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山
, 吴笛
YANG Zhenshan, WU Di
收稿日期: 2018-04-4
修回日期: 2018-12-7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3-28
版权声明: 2019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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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简介：杨振山(1979— ),男,新疆人,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城市和区域规划研究。E-mail: yangzs@igsnrr.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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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迁居行为及其意愿反映了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揭示了城市居住环境是否能够满足居民的需要。论文从迁居意愿的视角,将地方依赖和社区认同引入迁居研究中,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析城市居民的居住选择。运用Williams量表,在292份调查问卷和52份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对北京中关村地区展开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中关村周边社区居民对就业和子女教育具有明显的地方依赖和较高的社区认同感。在292名被调查者中,共有115名居民有迁居意愿,占被调查者总数的39.4%。其中,在就业和子女教育地方依赖程度较低的调查人群中,这一比例分别上升至47.2%和54.2%。此外,有迁居意愿的居民大多社区认同感不高,在115名有迁居意愿的居民中,仅有4人对所在社区具有强烈认同感。论文从地方感的角度丰富了居住空间的研究内容,为理解当代城市居住空间的特点、提升城市空间建设质量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键词：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prosperity of China's economy,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urban studies and urban development to examine residents' residential choice. Zhongguancun is one of the typical areas in China that have experienced fast economic growth, urban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movemen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residential mobility intentions of urban residents in relations to their place dependency and community identity with an empirical study of Zhongguanyuan, Kechun, and Zhixi communities in the Zhongguancun area b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s. Williams scale wa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and quantify sense of community identity and place dependency especially on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with a total of 292 valid survey questionnaires and 52 in-depth interview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Zhongguancun residents have high place dependence with regard to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as well as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identity. Among the 292 respondents, 115 have an intention to move, accounting for 39.4% of the total and this proportion rose to 47.2% and 57.6% in the surveyed residents with low dependence on employment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respectively. Also, most of the residents who have intention to move show a weak community identity. Of the 115 residents who have an intention to move, 97 (84.3%) have no or low sense of belongings to their communities.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s the two important factors in residential space, place dependence (including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and community belongings obviously relate to the residential mobility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nd therefore have emerged as new driving factors that shape urban spa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y should be the focal points for planners and policymakers in urban resource distribution. This study may enrich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living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nse of place,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urban living space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urban development.
Keywords：
居住是城市居民空间选择的重要行为之一。随着城市空间范围的扩大和居民出行能力提高,居民的迁居行为日益普遍,迁居行为及其意愿反映了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体现了城市居住环境的差异化。因此,迁居从家庭与住房空间匹配过程揭示了城市居住环境是否能够满足居民的需要(刘望保等, 2008; 周春山, 1996)。国内外城市地理学者在这一方面已经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就中国居住空间特点和演变特征而言,一是揭示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单位制城市基层居住空间配置形式的解体和住房商品化建立的过程(柴彦威等, 2009);二是反映了在这一过程中,影响城市居民居住选择的因素日益多元化(柴宏博等, 2016; 冯健, 项怡之, 2017),以及由工作地引起的通勤时间逐渐成为中国城市居民择居的重要考虑因素(孙斌栋等, 2010)。然而,目前多数研究针对居民迁居前后的满意度加以调查(冯健, 林文盛, 2017),忽略了居民是否已经存在迁居意愿。这部分居民因某种特殊联系,比如对工作或其他方面的强依赖,或因经济能力受限,想搬却不能搬。另外,近年来,国内外城市地理学研究者指出子女教育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居民生活的重要方面(Wu et al, 2016; 杨振山等, 2018),城市居民居住选择的影响因素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鉴于此,本文从迁居意愿视角入手,调查和解读城市居住选择,并使用地方感来理解迁居意愿和居住地之间的逻辑。地方感反映人与空间的种种物质和精神联系。Jorgensen等(2006)认为,地方感包括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3个概念。其中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是一种功能性的关系,它可能包含消极关系;地方认同(place belongings)是一种精神上的关系;地方依恋(place of attachments)则比地方认同更为细致,它反映的是一种积极的情感纽带;上述三维度在地方感研究中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其中地方依恋反映了人们对地方的情感成分,地方认同是认知成分的反映,而地方依赖则等同于人们对地方的欲求和诉求(庄春萍等, 2011)。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地方感仅包括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2个部分,如朱竑等(2011)认为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这2个维度能更易理清地方感的逻辑;而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的最早提出者Williams等(2003)则认为地方依恋是由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构成,依赖是功能性依恋,认同则是情感性依恋。由于地方认同主要通过社区认同作用于城市内部迁居过程,本文结合迁居意愿、地方依赖和社区认同进行研究,重点体现在居住选择中居民对周边居住环境的诉求和功能性的依赖,研判居民生活需求和城市居住环境质量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从而为建设现代宜居城市提供依据。
本文对迁居意愿、地方依赖和社区认同进一步进行理论梳理,然后结合中关村案例进行典型调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关村地区已从电子信息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的生产空间逐渐转变为集生产、消费和居住于一体的多功能城市空间,并拥有丰富、优质的中小学教育资源,集中体现了中国当代城市居民择居的复杂性。结合理论和实地调查分析,文章讨论了工作地点、子女教育的地方依赖以及社区认同在居民居住选择中扮演的重要作用,指出子女教育已经成为居民择居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需要引起城市管理者和规划者的高度关注。
