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崛起,世界主要大国将战略中心转移至亚洲并通过各种经济组织和经济联盟等经济途径重塑中国周边环境,由此导致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形势变得极其复杂。中国则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经济途径化解。本文按照全球—区域—国家间的尺度,探讨了国际经济组织、经济联盟和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等3种主要经济途径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机制及空间表现。结果表明：通过国家间经济依赖的不对称性改变各国权力大小,进而影响地缘格局中地缘体的权力分配,其空间表现主要为影响地区冲突和改变国家地缘空间影响范围。而国际经济组织和经济联盟则通过权力再平衡影响地缘政治格局,其空间表现主要为数量增长、交错分布和空间范围扩大。中国学者对如何通过经济途径增强地缘政治影响力、改善中国地缘环境的研究不够充分。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应更为关注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周边乃至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为此,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研究：①将经济相互依赖转化成为有效的地缘影响力;②利用国际经济组织和经济联盟拓展中国地缘政治空间;③“一带一路”空间走向及沿线国家;④多尺度经济途径影响效应分析;⑤运用定量模拟方法探求国家地缘影响力演变的影响因素以及驱动机制等,为中国的地缘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和研究实证。
边境地区是国家重要的国土安全屏障和对外开放门户。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边境地区成为地理学、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点。科学认识和总结国际边境研究是推进学科发展的前提。本文以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中边境研究的学术论文为依据,借助于Citespace科学计量工具,系统回顾了国外1990-2015年边境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领域重点和研究趋势。从文献计量统计分析来看,1990年以来刊文量最大的期刊包括《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等。国外边境研究的领域集中于政治地理、环境生态、商业经济、公共管治、人文艺术等方面。地缘政治视角下的领土、国家权力始终是边境研究的重要内容。新世纪以来,边境研究在汲取了批判性地缘政治学、人本主义地缘政治的精髓后,逐渐增强了对边境环境、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反思。在文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边境的地理涵义和政治属性、经济商贸交流、边境一体化、边境冲突与安全、文化与社会建构、跨境合作制度等领域的研究趋势。最后提出,未来中国边境研究应增强边境地区的综合性发展战略研究,搭建适应于中国特色发展的跨境合作平台与机制,融入国际政治学、民族学、自然地理学等多学科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橡胶市场和地缘经济合作机制的影响下,作为中南半岛唯一的内陆国家,老挝正在经历以橡胶林扩展种植为主导的土地覆被/土地利用变化(LCLUC)。橡胶扩展种植不仅对全球最大的橡胶消费国——中国进口天然橡胶至关重要,其引起的LCLUC也对老挝国内农户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造成了深刻影响。本文首先总结了老挝橡胶林种植模式、扩展机制和发展潜力,其次回顾了老挝橡胶扩展种植相关研究进展及橡胶林遥感方法研究进展。综述表明：老挝境内橡胶林种植模式、适宜性空间评价、遥感监测、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影响评估研究,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迄今,有关老挝全国层面的橡胶林种植和扩展地理分布及时空变化信息仍非常缺乏,同时橡胶林种植与快速扩展对农户生计和自然环境(水土流失、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等)影响尚缺乏系统研究,这也是未来需要优先关注的研究方向。本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老挝橡胶林扩展特征及其社会与环境影响,既可为指导老挝橡胶种植业有序良性发展提供科技支撑,也可为中国海南与云南等省橡胶发展提供借鉴。
