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卖人口犯罪古来有之，且延续至今，给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破坏。基于网络开放数据，论文采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可视化等方法分析1970—2018年河南省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进一步探究其地域类型和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1970—2018年，河南省拐卖儿童犯罪的年际变化为“中间高、两端低”的倒“V”型，其与生育政策、打拐力度和观念转变等密切相关，而月份变化则呈明显的季节分异，春季和夏季是高发季节，这多受气候、农忙和假期等影响。② 河南省拐卖儿童犯罪的地域分异明显，其东北部的滑县、原阳县、兰考县和中部的二七区是犯罪的热点区域，而西北部、西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区县是低发区域。③ 河南省拐卖儿童犯罪的地域类型以拐入男童主导型、拐入女童主导型和拐出男童主导型为主。分阶段看，拐入男童主导型数量呈下降趋势，拐出男童主导型呈上升趋势，而拐入女童主导型则呈小幅增长。④ 计划生育约束下，河南省重男轻女严重、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较差的地区，面临生育受限、无法生育或儿子离世时，出于“传宗接代”和“养老送终”的目的多拐入男童，形成拐入男童主导型；而重男轻女较轻的地区则期望“儿女双全”，或部分条件较差的男性希望通过买妻进入婚姻，面临生育受限、无法生育或婚姻失配时，出于照料养老和生育子女的目的多拐入女童，形成拐入女童主导型。在买方市场旺盛、犯罪动机充足和监管力度不足等作用下，犯罪市场化选择和便利的运输条件促进河南省拐出男童主导型的形成。

旅游地是旅游研究与旅游实践中的核心概念，但已有研究对旅游地研究趋势、重点方向及理论基础的分析尚不够明晰。为此，论文基于Textometrica软件运用系统性文献综述与文献计量的研究方法，对国内1998—2024年的文献进行了梳理与反思。研究发现：① 旅游地研究可分为4个阶段，其研究主题的丰度和深度均在不断深化，共现网络图也随着时间序列而呈现集中趋势，其中旅游形象、目的地居民、乡村旅游等是关注度较高的主题。② 旅游地研究的元主题包含23个类别，主要可分为旅游地形象、营销与品牌，旅游者感知态度与行为，乡村旅游地主客感知与文化，旅游地格局、过程与机制，遗产旅游地治理与居民生计5个层面。③ 旅游地研究主要在旅游管理范式与旅游地理范式下展开，与之相关的生命周期、全球地方化理论与社会建构等理论在理解旅游地复杂性方面不够充分，而社会物质理论对网络、异质行动者与关系效应的强调，为认知旅游地再生产的整体性与动态性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研究结果有助于厘清旅游地研究谱系，深化对旅游地概念化的理论探索。

中国耕地非粮化现象日趋严峻，全面把握耕地非粮化演变规律及其形成机制，对于加强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关于耕地非粮化的内涵和测度方法丰富多样，但测算结果却存在显著差异。论文采用荟萃分析方法对207篇有效文献进行统计分析，揭示了2000—2021年中国耕地非粮化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非粮作物面积占比法、复种指数法和秋粮面积法的使用频次较高、范围广泛，在全国、区域及省际尺度上具有可比性，可作为耕地非粮化测度方法的优选。② 研究期内中国耕地非粮化率总体稳定在30.0%左右，并呈小幅度波动下降；九大农业区中，东北平原区、黄淮海平原区和黄土高原区耕地非粮化率低于30.0%且相对稳定，华南区耕地非粮化率高于50.0%且涨幅较大，其他地区处于30.0%~50.0%区间且基本上增长了10.0%~20.0%，北方粮食作物种植制度区的耕地非粮化率和增幅均低于南方地区；从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到主销区的耕地非粮化率和增幅均逐渐提升，省际层面的耕地非粮化呈现集聚式递增和阶段性分化的动态过程。③ 中国耕地非粮化受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社会活动和政策技术等多重因素影响，通过共性和差异性因子的基础性、双向性、推动性和调控性等作用，形成耕地非粮化的本底、催化、增强和阻滞等驱动效应。论文支持和补充了已有研究的观点，为深入开展耕地非粮化影响效应分析提供了数据参考，也为科学推进耕地非粮化治理提出了优化对策。

