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已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创新驱动发展与体制机制约束的矛盾加剧,资源短缺性及其配置低效性日益凸显,“多规合一”受到各级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推进“多规合一”,创新区域规划理论与技术方法,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成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多规不一”现实问题,总结了“多规”矛盾的本质特征,探讨了“多规合一”的战略定位,构建了“三主三分”的“多规合一”基本理论框架,提出了“三步走”多规逐步调适的技术途径及其长效机制。“多规合一”的核心在于从区域空间优化的战略高度统筹协调各项规划,科学引导城乡土地优化配置,实现“多规”在空间上的同一性、在功能上的融合性、在发展过程中的协同性。“多规合一”的重点是推进形成一个总分有序、层级清晰、职能精准的区域规划体系。
本文基于文献计量与数据挖掘的原理与方法,以《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地理科学进展》(以下简称“四地”或四刊)创刊以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基础数据,选取各刊被引量前500位的论文,从时间特征、位次特征、关键词、作者、研究机构、所属地区等角度进行统计分析,旨在揭示中国地理研究的特点与态势。结果表明：①四刊论文贡献量的时间分布存在差异,但高被引论文年代区间集聚特征明显;②高被引论文同位次被引量变化曲线是比较期刊影响力的一种较好方法,四刊曲线均呈现负幂函数曲线衰减态势;③四刊论文作者个数及关键词个数变化整体上较为同步,论文数量随着作者数的增加而呈现“倒勺”变化,关键词个数总体上呈现“趋多避少”的态势;④关键词大类统计反映了四刊的关注重点与差异,核心词根统计揭示了研究焦点与学术支点,空间、城市、土地、变化、生态、中国、区域、旅游、环境、发展等词根出现频次最高;⑤入围量排名靠前的作者大多从事人文经济地理研究,一批领军人物和活跃研究者贡献突出且优势明显;⑥《地理学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在各自层面首位度明显。最后,从研究时效及结果解释力、中外研究数据统筹、学术贡献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团队评价及中国地理研究均衡化、本土化与国际化等方面指出了未来的努力方向。
在全球变化和低碳发展的背景下,区域“自然-社会”二元碳收支成为地理学、环境科学、生态学、经济学及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热点。区域二元碳收支不仅为气候变化背景下“自然-社会”耦合的碳循环压力评估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对推动区域低碳发展和协同减排也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文从区域系统的角度,提出了区域“自然-社会”二元碳收支的内涵、特征和理论框架;探讨了区域人类活动对二元碳收支的影响机制,阐述了区域不同空间尺度碳收支之间的内在关系;从碳排放、碳吸收、碳流通及碳平衡等角度对当前区域碳收支研究的主要方法特点和应用领域进行了总结和对比;从全球、国家、省级、城市、城区、县域及社区、典型产业及人类活动等不同尺度对近年来区域二元碳收支的国内外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最后提出了区域碳收支综合研究的重点方向：区域二元碳收支的集成模拟研究,区域碳收支的空间分异规律研究,基于区域碳收支核算的区域横向碳补偿研究,区域碳收支与区域资源环境效应的关系和区域碳收支的综合调控研究。
作为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相关制度和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形成的一种聚落形态,中国农民工聚居区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本文在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农民工聚居区研究划分为起步阶段、扩展阶段、社会空间转向和社区治理3个阶段。总体上看,对农民工聚居区的研究,在空间形态方面从静态走向动态,社会网络方面从群体走向空间,形成机制方面从传统的社会学、城市地理学视角转向制度经济学、文化地理学和空间生产视角,聚居区从改造管理走向合作治理,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论文从研究思潮、研究视角、研究重点等方面比较了中国农民工聚居区与西方移民聚居区的差别,并对未来研究作了展望。
现代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人的时空行为,而获取个体在出行活动中的时空位置数据是研究人类时空行为的前提。受数据获取技术的限制,之前对时空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室外空间。随着室内定位技术的出现和应用,这类研究由室外空间扩展至室内空间。室内定位技术和方法较多,但从数据的角度来看,根据数据获取中使用定位方法的不同,可将室内定位数据分为几何位置数据、指纹位置数据和符号位置数据3类。目前,基于室内定位数据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以下4个方面,即：人在室内的时空分布、人在室内的移动模式、人在室内的行为习惯及属性推断、人与室内环境的交互作用。然而,总体上目前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理论和方法体系尚未成熟。本文认为后续的研究中需要关注以下问题：①数据获取方面。相对于蓝牙、射频识别、红外等定位技术,“智能手机+WiFi”模式的定位系统具有覆盖范围广、成本低廉、无需专门设备支持、易与用户交互等优势,是一种最具应用前景的室内定位技术;②研究内容方面。时空行为特征的研究是基础,个体属性推断及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形式和机理研究将是重点,多时空尺度数据融合分析是一种趋势;③科学伦理方面。室内定位涉及微观尺度人类活动的记录,隐私保护问题需要高度关注。
两步移动搜寻法是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研究中的重要方法,在国内外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且发展出了众多扩展形式。但国内研究中对两步移动搜寻法尤其是其扩展形式的应用还较为有限。本文对两步移动搜寻法的主要扩展形式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将国内外研究中提出的两步移动搜寻法扩展形式归纳为基于引入距离衰减函数的扩展、对搜寻半径的扩展、针对需求或供给竞争的扩展以及基于出行方式的扩展4类,并分析了各种扩展形式的优缺点、适用情景以及未来可能改进方向。旨在为相关研究的方法选择提供参考,促进两步移动搜寻法及其扩展形式在国内相关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全球化、创新驱动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创新网络成为经济地理学者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在评述现有创新网络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界定了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内涵和特征,论述了其类型、结构、作用机理和分析方法,并得出结论：全球创新网络与地方创新网络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地方创新网络是全球创新网络的子系统,知识流是创新网络各主体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行业协会、技术联盟与成员之间的多次协商是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重要组织方式,而网络知识测量方法则能较好地实现定性分析结论与统计计算结论的融合,能较好地刻画、模拟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形态、结构、演变和机理。