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或彼此增益的协同关系,科学理解和权衡这些作用关系有利于指导生态系统管理实践,也对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现有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研究工作,归纳总结了权衡研究的主要方法：统计学、空间分析、情景模拟和服务流动性分析方法;对权衡研究中常用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模型进行了机理介绍和应用分析;进一步提出了权衡研究的理论框架和重要切入点,即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尺度特征、相互作用、效益和驱动机制。对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未来的进一步深化研究进行了展望,旨在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启迪和参考。
在GIS和RS技术支持下,以行政区划为评价单元,从景观结构角度构建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借助地统计分析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盐城海岸带地区2000-2010年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分异特征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2000-2010年,盐城海岸带地区整体生态环境质量有所下降。10年间,研究区生态风险平均值从0.35增长至0.39,高等级生态风险区不断增加。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程度整体空间分异性不断增加,局部呈现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较高风险区和高风险区主要分布于射阳县、大丰市大丰港以北的沿海区域以及东台弶港附近,其原因主要是随着沿海开发的推进,临港产业和临海城镇的发展,海岸带土地利用变化加剧,沿海地区生态系统稳定性被破坏。
利用环境一号卫星不同时相多光谱数据,提取伏牛山地区不同森林植被类型。借助S-G滤波算法重构2000-2013年MODIS EVI时间序列影像,并结合气温和降水数据,运用线性回归、相关性分析和ANUSPLIN插值等方法分析伏牛山地区不同森林植被类型变动对水热条件的响应方式。结果表明：① 伏牛山地区植被覆盖较高,EVI平均值为0.48,14年来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不同森林植被类型变化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占比例最大的落叶阔叶林的上升趋势最为明显。② 14年来伏牛山地区气温呈升高趋势,气温距平升高速度约为0.27℃/10a,降水距平百分率呈波动增加趋势。③ 伏牛山地区不同森林植被类型EVI变化和气温、降水的相关性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常绿阔叶林EVI与气温的相关性最高,常绿落叶混交林与气温的相关性最弱;除常绿落叶混交林与降水主要呈弱正相关外,其余森林植被类型与降水主要呈弱负相关。④ 伏牛山地区森林植被对气温和降水的响应总体上滞后性不明显,仅在局部区域内常绿落叶混交林与气温和降水存在半个月滞后期。
通过对澧阳平原优周岗遗址剖面沉积样品孢粉分析,重建了该区5500 a B.P.~4000 a B.P.气候、水文、植被变化和人类活动历史。结果表明：距今5500~5200年大溪文化晚期,气候环境较为适宜;距今5200~4000年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气候暖湿程度先升高后降低,转折点在4800 a B.P.左右。其中,距今4200~4000年的石家河文化晚期,气候向干凉化发展。孢粉组合显示优周岗遗址周边一直有湿润生境存在,且在屈家岭文化中晚期和石家河晚期出现湿生草本、蕨类孢子和藻类的明显增加,反映两次水文变化过程。优周岗遗址大溪文化时期常绿和落叶阔叶林已遭破坏,稻作农业有一定发展,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稻作规模扩展。然而石家河文化晚期,稻作农业规模明显收缩,可能与区域文化衰落有一定关系。
中国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不生态的城镇化模式是PM2.5污染的主要诱因,为了弄清PM2.5的本质,着重研究PM2.5污染的产出机理与模型。首先用逐步回归分析法,确定对PM2.5影响较大的变量,再对PM2.5及其相关变量进行空间相关分析,在GIS技术与空间统计学的支持下,建立中国区域性细颗粒物空气污染评估模型。结果表明：中国PM2.5污染具有东高西低的区域差异特点,这与中国人口分布密度特征曲线（胡焕庸线）所划分出的人口空间分布特点相一致。考虑了空间效应影响的模型拟合度（R2=0.71）优于传统统计模型（R2=0.62）。PM2.5与总人口、人均汽车保有量的平方、第二产值比例的平方成正比,与森林覆盖率的平方成反比,其中对PM2.5贡献率最大的是人均汽车保有量。
