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区划调整已经成为优化行政管理体制、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和促进区域空间优化重组等的重要抓手。其中，撤县(市)设区作为1997年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组成部分，成为了行政区划相关研究中广受关注的热点话题。论文从撤县(市)设区的演进脉络、发生逻辑、评估方法和多重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撤县(市)设区数量经历了先波动增加后急速减少，又快速增加再逐步减少的变化过程，整体呈现“M”型，其中2000—2002年和2014—2016年是撤县(市)设区调整的高峰期；国家政策倾向提供了撤县(市)设区的必要条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是推动撤县(市)设区的直接动力，最终能否实现撤县(市)设区是多元主体博弈后的结果；撤县(市)设区的研究方法日趋多元，但相关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相对薄弱，与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尚存较大差距；已有研究关于撤县(市)设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结论不尽一致，而关于生态效益的影响相对较统一，即撤县(市)设区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综上，论文认为未来亟须加强行政区划设置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深入揭示撤县(市)设区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正负效应；强化撤县(市)设区的驱动机理分析并探究撤县(市)设区触发条件，为提高地方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以及国家行政区划政策的优化调整提供参考。

鉴于近今地理学史研究在中国的进展除部分领域外尚无系统总结，论文基于文献梳理，参考科学史研究思潮的演变，讨论了其主要进展及未来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梳理表明：① 地理学史是中国地理学中一门具有标识度的学术领域，研究成果丰硕、领域覆盖面广、研究群体稳定；② 领域体系初步建构，形成了学科史、思想史、社会史、编史研究的研究体系，基本与科学史研究领域相对应；③ 地理学史研究思潮多样，基本与当代科学史主要思潮相切合，但对知识社会史、语境论、概念史、阅读史等科学史思潮的借鉴不够，新近地理学思潮下的研究成果较少；④ 研究对象的空间范围、分支领域、主体差异明显，主要体现为聚焦中国地理学史研究，在中国地图学史与近现代历史地理学史，中国近现代著名地理学研究机构、社团、学者方面成果丰硕，与之相应的其他空间范围、分支领域、主体的研究则有所弱化；⑤ 中国地理学史专门的研究集中在古代阶段，近代阶段逐渐兴起，现当代研究主要是进展回顾、综述文献。未来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① 关注研究的薄弱对象，更为全面地展现中国地理学发展脉络，特别是近百年学科史；② 强化科学史中知识社会史、语境论、概念史、阅读史等思潮的借鉴，关注现当代地理学思潮下的地理学史研究；③ 留意现当代中国地理学史的社会价值阐释，拓展地理学的社会认知；④ 注重与国外地理学史研究的对话，提升中国学者地理学史研究的国际话语。

节庆旅游强化了民族节庆的现代性建构。论文从现代性视角切入，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转译思路，采用田野调研与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剖析了土家女儿会的文化重构过程、特征与逻辑。研究表明：① 土家女儿会在旅游驱动下的文化重构模式具有典型的现代性实践特征，可分为依托原生地的在地型、依托城市的异地型和流动型三种模式，不同模式的恩施女儿会的文化重构过程与特征也具有典型的异质性；② 民族节庆的三种文化重构模式经过现代行动者的利益赋予、吸纳联盟、行动动员等一系列过程，呈现出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的重构过程；③ 在地型、流动型和异地型三种文化重构模式也分别形成了以“祛”失范的生活延续、以“循”主体性的传统回归、以“趋”浪漫化的个性呈现的现代性实践特征；④ 在时空分离、脱域和知识反思在内的现代性动力下，民族节庆的物理空间、节庆规则、节庆功能与意义等得到更新与重塑，且乡村与城市不同维度的文化重构逻辑存在差异。研究可为理解现代性与文化重构、传统与现代等关系，以及破解现代性语境下传统文化传承等难题提供理论与实证参考。

