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商业和贸易越来越多地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联系在一起，各国更加倾向于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出发来考虑经济问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多极经济力量体系崛起，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不断升级，极大地激发了学者们对于地缘经济研究的兴趣。但当前地缘经济研究仍缺乏清晰的理论和概念界定以及完整的质性分析框架，难以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地缘经济理论支撑。基于此，论文对西方地缘经济学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发现：① 西方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可以划分为理论萌芽和理论初创两个阶段；② 形成了地缘战略学派、经济地理学派、批判地理学派三大理论学派；③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分别基于“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并相互纠缠；④ 主要实证研究议题涵盖了地缘经济战略、地缘经济工具的实施及其有效性、地缘经济话语与想象等方面。最后，论文指出地缘经济是一种现实存在，而地缘经济学作为其对应的理论总结，是基于资本逻辑的政治地理学，关注地缘政治空间经济。它与地缘政治学辩证统一，既是一种外交政策实践，也是一种分析框架。基于已有研究和中国面临时代背景的耦合性，论文认为未来可以从地缘经济韧性、不同尺度下地缘经济工具的实施及其有效性问题、小国与第三国地缘经济实践、城市区域主义视角下的地缘经济、地缘经济话语与实践关系研究等5个方面展开研究。研究有助于准确、全面理解地缘经济，把握西方地缘经济学发展动态，更好地引导国内地缘经济学发展，以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和平崛起。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区划调整已经成为优化行政管理体制、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和促进区域空间优化重组等的重要抓手。其中，撤县(市)设区作为1997年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组成部分，成为了行政区划相关研究中广受关注的热点话题。论文从撤县(市)设区的演进脉络、发生逻辑、评估方法和多重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撤县(市)设区数量经历了先波动增加后急速减少，又快速增加再逐步减少的变化过程，整体呈现“M”型，其中2000—2002年和2014—2016年是撤县(市)设区调整的高峰期；国家政策倾向提供了撤县(市)设区的必要条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是推动撤县(市)设区的直接动力，最终能否实现撤县(市)设区是多元主体博弈后的结果；撤县(市)设区的研究方法日趋多元，但相关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相对薄弱，与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尚存较大差距；已有研究关于撤县(市)设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结论不尽一致，而关于生态效益的影响相对较统一，即撤县(市)设区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综上，论文认为未来亟须加强行政区划设置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深入揭示撤县(市)设区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正负效应；强化撤县(市)设区的驱动机理分析并探究撤县(市)设区触发条件，为提高地方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以及国家行政区划政策的优化调整提供参考。

季节是全球和区域人类农业生产活动遵循的重要气候年内变化规律。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地表气温明显升高，与地表气温相关联的季节起讫和持续时间等参数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首先，论文总结了目前广泛应用的三大类季节定义方式，包括从行星角度出发的固定长度季节定义法、气温的绝对和相对阈值季节定义法、区域地理因素和天气平均态转变的季节定义法；其次，回顾了当前利用不同动态指标定义季节主要获得的历史时期冷季缩短、暖季变长的时空规律，以及气候变暖背景下自然变率和外强迫对季节长度变化原因的解释；最后，从季节定义方法的应用领域和空间上通用性角度评述了各个方法的优缺点，并从数据偏差影响、通用指数发展、气候变暖背景下变化机理三方面对未来进行了展望。研究结果明确了季节划分方式间的差别、季节变化特征及原因，不仅有利于指导农业生产，也可以为妥善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可靠科学信息。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与收入的不断增加，家庭能源消费日益成为中国能源消费的重要增长点，把握家庭能源消费时空特征，判别家庭能源消费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有助于加快构建现代能源体系、推进能源低碳转型以及“双碳”目标的实现。基于此，论文将家庭能源消费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其时空演变特征。进一步借助空间计量模型、灰色预测、情景分析等方法，对家庭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系统研究。研究发现：① 从时空特征来看，1995—2021年家庭能源消费呈现上升趋势。同时，城乡家庭能源消费的差距逐渐拉大，但其人均家庭能源消费呈现趋同态势。② 从家庭能源消费的占比与结构来看，家庭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10左右，且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呈现出多样化与清洁化发展趋势。③ 从影响因素来看，能源强度、人口规模、家庭规模、教育水平、经济发展、城镇化率与汽车拥有量是家庭能源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在影响程度上存在差异。④ 从未来趋势来看，至2040年中国家庭能源消费量将持续增长，且在稳健发展情景下增速较慢，表明政府政策的落实与居民绿色消费理念的普及等对控制家庭能源消费增长表现出积极效果。因此，研究认为应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优化乡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完善能源发展政策与转变居民消费观念，以控制家庭能源消费过快增长。