从服务国家建设和推动中国创新地理学发展的目标出发,有必要开展基于中国国情和视角的全球—地方创新网络机理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启动不同产业领域的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比较分析,检验网络知识测量方法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GIS空间分析技术为空间形态的精准判别提供了新的路径和研究视角。本文通过高分辨率Google Earth影像提取2013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分布信息,运用分形模型、形态紧凑度、空间离散度、密度指数定量分析珠三角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态特征,采用GIS空间分析并结合社会经济统计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其分布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①2013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共有2604.71 km2,其空间分布呈现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并且形成了交错式、零散式和集中式3种分布模式。②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具有很强的分形特征,核心区的分形维数整体小于外围地区,而空间结构的稳定性高于外围地区;珠三角各市中,工业生产空间形态紧凑度最高的为珠海、最低的为广州,而空间离散度最高的为惠州、最低的为中山;珠三角各市工业生产空间的规模差异显著,与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工业企业数等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东莞、深圳、中山、佛山的密度指数过高,需加强工业生产空间的集约高效利用。③自然因素与交通条件、城镇化与开发区的发展、政策的引导和调控以及经济全球化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
物流企业是承担城市间物流配送任务的专业化经济组织,在全球城市网络研究方兴未艾的今天,基于物流企业关联的城市网络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以全国百强物流企业的总部—分支机构为基础数据,采用网络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基于生产/生活性物流功能的长三角地区空间关联格局呈现出“一体两翼”(上海为龙头,苏浙为两翼)的发展态势,并有逐渐向苏中和浙南等地区扩展的趋势;“一主两副”的空间结构正逐渐被打破,并呈现出“Z”字形向“一轴多极”的网络空间结构转变和中小城市跨区域的空间关联存在断层等新特征;在企业利益最大化与交通信息技术变革的作用下,长三角地区城市网络的形成主要受到GDP与城镇化率的影响。
为建立碳排放敏感性人类福祉指数(HWI),运用LMDI方法对全国、区域及省区层面人类福祉变化的驱动效应及其时空分异进行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①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类福祉水平不断提高,正向世界高人类福祉水平推进,但2005年以后人类福祉提升所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越来越大;②在1980-2010年期间的中国人类福祉提升中,2000年以前由经济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共同驱动,2000年以后则以经济效应驱动为主;③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生态效率等因素共同影响中国区域人类福祉演变趋势。其中,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是主要驱动力,而生态效率效应则是主要的抑制力;从四大区域来看,提高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是东部地区提升人类福祉最主要的驱动因素,经济增长是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提升人类福祉的核心驱动力;④中国人类福祉变化驱动效应可归纳为4种区域模式。其中,上海是技术效应为主的驱动模式,江西、湖南、四川、甘肃是经济效应为主的驱动模式,北京是“生态效率效应+技术效应”组合驱动模式,其他省区主要是“经济效应+技术效应”组合驱动模式;⑤中国应实施兼顾降低碳排放和提高人类福祉的低碳人文发展战略,着力扭转生态效率因素的减量效应;逐步改变经济效应为主推动人类福祉提升的驱动模式,构建人类福祉可持续提升的多元驱动模式。
适应能力及其评估框架为农户生计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本文在干旱环境背景下,借鉴农户可持续生计和适应能力相关理论,探讨民勤绿洲地区农户适应能力及适应行为。按照适应能力评估框架,构建农户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问卷和实地调查获取数据,在农户适应行为分类的基础上,测量不同适应类型农户的适应能力,分析影响农户适应类型的因素。结果表明：①从农户的适应行为来看,积极主动的适应行为选择较多,减少消费、参加社会保险等适应行为选择较少;农户适应类型中,综合适应型的比重最大,被动适应型最小。②农户的适应能力方面,各维度整体分布较为均衡,但自然能力和社会能力存在显著分异,而物质能力、金融能力、劳动能力和学习能力较均衡;不同农户适应类型中,综合适应型农户适应能力更稳定,务工主导型和被动适应型的稳定性较差。在适应能力六大维度中,物质能力在六大农户适应类型中所占比重最大,自然能力最小。③家庭物质资产、非农就业比重、社会网络、人均“退还关压”面积、受教育程度等适应能力指标对农户的适应行为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全球变化背景下,准确获取森林覆盖是监测森林资源动态、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为将省级尺度森林资源清查面积资料空间化,以黑龙江省为例,利用1999-2003年该省森林资源清查面积数据,结合2000年500 m分辨率的MODIS数据,构建了基于阈值分割的森林类型遥感识别方法。该方法利用不同地表覆被类型归一化植被指数时间序列的季节分异特征,以森林资源清查面积为标准,设定森林类型的划分阈值,识别了黑龙江省森林类型的空间分布。最后,基于分层随机抽样和精度评价方法,表明森林类型识别结果与地面参考数据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总体分类精度为78.1%;特别是季节特征明显的落叶林,精度可达80%以上。本文所构建的方法可将森林清查统计数据进行准确的空间定位,同时结合多期森林资源连续清查资料和遥感信息,可为识别并量化区域生态系统生物量和碳库变化等提供科技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