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陆地生态系统固碳增汇能力是如期实现“双碳”目标最为经济、绿色的途径之一。土壤颗粒态有机碳与矿物结合态有机碳作为重要的土壤有机碳组分，是精细诊断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变化的关键。已有研究表明气候变暖改变了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同时对植物和微生物源有机碳输入产生影响，但关于土壤有机碳组分对气候变暖响应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有统一结论。论文系统介绍了土壤颗粒态和矿物结合态有机质分组框架；阐述两种组分形成、转化和稳定过程；梳理目前学术界关于土壤颗粒态有机碳和矿物结合态有机碳对气候变暖响应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讨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目前亟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制定土壤有机碳管理措施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人口在地形梯度上的分布与变化规律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随着数据精度和质量的提升，基于公里网格统计单元宏观分析该问题已具可行性。论文以公里网格为统计单元，结合WorldPop数据集和SRTMGL1数据集，分析了2000—2020年间中国人口数量在地形因子(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的分布与变化特征，比较了不同人口空间化数据集、DEM数据源以及网格大小对计算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人口数量分布呈现强烈且持续小幅增强的低地形指向性，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人口分布半数平衡点在2000年分别为95.6 m、50.7 m和3.01°，到2020年下降至77.0 m、46.8 m和2.88°。② 相对土地面积分布，人口数量分布呈现范围稳定且强度持续小幅增大的低地形优势性，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人口主体优势分布上界分别较稳定地位于520 m、137 m和6.84°附近，人口主体优势率分别上升了0.011、0.026和0.038。③ 除DEM数据源差异对人口数量的起伏度分布和坡度分布有显著影响外，其他各项数据差异并未产生明显影响。研究可为宏观理解中国人口分布与地形的关系提供新的基础参考。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商业和贸易越来越多地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联系在一起，各国更加倾向于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出发来考虑经济问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多极经济力量体系崛起，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不断升级，极大地激发了学者们对于地缘经济研究的兴趣。但当前地缘经济研究仍缺乏清晰的理论和概念界定以及完整的质性分析框架，难以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地缘经济理论支撑。基于此，论文对西方地缘经济学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发现：① 西方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可以划分为理论萌芽和理论初创两个阶段；② 形成了地缘战略学派、经济地理学派、批判地理学派三大理论学派；③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分别基于“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并相互纠缠；④ 主要实证研究议题涵盖了地缘经济战略、地缘经济工具的实施及其有效性、地缘经济话语与想象等方面。最后，论文指出地缘经济是一种现实存在，而地缘经济学作为其对应的理论总结，是基于资本逻辑的政治地理学，关注地缘政治空间经济。它与地缘政治学辩证统一，既是一种外交政策实践，也是一种分析框架。基于已有研究和中国面临时代背景的耦合性，论文认为未来可以从地缘经济韧性、不同尺度下地缘经济工具的实施及其有效性问题、小国与第三国地缘经济实践、城市区域主义视角下的地缘经济、地缘经济话语与实践关系研究等5个方面展开研究。研究有助于准确、全面理解地缘经济，把握西方地缘经济学发展动态，更好地引导国内地缘经济学发展，以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和平崛起。

汽车制造业百年一遇的大变革带动中国兴起“造车热”，重塑中国汽车制造业空间格局。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采用区位商指标比较2013年和2021年中国汽车制造业空间集聚特征，分析新能源和传统汽车制造业选址特点，评估中国城市汽车、电子、电气三大产业共同集聚情况；使用负二项回归方法研究影响中国汽车制造业区位的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汽车制造业企业整体上趋向产业历史基础较好的城市集聚，产业布局具备延续和变化双重特征。② 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并存，一方面，传统汽车制造业集聚的城市在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上仍具有潜力；另一方面，深圳等传统汽车制造业薄弱的城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突破。③ 在2021年，中国只有上海市、合肥市、苏州市等11个城市实现汽车、电子、电气三大制造业共同集聚，重庆市等汽车制造业发达的城市并未在电子和电气制造业领域取得专业化优势。④ 制造业多样化指数、制造业知识复杂性、常住人口数量、汽车制造业区位商有助于汽车制造业企业集聚。传统汽车制造业选址趋向外资工业企业集聚的城市，偏离电子制造业企业集聚的城市。电子和电气制造业区位商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有助于丰富中国产业区位论，并为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和政府产业布局规划提供依据。

