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要素变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化具有重要影响。论文基于1990—2020年29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Mann-Kendall方法将中国市域经济增长划分为1990—2012年和2013—2020年两个阶段，进一步采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不同阶段生产要素变动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中国区域经济始终保持增长趋势，区域经济高速增长区已由东部沿海地区逐步转移到内陆地区，增长格局由明显的“东西”差异向“东西”和“南北”差异并存转变。② 生产要素变动的空间分布格局存在明显的差异。资本存量比重大的区域由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连片分布逐渐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同时在中西部的核心城市零星分布；从业人员增量格局中东南高、西北低的局面始终存在，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资本深化水平和要素投入产出效率总体上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深化程度和效率较高的地区仍为几个核心城市群。③ 生产要素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在不同时段有一定差别，两个阶段对区域经济增长起主要促进作用的要素分别是要素投入产出效率和从业人员数。研究结果可为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关乎地区可持续发展。论文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定量分析2010—202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特征及耦合协调时空变化格局，并对其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 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乡村振兴高水平地区逐渐以黄河干流为轴线条带状分布；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保持稳定，省会城市仍是高值区的主要集聚地。(2) 耦合度类型空间异质性大，目前以磨合阶段为主，而耦合协调度以濒临失调为主，集中分布在陇东、陕北等地区，相对发展类型整体以新型城镇化滞后型为主。(3)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格局变化是多种要素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收入、消费、投资是主要驱动力。因此，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黄河中下游要针对地区发展实际，采取差异化的策略来推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铁等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知识跨域流动越发普遍，并对区域和产业演化产生重要影响。论文利用2011、2016和2021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专利引证大数据和两位数制造业产值等统计数据，并运用Logit模型等方法对长三角城市产业比较优势演化及其知识流动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随着长三角城际知识流动网络的日趋紧密，城市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门类整体上愈加丰富；② 知识跨域流动对产业比较优势演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某城市更容易在强知识关联城市的专业化领域发展自身比较优势；③ 长三角城市产业比较优势结构演化存在显著的知识网络关联，强知识流动城市间的比较优势结构的相似性更高。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学界对数字经济时代产业比较优势演化的知识动力及其多尺度相关多样性的认识，有助于为区域创新和产业升级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新型城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如何通过新型城镇化来推动水生态文明建设，是淮河生态经济带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针对这一问题，论文在解析城镇化影响水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机制的基础上，基于淮河生态经济带2006—2020年的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城镇化对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 淮河生态经济带综合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对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均呈典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城镇化先抑制、达到一定阈值后转为促进水生态文明建设；② 淮河生态经济带各城市的人口城镇化在2014年皆达到拐点值，而综合城镇化水平尚未达到拐点值，需要加快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切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③ 淮河生态经济带城镇化对水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显著的倒“U”型溢出效应，同时，在当前研究期内水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负向外溢效应。论文为深入解析城镇化与水资源互动关系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也为深化新型城镇化提升水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经验证据。

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论文梳理并构建了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城市创新发展的多维机制，基于2010—2019年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集，在揭示城市创新水平时空动态特征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 2010—2019年，中国城市创新水平呈现一定的非均衡发展态势，地区间发展差异有扩大的趋势，并且呈现显著且稳定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② 全国层面，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的发展仅有助于提升本地区城市创新水平，而数字技术在推动城市创新发展方面具有更强的渗透效应。③ 数字经济多维度水平均对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4个地区的城市创新水平表现出积极作用，但只有数字技术在4大区域的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城市类型异质性看，数字技术同样表现出最强的影响力和技术扩散效应。文章拓展了数字经济赋能创新发展的研究视角，并为利用数字经济推动城市创新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北京通州区的城市副中心建设在完成重塑空间格局的同时，还承担着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责任。论文采用合成控制法，使用2002—2020年的面板数据，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等5个维度识别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对迁入地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副中心建设提升了通州区的产出效率、促进了节能减排，但降低了医疗服务供给水平；对产业结构提升、利用外资、提高居民收入和增加教育服务供给没有显著影响。这种异质性结果表明，从不同维度观察高质量发展比单纯评估经济总量更全面。针对高质量发展不同维度的变化特点，可采取以下针对性的措施：① 将基础设施、人口迁移、产业规划和公共服务进行匹配，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② 尽快提升现代服务业水平，为副中心产业升级提供支持；③ 充分发挥副中心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为其他地区对外开放树立标杆。

