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是数字经济背景下乡村产业升级和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论文以浙江省五四村为案例地，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探究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的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① 五四村的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是多元主体参与并相互博弈的动态过程，包括初步探索、快速发展和深度融合三个阶段。村委会等本土力量持续发挥关键作用，文旅企业等社会力量的作用逐渐增强，村民与行动者网络关联程度逐渐加深。② 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是由以乡村内核系统和外缘系统为融合基础，以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为融合支撑，以多元主体相互作用形成的政府力量、社会力量和本土力量为融合主体，以乡村文旅资源、产品、业态、要素、市场和价值深度融合为融合内容构成的动态循环机制驱动形成。③ 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系统的高水平循环发展，是融合支撑对融合主体、融合主体对融合内容的作用和反作用机制均释放较强效应的结果。研究结果为乡村数字文旅高质量发展、乡村产业升级和全面振兴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借鉴。

场景理论为深化文旅融合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论文将“场景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工具，总结了文旅场景的研究价值，阐述了文旅场景理论内涵与理论逻辑，展望了文旅场景研究方向。研究发现：① 文旅场景的研究价值体现在将文旅产业置于同一个动态完整的系统，形成的差异化场景有利于实施非均质化的文旅融合发展策略。② 文旅场景理论内涵包括4个部分：具象的物质是文旅场景存在的重要基础，文旅场景蕴含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内涵，文化价值观是文旅场景的核心组成部分，文旅场景的构建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动力引擎。③ 文旅场景的理论逻辑由“地方原生性”—“符号感知性”—“价值表达性”三个维度的相互作用而形成。④ 文旅场景未来研究应关注文旅场景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文旅场景的文化价值表达方式、文旅场景的模式识别与运行机制以及文旅场景的数字技术应用。研究可为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场景应用参考。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区划调整已经成为优化行政管理体制、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和促进区域空间优化重组等的重要抓手。其中，撤县(市)设区作为1997年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组成部分，成为了行政区划相关研究中广受关注的热点话题。论文从撤县(市)设区的演进脉络、发生逻辑、评估方法和多重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撤县(市)设区数量经历了先波动增加后急速减少，又快速增加再逐步减少的变化过程，整体呈现“M”型，其中2000—2002年和2014—2016年是撤县(市)设区调整的高峰期；国家政策倾向提供了撤县(市)设区的必要条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是推动撤县(市)设区的直接动力，最终能否实现撤县(市)设区是多元主体博弈后的结果；撤县(市)设区的研究方法日趋多元，但相关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相对薄弱，与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尚存较大差距；已有研究关于撤县(市)设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结论不尽一致，而关于生态效益的影响相对较统一，即撤县(市)设区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综上，论文认为未来亟须加强行政区划设置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深入揭示撤县(市)设区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正负效应；强化撤县(市)设区的驱动机理分析并探究撤县(市)设区触发条件，为提高地方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以及国家行政区划政策的优化调整提供参考。

节奏分析(rhythmanalysis)作为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已受到广泛关注，在中国学术界尚未得到充分重视。论文系统地梳理了节奏分析的概念与理论内涵，系统回顾了国外地理学界在主体、地方和移动三个维度的节奏研究，展现了节奏分析在理解人类活动与地理空间相互作用中的独特视角。进一步探讨了节奏分析研究的两种理论视角：地方性的时间(a localized time)和时间化的地方(a temporalized place)，阐释了它们在研究重点上的差异与联系。最后，节奏分析作为一种人本主义研究视角，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国时代背景下的生活节奏、文化节奏与生态节奏等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节奏分析理论的本土化和时代化将为中国人文地理实践的理论创新提供科学指导，对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具有韧性的都市圈、城市群城市网络，是推进区域安全和高效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科学认识灾害风险在城市网络中的传导机制并评估网络韧性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论文立足于城市网络的基本概念，首先提出了包含设施网络和功能网络的复合城市网络模型，探讨多层网络之间的物理关联、功能关联和地理关联关系；其次，从结构和功能、整体和局部两个方面解析复合城市网络韧性的内涵；再次，从传导路径、传导过程和传导影响三个视角揭示灾害风险在复合城市网络中的多维度传导机制，建立了灾害风险和网络韧性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提出“复合城市网络模型建立、网络中的风险传导模拟、指标体系构建及韧性评估”三个步骤的复合城市网络韧性评估框架，并以洪涝灾害下武汉都市圈“公路—人流”复合城市网络韧性评估案例来验证框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研究成果可为考虑灾害风险传导的城市网络韧性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提供一种新探索。