现代人类活动对地球表层资源环境的利用方式和影响程度在不断变化，人地圈环境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正面临严峻挑战。人地系统耦合研究是破解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的综合途径，然而目前对乡村人地系统耦合研究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因此，梳理乡村人地系统耦合研究进展对于促进人地系统科学发展，支持人地系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决策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乡村人地系统耦合是乡村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交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综合过程，形成了“过程—机理—格局—效应—调控”的理论范式。乡村人地系统耦合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乡村自然社会要素耦合过程格局、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反馈、城镇化对乡村发展的驱动效应、全球化与农业贸易的远程作用、政策管理与工程治理的调控响应5个方面，研究方法主要涉及耦合评价模型和耦合机理模型。针对多尺度乡村人地系统耦合互馈和传导机制的研究不足以及数据模型匮乏，未来研究应当注重探测结构转型和尺度延伸下的乡村人地系统耦合过程与格局，探析要素流动和效应传导下的乡村人地系统耦合机理，探寻数据驱动和模型集成下的乡村人地系统模拟和决策方法，探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乡村人地系统协调路径。

数字经济是促进新时代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论文基于中国280个地级以上城市2011—2019年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依托空间杜宾模型揭示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直接影响，且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邻近地区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为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深化数字经济助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经验证据。

北极日益加剧的气候与环境变化对当地社会经济造成了系列影响。从第三产业视角认识北极变化的影响，能为北极/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和域外国家参与北极事务提供参考。论文通过文献综述，系统梳理了北极变化对第三产业典型行业的影响途径与效果。结果发现，以气温升高、降水增加、冰层消融、冻土退化为代表的各北极变化均以多种途径广泛影响着第三产业，并对大部分行业要素产生了利害并存的影响。这些影响为相关研究和中国提供了多项启示。未来研究需要：① 填补影响途径的认知冷点，综合北极变化的致利与致害效应；② 探究北极变化的间接和级联影响；③ 融合多源数据。中国可以通过提高对北极规则制定的参与度，改善“冰上丝绸之路”的运输设施和运输保障，丰富北极旅游产品并创造贸易增长条件，进而把握北极第三产业变化的机遇。

季节是全球和区域人类农业生产活动遵循的重要气候年内变化规律。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地表气温明显升高，与地表气温相关联的季节起讫和持续时间等参数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首先，论文总结了目前广泛应用的三大类季节定义方式，包括从行星角度出发的固定长度季节定义法、气温的绝对和相对阈值季节定义法、区域地理因素和天气平均态转变的季节定义法；其次，回顾了当前利用不同动态指标定义季节主要获得的历史时期冷季缩短、暖季变长的时空规律，以及气候变暖背景下自然变率和外强迫对季节长度变化原因的解释；最后，从季节定义方法的应用领域和空间上通用性角度评述了各个方法的优缺点，并从数据偏差影响、通用指数发展、气候变暖背景下变化机理三方面对未来进行了展望。研究结果明确了季节划分方式间的差别、季节变化特征及原因，不仅有利于指导农业生产，也可以为妥善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可靠科学信息。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与收入的不断增加，家庭能源消费日益成为中国能源消费的重要增长点，把握家庭能源消费时空特征，判别家庭能源消费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有助于加快构建现代能源体系、推进能源低碳转型以及“双碳”目标的实现。基于此，论文将家庭能源消费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其时空演变特征。进一步借助空间计量模型、灰色预测、情景分析等方法，对家庭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系统研究。研究发现：① 从时空特征来看，1995—2021年家庭能源消费呈现上升趋势。同时，城乡家庭能源消费的差距逐渐拉大，但其人均家庭能源消费呈现趋同态势。② 从家庭能源消费的占比与结构来看，家庭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10左右，且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呈现出多样化与清洁化发展趋势。③ 从影响因素来看，能源强度、人口规模、家庭规模、教育水平、经济发展、城镇化率与汽车拥有量是家庭能源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在影响程度上存在差异。④ 从未来趋势来看，至2040年中国家庭能源消费量将持续增长，且在稳健发展情景下增速较慢，表明政府政策的落实与居民绿色消费理念的普及等对控制家庭能源消费增长表现出积极效果。因此，研究认为应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优化乡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完善能源发展政策与转变居民消费观念，以控制家庭能源消费过快增长。