短视频平台的兴起孕育了新农人创作群体，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论文以抖音平台为例，通过核密度分析、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探究广东省新农人创作者的空间分布特征，并运用熵权TOPSIS法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分析影响新农人创作者集聚与高质量发展的组态路径。研究表明：① 广东省新农人创作者的分布整体呈现“一主两副”的空间格局，广州为创作者数量多且质量优的主核心，茂名、潮汕分别为创作者高集聚与高质量的副核心；② 广东省新农人创作者的分布存在空间依赖性，其差异化特征主要体现在创作者数量呈“中多东少西过渡”的态势分布，质量方面则存在过渡区与次冷点区明显、冷热区交替的分布现象；③ 基础设施、创新要素、政策支持、产业规模、经济发展、农业规模以及人力资源等要素协同作用，得出全要素双优模式、环境要素促增模式和技术要素提质模式等3种组态机制，成为影响广东省新农人创作者空间分异的关键。研究探讨了新农人创作者发展的影响机制，可为中国数字乡村建设以及乡村网红人才培育提供参考。

探究产业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是推动冰雪旅游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论文以北京冬奥会举办地之一的崇礼为典型冰雪旅游案例地，基于核心主导业态、延伸联动业态和支撑辅助业态，构建了系统化的冰雪旅游地业态体系，选取2005、2010、2015、2022、2023年的POI数据，采用ArcGIS空间分析法，分析了冰雪旅游地业态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5—2023年，崇礼冰雪旅游地业态POI数量不断增长，尤其自冬奥强驱阶段(2015—2022年)起，在筹办冬奥会推动下，各业态的POI数量远超起步探索阶段(1996—2002年)和规模扩张阶段(2003—2014年)，其中核心主导业态增长最显著，并在高质量发展阶段(2023年至今)呈现平稳发展，显现出集中在东南部各乡镇内部，北部稀疏、南部稠密的特征。② 崇礼业态呈集聚型空间分布状态，在研究阶段内，经历了“一区多点”到“双区双带”的演变，集聚程度不断增强。在空间扩散上，业态分布中心总体位于红旗营乡和西湾子镇的交界地带，标准差椭圆呈现明显的东北—西南方向特征，空间分布变化较为显著；在空间关联上，业态具有明显的正相关空间关联性，业态聚类特征突出，从局部上看，低—低集聚大幅减少，高—高集聚和高—低集聚类型逐渐增加，业态发展水平提升较多。③ 冰雪旅游地业态时空演化主要受与行政中心的距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企业的协同发展、交通线路、海拔、坡度、冰雪运动与冬奥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且行政中心与冰雪政策对崇礼在冬奥强驱阶段业态发展具有较为显著的推动作用，并逐步转向以旅游类企业为主要带动力。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不断加剧，极端事件的发生次数和强度显著上升，对生命财产造成巨大威胁，迫切需要更深入地认识极端事件的发生规律和风险。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单一极端事件，往往忽视其固有复杂性以及多个事件关联所产生的累积影响。为了弥补这一研究空缺，论文从1961—2020年中国1886个站点气象观测数据中提取高温—暴雨复合事件，利用Theil-Sen斜率估计和Mann-Kendall趋势检验等方法，从事件频次、复合事件比例等角度探究其时空分布及变化特点，并从致灾危险性和受灾易损性两个方面开展复合事件风险评估，研究结果表明：① 高温—暴雨复合事件主要发生在东部季风区，其中热带亚热带湿润区事件频次最大；② 全国及各气候分区复合事件频次在研究时段内明显上升，尤其在1990年后增长更显著；③ 复合事件在极端降水事件中的占比在1990年后显著上升，而在极端高温事件中的占比随时间变化不大；④ 华北平原、黄淮、江淮、江汉、四川盆地、华南沿海等地复合事件风险较高，上述地区迫切需要优先考虑有效的预警和应对策略，以减轻复合事件的影响。