数字经济已成为文旅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论文基于2011—2021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数据，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江苏和浙江两省内部，大城市之间及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长三角核心区之间及核心区和非核心区之间，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较为显著。而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之间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并无显著关联。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动文旅产品创新、提升市场潜力等渠道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上海都市圈数字经济发展缩小了各城市文旅产业的发展差距，而非都市圈城市“数字鸿沟”的存在加剧了文旅产业的不平衡态势。研究结论对各类主体将数字经济培育成为文旅产业发展新动能，进而优化数字经济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具有重要启示。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开放性、多样性和弹性化的宜居社区生活圈，成为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与幸福感的重要环节。在社区生活圈尺度进行服务设施时空优化是城市更新改造的重要方向。论文以北京近郊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为例，将空间句法模型与居民日常活动的时空间特征相结合，开展城市社区生活圈尺度的空间环境评价并提出生活圈空间优化建议。研究发现，空间句法测度出可用性较高的空间通常因门禁管理、居民行为偏好、工作安排等因素而在居民日常活动中较少被使用；居民使用其他社区设施揭示了社区间空间共享的需求；社区生活圈内存在设施配置不合理、公共空间不足的短板，购物设施距居住区较远而较少被居民使用，休闲空间不足迫使居民将大型交通枢纽的开敞空间作为休闲活动空间。未来，从人的时空间行为需求与社区建成环境空间结构特征出发，提倡社区生活圈内的社区间更多开放和共享公共空间、增加弹性化活动空间等，从而营造更加宜居和谐的生活活动空间。

探究城市形态对热环境的影响是实现可持续城市规划和改善热环境的关键。论文以典型的高密度城区——天津市南开区作为研究区，借助建筑和遥感影像数据，量化社区尺度的城市形态和夏季地表温度，并通过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K-means聚类方法的集成应用，探究城市形态对地表温度的空间异质性影响并对其进行聚类分区。结果表明：① 天津南开区夏季地表温度呈展现“北高南低”分布及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形成“高—高”与“低—低”聚集模式。②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在拟合和解释城市形态与地表温度关系方面显著优于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③ 城市形态指标对夏季地表温度的影响存在多尺度空间异质性，其影响力依据平均大小顺序可排列为：建筑密度>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容积率>建筑体积密度。其中，建筑密度和建筑体积密度促进地表温度的升高，而归一化植被指数和容积率则对其起到显著的降温效应。④ 基于城市形态指标对夏季地表温度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进行聚类，可将研究区划分为三个显著不同的区域，并制定差异化的规划策略。研究结果可为社区热环境优化提供科学依据。此外，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K-means聚类方法的有效集成，为城市热环境研究和相关领域提供新视角和方法学框架。

随着中国与东南亚等地区经贸合作更加紧密，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物流发展质量和效率，对于推动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覆盖区30个城市单元为研究区，基于长时间序列统计数据，应用BP神经网络模型预测西部陆海新通道主通道建成后各城市铁路、高速公路物流量，利用改进引力模型模拟未来通道能力条件下各城市间物流联系量，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开展西部陆海新通道建成前后铁路、高速公路物流网络结构比较分析。研究表明：①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有助于缩短核心覆盖区城市间铁路和高速公路距离，提高各城市的货运总量；②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成后，防城港、昆明等面向东南亚的海港、陆港城市与重庆及各省会城市间的物流联系得以较大程度强化，并促进各类货物流向一般地级市，物流网络格局呈现层级化和一体化发展的特点；③ 无论是距离缩减效应、货运量变化还是物流网络结构变化，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对铁路物流网络的影响均强于高速公路物流网络。通过对比新道建设前后陆路物流网络格局变化，可为优化通道布局、升级物流网络及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极端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频发，全球粮食供应链风险愈发凸显，提升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成为保障全球粮食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根本途径。论文基于复杂网络视角，通过构建多维度供应链网络韧性测度指标，对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进行了测度，并对其韧性演化特征及节点抗干扰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水稻和玉米全球供应链韧性水平较高，其次是小麦全球供应链，大豆全球供应链韧性水平最低；② 4种粮食产品的全球供应链网络类型均为韧性网络，具有快速恢复和适应能力，且韧性水平均有所提高，但其提升水平存在差异，从高到低依次为大豆、水稻、小麦、玉米；③ 在4种粮食产品全球供应链网络中，中国的抗干扰水平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低于美国，且小麦和玉米抗干扰水平有待提升。研究结果对于明晰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水平及韧性演化特征、提升中国在全球粮食供应链网络中地位及抗干扰性具有重要现实和理论意义。