地方粮食储备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市场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加强青藏高原粮食储备，对巩固国防和国家安全战略部署具有重要意义。论文提出基于需求法的粮食储备规模测算方法，并结合青藏高原储粮自然条件和粮食生产消费特征，通过修订地方粮食储备人均口粮消费参数和供应时间参数，测算分析了青藏高原区域粮食储备规模，并采用道路网络分析法，进一步探讨区域粮食储备库基础设施节点空间选址。研究结果表明：青藏高原区域粮食储备总规模约为81.51万t，相当于全年粮食消费总量的24.04%，储消比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17%~18%的最低粮食储备安全水平；区域粮食生产、消费和储备不平衡，且空间差异较大，仅27.19%的县可以实现粮食产消储平衡，大部分县市存在一定的粮食缺口；全区同时满足消费和储备的粮食缺口约181.73万t，其中农区、牧区及半农半牧区粮食缺口分别为124.43万t、33.16万t和24.14万t；综合考虑交通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协作条件和行政区划因素等，青藏高原粮食储备库节点空间布局体系由西宁和拉萨2个一级节点、15个二级节点以及114个三级节点构成；青藏高原实际地方粮食储备规模比理论值低26.39%，须进一步夯实地方粮食储备规模，确保区域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长治久安。研究结果可为西藏和青海粮食储备体制机制改革提供政策参考。

黄河水源涵养区(黄河源区、渭河华县站以上和伊洛河流域)是黄河流域的主要产水区，辨识其径流的综合变化特征及空间差异，可为分析变化环境下黄河流域水循环演变与归因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当前研究重点关注环境变化对黄河流域径流量的影响规律，仍无法全面回答径流情势的变化特征及空间分异。论文以水源涵养区的31个源头小流域为研究对象，采用去趋势预置白(Theil-Sen trend-free pre-whitening with Mann-Kendall test，TFPW-MK)方法、Sen斜率估计和聚类分析等手段，检测了2000—2020年源头小流域内量级、变率、频率、持续时间和时序5类径流情势特征指标的变化趋势，并辨识了其主要类型及空间分布。结果表明：① 大部分源头小流域的所有流量的量级、高流量变率和低流量频率显著增加，低流量的变率、高流量频率以及所有持续时间和时序指标显著下降。② 典型径流情势变化在湟水、洮河、渭河下游和洛河对气候变化更敏感，主要为高流量量级显著增加、但时序显著减少，低流量频率显著增加、但总历时和时序显著减少。③ 径流情势特征指标变化可分为3类：第一类占42%，位于洮河、湟水、渭河干支流及伊河干流，表现为量级、变率和频率显著增加，历时和时序显著下降；第二类占35%，位于三大流域分区的上游和下游，表现为变率下降、低流量的其他指标显著增加，而高流量5类指标均显著下降；第三类占23%，位于三大流域分区的中下游，表现为量级和频率显著增加，变率、历时和时序显著下降。

