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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
  • 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
    张雷1|黄园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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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存在着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的明显局限性,能源供应范围的不断扩张成为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必然趋势。作为中国重要的能源资源产地,西部地区一次能源探明储量约占全国资源探明总量的64.3%,在国家能源供应保障协调发育中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本文对中国西部地区1952-2005年一次能源供应的时空格局变化及其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分析的结果表明:第一,作为资源禀赋相对富足的地区,西部地区一次能源供应经历了从地区自给向区外输送的根本性转变;第二,在这一时空格局的转变过程中,西北区外输能力的迅速增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三,遗憾的是,如此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对当地财富积累产生的积极作用很是有限;第四,正因如此,需要重新思考以往西部地区单一能源资源外输传统模式的利弊及影响。

  • 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
    朱华晟1|王缉慈2|李鹏飞2|李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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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迁移通常被认为是企业优势延伸或再造的扩张型迁移,其动力来自于资源稀缺、要素成本上升、技术升级以及环境规制等多重压力,主要体现比较优势的思维逻辑。选择温州灯具企业迁移中山古镇一例,采取半结构式访谈,透析集群企业迁移的多层面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发达地区在要素价格上的差距并不显著,不足以导致非空间邻近的、大规模群体式外迁。迫于同质产品竞争的压力,突破核心技术瓶颈的制约成为企业迁移的重要内在动力。开放的地方网络组织能够减少企业外迁的交易成本和潜在风险,地方行业自律机制及政府公共治理产生的正向集聚力或负向离心力,均影响到迁移决策过程。集群企业的迁移路径具有显著的集群指向性,这意味着,基于集体创新能力和集群治理效率的地区竞争优势构成企业迁移的外部推力或拉力。群体迁移短期容易造成迁出地的产业空洞化甚至引致集群衰退,在增强迁入地集群效应的同时,也会对其原有的市场结构和创新环境产生深刻影响。

  • 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
    王俊松1|贺灿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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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汽车产业的迅速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东北、长三角、湖北十堰—武汉、重庆市、珠三角和京津地区六大汽车企业集聚区,集聚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影响我国汽车企业效率。本文以2004年中国2160个汽车企业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集聚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汽车企业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内部规模经济、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能显著提升汽车企业效率,汽车企业规模越大、相同产业或相近产业的集聚越能有效促进汽车企业共享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和信息资源,增进企业的上下游联系,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外商直接投资对汽车企业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城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对我国汽车企业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城市汽车业外资对本地汽车企业没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对本地汽车生产企业有较明显的溢出。

  • 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
    杨莉1,2|杨德刚1|张豫芳1,2|乔旭宁1,2|唐宏1,2|王国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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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新疆为例,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出区域基础设施与经济交互作用的关联度模型和耦合度模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揭示出新疆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耦合的主要影响因素及耦合机制,并分别从时空角度分析耦合度的时序演变规律和空间分布特点。研究结果表明:(1)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各要素之间的耦合是复杂的,总体上表现在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反馈作用和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两个方面。通过关联度计算遴选出作用于经济的10项基础设施指标和影响基础设施的6项经济指标,它们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系统交互耦合的机制;(2)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与人均GDP的关联性最强,进一步建立作用关系模型,得出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的基本建设投入对人均GDP的弹性为0.264。(3)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耦合度的时序变动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波动性,且空间各异,根据耦合度大小并结合区域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情况,将新疆15个地州市划分为经济发展超前型、趋近协调型、同步协调型和低水平耦合型等4种类型,总体而言以同步协调型为主。