国外关于男性气质(Masculinity)的研究由来已久,地理学关于男性气质的探讨最早出现于女性主义的研究中,地理学者通过对其他学科相关理论的引用以及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的借鉴,采用文本分析、个案研究等方法,对男性气质,特别是支配性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乡村与城市男性气质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并将男性气质的理论发展到了城市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后殖民主义地理学等分支学科中。地理学者采用建构理论,综合社会、文化、性别和女性主义地理等多元视角,不仅分析了男性身份政治的形成过程,而且探索了不同男性身份政治形成的空间与环境,并尝试建构男性气质地理学。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外人文地理学关于男性气质研究的回顾和梳理,为国内人文地理学中男性气质的研究提供指导与借鉴。
基于植物物候的遥感监测对于研究植被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本文在阐述植物物候遥感监测原理及其通用技术流程的基础上,分别从植被类型及其所处的地理条件、遥感数据源及其预处理、植物物候遥感识别方法和植物物候遥感监测结果评价4个方面分析了影响植物物候遥感监测精度的因素,并针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探讨了提高植物物候遥感监测精度的可行性途径,即建立高分辨率的近地面遥感定点观测及数据共享网络,发展普适性更强的卫星遥感时序数据去噪及植被指数曲线重建方法,寻求稳定性更高的植物物候期遥感识别方法,探索综合运用地面观测、遥感监测与模型模拟实现物候观测空间尺度拓展的可能性。
特殊的地质背景与生态环境叠加强烈的人类活动,导致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系统呈现显著的脆弱性特征。从生态系统敏感性和适应性角度出发,喀斯特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生境对外界扰动响应的脆弱性特征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尤其是借助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生产力、土壤水分/养分等指标揭示了喀斯特生态系统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石漠化等过程的敏感性等方面,但综合野外试验、数值模拟、数理统计等手段的生态系统敏感性定量化研究仍较薄弱。在生态系统适应性方面,虽然具有喜钙、耐旱以及石生等特性的植物种群通过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的自我调节能够呈现出对岩溶环境的适应性,但喀斯特生态系统对人类干扰和气候变化等环境胁迫响应的适应机制仍缺乏长期的生物及理化过程研究。今后,应针对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生境间的正反馈机制,增强系统组分的耦合分析,加强喀斯特生态系统脆弱性驱动机制研究与定量评估,突出系统脆弱性在石漠化遏制和生态恢复重建中的关键地位。
本文根据1901年以来的62次强火山(VEI≥4)喷发年表和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发布的格点气温资料(CRU TS v.3.22),采用时序叠加分析方法,辨识了不同纬度、不同季节强火山喷发对中国温度变化区域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纬度强火山喷发后的1~2年,中国温度基本以下降为主,但降温强度存在显著的区域与季节差异。高纬火山喷发后的显著降温区域发生在东北和东南地区,冬半年温度下降达1.2°C,夏半年温度下降2.0°C;中低纬火山喷发后,冬半年温度的显著下降区域发生在青藏、东南和东中部地区,幅度为1.3~2.2°C,夏半年温度下降幅度比冬半年小;赤道火山喷发后,冬半年温度显著下降区域发生在东北、东南和青藏地区,且降温幅度均大于1.2°C,夏半年西北和东中部地区降温幅度偏小。此外,强火山喷发后第3年,部分地区还出现二次降温现象,降幅甚至超过第一次;然而,同一纬度强火山喷发后,其所造成的降温幅度和降温区域差异与强火山喷发的季节关系不大。
本文以雅鲁藏布江流域为研究区,利用13个气象站点的实测降水量数据在年和月尺度上验证了中国地面降水网格数据、CRU(Climatic Research Unit)降水数据和GLDAS(Global Land Data Assimilation System)降水数据的精度,并分析了不同源数据降水量年际变化特征和概率分布特性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4种不同来源的降水数据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年尺度和月尺度上中国地面降水网格数据与实测降水量数值最接近;而CRU降水数据和GLDAS降水数据与实测降水量相差较大,在使用时需谨慎。从空间差异性看,年尺度上CRU降水数据在每个站点与实测降水数据的相关性均高于GLDAS降水数据,说明前者的空间一致性较好,但相对误差却比GLDAS降水数据大。从年内变化趋势看,中国地面降水网格数据能较好地反映流域降水月尺度的变化特征,CRU降水数据则在流域大部分地区的汛期时段都存在明显的高估,而GLDAS数据无法反映月降水变化趋势,年内坦化现象十分显著。从年际变化特征看,中国地面降水网格数据能较好地反映实际降水量的年际变化特征,而GLDAS降水数据和CRU降水数据反映的降水量年际变化特征偏小,其中GLDAS数据的坦化现象更严重,会高估低降水值,低估高降水值。从降水概率分布情况来看,3种来源的降水数据均不能反映站点实测的极端降水事件。