迁居是城市社会空间变化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现代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复杂、异质性增强(冯健等, 2003)的背景下,迁居是城市居民主动选择适合自己(或家庭)需要的居住环境,由此引发城市社会空间的巨大变化。
研究表明,迁居意愿是个人(或家庭)背景、住房条件以及居住区等多种因素的共同结果。在中国特有制度下,户籍制度对个人迁居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刘望保等(2007)强调不同户籍背景下,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迁居行为具有巨大差异。住房因素中,房屋所有权、社区居住时间对迁居行为的影响较为突出(Highton, 2000; Li, 2003; Slater, 2009; 柴彦威等, 2009)。居民居住时间越长,迁居的意向越低,且长期住户更愿意改善当前社区状况(Slater, 2009)。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将房价、居民住房贷款、房屋可负担性、房屋空置率、居民支付能力纳入考虑范围(Galster et al, 2005; 柴彦威等, 2009)。
地方感为迁居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Temkin等(1996)把社区变化看作一个对话的过程,居民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城市范围内更大的变化会通过居民影响到社区,居民的社交网络和对社区的依赖程度都会影响到社区的稳定性。Coulton等(2012)从推力和拉力2个方面研究居民的迁居行为时,特别提到社区依赖感的影响,其关注点也从“人的变化”转为“由人的变化引起的这一地方的变化”。社区依赖和社会联系有可能削弱迁居,积极的情感反馈和较强的社会联系能使家庭在社区中居住得更长久(Dawkins, 2006)。康琪雪(2010)在不同类型住房的居民的迁居研究中发现,继承祖房型的居民有较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不同阶层或社会群体对社区表现出不同的社区认同感,对提升社区建设质量、凝聚社区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Benson, 2014)。
较为遗憾的是,多数地方依赖研究并没有指明依赖物。就业、教育等活动满足了居民生活的需要,为个人和地方建立了联系纽带。例如,受收入等个人及家庭因素与城市房价、居住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郑承智等, 2017),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现象显著(周素红等, 2010; 韩会然等, 2014)。在子女教育方面,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均衡性倒逼大众“以房择校”(石忆邵等, 2014; 董藩等, 2017; 于涛等, 2017),并形成“学区”影响居住意愿与选择,加剧居住空间分异(杨振山等, 2018)。
与地方依赖相比,地方认同则从情感纽带影响了择居行为(Goldstein et al, 1975; Lee et al, 1994)。其中,社区认同是基于利益相关、居住时间、历史记忆、社会交往等多种因素形成的,并反映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程度以及情感联接强度(唐有财等, 2016; 柴梅等, 2017)。中国城市社区经历了“单位”大院向商业小区的转变历程,社区意识和认同具有多元化,不同阶层、社会群体社区认同程度差距明显(桑志芹等, 2013)。杨卡(2010)在对南京的调查中发现,新城居民的归属感与迁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社区认同通过对社区内社会关系与居民参与度的作用,影响了居住满意度(桑志芹等, 2013),进而影响了居住意愿与选择。
中关村是中国城市内部社区变迁的一个典型缩影,突出地反映了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居住空间的新动向(杨振山等, 2009)。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关村从一个电子商贸区域逐渐成长为中国的“硅谷”,成为中国产业创新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之一,吸引了大量人才和外来人口(Yang et al, 2013; Yang et al, 2015),成为北京主要就业区之一。同时,中关村周边集聚了以北大附中、北大附小和清华附中、附小,以及中关村中小学为代表的优质学校,成为北京优质教育资源区之一。上述特征使得中关村地区成为理解城市居民居住选择的最佳案例地之一。30多年来,中关村逐渐形成了由中国科学院与高校原住户、外迁白领工作人员、商户等人员共同构成的居住群体;原住居民具有稳定的工作、教育和医疗保障,外来工作人员则由于就业机会和商业条件定居于此(董藩等, 2017)。据此,本文借鉴地方依赖、社区认同感等分析方法,主要从就业、子女教育、社区3个方面,调查研究中关村周边社会空间中人与空间主要元素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下形成的迁居意愿,以便于从整体把握社会空间质量以及潜在的变化趋势。
本文研究以中关村核心区,即中关村地铁站、中关村广场为中心,沿中关村大街向南北延伸。考虑到社区的距离、类型、建造时间等因素,选取知西社区、科春社区、中关园社区作为案例进行调查(图1)。其中,科春社区位于正中心,西侧为科贸、鼎好电子市场。这3个社区的建设时期较早,见证了中关村地区的发展历程。社区周边教育、就业资源丰富,且居住人员从单位制社区较为单一的人员构成发展为目前混合制社区的复杂人员构成,调查时能涉及到较多类型的人群。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针对这3个社区的居民进行抽样调查。从社区居委会调查结果显示,3个社区户数分别为：中关园社区1216户、科春社区1375户、知西社区1410户左右,总计为4000户左右。每个社区发放调查问卷110份,3个社区共计330份,回收有效问卷共计292份,约占总户数的7.3%。通过问卷调查可对社区人群特征与结构以及对社区的依赖感、认同感和迁居意愿形成整体的认识(表1)。而访谈调查则更深入解析其中的特点和原因。每个社区进行访谈15~20人次,一共进行了52人次访谈。Williams量表是衡量认同感和地方依赖的经典方法(Williams et al, 2003),本文使用这一方法对教育依赖、就业依赖和社区认同进行调查和测度(表2)。
表1 模型所用变量释义
Tab.1 Key variables of the model
| 调查变量 | 变量释义 |
|---|---|
| 迁居意愿 | 愿意继续居住,不愿意继续居住,尚未决定 |
| 户口 | 有北京户口,无北京户口 |
| 学历 | 小学及以下、初中到高中、大专或本科、硕士、博士以上 |
| 住房性质 | 自有产权住房,租房,其他 |
| 在本社区居住时间 | 1 a以下,1~5 a,5~10 a,10~20 a,20~30 a,30~40 a,40~50 a,50 a以上 |
| 社区认同感 | 根据社区认同感量表的各项问题进行汇总后计平均分。其中对各项正向陈述的回答“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一般、比较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依次计分5~1 |
| 教育依赖感 | 根据地方依赖感量表的各项问题进行汇总后计平均分。按照“强依赖、比较依赖、中立、依赖性不强、没有依赖”依次计分5~1 |
| 就业依赖感 | 根据地方依赖感量表的各项问题进行汇总平均计分。计分方式同上 |
表2 Williams量表测度指标
Tab.2 Details of the Williams questionnaire
| 变量名 | 教育依赖 | 变量名 | 就业依赖 | 变量名 | 社区认同 |
|---|---|---|---|---|---|
| J1 | 没有地区能与中关村这一带教育资源相比 | JY1 | 没有地区能与中关村这一带的就业条件相比 | SQ1 | 我非常喜欢本社区 |
| J2 | 住在这里能比在其他地方可享受更多的教育资源 | JY2 | 住在这里能比在其他地方可享受更多的创业优惠 | SQ2 | 我觉得自己是本社区中的一部分 |
| J3 | 住在这里所享受到的教育资源比住在其他地方更让我满意 | JY3 | 住在这里所享受到的市场资源比住在其他地方更让我满意 | SQ3 | 我很关心本社区组织的活动 |
| J4 | 中关村这一带是孩子上学最好的地方 | JY4 | 中关村这一带是就业最好的地方 | SQ4 | 我觉得本社区的生活对我很重要 |
| J5 | 我不想让孩子在其他地方上学 | JY5 | 我不想在其他地方工作 | SQ5 | 我认同在本社区生活能为我提供的教育资源 |
| J6 | 其他地区无法比中关村这一带的教育资源更适合孩子发展 | JY6 | 其他地区无法比中关村这一带的条件更适合就业 | SQ6 | 我认同在本社区生活能为我提供的就业条件 |
| J7 | 除了中关村这一带,我无法想象一个更好的地方让孩子上学 | JY7 | 除了中关村这一带,我无法想象一个更好的地方来就业 | SQ7 | 我认同这个社区的物质环境 |
| J8 | 其他地区的教育资源不能为我提供和这里一样的效果 | JY8 | 其他地区的就业资源不能为我提供和这里一样的效果 | SQ8 | 我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使社区环境变得更好 |
| SQ9 | 我愿意提供金钱帮助,使社区环境变得更好 |
信度分析用于考察一组计量项目在衡量同一个概念时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由于本文问卷采用多种计分法,因此本文采用克龙巴赫(Cronbach, 1951)所创的α信度系数进行信度分析。一般而言,0.5<α<0.7时,认为可靠性一般;大于0.7则表示问卷的可靠性较高,可作进一步分析。本文各类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的α均在0.7以上,表明Williams量表中子女教育依赖、就业依赖和社区认同的信度可靠(表3)。
表3 研究量表的同质性信度分析
Tab.3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 教育依赖 | 就业依赖 | 社区认同 | |
|---|---|---|---|
| α | 0.918 | 0.896 | 0.756 |
| 组内指标相关性 | 0.580 | 0.517 | 0.307 |
被调查者中48%有北京户口,租房和自有产权住房的调查者各占44%、48%,与配偶、父母或子女一起居住的人最多,核心家庭在社区中所占比重较大。由于社区建成时间较长,有老居民从建成时就一直住在这里,但数量较少,后来搬入的住户仍占大多数,居住10 a内的人占63%。从就业情况看,被调查者中有51%在本地区就业,有创业意愿的人数为74人,其中实际正在创业共计35人。不同学历和收入的居民在该区域均有居住,其中大学学历(大专或本科)较多,中低收入者较多。社区居民从事的行业以IT、文教、医疗卫生行业为主,此外物流快递、餐饮服务、批发零售从业者也有一定的比例。具体调查情况见表4。
表4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Tab.4 Description of the respondents
| 特征 | 特征类型 | 人数/人 | 占全部被调查人员/% | 特征 | 特征类型 | 人数/人 | 占全部被调查人员/% |
|---|---|---|---|---|---|---|---|
| 性别 | 男 | 130 | 45 | 户口情况 | 北京户口 | 141 | 48 |
| 女 | 162 | 55 | 非北京户口 | 151 | 52 | ||
| 住房性质 | 自有产权 | 140 | 48 | 就业情况 | 本地区就业人数 | 150 | 51 |
| 租房 | 121 | 44 | 有创业意愿的人 | 74 | 25 | ||
| 其他住房类型* | 31 | 8 | 正在创业的人 | 35 | 12 | ||
| 工资 | 2000元以下 | 44 | 15 | 学历 | 小学及以下 | 11 | 4 |
| 2000~4000元 | 56 | 19 | 初中到高中 | 85 | 29 | ||
| 4000~6000元 | 56 | 19 | 大专或本科 | 127 | 43 | ||