中国正步入深度老龄化与人口流动高活跃性的时代，从人口流动的视角识别人口老龄化的地域类型，对于不同区域更具针对性地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论文结合人口流动复合指标法与老年人口区位商指数，提出一种划分人口老龄化地域类型的方法。基于第五、六、七次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对2000—2020年中国县市人口老龄化地域类型进行识别，将其归纳为自然老化型、(逆)替代集聚型、(逆)残留集聚型、(逆)汇合集聚型7类。在此基础上，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不同地域类型人口老龄化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自然老化型县市空间分布范围大幅度收缩，黄淮海地区、云贵高原以及浙江、江西、湖南南部与广西等地区是主要分布区。② 残留集聚型县市分布范围扩展至东北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游以及甘肃省大部分地区。逆残留集聚型县市主要分布于珠三角外围、青藏高原和南疆地区。③ 汇合集聚型县市主要为地级市市辖区或县级市；逆汇合集聚型县市集中分布于京津、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区域。④ 替代集聚型与逆替代集聚型县市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西北半壁，替代集聚型县市数量减少，逆替代集聚型县市数量增加。⑤ 自然老化型县市人口老龄化主要决定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汇合集聚、逆汇合集聚县市老龄化主要受人口流入影响；残留集聚、逆残留集聚型县市，人口流出改变了区域老龄化进程；替代集聚与逆替代集聚型县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同时被人口流入与流出所影响。

揭示黄河流域城市蔓延对碳排放影响的异质性，为协调流域城镇化与低碳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对实现“双碳”目标和城市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论文基于长时序夜间灯光和LandScan人口数据对城市蔓延程度进行测度，并结合2004—2021年黄河流域9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黄河流域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影响及空间效应，并采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对其区域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黄河流域碳排放整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形态，且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碳排放总量虽逐年增长，但增速逐渐放缓。② 城市蔓延不仅显著增加本地碳排放，而且会拉动邻近城市的碳排放。③ 城市蔓延扩大工业企业数量及其规模、延长居民通勤距离、增加家庭能源消费等，进而使得碳排放增加。④ 时间异质性上，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呈增加趋势，且存在均一化—差异化—均一化的动态演变特征；空间异质性上，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影响以正相关为主，影响系数呈“中游高、上下游低”的分布特征。从空间演变上看，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整体呈逐渐增加态势。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呈现明显的时空分异格局，其影响强度随时间演变和空间区位而变化。建议结合城市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的空间发展规划，避免城市无序蔓延，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目标的实现。

培育并引导新质生产力赋能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论文将新质生产力纳入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阐述新质生产力赋能资源型地区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后，基于2010—2022年中国东北地区23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基准回归模型、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新质生产力赋能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表明：① 新质生产力对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显著，且这种效应表现出地域差异性、发展阶段差异性和结构异质性特征；② 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优化资源要素配置等多重渠道，为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提供了坚实基础，其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最明显；③ 新质生产力对邻近区域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在学理上厘清新质生产力与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理论关联，从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视角丰富新质生产力的可持续评估框架，还有助于在实践层面指导地方政府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为协调新质生产力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任务提供了政策依据。

推进同邻国的跨境铁路设施互联互通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邻国的地缘战略却导致跨境铁路合作屡遭挫折。已有研究多以同一理论框架解释不同国家的地缘战略，不利于明晰跨境铁路在不同国家呈现差异化状态的原因。论文根据国家政权特征，提出一个对冲理论、双层博弈论和地缘破碎带理论并列的多元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案例分析分类探究邻国地缘战略对跨境铁路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基于对冲理论，邻国在安全威胁与经济利益间的权衡影响跨境铁路建设。哈萨克斯坦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维持中立对冲，老挝加强与中国的积极对冲以缓解越南影响，中哈铁路和中老铁路顺利通车。中越铁路则受越南“竹式外交”的影响，反复摇摆，进展曲折。② 基于双层博弈论，政治精英在国内、国际两个层级的博弈影响跨境铁路建设。尽管中国积极地推进合作，中吉乌铁路、中巴铁路、中尼铁路和中泰铁路均受到受援国国内政权更迭频繁和外部大国干预的影响，进展缓慢。③ 基于地缘破碎带理论，邻国的不统一且不稳定状态导致跨境铁路项目被搁置。随着缅甸的破碎化态势加剧，中缅铁路缅甸段建设处于停滞状态。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对积极和中立对冲的国家应加大援助力度并引导中立对冲的国家向积极对冲转变，对消极对冲的国家在加强“软联通”过程中应防范其战略回摆；适用双层博弈论分析的国家，建议加强其国内深耕以谋求共识并做好防控地缘风险的准备；适用地缘破碎带理论分析的国家，应优先“以经济稳政治”来谋共识并适时采取安保措施保障跨境铁路安全。研究结果可为推动中国与邻国的跨境铁路合作提供经验参考。

