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陆地生态系统固碳增汇能力是如期实现“双碳”目标最为经济、绿色的途径之一。土壤颗粒态有机碳与矿物结合态有机碳作为重要的土壤有机碳组分，是精细诊断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变化的关键。已有研究表明气候变暖改变了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同时对植物和微生物源有机碳输入产生影响，但关于土壤有机碳组分对气候变暖响应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有统一结论。论文系统介绍了土壤颗粒态和矿物结合态有机质分组框架；阐述两种组分形成、转化和稳定过程；梳理目前学术界关于土壤颗粒态有机碳和矿物结合态有机碳对气候变暖响应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讨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目前亟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制定土壤有机碳管理措施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植被夏季生长峰值期和峰值是植被极为重要的物候和生长指标，对年生产力的大小具有决定性作用。论文利用2001—2020年MODIS EVI数据和双Logistic四参数模型，识别北半球中高纬度植被生长峰值期与EVI峰值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对气候的敏感性。研究结果表明：① 在过去20年间，植被生长峰值期主要发生在6—8月，并随着纬度的升高呈先提前后推迟趋势，但如果忽略70°N以北地区的少部分陆地，植被峰值期随着纬度升高呈提前趋势。植被EVI峰值主要介于0.2~0.6之间，整体上高纬度的值低于低纬度。② 区域平均植被生长峰值期呈不显著提前趋势(0.12 d/a，p>0.05)。在空间上呈提前趋势(60.3%)的像元占比大于呈推迟趋势(39.7%)的占比。EVI峰值以0.01/10 a(p<0.01)的速率呈显著增加趋势。在空间上，研究区74.5%地区的植被EVI峰值呈增加趋势。③ 2001—2020年间，春夏季气温、降水量和云覆盖对植被生长峰值期(EVI峰值)的影响最广泛，其中气温对植被生长峰值期和EVI峰值的影响最强，在高纬度地区对两者产生不对称作用，在低纬度地区气温的升高可能通过干旱等事件将降低EVI峰值。而降水量和云覆盖对峰值期和EVI峰值的影响在空间分布上相对复杂，空间异质性强。研究结果可为阐明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植被物候和生长变化规律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特征，以及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过程和预测提供数据支撑。

全球变暖背景下增温导致区域气候要素变化组合与气候风险类型复杂多样。南亚—东南亚因其热带季风气候特征而受到更多关注。探索南亚—东南亚温度和降水量变化规律，对评估其对区域人类活动(如活跃火发生发展)的影响意义重大。论文基于1980—2018年全球气候要素数据集CHELSA V2.1(30″×30″)，采用线性拟合、Mann-Kendall检验等数理统计方法，从整体变化趋势、区域差异特性等方面揭示了南亚—东南亚温度和降水量的时空特征与演变趋势。主要结论有：① 近40年南亚—东南亚降水量呈显著增加趋势，降水量变化趋势于2005年发生突变。② 南亚—东南亚降水量变化呈增加趋势区占近2/3。南亚与东南亚雨季降水量变化显著性相近，但东南亚旱季降水量变化的显著性较南亚更突出。③ 近40年南亚—东南亚温度呈显著上升趋势，月际升温较均衡。④ 南亚—东南亚温度变化呈上升趋势区占到99.13%。东南亚雨季温度变化较南亚更显著；南亚旱季温度上升显著性大于雨季，而东南亚则相反。⑤ 南亚—东南亚近40年气候变化表现出暖湿化发展特征，且东南亚温度与降水量变化的显著性与幅度均要高于南亚。