| 6000~8000元 | 41 | 14 | 硕士 | 53 | 18 | ||
| 8000~10000元 | 58 | 20 | 博士及以上 | 16 | 5 | ||
| 10000元以上 | 37 | 13 | 在本社区 居住时间 | 1 a及以内 | 60 | 21 | |
| 居住人员 | 独居 | 23 | 8 | 1~5(含) a | 81 | 28 | |
| 配偶 | 54 | 18 | 5~10(含) a | 44 | 15 | ||
| 父母或子女* | 140 | 48 | 10~20(含) a | 52 | 18 | ||
| 祖孙三代 | 25 | 9 | 20~30(含) a | 24 | 8 | ||
| 同事 | 37 | 13 | 30~40(含) a | 17 | 6 | ||
| 其他居住人员* | 13 | 4 | 40~50(含) a | 7 | 2 | ||
| 50 a以上 | 7 | 2 |
根据调查,在292名被调查者中,有177人5 a内无迁居意愿,占比超过总人数的60%;仅有36人5 a内有迁居意向,另有79人迁居意向尚不明确。中关村居民更加认同该地区的居住优势：其中交通、生活方便成为该社区居民普遍认同优势,平均得分为3.86及3.85;教育和工作距离也是该地区重要的居住优势,平均得分为3.57和3.53,但居民内部差异较大,方差较高。下文主要从地方依赖和社区认同2个角度解析中关村地区居民的居住选择。
(1) 迁居意愿与就业依赖
中关村地区的子女教育依赖和就业依赖与迁居意愿具有很强的联系(表5)。根据调查,中关村地区居民具有较高的就业依赖,其中高就业依赖的居民迁居意愿较弱。中关村居民就业依赖的平均得分为3.04分,292位居民中有186位(63.7%)的就业依赖评分≥3分,另外还有26名(8.9%)居民的得分≥4分。其中,本地工作的居民就业依赖更强,高就业依赖(≥4分)的26位中有20位在本地就业;正在创业或有创业意愿的居民就业依赖更高：在35名自主创业、74名有创业意向的被调查居民中分别有9人(25.7%)、13人(17.6%)就业依赖评分≥4分。从事IT行业的人对中关村附近就业依赖呈现两极分化,47名IT行业工作人员中,有19名(40.4%)评分低于3分、8名(17.0%)高于或等于4分。低收入者对中关村地区就业依赖较低,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44位居民中有19人(43.2%)低于3分(表6)。在292名被调查居民中,对就业没有依赖[1(含)~2分,8名居民]、依赖性弱[2(含)~3分,98名居民]的居民中,分别有6名(75.0%)、44名(44.9%)居民有迁居意愿;而就业依赖较强[3(含)~4分,160名居民]、依赖度高(≥4分,26名)的居民中,分别有57名(35.6%)、8名(30.8%)居民有迁居意愿。
表5 居住意愿交叉分析
Tab.5 Cross analysis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人)
| 因素 | 特征类型 | 居住意愿 | 总计 | ||
|---|---|---|---|---|---|
| 愿意 | 不愿意 | 不好说 | |||
| 北京户口 | 是 | 101(71.6%)* | 12(8.5%) | 28(19.9%) | 141(100.0%) |
| 否 | 76(50.3%) | 24(15.9%) | 51(33.8%) | 151(100.0%) | |
| 住房性质 | 自有产权房 | 97(69.3%) | 15(10.7%) | 28(20.0%) | 140(100.0%) |
| 租房 | 70(57.9%) | 15(12.4%) | 36(29.8%) | 121(100.0%) | |
| 其他 | 10(32.3%) | 6(19.4%) | 15(48.4%) | 31(100.0%) | |
| 房屋满意度 | 非常满意 | 19(79.2%) | 1(4.2%) | 4(16.7%) | 24(100.0%) |
| 比较满意 | 89(70.6%) | 9(7.1%) | 28(22.2%) | 126(100.0%) | |
| 一般 | 60(52.6%) | 17(14.9%) | 37(32.5%) | 114(100.0%) | |
| 不太满意 | 8(34.8%) | 6(26.1%) | 9(39.1%) | 23(100.0%) | |
| 非常不满意 | 1(20.0%) | 3(60.0%) | 1(20.0%) | 5(100.0%) | |
| 居住时间 | 5 a及5 a内 | 80(56.7%) | 22(15.6%) | 39(27.7%) | 141(100.0%) |
| 5 a以上 | 97(64.3%) | 14(9.3%) | 40(26.5%) | 151(100.0%) | |
| 就业依赖 | 1(含)~2分 | 2(25.0%) | 4(50.0%) | 2(25.0%) | 8(100.0%) |
| 2(含)~3分 | 54(55.1%) | 15(15.3%) | 29(29.6%) | 98(100.0%) | |
| 3(含)~4分 | 103(64.4%) | 13(8.1%) | 44(27.5%) | 160(100.0%) | |
| ≥4分 | 18(69.2%) | 4(15.4%) | 4(15.4%) | 26(100.0%) | |
| 教育依赖 | 1(含)~2分 | 2(28.6%) | 4(57.1%) | 1(14.3%) | 7(100.0%) |
| 2(含)~3分 | 25(48.1%) | 6(11.5%) | 21(40.4%) | 52(100.0%) | |
| 3(含)~4分 | 94(61.0%) | 18(11.7%) | 42(27.3%) | 154(100.0%) | |
| ≥4分 | 56(70.9%) | 8(10.1%) | 15(19.0%) | 79(100.0%) | |
| 社区认同 | 1(含)~2分 | 0(0) | 1(100.0%) | 0(0) | 1(100.0%) |
| 2(含)~3分 | 21(33.9%) | 20(32.3%) | 21(33.9%) | 62(100.0%) | |
| 3(含)~4分 | 137(66.5%) | 14(6.8%) | 55(26.7%) | 206(100.0%) | |
| ≥4分 | 19(82.6%) | 1(4.3%) | 3(13.0%) | 23(100.0%) | |
| 总计 | 177(60.6%) | 36(12.3%) | 79(27.1%) | 292(100.0%) | |
表6 就业依赖交叉分析
Tab.6 Cross analysis of employment dependence (人)
| 因素 | 特征类型 | 调查人员就业依赖量表平均分 | 合计 | |||
|---|---|---|---|---|---|---|
| 1(含)~2分 | 2(含)~3分 | 3(含)~4分 | ≥4分 | |||
| 本地区就业 | 是 | 2(1.3%) | 41(27.3%) | 87(58.0%) | 20(13.3%) | 150(100.0%) |
| 否 | 6(4.2%) | 57(40.1%) | 73(51.4%) | 6(4.2%) | 142(100.0%) | |
| 自主创业 | 是 | 0(0.0%) | 8(22.9%) | 18(51.4%) | 9(25.7%) | 35(100.0%) |
| 否 | 8(3.1%) | 90(35.0%) | 142(55.3%) | 17(6.6%) | 257(100.0%) | |
| 创业打算 | 是 | 0(0) | 20(27.0%) | 41(55.4%) | 13(17.6%) | 74(100.0%) |
| 否 | 8(3.7%) | 78(35.8%) | 119(54.6%) | 13(6.0%) | 218(100.0%) | |
| 工作行业 | IT行业 | 3(6.4%) | 16(34.0%) | 20(42.6%) | 8(17.0%) | 47(100.0%) |
| 建筑工程 | 1(10.0%) | 2(20.0%) | 7(70.0%) | 0(0) | 10(100.0%) | |
| 餐饮服务 | 0(0.0%) | 3(20.0%) | 11(73.3%) | 1(6.7%) | 15(100.0%) | |
| 医疗卫生 | 1(3.2%) | 11(35.5%) | 16(51.6%) | 3(9.7%) | 31(100.0%) | |
| 文教机构 | 0(0) | 19(40.4%) | 25(53.2%) | 3(6.4%) | 47(100.0%) | |
| 交通运输 | 0(0) | 2(40.0%) | 3(60.0%) | 0(0) | 5(100.0%) | |
| 批发零售 | 0(0) | 3(21.4%) | 7(50.0%) | 4(28.6%) | 14(100.0%) | |
| 物流快递 | 0(0) | 1(50.0%) | 1(50.0%) | 0(0.0%) | 2(100.0%) | |
| 其他 | 3(2.5%) | 41(33.9%) | 70(57.9%) | 7(5.8%) | 121(100.0%) | |
| 工资 | 2000元以下 | 1(2.3%) | 18(40.9%) | 23(52.3%) | 2(4.5%) | 44(100.0%) |
| 2000~4000元 | 3(5.4%) | 15(26.8%) | 33(58.9%) | 5(8.9%) | 56(100.0%) | |
| 4000~6000元 | 1(1.8%) | 19(33.9%) | 28(50.0%) | 8(14.3%) | 56(100.0%) | |
| 6000~8000元 | 0(0.0%) | 14(34.1%) | 22(53.7%) | 5(12.2%) | 41(100.0%) | |
| 8000~10000元 | 3(5.2%) | 19(32.8%) | 33(56.9%) | 3(5.2%) | 58(100.0%) | |
| 10000元以上 | 0(0) | 13(35.1%) | 21(56.8%) | 3(8.1%) | 37(100.0%) | |
| 合计 | 8(2.7%) | 98(33.6%) | 160(54.8%) | 26(8.9%) | 292(100.0%) | |
(2) 迁居意愿与子女教育依赖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知识经济重要性的提升,子女教育作为家庭最重要的需求之一(Wu et al, 2016),影响了居民的迁居意愿。中关村地区是北京著名的“学区房”区域,很多家庭由于子女教育而选择在此居住。中关村学区拥有7所小学、4所中学,周边的海淀学区(6所小学、3所中学)、花园路学区(5所小学、3所中学)、上地学区(5所小学、4所中学)共拥有16所小学、10所中学,是北京优质中小学教育资源的主要集中区域之一。调查所涉及的3个社区周围1 km内也都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例如知春里幼儿园、中科院幼儿园、中关村街道第一幼儿园,中关村一小、二小、三小,人大附中、北大附中、中关村中学等,多数学校在全区、全市范围内都名列前茅。尽管“学区房”价格接连上涨,有的房子售价甚至高达10多万元/m2,但仍有很多家庭慕名来此购房上学。
调查结果表明,居民的迁居意愿与子女教育依赖有较强的联系,该地区居民子女教育依赖程度高,其中有较高子女教育依赖的居民,迁居意愿较低。中关村居民子女教育依赖的平均得分为3.44分,292名调查者中有233位(79.8%)调查人员子女教育依赖高于或等于3分,其中依赖性强(≥4分)的居民有79人(27.1%)。表7交叉分析中各因素均通过独立样本差异性检验。本地户口的居民子女教育依赖度略高于非本地户口的居民,有北京户口的141名居民中有116人(82.3%)评分高于或等于3分,无北京户口的151名居民中仅有117人(77.5%)。与自有产权住户相比,有25.6%的租房居民子女教育依赖评分低于3分,子女教育依赖度较低;而该指标在自有产权住户中仅为16.4%。有子女教育需求的居民对教育依赖更强：146位有上学子女的居民中122人(83.6%)评分高于或等于3分,有47人(32.2%)评分高于或等于4分,而这一指数在无上学子女的居民(146人)中仅为111(76%)和32(21.9%)。教育满意程度越高的居民,子女教育依赖度越高;在257位认为教育资源满足需求的居民中有73位(28.40%)评分高于或等于4分;评分在3(含)~4分之间的居民有137位,占调查人数的53.3%(Williams量表满分为5分)。根据292名居民的迁居意愿调查,对子女教育没有依赖的7名[1(含)~2分]居民中有5名(71.4%)有迁居意愿;依赖较弱的52名居民中有27名有迁居意愿,占51.9%;而对于子女教育依赖较强[3(含)~4分,154名居民]、依赖度高(≥4分,79名)的居民中,分别仅有60名(39.0%)、23名(29.1%)有迁居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对教育资源依赖度较高的居民,有较强烈继续居住的意愿,迁居意愿较弱。调查中无上学子女的居民也有58.9%愿意在此居住,结合访谈,这是由于教育资源的依赖还体现在教育资料的期待和隔代教育准备中。