基于海岸带土地利用的困境与本质解读,集成模糊综合评价、网络层次分析与GIS空间分析等方法构建海岸带土地发展潜力评价体系,依据土地发展潜力评价内容辨析海岸带土地利用模式的要素逻辑,诠释了海岸带土地利用类型优化、土地利用空间结构重组、空间管控策略之关联,提出了杭州湾南岸经济—生态协同型土地利用模式。研究发现：① 科学地测度经济发达区的海岸带经济与生态关系是评估海岸带土地效益的关键,采用反比例关系衡量土地生态与经济发展关系构建土地发展潜力评价体系的方法,可以有效地发现经济与生态的区域矛盾问题,为解决海岸带土地开发向生态敏感区拓展问题提供方法支持。② 杭州湾南岸极高潜力区和高潜力区占57.07%,中、低潜力区占42.93%,具有较高的发展潜力,呈南强北弱的分布格局。随着人工化地类面积逐渐趋少,自然化地类渐增,土地发展潜力分区呈现等级递减的规律。③ 凝练出经济—生态协同型海岸带土地利用模式是杭州湾南岸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海岸带土地利用的实践趋势与基本模式,构建该模式须遵循“稳定经济开发、严控生态保育、调控双向功能”为主线的海岸带土地利用类型优化、“陆海系统并行,多功能组团”为核心的土地利用空间结构重组方向、“生活—生产—生态”分段式协同管控的空间治理三重系统的逻辑体系。
基于中国最具代表性的C2C网络零售商圈——淘宝网,选择居民消费最常见的五类店铺进行数据搜集,以店铺的服务质量为特征量,分析中部地区C2C店铺服务质量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从省域层次看,综合、服装类、电子类排名依次为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山西,湖北呈现一枝独秀的状态。家居箱包类、美食类与美妆类前四位排名与综合服务质量有所差别,后两位保持不变。② 从市域层面看,省会城市、城市群核心城市、经济强市的综合服务质量较高,外围区综合服务质量较低,北部太原市周边形成低值集聚区。无论是综合还是分类服务质量均存在微弱的负空间关联,彼此之间的临近效应不明显。其中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市处于显著HL区,对周边的极化效应明显。城市空间联系特征主要呈现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辐射状模式,其中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联系程度较高。以电子、美妆类为表征的空间联系强度网络比另外三类相对复杂,且城市联系强度明显优于另外三类。从复杂网络特征看,总体上表现出以核心城市和少数综合实力强市为主的“核心—外围”空间布局结构,产生了中心度与集聚系数不相匹配的倒置现象。③ 从影响因素看,基础规模实力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城镇化质量扮演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化教育水平提供了重要的知识与技能支撑,信息化起着融合助推作用,物流环境的影响在逐渐弱化,区位优势的作用有所下降,六类影响因素交织影响造成了中部市域店铺服务质量的分异格局。
选择上海作为研究区域,以日资纺织服装制造企业名录为数据基础,运用GIS软件,分析1995-2012年上海日资纺织服装制造企业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企业集聚与扩散并存,并向郊区化发展,其中开发区是企业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并沿高速、高架路呈带状分布,其集聚强度和规模随时间推移迅速增大;外商独资企业与合资合作企业的集聚格局相似,中心依赖性较弱,而大规模企业倾向于集聚在郊区,小规模企业中心依赖性较强。运用泊松回归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接近高速或高架路因素对企业具有显著吸引作用,其次是开发区、集聚因素及地价因素影响也较大,高等院校影响相对较小,而其他4个因素作用并不明显。此外,与合资合作企业相比,外商独资企业的区位选择对集聚效应、开发区以及高等院校更加敏感,而受地价、接近高速高架路等影响相对较小。
基于关中—天水经济区58个县级城市公路、铁路站点、航空机场的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经济联系强度和隶属度数据,运用GIS网络分析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从公路、铁路站点、航空机场不同交通方式的角度全面剖析1980-2014年关中—天水经济区县际经济联系网络空间格局与演化特征。研究发现：关中—天水经济区县级城市不同交通方式通达性提高幅度与其经济联系总量增幅呈现耦合性,但前者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和集聚性,后者存在弱相关性和集聚性,城市综合质量与基于不同交通方式的城市经济联系总量呈显著正相关;基于不同交通方式的县际经济联系中龙头城市、孤岛城市、孤点城市并存,大多城市处于自我发展阶段,区域一体化进程缓慢;形成西咸—宝鸡—天水串珠状组团多核经济联系空间格局,组团之间经济联系微弱,沿交通干线形成横向弱经济联系轴线。
中国省际边缘区由于边缘性区位条件、增长核心缺乏、发展政策缺位等因素综合影响,相对省域核心区而言一般较为落后。豫皖省际边缘区是中国较为典型的“弱弱型”省际边缘区,核心城市实力弱小、相互联系有限、空间经济结构松散,急需遴选核心城市,重构区域空间结构,以推进豫皖省际边缘区的快速发展。基于此种思考,从城市规模、商业服务、公共服务、交通通讯4个维度构建了城市中心性评价模型,利用因子分析法和熵值法测度豫皖省际边缘区城市中心性,利用场强模型和GIS技术划分城市腹地。结果表明：在豫皖省际边缘区城市中,阜阳市中心性得分总分最高,在城市规模和交通通讯方面得分领先于其他城市,具有建设成豫皖省际边缘区核心城市的内部基础;阜阳市的腹地面积最大,直接腹地跨越了阜阳市市域、豫皖省界的范围,触及豫皖省际边缘区的所有城市,具有建设成为豫皖省际边缘区核心城市的外部环境。最后结合阜阳市内外发展条件,从跨界空间整合、内外交通组织、产业联动协同、经济社会示范4个方面,分析了其对豫皖省际边缘区的区域带动效应。