解析经济活动和环境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是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途径。环境经济地理应运而生，主要研究环境要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及经济活动对自然条件的选择、适应与改造。论文首先梳理环境经济地理学科演进，构建经济循环视角下的研究框架，发现其经历了从关注外生发展时的成本外化与外部治理，逐渐转变为成本内化，将自然资源考虑为资本的新经济模式的发展历程。论文对1996—2023年国内外经济—环境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总结出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经历起步期、建构期、腾飞期等重要阶段。结合全球价值链和物料流通理论，论文分析出环境经济地理议题对后发区域“绿色化”转向、生产部门网络重构、演化经济地理需求侧以及全球—地方互动的关注，并提出未来研究为解决生态环境治理，绿色创新与产业转型，能源、韧性与可持续发展的可能贡献。

音乐地理是人文地理学新兴的研究方向，相比于国外成熟的音乐地理研究，国内音乐地理研究仍然非常滞后。论文试图通过文献分析系统梳理国外音乐地理研究进展、发展历程、核心主题、理论分支与方法，从而为完善中国音乐地理研究提供参考借鉴。首先，国外音乐地理研究经历了从单一文化地理学视角到多学科交叉融合、百花齐放的发展过程。其次，国外音乐地理研究的主题大致可分为音乐区域和文化扩散、音乐产业集群与网络研究、音乐表演的时空间现象和影响、基于音乐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政治、音乐作为城市特殊声景的地理学研究5个核心议题；在理论视角方面，国外音乐地理研究可分为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及城市地理4个主要分支，分别受到新文化地理学“非表征理论”、流行地缘政治和经济地理学“关系转向”等重要思潮的影响。最后，论文在借鉴国外音乐地理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音乐地理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具体建议。

旅游目的地忠诚度研究常以创设情境的方式调查旅游地客源变化的影响要素，结合尺度概念可丰富客源演化的实况情境。为了增强忠诚度概念在时空尺度上的有效性，论文以淄博为例，通过访谈法、文本分析法梳理“进淄赶烤”事件的前因后果，并借用尺度概念演绎分析游客、本地居民在流量来之前、之中、之后3个时间段上对淄博烧烤的忠诚度。研究发现：① 尺度视角下的忠诚度分析能够从地方承载的产业结构、政策治理、文化符号等维度综合地分析多主体忠诚态度、行为发生的原因与可能性，通过多时段分析展现旅游目的地忠诚度发生的实况情境；② 通过梳理“流量”所涉及的尺度实践，在案例中探索淄博地方政府、各级媒体借助“流量”将淄博烧烤升尺度为淄博市的文化标签，游客、本地居民将共同认同的人性之“善”降尺度为淄博市域内的多维消费体验；③ 在政策方面，建议地方政府每年以节事的形式维持品牌热度，但需让游客感受到无阶层、无标准化、无约束的节事狂欢特点，节事期间可叠加大学生、相关企业、地市事业单位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以增强游客进淄的可能性。论文结合尺度与旅游目的地忠诚度的概念搭建学术分析框架，为“网红”现象冲击下旅游客源的可持续性问题提供建议。

以布莱恩·哈利为代表的学者开启地图“知识—权力”议题以来，相关研究日渐丰富，相较于从原始地图及编绘者视角入手的研究，对于从地图传播过程中广义地图使用者(读者)视角的考察较少。论文以一张号称“1910年”由“德国”绘制的青岛城市规划地图为案例，借助地理配准、图纸内容对比分析等手段，尝试解译地图表征背后隐藏的规划史实。结果表明：地图使用者通过无意识或有意识的地图复制和重组等参与行为，造成了地图表征失真，并通过权威教科书的广泛传播形成了颠覆原图认知的全新规划“史实”。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地图使用者在参与过程中作为特定社会阶层潜在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与地图表征之间的关联。希冀从地图使用者视角来完善布莱恩·哈利的地图权力相关议题，并以城市规划地图这一特定地图类型丰富地图(学)史的案例研究。