加强京津双城的互联互动对于促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提升整个地区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细致刻画京津双城的要素对流特征，论文基于“双核结构”理论构建了京津双城联动的分析框架，并通过整合传统统计数据、手机信令大数据、企业联系大数据和调研资料等多源数据，从居民层面的人口对流、企业层面的经济要素对流、政府层面的合作平台共建3个方面开展双城联动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具备了一定的业务合作规模，在各自的优势项目上互为支撑；北京在多数经济发展要素上的绝对优势造成了天津对北京的依赖程度更深，天津还需继续发力以增强其优势溢出能力；双城在功能定位和双城协同的认识上日趋清晰，但京津互联互通还需进一步细化功能协同、健全体制和机制，北京在功能疏解和与天津协同并辐射区域方面，天津在优化要素配置和产业环境、主动对接北京功能定位方面还存在改进空间。尤其是，天津作为门户城市、制造业强市和研发资源优势地区，在对北京的人才溢出、制造业承接、科技成果对接与转化、进出口货物的运输分担和对外联系功能等方面应发挥更大作用。研究结果可为未来京津双城的功能错位、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甚至同城化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已经进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重要表征，然而鲜有研究从4类资本视角探讨其增长的动力机制。论文利用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Translog-SFA)模型测度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构建自然、知识、社会、制度4类资本及外部环境因素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识别发展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 沿海地区平均资本要素禀赋水平稳步上升，各类资本积累速度呈现“慢—快—慢”的发展趋势，区域禀赋存在较大差异。(2) 沿海地区平均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态势，属于中等水平，但增速缓慢，区域差异明显，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3) 2000—2012、2013—2020年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主要驱动力分别为自然资本、知识资本；北部、中部、南部经济圈2000—2012年主要驱动力均为自然资本，2013—2020年主要驱动力分别为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制度资本，自然资本驱动力不断减小，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制度资本驱动力逐渐增强。研究结果可为各地制定差异化海洋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借鉴。

人才内部存在着受教育程度由低到高的学历梯度，关注不同学历人才分布影响机理的差异性，对于制定因类而异的人才政策和优化城市体系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利用中国2005、2010和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资料，从地级尺度上揭示了2005—2015年中国大专、本科及研究生学历人才分布的时空格局特征差异，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解释了不同学历人才时空分布差异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① 中国不同学历人才的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大专、本科及研究生学历人才均主要集聚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而本科及大专学历人才在内蒙古西部和新疆北部等西北地区资源型城市也具有一定的集聚优势，人才集聚的不均衡度随着学历提升而依次递增。人才集聚的不均衡程度均随时间而有所缓解，但缓解程度随学历提升而依次递减。② 人才动态集聚呈现出初期人才比重越高、期间人才比重增幅越大的马太效应，人才动态集聚的马太效应强度随学历提升而逐渐增强。③ 中国大专、本科及研究生学历人才集聚均主要为经济主导型，薪资待遇是不同学历人才集聚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中国区域间薪资水平差距的缩小是不同学历人才分布不均衡态势缓解的主要原因。服务业快速增长，中学教育、医疗条件和交通出行等社会舒适性也会促进不同学历人才的集聚，海拔高度及绿化休憩等环境舒适性整体上并未显著推动中国人才的集聚。④ 经济及社会舒适性因素对人才集聚的促进作用均呈现出随学历提升而依次增加的趋势。