提高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城乡居民福祉公平和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论文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410个县域作为样本，运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法、MGWR模型等方法，测度生态功能区建设10年来(2010—2020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时空格局变化轨迹，聚焦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差异演进，识别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因素。结果表明：① 10年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总体均实现倍增，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0年较2010年二者与全国相比差值分别拉大近两倍。10年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总体收入增长率与全国保持基本一致，农村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率快于城镇。② 10年间城乡收入差距总体由3.43降至2.58且缩小幅度大于全国水平，到2020年与全国水平基本保持同步，趋向共同富裕。胡焕庸线东部、西部城乡收入差距均呈缩小态势，胡焕庸线东部城乡收入差距低于全国，而胡焕庸线西部则高于全国；秦岭—淮河线以南和以北城乡收入差距均呈缩小态势，南方城乡收入差距高于全国，北方则始终与全国水平保持同步。③ 城乡收入差距水平空间差异总体逐渐缩小但仍存在较大差异。八大生态类型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内部差异均呈缩小态势；23个生态功能区间城乡收入差距的极差呈缩小态势。④ 老龄化率、人口密度、城镇化率、人均GDP、人均居民储蓄额、NDVI提升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均具有促进作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人均财政支出、就业率、PM_2.5浓度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均具有抑制作用。不同影响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研究为生态功能区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区域共同富裕提供认识基础和决策参考。

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脆弱性约束着农牧业发展，汲取地方农牧业活动史蕴含的地方性知识，形成自适应的本土化发展模式，并日益受到区域可持续发展实践重视。选取兼具区位与历史文化特殊性的青藏高原东缘地域农牧业作为案例，采用知识情境溯源—案例分析—系统阐释的逻辑，分析实地访谈数据，剖析地方性知识隐喻的人地关系及其可持续发展经验。结果表明：① 构建农牧区“知识—行为”可持续分析框架，剖析青藏高原农牧业地方性知识，发现农牧业生产方式受藏传佛教规范、自然产量受历史经验约束、牧民家庭生产行为受民间信仰影响等构成了青藏高原人地关系隐喻农牧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维度，分别通过草(土)地资源利用规范、生产目标调适和农户组织行为多重作用于高寒地区人(草)地系统。② 拉格日案例所表征的地方农牧业本土经验表明，地方的生态认知、家文化与邻里互助在外来知识推动下趋向整合；地方性知识向着有普遍意义的局地命运共同体知识迁移，其外化的农牧民生产利用、经营组织、技术与制度运用等行为，呈现出具有弱可持续性特征的农牧业发展路径。③ 情境作用、知识流变、行为外化的链式关系及其反馈作用，分别体现在人地协调要求、知识赋能、能动性激活，共同作用于青藏高原农牧地域可持续发展。适合青藏高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及其规划实践亟待系统挖掘地方性知识并将其科学转译，应用于青藏高原国土空间治理。

中国海外园区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探究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一区多园”开发模式驱动机理与效益水平，有助于揭示贸易型海外园区具体运作机制，为未来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论文首先识别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对中匈双边贸易的贡献水平，同时构建园区“一区多园”模式框架，梳理“多园”间及“多园”与周边区域联动耦合机制，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园区近年投入产出效率进行评价分析。研究发现：① 2017—2023年园区贸易额占中匈贸易总额比重的波动性显著，中匈贸易商品结构较为集中；② “一区多园”模式下，中资产品进入园区后，物流园将货物分拨至匈牙利乃至欧洲各国，商品交易展示中心则以商展响应欧洲商民需求反馈，推动形成中国品牌溢出效应，“多园”间分别以商贸驱动、物流分拨与服务保障环节互动耦合；③ 2017—2023年园区综合效益与规模效益逐年波动明显，技术效益则普遍较高。据此，论文提出调整投入产出结构，规避经济、地缘政治风险，提高数据安全水平等促进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研究结论对完善海外园区“一区多园”类型研究以及“一区多园”模式推广应用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全球城市间开展光伏产业创新合作是全球能源绿色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探讨其创新合作网络时空格局演变及中国城市地位变迁，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地位提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论文基于2000—2022年光伏产业专利合作数据构建全球1382个城市间创新合作网络，结合光伏产品技术生命周期，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探究了全球城市光伏产业创新合作网络的拓扑结构及空间结构演变，并揭示了中国城市的地位变迁规律。研究发现：① 伴随着光伏技术从初生萌芽到快速生长再到成熟稳定，全球光伏产业创新合作强度呈现从快速增长到回落稳定的变化趋势。② 全球光伏产业创新合作网络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主要集中在美国东部、欧洲西部以及东亚地区。创新网络从以美国、日本城市为中心的“少核主导”向“多核互联”演变，并逐渐演化为以中国、印度、欧美城市为主的创新集群。③ 城市规模以及城市创新等级对城市光伏产业合作创新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碳减排政策初期对光伏产业创新推动作用较强，后期呈现边际效应递减效应。④ 以北京、上海、苏州、深圳等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在网络中的中介中心度和加权中心度均呈持续上升态势，表明中国光伏产业正逐步转型：从初期依赖技术引进，发展到国内外技术互惠合作，进而成为技术输出者的转变。厘清全球光伏产业创新合作网络的时空演化以及中国城市地位的变迁，有望推动光伏产业链的重组和价值链的重新配置，优化区域创新活动的空间布局，进而重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格局。