全球变暖背景下区域水热条件发生明显改变，导致极端水文气象事件频发，特别是复合型极端事件日益增多，严重威胁了生态环境、公共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长江流域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极端灾害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受全球变暖影响，近年来也经历了更严重的干旱—热浪复合事件(compound drought and heatwave events，CDHEs)，严重制约了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此，论文以长江流域为例，基于长期历史观测资料和CMIP6模式预估数据，采用强度指数(compound drought and heatwave magnitude index，CDHMI)识别长江流域CDHEs，并探讨CDHEs时空演变规律及未来趋势。结果表明：① 历史时期，CDHEs频次和持续时间在1993年后均呈增加趋势。轻度等级的CDHEs发生频次最高，7月的频次和持续时间均为最高，主要发生在长江流域中下游、横断山区和云贵高原等地区。② 23种CMIP6模式中INM-CM4-8、ACCESS-ESM1-5、NESM3、NorESM2-LM和INM-CM5-0是偏差校正后最适合长江流域的5种模式。③ 未来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是CDHEs频次和持续时间的高值区，5种模式中NorESM2-LM的年均频次和持续时间最高；多模式集合结果表明，不同情景在近期的差异较小，远期差异明显；SSP1-2.6、SSP2-4.5和SSP5-8.5三种情景下轻度等级CDHEs的年均频次均为最高，轻度、中度、重度和极端4种等级事件在SSP5-8.5达到峰值。研究结果可为长江流域缓解未来的气候变化风险提供科学支持。

行政中心迁移研究融汇了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环境等众多学科视角，探究其历史发展脉络与未来演进趋势，对于提升行政区划设置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通过文献梳理和文献计量，系统分析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阐明了行政中心迁移的概念属性、研究主题演进、主要研究成果及未来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行政中心迁移的研究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其研究成果与国家政策形成存在互动关系，有效促进了行政区划研究领域的深化与拓展。此外，行政中心迁移研究领域展现出的历史连续性及跨学科特质，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视角与方法。鉴于国际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及行政体制的差异，国际经验对我国而言，意味着需要依据中国特定的国情，运用辩证方法，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加强对行政中心迁移的效应评估和机理分析，注重对迁移方案的科学评估，并利用跨学科研究的优势，不断深化理论与方法论的探索，通过有效的行政区划手段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升国家空间治理效能。

作为可持续的低碳出行模式，城市积极交通出行在实现“双碳”目标和“健康中国”战略过程中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积极交通出行如何影响居民健康状况，受到地理和规划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有关其影响心理健康与福祉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鉴于此，论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期刊文献，系统总结了城市积极交通出行影响居民心理健康与福祉的作用效应。结果表明，大部分研究证实了积极交通出行对心理健康与福祉的正面影响，但也强调不同人群和空间之间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此外，论文归纳出积极交通出行影响心理健康与福祉的5种主要路径，包括：① 内在特征的直接作用；② 生理功能的中介作用；③ 物理环境的调节作用；④ 社会环境的中介作用；⑤ 心理状态对积极出行的反馈作用。研究结果为通过规划手段和政策措施促进积极交通出行、推动中国健康城市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启示。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衡量户籍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成效的重要指标，对于新时代贯彻落实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CMDS)数据，从个体融入意愿和感知接受程度的二元分析视角出发，对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融入程度展开研究，并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探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东南沿海和青藏高原地区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入程度偏低，北部、中部和川渝地区则相对较高，个体融入意愿和感知接受程度的空间格局与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融入程度相似；② 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入受到个体内部和城市外部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个体融入意愿在华南和西北地区表现为正向影响，而在山东及周围地区表现为负向影响，感知接受程度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全局正向影响，同时主观社会融入还受到年龄和流动距离的全局梯度影响及性别、民族多样性和经济水平的局部显著影响。各变量的空间异质性尺度差异明显，个体融入意愿、感知接受程度和性别的空间异质性更加突出。③ 个体融入意愿对主观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受到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和流动时间的负向空间调节效应以及公共服务的正向空间调节效应，感知接受程度对主观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受到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的负向空间调节效应以及婚姻状况和公共服务的正向空间调节效应。研究揭示了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入的空间不平稳机制，为基于社会融入视角的各地区流动人口治理提供更精准的政策建议。

