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韧性是指在极端条件下交通系统能够通过自身抵抗、减缓以及吸收的方式维持其系统基本功能和结构的能力，或者能够在合理的时间和成本内恢复原始平衡或者新平衡状态的能力。受全球增温、海平面上升以及快速城市化的影响，极端事件的风险日益增加，从而导致城市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运营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衡量极端事件下城市交通韧性强度(包括不同极端天气事件强度对其强度的影响)，如何监测其时空分布特征和演变趋势，以及多长时间交通运输系统能够恢复正常状态?针对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有效的监测方法，尤其是缺乏气候变化对交通韧性影响的时空动态变化监测。因此，如何精准识别极端事件下城市交通韧性的状态，提升自然灾害交通防治水平亟待解决。而随着大数据挖掘技术和时空预测深度学习方法的发展，为重建城市交通韧性强度时空数据集，进而揭示历史极端事件影响下城市交通韧性强度时空演变特征、变化趋势以及影响机制提供了可能。论文对国内外近50年来交通韧性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概括，结合国内外交通韧性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已有的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评述；并指出了气候变暖情况下交通韧性研究的重点领域和方向，旨在为今后开展交通韧性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提高陆地生态系统固碳增汇能力是如期实现“双碳”目标最为经济、绿色的途径之一。土壤颗粒态有机碳与矿物结合态有机碳作为重要的土壤有机碳组分，是精细诊断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变化的关键。已有研究表明气候变暖改变了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同时对植物和微生物源有机碳输入产生影响，但关于土壤有机碳组分对气候变暖响应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有统一结论。论文系统介绍了土壤颗粒态和矿物结合态有机质分组框架；阐述两种组分形成、转化和稳定过程；梳理目前学术界关于土壤颗粒态有机碳和矿物结合态有机碳对气候变暖响应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讨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目前亟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制定土壤有机碳管理措施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植被夏季生长峰值期和峰值是植被极为重要的物候和生长指标，对年生产力的大小具有决定性作用。论文利用2001—2020年MODIS EVI数据和双Logistic四参数模型，识别北半球中高纬度植被生长峰值期与EVI峰值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对气候的敏感性。研究结果表明：① 在过去20年间，植被生长峰值期主要发生在6—8月，并随着纬度的升高呈先提前后推迟趋势，但如果忽略70°N以北地区的少部分陆地，植被峰值期随着纬度升高呈提前趋势。植被EVI峰值主要介于0.2~0.6之间，整体上高纬度的值低于低纬度。② 区域平均植被生长峰值期呈不显著提前趋势(0.12 d/a，p>0.05)。在空间上呈提前趋势(60.3%)的像元占比大于呈推迟趋势(39.7%)的占比。EVI峰值以0.01/10 a(p<0.01)的速率呈显著增加趋势。在空间上，研究区74.5%地区的植被EVI峰值呈增加趋势。③ 2001—2020年间，春夏季气温、降水量和云覆盖对植被生长峰值期(EVI峰值)的影响最广泛，其中气温对植被生长峰值期和EVI峰值的影响最强，在高纬度地区对两者产生不对称作用，在低纬度地区气温的升高可能通过干旱等事件将降低EVI峰值。而降水量和云覆盖对峰值期和EVI峰值的影响在空间分布上相对复杂，空间异质性强。研究结果可为阐明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植被物候和生长变化规律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特征，以及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过程和预测提供数据支撑。

基于欧洲城市研究提出的城市生命周期理论，把城市空间演化过程分为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4个阶段，得到后续实证研究的支持和广泛应用。然而，这一理论因对人口数量之外的其他城市要素，以及城市演化特征、演化阶段和演化顺序的异质性考虑不足而遭到批判和质疑。尽管对这一理论已有不少修订、补充和完善，但仍存在若干突破和发展的空间，未来要纳入新城市现象以拓展理论的普适性；细化城市类型以归纳演变多样性；考虑人口结构要素来增强城市空间分析的深刻性；以及整合多个城市系统提高城市空间演化理论的综合性。