基于欧洲城市研究提出的城市生命周期理论，把城市空间演化过程分为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4个阶段，得到后续实证研究的支持和广泛应用。然而，这一理论因对人口数量之外的其他城市要素，以及城市演化特征、演化阶段和演化顺序的异质性考虑不足而遭到批判和质疑。尽管对这一理论已有不少修订、补充和完善，但仍存在若干突破和发展的空间，未来要纳入新城市现象以拓展理论的普适性；细化城市类型以归纳演变多样性；考虑人口结构要素来增强城市空间分析的深刻性；以及整合多个城市系统提高城市空间演化理论的综合性。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商业和贸易越来越多地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联系在一起，各国更加倾向于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出发来考虑经济问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多极经济力量体系崛起，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不断升级，极大地激发了学者们对于地缘经济研究的兴趣。但当前地缘经济研究仍缺乏清晰的理论和概念界定以及完整的质性分析框架，难以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地缘经济理论支撑。基于此，论文对西方地缘经济学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发现：① 西方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可以划分为理论萌芽和理论初创两个阶段；② 形成了地缘战略学派、经济地理学派、批判地理学派三大理论学派；③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分别基于“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并相互纠缠；④ 主要实证研究议题涵盖了地缘经济战略、地缘经济工具的实施及其有效性、地缘经济话语与想象等方面。最后，论文指出地缘经济是一种现实存在，而地缘经济学作为其对应的理论总结，是基于资本逻辑的政治地理学，关注地缘政治空间经济。它与地缘政治学辩证统一，既是一种外交政策实践，也是一种分析框架。基于已有研究和中国面临时代背景的耦合性，论文认为未来可以从地缘经济韧性、不同尺度下地缘经济工具的实施及其有效性问题、小国与第三国地缘经济实践、城市区域主义视角下的地缘经济、地缘经济话语与实践关系研究等5个方面展开研究。研究有助于准确、全面理解地缘经济，把握西方地缘经济学发展动态，更好地引导国内地缘经济学发展，以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和平崛起。

人口在地形梯度上的分布与变化规律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随着数据精度和质量的提升，基于公里网格统计单元宏观分析该问题已具可行性。论文以公里网格为统计单元，结合WorldPop数据集和SRTMGL1数据集，分析了2000—2020年间中国人口数量在地形因子(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的分布与变化特征，比较了不同人口空间化数据集、DEM数据源以及网格大小对计算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人口数量分布呈现强烈且持续小幅增强的低地形指向性，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人口分布半数平衡点在2000年分别为95.6 m、50.7 m和3.01°，到2020年下降至77.0 m、46.8 m和2.88°。② 相对土地面积分布，人口数量分布呈现范围稳定且强度持续小幅增大的低地形优势性，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人口主体优势分布上界分别较稳定地位于520 m、137 m和6.84°附近，人口主体优势率分别上升了0.011、0.026和0.038。③ 除DEM数据源差异对人口数量的起伏度分布和坡度分布有显著影响外，其他各项数据差异并未产生明显影响。研究可为宏观理解中国人口分布与地形的关系提供新的基础参考。

认知登陆台风的特征规律并分析其致灾危险性，对于科学提高台风灾害风险防范能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基于中国气象局热带气旋最佳路径数据集和中国台风网资料，对1949―2021年登陆海南省的台风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并基于频率、强度和路径三要素开展海南省各市县台风危险性评估。结果表明：73年来海南省年均登陆台风约2.3个，登陆频次总体呈下降趋势；年内台风登陆时间集中在7―10月，其中8月和9月登陆台风数量约占全年的48%。台风登陆点主要集中在海南省东部沿海市县，以文昌市和万宁市居多；台风过境高频次地区主要位于海南省中部沿“东南―西北”呈带状分布。海南省台风危险性等级空间格局与台风过境频次相似，整体上沿海市县台风危险性高于内陆市县，东方市、乐东黎族自治县和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处于台风高危险性等级。研究结果可为海南省台风防灾减灾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提供参考和依据。

汽车制造业百年一遇的大变革带动中国兴起“造车热”，重塑中国汽车制造业空间格局。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采用区位商指标比较2013年和2021年中国汽车制造业空间集聚特征，分析新能源和传统汽车制造业选址特点，评估中国城市汽车、电子、电气三大产业共同集聚情况；使用负二项回归方法研究影响中国汽车制造业区位的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汽车制造业企业整体上趋向产业历史基础较好的城市集聚，产业布局具备延续和变化双重特征。② 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并存，一方面，传统汽车制造业集聚的城市在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上仍具有潜力；另一方面，深圳等传统汽车制造业薄弱的城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突破。③ 在2021年，中国只有上海市、合肥市、苏州市等11个城市实现汽车、电子、电气三大制造业共同集聚，重庆市等汽车制造业发达的城市并未在电子和电气制造业领域取得专业化优势。④ 制造业多样化指数、制造业知识复杂性、常住人口数量、汽车制造业区位商有助于汽车制造业企业集聚。传统汽车制造业选址趋向外资工业企业集聚的城市，偏离电子制造业企业集聚的城市。电子和电气制造业区位商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有助于丰富中国产业区位论，并为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和政府产业布局规划提供依据。