近年来中国农产品电商产业蓬勃发展，成为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研究中国农产品电商产业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对推动农产品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2012—2022年淘宝、京东的农产品电商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平均最近邻指数、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分析中国农产品电商产业的发展趋势、空间分布格局，并结合地级市宏观数据，使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探索其驱动因素与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农产品电商产业空间分布格局与中国人文、自然地理格局高度吻合，呈现出区域集聚特点。② 产业发展方向呈现出“东北—南(略偏东)”的分布态势，形成了中心向外围梯度扩散的多核心圈层式结构，产业演进和布局表现出对既定发展路径的依赖性，呈现出不均衡的空间分布。③ 各类因素对于农产品电商产业的驱动存在明显空间分异性，产业结构因素、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市场潜力因素的驱动作用存在从东向西递减、从北向南递减和从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递减的趋势，政府支持因素大致呈现由东向西增高的趋势，基础设施因素的驱动作用则是呈现由南向北逐渐递减的趋势。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各地区应把做好市场对接、稳定产销关系作为发展农产品电商的首要任务；应进一步发挥政策引导的积极作用，为西部电商发展提供更多正外部性投入；应进一步加强农产品集聚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发展产业时不同地区需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精准施策，避免资源浪费。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是一种高效利用自然资源与保护生态系统并行的行动，可解决当今面临的来自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挑战，是国际上普遍认可的生态系统管理前沿方法之一。将基于自然解决方案应用于乡村空间重构，不仅能够有效缓解乡村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还可进一步激发乡村发展潜力，促进乡村地域的全面振兴。论文梳理了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概念演进，并基于地方政府、村委会、村域经营主体和村民等不同利益主体视角，从生态空间、实体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4个方面探讨了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概念内涵。随后，分别从生态保护和生态景观优化、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空间优化和土地整治与农业转型、自然景观商品化以及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期望等方面系统分析了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生态空间、实体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重构的研究进展。最后指出，未来可着重从NbS理念的本土化改造、多部门协同合作机制构建、资源与资金配置的优化策略探究、社会经济影响的阶段评估、社会经济效益量化方法的应用等方面深入开展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研究。

拐卖人口犯罪古来有之，且延续至今，给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破坏。基于网络开放数据，论文采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可视化等方法分析1970—2018年河南省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进一步探究其地域类型和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1970—2018年，河南省拐卖儿童犯罪的年际变化为“中间高、两端低”的倒“V”型，其与生育政策、打拐力度和观念转变等密切相关，而月份变化则呈明显的季节分异，春季和夏季是高发季节，这多受气候、农忙和假期等影响。② 河南省拐卖儿童犯罪的地域分异明显，其东北部的滑县、原阳县、兰考县和中部的二七区是犯罪的热点区域，而西北部、西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区县是低发区域。③ 河南省拐卖儿童犯罪的地域类型以拐入男童主导型、拐入女童主导型和拐出男童主导型为主。分阶段看，拐入男童主导型数量呈下降趋势，拐出男童主导型呈上升趋势，而拐入女童主导型则呈小幅增长。④ 计划生育约束下，河南省重男轻女严重、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较差的地区，面临生育受限、无法生育或儿子离世时，出于“传宗接代”和“养老送终”的目的多拐入男童，形成拐入男童主导型；而重男轻女较轻的地区则期望“儿女双全”，或部分条件较差的男性希望通过买妻进入婚姻，面临生育受限、无法生育或婚姻失配时，出于照料养老和生育子女的目的多拐入女童，形成拐入女童主导型。在买方市场旺盛、犯罪动机充足和监管力度不足等作用下，犯罪市场化选择和便利的运输条件促进河南省拐出男童主导型的形成。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北方的重要生态屏障。在自然和人为因素共同驱动下，21世纪以来内蒙古植被动态过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植被变化位置、程度、是否发生突变，及其不同驱动因子的贡献尚缺乏系统的定量研究。论文选取6种遥感植被指数，利用Theil-Sen趋势、Mann-Kendall检验和季节趋势断点检测方法对2000—2022年内蒙古植被变绿和褐变的时空格局进行监测；并利用改进后的残差趋势法、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定量分析了自然和人为因素的贡献。结果表明：① 2000—2022年内蒙古29.62%~36.96%的区域出现了植被变绿现象，仅有0.36%~0.51%的区域发生褐变；正突变主要发生在中西部地区的草地(35.9%)和东部地区的森林(25.7%)，42.7%的负突变发生在赤峰市、呼伦贝尔市西部等草地地区。② 气候变化主导了研究区88.8%的植被变绿和62.8%的植被褐变，5.8%的变绿和14.8%的褐变受到土地利用主导，二者对植被变绿区域作用均以正向为主，对褐变区域则产生负向影响。③ 对于植被变绿和褐变区域，温度直接效应、土壤湿度、人口密度和土地利用强度对大部分区域产生主导作用，在空间分布上各因子直接和间接效应表现出较大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可为内蒙古地区生态修复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指导。

