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卖人口犯罪古来有之，且延续至今，给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破坏。基于网络开放数据，论文采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可视化等方法分析1970—2018年河南省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进一步探究其地域类型和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1970—2018年，河南省拐卖儿童犯罪的年际变化为“中间高、两端低”的倒“V”型，其与生育政策、打拐力度和观念转变等密切相关，而月份变化则呈明显的季节分异，春季和夏季是高发季节，这多受气候、农忙和假期等影响。② 河南省拐卖儿童犯罪的地域分异明显，其东北部的滑县、原阳县、兰考县和中部的二七区是犯罪的热点区域，而西北部、西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区县是低发区域。③ 河南省拐卖儿童犯罪的地域类型以拐入男童主导型、拐入女童主导型和拐出男童主导型为主。分阶段看，拐入男童主导型数量呈下降趋势，拐出男童主导型呈上升趋势，而拐入女童主导型则呈小幅增长。④ 计划生育约束下，河南省重男轻女严重、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较差的地区，面临生育受限、无法生育或儿子离世时，出于“传宗接代”和“养老送终”的目的多拐入男童，形成拐入男童主导型；而重男轻女较轻的地区则期望“儿女双全”，或部分条件较差的男性希望通过买妻进入婚姻，面临生育受限、无法生育或婚姻失配时，出于照料养老和生育子女的目的多拐入女童，形成拐入女童主导型。在买方市场旺盛、犯罪动机充足和监管力度不足等作用下，犯罪市场化选择和便利的运输条件促进河南省拐出男童主导型的形成。

近年来中国农产品电商产业蓬勃发展，成为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研究中国农产品电商产业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对推动农产品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2012—2022年淘宝、京东的农产品电商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平均最近邻指数、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分析中国农产品电商产业的发展趋势、空间分布格局，并结合地级市宏观数据，使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探索其驱动因素与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农产品电商产业空间分布格局与中国人文、自然地理格局高度吻合，呈现出区域集聚特点。② 产业发展方向呈现出“东北—南(略偏东)”的分布态势，形成了中心向外围梯度扩散的多核心圈层式结构，产业演进和布局表现出对既定发展路径的依赖性，呈现出不均衡的空间分布。③ 各类因素对于农产品电商产业的驱动存在明显空间分异性，产业结构因素、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市场潜力因素的驱动作用存在从东向西递减、从北向南递减和从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递减的趋势，政府支持因素大致呈现由东向西增高的趋势，基础设施因素的驱动作用则是呈现由南向北逐渐递减的趋势。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各地区应把做好市场对接、稳定产销关系作为发展农产品电商的首要任务；应进一步发挥政策引导的积极作用，为西部电商发展提供更多正外部性投入；应进一步加强农产品集聚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发展产业时不同地区需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精准施策，避免资源浪费。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是一种高效利用自然资源与保护生态系统并行的行动，可解决当今面临的来自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挑战，是国际上普遍认可的生态系统管理前沿方法之一。将基于自然解决方案应用于乡村空间重构，不仅能够有效缓解乡村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还可进一步激发乡村发展潜力，促进乡村地域的全面振兴。论文梳理了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概念演进，并基于地方政府、村委会、村域经营主体和村民等不同利益主体视角，从生态空间、实体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4个方面探讨了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概念内涵。随后，分别从生态保护和生态景观优化、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空间优化和土地整治与农业转型、自然景观商品化以及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期望等方面系统分析了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生态空间、实体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重构的研究进展。最后指出，未来可着重从NbS理念的本土化改造、多部门协同合作机制构建、资源与资金配置的优化策略探究、社会经济影响的阶段评估、社会经济效益量化方法的应用等方面深入开展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北方的重要生态屏障。在自然和人为因素共同驱动下，21世纪以来内蒙古植被动态过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植被变化位置、程度、是否发生突变，及其不同驱动因子的贡献尚缺乏系统的定量研究。论文选取6种遥感植被指数，利用Theil-Sen趋势、Mann-Kendall检验和季节趋势断点检测方法对2000—2022年内蒙古植被变绿和褐变的时空格局进行监测；并利用改进后的残差趋势法、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定量分析了自然和人为因素的贡献。结果表明：① 2000—2022年内蒙古29.62%~36.96%的区域出现了植被变绿现象，仅有0.36%~0.51%的区域发生褐变；正突变主要发生在中西部地区的草地(35.9%)和东部地区的森林(25.7%)，42.7%的负突变发生在赤峰市、呼伦贝尔市西部等草地地区。② 气候变化主导了研究区88.8%的植被变绿和62.8%的植被褐变，5.8%的变绿和14.8%的褐变受到土地利用主导，二者对植被变绿区域作用均以正向为主，对褐变区域则产生负向影响。③ 对于植被变绿和褐变区域，温度直接效应、土壤湿度、人口密度和土地利用强度对大部分区域产生主导作用，在空间分布上各因子直接和间接效应表现出较大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可为内蒙古地区生态修复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指导。

