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是中国人地矛盾最为紧张的区域之一,承担着生态安全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自古以来人类和黄河始终处于共同进化的过程中,近年来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生态保护压力也日益增加,流域水资源脆弱性和风险更甚,为化解人地矛盾,需探究城镇聚落和河流的动态耦合机制。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之际,从城乡规划、自然地理、环境考古、生态学、水文水资源、土地资源管理等多领域视角,聚焦黄河流域人地关系的空间分异和演化规律,以及资源和生态保护的困境与机遇。建成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平衡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应将黄河流域视为自然及人文环境相互影响与依存的“生命共同体”,并从系统性和交叉性、地方性和适应性等方面探讨可持续发展策略。
基于深圳市1996—2015年土地利用数据,利用景观指数、景观转移矩阵和景观扩张指数等方法探究了深圳市近20年景观格局时空变化、主要景观类型转移和建筑用地扩张模式,最后使用Binary Logit模型考察了市级和区级建筑用地景观扩张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1996—2015年,深圳市建筑用地景观优势性逐步增强,面积增加15.81%,以蔓延式（61.9%）和填充式（36.27%）扩张为主;② 1996—2006年为城市化快速扩张期,建筑用地扩张呈集中开发形态,景观多样性和均匀性增加,城市扩张中心略微向北部和东部移动,2006—2015为城市化低速过渡期,景观破碎化加剧,城市扩张重心向北部和西部偏移;③ 在市级尺度上,GDP密度和人口密度对建筑用地景观扩张有显著正影响,生态控制线、高程、坡度和至道路的距离有着显著负影响。每单位生态控制线范围、坡度的增加分别将使建筑用地景观扩张的机会比率将平均减少到原来0.8168倍、0.8841倍。各驱动因素表现出区域和尺度差异性,GDP对宝安区、南山区和坪山区,人口增长对宝安区、龙华区,以及交通可达性对大鹏新区、龙岗区驱动分别最为突出。研究结果可以为中国城市快速扩张过程中的景观格局变化提供科学实践。
空间破碎化是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亟待深化的重要课题。从形态、联系以及功能3个维度构建城市空间破碎化测度指标,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讨长沙城市空间破碎化的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① 城市空间破碎化可从形态分割、联系阻隔、功能失序三方面进行测度,形态分割可用平均地块面积指数表征,联系阻隔可用平均阻抗指数刻画,功能失序可用功能多样指数、邻接冲突指数来反映;② 长沙城市空间破碎化呈现圈层式分异为主、扇形扩展分异为辅的格局特征,低破碎化区主要分布在城市核心区,高破碎化区沿着特定的扇面向外围扩展,且主要分布在大型封闭社区、工业园区、山地绿地及大型站场等区域;③ 长沙城市空间破碎化的空间分异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海拔、坡度等自然因素是基础因素,土地价格、人口密度、设施投入是主导因素;④ 长沙城市空间破碎化治理可从突破市场供给约束、市场需求约束和设施丰度约束三方面着手,采取针对性调控对策,以最大程度地消减空间破碎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城市转型发展背景下,通过疏解超大城市的非核心功能从而控制城市规模的过快增长已成为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北京作为首都,不仅承担着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功能,同时也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还承担着首都的特有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北京所提的非首都功能实质上也属于非核心功能的范畴。通过对北京的研究,能够为其他超大城市的功能疏解提供借鉴。以北京市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为例,借助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数据和资料,利用有序Probit模型探究了批发市场内商户的搬迁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从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影响来看,66.38%的商户认为疏解对商铺经营影响很大;② 批发市场商户的搬迁意愿极低,仅有12.07%的商户同意搬迁,不愿意和非常不愿意搬迁的商户分别占样本总量的37.07%和31.03%;③ 从批发市场商户搬迁意愿的影响因素来看,物流、品牌效应、搬迁消息的影响、学历、搬迁计划、员工数和租金等7个因素都显著影响商户的搬迁意愿,物流条件与集聚品牌效应是影响批发市场商户搬迁意愿最重要的因素;④ 从搬迁商户区位再选择的迁入地来看,商户选择意愿最高的迁入地为北京市其他大型批发市场,交通物流条件、租金等经营成本是商户新区位选择的主要考量因素,对迁入地优惠政策的关注度并不高。