音乐地理是人文地理学新兴的研究方向，相比于国外成熟的音乐地理研究，国内音乐地理研究仍然非常滞后。论文试图通过文献分析系统梳理国外音乐地理研究进展、发展历程、核心主题、理论分支与方法，从而为完善中国音乐地理研究提供参考借鉴。首先，国外音乐地理研究经历了从单一文化地理学视角到多学科交叉融合、百花齐放的发展过程。其次，国外音乐地理研究的主题大致可分为音乐区域和文化扩散、音乐产业集群与网络研究、音乐表演的时空间现象和影响、基于音乐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政治、音乐作为城市特殊声景的地理学研究5个核心议题；在理论视角方面，国外音乐地理研究可分为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及城市地理4个主要分支，分别受到新文化地理学“非表征理论”、流行地缘政治和经济地理学“关系转向”等重要思潮的影响。最后，论文在借鉴国外音乐地理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音乐地理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具体建议。

快递物流直接反映城市间物质流动，是城市联系的重要表征形式。论文以粤港澳大湾区63个区县为基本研究单元，基于物流网点数据，构建63×63的物流联系矩阵，综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GIS空间分析、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粤港澳大湾区物流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各区县网络中心性与社会经济及城镇规模的宏观格局基本一致，区县间物流非均衡性显著，白云区物流职能突出；② 物流网络整体形成以“穗莞深”为主、佛山与中山为辅的“三核两辅”多中心结构，物流联系集聚与极化现象显著，网络连接优先在“穗莞深”等核心城市；③ 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可划分为4个凝聚子群，呈“散点状分布、圈层式扩展”特征，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④ 物流网络的形成主要受常住人口数量和GDP影响，人均GDP、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对丰富城市网络理论、促进物流协调发展、提升物流服务水平和城市群综合竞争力具有积极意义。

场景理论为深化文旅融合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论文将“场景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工具，总结了文旅场景的研究价值，阐述了文旅场景理论内涵与理论逻辑，展望了文旅场景研究方向。研究发现：① 文旅场景的研究价值体现在将文旅产业置于同一个动态完整的系统，形成的差异化场景有利于实施非均质化的文旅融合发展策略。② 文旅场景理论内涵包括4个部分：具象的物质是文旅场景存在的重要基础，文旅场景蕴含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内涵，文化价值观是文旅场景的核心组成部分，文旅场景的构建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动力引擎。③ 文旅场景的理论逻辑由“地方原生性”—“符号感知性”—“价值表达性”三个维度的相互作用而形成。④ 文旅场景未来研究应关注文旅场景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文旅场景的文化价值表达方式、文旅场景的模式识别与运行机制以及文旅场景的数字技术应用。研究可为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场景应用参考。

以布莱恩·哈利为代表的学者开启地图“知识—权力”议题以来，相关研究日渐丰富，相较于从原始地图及编绘者视角入手的研究，对于从地图传播过程中广义地图使用者(读者)视角的考察较少。论文以一张号称“1910年”由“德国”绘制的青岛城市规划地图为案例，借助地理配准、图纸内容对比分析等手段，尝试解译地图表征背后隐藏的规划史实。结果表明：地图使用者通过无意识或有意识的地图复制和重组等参与行为，造成了地图表征失真，并通过权威教科书的广泛传播形成了颠覆原图认知的全新规划“史实”。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地图使用者在参与过程中作为特定社会阶层潜在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与地图表征之间的关联。希冀从地图使用者视角来完善布莱恩·哈利的地图权力相关议题，并以城市规划地图这一特定地图类型丰富地图(学)史的案例研究。