以山东省沂水县为例,综合历史资料、GIS与定量分析法,以农村居民点建村的时间、所处的地貌类型以及建村时的农户来源地3个指标,系统考察隋朝至1949年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格局变化及驱动力。结果表明：沂水县1949年的1484个农村居民点,最早建村于隋朝。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居民点建村速率先快后慢,呈倒“U”型演变,明朝建村速率最快。同时,每个朝代初期建村速率较快,后期较慢;随着时间的推移,沂水县农村居民点建村速率快于县域整体农村居民点建村速率的地貌类型沿着平原—丘陵—山地的地貌格局演进,建村时的农户来源地沿着省外—县外—县内的地域格局演进。驱动力研究认为,人地关系状况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时间格局变化的主导驱动力,战争、政策及气候灾害等通过影响人地关系状况,影响着农村居民点短时间尺度的格局变化;耕地资源禀赋是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变化的主导驱动力,农户建村首先选择耕地资源禀赋优越的平原,随着人地矛盾增加,逐步向丘陵和山地转移。
利用浙江省2001-2013年县域城镇化率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定量揭示了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时空差异和演变,即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时空格局具有显著全局和局域空间自相关性,其中,城镇化热点区域主要以环杭州城市带为主。基于空间面板计量分析技术,对浙江省县域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回归结果显示：浙江省县域城镇化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即临县城镇化建设将会正向促进本县城镇化进程;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比重和外贸依存度均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城乡差距则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未来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制度嵌入性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采取主位的研究立场,揭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约束与影响。研究发现：遗产地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一个制度约束下的理性行动过程,同时嵌入在多层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中;不同农村社区在参与旅游发展过程中,由于制度嵌入的差异,导致相异的行动决策和发展结果,社区内部非正式制度嵌入的差异是主要影响因素;当社区内部非正式制度脱嵌时,外部正式制度的有效嵌入是协调遗产地与社区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认为,制度嵌入性范式可以深入地解释不同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差异性,为中国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增权行动、制度设计和监督管理提供有益参考。
县域旅游是支撑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单元,也是未来入境旅游发展的新方向,当下对县域入境旅游研究的缺失阻碍着对小尺度入境旅游地发展的认知和重视。以浙江省县域为研究对象,借助空间变差函数模拟了浙江县域入境旅游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进一步通过LISA时间路径、时空跃迁测度了各县市入境旅游时空跃迁特征及类型,并将分位数回归与时空跃迁类型相嵌套,建立了四种时空跃迁驱动机制模式。结果表明：浙江省县域入境旅游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一杭独大”特征显著,且空间自组织性逐年增强,区域入境旅游核心县市扩散效应不断增加,核心县市辐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空间差异主要体现在局部方向;浙江省县域入境旅游空间格局的演化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整合性,县域类别之间存在一定的转移惰性,东南—西北区域的入境旅游落后县市具有相对动态的局部空间特征,常山县在空间依赖方向上具有最大的波动性,岱山县在空间依赖方向上具有最大的稳定性;产业—结构驱动、经济—服务制约、贸易—产业驱动、区位—资源制约四种驱动模式呈现出自东北至西南逐渐由同向发展到同向制约的演化过程,此外四种模式背后隐含着不同的影响机理。
具有百余年历史的美国国家公园志愿者服务已成为美国国家公园管理的重要部分,志愿者服务有效实现了美国国家公园的全民管理思路。通过实地考察和访谈记录梳理,就国家公园志愿者服务的相关概念、服务动机、服务决策、服务内容、服务支持和服务机制深入剖析,从庞大有序的服务系统、管理与运行、功能实现三方面分析国家公园志愿者服务机制;提炼出美国国家公园志愿者服务的四个支持：宣传支持、技术支持、学习支持和立法支持。并以美国海峡群岛国家公园为例进行论证。最后提出国家公园志愿者服务和中国国家公园志愿服务尚需研究的诸多内容,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