表7 子女教育依赖交叉分析
Tab.7 Cross analysis of education dependence (人)
| 因素 | 特征类型 | 调查人员子女教育量表平均分 | 合计 | |||
|---|---|---|---|---|---|---|
| 1(含)~2分 | 2(含)~3分 | 3(含)~4分 | ≥4分 | |||
| 北京户口 | 是 | 4(2.8%) | 21(14.9%) | 77(54.6%) | 39(27.7%) | 141(100.0%) |
| 否 | 3(2.0%) | 31(20.5%) | 77(51.0%) | 40(26.5%) | 151(100.0%) | |
| 住房性质 | 自有产权 | 3(2.1%) | 20(14.3%) | 78(55.7%) | 39(27.9%) | 140(100.0%) |
| 租房 | 4(3.3%) | 27(22.3%) | 59(48.8%) | 31(25.6%) | 121(100.0%) | |
| 其他 | 0(0) | 5(16.1%) | 17(54.8%) | 9(29.0%) | 31(100.0%) | |
| 子女是否上学 | 是 | 3(2.1%) | 21(14.4%) | 75(51.4%) | 47(32.2%) | 146(100.0%) |
| 否 | 4(2.7%) | 31(21.2%) | 79(54.1%) | 32(21.9%) | 146(100.0%) | |
| 子女是否上辅导班 | 是 | 0(0) | 19(16.7%) | 58(50.9%) | 37(32.5%) | 114(100.0%) |
| 否 | 7(3.9%) | 33(18.5%) | 96(53.9%) | 42(23.6%) | 178(100.0%) | |
| 教育满意度 | 非常满意 | 2(3.5%) | 4(7.0%) | 25(43.9%) | 26(45.6%) | 57(100.0%) |
| 比较满意 | 3(1.7%) | 30(16.8%) | 99(55.3%) | 47(26.3%) | 179(100.0%) | |
| 一般 | 2(3.9%) | 17(33.3%) | 27(52.9%) | 5(9.8%) | 51(100.0%) | |
| 不太满意 | 0(0) | 0(0) | 3(75.0%) | 1(25.0%) | 4(100.0%) | |
| 非常不满意 | 0(0) | 1(100.0%) | 0(0) | 0(0) | 1(100.0%) | |
| 是否满足需求 | 是 | 6(2.3%) | 41(16.0%) | 137(53.3%) | 73(28.4%) | 257(100.0%) |
| 否 | 1(2.9%) | 11(31.4%) | 17(48.6%) | 6(17.1%) | 35(100.0%) | |
| 合计 | 7(2.4%) | 52(17.8%) | 154(52.7%) | 79(27.1%) | 292(100.0%) | |
社区认同从地方情感与符号而产生的归属感解释了居民居住选择的感情因素,影响了居民迁居意愿。中关村地区社区建设较早,经历了由“单位”大院向商业小区过渡的历程,老住户、新住户与临时住户并存,社会认同感整体较高,居民内部差距较大。
根据调查结果,该地区居民有较强的社区认同感,且社区认同感强的居民具有较低的迁居意愿。中关村居民社区认同的平均得分为3.26分,292名调查者中有229位(78.4%)调查人员社区认同高于3分,但非常不认同(<2分)和非常认同(≥4分)的居民分别仅有1人(0.3%)和23人(7.9%)。除工作行业外,交叉分析中各因素均通过独立样本差异性检验。社区认同与工作行业基本无关,拥有北京户口、自有产权房屋及居住时间长的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更强。居住超过5 a的居民中有11.3%社区认同感超过4分,而该指数在5 a内的居民中仅4.3%;这一指数在是否有北京户口中分别为13.5%和2.6%;在自有产权、租房、其他住房性质中分别为13.6%、2.5%、3.2%(表8)。在对社区比较不认同、比较认同和非常认同的居民中,分别有66.1%、33.5%、17.4%的居民有迁居意愿(表5)。这一结论在老居民中更明显：访谈发现,老居民一直保持着较稳定的联系,会在社区里一起下棋、聊天、参加合唱队等,通过这些活动加强了自己与其他居民、社区的联系;同时,这些社区中的老居民大多曾在同一单位工作,例如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和以前的一些工厂等。老居民彼此熟识,并在工作和生活有很大交集,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更加强烈,迁居意愿较低。
表8 社区认同感交叉分析
Tab.8 Cross analysis of community identity (人)
| 因素 | 特征类型 | 调查人员社区认同量表平均分 | 合计 | |||
|---|---|---|---|---|---|---|
| 1(含)~2分 | 2(含)~3分 | 3(含)~4分 | ≥4分 | |||
| 北京户口 | 有 | 0(0) | 18(12.8%) | 104(73.8%) | 19(13.5%) | 141(100.0%) |
| 无 | 1(0.7%) | 44(29.1%) | 102(67.5%) | 4(2.6%) | 151(100.0%) | |
| 住房性质 | 自有产权 | 0(0) | 17(12.1%) | 104(74.3%) | 19(13.6%) | 140(100.0%) |
| 租房 | 1(0.8%) | 32(26.4%) | 85(70.2%) | 3(2.5%) | 121(100.0%) | |
| 其他 | 0(0) | 13(41.9%) | 17(54.8%) | 1(3.2%) | 31(100.0%) | |
| 居住时间 | 5 a及5 a内 | 1(0.7%) | 42(29.8%) | 92(65.2%) | 6(4.3%) | 141(100.0%) |
| 5 a以上 | 0(0) | 20(13.2%) | 114(75.5%) | 17(11.3%) | 151(100.0%) | |
| 工作行业 | IT行业 | 0(0) | 15(31.9%) | 31(66.0%) | 1(2.1%) | 47(100.0%) |
| 建筑工程 | 0(0) | 2(20.0%) | 5(50.0%) | 3(30.0%) | 10(100.0%) | |
| 餐饮服务 | 0(0) | 2(13.3%) | 13(86.7%) | 0(0) | 15(100.0%) | |
| 医疗卫生 | 0(0) | 6(19.4%) | 25(80.6%) | 0(0) | 31(100.0%) | |
| 文教机构 | 0(0) | 4(8.5%) | 38(80.9%) | 5(10.6%) | 47(100.0%) | |
| 交通运输 | 0(0) | 1(20.0%) | 3(60.0%) | 1(20.0%) | 5(100.0%) | |
| 批发零售 | 0(0) | 3(21.4%) | 11(78.6%) | 0(0) | 14(100.0%) | |
| 物流快递 | 0(0) | 1(50.0%) | 1(50.0%) | 0(0) | 2(100.0%) | |
| 其他 | 1(0.8%) | 28(23.1%) | 79(65.3%) | 13(10.7%) | 121(100.0%) | |
| 合计 | 1(0.3%) | 62(21.2%) | 206(70.5%) | 23(7.9%) | 292(100.0%) | |
此外,居民的迁居意愿与其个人特征和房屋特征也存在一定的联系。调查显示,本地户口居民的迁居意愿更低(表5)：在141名北京户口居民中,有101人(71.6%)愿意继续居住,仅12人(8.5%)及28人(19.9%)有迁居意向或尚未明确。自有产权房、居住时间长、满意度高的居民更愿意继续居住。居住时间超过5 a的151名居民中有64.2%(97人)愿意继续居住,而这一选项在小于5 a的居民(141人)中为56.7%(80人)。从住房所有权的角度,调查中有69.3%的自有产权房居民和57.9%的租房居民愿意继续居住,其中自有产权住房的系数更大,居住意愿更为强烈。自有产权的居民有更强的居住稳定性;而租房的居民则多因为在附近工作或子女在附近上学,受就业和教育因素的吸引,也愿意继续在这里居住。而住房性质选择其他(如宿舍、单位房、临时住房)的则由于其临时性,继续居住意愿相对低一些,为32.3%。房屋满意度低的居民,迁居意愿强烈,其中对房屋非常不满意的居民中有高达80%的人有迁居意愿。
中国城市的居住空间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迁居意愿从居民居住选择的角度诠释了居民对生活空间的依赖和诉求,地方依赖和社区认同为调查这一情况提供了途径。本文研究发现,中关村区域的居民迁居意愿较低,仅有少量居民有迁居意向。除个人因素、住房因素外,迁居意愿明显与地方依赖和社区认同感等主观因素有较强的联系。根据调查：在292名被调查者中,有115名(39.4%)居民有迁居意愿。其中,对就业和子女教育地方依赖程度较低的居民,迁居意愿更强烈：在就业依赖较低(< 3分)的106名居民中,有50名(47.2%)有迁居意愿;在子女教育依赖较低(< 3分)的59名居民中,有32名(54.2%)有迁居意愿。另外,有迁居意愿的居民大多社区认同感较低,115名有迁居意愿的居民中,有42名居民社区认同感低于3分,仅有4人社区认同感高于或等于4分。这一结论有助于：
(1) 丰富和提升城市地理学理论研究。本文吸收地方感有关研究成果,特别是从地方依赖和社区认同的角度出发,通过迁居意愿对城市居民的居住选择进行研究,在居住地和居民感受、行为方面建立了联系,将居住空间的社会性和空间性相结合,从空间供给(教育、工作等)视角细致解读城市发展中的连续双向过程,有助于理解现代城市居住空间的特点与演变趋势。
(2) 为建设“以人为本”的城市提供支撑。与一般的迁居调查分析相比,迁居意愿的调查一定程度上关注到了想搬而不能搬居民的诉求和依赖,从而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规划者理解当前居民的期望,营造情感性和功能性并重的城市“软环境”。此外,本文呼吁在关注就业-居住的互动关系外,应重视教育设施对居民居住空间的影响。本文可为提升城市居住空间质量、把握城市内部空间动态提供依据。
为更深入地调查分析居住空间的复杂性,后续研究还应关注其他地方依赖对居住选择的影响,如周边的商业环境、公共服务设施等,以及不同类型地方依赖的比较分析。另外,不同社区、不同人群间的差异也是今后需要研究的内容。尽管如此,本文以中关村地区就业、子女教育依赖和社区认同调查分析抛转引玉,为后续开展地方感、社区建设和空间质量研究提供了思路。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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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家庭生命历程的北京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研究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12.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研究是解读郊区空间的重要方面之一,当前的研究多基于汇总的个体数据,从家庭层面出发的微观研究较少.本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选取居住在北京五环至六环之间的3个不同类型的家庭开展实证研究,旨在通过以家庭为单元的行为空间研究,丰富对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的理解.研究发现:家庭的生命历程与家庭成员的日常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辩证关系.生命历程中的重要生命事件,包括迁居、就业选择、家庭结构变化、家内成员的社会角色变化等,会通过改变地理背景、移动性和家庭内部的责任分工,影响每一个成员的惯常活动模式.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和时间安排形成了家庭成员一段时间内相对固定的行为模式,但当部分因素改变时,家庭也会通过一定的协调机制来响应家庭成员所遇到的制约,以便家庭成员能够更好的完成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类活动.