企业的进入退出存在显著的前后关联,关联机制可以分解为竞争效应与乘数效应。本文探讨了1998-2013年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化过程,发现地级市尺度的企业动态存在明显的时空关联。16年间,企业动态空间格局发生了剧烈演变,逐渐表现出同类型地区集聚现象。利用差分GMM的动态面板模型验证了企业动态在时间上的前后依赖关系。前期的进入与退出对本期企业动态有不同的影响,竞争效应决定企业的进入,乘数效应决定企业的退出。前期企业动态对后期进入的影响会立即显现出来并随时间衰减,而对退出的影响则存在明显滞后效应,在两年之后达到峰值。同时,产业动态关联机制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显示出更强的竞争效应。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应采取差别化的政策来指导地区的产业发展,实现产业更新、结构升级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东部地区应建立企业准入门槛,降低低效企业退出壁垒;西部地区应该积极吸引新企业进入,并保护在位企业,防止企业退出导致的连锁性萧条。
国内外有关风险投资(VC)空间集聚的研究大多基于国家层面,本文基于北京市VC机构的位置和联合投资信息,运用本文空间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技术,研究VC机构的空间集聚和合作网络。空间分析发现,VC机构主要集聚在CBD、金融街、中关村三大核心区;在时间尺度上呈现分散—集聚—再分散的趋势。其中,国资机构主要集聚于金融街,外资机构主要落户于CBD,且以私募基金(PE)类机构为主;中关村则依托高新技术成为创新型企业的融资区。叠加合作网络后进一步发现,城市尺度下的VC机构合作并不受地理区位限制,并且各个VC集聚区之间关系颇为紧密。按“中心度”到“边缘—核心”的递推分析表明,外资机构在北京市风险投资合作网络中具有突出地位,其对联合投资的偏好主导了网络的形态。国资虽占据了部分网络节点但核心地位不够突出,而本土民营机构虽然数量较大但在网络中多处于半边缘位置。
问卷调查法是旅游研究的重要手段与方法,然而在实际研究中,应用问卷调查法往往存在规范性不足的问题。本文以国内四大核心期刊的468篇涉及问卷调查法的旅游研究论文为研究样本,通过对问卷调查研究中的问卷设计、样本代表性、统计分析等方面的梳理分析,发现问卷调查法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存在如下问题和不足：①问卷设计规范意识不强,缺乏对问卷设计的理论基础和问卷的试测与修正的必要描述;②样本的代表性不明,缺乏对抽样方法、问卷回收率、样本规模确定的必要说明;③问卷数据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与调查目的不匹配,缺乏对数据信度与效度的检验。本文据此及相关文献归纳总结,提出了旅游研究中问卷调查法的应用规范。
在既有理论基础上扩展了城市群多中心网络的度量工具,考察中国12个城市群总部—分支机构的企业关联网络,比较梳理了地级城市空间联系的拓扑结构。实证研究发现：①包括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典型城市群在内,中国城市群内部网络系统的拓扑结构依然发育不完善,在联系数据方面均呈现出一定的稀疏矩阵特征,空间组合关系均为树状结构。②总部区位(出度)的层级性差异均高于分支机构区位(入度)的层级性差异,显示出城市群内部空间“流”的不对称性。③针对12个城市群内部网络的拓扑结构聚类分析表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地区的城市群内部网络联系较为紧密,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一体化网络特征;其中三大典型城市群存在明显的企业总部集聚核心,其余城市群内部的网络联系松散,跨城企业联系比重较低,在拓扑结构上大多呈现出以省会或副省级城市为指向的向心式联系。
不同层次和范围的交通圈是经济社会空间组织的重要依据。本文运用网络分析与成本加权距离集成算法,设计了定量界定交通圈的技术路线。在此基础上,以通勤便捷为目标,提出1小时交通圈内部圈层的划分方法和轨道交通服务指数,据此分析了北京1小时交通圈的内部层次和结构特征;以经济分工协调为目标,基于时空距离与交通方式,划分北京一日交通圈的圈层,并提出交通廊道的界定方法,据此探讨了北京一日交通圈内部各廊道地区的空间范围与经济基础。结果显示：北京市等时间交通圈的形态受高速交通影响较大,具有显著的偏向式延伸特点,并在边缘地带形成少量“岛”;轨道交通对北京市1小时交通圈的支撑力度较弱,未来应加强重点方向的轨道交通建设;根据各廊道的具体情况,京津廊道、京唐廊道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京石廊道宜定位为承接北京地区产业转移的重点地区,京承廊道与京张廊道则适宜发展生态型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