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陆地生态系统固碳增汇能力是如期实现“双碳”目标最为经济、绿色的途径之一。土壤颗粒态有机碳与矿物结合态有机碳作为重要的土壤有机碳组分，是精细诊断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变化的关键。已有研究表明气候变暖改变了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同时对植物和微生物源有机碳输入产生影响，但关于土壤有机碳组分对气候变暖响应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有统一结论。论文系统介绍了土壤颗粒态和矿物结合态有机质分组框架；阐述两种组分形成、转化和稳定过程；梳理目前学术界关于土壤颗粒态有机碳和矿物结合态有机碳对气候变暖响应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讨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目前亟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制定土壤有机碳管理措施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开展新形势下中国不同类型地区人口集疏变化研究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论文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基于2000—202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全国以及城市群、原连片特困区和边境区等不同类型地区的人口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人口分布东密西疏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2020年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人口比值仍约为94∶6。目前中国分县人口已经进入负增长阶段，2010—2020年超过一半的县域人口负增长。② 2000—2020年城市群人口增长1.53亿人，2020年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接近90%，是承载中国人口的主体区域。2010—2020年，19个城市群中珠三角和长三角人口增长最为显著，而哈长和辽中南城市群人口负增长。③ 原连片特困地区在2000—2020年人口持续减少，20年间人口减少了1100万人以上。新疆南疆三地州和西藏区2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增长明显，2010—2020年人口增幅超过15%。④ 边境地区县域2000—2020年人口基本保持稳定，但2010—2020年人口集聚度和人口密度略微下降。其中，东北和北部边境地区人口下降明显，2010—2020年减幅均超过了15%。新时期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和国防安全建设要参考区域人口增减的现实情况，对不同类型地区要统筹谋划、分类施策。

交通韧性是指在极端条件下交通系统能够通过自身抵抗、减缓以及吸收的方式维持其系统基本功能和结构的能力，或者能够在合理的时间和成本内恢复原始平衡或者新平衡状态的能力。受全球增温、海平面上升以及快速城市化的影响，极端事件的风险日益增加，从而导致城市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运营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衡量极端事件下城市交通韧性强度(包括不同极端天气事件强度对其强度的影响)，如何监测其时空分布特征和演变趋势，以及多长时间交通运输系统能够恢复正常状态?针对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有效的监测方法，尤其是缺乏气候变化对交通韧性影响的时空动态变化监测。因此，如何精准识别极端事件下城市交通韧性的状态，提升自然灾害交通防治水平亟待解决。而随着大数据挖掘技术和时空预测深度学习方法的发展，为重建城市交通韧性强度时空数据集，进而揭示历史极端事件影响下城市交通韧性强度时空演变特征、变化趋势以及影响机制提供了可能。论文对国内外近50年来交通韧性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概括，结合国内外交通韧性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已有的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评述；并指出了气候变暖情况下交通韧性研究的重点领域和方向，旨在为今后开展交通韧性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植被夏季生长峰值期和峰值是植被极为重要的物候和生长指标，对年生产力的大小具有决定性作用。论文利用2001—2020年MODIS EVI数据和双Logistic四参数模型，识别北半球中高纬度植被生长峰值期与EVI峰值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对气候的敏感性。研究结果表明：① 在过去20年间，植被生长峰值期主要发生在6—8月，并随着纬度的升高呈先提前后推迟趋势，但如果忽略70°N以北地区的少部分陆地，植被峰值期随着纬度升高呈提前趋势。植被EVI峰值主要介于0.2~0.6之间，整体上高纬度的值低于低纬度。② 区域平均植被生长峰值期呈不显著提前趋势(0.12 d/a，p>0.05)。在空间上呈提前趋势(60.3%)的像元占比大于呈推迟趋势(39.7%)的占比。EVI峰值以0.01/10 a(p<0.01)的速率呈显著增加趋势。在空间上，研究区74.5%地区的植被EVI峰值呈增加趋势。③ 2001—2020年间，春夏季气温、降水量和云覆盖对植被生长峰值期(EVI峰值)的影响最广泛，其中气温对植被生长峰值期和EVI峰值的影响最强，在高纬度地区对两者产生不对称作用，在低纬度地区气温的升高可能通过干旱等事件将降低EVI峰值。而降水量和云覆盖对峰值期和EVI峰值的影响在空间分布上相对复杂，空间异质性强。研究结果可为阐明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植被物候和生长变化规律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特征，以及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过程和预测提供数据支撑。