城际铁路属于一定区域内城市之间的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对促进城市群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制订城际铁路建设规划中，在确定线路网规模和布局的基础上，还需初步划分各条线路的建设阶段。由于各条城际铁路在城市群轨道网络中的作用和地位不同，科学规划其建设次序，有利于形成合理的时空布局，获得最佳的社会经济效益。论文基于预测的“人口—经济”远期分布，计算城际铁路的空间交互可达性，构建城际铁路连接价值模型，并提出“逐轮比选—动态递进”的城际铁路建设次序评估方法。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为案例，对中长期发展规划中的城际铁路线路进行评估排序。分析结果呈现了价值较高的关键线路和部分价值增量不大的普通线路，总体上较好地印证了大湾区城市群近期建设项目安排，但也存在一些差异。该连接价值模型可以为规划方案的编制和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数字经济已成为当前城市与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数字化影响下的价值链空间重塑对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论文基于中国网络游戏业2010—2022年生产服务时空数据，从数字创意价值链视角分析了中国网络游戏产业网络的空间格局，并使用加权指数随机图模型揭示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网络游戏产业网络的“金字塔”型层级结构和“强三角+弱菱形”的空间结构基本成型，核心联系与中小城市嵌入同步强化，跨城市网络呈现路径依赖和等级吸附特征；② 不同价值链环节的产业网络空间格局存在异质性，其中生产—运营网络逐渐形成“三角+菱形”网络结构，运营—出版网络演变为以京津冀为核心的“放射状”结构；③ 中国网络游戏产业网络主要受到行政等级、新经济、制度邻近、社会邻近以及传递效应的影响，网络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价值链环节的影响因素均存在差异。研究为准确分析数字化时代下的城市网络特征与影响因素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也为合理布局数字创意产业、促进价值链协同互动与升级提供参考。

手机信令数据在时空行为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由于缺乏活动目的的语义信息，限制了其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潜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论文提出一种改进方法，用于推断手机信令数据中非就业活动目的。该方法融合了居民交通出行调查数据和活动地到访频率等多源数据，并采用多项logit模型探究活动目的与个体属性信息、活动时间特征和活动地空间属性之间的关联规律。此外，论文创新性地引入了反映长周期行为模式的到访地频率变量。实证结果表明，加入到访频率后，模型拟合优度从0.265提高至0.442，整体预测准确率从58.0%升至69.2%。这种方法在保持模型解释性的同时，提升了非就业活动识别的准确率，为深入理解居民时空行为需求提供了新的途径。研究成果可以为公共设施规划、交通需求预测和商业布局优化等领域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和决策参考。

