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快速城镇化,乡村地域正经历着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为主导的人文过程,前瞻性地研究乡村转型发展过程格局、演进机理及空间优化重组研究意义重大。本文系统梳理乡村发展转型内涵、过程格局、驱动机制、类型模式、乡村空间重构、农村发展理论及农村空心化等系列成果研究进展,并进行简要研究评述。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的研究核心内容和逻辑主线加以凝练总结。未来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研究应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指导,以揭示不同地域类型区的乡村转型发展过程及演进机制为核心,以建构乡村空间优化重组理论和探究模式途径为目标,综合集成遥感与GIS、抽样调查和模型方法,重点研究不同典型地域的乡村转型发展的多尺度过程规律、地域类型、动力机制,深化乡村空间体系演化规律和优化重组的内外机制,及乡村社会文化网络、技术制度转型重组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乡村多维空间重组的情景模拟。结合典型案例实证研究,解构乡村多维空间重构理论与模式的成长机制与区域主导地理要素;比较分析典型模式的演化过程和要素互馈作用机制;探寻推进乡村良性转型发展及空间优化重组的地域模式和科学途径。

灾后恢复是一个随时间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本文以2008年四川汶川Ms8.0级地震为巨灾案例,2009年云南姚安Ms6.0级地震为中小型灾害案例,对农村灾区家庭进行随机入户调查。基于1094份有效问卷,运用恢复曲线,研究受灾家庭的生活恢复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对比不同灾害强度对恢复重建过程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恢复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根据恢复速率的变化,可分为应急期、恢复前期、恢复中期,恢复后期。巨灾和中小型灾害在恢复历时、恢复过程方面存在较大不同：中小型灾害生活恢复的过程相对较短,绝大多数重损家庭在灾后20个月完成恢复,中损家庭为18个月,二者相差较小;巨型灾害恢复过程整体历时较长,大多数中损家庭在灾后68个月才完成恢复,重损家庭的生活恢复整体滞后于中损家庭1年以上,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受灾程度对恢复过程的影响越来越突出。

基于交叉学科视角，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统计数据，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的时间维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自1978 以来，全国与“四大板块”先后经历了倒“U”型增长→波动增长→平稳增长3 个阶段的演替；②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的空间维度具有明显的分异演化特征；③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增长的热点区域存在显著的空间极化现象，即增长热点先后历经了“两核集聚”→“一核极化”→“中心辐射递减”的时空演变；④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的时空差异主要受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受教育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等5 个因子影响，并且各因子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大小存在显著差异；⑤ 面对转型期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新形势与新挑战，地理学界在理论成果及应对措施方面应该作出更多贡献。

在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各发展要素转型之间往往存在不协调现象，超前转型或滞后转型现象时有发生，阻碍了乡村乃至整个城乡地域系统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基于此，分析研究区域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的协调性对制定乡村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综合集成传统地理学调查分析、数量模型模拟及“3S”决策支持等技术方法，构建乡村协调转型度模型，基于“人口—土地—产业”乡村发展三要素，搭建“乡村转型度—综合协调度—协调转型度”三维平台，从“转型”与“协调”视角分析了1990-2009 年间山东省乡村发展过程中乡村整体转型速度与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协调性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① 乡村转型度空间结构逐渐由局部集聚向全局分散转变；综合协调度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协调转型度在“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时期与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不同的耦合特点；② 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与协调转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2 和0.61，表明山东省乡村系统与城市系统之间“人口—土地—产业”要素的全面流动促使了其乡村系统的协调转型；③“转型”与“协调”分别代表了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的“量”与“质”，乡村转型发展应秉着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原则，持续稳定推进。

利用Logistic 回归模型和ISM 解释结构模型，基于575 份调查问卷数据，分析定西市马铃薯技术扩散过程中，影响农户采用行为的显著因素，探讨各个因素之间的层次关系。结果表明：① 农户采用马铃薯种植新技术主要受到农户自身变量、行为认知变量、生产经营变量、资源禀赋变量和环境特征变量五大类特征变量的影响；②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农户的文化程度、家庭结构、专业化程度、组织程度、对科技园区的认知、对新技术的认知、农业收入、气候生产力、地形、公路级别和区位为农户采用马铃薯新技术时的显著影响因素；③ ISM解释结构模型表明，定西市农户采用马铃薯种植新技术过程中，受到众多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中专业化程度、农业收入、公路级别、气候生产力、地形和区位为表层因素，农户对科技园区的认知、对新技术的认知为中层间接因素，农户的文化程度、组织程度和家庭结构为深层根源因素。基于以上结论，笔者认为应加大订单农业的发展力度，重构扩散模式，采用“企业牵头、政府扶持、农户参与”的环形扩散模式，可以有效提高农户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对提高农业技术扩散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在农地流转市场日趋完善的背景下，农户间的耕地流转无疑会缓解因部分农户劳动力不足造成的耕地撂荒现象，但仅从农户尺度上分析难以揭示农业劳动力数量与耕地撂荒间的关系。运用重庆市武隆县17 个乡镇40个自然村的308 份农户调查数据，通过二分类Logistic 回归模型、简单相关和偏相关分析，从农户和村庄两个层次上探讨农业劳动力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程度及农地流转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农户尺度上亩均农业劳动力对耕地是否撂荒的影响不显著，而在村庄尺度上显著。② 亩均务农劳动力与耕地撂荒规模的偏相关回归分析中，控制耕地流转和不控制流转条件下，农户尺度上两者的偏相关系数和简单相关系数分别为-0.138 和-0.027，前者在1%水平上显著，而后者不显著；村庄尺度上，控制流转和不控制流转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73 和-0.294，均在5%水平上显著。③ 在农地流转市场较为完善的地区，选择在村庄尺度上进行农业劳动力对耕地撂荒影响分析研究是比较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