近年来频发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其灾害过程往往源自多个因素的相互作用，给区域安全和风险防范带来诸多挑战。论文结合文献计量，在系统梳理复合极端事件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复合极端事件的概念内涵、类型特征和主要驱动因素，并归纳了复合事件时空关联分析和危险性评估的主要方法。结果表明：① 近年来研究的事件类型丰富多样，不同时空关联、不同要素组合类型事件的研究不断涌现；② 研究内容体系日益完善，概念特征、关联关系、成因机制和危险性评估的研究持续推进；③ 研究技术手段不断发展，以Copula为核心的联合概率统计建模实现由二维向多维、由静态向动态发展，以耦合水文水动力学模型和海洋模式为代表的数值模拟精细度不断提高。但在部分重难点问题方面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包括时间继发型和空间异地型复合事件复杂时空关联结构的诊断建模，天气系统、大尺度环流因子和人类活动多因素对复合事件综合影响的研究，复合事件危险性情景及多维联合概率分析等。此外，未来亟需探究气候变化下复合事件边缘分布和关联结构的非平稳变化及其对复合事件风险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起，从西方医学地理学中发展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健康地理学。在这一新学科框架下，地理学研究的重心逐步从关注疾病与诊疗服务向关注广泛意义上的健康与福祉拓展，一大批关于地方与疗愈过程的研究在过去的30年间迅速兴起并在地理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力。而这些关于疗愈的研究拥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点，即W. M. Gesler在1992年提出的“疗愈景观”这一概念，并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步发展出一套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框架，成为当之无愧的健康地理学的重要理论贡献。疗愈景观相关研究在中国的地理学研究中鲜少提及。论文从本体论(即疗愈景观中的景观指什么)与认识论(即如何理解景观的疗愈性)两个方面对1990年代以来疗愈景观的理论发展过程和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疗愈景观概念借鉴了新文化地理学的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理论。后期受到地理学关系转向的影响，逐步发展成为健康地理学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框架。关系视角下的疗愈景观研究受到非表征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移动转向等理论的深刻影响，逐步发展出了疗愈组合、赋能场所、疗愈移动、疗愈任务景观等分支理论。最后，文章总结了当前疗愈景观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新时期疗愈景观框架下的中国健康地理学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全球变暖背景下增温导致区域气候要素变化组合与气候风险类型复杂多样。南亚—东南亚因其热带季风气候特征而受到更多关注。探索南亚—东南亚温度和降水量变化规律，对评估其对区域人类活动(如活跃火发生发展)的影响意义重大。论文基于1980—2018年全球气候要素数据集CHELSA V2.1(30″×30″)，采用线性拟合、Mann-Kendall检验等数理统计方法，从整体变化趋势、区域差异特性等方面揭示了南亚—东南亚温度和降水量的时空特征与演变趋势。主要结论有：① 近40年南亚—东南亚降水量呈显著增加趋势，降水量变化趋势于2005年发生突变。② 南亚—东南亚降水量变化呈增加趋势区占近2/3。南亚与东南亚雨季降水量变化显著性相近，但东南亚旱季降水量变化的显著性较南亚更突出。③ 近40年南亚—东南亚温度呈显著上升趋势，月际升温较均衡。④ 南亚—东南亚温度变化呈上升趋势区占到99.13%。东南亚雨季温度变化较南亚更显著；南亚旱季温度上升显著性大于雨季，而东南亚则相反。⑤ 南亚—东南亚近40年气候变化表现出暖湿化发展特征，且东南亚温度与降水量变化的显著性与幅度均要高于南亚。