随着中国与东南亚等地区经贸合作更加紧密，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物流发展质量和效率，对于推动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覆盖区30个城市单元为研究区，基于长时间序列统计数据，应用BP神经网络模型预测西部陆海新通道主通道建成后各城市铁路、高速公路物流量，利用改进引力模型模拟未来通道能力条件下各城市间物流联系量，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开展西部陆海新通道建成前后铁路、高速公路物流网络结构比较分析。研究表明：①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有助于缩短核心覆盖区城市间铁路和高速公路距离，提高各城市的货运总量；②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成后，防城港、昆明等面向东南亚的海港、陆港城市与重庆及各省会城市间的物流联系得以较大程度强化，并促进各类货物流向一般地级市，物流网络格局呈现层级化和一体化发展的特点；③ 无论是距离缩减效应、货运量变化还是物流网络结构变化，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对铁路物流网络的影响均强于高速公路物流网络。通过对比新道建设前后陆路物流网络格局变化，可为优化通道布局、升级物流网络及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新质生产力是作为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先进生产力，是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理解其内涵与现状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论文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实践要求出发，借鉴“物理—事理—人理”(WSR)系统方法论，构建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探究2008—2021年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与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全国及四大区域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区域内差异有所缩小；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呈现“东部较高，中部次之，西部、东北地区较低”的分布格局；不同行政等级、不同人口规模、不同人均GDP水平的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具有空间集聚特征，局部空间关系变化不大，稳定热点地区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东部、中部地区的自主创新、人才资源水平高于西部、东北地区，而东部地区的数字技术、新兴产业发展明显优于其他地区。论文通过考察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在时空上的格局演化，可为其优化布局与加快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城市活力是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直接影响着居民福祉、企业发展和城市竞争力。论文从城市有机生命体视角，借鉴“活力三角”概念模型，从生长代谢、多样性和流动性三个关键维度筛选指标，整合兴趣点、社交平台、夜间灯光、百度指数、人口迁徙、企业数据库、环境监测、土地利用、人口普查、统计年鉴等多元数据，设计了包含人口、经济、社会、政府、环境和对外联系6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29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活力水平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城市活力的空间分布不均衡，高活力城市在长三角地区最为集聚，其次是城市群地区和省会城市，东北地区的低活力城市分布最广泛，华北平原城市普遍属于中低活力水平；城市活力得分遵循幂律分布，即仅有少数城市处于高活力状态，大部分城市活力水平较低；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普遍越有活力；城市活力6个维度的发展具有协同效应，其空间分布呈现不同程度的空间差异性和集聚性；根据不同维度的得分，全国城市可分为整体高活力型、整体中高活力型、整体中低活力型、政府活力导向型、环境活力导向型。研究结果是对城市活力研究框架的有益补充，可为后疫情时代中国城市活力的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是数字经济背景下乡村产业升级和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论文以浙江省五四村为案例地，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探究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的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① 五四村的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是多元主体参与并相互博弈的动态过程，包括初步探索、快速发展和深度融合三个阶段。村委会等本土力量持续发挥关键作用，文旅企业等社会力量的作用逐渐增强，村民与行动者网络关联程度逐渐加深。② 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是由以乡村内核系统和外缘系统为融合基础，以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为融合支撑，以多元主体相互作用形成的政府力量、社会力量和本土力量为融合主体，以乡村文旅资源、产品、业态、要素、市场和价值深度融合为融合内容构成的动态循环机制驱动形成。③ 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系统的高水平循环发展，是融合支撑对融合主体、融合主体对融合内容的作用和反作用机制均释放较强效应的结果。研究结果为乡村数字文旅高质量发展、乡村产业升级和全面振兴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借鉴。

近年来，机器学习模型因其优越的预测性能和灵活性，被广泛引入时空出行行为建模与预测研究中，但其基础研究框架和技术路线尚未明晰。论文通过回顾2010—2022年相关领域发表的重要文献，梳理了机器学习算法的应用对时空出行选择行为研究范式的影响，总结了当前研究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及影响时空出行选择行为建模效果的潜在因素和作用机理，展望了未来研究中需要重点突破的方向。将机器学习算法有效应用于时空出行选择行为研究，不仅需要与决策场景相契合的模型架构和决策机理支撑，还应克服诸多机器学习过程及方法的固有缺陷，并充分考虑外部研究条件对时空选择行为模拟和预测效果的影响。现有的机器学习模型已能够契合大多数出行选择决策场景，多元化、高效率的机器学习算法必将有力推动出行选择行为研究的发展。有限的可解释性仍然是学者们难以广泛信任基于机器学习的时空出行选择行为模型的根本原因。面对大数据时代时空出行选择行为研究的机遇与挑战，充分融合机器学习算法和经典决策理论及模型各自的优势，同时提升时空出行选择行为的模拟精度和模型可解释性是重要发展趋势。