生态福利绩效是提升人类福祉的生态效率，分析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格局与驱动效应有助于揭示中国人类福祉提升的生态效率地区差异及其原因。论文基于主客观综合福祉视角，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格局演变进行分析，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和随机前沿分析法(SFA)深入揭示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变化的驱动效应以及经济增长效应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6—2018年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变化主要依赖经济增长效应驱动，但由于环境福祉效应与社会福祉效应的掣肘，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整体上从3.052降至2.641。在经济增长效应的决定因素中，技术进步发挥着最主要的促进作用。② 中国南方省份与北方省份生态福利绩效的平均值差距由2006年的0.762扩大至2018年的1.005，表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南方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值远高于北方地区，是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南北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③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变化整体显现为经济增长驱动模式，仅北京、天津、上海为“经济增长+环境福祉改善”驱动模式。南北区域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决定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可为推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旅游经济韧性涉及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论文利用1998—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相关数据，在定量测度省域旅游经济韧性的基础上，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并揭示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998—2020年中国旅游经济具有较强的韧性，个别年份的特殊事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旅游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中国旅游经济韧性时空演化具有不稳定性与空间集聚性特征，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旅游经济韧性向高值区演化的概率较高，不同水平的旅游经济韧性总体上呈集聚分布。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区域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机理，交互主导因子的q值总体上大于单个影响因子的最大值，说明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总体上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东部地区旅游经济韧性总体上与旅游业内部要素关系密切，属于“内生驱动型”，中西部地区旅游经济韧性与外部社会经济要素关系密切，总体上属于“外生驱动型”，促进内外循环对提升区域经济韧性具有重要的作用。旅游经济韧性时空演化机制研究可为客观认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以及区域旅游面对风险挑战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新基建已成为中国现阶段经济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为考察中国新基建发展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因素，论文基于2013—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新基建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进而运用TOPSIS-熵值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对其进行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发现：① 中国新基建发展水平逐年提高，各省域之间的差距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② 中国新基建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远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整体时空演化格局呈现出东西扩张态势，重心不断向西南方向移动；③ 新基建发展水平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创新基础、城市化进程和人口规模等是关键性驱动因素。论文通过考察中国新基建在时空上的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希冀为其优化布局与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以人口流动为表征的空间相互作用是热点议题，然而关于其影响因素的非线性机制尚未被充分揭示。论文利用2018年腾讯迁徙大数据，以梯度提升决策树模型改进重力模型，分析距离衰减系数的非线性特征。研究发现：① 城际联系的距离衰减系数呈非线性，偏依赖图曲线存在2个“平台区”(距离衰减系数接近于0)和2个“衰减区”(距离衰减系数约为2.8)，将直线距离替换为路网距离，2018年数据替换为其他年份数据后，结果仍然稳健； ② 与基准模型相比，航空、铁路及公路交通下的距离衰减系数非线性特征存在显著差异，春运期间的距离衰减系数基本保持一致。建议根据城际联系距离衰减规律布局都市圈和城市群，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

城乡要素流动贯穿城乡发展全过程，是构建城乡能否实现融合发展的核心，探究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能够为城乡融合发展破局提供科学指导。论文基于TOPSIS模型对全国292个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究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层面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空间分异特征，达到深度融合水平的多为经济发达城市。相较而言，东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最为平衡。② 全局上看，土地要素与人才要素的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最为显著，且两者驱动作用为负；局部上看，各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③ 土地要素流失使乡村失去了生产要素和发展空间，而人才要素无有效路径回流至乡村，使其限制了城乡融合；政府投资促进实体要素集聚并降低要素流动成本，城乡产业实现分工协作、功能互补，信息要素有效流动降低其他实体要素配置成本并提高配置效率，这益于城乡融合。

减贫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首位目标，厘清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作用机理与成效，可为乡村扶贫开发提供新视角、新路径。论文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探究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机理，并集成多源数据与多元方法对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作用路径与影响的异质性进行了系统性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存在直接与间接双重路径。三维贫困标准下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对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减缓边际效应为67.5%，且减贫效应稳健。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群体差异，因贫困群体的贫困程度、受教育水平与贫困类型不同而呈分异特征，对深度贫困群体和低受教育水平贫困群体的减贫效应相对较小，对收入贫困、就业贫困、健康贫困与生活贫困均具减缓效应。需要科学识别农村普惠金融与贫困群体/地区的耦合过程，实现普惠金融的差异化供给及其与农村教育的深入关联以提升农村普惠金融减贫的深度、广度与可持续性。