  • 人口与城市发展
  • 人口与城市发展
    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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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运用修正后的重力模型和城市之间最短通行时间的O-D矩阵,模拟长江三角洲人口迁移节点联系状态,判断吸引中心的从属结构,划分人口迁移引力体系的等级结构。结果表明:至2005年,长三角共形成上海、南京、杭州、宁波、温州5个一级人口吸引中心,无锡、徐州2个二级吸引中心,连云港、淮安、扬州等9个三级吸引中心;这些吸引中心共同构成5个Ⅰ级引力体系,7个Ⅱ级引力体系和14个Ⅲ级引力体系。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人口迁移空间结构演变的一般模式:即“单核集聚”—“多核结构”—“单中心体系”—“多中心网络”。通过吸引中心等时圈分析,认为区域快速交通体系布局对人口流动空间格局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引导和支撑作用。最后从城市轨道交通、地方行政壁垒和中心城市发展角度对长江三角洲不同层次的规划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 人口与城市发展
    张文佳|柴彦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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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2007年北京市民活动日志调查的第一手数据,建立了强调家庭和决策过程的嵌套Logit模型,探讨居住空间对购物出行行为的影响,并在居住空间尺度上模拟评估土地利用政策对居民购物出行优化的作用。结果表明,居住区位的差异往往导致居民通过调整其生活方式(如购物出行模式)来适应,而非直接显著影响其购物出行需求(反映在家庭购物出行频率)。居住地商业密度对购物出行频率和出行模式决策的影响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且需求弹性均随着商业密度的变化而变化。这说明需要针对不同区位、不同居住空间、不同出行需求弹性情况来实施不同的土地利用政策和规划,以便优化购物出行需求。同时,城市居民购物出行模式的调整优化既需要居住空间的土地利用调整也需要交通设施和交通状况本身的改善。

  • 人口与城市发展
    郭月婷1|廖和平1|彭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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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总结了近年来中国城市空间拓展在形态与模式、空间拓展机制、空间拓展动态模拟、空间拓展环境效应等多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提出现阶段中国城市空间拓展研究的主要特点是采用定量化的研究方法,筛选城市空间拓展的驱动因素,应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获得城市空间拓展准确信息,在此基础上构建模型对不同时空尺度的城市空间拓展过程加以模拟,并对城市空间拓展引起的生态环境效应加以分析,以此开展相关理论研究工作。针对目前研究工作特点和存在的不足,本文认为,今后中国城市空间拓展的主要发展方向应是借助日臻完善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深入开展城市空间拓展合理性评价,构建定量化动态模型,协调城市空间用地的增量布局与存量调整,并加强与国外城市空间拓展的比较研究。

  • 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
  • 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
    陈少沛1,2|谭建军1|李英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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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模式交通是未来城市交通的重要形式,多模式交通系统要求每个交通模式平衡发展并发挥其最好的服务性能。可靠的数据和信息获取是建立可持续多模式交通系统的基础。单一模式的交通地理信息系统信息模型不能准确地反映城市交通空间网络的特性和联系程度。针对此问题,提出一种面向多尺度多模式的城市交通网络地理信息系统数据模型,支持多模式交通网络地理数据集成化和拓扑关系模型化,实现多模式交通数据的综合分析和表达。数据模型在概念和逻辑建模层面上,应用面向对象设计语言及其扩展机制集成面向地理信息时空特征描述的可视化语言插件(plug-in for visual languages, PVL),将不同交通线网集成于一个综合信息模型中。交通线网的多尺度表达允许不同的交通地理信息系统应用和专业化信息服务的开发和实现,辅助多模式交通网络规划和发展,并且进一步优化城市交通的应用。将模型应用在广州市多模式交通系统中进行可靠性和实用性验证,对未来相关的研究和应用具有指导意义。

  • 人口与城市发展
  • 人口与城市发展
    张纯|郑童|吕斌|柴彦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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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1世纪大都市的公共交通系统中,出租车已经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出租车服务便捷、高效的特性,对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都起到有益促进,从而提升城市空间的整体可达性。本文借鉴时间地理学方法,基于在北京市中心城区分群抽样的小样本问卷调查的汇总分析,发现出租车司机就餐行为空间具有集中在二环路到四环路之间、临近城市快速路、沿对角线方向道路和河湖等分布的特征。采取日路径法对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表明,出租车司机的居住地和工作班制等个体属性影响长期的就餐习惯,而包括经济支付能力、客源发生量、停车便利性等在内的客观制约因素会影响具体就餐行为的选择。针对目前就餐服务供给与司机就餐时空需求之间不匹配的矛盾,从宏观选址布局和微观场地设计两层次提出设置功能综合的“的士驿站”和汽车穿梭餐厅、并延长现有就餐场所夜间营业时间等城市规划建议,为适应现代化大都市灵活多样的市民出行需求、以及高效城市交通体系构建提供借鉴。

