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学界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模式、关系结构等方面对共同犯罪现象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但缺少对犯罪人地域关系的稳定性分析。论文根据北京市2005、2010、2014年街头诈骗案件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原理构建了基于共同犯罪的犯罪人地域关系网络模型,并利用网络分析等方法对参与共同犯罪的犯罪人地域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2005—2014年间,参与北京市共同犯罪的犯罪人籍贯地域的空间分布逐渐集中,并形成了以华北地区为主、多个地域中心并存的格局;犯罪人的地域关系网络小世界效应逐渐增强,并从幂律分布模式向指数分布模式发展;参与共同犯罪的犯罪人群中,北京籍犯罪人的影响力逐渐下降,而河北籍犯罪人的影响力逐渐上升;犯罪人地域关系网络的凝聚子群结构逐渐发生两极分化,出现了少数共同犯罪关系异常密切的犯罪人地域子群结构。针对犯罪人地域关系网络形成及演化的原因,论文从外来人口社会关系重构与亚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对进一步开展犯罪人的共同犯罪关系模式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

时空临近重复效应是犯罪活动的一种重要时空特征。为深入研究犯罪热点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论文以北京市内城六区2012—2014年抢劫案件为例,通过核密度估计、时空临近重复计算及定义时空临近重复案件链等方法分析了犯罪热点的案件构成,并从犯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等方面对犯罪热点内的案件特征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北京市内城六区的抢劫案件存在有“a”“b”“c”三个主要的空间热点,并且热点内的大部分案件均具有显著的时空临近重复效应;其中热点“a”位于双井、劲松一带,热点“c”位于南四环大红门桥一带,且2个热点内案件的犯罪人特征在一致性程度上高于环境类特征,表明热点的形成源于犯罪人在热点区域内重复作案的可能性较大;而热点“b”位于东南三环的分钟寺地区,热点内案件的环境类特征在一致性程度上高于犯罪人特征,表明该热点的形成为不同犯罪人在热点区域内集中作案的可能性较高。研究对警务部门开展针对性的犯罪打击和防控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作案地选择是犯罪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已有的重复作案地选择的研究表明,犯罪者“前案件”作案地选择对他们“后案件”作案地选择具有影响,但以往研究关注的是先前的犯罪时间和地点对其后续作案地选择的影响,仍未检验犯罪者在“前案件”中犯罪经历的具体作用。因此,论文以中国东南沿海ZG市为例,利用街头抢劫者的抓捕数据和混合Logit模型,聚焦探析街头抢劫者先前的个体犯罪经历对他们随后的作案地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街头抢劫者在“前案件”中的犯罪间隔、犯罪出行和当场被捕等个体犯罪经历对其“后案件”作案地选择具有强烈的影响,即“前后案件”的犯罪间隔越临近、“前案件”犯罪出行距离越短,以及“前案件”未当场被捕,则大大增加了街头抢劫者返回到先前抢劫区域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并通过警察访谈和结合理论分析,发现“前案件”未当场被捕是由犯罪者当场被捕的恐惧感、警察特殊的干预方式,以及社会凝聚力和犯罪防控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研究结论可为警务部门的“事前防控”与“主动处置”提供一定的参考。

盗窃是中西方酒店内财产犯罪中最为高发的一种,但鲜有研究关注建成环境对酒店被盗的影响。论文以2012—2014年ZG市中心城区发生过被盗的星级酒店作为研究样本,在综合分析酒店被盗时空特征的基础上,选取酒店周围500 m范围内的建成环境指标,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分时段各类型的星级酒店被盗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建模分析。结果表明：被盗星级酒店的时空分布呈现典型的集聚分布特征。不同时段空间“主热点”分布相对稳定,“次热点”有所不同。整体来看,提高服务水平对降低星级酒店被盗的作用最为稳定,周围的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数量会显著增加星级酒店被盗的机会,道路交叉口则对星级酒店被盗起显著监管作用。分模型结果显示,服务水平对三星级和五星级酒店被盗的抑制作用显著,道路交叉口则对以商务客人为主的四星级酒店被盗的抑制作用更强,而POI数量对等级较低的三星、四星酒店被盗作用更为明显;大型零售商业中心能显著增加旅游旺季及周末时段的酒店被盗的数量,道路交叉口数量则对旅游淡季、工作日2个时段的星级酒店被盗风险的监控作用显著。研究表明建成环境在影响ZG市星级酒店被盗的机会和成本方面作用显著。结果验证了日常活动理论在中国大城市星级酒店被盗方面研究的适用性,拓展了犯罪地理学在星级酒店被盗方面的研究成果,对酒店盗窃预防有指导意义。

毒品犯罪是全球共同关注的犯罪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专业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已有文献对毒品犯罪的成因进行分析,由于数据的局限性,较少从微观尺度对毒品犯罪热点的时空分布进行研究。论文以SZ市NH、DM街道内社区为例,基于毒品犯罪案件数据,利用探索性数据分析和时空扫描识别毒品犯罪时空热点分布,结合用地类型、动态人流量等数据定量分析毒品犯罪案件的时空分布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如下：① 毒品犯罪主要分布在商业发达地区和城中村地区,且城中村的毒品犯罪时空热点分布的起始时间较商业发达地区更早,影响范围也更大;② 毒品犯罪在不同用地类型分布是不均匀的,其中“住宿旅游娱乐”“商业百货批发零售”“餐饮经营服务品牌”3类用地类型与毒品犯罪具有高度相关性;③ 人流量高热区的面积占比与毒品犯罪的发生有一定的相关性,高热区面积占比大于5%或为0时,能够抑制毒品犯罪的发生;高热区面积占比在0~5%之间,能够促进毒品犯罪的发生。

拐卖儿童犯罪给受害者带来身心创伤、给家庭带来巨大悲痛和长期困扰,已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该领域犯罪地理学视角的研究兴起较晚,且主要侧重宏观整体分析,当前亟需聚焦高发源地和重点人群作精细解析。为此,论文针对中国拐卖犯罪重灾源区四川省,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文本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探究四川省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演变过程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数量上,被拐男童明显多于女童,被拐儿童主要来自乡村,虽呈现1~6岁和14~17岁的“双峰”型特征,但整体趋向低龄化。② 时间上,犯罪年际分布大致呈倒“V”型波动态势,高发期为1981—2000年;犯罪年内分布集中于夏半年,周内分布周末高发,日期分布每月1日的被拐儿童数量最多。③ 空间上,存在一个被拐高发区和多个被拐次高发区;县域尺度上的犯罪格局呈现“高—高”和“低—低”聚集;随着时间的变化,拐出热点区不断向南部和东部蔓延;宏观贩运路径上,向中东部地区分散拐入,华北和华南是重点拐入的“南北两汇”。④ 对1981—2000年犯罪高发期的原因解析发现,受教育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拐卖儿童犯罪的主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