区域国别的投资环境评价是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支撑，但已有研究难以满足现阶段企业投资的现实需求。论文基于实地调研和二手数据，从要素禀赋、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市场环境、金融环境和制度环境6个方面评估越南投资环境，刻画其地域分异特征，分析重点投资区域及其主要投资领域。结果表明：① 在空间格局方面，越南投资环境呈现空间非均衡格局。要素禀赋、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市场环境、金融环境和制度环境的空间分布特征为局部高值、整体低值。胡志明市、河内市、海防市、平阳省、同奈省和巴地头顿省的投资环境优于其他省(市)。② 在类型区方面，越南投资环境可划分为优先投资区、关键投资区、一般投资区、潜力投资区和谨慎投资区。优先、关键、一般和潜力投资区的分布范围与北部重点经济区和南部重点经济区相吻合。③ 在投资重点方面，越南重点投资区域在产业发展和投资偏好上存在差异。越南北部重点经济区的重点投资产业为电子信息产业、机械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南部重点经济区则为纺织服装业、食品加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④ 在政策建议方面，构建多层次中越投资机制，建立多方参与的海外投资服务体系；分区有序规划，培育以“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经济区—河内北部重点经济区”为核心的中越沿海经济带；优选投资产业，发挥境外产业园区的功能，形成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依据企业特性，权衡投资目的地的区位优劣势。研究为越南投资区位选择、中越经贸合作以及未来构建更具韧性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定的科学决策依据。

就近城镇化是相对于异地城镇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深刻影响着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空间布局。论文利用泰尔指数嵌套分解和空间马尔可夫链模型，深入分析中国就近城镇化发展的总体差异及其分解，详细刻画中国就近城镇化发展的区域趋同格局，重点探讨了空间效应对就近城镇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就近城镇化水平的总体差异呈持续缩小趋势，其中，本省城镇化率的总体差异最大，本县城镇化率次之，本镇城镇化率最小。② 从尺度分解来看，中国就近城镇化及其三个细分类型(本省城镇化、本县城镇化和本镇城镇化)表现为省内差异最大。比较中国东、东北、中、西四大板块内的省间差异，西部的省间差异最大，其他板块相对较小；比较四大板块的省内差异，西部和中部各省的省内差异较大，而东部和东北较小。③ 从趋同格局来看，中国就近城镇化及其细分类型存在空间上的趋同俱乐部。中国就近城镇化发展与周围环境具有明显的空间联动效应，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为全面把握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差异、合理提出城镇化差异性措施提供科学基础。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智能制造装备已成为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研究其生产供应关系对于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2023年中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核心企业—供应商数据，论文采用帕累托分析、k-核分析等方法，从生产供应联系、生产供应网络、生产供应组团三大维度探究中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生产供应关系的空间演化特征。结果显示：① 企业联系数量和强度递增，700~1800 km是全国尺度上智能制造装备企业生产供应联系的普遍距离。城际生产供应联系格局由双核心放射形、三角形演变为弓箭形，城际生产供应联系的优势流存在相似与差异。企业间强生产供应联系逐渐从市内转向城际，外向性城市的数量快速增长。② 10余年间中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城际生产供应网络的结构日益紧密和复杂。2015年后基于城际生产供应网络的城市等级体系由“金字塔”迈向扁平化。③ 中国智能制造装备生产供应组团的数量由21个增至29个。长三角生产供应组团始终保持领先，珠三角、京津冀和山东半岛生产供应组团稳步发展，长江中游和成渝地区生产供应组团地位显著提升。组团内部的节点关联格局可分为单中心、一核多副、两核多副、多中心和低水平均衡5种，10余年间各生产供应组团内的节点关联格局产生时空异质分化。