  • 土地利用变化
  • 土地利用变化
    于伯华1|吕昌河1|吕婷婷2,3|杨阿强1,4|刘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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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被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化都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异特征。本研究以1981-2006年间的GIMMS/NDVI产品为主要数据源,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支持下,分别从植被空间分布、植被波动和植被变化等方面,探讨了青藏高原植被覆盖变化的水平地域分异特征。研究结果显示,1981-2006年间,雅鲁藏布江河谷区、错那县和墨脱县的西北部、柴达木盆地南缘、三江源地区的顶端和青海南山北麓等区域地表植被年际波动较大。反映区域植被盖度时间变化趋势的SLOPE值以及植被盖度,具有从南部、东南部向北、西北部“下降—上升—不变”的规律。植被盖度下降显著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和青海湖南部,其次是三江源中南部地区;植被没有明显变化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藏北高原和柴达木盆地。植被指数显著上升的区域集中在雅鲁藏布江河谷区,植被指数明显上升区域主要分布在人迹罕至的唐古拉山和念青唐古拉山等山间盆地区,轻微上升的区域分散在明显改善区的周围。依据SLOPE值的空间分异特征将整个高原划分为4个一级区:帕米尔高原植被指数上升区、藏北高原—阿里高原—柴达木盆地植被指数稳定区、高原中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河谷植被指数上升区和三江源—横断山区植被指数下降区。

  • 土地利用变化
    李雪瑞1,2|王秀兰1,2|冯仲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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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判别城市扩展规律,剖析演化过程,对于预测城市未来演化趋势,制定合理的调控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遥感对地观测技术可以提供丰富的城市扩展变化数据,成为城市扩展监测的主要手段。本文以1988、1996、2004年TM遥感影像为依据,应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并首次采用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模型提取了北京市城市实体边界,分析了北京市1988-2004年间城市扩展的面积、方向、扩展类型以及城市扩展的导向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近20年一直处于城市扩展的快速发展阶段,并受地形、环境、卫星城、交通干线及政府等方面导向影响。

  • 土地利用变化
    邓羽1,2|刘盛和1|姚峰峰1,2|王海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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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城市建设越发需要有章可循。城市土地的合理配置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环节,其基础性工作之一--城市基准地价评估更是作用显著。在对传统地价评估方法和常规克里格方法进行总结及评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第二信息源的协同克里格方法,并对其预测结果和精度加以全面分析,最后详细解读了由该方法反映出的地价空间结构特征。实证研究表明:克里格方法与反距离加权法相比,在预测及校准误差方面有着明显的改善;协同克里格法在均方差精度指标上更显优越性。因此,协同克里格法更具实用性和科学性,可以广泛应用到各级城市地价评估工作中。

  • 土地利用变化
    李希灿1,2|王静2|邵晓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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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近30年来模糊数学方法应用在我国土地资源评价中的论文进行检索与分类统计,以常用模糊数学方法为主线进行应用进展分析与展望。研究结果表明,自1980年以来,模糊数学方法在我国土地资源评价中逐步得到应用,研究论文分布在几十种期刊上,论文作者比较分散;其中,模糊综合评价、模糊聚类分析方法应用相对较多,分别占检索论文总数的46%和26%。模糊综合评价方法主要应用在土地适宜性评价、土地质量评价、可持续发展评价等方面;模糊聚类分析方法主要应用在土地利用类型划分和土地资源评价等方面。模糊数学方法将在土地资源评价、分类、规划、决策、预测和控制问题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应用。在应用模糊数学方法时应注意合理描述模糊概念、注重多种方法并用,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 生态与环境变化
  • 生态与环境变化
    李猷1,2|王仰麟1|彭建1|刘珍环2|吴健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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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全球变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全球海平面上升威胁海岸带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各国政府和科学研究关注的焦点。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对区域海平面上升的生态损失评估进行了初步探索。以深圳市蛇口半岛为研究区,预测研究区2100年相对海平面上升幅度,评估海平面上升对风暴潮、土地淹没的影响以及造成的生态价值损失。研究结果表明:(1)风暴潮加剧。2100年相对海平面上升1m,100年一遇最高潮位重现期减为小于10年一遇。海平面上升后50年一遇和100年一遇最高潮位分别为3m和3.3m,威胁沿岸工程设施安全;(2)淹没沿岸土地。研究区内4816.2ha土地受到淹没威胁,占研究区面积的16.6%,其中以建设用地和养殖水域为主,分别占淹没区面积的近60%和30%,面临巨额经济损失;(3)生态价值损失在不同重现期潮位下分别达到1966.55万元/a、4472.92万元/a和5052.83万元/a,地均价值损失分别占深圳市地均GDP(2000年计价)的0.8%,1.1%和1.2%,使深圳市地均GDP(2000年计价)存在约一个百分点的潜在损失。