近年来,随着城市扩张,垃圾处理设施的布局逐步和城市居住空间相交叠,影响居民生活品质。目前人们对于北京市垃圾处理设施“围城”问题的认知多来自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存在一定的认知误差。以北京市六环内及周边街道为研究范围,分析垃圾处理及转运设施对房价的影响程度,以及垃圾处理设施对周边住宅价格影响的空间范围,在此基础上分析北京市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阿苏卫对周边房价的影响范围。结果表明：① 北京市大型垃圾处理设施对周边房价影响的空间作用范围平均为6 km左右,这一距离远超市政建设要求的大型垃圾处理设施与居住区距离500 m的邻避标准。以此空间距离为基准测算,北京有800多个社区、约70万户居民处于大型垃圾处理设施的影响范围内。② 案例研究显示,阿苏卫垃圾处理中心对周边房价的影响范围接近14 km,远大于垃圾处理设施的平均空间作用距离。由于阿苏卫周边分布着回龙观、天通苑等大型居住区,受该设施影响的居民多达几十万人。
集装箱码头效率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对2008—2017年长三角地区15家集装箱码头效率进行测度,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及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集装箱码头效率总体水平不高,但整体保持增长态势;纯技术效率的提高是推动集装箱码头效率增长的主要动力;长三角集装箱码头效率空间格局发生显著调整,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且近年来其空间差异向均衡化方向发展;沿海集装箱码头与沿江集装箱码头效率演化态势差异明显,前者总体表现更好;人力资源、集疏运条件和港口功能对集装箱码头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股权结构与腹地经济等相关指标未通过模型检验,作用并不显著。
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维持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有效更新极为重要。以中国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运用景观基因分析法分析了张谷英村显性物质文化景观基因与隐性非物质文化基因特征,从聚落“双修”视角提出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活化方案。研究结果显示：① 显性景观基因特征为空间布局空心趋势明显,街巷系统衰退痕迹严重;民居建筑结构秩序紊乱,功能利用主体两极分化;主体建筑链条节点断裂,文明载体内涵挖掘尚浅;山川地势脉络根基平稳,水系网络线条渐趋单一;② 隐性文化基因特征为家风信仰世代传承不息,图腾标志遥相呼应不止;民俗文化延续之途受阻,传统礼仪抗争之路临难;③ 显性基因修补路径为基因建库,恢复原始形态,完善基础系统;微创修补,保留原始功能,再现原真风貌;隐身挖掘,重接本土链条,夯实建筑内涵;“低+高”干预,维持稳定脉络,调适单一线条;④ 隐性基因修复路径为内外熏陶,营造传承氛围,完善解说系统;置身其中,增强居民参与,再现特色场景。从聚落“双修”视角探索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优化方案,其目的是在保留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实现有机更新,完成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的转型发展,推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传统无形文化传承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基于山西151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位置信息和DEM、气象、河流、人口、经济、古道等基础数据,以ArcGIS 10.3地形分析、缓冲区分析、时间成本距离等获取山西自然、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环境的多维属性,并提取非遗点地理信息,采用非遗密度、区位商和地理探测器分析非遗分布对地理环境响应的差异。研究结论：① 自然地理环境对非遗分布起基础作用。非遗偏好低中海拔、坡度<5°、平原盆地台地、临河、10℃以上积温≥ 3000 ℃、年均降水量≥ 500 mm地区。② 在人文地理环境中,非遗对交通环境的响应最高。非遗集中分布在县级行政中心2 h、市级行政中心4 h公路通行圈。县/区人口越多,非遗越多;五成多非遗位于乡村。在人口超过50万的区县,非遗主要集聚于建成区;在人口小于20万的区县,大部分非遗则分散在乡村。非遗分布与地区经济相关性不明显,非遗高度集聚区位于古代高级政、商中心。③ 非遗对地理环境的响应具有要素综合性、尺度差异性和空间异质性。