新质生产力是作为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先进生产力，是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理解其内涵与现状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论文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实践要求出发，借鉴“物理—事理—人理”(WSR)系统方法论，构建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探究2008—2021年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与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全国及四大区域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区域内差异有所缩小；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呈现“东部较高，中部次之，西部、东北地区较低”的分布格局；不同行政等级、不同人口规模、不同人均GDP水平的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具有空间集聚特征，局部空间关系变化不大，稳定热点地区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东部、中部地区的自主创新、人才资源水平高于西部、东北地区，而东部地区的数字技术、新兴产业发展明显优于其他地区。论文通过考察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在时空上的格局演化，可为其优化布局与加快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近年来，机器学习模型因其优越的预测性能和灵活性，被广泛引入时空出行行为建模与预测研究中，但其基础研究框架和技术路线尚未明晰。论文通过回顾2010—2022年相关领域发表的重要文献，梳理了机器学习算法的应用对时空出行选择行为研究范式的影响，总结了当前研究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及影响时空出行选择行为建模效果的潜在因素和作用机理，展望了未来研究中需要重点突破的方向。将机器学习算法有效应用于时空出行选择行为研究，不仅需要与决策场景相契合的模型架构和决策机理支撑，还应克服诸多机器学习过程及方法的固有缺陷，并充分考虑外部研究条件对时空选择行为模拟和预测效果的影响。现有的机器学习模型已能够契合大多数出行选择决策场景，多元化、高效率的机器学习算法必将有力推动出行选择行为研究的发展。有限的可解释性仍然是学者们难以广泛信任基于机器学习的时空出行选择行为模型的根本原因。面对大数据时代时空出行选择行为研究的机遇与挑战，充分融合机器学习算法和经典决策理论及模型各自的优势，同时提升时空出行选择行为的模拟精度和模型可解释性是重要发展趋势。

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技术的全球化发展极大地扩展了个体对空间和社会资源的接触与占用，网络空间在与现实空间的互动融合中获得地理学维度和社会学维度的解释，概念内涵从技术转向空间、社会和媒介。新技术带来新问题，地理学家讨论了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对个体活动、城市空间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然而，网络空间仍然缺乏地理学概念和地理特性的研究，成为网络空间地理学发展的阻碍。论文聚焦于网络空间在社会地理领域的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识别不同时期国内外学者在网络空间地理学领域中的研究热点，梳理网络空间发展脉络及其社会空间属性建构过程，并基于虚实混合空间的视角，从行次衰减、媒介空间和虚拟表征等方面总结网络空间的社会地理研究进展，以期更好地理解与研究网络空间中的地理现象和社会问题，推动网络空间地理学发展。

地理科学是研究地球表面的自然和人文现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学科，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灾害地理学则主要聚焦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特征、孕灾环境与发生过程，为制定科学的防灾减灾对策提供支撑。随着灾害地理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研究队伍力量的逐渐壮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2021年在地理科学(D01)首次设立了“环境地理与灾害地理”二级申请代码(D0104)。基于此，论文归纳了灾害地理的内涵及特点，总结并分析了两年来灾害地理相关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和资助概况，并结合关键词对灾害地理包括的11个研究方向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 灾害地理申请代码的设立优化了该学科的申请与资助渠道，其申请量获得了显著提升。② 灾害地理表现出聚集特征，其中的科学问题属性契合“需求牵引、突破瓶颈”，但属性相对单一；研究力量集中分布在华北地区，科研群体则以中国科学院为主。③ 灾害地理主要关注气候变化及其诱发的山洪泥石流等相关灾害事件，灾害类型相对单一，其关键词库需及时更新和优化；学科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较为丰富。④ 灾害地理细分研究方向的覆盖内容获得初步明晰，且申请量主要集中在 “灾害风险分析与管理”方向。总之，灾害地理应丰富科学问题属性，强化拓展研究内容的广度与深度；在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科研队伍的基础上，提高研究方向与申请项目的匹配度，进而促进灾害地理的学科发展，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是数字经济背景下乡村产业升级和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论文以浙江省五四村为案例地，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探究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的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① 五四村的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是多元主体参与并相互博弈的动态过程，包括初步探索、快速发展和深度融合三个阶段。村委会等本土力量持续发挥关键作用，文旅企业等社会力量的作用逐渐增强，村民与行动者网络关联程度逐渐加深。② 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是由以乡村内核系统和外缘系统为融合基础，以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为融合支撑，以多元主体相互作用形成的政府力量、社会力量和本土力量为融合主体，以乡村文旅资源、产品、业态、要素、市场和价值深度融合为融合内容构成的动态循环机制驱动形成。③ 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系统的高水平循环发展，是融合支撑对融合主体、融合主体对融合内容的作用和反作用机制均释放较强效应的结果。研究结果为乡村数字文旅高质量发展、乡村产业升级和全面振兴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借鉴。