在快速城镇化与活态遗产旅游开发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村落作为传承民族地域文化的独特地理单元，村落地域空间系统空心化态势日渐显著，呈现出共性与个性兼具的多维空间异化。基于此，论文以湖南省湘西侗族坪坦村为例，运用指标构建、质性研究及制度分析与发展(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IAD)框架，构建了“空心化现状量化评估—空心化空间异变剖析—空心化形成机制探究”的研究框架，探讨了坪坦村空心化的现状表征、空间异变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结果显示：① 从空心化量化结果来看，坪坦村空心化呈现出传统建筑外观保护尚好、但人口空心化和建筑空心化问题依旧显著的特异性；同时，新村、商业街与传统村落的空心化程度存在微观地域分异特征。② 从空心化具体特征来看，坪坦村人口空间呈现出就业非农化和流动保守化的趋势，建筑空间表现为宏观层面的空间肌理破碎化和微观层面的住宅建筑低能化，文化空间则面临表征脱域化与传承断层化的挑战。③ 从空心化形成机制来看，坪坦村空心化是在宏观社会环境与微观局限空间共同催化以及外源性主体与内生性主体联合驱动下，呈现出村落地域空间系统异化的复杂演变过程。研究旨在探索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空心化特征与形成机制的一般规律，以期为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在同类型微观地域空间的有效落地提供科学依据，推动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活态存续。

准确量化城市轨道交通与沿线住宅价格的复杂关联效应，有助于优化土地资源利用和改善居民福祉。论文以兰州市为案例地，基于多源异构数据，提出一种融合Optuna优化的XGBoost模型与可解释性技术SHAP-PDP相结合的方法，以探究地铁特征对住宅价格的作用机制，并定量解析地铁特征与关键影响因素间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① XGBoost的拟合效果优于决策树、随机森林、梯度提升决策树和CatBoost，其解释能力达到77.29%。② 小区物业费、介数中心性、植被覆盖率、交通设施密度和金融机构设施密度是对住宅价格贡献最大的5个特征，累计重要性高达46.07%。在地铁特征中，地铁站网络中心性对住宅价格的影响远大于小区到最近地铁站的距离。③ 至地铁站的距离、介数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均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具有明显的阈值效应。④ 除小区物业费外，地铁特征与植被覆盖率、功能性设施密度和建筑年龄存在复杂交互关系，且在特定区间内才表现出正向交互效应。因此，将各类特征要素控制在合理范围是捕获土地溢价效应的有效途径。研究结果可为科学评估轨道交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提供理论参考，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决策盲区，同时为实现房价稳健调控与提升城市空间治理效能提供政策启示。

郊区化进程中，大型居住区的居民消费生活在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的背景下出现新特征。论文基于空间行为视角，构建“社会群体—消费场所—消费行为”的多维分析框架，深入分析大型居住区消费居民群体、行为与空间之间的内在关系。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探讨北京市望京地区居民消费时空行为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论：① 以望京为代表的大型居住区居民消费既表现出教育文化娱乐类比重高的群体性特征，也呈现出个人基础消费型、自我发展消费型、家庭发展消费型和休闲健康消费型4类差异化消费需求；② 在居住和商业功能完善的望京地区，市级购物中心失去中心性的特征仍在持续，居民社会性的消费需求与空间性的场所认知评价共同推动了不同等级消费场所的差异化消费行为选择；③ 大型居住区居民消费行为呈现时间“就地化”和空间“近宅化”的消费模式，居民的职住、城市和虚拟消费空间分别呈现均衡性、区分性以及便捷性的服务功能特点；④ 居民的工作通勤时长、居住时长和年龄对职住消费空间的行为有较强解释力，月收入和职业类型相关的影响因素对城市消费空间的行为有较强影响。研究通过揭示大型居住区居民消费时空行为机制，为郊区化背景下的城市商业空间布局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新质生产力是城乡经济均衡发展的桥梁。论文基于新质生产力内涵构建指标体系，分析2011—2021年中国273个地级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及其演变格局，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探讨新质生产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 2011年来，中国地级市新质生产力水平整体呈稳步增长趋势且空间集聚特征显著，新质生产力各构成要素呈现“点状+面状集聚”空间格局；② 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该结论经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③ 中介效应检验证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影响城乡收入差距；④ 空间计量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在缩小本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具有缩小邻近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效果。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对优化区域布局具有重要作用，未来应将城乡统筹发展目标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相结合，着力发挥新质生产力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中的积极影响。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的时代和不稳定的生活开始浮现，不稳定性(precarity)作为一个概念在近20年迅速成为西方人文地理学备受关注的话题。论文首先基于西方社会科学的经典文献，阐释了不稳定性在劳动状况、本体论经验和阶层范畴三个层面的基本内涵，进而梳理了西方人文地理学关于不稳定性的研究脉络，发现不稳定性的地理学研究具有显著的批判主义思维，聚焦关注结构化的不稳定性环境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在这一环境下的响应，并形成了两条研究主线：一是研究特定历史条件下劳动状况的不稳定性，关注不稳定劳动就业产生的结构化机制与不稳定无产者(the precariat)的能动性；二是研究作为人类生命本体论经验的不稳定性，关注宏观地缘政治和日常城市生活政治产生的不稳定性对居民的影响及引发的政治后果。最后，提出可结合新兴经济、经济新常态、国际政治形势和弹性资本积累等时代背景开展中国语境下的不稳定性地理学研究。综述有助于促进国内人文地理进入不稳定性研究领域，为认识不稳定性带来的社会风险和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好研究准备。