自驾游市场是国内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自驾旅游者的出游空间大小和结构对于目的地开发和优化自驾游线路产品、有针对性地开展市场营销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以北京、西安和武汉为案例地,基于4000多份调查问卷,应用数理统计法、地图法和空间分析法,对自驾旅游者的出游空间结构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发现：① 自驾到访率随出游距离的增加呈指数衰减,在交通距离400 km范围内衰减最快。② 自驾游空间可划分为轴心区、辐射区和边缘区三种不同类型区。其中,轴心区和辐射区是有旅游市场价值的空间。③ 不同城市自驾游空间大小不同。以交通距离衡量,北京自驾游空间半径为1665 km,西安为1196 km,武汉为1176 km,轴心区半径均在交通距离400 km左右。④ 自驾游空间可划分为舒适空间（4 h以内）和疲惫空间（超过4 h）,其中疲惫空间可进一步划分为轻度疲惫空间（4~6 h）和重度疲惫空间（超过6 h）。舒适空间对应轴心区,疲惫空间对应辐射区,轻度疲惫空间对应轴心区与辐射区之间的过渡带。本研究提出的城市自驾旅游者出游空间结构“轮毂”模型为研究自驾游空间结构提供了认知框架。
基于等值化理念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GPCA）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测度并审视中国城乡多维融合发展;选取空间计量模型探索推进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趋势向好且推进有序。社会和经济融合始终分列第一和第二主导位次,生态环境融合水平亦稳步提升。② 城乡融合热点和冷点区基本分列于“胡焕庸线”东南和西北两侧。人口融合沿东中西递减;空间融合形成“北上广”为主的“核心-边缘”区;东部沿海是经济融合扩散互溢区,而生态环境和经济融合存在空间“错位”;社会融合高值簇集中在中部。③ 破解人才瓶颈、夯实“三权分置”、健全财政体制并创新金融服务、调整产业结构和推动三产融合,打好人、地、钱、业组合拳同时规范政府行为、完善社会服务体系、构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机制等均利于推进城乡融合。
创业意愿受区域环境的影响。利用中国家庭大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运用多层混合效应logistic模型,从区域创业示范效应、教育背景和风险偏好三方面探讨城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区域示范效应促进东部城市居民创业意愿产生,但对中西部城市及农村居民无显著影响。② 城市中高学历居民更难产生创业意愿,东部农村居民创业意愿与教育背景无关,在中西部农村,高学历促进创业意愿产生。③ 城市中偏好高风险、高收益的居民更可能产生创业意愿,但当居民风险容忍度高到一定程度后,产生创业意愿的可能性不再改变,且东部城市的容忍程度门限高于西部城市;而在农村,偏好更高风险不能促进创业,仅当居民不愿承担任何风险时才会抑制创业。
采用矫正系数衡量各省份的减排有效性,根据各省份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及产值份额构建自上而下的全国能源行业碳排强度恒等式,运用LMDI-Ⅰ分解方法获取各省份、各省份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及产值份额对全国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下降的贡献率,并遵循“减排有效性-碳排放强度贡献-省份综合贡献-减排有效性与省份综合贡献关系”的思路对中国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下降过程中各省份的减排成效进行评价。结果显示：① 中国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呈逐年下降趋势,2016年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45%。② 超过一半的省份为减排有效区且数量呈增加趋势,而减排未达标的省份多数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各省份间的减排路径存在显著差异。③ 多数省份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省份差异逐渐缩小。④ 省份减排综合贡献的进位赶超势头强劲,绝大多数省份对全国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作出了贡献,且多个省份的综合贡献等级呈正向发展,东部地区是主要的降排贡献区。⑤ 减排成效良好省份数量最多,中等区多散布于东部沿海地区及少数内陆地区,欠佳区在西部地区空间格局保持相对稳定。未来各省份不仅要根据自身的减排成效特征因地制宜的选择低碳发展道路,还应与全国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形成良性互动。
为了解中国典型山区农业水土资源分布的匹配程度及其格局变化,研究以区域内单位面积耕地拥有的农业水资源量刻画太行山区、横断山区和黔桂喀斯特山区农业水土资源的时空匹配情况。结果表明：① 三大山区耕地分布的集中程度较高。太行山区的耕地主要分布在河北境内的北段地区和山西境内的南段地区,横断山区的耕地主要分布在南段地区,喀斯特山区的耕地分布呈现“南北多中部少”的格局。② 三大山区农业水资源的分布及变化都主要集中在低海拔地区。太行山区的农业水资源主要分布在山西、河南段,横断山区的农业水资源主要分布在四川境内,喀斯特山区的农业水资源较均匀地分布在广西和贵州境内。③ 太行山区农业水土资源匹配程度较差,横断山区、喀斯特山区农业水土资源匹配程度较好。2000—2015年间,太行山区中部、横断山区东部、喀斯特山区南部地区的农业水土匹配程度有变好趋势,而太行山区南部、横断山区西南部、喀斯特山区北部地区的农业水土匹配程度有变差趋势。研究时段内,太行山区的水田转旱地情况突出,太行山区也是三大山区中农业水土资源匹配程度最差的,应该关注太行山区的用水压力,重视农田水利设施维护和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