中国当前正处于创新驱动转型关键期，亟需高校对区域创新做出更大贡献。系统梳理西方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有助于为中国进一步明晰高校在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和制定区域创新战略提供参考。论文首先从高校的教学、科研和区域发展三大职能出发，将高校在区域创新中的作用归结为人力资本、知识转移、知识中介、创业活动、参与模式和创新效应六大维度；其次，系统梳理知识溢出、区域创新系统、三螺旋、创新网络等理论倡导高校参与区域创新的主要渠道、空间尺度、影响因子及相应政策启示，并总结其对六大维度研究的贡献；再次，比较案例研究、计量经济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三种常用方法的使用情况及对开展六大维度研究的适用性；最后，从高校对外影响的渠道复杂性、区域异质性以及评估高校作用的理论和方法优化等方面指出研究前沿。

人文主义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两个重要流派，但是目前国内缺乏对其方法论的比较与深入研究。段义孚与哈格斯特朗分别是两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其学说对地理学和其他学科产生了重大影响。论文依循“代表人物—学派特征—方法论”的分析思路，分析两位巨擘的学术经历与理论主张，挖掘哈格斯特朗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段义孚思想的行为表征，比较并阐明两个学派的方法论异同。其相同点在于：两个学派均诞生于对计量革命“理性经济人”的批判，强调人的行为、情感与地方空间的关系，在哲学基础、认识论、研究方法、实践场景等方面具有兼容互补性；家园是地理学的重要概念，也是两位学者和两个学派的共同关怀。二者的差别主要在方法上，行为地理学承袭并扩展了定量方法，人文主义地理学主要是定性方法。未来地理学各流派之间应该加强理论对话与方法论比较，这是学术创新并产生知识外溢的重要路径。

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是中国推进文化强国战略和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领域，在新媒体时代，各类媒体的介入持续深化博物馆空间的媒介化进程。河南博物院是新媒体时代博物馆建设的典型代表，为特定情境下的空间媒介化探索提供了鲜活样本。论文着眼于媒介视角下的空间研究，从空间具身化、空间平台化和空间中介化三个层面构建媒介地理学视角下的空间媒介化分析框架，探索与解构河南博物院的空间媒介化实践过程与发展脉络。研究表明：河南博物院通过场景设计与各类技术媒介丰富了大众的具身体验，转换了大众对博物馆空间的感知模式；以丰富的互动活动和各类网络官媒打造优质的地方平台与虚拟平台，重组了大众与博物馆空间的互动关系；凭借古今艺术融合与世界文化交流重构了博物馆空间的时空框架，成为“超时序叙事”与“跨地域互联”的核心场域。空间媒介化是技术渗透与空间反馈的持续过程，河南博物院的空间媒介化历程验证了研究分析框架的适用性。呼吁学界提高对博物馆这一主体的研究关注，同时加强对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空间情境下的空间媒介化探索，这对进一步推进媒介地理学与中国文旅实践需求相结合具有重要意义。