建设具有韧性的都市圈、城市群城市网络，是推进区域安全和高效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科学认识灾害风险在城市网络中的传导机制并评估网络韧性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论文立足于城市网络的基本概念，首先提出了包含设施网络和功能网络的复合城市网络模型，探讨多层网络之间的物理关联、功能关联和地理关联关系；其次，从结构和功能、整体和局部两个方面解析复合城市网络韧性的内涵；再次，从传导路径、传导过程和传导影响三个视角揭示灾害风险在复合城市网络中的多维度传导机制，建立了灾害风险和网络韧性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提出“复合城市网络模型建立、网络中的风险传导模拟、指标体系构建及韧性评估”三个步骤的复合城市网络韧性评估框架，并以洪涝灾害下武汉都市圈“公路—人流”复合城市网络韧性评估案例来验证框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研究成果可为考虑灾害风险传导的城市网络韧性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提供一种新探索。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大规模流失引发乡村人地关系失衡，加剧了村庄空心化问题。科学测度乡村空心化、提出以乡村振兴为导向的空心村整治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以黑龙江省拜泉县为例，基于人口转移率测度了乡村空心化水平，运用熵权TOPSIS法评价了村庄发展潜力水平，将二者结合识别了村庄发展类型，提出差异化的空心村整治策略。研究结果显示：① 拜泉县乡村空心化水平均值为0.6529，空心化程度明显。乡镇层面的空心化处于中度和高度水平，村庄以高度和重度空心化为主。农村人口流失主要归因于城乡建设不均衡、农村就业机会少、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偏低等。② 村庄发展潜力均值为0.2279，整体水平偏低且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县城周边、沿主要交通干线以及主要河流的村庄发展潜力水平普遍高于偏远地区的村庄。产业兴旺(0.5026)水平显著高于乡风文明(0.2703)、生态宜居(0.1472)，治理有效(0.0317)、生活富裕(0.0482)水平较低，成为村庄发展潜力的短板。③ 拜泉县村庄类型划分为Ⅰ类——高潜力低空心化、Ⅱ类——高潜力高空心化、Ⅲ类——低潜力低空心化、Ⅳ类——低潜力高空心化4类，整体以Ⅱ类——高潜力高空心化为主，且县域南部村庄发展状态好于北部地区。未来村庄发展应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引，重心向Ⅰ类、Ⅱ类以及南部村镇转移，并完善宅基地、生态用地、耕地等相关制度体系，促进村庄内部结构调整；培育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探索特色产业规划与升级道路；构建“中心镇—中心村—农民社区—村庄”的新型村镇体系，加强城乡互动，促进要素聚集、资源共享；同时加大环境整治，增强社会保障，吸引人才回归，实现空心化治理与县域乡村振兴。

行为转向与社会转向下个体行为模式分析为人地关系研究提供微观视角，然而以往研究关注行为决策与空间的关系，忽视了空间对人心理与认知层面的反馈作用。“神经转向”强调了人的心智与空间的关系，运用神经机制探究人的感知、情感、行为与空间的相互作用。论文在神经转向的背景下，结合行为主义研究范式，构建“认知—决策—反馈”的“人—行为—空间”闭环分析框架，在空间—行为互动理论的基础上，强调人脑的环境感知、经验学习、综合决策能力在重构认知与重塑偏好中的作用，并进一步从行为主体、空间行为的角度分析“空间—人”反馈过程。论文以北京市望京地区为例，采用深度访谈和活动日志分析方法对典型案例日常活动进行解读，结果表明，该框架能较好地解释个体短期行为与空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空间图谱、空间偏好和行为决策在个体与空间互动中的中间作用。