准确量化城市轨道交通与沿线住宅价格的复杂关联效应，有助于优化土地资源利用和改善居民福祉。论文以兰州市为案例地，基于多源异构数据，提出一种融合Optuna优化的XGBoost模型与可解释性技术SHAP-PDP相结合的方法，以探究地铁特征对住宅价格的作用机制，并定量解析地铁特征与关键影响因素间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① XGBoost的拟合效果优于决策树、随机森林、梯度提升决策树和CatBoost，其解释能力达到77.29%。② 小区物业费、介数中心性、植被覆盖率、交通设施密度和金融机构设施密度是对住宅价格贡献最大的5个特征，累计重要性高达46.07%。在地铁特征中，地铁站网络中心性对住宅价格的影响远大于小区到最近地铁站的距离。③ 至地铁站的距离、介数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均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具有明显的阈值效应。④ 除小区物业费外，地铁特征与植被覆盖率、功能性设施密度和建筑年龄存在复杂交互关系，且在特定区间内才表现出正向交互效应。因此，将各类特征要素控制在合理范围是捕获土地溢价效应的有效途径。研究结果可为科学评估轨道交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提供理论参考，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决策盲区，同时为实现房价稳健调控与提升城市空间治理效能提供政策启示。

新质生产力是城乡经济均衡发展的桥梁。论文基于新质生产力内涵构建指标体系，分析2011—2021年中国273个地级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及其演变格局，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探讨新质生产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 2011年来，中国地级市新质生产力水平整体呈稳步增长趋势且空间集聚特征显著，新质生产力各构成要素呈现“点状+面状集聚”空间格局；② 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该结论经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③ 中介效应检验证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影响城乡收入差距；④ 空间计量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在缩小本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具有缩小邻近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效果。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对优化区域布局具有重要作用，未来应将城乡统筹发展目标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相结合，着力发挥新质生产力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中的积极影响。

旅游地是旅游研究与旅游实践中的核心概念，但已有研究对旅游地研究趋势、重点方向及理论基础的分析尚不够明晰。为此，论文基于Textometrica软件运用系统性文献综述与文献计量的研究方法，对国内1998—2024年的文献进行了梳理与反思。研究发现：① 旅游地研究可分为4个阶段，其研究主题的丰度和深度均在不断深化，共现网络图也随着时间序列而呈现集中趋势，其中旅游形象、目的地居民、乡村旅游等是关注度较高的主题。② 旅游地研究的元主题包含23个类别，主要可分为旅游地形象、营销与品牌，旅游者感知态度与行为，乡村旅游地主客感知与文化，旅游地格局、过程与机制，遗产旅游地治理与居民生计5个层面。③ 旅游地研究主要在旅游管理范式与旅游地理范式下展开，与之相关的生命周期、全球地方化理论与社会建构等理论在理解旅游地复杂性方面不够充分，而社会物质理论对网络、异质行动者与关系效应的强调，为认知旅游地再生产的整体性与动态性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研究结果有助于厘清旅游地研究谱系，深化对旅游地概念化的理论探索。