景观美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体现，对于人类健康和福祉有着极大的积极作用，也是基于自然旅游开展国家公园建设的前置条件。景观美学评价是国内外学术研究中公认的难题，目前尽管诸如国家公园等一些景观规划和决策都是在区域范围内进行的，国内研究仍缺乏关于区域尺度的景观美学价值评价。论文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视角，从景观的自然性、多样性和独特性3个维度，尝试从区域尺度评估西藏自然景观美学价值。结果显示：西藏自然景观美学价值处于低、较低、中等、较高和高等级的面积占比分别为12.2%、20.2%、32.4%、21.4%和13.8%。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总体上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格局。高值区集中分布于藏东的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和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珠峰区域以及藏北羌塘高原区域；低值区除集中分布于那曲—阿里高原高寒荒漠草原和干旱荒漠以外，还广泛分散分布于中部的东部地区。多样性、自然性和独特性对西藏自然景观美学价值的影响程度逐次降低。西藏4个国家公园备选地中，雅鲁藏布大峡谷自然景观美学价值最高，冈仁波齐和羌塘相对较低。研究结果可为大尺度空间景观价值评估以及青藏高原国家公园建设、景观规划管理与生态保护提供有益参考。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大规模流失引发乡村人地关系失衡，加剧了村庄空心化问题。科学测度乡村空心化、提出以乡村振兴为导向的空心村整治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以黑龙江省拜泉县为例，基于人口转移率测度了乡村空心化水平，运用熵权TOPSIS法评价了村庄发展潜力水平，将二者结合识别了村庄发展类型，提出差异化的空心村整治策略。研究结果显示：① 拜泉县乡村空心化水平均值为0.6529，空心化程度明显。乡镇层面的空心化处于中度和高度水平，村庄以高度和重度空心化为主。农村人口流失主要归因于城乡建设不均衡、农村就业机会少、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偏低等。② 村庄发展潜力均值为0.2279，整体水平偏低且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县城周边、沿主要交通干线以及主要河流的村庄发展潜力水平普遍高于偏远地区的村庄。产业兴旺(0.5026)水平显著高于乡风文明(0.2703)、生态宜居(0.1472)，治理有效(0.0317)、生活富裕(0.0482)水平较低，成为村庄发展潜力的短板。③ 拜泉县村庄类型划分为Ⅰ类——高潜力低空心化、Ⅱ类——高潜力高空心化、Ⅲ类——低潜力低空心化、Ⅳ类——低潜力高空心化4类，整体以Ⅱ类——高潜力高空心化为主，且县域南部村庄发展状态好于北部地区。未来村庄发展应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引，重心向Ⅰ类、Ⅱ类以及南部村镇转移，并完善宅基地、生态用地、耕地等相关制度体系，促进村庄内部结构调整；培育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探索特色产业规划与升级道路；构建“中心镇—中心村—农民社区—村庄”的新型村镇体系，加强城乡互动，促进要素聚集、资源共享；同时加大环境整治，增强社会保障，吸引人才回归，实现空心化治理与县域乡村振兴。

快速城镇化引发城市居民生活方式与居住环境的变化，对居民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建设绿色空间促进居民接触自然环境并缓解心理压力已成为重要的健康干预措施。现有关于绿色空间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大多采用横断面设计，难以识别两者的因果关系，且缺乏探讨绿色空间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理健康效应的差异性。论文以武汉东湖绿道为例，基于2016年和2019年跟踪调查的1020份东湖绿道周边居民的问卷数据，在控制邻里环境特征的基础上，运用自然实验方法和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绿色空间干预与居民心理健康变化的因果关系，并结合分层分析方法揭示绿色空间对于不同社会群体心理健康的因果效应的差异性。研究发现：① 绿色空间干预显著促进了实验组居民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② 绿色空间干预对心理健康的因果效应在不同性别和教育程度的群体中无显著差异，而在不同职业和收入水平的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绿色空间干预仅显著提升了未就业群体、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体而言，大型绿色空间的建设显著改善了周边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尤其对于未就业、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等弱势群体的心理健康促进作用更显著。绿色空间干预对于改善居民心理健康、缓解由社会经济地位差异造成的心理健康受益不均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活力是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直接影响着居民福祉、企业发展和城市竞争力。论文从城市有机生命体视角，借鉴“活力三角”概念模型，从生长代谢、多样性和流动性三个关键维度筛选指标，整合兴趣点、社交平台、夜间灯光、百度指数、人口迁徙、企业数据库、环境监测、土地利用、人口普查、统计年鉴等多元数据，设计了包含人口、经济、社会、政府、环境和对外联系6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29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活力水平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城市活力的空间分布不均衡，高活力城市在长三角地区最为集聚，其次是城市群地区和省会城市，东北地区的低活力城市分布最广泛，华北平原城市普遍属于中低活力水平；城市活力得分遵循幂律分布，即仅有少数城市处于高活力状态，大部分城市活力水平较低；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普遍越有活力；城市活力6个维度的发展具有协同效应，其空间分布呈现不同程度的空间差异性和集聚性；根据不同维度的得分，全国城市可分为整体高活力型、整体中高活力型、整体中低活力型、政府活力导向型、环境活力导向型。研究结果是对城市活力研究框架的有益补充，可为后疫情时代中国城市活力的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快递物流直接反映城市间物质流动，是城市联系的重要表征形式。论文以粤港澳大湾区63个区县为基本研究单元，基于物流网点数据，构建63×63的物流联系矩阵，综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GIS空间分析、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粤港澳大湾区物流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各区县网络中心性与社会经济及城镇规模的宏观格局基本一致，区县间物流非均衡性显著，白云区物流职能突出；② 物流网络整体形成以“穗莞深”为主、佛山与中山为辅的“三核两辅”多中心结构，物流联系集聚与极化现象显著，网络连接优先在“穗莞深”等核心城市；③ 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可划分为4个凝聚子群，呈“散点状分布、圈层式扩展”特征，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④ 物流网络的形成主要受常住人口数量和GDP影响，人均GDP、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对丰富城市网络理论、促进物流协调发展、提升物流服务水平和城市群综合竞争力具有积极意义。