全球变暖背景下增温导致区域气候要素变化组合与气候风险类型复杂多样。南亚—东南亚因其热带季风气候特征而受到更多关注。探索南亚—东南亚温度和降水量变化规律，对评估其对区域人类活动(如活跃火发生发展)的影响意义重大。论文基于1980—2018年全球气候要素数据集CHELSA V2.1(30″×30″)，采用线性拟合、Mann-Kendall检验等数理统计方法，从整体变化趋势、区域差异特性等方面揭示了南亚—东南亚温度和降水量的时空特征与演变趋势。主要结论有：① 近40年南亚—东南亚降水量呈显著增加趋势，降水量变化趋势于2005年发生突变。② 南亚—东南亚降水量变化呈增加趋势区占近2/3。南亚与东南亚雨季降水量变化显著性相近，但东南亚旱季降水量变化的显著性较南亚更突出。③ 近40年南亚—东南亚温度呈显著上升趋势，月际升温较均衡。④ 南亚—东南亚温度变化呈上升趋势区占到99.13%。东南亚雨季温度变化较南亚更显著；南亚旱季温度上升显著性大于雨季，而东南亚则相反。⑤ 南亚—东南亚近40年气候变化表现出暖湿化发展特征，且东南亚温度与降水量变化的显著性与幅度均要高于南亚。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商业和贸易越来越多地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联系在一起，各国更加倾向于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出发来考虑经济问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多极经济力量体系崛起，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不断升级，极大地激发了学者们对于地缘经济研究的兴趣。但当前地缘经济研究仍缺乏清晰的理论和概念界定以及完整的质性分析框架，难以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地缘经济理论支撑。基于此，论文对西方地缘经济学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发现：① 西方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可以划分为理论萌芽和理论初创两个阶段；② 形成了地缘战略学派、经济地理学派、批判地理学派三大理论学派；③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分别基于“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并相互纠缠；④ 主要实证研究议题涵盖了地缘经济战略、地缘经济工具的实施及其有效性、地缘经济话语与想象等方面。最后，论文指出地缘经济是一种现实存在，而地缘经济学作为其对应的理论总结，是基于资本逻辑的政治地理学，关注地缘政治空间经济。它与地缘政治学辩证统一，既是一种外交政策实践，也是一种分析框架。基于已有研究和中国面临时代背景的耦合性，论文认为未来可以从地缘经济韧性、不同尺度下地缘经济工具的实施及其有效性问题、小国与第三国地缘经济实践、城市区域主义视角下的地缘经济、地缘经济话语与实践关系研究等5个方面展开研究。研究有助于准确、全面理解地缘经济，把握西方地缘经济学发展动态，更好地引导国内地缘经济学发展，以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和平崛起。

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CMIP)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创建以来迅速发展，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模拟和未来预估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数据支持。论文系统回顾了CMIP1到CMIP6的发展历程，包含理论框架、未来情景构建、国际参与情况等方面。在此基础上，论文全面总结了CMIP模式对全球及中国区域气温、降水及其他变量的模拟能力，并重点比较了CMIP3、CMIP5和CMIP6模式的历史试验模拟结果。随CMIP的不断发展，模式在物理参数化方案、空间分辨率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其模拟能力也随之不断改善。但模式对区域尺度气候特征的模拟能力仍然有限，尤其是对于中小尺度降水变化特征的模拟，并且不同模式的模拟能力存在很大差异。最后，论文针对以上问题展望了CMIP模式的可能发展方向。