短视频平台的兴起孕育了新农人创作群体，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论文以抖音平台为例，通过核密度分析、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探究广东省新农人创作者的空间分布特征，并运用熵权TOPSIS法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分析影响新农人创作者集聚与高质量发展的组态路径。研究表明：① 广东省新农人创作者的分布整体呈现“一主两副”的空间格局，广州为创作者数量多且质量优的主核心，茂名、潮汕分别为创作者高集聚与高质量的副核心；② 广东省新农人创作者的分布存在空间依赖性，其差异化特征主要体现在创作者数量呈“中多东少西过渡”的态势分布，质量方面则存在过渡区与次冷点区明显、冷热区交替的分布现象；③ 基础设施、创新要素、政策支持、产业规模、经济发展、农业规模以及人力资源等要素协同作用，得出全要素双优模式、环境要素促增模式和技术要素提质模式等3种组态机制，成为影响广东省新农人创作者空间分异的关键。研究探讨了新农人创作者发展的影响机制，可为中国数字乡村建设以及乡村网红人才培育提供参考。

中国耕地非粮化现象日趋严峻，全面把握耕地非粮化演变规律及其形成机制，对于加强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关于耕地非粮化的内涵和测度方法丰富多样，但测算结果却存在显著差异。论文采用荟萃分析方法对207篇有效文献进行统计分析，揭示了2000—2021年中国耕地非粮化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非粮作物面积占比法、复种指数法和秋粮面积法的使用频次较高、范围广泛，在全国、区域及省际尺度上具有可比性，可作为耕地非粮化测度方法的优选。② 研究期内中国耕地非粮化率总体稳定在30.0%左右，并呈小幅度波动下降；九大农业区中，东北平原区、黄淮海平原区和黄土高原区耕地非粮化率低于30.0%且相对稳定，华南区耕地非粮化率高于50.0%且涨幅较大，其他地区处于30.0%~50.0%区间且基本上增长了10.0%~20.0%，北方粮食作物种植制度区的耕地非粮化率和增幅均低于南方地区；从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到主销区的耕地非粮化率和增幅均逐渐提升，省际层面的耕地非粮化呈现集聚式递增和阶段性分化的动态过程。③ 中国耕地非粮化受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社会活动和政策技术等多重因素影响，通过共性和差异性因子的基础性、双向性、推动性和调控性等作用，形成耕地非粮化的本底、催化、增强和阻滞等驱动效应。论文支持和补充了已有研究的观点，为深入开展耕地非粮化影响效应分析提供了数据参考，也为科学推进耕地非粮化治理提出了优化对策。

气候变暖背景下暴雨—山洪灾害风险成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论文以广东省马贵河流域为研究区，探讨下垫面变化对暴雨—山洪灾害危险性的影响。首先，构建区域化暴雨—山洪数值模型，模拟极端降雨情景下的山洪灾害淹没特征；然后，通过多源遥感数据解译人类建设活动、河道工程活动和自然因素变化的特征，并设置不同下垫面变化情景；最后，基于暴雨—山洪灾害危险性结果与下垫面特征变化关系分析下垫面变化对山洪灾害的定量影响。结果表明：研究区内人类建设活动对山洪灾害危险性变化的影响显著高于自然变化因素，尤其河道拓宽为主的河道工程活动对暴雨—山洪灾害的防治效果显著。具体表现在，当河道工程活动面积增加5.72%时，暴雨—山洪灾害的高危险区和中危险区面积分别减少11.53%和7.99%；归一化植被指数增加0.39(从0.19增至0.58)，这两个危险性等级分区面积分别减少1.96%和1.07%。研究结果可为流域尺度内防灾减灾工程和区域规划布局提供参考，以期降低区域内暴雨—山洪灾害风险。

发展文旅新质生产力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和在全国旅游发展大会上关于“守正创新、提质增效、融合发展”等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实践。基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文化资本理论以及文旅新质生产力内涵，论文从文旅新质劳动者、文旅新质劳动资料和文旅新质劳动对象三要素构建了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Markov链分析法等空间分析方法，测算2013—2022年中国各省份的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时空格局、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 中国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 区域之间呈现出“东部较高、中部稍低、东北和西部较低”的分布趋势，区域间差异是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3) 各省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为稳定，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4) 高水平省域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低水平省域的发展，证明其存在省际溢出效应。基于此，提出了增强示范带动和扶持效应、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搭建跨区域文旅创新平台等相关建议。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不断加剧，极端事件的发生次数和强度显著上升，对生命财产造成巨大威胁，迫切需要更深入地认识极端事件的发生规律和风险。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单一极端事件，往往忽视其固有复杂性以及多个事件关联所产生的累积影响。为了弥补这一研究空缺，论文从1961—2020年中国1886个站点气象观测数据中提取高温—暴雨复合事件，利用Theil-Sen斜率估计和Mann-Kendall趋势检验等方法，从事件频次、复合事件比例等角度探究其时空分布及变化特点，并从致灾危险性和受灾易损性两个方面开展复合事件风险评估，研究结果表明：① 高温—暴雨复合事件主要发生在东部季风区，其中热带亚热带湿润区事件频次最大；② 全国及各气候分区复合事件频次在研究时段内明显上升，尤其在1990年后增长更显著；③ 复合事件在极端降水事件中的占比在1990年后显著上升，而在极端高温事件中的占比随时间变化不大；④ 华北平原、黄淮、江淮、江汉、四川盆地、华南沿海等地复合事件风险较高，上述地区迫切需要优先考虑有效的预警和应对策略，以减轻复合事件的影响。