Behavior space of suburban residents in Beijing based on family life course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12.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研究是解读郊区空间的重要方面之一,当前的研究多基于汇总的个体数据,从家庭层面出发的微观研究较少.本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选取居住在北京五环至六环之间的3个不同类型的家庭开展实证研究,旨在通过以家庭为单元的行为空间研究,丰富对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的理解.研究发现:家庭的生命历程与家庭成员的日常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辩证关系.生命历程中的重要生命事件,包括迁居、就业选择、家庭结构变化、家内成员的社会角色变化等,会通过改变地理背景、移动性和家庭内部的责任分工,影响每一个成员的惯常活动模式.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和时间安排形成了家庭成员一段时间内相对固定的行为模式,但当部分因素改变时,家庭也会通过一定的协调机制来响应家庭成员所遇到的制约,以便家庭成员能够更好的完成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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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城市社区认同现状及重塑路径研究 [J].
城镇化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传统意义的同质性社区被现代异质性社区所取代,社区认同需要重新被塑造。通过对城市社区认同基本情况的调查以及基于二元逻辑回归分析了个性特征对社区认同影响,得出社区已经成为我国居民生活的重要空间,但总体的社区认同并不高,公民素养影响了社区参与的意识和能力,人口的流动削弱了居民之间的沟通交往,社区服务质量影响了社区认同,在此基础上提出要通过调动积极分子,实现社区多元治理;提升公民素养,提高社区参与的意识和能力;有序推进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探索城市居民交往新途径;加强社区自身建设,提升社区的服务质量来重塑我国城市社区认同。
城镇化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传统意义的同质性社区被现代异质性社区所取代,社区认同需要重新被塑造。通过对城市社区认同基本情况的调查以及基于二元逻辑回归分析了个性特征对社区认同影响,得出社区已经成为我国居民生活的重要空间,但总体的社区认同并不高,公民素养影响了社区参与的意识和能力,人口的流动削弱了居民之间的沟通交往,社区服务质量影响了社区认同,在此基础上提出要通过调动积极分子,实现社区多元治理;提升公民素养,提高社区参与的意识和能力;有序推进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探索城市居民交往新途径;加强社区自身建设,提升社区的服务质量来重塑我国城市社区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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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中国城市单位居民的迁居: 生命历程方法的解读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9493.2009.05.003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本文运用生命历程研究方法，基于深度质性访谈资料，从微观层面研究了中国城市单位居民的迁居 历程。通过宏观社会变迁和徽观个人特征的结合，探讨单位居民在再分配体制下的迁居特征，以及在住房市场化后自由迁居的动机和变化。研究发现，单位居民的迁 居历程从高度同构性逐渐演变到异质多元化，自198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使单位居民的住房轨迹开始分化。在单位导向下的迁居过程中，单位掌控 住房分配权，居民所隶属的单位行政级别、经济效益等因素决定个人迁居机会和住房质量的上限，居民的实际迁居能力以身份级别、个人绩效行良的住房资格为取 向，受非规范性的因素影响。在市场化下的自由迁居过程中，引致单位居民迁居的需求因素包括家庭变化、居住环境、居住通达性和社区交往。另外，住房市场政策 的完善，一方面加强了普通单位居民的货币支付能力，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多层次化的住房市场、加大了单位居民的迁居机会。
The residential mobility of urban Danwei residents: A life course approach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9493.2009.05.003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本文运用生命历程研究方法，基于深度质性访谈资料，从微观层面研究了中国城市单位居民的迁居 历程。通过宏观社会变迁和徽观个人特征的结合，探讨单位居民在再分配体制下的迁居特征，以及在住房市场化后自由迁居的动机和变化。研究发现，单位居民的迁 居历程从高度同构性逐渐演变到异质多元化，自198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使单位居民的住房轨迹开始分化。在单位导向下的迁居过程中，单位掌控 住房分配权，居民所隶属的单位行政级别、经济效益等因素决定个人迁居机会和住房质量的上限，居民的实际迁居能力以身份级别、个人绩效行良的住房资格为取 向，受非规范性的因素影响。在市场化下的自由迁居过程中，引致单位居民迁居的需求因素包括家庭变化、居住环境、居住通达性和社区交往。另外，住房市场政策 的完善，一方面加强了普通单位居民的货币支付能力，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多层次化的住房市场、加大了单位居民的迁居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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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学区房价格及其形成机制研究 [J].
学区房尤其是优质学区房,近年来价格涨幅远高于普通住宅。以北京东城区小学分布、质量等级与周边小区房价之间的关系为例,以特征价格法为基础构建回归模型,对学区房价格的形成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带重点小学入学名额的住宅比带普通小学入学名额的住宅在价格上平均高14.716%,带“九年一贯制小学”入学名额的住宅比带普通小学入学名额的住宅价格平均高7.358%,这说明小学分布及等级对周边住宅价格确实存在着重要影响。导致学区房价格高于同等条件下普通商品住宅价格的两大原因是货币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与学区房正外部性产生的循环价值贴现。
The mechanism of housing prices in the school districts .
学区房尤其是优质学区房,近年来价格涨幅远高于普通住宅。以北京东城区小学分布、质量等级与周边小区房价之间的关系为例,以特征价格法为基础构建回归模型,对学区房价格的形成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带重点小学入学名额的住宅比带普通小学入学名额的住宅在价格上平均高14.716%,带“九年一贯制小学”入学名额的住宅比带普通小学入学名额的住宅价格平均高7.358%,这说明小学分布及等级对周边住宅价格确实存在着重要影响。导致学区房价格高于同等条件下普通商品住宅价格的两大原因是货币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与学区房正外部性产生的循环价值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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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老城区衰退邻里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02.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经历了巨大转型,居住分异加剧,新城市贫困现象在特定人群和空间集聚,老城衰退邻里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对苏州老城区6个典型社区的调查,发现老城区居民居住满意度存在环境类型、空间类型、更新类型和人群分异。居住满意度主要受住房条件、社区环境、配套设施和社会网络影响,其中城市历史社会空间结构奠定了城市环境质量的总体格局,具体设施条件受建成时间、维护水平、人口密度和更新机会的影响;城市更新、原住民比例下降和外来人口迁入导致的人口置换过程破坏了原本良好的社会网络,降低了居住满意度,减少了脱贫机会。从微观社区尺度研究老城衰退邻里的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不仅能加深对新城市贫困现象的理解,也有利于未来有针对性地制定城市更新规划和扶贫策略。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level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clining old town residents in Suzhou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02.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经历了巨大转型,居住分异加剧,新城市贫困现象在特定人群和空间集聚,老城衰退邻里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对苏州老城区6个典型社区的调查,发现老城区居民居住满意度存在环境类型、空间类型、更新类型和人群分异。居住满意度主要受住房条件、社区环境、配套设施和社会网络影响,其中城市历史社会空间结构奠定了城市环境质量的总体格局,具体设施条件受建成时间、维护水平、人口密度和更新机会的影响;城市更新、原住民比例下降和外来人口迁入导致的人口置换过程破坏了原本良好的社会网络,降低了居住满意度,减少了脱贫机会。从微观社区尺度研究老城衰退邻里的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不仅能加深对新城市贫困现象的理解,也有利于未来有针对性地制定城市更新规划和扶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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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居住空间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调查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01.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利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第一手问卷调查数据,研究开发区居住空间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开发区居住人口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外来人口已成为开发区后期居住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开发区的住房类型构成呈现多样化特点,政策和住房户型原因是影响住宅分化的重要因素;开发区在收入和社会阶层方面存在居住分化现象,具体表现为高收入和低社会阶层两级分化的空间隔离;作为新兴的郊区社区,开发区居民维权意识强烈,但社区联系较弱;上班通勤距离仍是影响居民居住地选择的最重要因素,改善居住环境、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也是极重要的因素。最后,从居民、开发商、地方政府、企业、母城及周边区域等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角度探讨了开发区居住空间的形成机制。当前,国内开发区大多面临从＂产业功能地域＂向综合型的＂城市化功能地域＂转型,但开发区既是＂产业集聚区＂又被作为＂卧城＂的复杂状况,也带来其居住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的复杂性。研究成果对于丰富城市居住空间理论有重要意义。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ial space of development zone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An investigation of Beijing eco-nom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01.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利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第一手问卷调查数据,研究开发区居住空间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开发区居住人口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外来人口已成为开发区后期居住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开发区的住房类型构成呈现多样化特点,政策和住房户型原因是影响住宅分化的重要因素;开发区在收入和社会阶层方面存在居住分化现象,具体表现为高收入和低社会阶层两级分化的空间隔离;作为新兴的郊区社区,开发区居民维权意识强烈,但社区联系较弱;上班通勤距离仍是影响居民居住地选择的最重要因素,改善居住环境、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也是极重要的因素。最后,从居民、开发商、地方政府、企业、母城及周边区域等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角度探讨了开发区居住空间的形成机制。当前,国内开发区大多面临从＂产业功能地域＂向综合型的＂城市化功能地域＂转型,但开发区既是＂产业集聚区＂又被作为＂卧城＂的复杂状况,也带来其居住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的复杂性。研究成果对于丰富城市居住空间理论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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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化(1982—2000)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3.04.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利用 2 0 0 0年的第 5次人口普查数据和 1 982年的第 3次人口普查数据 ,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技术研究了近 2 0年来北京都市区的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化。对比 1 982年的情况 ,2 0 0 0年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的主因子、社会区类型、模式及其形成机制均发生了较多的变化。 1 982年北京都市区的社会空间结构相对简单 ,整体上表现出一定的同质性特点 ;2 0 0 0年的社会空间结构则趋于复杂 ,诸社会区之间主要以同心圆的方式组合 ,也伴有多核心和扇形结构 ,异质性的特征十分突出。论文最后从宏观、中观和微观 3个层次提出了一种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化的交叉式网络机制 ,认为它有效地推动了计划经济特色明显的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向市场转型条件下的社会空间结构转化。
The social spatial structure of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and its evolution: 1982—2000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3.04.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利用 2 0 0 0年的第 5次人口普查数据和 1 982年的第 3次人口普查数据 ,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技术研究了近 2 0年来北京都市区的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化。对比 1 982年的情况 ,2 0 0 0年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的主因子、社会区类型、模式及其形成机制均发生了较多的变化。 1 982年北京都市区的社会空间结构相对简单 ,整体上表现出一定的同质性特点 ;2 0 0 0年的社会空间结构则趋于复杂 ,诸社会区之间主要以同心圆的方式组合 ,也伴有多核心和扇形结构 ,异质性的特征十分突出。论文最后从宏观、中观和微观 3个层次提出了一种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化的交叉式网络机制 ,认为它有效地推动了计划经济特色明显的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向市场转型条件下的社会空间结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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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研究进展及展望 [J].