现代人类活动对地球表层资源环境的利用方式和影响程度在不断变化，人地圈环境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正面临严峻挑战。人地系统耦合研究是破解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的综合途径，然而目前对乡村人地系统耦合研究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因此，梳理乡村人地系统耦合研究进展对于促进人地系统科学发展，支持人地系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决策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乡村人地系统耦合是乡村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交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综合过程，形成了“过程—机理—格局—效应—调控”的理论范式。乡村人地系统耦合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乡村自然社会要素耦合过程格局、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反馈、城镇化对乡村发展的驱动效应、全球化与农业贸易的远程作用、政策管理与工程治理的调控响应5个方面，研究方法主要涉及耦合评价模型和耦合机理模型。针对多尺度乡村人地系统耦合互馈和传导机制的研究不足以及数据模型匮乏，未来研究应当注重探测结构转型和尺度延伸下的乡村人地系统耦合过程与格局，探析要素流动和效应传导下的乡村人地系统耦合机理，探寻数据驱动和模型集成下的乡村人地系统模拟和决策方法，探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乡村人地系统协调路径。

随着5G、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产业已经进入视频社会化时代。论文以抖音数据为基础，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城市网络特征，并利用参数最优地理探测器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基于本地与非本地联系划分的不同类型城市的不均衡分布模式与长期存在的“东—西”差距基本吻合，基于抖音社交平台的城市等级并不完全遵循传统的城市等级体系；② 整体网络呈现出了“三棱锥结构”，与“十四五”规划中城市群的发展格局具有极大的相似性；③ 中国城市网络中心性主要影响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发展水平，次要影响因素为物流发展水平和旅游发展水平；④ 不同地区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表现出了较明显的空间差异，西南地区受物流发展水平影响更大，东北地区除此之外受旅游发展水平影响较大，西北地区除此之外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研究结果可为大数据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网络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且对不同地区的城市中心性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提升建议。

数字经济是促进新时代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论文基于中国280个地级以上城市2011—2019年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依托空间杜宾模型揭示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直接影响，且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邻近地区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为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深化数字经济助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经验证据。

北极日益加剧的气候与环境变化对当地社会经济造成了系列影响。从第三产业视角认识北极变化的影响，能为北极/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和域外国家参与北极事务提供参考。论文通过文献综述，系统梳理了北极变化对第三产业典型行业的影响途径与效果。结果发现，以气温升高、降水增加、冰层消融、冻土退化为代表的各北极变化均以多种途径广泛影响着第三产业，并对大部分行业要素产生了利害并存的影响。这些影响为相关研究和中国提供了多项启示。未来研究需要：① 填补影响途径的认知冷点，综合北极变化的致利与致害效应；② 探究北极变化的间接和级联影响；③ 融合多源数据。中国可以通过提高对北极规则制定的参与度，改善“冰上丝绸之路”的运输设施和运输保障，丰富北极旅游产品并创造贸易增长条件，进而把握北极第三产业变化的机遇。

开展黄河“几”字弯都市圈的区域社会经济联系与空间格局的系统研究，可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协同发展提供科学支撑。论文将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流空间动态数据与城市自身综合发展实力的静态数据相结合，构建了都市圈多层次空间结构算法，对“动—静”结合视角下的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多层次空间格局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① 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内人流、物流和信息流联系强度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信息流联系最强，且信息流与其他要素流都存在较强的相关性；② 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形成了以鄂尔多斯为主导城市，以银川、呼和浩特、太原等为次主导城市的多层次空间格局，并形成了以这些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内小型城市团。未来，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应着重发展鄂尔多斯、太原、呼和浩特、银川等核心城市，加强核心城市辐射能力，并强化各城市间联系强度，推动“几”字弯都市圈由“点”到“轴”再到“面”的城市网络进程。