当前，城市蓝绿空间逐渐成为人们获得疗愈体验的重要场所，因而探讨疗愈景观如何赋能人的身心健康具有现实意义。论文以疗愈任务景观为切入点，通过文献回顾及深度访谈总结疗愈任务景观的概念、构成维度和测量题项，以贵阳市3处城市蓝绿空间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开发检验了城市蓝绿空间疗愈任务景观量表。研究结果包括：① 构建了包含景观氛围、任务活动、情感契合和具身认知4个维度、22个测项的疗愈任务景观量表体系，量表信效度较好；② 疗愈任务景观与心流体验和恢复性体验构念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即量表的效标效度较好。研究突破了以往有关疗愈任务景观定性研究的边界，将主题延伸到疗愈任务景观的实证研究上，进一步厘清了之前相对模糊的城市蓝绿空间疗愈任务景观概念，为疗愈任务景观的量化研究提供了标准可靠的测量工具，能为城市蓝绿空间疗愈资源合理开发提供实践启示。

文化遗产地是由大量的古代建筑、民风民俗、礼仪传统、身份认同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符号与象征所构建起来的综合性空间。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老城中心，全长7.8 km，并不是一条线，而是囊括了多主体，不断进行意义建构、符号想象、叙事传播的多维动态空间，是城市功能的高度聚集地。论文引鉴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理论，通过实地调研、案例对比分析、社会语义网络分析等方法，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三个层面审视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地的空间生产特征及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由政府主导下的社会要素与力量驱动的遗产保护和旅游实践，对北京中轴线遗产空间和旅游空间进行重新塑造，形成了当前中轴线空间的重要社会化结构。这一进程不仅关乎物理空间的修复与更新，更涉及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然而此过程面临诸多挑战，包括遗产保护与管理体制过于复杂、中轴线整体价值阐释创新不足、旅游空间与遗产空间的比例失衡等问题。因此，应当妥善处理权力、利益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在遗产保护和管理上，进一步简化管理体制，建立更加高效的多部门协调机制；遗产价值阐释上，加强数字化技术应用，增强遗产的触达率和吸引力；公众参与上，进一步优化旅游路线设计，拓展旅游空间，并通过丰富社区活动、教育项目和志愿服务等丰富遗产空间，增强民众对遗产地的文化认同。

培育并引导新质生产力赋能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论文将新质生产力纳入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阐述新质生产力赋能资源型地区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后，基于2010—2022年中国东北地区23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基准回归模型、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新质生产力赋能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表明：① 新质生产力对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显著，且这种效应表现出地域差异性、发展阶段差异性和结构异质性特征；② 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优化资源要素配置等多重渠道，为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提供了坚实基础，其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最明显；③ 新质生产力对邻近区域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在学理上厘清新质生产力与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理论关联，从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视角丰富新质生产力的可持续评估框架，还有助于在实践层面指导地方政府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为协调新质生产力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任务提供了政策依据。