高质量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是夯实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基础的重要抓手。论文运用缓冲区分析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探究长三角地区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的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 在空间分布上，上海是专精特新企业集聚的主要地区，其次是省会城市和沿江沿海城市；行业构成整体上呈“非均衡”态势，机械设备制造业与高新技术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行业占比较高，但不同区域有差异。② 在集聚特征上，圈层差异和尺度效应明显。省域内，各省市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全域上，整体呈“一极多核”的空间分布格局。上海是专精特新企业主要集聚区，省会城市及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为专精特新企业次级集聚区。③ 自然地理、政府、市场及社会四大维度因素对专精特新企业的空间分布影响具有尺度效应。土地开发程度作用尺度较小，是局部变量，对不同地区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差异较大；高程、政商关系、市场化程度、企业数量、对外开放程度、物流水平、创新环境等因素的作用尺度较大，是全局变量，且除市场化程度、企业数量对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其余因素对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都显著为正。研究结果可为长三角地区专精特新企业空间的布局优化提供支撑，为专精特新政策制定与产业规划提供参考。

人文地理学方法论在经历了实证主义、人文主义、结构主义三种主要流派的过程探索之后逐渐趋向体系化、完整化，构成了整个现代地理学的思想轮廓和学术分期。论文在人文地理学哲学思潮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地理学视角下的乡村聚落景观流派成果开展整合性归纳与总结，研究发现三种流派范式下的乡村聚落景观研究内涵各有侧重，呈现出“传统—批判—整合—超越”的更新路径，相互之间兼收并蓄，并行不悖。其中，实证主义地理学主要以刻画乡村聚落景观的空间性、区域性为主，表现为“空间化秩序特征描述”；人文主义地理学热衷于对景观地方性、象征性意义的探索，充满了“多元化人文情感关怀”；结构主义地理学注重景观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关注景观背后的“因果化博弈机制解释”。总体来看，乡村聚落景观框架下的流派研究成果微观多于宏观、静态多于动态、物质空间多于社会经济空间，对指导中国乡村振兴实践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未来应从人文地理方法论的视角创建中国特色乡村聚落景观研究的“中国范式”，针对不同类型乡村的聚落景观有所侧重地强化“短板研究”，以综合并充分发挥各个流派的优长。

推动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对促进辽宁发展、东北振兴、东北亚区域合作均具有重要意义。在梳理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论文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06—2020年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利用改进引力模型探讨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联系结构及引力格局，结合威尔逊模型对城市高质量辐射范围测算。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显著，同时呈现“以大连为高地，黄海翼、渤海翼两大低谷连绵区”的空间分布格局。② 各维度指标发展动力主要来源于协调发展、深化改革和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动能转换和共享发展呈大连一核引领的空间分异，绿色发展和协调发展呈渤海翼领先发展的空间分异，开放发展和深化改革呈黄海翼领先发展空间分异特征。③ 空间联系网络结构复杂，但仍需进一步创新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辽西北三大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提升城市空间联系等级。④ 辽宁沿海经济带呈现出对外辐射型、对外依赖型、辐射依赖相当型3类城市空间联系结构；并将经济带划分为“一核引领、两翼协同、多点支撑”的引力格局；大连是唯一的对外辐射型城市，空间辐射范围也呈对外扩张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