促进长征沿线文化系统与旅游系统的时空适配，有助于推动长征沿线文化和旅游生产要素在时空维度上的有序流动与优化配置，对于推进长征沿线文化和旅游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优化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范围的15个省份为研究样本，构建长征沿线文化—旅游系统评价体系，综合运用适配性评价模型、耦合协调模型、核密度估计、障碍度模型及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剖析2013—2022年长征沿线文化系统与旅游系统时空适配驱动文旅融合发展的演变特征与机理。研究发现：① 长征沿线文化—旅游系统的适配水平与融合水平在时空维度呈现高度趋同的演变态势。随着长征沿线文旅系统的动态调适及协同优化，区域内文旅融合水平呈现显著的持续深化，印证了系统适配性对文旅深度融合的关键驱动作用。② 由障碍因子分析可知，长征沿线文化—旅游系统在适配过程中面临的阻碍因素呈现显著差异化特征。驱动因子分析则表明，人才储备与财政支持是塑造文旅系统适配格局的主导驱动力量，而产业结构优化与创新潜力挖掘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共同推动着文旅系统的动态适配与协同发展。③ 长征沿线文化—旅游系统适配驱动文旅融合发展呈现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演化过程，遵循“外部驱动—内部响应—动态调适—融合深化”的逻辑机理，即外部驱动因素率先打破系统原有平衡，触发内部响应机制，通过资源整合、要素重组等动态调适路径，推动系统结构优化与功能升级，最终实现文旅融合由初级协同向深度融合的阶梯式跃迁。

数字媒介的发展改变了传统人地关系，媒介通过特定叙事与故事场景吸引人们前往目的地揽胜。一些传统村落凭借数字媒介的裂变式传播成为“网红打卡地”。但更多的传统村落因缺乏日常空间表达的话语权而处于边缘地位，其如何凭借数字媒介获取现代认同的问题有待研究。论文以贵州台盘村为例，基于数字媒介的视角，从表征演变、关系建构、地方实践和权力博弈4个方面分析多元主体如何呈现和形塑台盘村这一传统村落。研究发现传统村落的空间表征以媒介事件为节点，呈现阶段性的演变过程；数字与现实关系的建构达成了意义的共识；个体远程与在地的实践塑造了具有地方性的符号表征；权力博弈形成了数字资本运作与地方性维持之间的张力，使地方朝向更长久的发展。研究拓展了媒介地理学的应用场景，透视传统村落地方营造的过程，结果可为数字媒介时代传统村落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降水中氢、氧稳定同位素是识别区域降水过程的高效示踪剂，分析大气降水稳定同位素的变化有助于量化气候变化对区域降水过程的影响。因此，论文基于2019—2024年季风边缘区6个站点的767个降水事件数据，以渭河源区为例，分析了降水同位素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季风期降水同位素富集，非季风期贫化；空间上呈现北高南低的变化特征。局地大气水线表明，该区降水同位素整体受云下蒸发作用显著，但渭南受季风干扰更为强烈。② 渭北季风期降水δ¹⁸O受降水量效应主导，非季风期转为温度效应，而渭南的温度与降水量效应均不显著；季风期对流活动与降水δ¹⁸O相关性比非季风期更强，累积时间从3~6 d缩短至1~2 d；海拔梯度变化率为-0.0043‰/m~-0.0048‰/m，体现出显著的高度效应。③ 季风期主要受东南季风和西风共同影响，而非季风期则以西风带水汽为主(59.74%)；渭南更易受到东南季风(24.59%)及青藏高原水汽(31.56%)的影响，且植被覆盖度和归一化植被指数高于渭北，更有利于局地水汽再循环。研究为理解季风边缘区的降水机制及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管理提供参考价值。

随着数字技术在环境活动领域的渗透，凭借游戏化架构激励日常环境友好行为的数字平台开始出现，这是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新媒介现象。论文基于“数字转向”下人文地理学的Nature 2.0研究视角，以蚂蚁森林为案例，采用平台功能遍历、深度访谈与日记记录相结合的混合质性研究方法，对平台游戏化架构的逻辑与功能、使用者平台实践的时空过程及其构建的“人—技术—环境”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蚂蚁森林试图通过游戏化的技术架构，以自然环境保护激励日常空间中的环境友好行为；使用者将平台实践嵌入时空活动的间隙，促成了蚂蚁森林与日常生活的融合。然而，这一过程构建的“人—技术—环境”关系却呈现“连接”与“断裂”并存的特点：一方面，平台实践建立起了使用者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心理连接；另一方面，平台实践在日常时空活动习惯、节奏与日常因素权衡基础上的顺势而为以及游戏化架构的内在矛盾性，将使用者与日常空间环境友好行为分割开。通过对蚂蚁森林案例的探讨，本研究拓展了“数字转向”下人文地理学的Nature 2.0研究内容，凸显出采用“人—技术—环境”相结合的关系性视角来理解这类现象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体现了人文地理学注重分析时空活动过程的思路在解读环境媒介议题上的独特优势，同时也启示学界、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审慎看待其现实环境意义。