  • 生态与环境变化
    王云平|别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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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生态足迹模型被众多研究者和一些国际机构作为测度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但在用于区域可持续发展测度时,测度结果有时是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相悖的。因此,学术界对该方法一直存在争议。目前的一些研究认为:生态足迹模型不能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测度方法,区域生态赤字也不能指示区域生态超载,但全球生态赤字可以指示全球生态超载;这是由于生态足迹模型存在的生态偏向性和否认贸易合理性造成的。本文将生态足迹模型具有的测度功能分别与测度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可持续性应具备的功能进行比较,得出:无论在全球还是在区域尺度上,生态足迹模型不仅不能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测度方法,也不能作为生态可持续性的测度方法,当然,生态赤字也不能指示生态超载;这是由于生态足迹模型不仅存在生态偏向性和否认贸易合理性的缺陷,同时还存在混淆概念的逻辑错误。这个结论进一步推进了当前生态足迹模型的研究结论,有助于生态足迹模型的正确运用。

  • 生态与环境变化
    智静1,2,3|高吉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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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的家庭消费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食品消费是家庭消费的重要内容,本研究1978-2006年国家统计数据,通过对中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差异以及食品消费周期中能源、化学品等物质投入进行分析,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研究城乡居民食品消费对碳排放产生的影响。主要结论包括:①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改变,对碳排放的影响逐渐增强,因为消费相同重量的肉蛋奶等制品所产生的碳排放量高于粮食消费;②城镇居民在食品消费碳排放总量上高于农村居民,其中,直接碳排放量农村居民高于城镇居民;间接碳排放量城镇居民高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饮食消费习惯不利于减少食品消费碳排放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将增加居民食品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③提高食品消费相关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可以有效地降低食品消费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研究结论为研究食品消费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引导可持续的家庭消费模式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 生态与环境变化
    史兴民1,2|王建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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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街道灰尘是反映城市环境污染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以咸阳市区为研究地点,在咸阳市交通十字路口采集街道灰尘样品,采用原子吸收光谱仪测定街道灰尘中的Pb、Cd、Cu含量,研究咸阳市街道灰尘重金属的污染含量水平和空间分布特征。采用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对样品中重金属的潜在生态危害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咸阳市街道灰尘重金属大多数地方超过了陕西省土壤背景值,Cu污染浓度多处于1~5.8倍背景值水平;Cd大多处于0~1.7倍背景值水平;Pb大部分处在0~2.6倍背景值水平。就单个重金属潜在生态危害系数平均值来看,街道灰尘的潜在生态危害最大的是Cd,Cu的生态危害次之,生态危害最低的是Pb。总体来讲,咸阳市街道灰尘的生态危害水平属于轻生态危害。

  • 生态与环境变化
    罗光强1,2|耿元波1|袁国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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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地生态系统在全球碳循环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碳同位素技术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草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研究中。本文阐述了碳同位素在草地土壤有机碳的来源、光合作用产物碳在草地生态系统中的分配、草地土壤有机质的周转及草地土壤呼吸研究方面的应用,重点论述了碳同位素在土壤呼吸方面的应用。应用碳同位素对土壤呼吸进行区分的方法主要包括13C自然丰度法、脉冲标记法、同位素稀释法、模拟根际沉积物法、14CO2动态模型法、根系分泌物洗涤法等。碳同位素技术对草地土壤和根干扰很小,方法相对成熟,为深入研究草地生态系统碳循环提供了巨大潜力。在我国,应用碳同位素方法研究草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在土壤有机碳的来源、分配及周转和土壤呼吸区分等方面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也有进一步研究的发展空间。