作为高质量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支撑，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不仅为减碳、零碳和负碳的实现提供技术路径，还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低碳转型发挥着推进作用。论文采用中国城市层面的绿色低碳发明专利授权量时空数据，运用空间分析、Dagum基尼系数、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揭示了2002—2020年中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时空格局、空间分异、多维机制及其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 无论是专利授权量还是城市参与度，化石能源降碳技术一直主导着中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发展。② 中国城市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出以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核心的沿海集中分布态势；中国城市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异程度减弱，全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非均衡发展受东、中、西地区间分异的影响最大。③ 中国城市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在减碳领域蓬勃发展，非资源型城市的创新发展状况良好，以减碳Ⅰ型的东部非资源型城市最为典型。④ 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减碳、零碳、负碳三大降碳类型城市层面，人才储备、经费投入、FDI、经济规模、空气质量和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都是提升本地和周边城市绿色低碳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变量，而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本地和周边城市具有明显的约束作用。研究结论可为中国高质量实现“双碳”目标和助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理论基础。

乡村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全球性的重要议题，通过挖掘乡村地方性来推进乡村地区发展是解决该问题的可行路径。由于政府管理体制的国际差异，中国乡村的地方性呈现出别样的景象。基层政府作为重要的权力主体，在乡村地方性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需要给予更多的学术关注。论文以河南省郏县姚庄乡为例，将文化地理学中的地方视角与社会学中的“结构—行动”范式相结合，旨在探讨基层政府主导下中国乡村地方性的呈现方式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案例地的乡村地方性根植于其独特的自然资源、区位特征以及饮食文化习惯，展现出与城市截然不同的景观风貌；② 案例地的乡村地方性是在基层政府主导下形成的，是权力主体基于特定权力关系对区域本性的不同维度进行选择的结果，也是“权力关系、行动主体、区域本性”三者不断互动的过程；③ 围绕基层政府形成的权力关系，是乡村社会中不可忽视的结构要素，也是推动地方性形成的主导性力量。研究回应了Allan Pred的地方理论，构建了基层政府主导下中国乡村地方性的分析框架，强调基层政府在乡村“结构—行动—地方”的互动关系中及其地方性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旅游地是旅游研究与旅游实践中的核心概念，但已有研究对旅游地研究趋势、重点方向及理论基础的分析尚不够明晰。为此，论文基于Textometrica软件运用系统性文献综述与文献计量的研究方法，对国内1998—2024年的文献进行了梳理与反思。研究发现：① 旅游地研究可分为4个阶段，其研究主题的丰度和深度均在不断深化，共现网络图也随着时间序列而呈现集中趋势，其中旅游形象、目的地居民、乡村旅游等是关注度较高的主题。② 旅游地研究的元主题包含23个类别，主要可分为旅游地形象、营销与品牌，旅游者感知态度与行为，乡村旅游地主客感知与文化，旅游地格局、过程与机制，遗产旅游地治理与居民生计5个层面。③ 旅游地研究主要在旅游管理范式与旅游地理范式下展开，与之相关的生命周期、全球地方化理论与社会建构等理论在理解旅游地复杂性方面不够充分，而社会物质理论对网络、异质行动者与关系效应的强调，为认知旅游地再生产的整体性与动态性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研究结果有助于厘清旅游地研究谱系，深化对旅游地概念化的理论探索。