基于欧洲城市研究提出的城市生命周期理论，把城市空间演化过程分为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4个阶段，得到后续实证研究的支持和广泛应用。然而，这一理论因对人口数量之外的其他城市要素，以及城市演化特征、演化阶段和演化顺序的异质性考虑不足而遭到批判和质疑。尽管对这一理论已有不少修订、补充和完善，但仍存在若干突破和发展的空间，未来要纳入新城市现象以拓展理论的普适性；细化城市类型以归纳演变多样性；考虑人口结构要素来增强城市空间分析的深刻性；以及整合多个城市系统提高城市空间演化理论的综合性。

论文运用文献调研法与归纳推理法重点梳理社会—生态系统结构的类型、特征与发展趋向，并开展网络化建模的新探索，旨在归纳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热点。综述表明，社会—生态系统研究涵盖状态、过程和响应3个基本面，状态层面的结构研究揭示了社会—生态系统结构特征与要素间作用机理，并形成了“层次式”“综合交互式”“平衡式”“协同式”“点轴网络式”“开放空间式”6种基本结构类型，但仍需引入新的结构建模思想拓宽这一方向的研究路径。论文探索性地提出了社会—生态系统六边形循环网络结构，阐明社会—生态系统是由双链嵌套循环运转的网络结构，系统性地回答了“社会—生态系统由哪些要素构成、要素之间呈现怎样的关联特征，最终形成的系统结构运行原理如何”3个基本问题。六边形循环网络遵循“点—线—网格—网络”的建模过程以及要素流组网嵌套循环原理，启示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协调好社会与生态子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面对人地关系问题更加综合化、复杂化以及不确定性增强等趋势，论文认为社会—生态系统结构研究未来应在理论、方法和应用3个方面突破，理论上增强多学科理论融合与支撑，方法上增强多类型建模互鉴与创新，应用上增强多领域服务拓展与推广。

认知登陆台风的特征规律并分析其致灾危险性，对于科学提高台风灾害风险防范能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基于中国气象局热带气旋最佳路径数据集和中国台风网资料，对1949―2021年登陆海南省的台风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并基于频率、强度和路径三要素开展海南省各市县台风危险性评估。结果表明：73年来海南省年均登陆台风约2.3个，登陆频次总体呈下降趋势；年内台风登陆时间集中在7―10月，其中8月和9月登陆台风数量约占全年的48%。台风登陆点主要集中在海南省东部沿海市县，以文昌市和万宁市居多；台风过境高频次地区主要位于海南省中部沿“东南―西北”呈带状分布。海南省台风危险性等级空间格局与台风过境频次相似，整体上沿海市县台风危险性高于内陆市县，东方市、乐东黎族自治县和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处于台风高危险性等级。研究结果可为海南省台风防灾减灾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提供参考和依据。

人口在地形梯度上的分布与变化规律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随着数据精度和质量的提升，基于公里网格统计单元宏观分析该问题已具可行性。论文以公里网格为统计单元，结合WorldPop数据集和SRTMGL1数据集，分析了2000—2020年间中国人口数量在地形因子(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的分布与变化特征，比较了不同人口空间化数据集、DEM数据源以及网格大小对计算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人口数量分布呈现强烈且持续小幅增强的低地形指向性，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人口分布半数平衡点在2000年分别为95.6 m、50.7 m和3.01°，到2020年下降至77.0 m、46.8 m和2.88°。② 相对土地面积分布，人口数量分布呈现范围稳定且强度持续小幅增大的低地形优势性，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人口主体优势分布上界分别较稳定地位于520 m、137 m和6.84°附近，人口主体优势率分别上升了0.011、0.026和0.038。③ 除DEM数据源差异对人口数量的起伏度分布和坡度分布有显著影响外，其他各项数据差异并未产生明显影响。研究可为宏观理解中国人口分布与地形的关系提供新的基础参考。