人口在地形梯度上的分布与变化规律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随着数据精度和质量的提升，基于公里网格统计单元宏观分析该问题已具可行性。论文以公里网格为统计单元，结合WorldPop数据集和SRTMGL1数据集，分析了2000—2020年间中国人口数量在地形因子(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的分布与变化特征，比较了不同人口空间化数据集、DEM数据源以及网格大小对计算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人口数量分布呈现强烈且持续小幅增强的低地形指向性，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人口分布半数平衡点在2000年分别为95.6 m、50.7 m和3.01°，到2020年下降至77.0 m、46.8 m和2.88°。② 相对土地面积分布，人口数量分布呈现范围稳定且强度持续小幅增大的低地形优势性，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人口主体优势分布上界分别较稳定地位于520 m、137 m和6.84°附近，人口主体优势率分别上升了0.011、0.026和0.038。③ 除DEM数据源差异对人口数量的起伏度分布和坡度分布有显著影响外，其他各项数据差异并未产生明显影响。研究可为宏观理解中国人口分布与地形的关系提供新的基础参考。

长江流域2022年夏季遭遇了罕见的持续性高温事件，给流域各省生活、生产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科学解析该次高温过程成因对于提升高温过程预测预警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利用NCEP/NCAR逐日再分析资料和长江流域699个站点逐日温度资料，研究了2022年夏季长江流域高温过程的环流特征及成因。结果表明：① 2022年长江流域的夏季高温过程为1961年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强、持续时间最久、综合强度指数排名第一的高温事件。② 长江流域上空对流层中高层受相当正压结构的异常反气旋环流控制，是此次高温过程发生的局地环流成因。南亚高压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相向运动，且在长江流域上空重叠，是导致2022年高温发生的大尺度环流成因。在高压控制下，长江流域上空的下沉运动及达地面的太阳辐射均明显偏强，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共同导致高温极端性强。③ 欧洲西部经贝加尔湖向东频散的Rossby波能量，使得欧亚地区中高纬自西向东维持两脊一槽波列分布，北半球中高纬度表现出稳定的三波型，整个副热带地区为能量辐合区，助力副高维持偏强，同时有助于长江流域上空反气旋的持续，是异常环流长时间维持的原因。

认知登陆台风的特征规律并分析其致灾危险性，对于科学提高台风灾害风险防范能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基于中国气象局热带气旋最佳路径数据集和中国台风网资料，对1949―2021年登陆海南省的台风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并基于频率、强度和路径三要素开展海南省各市县台风危险性评估。结果表明：73年来海南省年均登陆台风约2.3个，登陆频次总体呈下降趋势；年内台风登陆时间集中在7―10月，其中8月和9月登陆台风数量约占全年的48%。台风登陆点主要集中在海南省东部沿海市县，以文昌市和万宁市居多；台风过境高频次地区主要位于海南省中部沿“东南―西北”呈带状分布。海南省台风危险性等级空间格局与台风过境频次相似，整体上沿海市县台风危险性高于内陆市县，东方市、乐东黎族自治县和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处于台风高危险性等级。研究结果可为海南省台风防灾减灾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提供参考和依据。

汽车制造业百年一遇的大变革带动中国兴起“造车热”，重塑中国汽车制造业空间格局。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采用区位商指标比较2013年和2021年中国汽车制造业空间集聚特征，分析新能源和传统汽车制造业选址特点，评估中国城市汽车、电子、电气三大产业共同集聚情况；使用负二项回归方法研究影响中国汽车制造业区位的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汽车制造业企业整体上趋向产业历史基础较好的城市集聚，产业布局具备延续和变化双重特征。② 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并存，一方面，传统汽车制造业集聚的城市在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上仍具有潜力；另一方面，深圳等传统汽车制造业薄弱的城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突破。③ 在2021年，中国只有上海市、合肥市、苏州市等11个城市实现汽车、电子、电气三大制造业共同集聚，重庆市等汽车制造业发达的城市并未在电子和电气制造业领域取得专业化优势。④ 制造业多样化指数、制造业知识复杂性、常住人口数量、汽车制造业区位商有助于汽车制造业企业集聚。传统汽车制造业选址趋向外资工业企业集聚的城市，偏离电子制造业企业集聚的城市。电子和电气制造业区位商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有助于丰富中国产业区位论，并为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和政府产业布局规划提供依据。