季节是全球和区域人类农业生产活动遵循的重要气候年内变化规律。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地表气温明显升高，与地表气温相关联的季节起讫和持续时间等参数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首先，论文总结了目前广泛应用的三大类季节定义方式，包括从行星角度出发的固定长度季节定义法、气温的绝对和相对阈值季节定义法、区域地理因素和天气平均态转变的季节定义法；其次，回顾了当前利用不同动态指标定义季节主要获得的历史时期冷季缩短、暖季变长的时空规律，以及气候变暖背景下自然变率和外强迫对季节长度变化原因的解释；最后，从季节定义方法的应用领域和空间上通用性角度评述了各个方法的优缺点，并从数据偏差影响、通用指数发展、气候变暖背景下变化机理三方面对未来进行了展望。研究结果明确了季节划分方式间的差别、季节变化特征及原因，不仅有利于指导农业生产，也可以为妥善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可靠科学信息。

传统村落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突显传统村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为重要。论文以湖南省通道县皇都侗文化村为例，基于景观符号概念、景观基因理论与空间生产分析框架，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探析其景观符号空间生产的过程与机理。结果表明：① 景观基因从多原则多层次识别传统村落整体文化风貌的过程，也是对传统村落景观符号归纳、提炼的过程；② 皇都侗文化村分别通过空间编码、景观修复、文化塑造，将其由农耕型传统村落转向文旅融合型传统村落，构建出满足多元主体需求的景观化、艺术化、生活化、地域化的景观符号，实现对景观符号的情感联系与互动和景观本身的符号化；③ 皇都侗文化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推动机制，将村民文化自觉、旅游市场需求与政府政策支持等内外驱动力连接至皇都侗文化村景观符号空间生产的节点中，实现现代多元生活需求功能与侗民俗文化的融合，推动皇都侗文化村景观符号的空间生产。研究以传统村落的活化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探究传统村落景观符号空间生产的过程与机理，以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提供科学参考与实践借鉴。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与收入的不断增加，家庭能源消费日益成为中国能源消费的重要增长点，把握家庭能源消费时空特征，判别家庭能源消费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有助于加快构建现代能源体系、推进能源低碳转型以及“双碳”目标的实现。基于此，论文将家庭能源消费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其时空演变特征。进一步借助空间计量模型、灰色预测、情景分析等方法，对家庭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系统研究。研究发现：① 从时空特征来看，1995—2021年家庭能源消费呈现上升趋势。同时，城乡家庭能源消费的差距逐渐拉大，但其人均家庭能源消费呈现趋同态势。② 从家庭能源消费的占比与结构来看，家庭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10左右，且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呈现出多样化与清洁化发展趋势。③ 从影响因素来看，能源强度、人口规模、家庭规模、教育水平、经济发展、城镇化率与汽车拥有量是家庭能源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在影响程度上存在差异。④ 从未来趋势来看，至2040年中国家庭能源消费量将持续增长，且在稳健发展情景下增速较慢，表明政府政策的落实与居民绿色消费理念的普及等对控制家庭能源消费增长表现出积极效果。因此，研究认为应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优化乡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完善能源发展政策与转变居民消费观念，以控制家庭能源消费过快增长。

文化和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对乡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论文以CNKI和Web of Science为数据源，对933篇中文文献及71篇英文文献数据分别进行分析，借助CiteSpace软件梳理研究概况，分析文化和旅游视域下中国乡村振兴研究热点。结果显示，中国文化和旅游视域下乡村振兴的研究具有显著的政策导向特征，研究热度逐年增高；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论文提出了乡村文旅资源与景观、乡村文旅融合、乡村文旅富民、乡村产业发展与融合、乡村生态旅游、文旅乡村治理等研究热点内容；研究内容较为丰富，但缺乏对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进一步探索；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占比低；研究区域较为分散，集中在西南地区，大多基于村落和乡寨等区域、省和县的尺度。最后，论文结合现有文献内容提出未来研究要从研究理论、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区域等维度进行创新，以期推动乡村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现。

