴研究热点,然而国内学者依然将韧性研究局限于均衡论的认识论范畴内。本文首先通过回顾国际最新研究动态从认识论层面辨析均衡论和演化论这两种韧性认知视角的本质区别,由此介绍西方经济韧性的演化论转向。然后从宏观和微观角度阐述演化论视角下区域韧性的形成机制,介绍相关定量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形成系统的西方最新有关研究经济韧性的理论分析框架。未来研究应该在演化论视角基础上强化演化经济地理、创新地理(区域知识网络)和区域韧性这三个研究分支的联系,还应该加强产业历史演化过程的案例研究,并利用专利数据等开放数据源构建产业空间基础数据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