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准确把握新时期农村发展形势的背景下，基于当前农村聚居模式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构建了由农村聚居模式研究理论与方法体系、农村聚居模式的类型、农村聚居模式的功能与结构、农村聚居模式的发展过程与机理、农村聚居模式的调控与优化等五个方面组成的农村聚居模式研究框架体系，探索了从人地共生、城乡统筹、地域协调、社会和谐等不同视角对农村聚居模式进行研究的总体思路，提出了从地理学方法的应用与创新、多学科方法的融贯综合等两个方面对农村聚居模式研究方法体系进行完善的建议。

 基于赛尔奎因—钱纳里标准模式和库兹涅茨模式，采用灰色关联综合判断方法对1978-2005年北京地区发展阶段演进进行了判断分析。灰色关联综合判断结果显示，1978-1984年前后北京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第一阶段； 1985年前后-1993年前后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第二阶段；从1994年前后-2005年处于工业化后期，并在2001年后开始显现出发达经济的特征。这一结论与这一时期北京市经济发展的实际状态是相符的，也是与其他相关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一致的。通过采用灰色关联综合判断方法，不仅避免了采用直接比较研究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和产业结构等指标与赛尔奎因-钱纳里标准模式和库兹涅茨模式中的相关指标来判断其发展阶段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出现判断结论的偏差过大问题，而且突破了采用赛尔奎因-钱纳里标准模式和库兹涅茨模式判断地区发展阶段演进时明显地有赖于研究判断者的经验和主观认识的困境，降低了判断的难度，提高了判断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靠性。

与服务业地理空间相关的研究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愈益成为研究的热点，而现实经济也迫切需要探讨经济各部门的地理空间发展规律以加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本文在廓清服务业地理空间研究理论与背景的基础上，对其研究进展及趋势给予了分析并做出相关述评。从区位论的探讨到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趋势，特别是空间经济学的兴起以及地理学理论与方法的介入，为该领域的研究注入了动力。目前对服务业地理空间规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服务业、特定服务业部门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上。而学科交叉融合及相关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将奠定服务业地理空间研究坚实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及创新势必加强对服务业地理空间研究的深度；研究视角的多维化与综合将拓展服务业地理空间研究的平台。

引入克鲁格曼和信息化指数对城市引力模型进行修正，引入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人均经济、信息等指标对地缘经济关系测算指标体系进行优化。选取2007年城市市区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人均经济、信息等指标，对珠三角经济圈对外经济联系和地缘经济关系进行了匹配分析。结果显示，总体经济联系较弱、竞争较强、匹配关系合理化程度不高。珠三角经济圈要进一步调整发展战略、推进产业的垂直与水平分工和转移、化竞争为互补关系、增强经济联系。

自然保护区已经成为西藏地区脆弱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管理模式。本文以工布自然保护区为例，根据西藏森林清查数据、工布自然保护区的实际情况和国内外权威部门公布的生态服务参考价格，参照《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评估了工布自然保护区资源的经济、生态和社会价值。结果表明，工布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1778.56亿元。其中经济价值为694.41亿元，主要是由林木价值和林副产品价值组成；生态价值主要包括水源涵养、保育土壤、固碳释氧、净化大气、森林防护、生物多样性和森林游憩，计算得到的自然保护区生态价值为1083.77亿元；工布自然保护区的社会价值中主要是增加就业与维持社会稳定的总价值3815.41万元。根据得到的评价结果，分析了西藏自然保护区在管理方面的现状及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区域发展差距一直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分布态势作为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的体现，与区域差距的形成有密切关联。通过计算1952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地理坐标以及重心间的空间重叠性与变动一致性，刻画了53年间我国经济和人口空间分布的耦合态势，证明了其与区域差距的大小高度相关。在构建经济、人口重心空间耦合过程的作用机制模型的基础上，用均衡点跃迁和势能差转化解释了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过程，揭示了内生和外部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提出了区域发展差距的“多阶段倒U形”的演变规律，并据此分析了1952年以来中国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周期性变化的动因，并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途径进行了讨论。

采用人口分布的结构指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并结合GIS技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辽中南城市群人口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7年，辽中南城市群的人口分布具有各地市人口总量差异较大、人口密度呈西高东低态势、市县人口密度差异显著、人口沿交通轴线集中分布、人口分布的局部空间集聚现象十分显著等现状特征；②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群的人口分布变化具有各地市人口增幅差异明显、人口分布具有不断集中趋势、人口重心逐渐由东北向西南方向移动，人口分布趋同趋势不断增强等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空间自相关的统计分析方法能够更好地揭示出人口的分布特征、人口集聚及其变化的热点，对于人口的合理布局方案等政府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生态经济区克服了传统经济区生态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瓶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方向。目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都已引起国家的高度关注。琼雷生态经济区是在充分考虑了湛江市(雷州半岛)和海南省(海南岛)地区热带资源禀赋、生态环境脆弱性及经济空间紧密性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战略构想。琼雷地区生态本底较好；热带作物资源、海洋资源及港口资源十分丰富，热带特色显著；经济结构以一、三产业为主，生态恢复与维护成本较小；存在地缘一致性和经济紧密性，有一定区域联系基础。但同时本区域存在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影响区域生态安全的因素较多，因此必须坚持生态主导下的经济发展原则。为此，建立中国热带琼雷生态经济区是必要的和及时的。本文从宏观的角度，详细分析了琼雷生态经济区的功能定位和建设的主要内容，以期在中国的典型热带区域打造生态经济区发展平台，构筑中国热带生态经济发展高地。