政府引导基金现已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政府普遍使用的一种促进区域发展的政策工具，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论文基于区域发展的视角，从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原因、政府引导基金的扩散与分布、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以及政府引导基金对区域发展的影响4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综述。主要发现有：① 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原因在于缓解融资缺口，实现区域发展目标；② 政府引导基金经历了不同地理尺度的扩散，形成了不均衡的空间分布格局；③ 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可以分为募资、投资、管理、退出4个环节，公共资本的参与和政府干预是其区别于一般私人风险投资基金的主要特点；④ 总体而言，政府引导基金对区域的风险资本供给、创业创新、产业升级有正面影响，但也可能扩大区域发展差距。最后，论文提出地理学要加强区域发展视角下政府引导基金的研究，并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以抖音为代表的现代新媒体技术工具为“新农人”参与乡村文旅和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的手段，然而现有研究很少关注“新农人”的空间分布特征，对“新农人”主播的文旅转化潜力也缺乏合理客观的评判。论文以蝉妈妈网站的抖音“新农人”主播数据为研究基础，从指向度、认可度和传播度3个方面综合测度“新农人”主播的乡村文旅转化潜力；并运用热点分析等方法，分析“新农人”主播的数量规模、粉丝量、主营产品等基本特征，及其文旅转化潜力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了“新农人”主播的文旅带动模式，从空间维度揭示了“新农人”主播及其文旅转化潜力的区域差异，以期为更好地发挥“新农人”主播的文旅带动能力提供参考。研究结果显示：① “新农人”主播呈现明显的南多北少、男多女少的特征，主播规模与文旅转化潜力的空间布局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河南、山东2个主播大省的文旅转化潜力十分有限。② 以川渝为中心的西南片区，在“新农人”主播的数量规模、直播带货与文旅转化潜力等方面都具有较突出的优势。③ 普通新媒体用户中具备文旅转化潜力的主播数不足40%；“乡村守护人”尽管规模有限，但带来了显著的文旅转化潜力。④ 乡村文旅转化潜力的优势特征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西南片区的“新农人”主播具有较强的文旅宣传理念，其短视频对文旅内容的指向度更高；而东南片区的文旅视频在认可度和传播度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文旅视频的内容质量更胜一筹。⑤ 不同身份的“新农人”主播，在创作动机、叙事方式及叙事内容方面均存在差异，其文旅的带动模式可以划分为基层干部—直接带动型、乡村守护人—间接带动型、普通自媒体用户—潜力带动型。总体来看，抖音“新农人”主播以个体创作为特色，在突破东中西部差异，促进中西部与东部并重发展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但显著的南北方差异和有限的文旅转化潜力，仍需要进一步关注。

音乐地理是人文地理学新兴的研究方向，相比于国外成熟的音乐地理研究，国内音乐地理研究仍然非常滞后。论文试图通过文献分析系统梳理国外音乐地理研究进展、发展历程、核心主题、理论分支与方法，从而为完善中国音乐地理研究提供参考借鉴。首先，国外音乐地理研究经历了从单一文化地理学视角到多学科交叉融合、百花齐放的发展过程。其次，国外音乐地理研究的主题大致可分为音乐区域和文化扩散、音乐产业集群与网络研究、音乐表演的时空间现象和影响、基于音乐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政治、音乐作为城市特殊声景的地理学研究5个核心议题；在理论视角方面，国外音乐地理研究可分为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及城市地理4个主要分支，分别受到新文化地理学“非表征理论”、流行地缘政治和经济地理学“关系转向”等重要思潮的影响。最后，论文在借鉴国外音乐地理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音乐地理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具体建议。

解析经济活动和环境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是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途径。环境经济地理应运而生，主要研究环境要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及经济活动对自然条件的选择、适应与改造。论文首先梳理环境经济地理学科演进，构建经济循环视角下的研究框架，发现其经历了从关注外生发展时的成本外化与外部治理，逐渐转变为成本内化，将自然资源考虑为资本的新经济模式的发展历程。论文对1996—2023年国内外经济—环境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总结出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经历起步期、建构期、腾飞期等重要阶段。结合全球价值链和物料流通理论，论文分析出环境经济地理议题对后发区域“绿色化”转向、生产部门网络重构、演化经济地理需求侧以及全球—地方互动的关注，并提出未来研究为解决生态环境治理，绿色创新与产业转型，能源、韧性与可持续发展的可能贡献。

梳理中国农业地理学的研究进程，明晰农业地理学研究的主题变化，探讨各时期农业地理学研究发展的特征，总结其取得的经验和成就，对于推动中国农业地理学研究发展、满足农业生产与乡村现代化需求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论文运用文献综述法、对比分析法分析中国农业地理学研究的阶段特征。研究发现：① 从农业地理学研究历程看，大致可以将农业地理学研究分为4个阶段，分别是历史记述时期、农业集体化时期、改革发展时期和现代变革时期；② 从中国现代农业地理学研究的领域来看，主要涉及4个研究领域，分别是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农业与乡村地理综合研究；③ 未来农业地理学研究将围绕气候变化、城乡融合、自适应韧性和数字化技术等主题展开，并运用到发展决策实践中。