水资源、能源、粮食安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与可持续发展各目标存在紧密联系。论文基于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WEF nexus)系统相关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等最新研究成果，根据研究对象的时空尺度，考虑系统物质、能量、信息交换，重新解析了WEF nexus系统的定义与组成、内部相互作用过程、输入与输出、影响因素；阐明了气候变化对水、能源、粮食3个子系统及其纽带关系，以及不同类别人类活动对WEF nexus系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进一步分析了水、能源、粮食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联性，以“研究主题—学科理论—技术方法—实践应用”为主线，提出了面向可持续发展的WEF nexus系统研究框架及其3个核心研究内容：WEF nexus系统内部纽带关系和总体状态评估、系统变化的驱动因素识别和系统的外部性影响分析。最后，针对WEF nexus系统跨学科分析的需求，基于纽带关系的理论研究与应用不足的现状、系统时空边界的多样性特点，剖析了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研究的具体思路；提出了基于纽带关系的综合性分析指标与计算方法的研究设想；指出了多尺度研究成果耦合应用的必要性和方式。研究可为WEF nexus系统的基础理论与应用实践提供新的视角，为全球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分析提供思路和方法借鉴。

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CMIP)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创建以来迅速发展，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模拟和未来预估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数据支持。论文系统回顾了CMIP1到CMIP6的发展历程，包含理论框架、未来情景构建、国际参与情况等方面。在此基础上，论文全面总结了CMIP模式对全球及中国区域气温、降水及其他变量的模拟能力，并重点比较了CMIP3、CMIP5和CMIP6模式的历史试验模拟结果。随CMIP的不断发展，模式在物理参数化方案、空间分辨率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其模拟能力也随之不断改善。但模式对区域尺度气候特征的模拟能力仍然有限，尤其是对于中小尺度降水变化特征的模拟，并且不同模式的模拟能力存在很大差异。最后，论文针对以上问题展望了CMIP模式的可能发展方向。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商业和贸易越来越多地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联系在一起，各国更加倾向于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出发来考虑经济问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多极经济力量体系崛起，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不断升级，极大地激发了学者们对于地缘经济研究的兴趣。但当前地缘经济研究仍缺乏清晰的理论和概念界定以及完整的质性分析框架，难以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地缘经济理论支撑。基于此，论文对西方地缘经济学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发现：① 西方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可以划分为理论萌芽和理论初创两个阶段；② 形成了地缘战略学派、经济地理学派、批判地理学派三大理论学派；③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分别基于“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并相互纠缠；④ 主要实证研究议题涵盖了地缘经济战略、地缘经济工具的实施及其有效性、地缘经济话语与想象等方面。最后，论文指出地缘经济是一种现实存在，而地缘经济学作为其对应的理论总结，是基于资本逻辑的政治地理学，关注地缘政治空间经济。它与地缘政治学辩证统一，既是一种外交政策实践，也是一种分析框架。基于已有研究和中国面临时代背景的耦合性，论文认为未来可以从地缘经济韧性、不同尺度下地缘经济工具的实施及其有效性问题、小国与第三国地缘经济实践、城市区域主义视角下的地缘经济、地缘经济话语与实践关系研究等5个方面展开研究。研究有助于准确、全面理解地缘经济，把握西方地缘经济学发展动态，更好地引导国内地缘经济学发展，以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和平崛起。