GRACE卫星反演的水储量信息为研究水循环过程提供了高精度数据，但如何把GRACE卫星水储量数据同化到现有分布式水文模型的径流模拟过程，已成为限制GRACE数据应用于水文模型、提高径流模拟精度的关键科学问题。论文在综述国内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归纳总结GRACE水储量数据同化的常用方法、现有数据同化方式的原理及优缺点，以及不同数据同化方式提高水文模型精度的程度。进而，总结GRACE水储量数据同化存在的难点问题，并展望可能的破解途径。梳理结果表明，GRACE水储量数据同化面临的难点问题包括水文模型精细的建模需求与GRACE数据粗糙时空分辨率的矛盾问题，以及水文模型单独模拟水储量分量与GRACE数据表示陆表总的水储量变化的矛盾问题；综合前人在不同流域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GRACE水储量数据同化，水文模型水储量模拟值的均方根误差减少了约5%~40%，相关性系数提高了约10%~50%，但径流模拟精度的提高幅度比较有限，相关性系数提高了约2%~16%。研究结果将为推动GRACE卫星水储量数据同化的水文模型开发及应用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参考。

韧性是全球变化和环境与发展研究的热点和重要领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和有效的分析工具。论文将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和韧性相结合，构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韧性的理论逻辑框架，综合内部因素和外部干扰，获取多源空间大数据，结合层次分析、核密度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法构建指标体系，采用探索性数据分析的方法进行韧性的时空演化和海陆梯度性特征分析。结果表明：① 大连市人海关系地域系统韧性呈现“中部低南北高、沿海低内陆高”的空间分布特征，且逐年递增，缓慢向好，沿海和内陆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② 大连市人海关系地域系统韧性具有蔓延效应，在持续热点周围零散增加新增热点；③ 大连市人海关系地域系统韧性具有明显的海陆梯度性特征，各准则层韧性由高到低依次为生态环境韧性、气候变化韧性、资源水平韧性和人类活动韧性；整体韧性呈现出距海越远、韧性水平越高的梯度性特征。因此，对于沿海城市的韧性调控在微观上可结合海陆梯度性特征进行分区、分特色治理，宏观上在保证低碳经济的基础上提高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制定蓝碳经济发展蓝图。

数字经济赋能旅游智慧化转型，成为中国旅游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新着力点。论文在厘清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韧性的时空影响机理基础上，基于中国211个优秀旅游城市2011—2020年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 空间分布上，研究期内数字经济发展始终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并在区域内呈“组团式”片状分布形态；旅游经济韧性在研究期内分布相对分散，东、中、西以及东北地区空间差距呈现收敛趋势；② 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韧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旅游经济韧性提升0.2748，该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③ 在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方面，数字经济通过在抵抗力维度提高旅游经济增长水平、在恢复力维度提高技术载体和在重组能力维度提高人力资本从而促进旅游经济韧性的提升，即旅游经济增长、技术载体和人力资本是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韧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的主要路径；④ 数字经济发展赋能了本地旅游经济韧性提升，但对相邻城市的旅游经济韧性产生“虹吸效应”。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数字经济作为旅游经济韧性的前置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为数字经济赋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是助推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为了剖析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机理，论文基于2012—2019年中国30个省份(西藏和港澳台地区数据暂缺)面板数据，分别采用面板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探究。研究发现：① 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② 消费需求、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是数字经济影响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渠道，其中，消费需求和技术创新具有中介效应，制度变革则具有遮掩效应；③ 一定空间权重条件下，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发展具有空间溢出作用，数字经济对信息化邻近地区旅游产业发展具有虹吸效应，对地理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研究可为进一步深化数字经济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助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家庭对个体的制约是国内外行为研究的重要议题，然而缺乏大规模数据及效应测算。论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家庭对通勤距离的制约指数(下称制约指数)，用以定量衡量家庭制约对成员个体通勤距离的影响，并以武汉市都市发展区为例，运用2019年6月联通手机信令数据，通过社会网络模型进行家庭样本识别并检验，计算家庭对不同年龄、性别、单多职工成员的制约指数，定量分析家庭制约对个体通勤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首先，家庭对男、女性成员通勤距离都有明显的制约作用，女性的制约指数均为“正向制约”，即受到家庭制约女性的通勤距离小于无家庭制约的女性，而多职工家庭男性的制约指数多为“负向制约”，即受到家庭制约男性的通勤距离大于无家庭制约的男性，总体上女性较男性受到家庭的制约作用更强，多职工家庭男性所受到的制约作用最弱；其次，从制约指数与年龄段的关系来看，单职工家庭女性的制约指数随年龄逐渐提升，并与多职工家庭女性逐渐持平，单职工家庭男性的制约指数多为负值，多职工家庭女性的制约指数也是随年龄逐渐提升，而多职工家庭男性的制约指数则稳定在0.03左右。研究基于大数据所提出的方法为以家庭成员为对象的通勤行为研究拓展了思路，同时为开展各类家庭制约理论研究以及家庭影响个体行为的精细化建模提供参考。