旅游目的地忠诚度研究常以创设情境的方式调查旅游地客源变化的影响要素，结合尺度概念可丰富客源演化的实况情境。为了增强忠诚度概念在时空尺度上的有效性，论文以淄博为例，通过访谈法、文本分析法梳理“进淄赶烤”事件的前因后果，并借用尺度概念演绎分析游客、本地居民在流量来之前、之中、之后3个时间段上对淄博烧烤的忠诚度。研究发现：① 尺度视角下的忠诚度分析能够从地方承载的产业结构、政策治理、文化符号等维度综合地分析多主体忠诚态度、行为发生的原因与可能性，通过多时段分析展现旅游目的地忠诚度发生的实况情境；② 通过梳理“流量”所涉及的尺度实践，在案例中探索淄博地方政府、各级媒体借助“流量”将淄博烧烤升尺度为淄博市的文化标签，游客、本地居民将共同认同的人性之“善”降尺度为淄博市域内的多维消费体验；③ 在政策方面，建议地方政府每年以节事的形式维持品牌热度，但需让游客感受到无阶层、无标准化、无约束的节事狂欢特点，节事期间可叠加大学生、相关企业、地市事业单位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以增强游客进淄的可能性。论文结合尺度与旅游目的地忠诚度的概念搭建学术分析框架，为“网红”现象冲击下旅游客源的可持续性问题提供建议。

新质生产力是作为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先进生产力，是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理解其内涵与现状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论文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实践要求出发，借鉴“物理—事理—人理”(WSR)系统方法论，构建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探究2008—2021年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与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全国及四大区域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区域内差异有所缩小；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呈现“东部较高，中部次之，西部、东北地区较低”的分布格局；不同行政等级、不同人口规模、不同人均GDP水平的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具有空间集聚特征，局部空间关系变化不大，稳定热点地区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东部、中部地区的自主创新、人才资源水平高于西部、东北地区，而东部地区的数字技术、新兴产业发展明显优于其他地区。论文通过考察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在时空上的格局演化，可为其优化布局与加快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郊区化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生产与生活要素向郊区的加速集聚，郊区生活方式快速发展。作为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中美两国展现了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郊区生活方式演进的典型特征，深入研究两国郊区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演进特征，有利于中西方郊区理论的对话和为中国城市规划提供参考。论文从郊区居民日常生活的视角出发，梳理了中美郊区生活空间组织的演变，通过比较中美郊区居民的居住、出行与活动特征变化及其与郊区空间的关系，分析中国和美国郊区生活方式的演进，总结中美郊区生活方式差异性特征及其机理。研究发现，中美郊区生活方式均体现出三阶段发展的特征，从单中心城市生活方式向郊区生活方式转变。中国郊区生活方式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快、转变多，并逐渐展现出人口组成多样化、居住社区混合、向心通勤、公交出行、中心依赖的特征；而美国郊区生活方式发展较早，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多元郊区生活方式，并逐渐展现出人口组成多样化、居住社区区隔、侧向通勤、机动化出行、生活郊区的特征。比较发现，中美郊区生活方式的共性在于居住多样化和出行机动化，而差异性在于居住融合程度、机动化程度和日常生活郊区化程度，这一差异的形成受到城市化发展阶段、都市区空间组织、交通发展和空间品质差异的影响，是居民行为主观决策与外部客观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

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技术的全球化发展极大地扩展了个体对空间和社会资源的接触与占用，网络空间在与现实空间的互动融合中获得地理学维度和社会学维度的解释，概念内涵从技术转向空间、社会和媒介。新技术带来新问题，地理学家讨论了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对个体活动、城市空间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然而，网络空间仍然缺乏地理学概念和地理特性的研究，成为网络空间地理学发展的阻碍。论文聚焦于网络空间在社会地理领域的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识别不同时期国内外学者在网络空间地理学领域中的研究热点，梳理网络空间发展脉络及其社会空间属性建构过程，并基于虚实混合空间的视角，从行次衰减、媒介空间和虚拟表征等方面总结网络空间的社会地理研究进展，以期更好地理解与研究网络空间中的地理现象和社会问题，推动网络空间地理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