古镇类旅游地的商业同质化是该类旅游目的地同质化的主要表现，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旅游地的经济发展，但也影响到了游客的旅游体验，导致了目的地商业经营的无序局面。论文以大理古城为例，通过编程获取大理古城内部的街景图像数据，并利用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等技术识别出街景图像中的店铺标牌文字信息。在此基础上构建指标模型，对案例地商业同质化进行测度，探讨了古镇旅游地商业同质化的空间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论如下：① 大理古城总体商业同质化的空间分布呈现核心—外围特征。商品经营型店铺在旅游核心区的商业同质化程度高，表现出街道分布的特点；而服务经营型店铺在旅游外围区的商业同质化程度高，表现出街区分布的特点。② 旅游资源分布、规划调控、区位条件和资本介入是导致商业同质化的主要因素，竞争和聚集是形成商业同质化的2种主导机制。③ 利用计算机视觉与机器学习等技术提取街景图像中的店铺标牌文字信息，将同类型店铺的重复数量和集聚水平作为指标构建模型并结合GIS空间分析方法，能够实现对古镇旅游地商业同质化的空间测度。该研究的数据处理方法与模型构建方法可丰富利用街景图像进行的社会景观研究，相关结论可为古镇旅游地的管理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通过优化城市建成环境来营造和发展城市活力是建设充满活力的城市空间的重要举措。论文以双休日武汉市主城区为例，使用人口热力数据量化城市活力的时空分布特征;选用基于梯度提升决策树的SHAP可解释性模型(gradient boosting decision tree-Shapley additive explanations，GBDT-SHAP)测算城市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非线性影响，并提取关键变量的最佳阈值。结果表明：① 双休日武汉市主城区城市活力的分布具有明显的时间、空间和功能异质性。城市活力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中心高、外围低”的特征;在时间上，从7:00开始逐渐提升，下午和晚间达到顶峰。② 武汉市主城区建成环境显著影响了城市活力强度，且其非线性影响和阈值效应明显：大型商圈的影响阈值大致在3000~4000 m，地铁对城市活力的影响主要在城市内部且地铁站服务范围在1500 m以内，POI混合度超过0.4后会抑制城市活力。SHAP模型弥补了传统多元线性模型在可解释性上的不足。③ 到CBD的距离、离地铁站距离、天空开敞度以及商业类型存在时间驱动效应，随时间变化对城市活力的影响重要性会发生相应变化。研究结果可为武汉市主城区城市规划设计提供依据：贯彻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理念，做好地铁交通与大型商圈的衔接，是增强城市活力的有效措施;设置户外开放空间，有利于促进居民晨练和社会活动;增加小型餐饮和娱乐场所也是增强夜间活力的措施。

汽车制造业百年一遇的大变革带动中国兴起“造车热”，重塑中国汽车制造业空间格局。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采用区位商指标比较2013年和2021年中国汽车制造业空间集聚特征，分析新能源和传统汽车制造业选址特点，评估中国城市汽车、电子、电气三大产业共同集聚情况；使用负二项回归方法研究影响中国汽车制造业区位的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汽车制造业企业整体上趋向产业历史基础较好的城市集聚，产业布局具备延续和变化双重特征。② 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并存，一方面，传统汽车制造业集聚的城市在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上仍具有潜力；另一方面，深圳等传统汽车制造业薄弱的城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突破。③ 在2021年，中国只有上海市、合肥市、苏州市等11个城市实现汽车、电子、电气三大制造业共同集聚，重庆市等汽车制造业发达的城市并未在电子和电气制造业领域取得专业化优势。④ 制造业多样化指数、制造业知识复杂性、常住人口数量、汽车制造业区位商有助于汽车制造业企业集聚。传统汽车制造业选址趋向外资工业企业集聚的城市，偏离电子制造业企业集聚的城市。电子和电气制造业区位商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有助于丰富中国产业区位论，并为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和政府产业布局规划提供依据。