运用数学方法，计算了城市交通堵塞的机率，量化分析了边际车辆产生的交通拥挤外部性，并进一步探讨了此研究对解决我国城市交通问题的启示。结果显示：如果城市车辆和道路同步增长，每条道路上交通堵塞的平均机率呈加速增长的态势，这个增长过程可以用抛物线口朝上的右支来刻画；并且，随着城市车辆规模的增加，边际车辆的增加造成的交通堵塞的增量呈直线上升。在现实中，城市道路增长速度远跟不上城市车辆的增长速度，这极大地增加了交通堵塞的机率。中国城市规模巨大，交通拥挤外部性明显；大城市交通用地比例低(约占城市用地的10%)，城市有效交通用地比例更低，这些都是造成我国大城市交通拥挤的重要因素。针对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降低我国城市交通堵塞机率的一些措施，其中，发展卫星城、建立多中心的城市空间(土地利用)格局是降低城市交通堵塞机率的最为关键的措施。

运用景观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借助于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分析了1975-2004年城市化过程中开封市郊区农业景观变化过程。结果表明：1975年，开封市郊区农业景观特征显著，为典型的农业景观，景观类型主要是旱地和稻田景观类型，其次为建设用地景观类型，其中旱地景观类型为优势景观类型，景观为农业、城市和自然植被组成的镶嵌体。2004年，西郊城市化特征明显，景观特征表现为密集的建筑物和道路，景观类型主要为灌溉用地和建设用地景观类型，而北郊基本上还保持郊区农业景观特征。1975-2004年，各采样区内景观格局动态明显，其中旱地、稻田、灌丛和沙地景观类型面积减少，芦苇景观类型基本消失，而道路、鱼塘、河流、绿地、建设用地和灌溉地景观类型面积增加。景观变化与城市化发展和引黄灌溉等因素密切相关，景观变化深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苏南模式是以乡镇企业兴起为主要特征的我国农村区域发展的成功典型，代表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的巨大成就。深入分析苏南模式演进中农村发展历程和特征，对于认识农村区域发展规律，探讨新农村建设的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苏南模式的典型代表苏州市为例，深入分析了苏州农村发展进程及其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978-2006年，苏州市GDP呈指数增长，年均递增14.4%，第一产业比重由28.1%降为1.9%，第三产业比重由16.2%升为32.7%，农村农业劳动力比重由75.5%降为16.8%，城乡收入比由1.27扩大到2.0（但远小于全国平均值）；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和非农就业人口增加，极大地推动了苏州农村城镇化进程。1989-2006年的17年间，苏州市城镇用地增加了4.7倍；工业化、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和制度创新，构成苏州市农村发展的四大主导驱动力。

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异常变化是全球目前的热点问题，而能源消耗排放的CO2成为首要的温室气体。为理解产业结构对我国能源消耗及其碳排放的影响机制，本文创建了一个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AECPC模型，提出了平均能耗的概念。该模型从节能效果直接且易于调控的角度反映了不同层次的生产环节对部门生产链能耗的影响，它综合了直接能耗和完全能耗两种方法的优点。通过该模型对中国2005年各产业部门的测算，找出了9条不同能源产品平均能耗最大的生产链，这些生产链主要集中在传统的高能耗部门，但也包含一些其他部门，如自来水的生产与供应业部门。AECPC模型为产业转型对碳排放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指导工具。

通过对制造业区位决策的影响要素分析，讨论各区位因子对制造业适宜性分区的控制作用。以经济发达的无锡市为例，综合考虑生态约束、开发引导和相关空间因素，分别选择生态服务功能、灾害易损性、水环境风险进行生态约束要素分区评价；选择交通、集聚规模和土地潜力指标进行开发引导要素分区评价；同时考虑城镇和基本农田的分布状况。在此基础上，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综合评价全市域制造业的适宜性分区，作为制造业空间区位决策的依据，其中生态环境约束较弱、开发引导较强的地区可以适当布局制造业项目，而生态环境约束较强、或开发引导较弱、或人口相对稠密、或优质农田分布的地区需要严格控制乃至禁止制造业项目的建设。

在对城市群空间联系研究成果回顾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感应系数和影响系数，构建度量两两城市之间产业联系强度的指数，通过强度大小确定城市群内部产业联系的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即空间结构。根据该指数大小，认为在同一城市群范围内，该指数存在较大的差异，差异程度与城市群的发育程度以及节点的空间配置关系耦合度较高，表现出较强的自组织性；根据主要联系方向和次要方向在不同节点的配置关系，确立了网络密集型、结构分散型、聚核居中型和聚核偏离型4种空间结构类型。基于空间发展战略和规划导向，分析了产业空间联系结构的应用价值，进一步明确城市群内部的空间开发时序以及不同城市群在不同时期的开发方向与重点等。最后指出了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及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