乡村发展水平精准评估及类型划分是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问题,可为分类分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融合行政村普查、电子地图POI等多源数据,从村域尺度构建多维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开展乡村发展水平的多维评估和类型识别。结果表明：① 栾川县乡村多维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中等及以上发展的村庄数占比为45.89%,并且任意2个维度间相互作用对解释多维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异有非线性增强作用。② 乡村多维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发展水平高的村庄集中分布在县城附近及重点乡镇所在地,发展水平低和较低的村庄则主要分布在县域边界以及中部乡镇交接区域。③ 单维发展水平呈现较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但不同维度间空间集聚格局有所差异。其中,地理区位和自然本底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资源禀赋好、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地理区位、人口发展、经济基础和社会福利4个维度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和旅游景区附近。④ 根据多维发展评估结果和优势因素,将村庄划分为优先振兴型、预备振兴型、保留维持型、衰退搬迁型和优先搬迁型5种类型。研究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的发展特征,提出振兴路径和发展策略。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的战略方向,也是中国应对未来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值《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3周年之际,论文通过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主要进展、问题,对新形势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进行战略再思考。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进入“创新经济”发展阶段,平台建设、人才集聚与政策配套持续强化,多样化的跨区域创新协同模式不断涌现,但是在成果质量、资源配置、人才结构等方面存在现实挑战。在继续巩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已有的基础上,未来应从“创新资源的获取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创新资源的协同与再分配”等方面持续进行战略优化与调整。

虚拟旅游流一定程度上表征了游客需求的地理指向,是分析中国旅游业空间发展格局、推动国内大循环格局形成的重要突破点。论文利用2016—2020年百度指数搜索数据,基于虚拟旅游流流向视角,构建虚拟旅游吸引力与出游潜力指标,结合空间分析工具剖析其空间分布状况;通过虚拟旅游优势度与关联性分析各节点的作用与地位,系统考察虚拟旅游流网络结构的空间演变特征。研究发现：① 从虚拟旅游流空间结构来看,北京、上海及云南为中心地区,三地向外辐射,形成了以京津冀、长三角、云贵川渝地区为核心的虚拟空间结构。② 从虚拟旅游流的极化与扩散效应来看,长三角地区扩散效应显著,而京津冀及其以南地区和云贵川渝地区极化效应显著。其中,京津冀及其以南地区由双核结构转为单核结构;云贵川渝地区内外部联系不断增强,形成了多核心、多层级的强区域内循环结构。③ 基于虚拟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变特征分析发现,区域内部循环流动是促进区域内外部旅游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④ 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建设及时空邻近性等是影响虚拟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变的重要因素。

数字经济时代,依托互联网平台构建的虚拟空间对实体地理空间的影响不断加剧。论文基于2016—2020年中国网络游戏项目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负二项式重力模型等探究网络游戏产业的城市合作网络结构及其多维邻近性机制,以揭示数字技术对文化产业空间组织的影响,为探索新时期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提供参考。研究发现：① 数字技术的发展强化了网络游戏产业的分散化和集聚趋势,外部网络在网络游戏项目运作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小城市对跨地域合作网络更为依赖;② 城市间基于网络游戏产业价值链分工合作的联系比较稀疏,合作网络呈现不均衡的“菱形”格局,网络层级基本遵循中国现有的城市体系,核心节点高度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地方行政中心在合作网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③ 社会邻近性、认知邻近性、城市产业规模、对外连通性、人力资本等对网络游戏产业合作网络的构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下地理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作用不显著。