中国正步入深度老龄化与人口流动高活跃性的时代，从人口流动的视角识别人口老龄化的地域类型，对于不同区域更具针对性地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论文结合人口流动复合指标法与老年人口区位商指数，提出一种划分人口老龄化地域类型的方法。基于第五、六、七次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对2000—2020年中国县市人口老龄化地域类型进行识别，将其归纳为自然老化型、(逆)替代集聚型、(逆)残留集聚型、(逆)汇合集聚型7类。在此基础上，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不同地域类型人口老龄化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自然老化型县市空间分布范围大幅度收缩，黄淮海地区、云贵高原以及浙江、江西、湖南南部与广西等地区是主要分布区。② 残留集聚型县市分布范围扩展至东北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游以及甘肃省大部分地区。逆残留集聚型县市主要分布于珠三角外围、青藏高原和南疆地区。③ 汇合集聚型县市主要为地级市市辖区或县级市；逆汇合集聚型县市集中分布于京津、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区域。④ 替代集聚型与逆替代集聚型县市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西北半壁，替代集聚型县市数量减少，逆替代集聚型县市数量增加。⑤ 自然老化型县市人口老龄化主要决定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汇合集聚、逆汇合集聚县市老龄化主要受人口流入影响；残留集聚、逆残留集聚型县市，人口流出改变了区域老龄化进程；替代集聚与逆替代集聚型县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同时被人口流入与流出所影响。

随着异地就医现象的日益普遍，从区域层面探讨优质医疗资源的可达性具有明显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考虑到高速铁路在城际客运交通中地位日益突出，论文以长三角地区为实证，采用累积机会法和分层两步移动搜索法(H2SFCA)分别分析了公路运输和考虑高铁的陆路运输两种交通情景下基于累积机会法和H2SFCA的区域优质医疗资源可达性，进而探讨高铁对可达性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优质医疗资源可达性总体表现出东高西低的规律。随时间阈值增加，长三角优质医疗资源可达性“中心—外围”格局凸显，环太湖区域因位于上海、南京和杭州三市合围区成为可达性高值中心。② 高铁缩短了出行时间，提高了长三角优质医疗资源平均累积机会可达性；同时三甲医院服务人群数量增加，医疗服务供需比相应减小，长三角优质医疗资源基于H2SFCA的平均可达性降低。京沪、宁安、合杭高铁沿线研究单元的可达性在高铁影响下提升显著，综合考虑公路与高铁的陆路运输模式下可达性高值呈现“高铁指向性”。③ 累积机会法仅考虑医疗资源数量，直辖市与省会城市在不同时间阈值均表现为可达性高值中心；H2SFCA综合考虑医院供给需求情况与居民就医选择，直辖市与省会城市基于H2SFCA的可达性显著低于基于累积机会法的可达性，在时间阈值2 h和3 h时呈“低谷”现象。上海市、合肥市、杭州市优质医疗资源供给相对不足，应持续推进分级诊疗，优化转诊机制，减轻高层次医疗机构就诊压力。

推进同邻国的跨境铁路设施互联互通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邻国的地缘战略却导致跨境铁路合作屡遭挫折。已有研究多以同一理论框架解释不同国家的地缘战略，不利于明晰跨境铁路在不同国家呈现差异化状态的原因。论文根据国家政权特征，提出一个对冲理论、双层博弈论和地缘破碎带理论并列的多元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案例分析分类探究邻国地缘战略对跨境铁路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基于对冲理论，邻国在安全威胁与经济利益间的权衡影响跨境铁路建设。哈萨克斯坦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维持中立对冲，老挝加强与中国的积极对冲以缓解越南影响，中哈铁路和中老铁路顺利通车。中越铁路则受越南“竹式外交”的影响，反复摇摆，进展曲折。② 基于双层博弈论，政治精英在国内、国际两个层级的博弈影响跨境铁路建设。尽管中国积极地推进合作，中吉乌铁路、中巴铁路、中尼铁路和中泰铁路均受到受援国国内政权更迭频繁和外部大国干预的影响，进展缓慢。③ 基于地缘破碎带理论，邻国的不统一且不稳定状态导致跨境铁路项目被搁置。随着缅甸的破碎化态势加剧，中缅铁路缅甸段建设处于停滞状态。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对积极和中立对冲的国家应加大援助力度并引导中立对冲的国家向积极对冲转变，对消极对冲的国家在加强“软联通”过程中应防范其战略回摆；适用双层博弈论分析的国家，建议加强其国内深耕以谋求共识并做好防控地缘风险的准备；适用地缘破碎带理论分析的国家，应优先“以经济稳政治”来谋共识并适时采取安保措施保障跨境铁路安全。研究结果可为推动中国与邻国的跨境铁路合作提供经验参考。