点—轴系统是我国区域城镇空间结构的主要模式之一。探索城镇点—轴系统空间结构，进而揭示其数理本质，是进行地理空间优化的理论基础。文章从分形理论出发，构建点—轴系统分形模型，明确该模型的地理意义，以此刻画点—轴系统的空间结构。利用GIS软件开发了点—轴系统分形模型计算工具。以济南市城镇—交通系统为例，在GIS数据环境下计算其分形模型参数，研究结果发现：{1}区域点—轴系统发育到一定阶段的确呈现分形性质，点—轴系统分形模型可以有效地反映点—轴系统空间结构形态；{2}无标度性、分形、有序性是地理空间的不同状态，推论得出随着点—轴系统的发展，其空间结构也经历着无序→无标度网络→分形结构→有序→更为复杂的无序的演进过程；{3}济南市城镇—交通系统已经形成点—轴系统的雏形，城镇点—轴系统处于发展阶段。

尽管学术界至今未能形成一般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理论，但已有的大量研究却对加深理解FDI的区位选择规律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作为一个成功转型国家，在华FDI区位研究早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从区位理论和FDI理论两方面梳理FDI区位研究的理论基础后，回顾并评述了在华FDI区位研究进展，并提出了其未来发展中需要完善的相关命题。早期的研究以定性描述为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转入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在华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识别；研究主要集中在省区尺度，识别出的区位因子主要包括成本、市场、集聚和制度等。FDI在东道国的区位选择行为是“区域—产业—企业”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识别东道国区位要素的基础上，已有文献同时也关注了来源国效应、产业特征与企业属性和时间演化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未来研究中需要加强对新兴经济体FDI区位模型的一般性讨论，强化“区域—产业—企业”系统研究，并关注基于功能视角的在华FDI(跨国公司)区位研究。

时间地理学在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的同时，其本身的理论也在不断发展之中，本文主要介绍并评述“面向LBS使用者的时间地理学研究框架”的提出、推演和应用前景。LBS的发展及其现实的局限性提出了理论需求，供给理论与经典时间地理学理论框架的整合巧妙地解决了这个理论问题，并由此推导出“面向LBS使用者的时间地理学研究”。在理论推导中引入供给理论，为经典时间地理学理论框架加入了人的主观因素，从而在时间地理学发展中具有理论意义。文章最后探讨了“面向LBS使用者的时间地理学研究”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创新思路，及其本身作为新的研究框架的应用前景。

金融空间系统指一定区域范围内金融系统各种组成要素在空间中相互作用形成的空间结构，表现为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不同程度的空间集聚和分散。金融空间系统的变化通过三种渠道，经济效率、信用需求、信用获得影响地方发展。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背景下金融空间系统呈现出主流金融空间一体化，粘性金融地方竞争激烈，空间等级化特征显著，另类金融空间出现等发展趋势。金融空间系统演化的原始、微观动因来自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对不同空间潜在利润的追逐，同时深受全球化、国家金融制度变迁，信息技术进步、金融危机爆发等外生宏观因素的影响。

选择深圳的数字电视产业作为研究对象，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集群进行尝试性的研究。深圳在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及其技术发展中十分值得关注。深圳数字电视产业的相关企业有76%分布在南山区和福田区，地理空间集聚态势明显。通过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揭示了相关企业之间诸多联系且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内生机制。研究发现深圳数字电视产业具有产业结构复杂化与多部门合作的集群特征，很多企业已经产生技术创新的内生需求。本研究推断，深圳数字电视产业的创新集群正在形成过程中；深圳良好的创业环境、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近距离合作等因素，尤其是深圳政府政策对产业的促进，塑造出创新集群的轮廓。但是，目前在数字电视关键芯片研发和内容制造质量等方面还存在问题，限制了深圳数字电视产业创新的速度。

随着“新世界”葡萄酒产业的高速发展，葡萄酒产业集群的研究已受到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当前的研究已涉及葡萄酒集群的形成、组成结构、因特网使用、竞争战略、研发与创新、公司间网络、管理与升级、市场运作、集群问题与发展建议等许多方面，研究内容正在向深度和广度方向发展，研究方法也在由定性研究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转变。但对葡萄酒集群的研究仍然较少，现有的研究不但对于葡萄酒集群的形成与发展、集群的组成等仍存在认识上的分歧，而且在很多问题领域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由于中国葡萄酒产业起步较晚，国内的相关研究还相当少，且主要停留在对葡萄酒产业集群的描述分析上。为了迎接葡萄酒产业的国际化挑战，文中提出了一些有待国内学者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旨在吸引国内学者对葡萄酒产业集群研究的重视，促进中国葡萄酒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