现代人类活动对地球表层资源环境的利用方式和影响程度在不断变化，人地圈环境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正面临严峻挑战。人地系统耦合研究是破解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的综合途径，然而目前对乡村人地系统耦合研究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因此，梳理乡村人地系统耦合研究进展对于促进人地系统科学发展，支持人地系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决策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乡村人地系统耦合是乡村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交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综合过程，形成了“过程—机理—格局—效应—调控”的理论范式。乡村人地系统耦合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乡村自然社会要素耦合过程格局、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反馈、城镇化对乡村发展的驱动效应、全球化与农业贸易的远程作用、政策管理与工程治理的调控响应5个方面，研究方法主要涉及耦合评价模型和耦合机理模型。针对多尺度乡村人地系统耦合互馈和传导机制的研究不足以及数据模型匮乏，未来研究应当注重探测结构转型和尺度延伸下的乡村人地系统耦合过程与格局，探析要素流动和效应传导下的乡村人地系统耦合机理，探寻数据驱动和模型集成下的乡村人地系统模拟和决策方法，探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乡村人地系统协调路径。

多灾种风险评估是制定综合风险防范战略的基础工作之一，而目前尚缺乏一套通用的多灾种风险评估方法。论文选取全球减少灾害风险评估报告、全球气候风险指数报告、世界风险管理指数报告、世界风险指数和世界自然灾害风险地图集等5份国际权威风险评估报告，从评估目的、评估内容、模型方法、评估结果等方面对比分析可知：① 5份报告评估目的各有侧重，其中4份评估报告构建了动态风险评估机制，能够实现评估报告的定期更新发布；② 以风险要素的综合为表征的多灾种风险评估方法易于推广应用，但需要进一步提升指标可用性，并且采取更直观、易于理解的风险表征方式；③ 5份报告评估结果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风险水平略高于全球水平，是全球灾害风险防范的重点；④ 综合来看，5份报告各有自身的优缺点，未来可以结合“多灾种叠加损失”“灾害链损失”等概念丰富多灾种风险评估的模型方法、指标体系与结果表征。

长江流域2022年夏季遭遇了罕见的持续性高温事件，给流域各省生活、生产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科学解析该次高温过程成因对于提升高温过程预测预警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利用NCEP/NCAR逐日再分析资料和长江流域699个站点逐日温度资料，研究了2022年夏季长江流域高温过程的环流特征及成因。结果表明：① 2022年长江流域的夏季高温过程为1961年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强、持续时间最久、综合强度指数排名第一的高温事件。② 长江流域上空对流层中高层受相当正压结构的异常反气旋环流控制，是此次高温过程发生的局地环流成因。南亚高压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相向运动，且在长江流域上空重叠，是导致2022年高温发生的大尺度环流成因。在高压控制下，长江流域上空的下沉运动及达地面的太阳辐射均明显偏强，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共同导致高温极端性强。③ 欧洲西部经贝加尔湖向东频散的Rossby波能量，使得欧亚地区中高纬自西向东维持两脊一槽波列分布，北半球中高纬度表现出稳定的三波型，整个副热带地区为能量辐合区，助力副高维持偏强，同时有助于长江流域上空反气旋的持续，是异常环流长时间维持的原因。

随着5G、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产业已经进入视频社会化时代。论文以抖音数据为基础，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城市网络特征，并利用参数最优地理探测器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基于本地与非本地联系划分的不同类型城市的不均衡分布模式与长期存在的“东—西”差距基本吻合，基于抖音社交平台的城市等级并不完全遵循传统的城市等级体系；② 整体网络呈现出了“三棱锥结构”，与“十四五”规划中城市群的发展格局具有极大的相似性；③ 中国城市网络中心性主要影响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发展水平，次要影响因素为物流发展水平和旅游发展水平；④ 不同地区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表现出了较明显的空间差异，西南地区受物流发展水平影响更大，东北地区除此之外受旅游发展水平影响较大，西北地区除此之外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研究结果可为大数据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网络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且对不同地区的城市中心性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提升建议。