现代人类活动对地球表层资源环境的利用方式和影响程度在不断变化，人地圈环境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正面临严峻挑战。人地系统耦合研究是破解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的综合途径，然而目前对乡村人地系统耦合研究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因此，梳理乡村人地系统耦合研究进展对于促进人地系统科学发展，支持人地系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决策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乡村人地系统耦合是乡村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交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综合过程，形成了“过程—机理—格局—效应—调控”的理论范式。乡村人地系统耦合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乡村自然社会要素耦合过程格局、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反馈、城镇化对乡村发展的驱动效应、全球化与农业贸易的远程作用、政策管理与工程治理的调控响应5个方面，研究方法主要涉及耦合评价模型和耦合机理模型。针对多尺度乡村人地系统耦合互馈和传导机制的研究不足以及数据模型匮乏，未来研究应当注重探测结构转型和尺度延伸下的乡村人地系统耦合过程与格局，探析要素流动和效应传导下的乡村人地系统耦合机理，探寻数据驱动和模型集成下的乡村人地系统模拟和决策方法，探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乡村人地系统协调路径。

伴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绿色转向”逐渐成为全球城市更新的基本原则。然而，城市更新的绿色倡议与实践通常只关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忽视了在社会层面可能引发的绿色绅士化现象。论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城市农业公园的绿化实践为例，探究城市更新背景下绿色绅士化的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①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绿化实践隐含着绅士化的行动逻辑，其所营建的后现代审美与体验型景观成为绿色绅士化的地方表征；② 以服务城市精英为导向的绿化实践引发了景观隔离与阶层分化的结果，但在中国土地制度的保障下，原住民不仅没有流离失所，反而获得了土地再资本化的红利；③ 政府、村集体和村民以及开发商分别出于城市治理、土地租金与经济利益的目的，组建了满足各自政治与经济诉求的绿色增长联盟，最终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绿色绅士化运作机制。论文将发源于西方社会的绿色绅士化置于中国的制度语境与社会情境中开展实证分析，拓展了绿色绅士化在多元地理背景下的概念内涵与解释效力，也为理解中国城市更新背景下的人地关系变迁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与实践启示。

森林虫害是中国森林生态系统面临的严重威胁。论文以“基础资料完全来源于地面调查”为标准，遴选了316篇森林虫害主题的研究论文，从中提取森林虫害的时间、地点、面积等信息，采用Meta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森林虫害的时空特征。论文共计提取了可分辨至县域单元的森林虫害962次，时间跨度1985—2018年，涉及299个县(市、区)。研究发现：① 1985—2018年期间共计发生242县次重度森林虫害，年均7.1县次，1985—2005年重度森林虫害县次数以0.4县次/年的速率增加，而2005—2018年转为减少趋势，速率为-0.6县次/年；② 从空间差异看，东南部的武夷山区和西北部的祁连山中东段各县的中轻度虫害频次较高，而重度虫害县次数自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减少，武夷山为全国森林虫害的典型区；③ 气象因素是影响森林虫害的首要因素，北方半干旱区南半部和暖温带半湿润区森林虫害县次数年际波动与前冬季温度显著负相关，而南方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地区则与春季温度显著负相关。研究揭示了中国森林虫害的地理差异，为更好地研究森林虫害的成因及其气候环境效应提供基础。

数字经济是促进新时代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论文基于中国280个地级以上城市2011—2019年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依托空间杜宾模型揭示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直接影响，且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邻近地区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为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深化数字经济助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经验证据。

随着5G、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产业已经进入视频社会化时代。论文以抖音数据为基础，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城市网络特征，并利用参数最优地理探测器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基于本地与非本地联系划分的不同类型城市的不均衡分布模式与长期存在的“东—西”差距基本吻合，基于抖音社交平台的城市等级并不完全遵循传统的城市等级体系；② 整体网络呈现出了“三棱锥结构”，与“十四五”规划中城市群的发展格局具有极大的相似性；③ 中国城市网络中心性主要影响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发展水平，次要影响因素为物流发展水平和旅游发展水平；④ 不同地区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表现出了较明显的空间差异，西南地区受物流发展水平影响更大，东北地区除此之外受旅游发展水平影响较大，西北地区除此之外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研究结果可为大数据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网络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且对不同地区的城市中心性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提升建议。