  • 生态与环境变化
    陶冶1,2,3|刘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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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天山及其附近山脉是世界拟南芥及其近缘种的主要分布区之一。在对天山—阿尔泰山的浅山地带拟南芥生存分布多年调查的基础上,选取13个代表性样地及18个相关环境因子,研究了拟南芥种群生存分布与环境因子的关系。结果表明:双向指示种分析(TWINSPAN)将13个拟南芥样地分为4个群落类型:新疆绢蒿、新疆绢蒿—猪毛菜、新疆绢蒿—刺叶锦鸡儿—草原苔草、勿忘草—密穗雀麦—草原苔草4类,各类型对应的环境因子异质性明显。不同群落类型在去势对应分析(DCA)、主成分分析(PCA)和典范对应分析(CCA)各排序图中区分明显,与物种对应较好,与TWINSPAN分类结果基本一致。环境因子的PCA分析发现,坡向、有机质、电导率、pH、土壤含水量和有效钾(均为2个土层)是导致样地间环境异质的主要因素,且这些因子间多呈显著关联。CCA分析发现坡向、有机质、pH、电导率和土壤含水量(均为2个土层)与排序轴相关性最大,分析认为上述环境因子是决定物种分布及多样性格局的主导因子,与环境因子的PCA分析结果基本一致。研究还发现,坡向、土壤含水量(第2层)、有机质(第1层)和pH(两层)是影响各样地十字花科种数变化的主要因素,电导率(第1层)是影响拟南芥数量分布的主要因素。

  • 生态与环境变化
    王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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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起重要的支撑作用,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文在界定相对资源承载力概念的基础上,采用相对资源承载力的研究方法,以济宁市为研究区,以山东省为参照区,计算分析了1996-2008年济宁市相对自然资源承载力、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和综合承载力。结果表明:①济宁市各项资源承载力都处于超载状态;②济宁市自然资源对综合承载力的贡献率占较高比例,是人口的主要承载资源。在此基础上,指出济宁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存在的相对综合承载力下降、耕地面积减少、煤炭依赖症、三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分析了济宁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的平原面积大、矿产资源丰富和旅游资源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

  • 生态与环境变化
    张伟1,2|张宏业1|张义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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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性研究既是地理学研究的特点和难点,也是地理学未来发展的趋势。在过去关于地理学的综合研究中,主要存在以下不足:(1)综合性基础理论研究薄弱;(2)自然—人文研究之间的交叉和融合不足;(3)综合的途径和手段偏于定性和单调。因此,当前推进地理学综合研究的关键在于找到一个综合价值尺度,搭起自然系统与经济系统的桥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核算是一项横跨自然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加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核算研究能够有效地推进地理学的综合研究。最后,结合地理学综合研究的趋势,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核算研究进行了展望,提出应从完善生态价值核算的理论基础,改进核算的技术、加强实证研究、提高公众认知度,以及完善相关制度建设等方面推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核算的研究。

  • 生态与环境变化
    苏飞1,2|张平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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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其价值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是区域生态环境变化结果的综合化与定量化,可作为表征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一个综合指标。本文以2001-2006年大庆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为基础,参照谢高地等制定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系数及评估方法,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对估算方法进行了修正,对土地利用变化所引起的大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进行了估算,并通过构建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数(CDEE)对研究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及区域差异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1)大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2001年的182.47亿元下降到2006年的180.69亿元,损失率为0.98%;(2)研究区整体的环境经济发展属于低度冲突水平,处于不协调状态;(3)研究区西北部的环境经济协调度高于东南部,其中林甸、杜蒙和肇源三县处于低度协调水平,除萨尔图区外的其他市辖区以及肇州县处于低度冲突水平,萨尔图区则处于严重冲突水平。

  • 方法模型与应用
  • 方法模型与应用
    刘春凤|何书金|赵歆|姚鲁烽|高松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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