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是城市地理学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有必要梳理国内外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向。本文从理论基础、方法论、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回顾了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的相关研究,并对其进行述评与展望。研究首先厘清了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从通勤行为、就业可达性测度等方面总结了职住关系测度的方法论,并对居住—就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最后对国内外职住关系研究内容进行比较与述评,并展望了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jobs-housing spatial relationship research .
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是城市地理学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有必要梳理国内外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向。本文从理论基础、方法论、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回顾了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的相关研究,并对其进行述评与展望。研究首先厘清了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从通勤行为、就业可达性测度等方面总结了职住关系测度的方法论,并对居住—就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最后对国内外职住关系研究内容进行比较与述评,并展望了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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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状况分析: 基于北京市调查数据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176X.2010.10.02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基于北京市调查数据，对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借鉴国外的支付能力指数测算了居民的区位支付能力水平，分析了居民的主要活动场所以及居民为满足其社会属性对区位的选择，还分析了居民的迁居意愿和社会排斥情况。结合分析结果，本文从城市居住空间结构合理化的角度得出了相关结论并给出建议。
An analysis of residents' residential location selection: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176X.2010.10.02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基于北京市调查数据，对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借鉴国外的支付能力指数测算了居民的区位支付能力水平，分析了居民的主要活动场所以及居民为满足其社会属性对区位的选择，还分析了居民的迁居意愿和社会排斥情况。结合分析结果，本文从城市居住空间结构合理化的角度得出了相关结论并给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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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广州市居住迁移影响因素于户籍之间的比较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7.05.02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居 住迁移率大规模增加,成为城市重构和社会空间分异的基础动力。利用生命历程理论,通过家庭问卷调查,本文使用事件史模型动态地模拟了居住迁移,并比较外来 人口与本地人口居住迁移影响因素的差异。整体来看,1980年以来年均居住迁移率呈上升趋势,外来人口的年均居住迁移率要比本地人口高。住房性质、婚姻变 化、工作变动、居住区位和年份等变量都显著影响居住迁移,反映了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市场和分配环境、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对居住迁移的影响;但影响程度户籍 间的差异明显,工作地区位的变动导致通勤成本的变化是外来人口居住迁移的最显著影响因子,而家庭生命周期和住房特征变量是本地人口居住迁移的最显著影响变 量,反映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居住区位对本地人口的居住迁移影响显著,内圈层居民的迁移率相对较低,而居住区位变量对外来人口的影响相对较弱。
Comparis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residential mobility between different household register types in transitional urban China: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7.05.02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居 住迁移率大规模增加,成为城市重构和社会空间分异的基础动力。利用生命历程理论,通过家庭问卷调查,本文使用事件史模型动态地模拟了居住迁移,并比较外来 人口与本地人口居住迁移影响因素的差异。整体来看,1980年以来年均居住迁移率呈上升趋势,外来人口的年均居住迁移率要比本地人口高。住房性质、婚姻变 化、工作变动、居住区位和年份等变量都显著影响居住迁移,反映了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市场和分配环境、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对居住迁移的影响;但影响程度户籍 间的差异明显,工作地区位的变动导致通勤成本的变化是外来人口居住迁移的最显著影响因子,而家庭生命周期和住房特征变量是本地人口居住迁移的最显著影响变 量,反映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居住区位对本地人口的居住迁移影响显著,内圈层居民的迁移率相对较低,而居住区位变量对外来人口的影响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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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城市内部居住迁移研究综述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8.01.02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内部居住迁移是家庭与住房的空间匹配过程,也是理解城市重构的核心问题,是西方城市地理学、社会学和行为科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文章首先从居住迁移决策模型、居住迁移过程和居住迁移与城市重构相互关系三个方面对西方城市内部居住迁移研究进行综述。在简单回顾国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的研究视角,提出国内相关研究展望。
Review on intra-urban residential mobility in the western country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8.01.02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内部居住迁移是家庭与住房的空间匹配过程,也是理解城市重构的核心问题,是西方城市地理学、社会学和行为科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文章首先从居住迁移决策模型、居住迁移过程和居住迁移与城市重构相互关系三个方面对西方城市内部居住迁移研究进行综述。在简单回顾国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的研究视角,提出国内相关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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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意识: 人际关系、社会嵌入与社区满意度: 城市居民的社区认同调查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8263.2013.02.010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本文以2012年进行的一项对南京市民的电话问卷调查为基础，对城市居民的社区意识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如年龄、性别和文化程度等对其社区意识并没有显著影响，而他们对社区的满意度，以及社区中的人际互动是影响其社区意识的主要因素。此外，虽然社区中的人际互动程度并不高，但仍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一些学者所预期的城市社区的衰落现象并未出现。总体而言，居民在社区认同方面仍然保持了积极的态度。
Sense of communit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ocial embedment and community satisfactio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8263.2013.02.010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本文以2012年进行的一项对南京市民的电话问卷调查为基础，对城市居民的社区意识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如年龄、性别和文化程度等对其社区意识并没有显著影响，而他们对社区的满意度，以及社区中的人际互动是影响其社区意识的主要因素。此外，虽然社区中的人际互动程度并不高，但仍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一些学者所预期的城市社区的衰落现象并未出现。总体而言，居民在社区认同方面仍然保持了积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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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学区房价格的影响机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8158.2014.12.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研究目的:探讨上海学区房价格的影响机制。研究方法:特征价格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研究结果:学校因素对房价影响程度之和达20.63%,影响程度居第二位,仅次于建筑面积的影响;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学校重点等级每下降一级,住宅价格将平均下降8.698%;小学本区排名每降低一位,住宅价格将平均下降0.896%;到重点中学距离每增加100 m,住宅价格将平均下降0.995%;距重点小学距离每增加100 m,住宅价格将平均下降0.499%。研究结论:重点中小学对周边住宅价格存在着比较重要的积极影响,在相同情况下,学校等级越高、学校排名越靠前、距离重点学校越近,住宅价格则越高;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相伴的"双学区房"更加受到青睐。
The impacting mechanism of housing prices in the school districts in Shanghai City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8158.2014.12.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研究目的:探讨上海学区房价格的影响机制。研究方法:特征价格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研究结果:学校因素对房价影响程度之和达20.63%,影响程度居第二位,仅次于建筑面积的影响;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学校重点等级每下降一级,住宅价格将平均下降8.698%;小学本区排名每降低一位,住宅价格将平均下降0.896%;到重点中学距离每增加100 m,住宅价格将平均下降0.995%;距重点小学距离每增加100 m,住宅价格将平均下降0.499%。研究结论:重点中小学对周边住宅价格存在着比较重要的积极影响,在相同情况下,学校等级越高、学校排名越靠前、距离重点学校越近,住宅价格则越高;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相伴的"双学区房"更加受到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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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住平衡对通勤交通的影响分析: 对一个传统城市规划理念的实证检验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10.06.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职住平衡有利于减少通勤作为城市规划中的一个传统理念,其有效性正受到实证研究的挑战。基于对上海的问卷调查数据,从不同角度构造了3个职住平衡指数,运用统计方法检验职住平衡与通勤时耗之间的因果关系。当职住平衡像通常一样被定义为总量职住比率时,职住平衡对通勤时耗有一定影响,但显著性较弱。当采用实际职住比率即区域内有就业岗位的居民中有多大比例在本区就业这一指标时,职住平衡显示出对通勤时耗的显著影响。如果把职住平衡界定为它希望达到的目标即职住临近,职住平衡则显示出对通勤时耗极其显著的影响,而且显著性远远高于其它因素。上述结果支持了职住平衡是影响通勤时耗重要因素这一传统理念,但也启示人们,从多个角度来测度和调控职住平衡是科学决策的基础。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job-housing balance on commuting travel: An empirical test of a traditional idea in the field of urban planning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10.06.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职住平衡有利于减少通勤作为城市规划中的一个传统理念,其有效性正受到实证研究的挑战。基于对上海的问卷调查数据,从不同角度构造了3个职住平衡指数,运用统计方法检验职住平衡与通勤时耗之间的因果关系。当职住平衡像通常一样被定义为总量职住比率时,职住平衡对通勤时耗有一定影响,但显著性较弱。当采用实际职住比率即区域内有就业岗位的居民中有多大比例在本区就业这一指标时,职住平衡显示出对通勤时耗的显著影响。如果把职住平衡界定为它希望达到的目标即职住临近,职住平衡则显示出对通勤时耗极其显著的影响,而且显著性远远高于其它因素。上述结果支持了职住平衡是影响通勤时耗重要因素这一传统理念,但也启示人们,从多个角度来测度和调控职住平衡是科学决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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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国家认同与社区认同的双重驱动 [J].
公众参与是社区治理的基础,结构主义、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是关于社区公众参与的三个主要分析视角。本文指出上述视角都带有很强的西方理论预设,并不符合中国社区管理体制的特点。为此,本文提出了一个针对中国社区治理结构和社区居民特点的分析框架,该框架强调国家认同和社区认同是城市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重要文化驱动力,这解释了当前社区参与主体何以主要为老年群体这一现象。基于湖南街道弄管会这一案例的细致分析,本文指出基于利益和情感的社区认同是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原动力,基于奉献和责任的国家认同将这种社区参与转化为自觉行为。基于上述双重认同,政府给予的荣誉奖励和来自其他居民的认可为社区参与提供了特有的激励机制。最后,在社区参与中获得的意义和价值感强化了参与的持续性动力。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National identity and community identity as two driving forces .