在全球气候增暖和大规模城市化的背景下，华北暴雨洪涝、城市内涝灾害更加严重，防灾、减灾形势越发严峻，台风及与台风有关的天气系统是华北地区极端暴雨的重要成因。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收集多种文献资料，识别出1668年台风和华北地区暴雨事件，并利用“将今论古”的原则识别出1668年可能的华北地区台风远距离暴雨事件，讨论了其与海温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1668年文献中可识别的台风共有9次，最早的记录为5月30日左右，最晚一次为11月4日左右，其中主要影响华南地区的有4次，主要影响华东地区的有5次。② 1668年华北地区夏季整体偏涝，暴雨事件偏多，9次台风过程中，有6次华北地区出现暴雨记载，其中有3次可以识别为台风远距离暴雨事件。③ 1668年8月8—16日京津冀地区发生的严重洪涝事件，与2023年“杜苏芮”和“卡努”双台风、2024年“派比安”与“格美”双台风引发的华北暴雨事件具有相似的天气学特征，表明双台风协同作用是华北地区极端降水的重要成因。④ La Niña事件是1668年台风频发、华北地区多次出现暴雨洪涝的重要海气活动信号，且在La Niña和双台风的共同作用下，华北地区水汽供应充裕，为华北地区极端降水的频发营造了有利的条件。双台风共同或相继影响华北地区的降水事件可能会加剧暴雨洪涝灾害风险，加强监测预警、加强应对措施都显得尤为重要。

揭示黄河流域城市蔓延对碳排放影响的异质性，为协调流域城镇化与低碳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对实现“双碳”目标和城市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论文基于长时序夜间灯光和LandScan人口数据对城市蔓延程度进行测度，并结合2004—2021年黄河流域9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黄河流域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影响及空间效应，并采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对其区域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黄河流域碳排放整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形态，且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碳排放总量虽逐年增长，但增速逐渐放缓。② 城市蔓延不仅显著增加本地碳排放，而且会拉动邻近城市的碳排放。③ 城市蔓延扩大工业企业数量及其规模、延长居民通勤距离、增加家庭能源消费等，进而使得碳排放增加。④ 时间异质性上，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呈增加趋势，且存在均一化—差异化—均一化的动态演变特征；空间异质性上，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影响以正相关为主，影响系数呈“中游高、上下游低”的分布特征。从空间演变上看，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整体呈逐渐增加态势。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呈现明显的时空分异格局，其影响强度随时间演变和空间区位而变化。建议结合城市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的空间发展规划，避免城市无序蔓延，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目标的实现。

城市活力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组成与强劲动能。作为国家安全屏障和多重权力作用下的特殊地区，边境城市的城市活力易受到复杂地缘形势、国内开放政策及自身发展条件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论文构建了基于经济活力、社会活力及文化活力的城市活力评价体系，对2013、2015、2019及2022年云南边境县域的城市活力进行了测度，探究其空间分异格局，并借助地理探测器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① 云南边境县域城市活力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强活力集中在滇东南地区，西部发展缓慢，政策扶持和疫情冲击对当地发展产生重要影响；② 空间集聚效应显著，相邻区域空间的关联合作不断增强，随时间不断发生演变；③ 旅游发展、对外贸易是影响城市活力的关键因素，各因子的协同作用在不同年份显著变化。论文将城市活力理论扩展至边境城市，结合边境地缘特点构建评估框架，研究结果为边境地区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探究产业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是推动冰雪旅游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论文以北京冬奥会举办地之一的崇礼为典型冰雪旅游案例地，基于核心主导业态、延伸联动业态和支撑辅助业态，构建了系统化的冰雪旅游地业态体系，选取2005、2010、2015、2022、2023年的POI数据，采用ArcGIS空间分析法，分析了冰雪旅游地业态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5—2023年，崇礼冰雪旅游地业态POI数量不断增长，尤其自冬奥强驱阶段(2015—2022年)起，在筹办冬奥会推动下，各业态的POI数量远超起步探索阶段(1996—2002年)和规模扩张阶段(2003—2014年)，其中核心主导业态增长最显著，并在高质量发展阶段(2023年至今)呈现平稳发展，显现出集中在东南部各乡镇内部，北部稀疏、南部稠密的特征。② 崇礼业态呈集聚型空间分布状态，在研究阶段内，经历了“一区多点”到“双区双带”的演变，集聚程度不断增强。在空间扩散上，业态分布中心总体位于红旗营乡和西湾子镇的交界地带，标准差椭圆呈现明显的东北—西南方向特征，空间分布变化较为显著；在空间关联上，业态具有明显的正相关空间关联性，业态聚类特征突出，从局部上看，低—低集聚大幅减少，高—高集聚和高—低集聚类型逐渐增加，业态发展水平提升较多。③ 冰雪旅游地业态时空演化主要受与行政中心的距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企业的协同发展、交通线路、海拔、坡度、冰雪运动与冬奥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且行政中心与冰雪政策对崇礼在冬奥强驱阶段业态发展具有较为显著的推动作用，并逐步转向以旅游类企业为主要带动力。