探究城市形态对热环境的影响是实现可持续城市规划和改善热环境的关键。论文以典型的高密度城区——天津市南开区作为研究区，借助建筑和遥感影像数据，量化社区尺度的城市形态和夏季地表温度，并通过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K-means聚类方法的集成应用，探究城市形态对地表温度的空间异质性影响并对其进行聚类分区。结果表明：① 天津南开区夏季地表温度呈展现“北高南低”分布及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形成“高—高”与“低—低”聚集模式。②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在拟合和解释城市形态与地表温度关系方面显著优于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③ 城市形态指标对夏季地表温度的影响存在多尺度空间异质性，其影响力依据平均大小顺序可排列为：建筑密度>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容积率>建筑体积密度。其中，建筑密度和建筑体积密度促进地表温度的升高，而归一化植被指数和容积率则对其起到显著的降温效应。④ 基于城市形态指标对夏季地表温度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进行聚类，可将研究区划分为三个显著不同的区域，并制定差异化的规划策略。研究结果可为社区热环境优化提供科学依据。此外，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K-means聚类方法的有效集成，为城市热环境研究和相关领域提供新视角和方法学框架。

对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的影响因素开展多尺度定量分析，是揭示生态系统服务演化机理和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既有研究侧重于从行政或流域的等级确定研究尺度大小，缺乏科学合理的尺度划分方法。论文以石羊河流域为研究区，评估了食物供给、碳固存、产水量和防风固沙4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应用小波分析和参数最优地理探测器模型确定了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影响因素研究的最佳尺度及不同尺度下的主要影响因子。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石羊河流域食物供给、碳固存、产水量和防风固沙4种生态系统服务均呈上升趋势。食物供给服务增幅最大，增幅为138.3%，碳固存、产水量和防风固沙服务增幅分别为0.97%、7.6%和9.5%。② 根据4种生态系统服务的小波方差主周期，2000—2020年和2010—2020年分别构建了6个、2000—2010年构建了7个影响因素研究的特征尺度。③ 随着尺度增大，影响因子对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的作用程度逐渐增强，且不同尺度的主要影响因子存在明显差异。食物供给和碳固存服务在小尺度上主要受人文因子影响，大尺度上受自然因子影响；产水量服务在不同尺度上始终受自然因子影响；防风固沙服务随尺度增大人文因子影响程度显著增强。④ 尺度增大过程中不同交互因子q值的增加趋势不同，其中碳固存和防风固沙服务中人文因子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增强。论文通过小波分析改进了传统的多尺度序列构建方法，可为优化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及制定多级生态系统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准确把握城市内部人口动态变化规律，有助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社会空间结构。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尺度的人口总量及分布变化，对于城内迁居导致的人口动态变化过程缺乏关注，其测度方法、特征规律等尚待探讨。论文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以武汉市为例展开实证分析，构建人口动态变化的“规模—方向—动静”三维测度指标体系，运用聚类分析方法，解析城内迁居带来的街区尺度人口动态变化特征，探究人口动态变化综合类型及分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中心城区到近郊区的人口动态变化具有“高活跃→中活跃→非活跃”的规模特征、“出入大致平衡→严重失衡”的方向特征以及“静态为主→动态为主”的动静特征；② 武汉都市发展区人口动态变化综合类型共有5类，其中高活跃增长动态型和高活跃流失弱动态型主要穿插分布于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组团的核心区，中活跃微流失弱动态型主要分布在上述两类的外围，低活跃微增长强动态型与低活跃平衡动态型分布于中心城区边缘和近郊区组团外围；③ 武汉都市发展区内部人口动态变化综合类型具有“中心—外围”嵌套结构，中心城区与近郊区之间人口动态变化的空间分异主要与区位、居住环境品质有关，中心城区内部、近郊区组团内部的空间分异则主要与产业发育及类型有关。研究拓展了人口迁移和人口变化研究领域的理论方法，为优化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精细化制定居住空间供给政策等提供了参考依据。