职住关系的空间异质性受建成环境的影响。为更加深入地理解建成环境及其交互作用对职住空间关系的影响，论文以合肥为例，基于人口普查、经济普查及地理空间大数据，在分析城市职住空间分布格局的基础上，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城市建成环境及其交互作用对职住空间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合肥老城区人口向城市新区疏散，形成以老城区为中心、城市新区为次中心的居住多中心格局；② 高密度就业空间向城市新区扩展，老城区就业中心持续强化，形成老城—政务—高新就业中心聚集区，而滨湖新区由于其就业中心的“反磁力”不足，未能形成相抗衡的新“磁极”，合肥就业多中心格局尚不健全；③ POI密度、公交站点密度和距市中心的距离是影响职住空间关系最主要因素，建成环境因子之间对职住空间关系的影响存在协同效应。研究结果可为从城市建成环境层面优化职住空间关系提供借鉴。

耕地细碎化是制约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已有研究多聚焦于景观细碎化或权属细碎化，无法全面评估细碎化现象。为构建科学的耕地细碎化测度模型，系统评估案例区的耕地细碎化特征，论文选取贵州省剑河县白都村和七星关区大地村为研究区，基于无人机遥感影像与GIS技术，结合农户问卷调查，获取耕地的权属和空间信息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模型测算耕地细碎化程度。结果表明：① 选取的地块数、地块面积、地块形状指数、地块间距离、耕作距离等5个指标涵盖了地块空间形态和权属信息，相较于Simmons指数和Januszewski指数，更利于精确测定耕地细碎化程度。② 贵州山区耕地细碎化程度高，表现为地块小、形状不规整，农户经营地块多且破碎零散、不便耕作。③ 不同区域的耕地细碎化主导特征及程度差异显著，白都村关键主导特征为地块数与平均耕作距离，大地村为地块数与地块形状指数；白都村下白都寨细碎化程度高于上白都寨，大地村皂角寨细碎化程度高于其他6个自然寨。改进的测度模型可体现细碎化特征的区域差异，有助于因地制宜治理耕地细碎化。

气候变暖背景下暴雨—山洪灾害风险成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论文以广东省马贵河流域为研究区，探讨下垫面变化对暴雨—山洪灾害危险性的影响。首先，构建区域化暴雨—山洪数值模型，模拟极端降雨情景下的山洪灾害淹没特征；然后，通过多源遥感数据解译人类建设活动、河道工程活动和自然因素变化的特征，并设置不同下垫面变化情景；最后，基于暴雨—山洪灾害危险性结果与下垫面特征变化关系分析下垫面变化对山洪灾害的定量影响。结果表明：研究区内人类建设活动对山洪灾害危险性变化的影响显著高于自然变化因素，尤其河道拓宽为主的河道工程活动对暴雨—山洪灾害的防治效果显著。具体表现在，当河道工程活动面积增加5.72%时，暴雨—山洪灾害的高危险区和中危险区面积分别减少11.53%和7.99%；归一化植被指数增加0.39(从0.19增至0.58)，这两个危险性等级分区面积分别减少1.96%和1.07%。研究结果可为流域尺度内防灾减灾工程和区域规划布局提供参考，以期降低区域内暴雨—山洪灾害风险。