提高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城乡居民福祉公平和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论文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410个县域作为样本，运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法、MGWR模型等方法，测度生态功能区建设10年来(2010—2020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时空格局变化轨迹，聚焦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差异演进，识别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因素。结果表明：① 10年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总体均实现倍增，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0年较2010年二者与全国相比差值分别拉大近两倍。10年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总体收入增长率与全国保持基本一致，农村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率快于城镇。② 10年间城乡收入差距总体由3.43降至2.58且缩小幅度大于全国水平，到2020年与全国水平基本保持同步，趋向共同富裕。胡焕庸线东部、西部城乡收入差距均呈缩小态势，胡焕庸线东部城乡收入差距低于全国，而胡焕庸线西部则高于全国；秦岭—淮河线以南和以北城乡收入差距均呈缩小态势，南方城乡收入差距高于全国，北方则始终与全国水平保持同步。③ 城乡收入差距水平空间差异总体逐渐缩小但仍存在较大差异。八大生态类型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内部差异均呈缩小态势；23个生态功能区间城乡收入差距的极差呈缩小态势。④ 老龄化率、人口密度、城镇化率、人均GDP、人均居民储蓄额、NDVI提升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均具有促进作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人均财政支出、就业率、PM_2.5浓度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均具有抑制作用。不同影响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研究为生态功能区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区域共同富裕提供认识基础和决策参考。

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脆弱性约束着农牧业发展，汲取地方农牧业活动史蕴含的地方性知识，形成自适应的本土化发展模式，并日益受到区域可持续发展实践重视。选取兼具区位与历史文化特殊性的青藏高原东缘地域农牧业作为案例，采用知识情境溯源—案例分析—系统阐释的逻辑，分析实地访谈数据，剖析地方性知识隐喻的人地关系及其可持续发展经验。结果表明：① 构建农牧区“知识—行为”可持续分析框架，剖析青藏高原农牧业地方性知识，发现农牧业生产方式受藏传佛教规范、自然产量受历史经验约束、牧民家庭生产行为受民间信仰影响等构成了青藏高原人地关系隐喻农牧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维度，分别通过草(土)地资源利用规范、生产目标调适和农户组织行为多重作用于高寒地区人(草)地系统。② 拉格日案例所表征的地方农牧业本土经验表明，地方的生态认知、家文化与邻里互助在外来知识推动下趋向整合；地方性知识向着有普遍意义的局地命运共同体知识迁移，其外化的农牧民生产利用、经营组织、技术与制度运用等行为，呈现出具有弱可持续性特征的农牧业发展路径。③ 情境作用、知识流变、行为外化的链式关系及其反馈作用，分别体现在人地协调要求、知识赋能、能动性激活，共同作用于青藏高原农牧地域可持续发展。适合青藏高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及其规划实践亟待系统挖掘地方性知识并将其科学转译，应用于青藏高原国土空间治理。

为剖析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乡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形成机制，探索提高居民幸福感的多元路径，论文基于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虹霓村回收的220份有效问卷，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从旅游影响感知的视角，结合主客互动的中介作用和地方依恋的调节作用，探讨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形成机制及提升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均直接影响乡村旅游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影响方向相反；主客互动在积极、消极影响感知与主观幸福感的两个路径中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地方依恋在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在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高水平的积极影响感知和地方依恋同时发生是居民获得主观幸福感最具解释力的充分条件。研究结果为揭示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形成机制、提升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