公众参与是社区治理的基础,结构主义、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是关于社区公众参与的三个主要分析视角。本文指出上述视角都带有很强的西方理论预设,并不符合中国社区管理体制的特点。为此,本文提出了一个针对中国社区治理结构和社区居民特点的分析框架,该框架强调国家认同和社区认同是城市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重要文化驱动力,这解释了当前社区参与主体何以主要为老年群体这一现象。基于湖南街道弄管会这一案例的细致分析,本文指出基于利益和情感的社区认同是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原动力,基于奉献和责任的国家认同将这种社区参与转化为自觉行为。基于上述双重认同,政府给予的荣誉奖励和来自其他居民的认可为社区参与提供了特有的激励机制。最后,在社区参与中获得的意义和价值感强化了参与的持续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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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居民社区归属感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1102.2010.03.02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大都市空间的不断扩展,新城及其住区的建设的步伐也逐渐加快,在 这一过程中住区归属感低下的问题也开始凸显。本文以新城这一特殊城市地域的居民为主要对象,着重研究新城社区中居民归属感的特征和影响因素,探讨提升新城 社区归属感的有效途径。研究表明,新城居民的归属感与住房形态、收入水平、工作地点、居民年龄、居住时间、迁居原因等因素都显著相关。
Sense of community in new cities residents: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1102.2010.03.02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大都市空间的不断扩展,新城及其住区的建设的步伐也逐渐加快,在 这一过程中住区归属感低下的问题也开始凸显。本文以新城这一特殊城市地域的居民为主要对象,着重研究新城社区中居民归属感的特征和影响因素,探讨提升新城 社区归属感的有效途径。研究表明,新城居民的归属感与住房形态、收入水平、工作地点、居民年龄、居住时间、迁居原因等因素都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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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探索式空间数据解析北京城市空间经济发展模式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08.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经济空间结构是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基本内容之一。利用其探索式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根据1949-2004年企业登记就业数据在邮政区尺度上对北京市1949年以来城市空间经济发展进行了探讨。基于空间邻近矩阵和不同距离矩阵的Global Moran＇sI和Local Moran＇sI都表明解放后市区并没有明显的经济集聚,50多年来空间经济发展模式几乎都是以市区为核心集聚式发展;尽管郊区一些重要乡镇呈现出发展势头,但几乎没有和周边地区形成互动关系,而是和市中心或其它地区保持较强的联系。分析还表明,北京地区经济的空间相互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大体在60km以内,市场经济时代（1983-2002年）提高到75km。北京经济空间模式经历了以下6个阶段：①1957-1982年,中心集中发展;②1983-1987年,沿京津廊道空间组织;③1988-1992年,北部为主的城市中心发展;④1993-1997年,城市中心集中扩张模式;⑤1998-2002年,城市中心填充发展;⑥2002-2004年,出现了城市空心化结构态势,空间经济组织面临新一轮重组。
Identification of spatial economic structure in Beijing by applying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statistics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08.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经济空间结构是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基本内容之一。利用其探索式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根据1949-2004年企业登记就业数据在邮政区尺度上对北京市1949年以来城市空间经济发展进行了探讨。基于空间邻近矩阵和不同距离矩阵的Global Moran＇sI和Local Moran＇sI都表明解放后市区并没有明显的经济集聚,50多年来空间经济发展模式几乎都是以市区为核心集聚式发展;尽管郊区一些重要乡镇呈现出发展势头,但几乎没有和周边地区形成互动关系,而是和市中心或其它地区保持较强的联系。分析还表明,北京地区经济的空间相互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大体在60km以内,市场经济时代（1983-2002年）提高到75km。北京经济空间模式经历了以下6个阶段：①1957-1982年,中心集中发展;②1983-1987年,沿京津廊道空间组织;③1988-1992年,北部为主的城市中心发展;④1993-1997年,城市中心集中扩张模式;⑤1998-2002年,城市中心填充发展;⑥2002-2004年,出现了城市空心化结构态势,空间经济组织面临新一轮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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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化外部性对城市空间的影响 [J].
本文分析了学区房和学区的不同意义,进而对学区的正负外部性进行了解析,认为学区、学校、个人、政府间复杂的博弈关系最终导致了城市中的社会空间分异和居住空间分异的加强。在梳理发达国家主要城市经验、对比北京市与剑桥市的学区发展基础上,指出当前的划区政策增强了学区的稀缺性,却没有增加公平性,从而助推房价的高涨。为了更好地促进教育均等化实现,政府应努力提高优质教育学校的数量;形成资本性收入在学校和市场间的合理流动与分配;废弃以学区为主实施优质学区管理的办法,实施学校分层化管理,从而促进教育公平性和对人力资源开发这一综合目标的实现。
The external effect of Jiaoyufication upon urban space .
本文分析了学区房和学区的不同意义,进而对学区的正负外部性进行了解析,认为学区、学校、个人、政府间复杂的博弈关系最终导致了城市中的社会空间分异和居住空间分异的加强。在梳理发达国家主要城市经验、对比北京市与剑桥市的学区发展基础上,指出当前的划区政策增强了学区的稀缺性,却没有增加公平性,从而助推房价的高涨。为了更好地促进教育均等化实现,政府应努力提高优质教育学校的数量;形成资本性收入在学校和市场间的合理流动与分配;废弃以学区为主实施优质学区管理的办法,实施学校分层化管理,从而促进教育公平性和对人力资源开发这一综合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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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入学”下的住宅价格分析: 学区房中的教育资本化问题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9138.2017.0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就近入学”政策下，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均衡性倒逼大众“以房择校”。利用天津市13个区3976个楼盘的69001套住宅数据，构建特征价格模型，考察教育资源对学区房价格的溢价效应。在控制住房特征、楼盘特征、社区特征和行政特征后，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教育资本化已经成为基础教育的普遍现象，各类学校对住宅均存在溢价效应；第二，教育资本化存在显著的马太效应，即优质教育资源的溢价十分明显，且重点中学溢出效应大于重点小学，而普通教育资源溢价效应微弱；第三，区域间住宅价格差异主要来源于重点学校学区房价格差异；第四，户型与学区房溢价幅度、房价区域差异呈负相关关系。“就近入学”政策下，机会公平并不能保证质量公平，教育资本化问题只是使不公平形式更隐蔽，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的公平性问题。
Analysis of housing price under the policy of "admission into the nearest school": The problem of educational capitalization in the school district housing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9138.2017.0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就近入学”政策下，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均衡性倒逼大众“以房择校”。利用天津市13个区3976个楼盘的69001套住宅数据，构建特征价格模型，考察教育资源对学区房价格的溢价效应。在控制住房特征、楼盘特征、社区特征和行政特征后，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教育资本化已经成为基础教育的普遍现象，各类学校对住宅均存在溢价效应；第二，教育资本化存在显著的马太效应，即优质教育资源的溢价十分明显，且重点中学溢出效应大于重点小学，而普通教育资源溢价效应微弱；第三，区域间住宅价格差异主要来源于重点学校学区房价格差异；第四，户型与学区房溢价幅度、房价区域差异呈负相关关系。“就近入学”政策下，机会公平并不能保证质量公平，教育资本化问题只是使不公平形式更隐蔽，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的公平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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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外来人口集聚型城中村流动人口职住分离研究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04.003 [本文引用: 1] 摘要
居住和就业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职住分离现象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采用人口集聚指数、GIS空间分析及Logit回归分析等方法,利用北京市"六普"及实地调研数据,来获取外来人口集聚型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及职住特征,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北京流动人口集中于城市拓展区,呈"环状圈层"分布特征。2近郊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普遍较长,职住分离较明显,相应通勤时间也较长;远郊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较短,以就地工作为主,由于远离城市核心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较差。3家庭就业人数、未成年及老人数、住京时长、收入、受教育程度、行业、交通工具选择等对其通勤距离具有显著影响。上述结论可为研究城市弱势群体工作居住空间结构、制定城市规划等提供参考。
Job-housing mismatch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urban villages of Beijing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04.003 [本文引用: 1] 摘要
居住和就业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职住分离现象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采用人口集聚指数、GIS空间分析及Logit回归分析等方法,利用北京市"六普"及实地调研数据,来获取外来人口集聚型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及职住特征,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北京流动人口集中于城市拓展区,呈"环状圈层"分布特征。2近郊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普遍较长,职住分离较明显,相应通勤时间也较长;远郊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较短,以就地工作为主,由于远离城市核心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较差。3家庭就业人数、未成年及老人数、住京时长、收入、受教育程度、行业、交通工具选择等对其通勤距离具有显著影响。上述结论可为研究城市弱势群体工作居住空间结构、制定城市规划等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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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人口迁居特征、迁居原因和影响因素分析 [J].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大城市出现了中心区人口减少、外围区人口增多的变化趋势，其中，市内人口的迁居是重要原因之一．本文以广州市为例，对迁居特征和迁居原因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迁居者本身、社区因素、城市规划与建设、经济发展、人口政策、土地制度和住房政策等因素对人口迁居的影响，认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是现阶段影响中国人口迁居最根本的因素．
Analysis on characteristics, causes and influential aspects of urban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China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大城市出现了中心区人口减少、外围区人口增多的变化趋势，其中，市内人口的迁居是重要原因之一．本文以广州市为例，对迁居特征和迁居原因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迁居者本身、社区因素、城市规划与建设、经济发展、人口政策、土地制度和住房政策等因素对人口迁居的影响，认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是现阶段影响中国人口迁居最根本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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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广州城市居民居住与就业地区位选择的空间关系及其变迁 [J].https://doi.org/10.11821/xb201002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近年来，中国城市交通拥挤现象日渐突出，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单一交通供给已经很难满足交通日益增长的需求。交通需求管理成为解决交通拥挤问题的又一出路。因居民居住与就业地空间分离而产生的日常通勤是构成高峰小时交通需求的主要原因。以广州市为例．采用追溯式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分析1996—2007年居民居住与就业地区位选择与变迁．并探讨其影响因素和机制。研究发现，体制转型对居民居住与就业地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街区，居民的居住地与就业地相对稳定；市场化改革后新建或改建的街区。居民搬家和换工作的频度较高。在1996．2007年期间．居民居住地与就业地距离总体上呈现增加趋势，以商品房小区最为明显，价格、环境与岗位属性是影响居民搬家和变换工作的主要原因．在与短距离通勤无法兼得的情况下．很多居民选择以长距离通勤为代价换取更好的居住与就业条件。其次．保障性住房政策下形成的典型街区内部居民分化明显，形成原住户、转售后的商品房住户、转租房住户等三类为主导的住户结构．前两者存在较明显的居住与就业空间不匹配现象。此外，区位和个人属性也影响着居民居住与就业地的选择两者的空间距离。在区位方面，城市中心区的就业吸引力仍较突出．靠近中心区的住户居住与就业距离较短．且呈近距离重新择居或择业：由于居住外迁和产业外迁而分别引发的长距离向心型和外向型通勤共同存在．尤其是前者：在个人属性方面．中等收入水平的阶层是搬家和变换工作相对频繁的阶层。宏观层面上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的不匹配、城市空间拓展、单一功能外迁下的用地结构、社会经济转型与政策性福利以及阶层分化背景下引发的个性化选择等是影响居17
The situation and transition of jobs-housing relocation in Guangzhou, China .https://doi.org/10.11821/xb201002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近年来，中国城市交通拥挤现象日渐突出，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单一交通供给已经很难满足交通日益增长的需求。交通需求管理成为解决交通拥挤问题的又一出路。因居民居住与就业地空间分离而产生的日常通勤是构成高峰小时交通需求的主要原因。以广州市为例．采用追溯式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分析1996—2007年居民居住与就业地区位选择与变迁．并探讨其影响因素和机制。研究发现，体制转型对居民居住与就业地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街区，居民的居住地与就业地相对稳定；市场化改革后新建或改建的街区。居民搬家和换工作的频度较高。在1996．2007年期间．居民居住地与就业地距离总体上呈现增加趋势，以商品房小区最为明显，价格、环境与岗位属性是影响居民搬家和变换工作的主要原因．在与短距离通勤无法兼得的情况下．很多居民选择以长距离通勤为代价换取更好的居住与就业条件。其次．保障性住房政策下形成的典型街区内部居民分化明显，形成原住户、转售后的商品房住户、转租房住户等三类为主导的住户结构．前两者存在较明显的居住与就业空间不匹配现象。此外，区位和个人属性也影响着居民居住与就业地的选择两者的空间距离。在区位方面，城市中心区的就业吸引力仍较突出．靠近中心区的住户居住与就业距离较短．且呈近距离重新择居或择业：由于居住外迁和产业外迁而分别引发的长距离向心型和外向型通勤共同存在．尤其是前者：在个人属性方面．中等收入水平的阶层是搬家和变换工作相对频繁的阶层。宏观层面上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的不匹配、城市空间拓展、单一功能外迁下的用地结构、社会经济转型与政策性福利以及阶层分化背景下引发的个性化选择等是影响居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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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启示 [J].
论文在明确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明晰了概念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地方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包容性概念,包括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2个维度;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是2个相关但各具独特内涵的概念,研究过程中应对其进行有效区分;地方依恋会影响地方认同,二者都有助于地方感的构建;未来研究中应该从概念构建上突出地方本身的独特性和典型性,研究中应综合运用多种方法,空间上应区分地方感的不同空间尺度,时间上则应强调地方感研究的动态观点.