开展黄河“几”字弯都市圈的区域社会经济联系与空间格局的系统研究，可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协同发展提供科学支撑。论文将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流空间动态数据与城市自身综合发展实力的静态数据相结合，构建了都市圈多层次空间结构算法，对“动—静”结合视角下的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多层次空间格局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① 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内人流、物流和信息流联系强度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信息流联系最强，且信息流与其他要素流都存在较强的相关性；② 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形成了以鄂尔多斯为主导城市，以银川、呼和浩特、太原等为次主导城市的多层次空间格局，并形成了以这些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内小型城市团。未来，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应着重发展鄂尔多斯、太原、呼和浩特、银川等核心城市，加强核心城市辐射能力，并强化各城市间联系强度，推动“几”字弯都市圈由“点”到“轴”再到“面”的城市网络进程。

北极日益加剧的气候与环境变化对当地社会经济造成了系列影响。从第三产业视角认识北极变化的影响，能为北极/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和域外国家参与北极事务提供参考。论文通过文献综述，系统梳理了北极变化对第三产业典型行业的影响途径与效果。结果发现，以气温升高、降水增加、冰层消融、冻土退化为代表的各北极变化均以多种途径广泛影响着第三产业，并对大部分行业要素产生了利害并存的影响。这些影响为相关研究和中国提供了多项启示。未来研究需要：① 填补影响途径的认知冷点，综合北极变化的致利与致害效应；② 探究北极变化的间接和级联影响；③ 融合多源数据。中国可以通过提高对北极规则制定的参与度，改善“冰上丝绸之路”的运输设施和运输保障，丰富北极旅游产品并创造贸易增长条件，进而把握北极第三产业变化的机遇。

行政区划是国家进行地方行政管理的基础单元，行政区划调整则关系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空间治理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抓手，对经济发展和区域治理产生长期影响。论文对近30年来(1992—2022年)中国行政区划研究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从历史考证、模式类型、成效评估、影响因素和国内外对比等方面总结了中国行政区划研究的发展脉络与相关进展。研究发现，行政区划设置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主要方向，相关研究与国家政策联系密切，相关政策的颁布实施会激发和拓展行政区划的研究，反过来研究成果又会推动区划政策的完善发展；行政区划研究经久不衰，具有较强的历史延续性，同时兼跨多个学科；发达国家行政区划实践经验和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但无法照搬到国内，中国行政区划研究要结合国情，辩证吸收，走出具有本土特色的调整道路。在推进国家行政区划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应加强行政区划调整方案的评估论证，增强科学性与合理性；注重发挥多学科优势，丰富和完善行政区划调整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充分利用好行政区划手段，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以全面提升国家空间治理效能。

空间生产将马克思主义与空间理论范畴系统地整合为兼具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的唯物论体系，开拓了解读和分析空间实践过程的新视域。21世纪以来中国出现了空间生产研究的热潮，城镇化是理论应用的主要场域。论文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方法，结合典型文献的深入阅读，梳理国内城镇化研究领域空间生产理论应用的进展，总结研究概况，挖掘研究重点及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结合中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趋势和需求提出理论应用的展望，即从生产性空间分析到生活化空间关注、从空间问题分析到中国理论体系建构以及从空间理论的解读到空间实践的指引。

季节是全球和区域人类农业生产活动遵循的重要气候年内变化规律。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地表气温明显升高，与地表气温相关联的季节起讫和持续时间等参数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首先，论文总结了目前广泛应用的三大类季节定义方式，包括从行星角度出发的固定长度季节定义法、气温的绝对和相对阈值季节定义法、区域地理因素和天气平均态转变的季节定义法；其次，回顾了当前利用不同动态指标定义季节主要获得的历史时期冷季缩短、暖季变长的时空规律，以及气候变暖背景下自然变率和外强迫对季节长度变化原因的解释；最后，从季节定义方法的应用领域和空间上通用性角度评述了各个方法的优缺点，并从数据偏差影响、通用指数发展、气候变暖背景下变化机理三方面对未来进行了展望。研究结果明确了季节划分方式间的差别、季节变化特征及原因，不仅有利于指导农业生产，也可以为妥善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可靠科学信息。