孟印缅三国地处亚热带与热带季风气候区,因自然条件制约,洪涝灾害频繁发生,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将会带来重大影响。开展孟印缅地区的洪水风险评估可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安全提供必要的信息和科技支撑。利用1980—2016年的降水数据,结合河网、数字高程和土地利用等数据,选取雨季降雨量、暴雨天数、高程、坡度、河网密度、植被覆盖度、土壤可蚀性、人口密度、地均GDP和土地利用10个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和AHP_熵权法对孟印缅地区的洪水灾害风险分布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孟印缅地区高风险区和较高风险区分别占总面积的1.05%和28.76%,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印度北部的恒河平原、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孟加拉国大部分地区和缅甸南部。受自然、人口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孟加拉国是孟印缅三国中洪水风险最高的国家,高风险区和较高风险区分别占总面积的10.61%和65.87%。层次分析法和AHP_熵权法结果间的比较表明,后者比前者识别出更大范围的洪水高风险区。本研究为中国开展周边国家自然灾害的风险评估提供了有效的方法,有助于推进国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
采用Man-Kendell趋势分析、突变分析及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1961—2016年间西双版纳地区雾、气温、降水等气象观测资料,以认识西双版纳地区雾的气候学特征及其与气温和降水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结果显示,西双版纳地区的雾主要发生在旱季期间的清晨,年雾日数和年雾时长呈显著减少趋势,与区域降水不显著减少的趋势一致,与气温显著升高的趋势相反。西双版纳地区年降水量突变时间不显著,年雾日数和年雾时长的突变时间早于年均温突变时间,说明雾对西双版纳区域环境变化的响应较气温和降水更敏感,是指示区域环境变化的重要气象因子之一。西双版纳地区气温、降水和雾事件密切联系并相互影响：年均温、年降水量对年雾时长的影响低于年雾时长对二者的影响,年雾日数相对更容易受到气温和降水量变化的影响;年雾日数、年雾时长对年降水量的影响小于二者对年均温的影响,气温相对更容易受到雾事件的影响。降水减少和气温升高不利于雾的形成,可能是西双版纳地区年雾日数和年雾时长减少的原因。
黄土地貌是按独特的演化模式形成当今复杂多样且有序分异的地貌形态组合。基于数学形态法将合水县地区黄土地貌分类并计算得出塬梁峁地貌单元的分类指标,再通过黄土地貌单元的形态特征及分类指标,对黄土塬梁峁地貌演化模式作出定量化和可视化表达,并预测塬即将消失的区域。研究发现：① 似圆度是界定黄土地貌单元演化进程的重要指标,黄土地貌单元在演化过程中,其形状规律程度逐渐增加;可用周长面积比和平均坡度界定塬梁的分界,可用边界临接指数界定梁峁的分界。② 塬向梁演化实质就是残塬向树杈梁演化。残塬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貌单元,是固沟保塬工程的重点实施对象。
随着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的不断加剧,恢复力逐渐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新理念。首先梳理了不同领域恢复力概念,进而阐述了农户生计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力的科学内涵及研究框架。然后重点分析了农户生计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力在资本、政府机构、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四方面的具体表现。最后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归纳了生计恢复力的度量方法。定性评价方法主要包括农户问卷调查、关键线人访谈、重点小组讨论、生计轨迹方法和案例分析等,定量评价方法包括指标替代法、结构动力学分析法、贝叶斯网络模型法、基准线对比法等。未来研究应注重完善农户生计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力评价方法、加强农户生计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力动态研究并且开展区域间农户生计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力对比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