城乡接合部的经济空间是地理学、社会学、城乡规划学等学科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论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相关国际研究为参照，系统梳理了中国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研究的阶段与进展：包含城镇化起步期的国外理论借鉴、城镇化加速期的现实问题关注、城镇化中后期的多元价值探讨三个阶段。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呈现出经济类型的包容混杂、形态演化的动态破碎与经济动能的二元并存三个特征。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演化存在两种路径：第一种由自上而下力量主导，呈现“城郊农业—集中大型工业—高新技术产业”路径；第二种在自下而上的推动下，前期呈现“城郊农业—乡镇工业”路径，后期因区域差异分化出不同分支。演化机制方面，城镇化是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演化的根本动力；技术要素是其演化的核心因素；政府、市场、社会在其演化过程中均起到关键作用。最后，基于上述综述提出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未来研究有尺度与区域差异、后工业时代特征、跨边界网络特征、治理引导等4个维度的研究方向。

鉴于近今地理学史研究在中国的进展除部分领域外尚无系统总结，论文基于文献梳理，参考科学史研究思潮的演变，讨论了其主要进展及未来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梳理表明：① 地理学史是中国地理学中一门具有标识度的学术领域，研究成果丰硕、领域覆盖面广、研究群体稳定；② 领域体系初步建构，形成了学科史、思想史、社会史、编史研究的研究体系，基本与科学史研究领域相对应；③ 地理学史研究思潮多样，基本与当代科学史主要思潮相切合，但对知识社会史、语境论、概念史、阅读史等科学史思潮的借鉴不够，新近地理学思潮下的研究成果较少；④ 研究对象的空间范围、分支领域、主体差异明显，主要体现为聚焦中国地理学史研究，在中国地图学史与近现代历史地理学史，中国近现代著名地理学研究机构、社团、学者方面成果丰硕，与之相应的其他空间范围、分支领域、主体的研究则有所弱化；⑤ 中国地理学史专门的研究集中在古代阶段，近代阶段逐渐兴起，现当代研究主要是进展回顾、综述文献。未来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① 关注研究的薄弱对象，更为全面地展现中国地理学发展脉络，特别是近百年学科史；② 强化科学史中知识社会史、语境论、概念史、阅读史等思潮的借鉴，关注现当代地理学思潮下的地理学史研究；③ 留意现当代中国地理学史的社会价值阐释，拓展地理学的社会认知；④ 注重与国外地理学史研究的对话，提升中国学者地理学史研究的国际话语。

家庭是城市空间重构与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载体，是从个体到社区和城市必不可少的中间层次。已有研究开始关注家庭视角的时空间行为，但更多将家庭的特征和分工作为背景和解释性因素，对于家庭内部成员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考虑得相对较少，尚未厘清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影响机理和效应，难以为家庭视角下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生活空间的优化提供有效抓手。论文从日常生活和时空间行为出发，聚焦家庭与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构建研究框架。首先，构建“时间—空间—社会”的研究框架，提炼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模式；其次，结合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深入揭示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影响机理与效应；最后，以家庭生活质量提升为导向，提出面向家庭友好的生活空间优化方案。研究旨在补充城市时空间行为研究中的家庭尺度，推进行为地理学研究转向个体间的互动；为生育、养老等社会问题提供新的思路，为社区生活圈和城市空间的优化提供科学指引，推进城市规划和社会治理走向“家庭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