全球气候变暖极端事件频发的背景下，近年来金沙江上游区径流变率较1990年代显著增大，出现了百年一遇的极端洪水事件，对流域水资源利用、水库调度带来了新的挑战。金沙江上游地区范围广大、观测站点稀少，基于机器学习模型进行单目标径流模拟较传统模型具有优势，但该方法在大尺度高寒山区的径流模拟研究不足。论文应用长短期记忆(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神经网络模型对金沙江上游径流年内过程进行模拟，模型由高程分带提取的日降水(GPM，0.1°×0.1°)、日均气温(ERA5Land，0.1°×0.1°)及逐日积雪面积(MODIS，500 m)数据驱动，以径流观测数据为目标进行建模，同时构建集合模型，模拟流域径流并进行模型对比。模型训练期和验证期分别为2001—2014年和2015—2019年。结果显示：2种模型在预见期15 d内模型效率系数(NSE)≥0.80，且在相邻预见期NSE接近，预见期25 d和30 d的NSE均能达到0.70以上，表明2种模型在30 d预见期内的径流模拟效果良好。以高程分带数据驱动的高程信息模型，1~5 d预见期径流模拟显著优于集合模型，7~13 d预见期优势减小，15~30 d预见期二者模拟效果相当。高程信息模型对汛期径流的模拟优于集合模型，展现出其在洪水模拟方面的优势。总体而言，高程信息模型在预见期为3 d的径流模拟中精度最高，尤其对春汛及夏汛的模拟，可为金沙江中游梯级电站水库调度提供参考，但模型对极端春季洪水模拟效果仍有待提升。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与收入的不断增加，家庭能源消费日益成为中国能源消费的重要增长点，把握家庭能源消费时空特征，判别家庭能源消费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有助于加快构建现代能源体系、推进能源低碳转型以及“双碳”目标的实现。基于此，论文将家庭能源消费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其时空演变特征。进一步借助空间计量模型、灰色预测、情景分析等方法，对家庭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系统研究。研究发现：① 从时空特征来看，1995—2021年家庭能源消费呈现上升趋势。同时，城乡家庭能源消费的差距逐渐拉大，但其人均家庭能源消费呈现趋同态势。② 从家庭能源消费的占比与结构来看，家庭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10左右，且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呈现出多样化与清洁化发展趋势。③ 从影响因素来看，能源强度、人口规模、家庭规模、教育水平、经济发展、城镇化率与汽车拥有量是家庭能源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在影响程度上存在差异。④ 从未来趋势来看，至2040年中国家庭能源消费量将持续增长，且在稳健发展情景下增速较慢，表明政府政策的落实与居民绿色消费理念的普及等对控制家庭能源消费增长表现出积极效果。因此，研究认为应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优化乡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完善能源发展政策与转变居民消费观念，以控制家庭能源消费过快增长。