冲积扇是山区河流(沟谷)出口常见的堆积地貌形态。发育成熟、稳定的冲积扇是山区生产生活的良好区域，但同时也是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潜在易发区。研究冲积扇的地貌特征及成因有助于山洪泥石流灾害合理防控和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论文以中国藏东南帕隆藏布流域冲积扇为研究对象，结合Google Earth、遥感影像以及野外踏勘调查，统计分析区域冲积扇地貌发育特征、空间分异及主要类型和成因，并探讨气候影响下区域冲积扇变化，结果发现：① 帕隆藏布流域冲积扇面积较坡降空间波动剧烈，干流冲积扇整体较支流冲积扇小且陡；三大支流冲积扇从上游曲宗藏布到下游易贡藏布面积中值呈增大趋势，而坡降中值呈减小趋势；扇体面积与流域面积呈弱正相关，扇体坡降与流域面积呈负相关且与流域崎岖度呈正相关，4个分析区域冲积扇与流域形态参数之间的拟合关系存在明显差异。② 流域内洪积扇、泥石流扇和坡积扇三类扇体地貌特征差异大，且与其来源流域的联系不同，表现为泥石流扇与流域形态参数之间的拟合相关性均最强，而坡积扇的相关性很弱。③ 扇体发育受降水、物源供给、主导动力机制及主河作用等因素影响，气候变化(如升温、强降雨事件增多等)背景下，流域不断新生冲积扇且原有冲积扇规模(甚至类型)发生变化。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极端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频发，全球粮食供应链风险愈发凸显，提升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成为保障全球粮食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根本途径。论文基于复杂网络视角，通过构建多维度供应链网络韧性测度指标，对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进行了测度，并对其韧性演化特征及节点抗干扰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水稻和玉米全球供应链韧性水平较高，其次是小麦全球供应链，大豆全球供应链韧性水平最低；② 4种粮食产品的全球供应链网络类型均为韧性网络，具有快速恢复和适应能力，且韧性水平均有所提高，但其提升水平存在差异，从高到低依次为大豆、水稻、小麦、玉米；③ 在4种粮食产品全球供应链网络中，中国的抗干扰水平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低于美国，且小麦和玉米抗干扰水平有待提升。研究结果对于明晰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水平及韧性演化特征、提升中国在全球粮食供应链网络中地位及抗干扰性具有重要现实和理论意义。

近年来，在一系列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地理格局转型背景下，中国城、镇和乡之间的联系正变得愈发紧密，带来更加多元的人口分布格局。但目前仍鲜有研究同时涉及城、镇和乡三类地域空间分析人口分布在不同发展程度地区的演变规律及机制。因此，基于第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论文探索了2010—2020年江苏省城、镇和乡人口分布的时空演变，并揭示了城—镇—乡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2010—2020年，江苏省仍保持着“南密北疏”的梯度格局，但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规模在城、镇和乡三类地域类型空间的变化已部分跳出这一格局。② 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的变化在三类地域空间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该比重在城区普遍增长，在镇的增幅明显地区主要集中在苏中和苏北，而在乡村有所增长地区主要分布在苏南。③ 对城—镇—乡人口构成的综合探查发现，尽管常住人口在城—镇—乡共同增长的趋势不明显，但超过半数县市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呈现城—镇—乡共同增长特征；苏中和苏北城—镇—乡流动人口综合吸引力指数的增幅甚至超过苏南。④ 政府公共投入和地区工业发展显著正向影响城—镇—乡流动人口综合吸引力，该影响在发达地区和工业基础优势区有更强效应，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仅在苏南有正向作用。基于人口在城—镇—乡三类地域空间分布演变和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为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建议。

中国西藏阿里地区海拔高、山岳连绵、峡谷交错，严酷的地理环境成为开展军事活动的限制性因素。1841—1842年，这里曾发生西藏抗击查谟入侵的战争，与当前中印两国边界争议息息相关。论文借助多学科的研究路径和军事地理分析框架，分析军事地理格局与过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战役的时空机制与结构机制。研究认为，清代后期，西藏阿里地区的军事地理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东提、楚舒勒和什布奇山口三处位置，由后方的交通要道变为军事前沿，其军事地理价值凸显。战争初期，查谟军队通过秘密集结、隐蔽意图，快速通过各险要隘口，达成了战役的突然性。藏军被迫以空间换取时间，在多玉重创查谟军队，进而收复全部失地。但由于藏军的主要作战基地均位于廓尔喀(尼泊尔)方向，从前藏、后藏出击的藏军在到达列城时，已经远离自己的作战基地超过2000 km。从时间和距离因素上分析，都难以长期支撑其作战行动。因此，当藏军的攻势超过“顶点”时，“核心—边缘”结构发生转化，藏军由优势转为劣势，不得不从拉达克撤退。论文通过军事地理分析，揭示了军事地理环境与战争间的关系，提出了准备和实施战争的关键区域，对于当前的国防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