伴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绿色转向”逐渐成为全球城市更新的基本原则。然而，城市更新的绿色倡议与实践通常只关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忽视了在社会层面可能引发的绿色绅士化现象。论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城市农业公园的绿化实践为例，探究城市更新背景下绿色绅士化的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①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绿化实践隐含着绅士化的行动逻辑，其所营建的后现代审美与体验型景观成为绿色绅士化的地方表征；② 以服务城市精英为导向的绿化实践引发了景观隔离与阶层分化的结果，但在中国土地制度的保障下，原住民不仅没有流离失所，反而获得了土地再资本化的红利；③ 政府、村集体和村民以及开发商分别出于城市治理、土地租金与经济利益的目的，组建了满足各自政治与经济诉求的绿色增长联盟，最终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绿色绅士化运作机制。论文将发源于西方社会的绿色绅士化置于中国的制度语境与社会情境中开展实证分析，拓展了绿色绅士化在多元地理背景下的概念内涵与解释效力，也为理解中国城市更新背景下的人地关系变迁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与实践启示。

空间生产将马克思主义与空间理论范畴系统地整合为兼具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的唯物论体系，开拓了解读和分析空间实践过程的新视域。21世纪以来中国出现了空间生产研究的热潮，城镇化是理论应用的主要场域。论文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方法，结合典型文献的深入阅读，梳理国内城镇化研究领域空间生产理论应用的进展，总结研究概况，挖掘研究重点及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结合中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趋势和需求提出理论应用的展望，即从生产性空间分析到生活化空间关注、从空间问题分析到中国理论体系建构以及从空间理论的解读到空间实践的指引。

数字经济是促进新时代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论文基于中国280个地级以上城市2011—2019年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依托空间杜宾模型揭示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直接影响，且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邻近地区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为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深化数字经济助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经验证据。

北极日益加剧的气候与环境变化对当地社会经济造成了系列影响。从第三产业视角认识北极变化的影响，能为北极/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和域外国家参与北极事务提供参考。论文通过文献综述，系统梳理了北极变化对第三产业典型行业的影响途径与效果。结果发现，以气温升高、降水增加、冰层消融、冻土退化为代表的各北极变化均以多种途径广泛影响着第三产业，并对大部分行业要素产生了利害并存的影响。这些影响为相关研究和中国提供了多项启示。未来研究需要：① 填补影响途径的认知冷点，综合北极变化的致利与致害效应；② 探究北极变化的间接和级联影响；③ 融合多源数据。中国可以通过提高对北极规则制定的参与度，改善“冰上丝绸之路”的运输设施和运输保障，丰富北极旅游产品并创造贸易增长条件，进而把握北极第三产业变化的机遇。

季节是全球和区域人类农业生产活动遵循的重要气候年内变化规律。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地表气温明显升高，与地表气温相关联的季节起讫和持续时间等参数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首先，论文总结了目前广泛应用的三大类季节定义方式，包括从行星角度出发的固定长度季节定义法、气温的绝对和相对阈值季节定义法、区域地理因素和天气平均态转变的季节定义法；其次，回顾了当前利用不同动态指标定义季节主要获得的历史时期冷季缩短、暖季变长的时空规律，以及气候变暖背景下自然变率和外强迫对季节长度变化原因的解释；最后，从季节定义方法的应用领域和空间上通用性角度评述了各个方法的优缺点，并从数据偏差影响、通用指数发展、气候变暖背景下变化机理三方面对未来进行了展望。研究结果明确了季节划分方式间的差别、季节变化特征及原因，不仅有利于指导农业生产，也可以为妥善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可靠科学信息。