以抖音为代表的现代新媒体技术工具为“新农人”参与乡村文旅和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的手段，然而现有研究很少关注“新农人”的空间分布特征，对“新农人”主播的文旅转化潜力也缺乏合理客观的评判。论文以蝉妈妈网站的抖音“新农人”主播数据为研究基础，从指向度、认可度和传播度3个方面综合测度“新农人”主播的乡村文旅转化潜力；并运用热点分析等方法，分析“新农人”主播的数量规模、粉丝量、主营产品等基本特征，及其文旅转化潜力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了“新农人”主播的文旅带动模式，从空间维度揭示了“新农人”主播及其文旅转化潜力的区域差异，以期为更好地发挥“新农人”主播的文旅带动能力提供参考。研究结果显示：① “新农人”主播呈现明显的南多北少、男多女少的特征，主播规模与文旅转化潜力的空间布局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河南、山东2个主播大省的文旅转化潜力十分有限。② 以川渝为中心的西南片区，在“新农人”主播的数量规模、直播带货与文旅转化潜力等方面都具有较突出的优势。③ 普通新媒体用户中具备文旅转化潜力的主播数不足40%；“乡村守护人”尽管规模有限，但带来了显著的文旅转化潜力。④ 乡村文旅转化潜力的优势特征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西南片区的“新农人”主播具有较强的文旅宣传理念，其短视频对文旅内容的指向度更高；而东南片区的文旅视频在认可度和传播度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文旅视频的内容质量更胜一筹。⑤ 不同身份的“新农人”主播，在创作动机、叙事方式及叙事内容方面均存在差异，其文旅的带动模式可以划分为基层干部—直接带动型、乡村守护人—间接带动型、普通自媒体用户—潜力带动型。总体来看，抖音“新农人”主播以个体创作为特色，在突破东中西部差异，促进中西部与东部并重发展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但显著的南北方差异和有限的文旅转化潜力，仍需要进一步关注。

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已经成为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近年来，在大规模跨境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热潮中，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情况屡见不鲜，质疑基础设施引导型发展模式的声音也逐渐强烈。论文回顾了基础设施与基础设施引导型发展模式所体现的主要内涵及特点，围绕其理论假设、依据和机制解释等方面梳理了国内外不同时期研究的主要脉络：① 凯恩斯主义时期，基础设施作为公共产品，匹配相应的国家政策，为产业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② 新自由主义时期，基础设施一方面作为“生产投入要素”，通过外部效应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作为“组成部分”，嵌入并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环境，进而对其进行调整；③ 后新自由主义时期，具有复杂特性的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环境之间互相影响，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促进”或“抑制”，学者们开始呼吁从静态的机制分析转向动态的过程研究。为此，论文基于上述研究进展，借鉴共同演化理论，尝试构建“基础设施—制度与文化—产业与贸易基础”三位一体、共同演化的基础设施引导型发展模式分析框架，可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实践提供参考。

政府引导基金现已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政府普遍使用的一种促进区域发展的政策工具，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论文基于区域发展的视角，从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原因、政府引导基金的扩散与分布、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以及政府引导基金对区域发展的影响4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综述。主要发现有：① 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原因在于缓解融资缺口，实现区域发展目标；② 政府引导基金经历了不同地理尺度的扩散，形成了不均衡的空间分布格局；③ 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可以分为募资、投资、管理、退出4个环节，公共资本的参与和政府干预是其区别于一般私人风险投资基金的主要特点；④ 总体而言，政府引导基金对区域的风险资本供给、创业创新、产业升级有正面影响，但也可能扩大区域发展差距。最后，论文提出地理学要加强区域发展视角下政府引导基金的研究，并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传统村落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突显传统村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为重要。论文以湖南省通道县皇都侗文化村为例，基于景观符号概念、景观基因理论与空间生产分析框架，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探析其景观符号空间生产的过程与机理。结果表明：① 景观基因从多原则多层次识别传统村落整体文化风貌的过程，也是对传统村落景观符号归纳、提炼的过程；② 皇都侗文化村分别通过空间编码、景观修复、文化塑造，将其由农耕型传统村落转向文旅融合型传统村落，构建出满足多元主体需求的景观化、艺术化、生活化、地域化的景观符号，实现对景观符号的情感联系与互动和景观本身的符号化；③ 皇都侗文化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推动机制，将村民文化自觉、旅游市场需求与政府政策支持等内外驱动力连接至皇都侗文化村景观符号空间生产的节点中，实现现代多元生活需求功能与侗民俗文化的融合，推动皇都侗文化村景观符号的空间生产。研究以传统村落的活化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探究传统村落景观符号空间生产的过程与机理，以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提供科学参考与实践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