外卖服务的快速发展正深刻影响着城市餐饮空间，但当前研究多从城市尺度和单一维度对外卖服务进行测度，鲜有在居住社区尺度下的多维度分析。论文结合多源数据，利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以南京市“一主三副”区域为案例开展外卖服务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居住社区尺度的外卖服务密度、外卖服务多样性和外卖服务可达性呈现出梯度式的空间分布模式，均在主城具有更好的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其他两个副城，在东山副城的中心区域，三个维度的外卖服务空间指标也形成了“高—高”聚类的居住社区组团。其次，外卖服务发展仍然受到不同因素影响。人口密度和路网密度对外卖服务密度、多样性和可达性均呈现了一致的正向影响；靠近市中心的居住社区拥有更高的外卖服务密度和多样性；高房价的居住社区能够获取更加多元化的外卖服务；具有较高教育设施可达性的居住社区的外卖可达性也相对较高。研究为从居住社区尺度理解外卖服务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提供了实证证据，将支持餐饮设施优化策略的制定。

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中国城镇人口收缩城市数量持续增多，给城镇建设用地资源配置带来挑战。论文基于多源人口与用地数据，以东北地区为例，建构了“层级约束+多情景模拟”的预测方法，对2020—2035年间城镇人口变化进行预测，并结合“静态协调”和“动态适应”视角识别建设用地发展风险，提出用地配置优化思路。研究发现：① 城镇人口预测揭示未来东北地区城镇人口将持续下降，收缩城市数量增多与收缩程度加深，空间格局呈现显著的“核心增长—外围收缩”特征，资源型与老工业城市收缩尤为严峻；② 城镇人口转变呈现多样类型，用地配置转型压力分化，以“收缩加深型”和“陷入收缩型”为主，并呈现显著省际差异；③ 东北地区呈现“静态规模冗余”为主与“动态适配不足”为主的人地关系特征，地级市建设用地冗余普遍，多数城市基期用地配置模式仍以扩张为主；④ 建设用地配置深层矛盾凸显，30个收缩城市存在差异化的用地配置风险，以高风险城市为主，形成“土地—资产衰退循环”，亟需探索“用地减量”中的“价值路径”。通过建构“人口预测—用地风险”的系统性逻辑框架，研究创新了人口预测方法，系统诊断用地风险，为指导收缩城市建设用地配置优化进行了有益探索。

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共进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论文在建构协同发展分析框架与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纵横向”拉差法、耦合协同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xploring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等方法考察2012—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最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SDM)识别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 时序演变上，长三角城市群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协同发展等级整体由期初的濒临失调转为中级协同，但等级转移具有“路径依赖”效应，短期内难以达到优质协同。② 空间分布上，长三角城市群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呈现出“沿海—沿江—内陆”阶梯递减格局，城市层面表现为“核心—边缘”与“V”字型分布；空间关联上，局域集聚特征显著，HH集聚主要集中于上海大都市圈，LL集聚主要分布在安徽省。③ SDM回归显示，长三角城市群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中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是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主要来源。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模式，于300 km达到最大值。因此，未来应加强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双向共进效应，破除阻碍数字化与绿色化要素资源流动的制度障碍，扩大二者协同发展的空间溢出边界，助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伴随轨道交通站域由交通过境功能向城市服务功能转型，关注其建成环境与空间活力关系具有较强现实意义。论文以广州中心四区地铁站为例，基于细分站域单元明确空间活力分布特征，依托拓展“节点—场所”理论优化建成环境变量体系，采用极限梯度提升模型(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XGBoost)与SHAP解释模型测度建成环境变量对站域空间活力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表明：① 站域空间活力水平整体呈低活力围绕高活力的空间分布，高活力站域单元呈组团式散点分布且多集中在站点核心圈层。② 场所维度变量影响多强于联系维度与节点维度。消费类POI密度对站域空间活力影响最为明显，且与多变量间存在显著交互效应。③ 站点缓冲区内，各建成环境变量对站域空间活力影响异质性明显，多数站域单元建成环境对站域空间活力的维系作用有限。研究旨在为提升站域空间活力及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提供启示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