伴随着中国海洋经济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在内外部扰动下增强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韧性成为了发展海洋经济的必然途径与重要保障。论文从海洋经济网络结构视角开展韧性研究,运用涉海A股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信息构建海洋经济网络,分别从层级性、匹配性和传输性3个维度对2010、2015、2020年海洋经济网络结构韧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 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网络层级性提升,区域绝对极化与相对均衡化并存;② 匹配性由同配性转变为异配性,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的联系增强;③ 传输性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但具有提升之势;④ 层级性、异配性与传输性的增强提升了海洋经济网络的凝聚性、创新性与开放性,使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网络结构韧性得到增强。研究旨在丰富经济地理学韧性研究以及为海洋经济安全发展提供一定的研究基础和参考依据,以期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撑,探究东北地区相关产业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对促进区域经济及产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借助天眼查软件获取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2009、2014、2019年3个时间节点的A股、新三板上市企业数据,利用马尔科夫链、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而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与探究。研究发现：① 东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增长速度放缓;东北地区各类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均实现等级跨越式发展,达到高水平的产业则平稳发展。② 东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中部“极区”、南部“S型极带”现象加强,集聚特征减弱,省域空间分异逐渐增强;各类产业发展水平空间重心南移,扩散与集聚效应并存。③ 各影响因素发挥作用不同,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影响东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水平格局演变。

鉴于以往研究较少关注城市规模分布形态的规模差异性和城市规模分布演化与城市增长模式之间的关联,论文基于1953—2010年中国6次人口普查数据,选择了全部城市(包含地级市市区和县级市)和地级市(地级市市区)2种样本组,对中国城市位序规模分布的形态特征、演变趋势及其与Gibrat定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主体符合Zipf定律的线性分布,但两端即小城市和超大城市因规模不足而偏离线性分布,这一现象也得到全球各国证据的支持;从演化角度来看,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在早期逐渐分散化并偏离Zipf定律,但从2000年开始转而向符合Zipf定律的方向回归,其中大城市率先在1990年就开始了转向,与这一阶段城市人口随机增长表现出耦合性,从而验证了Zipf定律和Gibrat定律的逻辑一致性。该发现对于促进中国城市规模分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行政中心设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着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论文采用空间分析、双重差分模型等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县级以上行政中心迁移的基本特征、经济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迁移特征方面,行政级别越高,迁移距离相对越远,集中出现在2000年以后,以华北地区最为频繁,西部地区迁移距离普遍比其他地区更远;在迁移效应方面,新行政中心周边人口、经济和建设用地增速都明显快于原行政中心,行政中心迁移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在影响因素方面,主要受资源环境条件制约、旧城规划改造推动、新区开发建设引导、行政体制改革和城市发展战略等因素的影响,行政中心迁移通常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始自行为革命,行为地理学逐渐走向多元化的发展方向,不断扩展自身的理论框架和实践外延,反思并重新认识自身的意义,成为了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社会经济转型的深入,世界越来越向着多样化、个体性、动态化发展,人们的空间行为决策、选择的差异与个性越来越明显,空间与行为的交互越来越强,为行为地理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论文通过梳理行为地理学的学科基础,提出行为地理学的学科定位与内涵外延,并指出行为地理学已经呈现出面向动态人地关系、面向个体生活质量及面向社会可持续发展3个前沿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论文对行为地理学面临的方法论、研究方法与跨学科的挑战进行讨论,并展望行为地理学的未来发展,以期为中国行为地理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提供启示。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新的核心生产要素。为探究数据要素在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过程中的实际价值增值过程,论文基于内生增长模型的演变规律,构建了包含数据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并依托DDF-Luenberger指数及其分解模型,测度2006—2018年间中国沿海1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及各项要素的生产率变动情况。研究结果表明：① 整个研究期内中国沿海各地区数据要素化水平均实现不同程度增长,但区域间数字鸿沟问题依旧不容忽视。② DDF-Luenberger指数测度结果显示,2006年以来沿海各地区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均实现正向变动,且阶段性特征明显。③ 单项要素绩效测度结果显示,数据要素层面：仅仅拥有数据资源只是具备了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潜在可能,全要素数据生产率变动依旧更多地依赖于数字技术变动;劳动要素层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劳动力技能的提升表现出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研究期内沿海各地区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均呈上升态势;资本要素层面：全要素资本生产率变动呈现出明显的时间及空间差异化特征;资源要素层面：沿海省市全要素资源生产率大体上实现了正向变动且阶段性特征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