中国已全面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老年流动人口已成为当今城乡治理的焦点群体。论文基于2000—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省际迁移流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滤波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eigenvector spatial filtering Poisson pseudo-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ESF PPML)重力模型，探究中国省际老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的时空变异性。研究发现：① 2000—2020年，中国老年迁移人口的规模持续增长，主要迁入目的地基本保持稳定。② 老年人口迁移格局稳中有变：大量老年人口从东北、华中、西南、西北地区迁往华北、华东、华南地区；但至2015—2020年，西南、西北地区老年人口的外流现象出现逆转趋势。此外，老年人口迁移网络密度先降后升，迁移来源地日渐分散，而迁入目的地持续集中化，主要迁移流随时间推移更频繁地出现于毗邻省份间。③ 传统重力变量(人口规模、地理距离)、地区生活成本、自然环境舒适性、健康服务设施、资源枯竭程度、社会网络因素共同作用于老年人口宏观迁移格局。④ 20年间，地区生活成本对老年人口迁移的阻碍作用逐渐弱化，而社会网络因素对老年人口迁移的推动作用逐渐增强；健康服务设施对老年人口迁移的影响较弱且存在波动，自然环境舒适性仅显著影响老年人口迁出规模。研究结论将为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实证依据。

中国耕地非粮化现象日趋严峻，全面把握耕地非粮化演变规律及其形成机制，对于加强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关于耕地非粮化的内涵和测度方法丰富多样，但测算结果却存在显著差异。论文采用荟萃分析方法对207篇有效文献进行统计分析，揭示了2000—2021年中国耕地非粮化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非粮作物面积占比法、复种指数法和秋粮面积法的使用频次较高、范围广泛，在全国、区域及省际尺度上具有可比性，可作为耕地非粮化测度方法的优选。② 研究期内中国耕地非粮化率总体稳定在30.0%左右，并呈小幅度波动下降；九大农业区中，东北平原区、黄淮海平原区和黄土高原区耕地非粮化率低于30.0%且相对稳定，华南区耕地非粮化率高于50.0%且涨幅较大，其他地区处于30.0%~50.0%区间且基本上增长了10.0%~20.0%，北方粮食作物种植制度区的耕地非粮化率和增幅均低于南方地区；从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到主销区的耕地非粮化率和增幅均逐渐提升，省际层面的耕地非粮化呈现集聚式递增和阶段性分化的动态过程。③ 中国耕地非粮化受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社会活动和政策技术等多重因素影响，通过共性和差异性因子的基础性、双向性、推动性和调控性等作用，形成耕地非粮化的本底、催化、增强和阻滞等驱动效应。论文支持和补充了已有研究的观点，为深入开展耕地非粮化影响效应分析提供了数据参考，也为科学推进耕地非粮化治理提出了优化对策。

随着技术领域的竞争日益加剧，城市迫切需要提升技术研发的韧性水平，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冲击。论文基于2001—2016年中国城市创新指数及相关数据，借助经济韧性测度模型评估城市技术韧性水平，分析了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技术韧性水平在研究时段内呈现持续提升的趋势，2011年后中国城市技术韧性指数为正值且增速较快。② 中国高韧性城市经历了从地域性集中向相对均衡转变的过程，长三角地区发展为中国城市技术韧性高—高类型集聚的典型地区。③ 除教育人力资本外，产业结构高级化、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对中国城市技术韧性有显著正向影响。分组回归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教育人力资本对技术韧性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中、西部地区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是促进技术韧性增强的有效途径。④ 形成机制分析表明，技术韧性是在复杂的潜在风险和多元影响因素网络中不断适应和动态演化的。研究结果有助于中国城市更好地应对科技变革和经济波动，为中国城市在全球化竞争中实现长期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