森林虫害是中国森林生态系统面临的严重威胁。论文以“基础资料完全来源于地面调查”为标准，遴选了316篇森林虫害主题的研究论文，从中提取森林虫害的时间、地点、面积等信息，采用Meta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森林虫害的时空特征。论文共计提取了可分辨至县域单元的森林虫害962次，时间跨度1985—2018年，涉及299个县(市、区)。研究发现：① 1985—2018年期间共计发生242县次重度森林虫害，年均7.1县次，1985—2005年重度森林虫害县次数以0.4县次/年的速率增加，而2005—2018年转为减少趋势，速率为-0.6县次/年；② 从空间差异看，东南部的武夷山区和西北部的祁连山中东段各县的中轻度虫害频次较高，而重度虫害县次数自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减少，武夷山为全国森林虫害的典型区；③ 气象因素是影响森林虫害的首要因素，北方半干旱区南半部和暖温带半湿润区森林虫害县次数年际波动与前冬季温度显著负相关，而南方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地区则与春季温度显著负相关。研究揭示了中国森林虫害的地理差异，为更好地研究森林虫害的成因及其气候环境效应提供基础。

全球气候变暖极端事件频发的背景下，近年来金沙江上游区径流变率较1990年代显著增大，出现了百年一遇的极端洪水事件，对流域水资源利用、水库调度带来了新的挑战。金沙江上游地区范围广大、观测站点稀少，基于机器学习模型进行单目标径流模拟较传统模型具有优势，但该方法在大尺度高寒山区的径流模拟研究不足。论文应用长短期记忆(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神经网络模型对金沙江上游径流年内过程进行模拟，模型由高程分带提取的日降水(GPM，0.1°×0.1°)、日均气温(ERA5Land，0.1°×0.1°)及逐日积雪面积(MODIS，500 m)数据驱动，以径流观测数据为目标进行建模，同时构建集合模型，模拟流域径流并进行模型对比。模型训练期和验证期分别为2001—2014年和2015—2019年。结果显示：2种模型在预见期15 d内模型效率系数(NSE)≥0.80，且在相邻预见期NSE接近，预见期25 d和30 d的NSE均能达到0.70以上，表明2种模型在30 d预见期内的径流模拟效果良好。以高程分带数据驱动的高程信息模型，1~5 d预见期径流模拟显著优于集合模型，7~13 d预见期优势减小，15~30 d预见期二者模拟效果相当。高程信息模型对汛期径流的模拟优于集合模型，展现出其在洪水模拟方面的优势。总体而言，高程信息模型在预见期为3 d的径流模拟中精度最高，尤其对春汛及夏汛的模拟，可为金沙江中游梯级电站水库调度提供参考，但模型对极端春季洪水模拟效果仍有待提升。

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突出的资源禀赋优势致使南高加索三国向来为多个文明交汇和大国博弈的地区，探究中国与其地缘关系的演变对双方的经济与地缘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在国际关系学权力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地缘位势模型刻画2000—2020年中国与南高加索三国的地缘关系演变特征。研究发现：①2000—2020年中国在南高加索三国的地缘位势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与“三阶段”演变特征，即2000—2005年为低位稳定阶段，2006—2012年为起步增长阶段，2013—2020年为快速增长阶段。②从2000—2020年地缘位势平均值、增长速度与增长幅度3个方面看均呈现出中国—亚美尼亚>中国—阿塞拜疆>中国—格鲁吉亚的空间特征。截至2020年，中—亚地缘位势最高；从地缘位势时序特征看，中国—亚美尼亚起步水平低，后期快速上升；中国—阿塞拜疆起步水平高，后期波动上升；中国—格鲁吉亚起步水平低，后期均匀上升。③影响双方地缘关系演变的驱动因素分为正向驱动力与负向驱动力。正向驱动力包括地缘区位、地缘经济、地缘文化与地缘外交，其中地缘区位是本底力，地缘经济是主导力，地缘文化是潜在力，地缘外交是根源力。负向驱动力一方面包括南高加索三国内部地缘政治的欠稳定性因素与地缘文化的强分裂性因素，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对南高加索三国地缘外交的难介入性因素与地缘经济的弱竞争性因素。两类驱动系统的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双方地缘关系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