Concepts analysis and research implications: Sense of place, place attachment and place identity .
论文在明确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明晰了概念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地方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包容性概念,包括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2个维度;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是2个相关但各具独特内涵的概念,研究过程中应对其进行有效区分;地方依恋会影响地方认同,二者都有助于地方感的构建;未来研究中应该从概念构建上突出地方本身的独特性和典型性,研究中应综合运用多种方法,空间上应区分地方感的不同空间尺度,时间上则应强调地方感研究的动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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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认同: 环境心理学视角下的分析 [J].https://doi.org/10.3724/SP.J.1042.2011.0138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roshansky提出的“地方认同” (place identity, 1978)一词, 是环境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人对居住环境的自我认同, 用于理解和测量“人-地关系”。已有研究分别从认知、情感和行为等方面论证了“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地方感”及“地方依赖”等概念之间的区别; 并在个体、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上均发现了影响地方认同的因素。未来的研究将采用社会认知的实验技术、以及纵向研究设计方法等, 一方面探讨地方认同的内在心理机制, 另一方面则利用此概念探索解决有关的现实问题。
Place identity: Analysis from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 .https://doi.org/10.3724/SP.J.1042.2011.0138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roshansky提出的“地方认同” (place identity, 1978)一词, 是环境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人对居住环境的自我认同, 用于理解和测量“人-地关系”。已有研究分别从认知、情感和行为等方面论证了“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地方感”及“地方依赖”等概念之间的区别; 并在个体、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上均发现了影响地方认同的因素。未来的研究将采用社会认知的实验技术、以及纵向研究设计方法等, 一方面探讨地方认同的内在心理机制, 另一方面则利用此概念探索解决有关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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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jectories of middle-class belonging: The dynamics of place attachment and classed identities [J].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13516522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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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neighborhood change: Real neighborhoods under the microscope [J].https://doi.org/10.2307/4195894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Residential mobility is a process that changes lives and neighborhoods. Efforts to build strong communities are unavoidably caught up with this dynamic but have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its complexities. To shed light on the underlying forces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this study uses a unique panel survey from the Casey Foundations Making Connections initiative targeting poor neighborhoods in 10 cities. The study classified households in the 10 cities as movers, newcomers, or stayers, and it evaluated the push and pull factors related to their mobility decisions. Cluster analysis revealed discernible types based on life cycle, household economic factors, and neighborhood attachment. The study also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on neighborhood composition, finding that neighborhood change was pnmanly due to differences between movers and newcomers rather than changes for stayers. Combining information on the mix of household types with the components of neighborhood change, the study suggests these neighborhoods functioned in quite different ways that are relevant to family well-be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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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fficient alpha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ests [J].https://doi.org/10.1007/BF02310555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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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social networks the ties that bind families to neighborhoods? [J].https://doi.org/10.1080/0267303060091777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intra-neighborhood social ties on the inter-neighborhood residential mobility of families with children using data from the 1997 and 2002 Child Development Supplements (CDS) of 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PSID). Results suggest that local kinship ties and the social networks of children deter the inter-neighborhood mobility of families with children. Among low-income families, local social ties are even more ‘binding’. These result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policy and housing programs that emphasize inter-neighborhood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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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ying robust, parsimonious neighborhood indicators [J].https://doi.org/10.1177/0739456X04267717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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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ial mobility, community mobility, and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J].https://doi.org/10.1023/A:100665113042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why Americans who move have lower voter turnout than those who stay put. Two hypotheses are drawn from the political science literature. One emphasizes the need to register at one's new address in order to vote. The other locates the cause of lower turnout in the disruption of social connections that results from moving. By distinguishing those who change residences within their communities from those who move outside of their communities, I test the hypothese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both types of moves affect turnout. However, changing residences appears to be more important than changing communitites. Thus it appears that the explanation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ving and turnout derives more from the need to register after moving than the disruption of social 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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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redictors of sense of place dimensions: Attachment to, dependence on,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lakeshore properties [J].https://doi.org/10.1016/j.jenvman.2005.08.003 URL PMID: 16288828 [本文引用: 1] 摘要
Sense of place can be conceived as a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 representing beliefs, emotions and behavioural commitments concerning a particular geographic setting. This view, grounded in attitude theory, can better reveal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xperience of a place and attributes of that place than approaches that do not differentiate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conative domains. Shoreline property owners ( N=290) in northern Wisconsin were surveyed about their sense of place for their lakeshore properties. A predictive model comprising owners' age, length of ownership, participation in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days spent on the property, extent of property development, and perceptions of environmental features, was employed to explain the variation in dimensions of sense of place. In general, the results supported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sense of place in a context where there were moderate to high correlations among the three place dimensions. Perceptions of environmental features were the biggest predictors of place dimensions, with owners' perceptions of lake importance varying in explanatory power across place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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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ghborhood context and residential mobility [J].https://doi.org/10.2307/2061885 URL PMID: 7926188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extends the search for neighborhood contextual effects to residential mobility. We propose that neighborhood consists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domains, both of which are crosscut by substantive (social/physical) and temporal (current/change) dimensions. Measures of neighborhood characteristics consistent with our conceptualization are used to estimate the impact of context on mobility thoughts and on actual mobility in a sample of Nashville residents. Although individual statuses such as age and tenure remain important antecedents of mobility, subjective features of neighborhood context also play a role--albeit limited and indirect--in the decision to move or to s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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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ing tenure and residential mobility in urban China: A study of commodity housing development in Beijing and Guangzhou [J].https://doi.org/10.1177/1078087402250360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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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ng Marcuse: On gentrification and displacement [J].https://doi.org/10.1080/13604810902982250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Peter Marcuse'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gentrification and displacement are immense, not just when measured in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but in analytical rigour, methodological influence, cross‐disciplinary relevance and intellectual–political commitment to social justice. However, his contributions have been conveniently missed in the disturbing 21st‐century scholarly, journalistic, policy and planning rescripting of gentrification as a collective urban good. This paper charts and exposes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on this pivotal urban process by critically engaging with recent arguments that celebrate gentrification and/or deny displacement. I explain that these arguments not only strip gentrification of its historical meaning as the neighbourhood expression of class inequality; they are also analytically defective when considered alongside Marcuse's conceptual clarity on the various forms of displacement in gentrifying neighbourhoods. Understanding and absorbing Marcuse's crucial arguments could help critical urbanists breach the defensive wall of mainstream urban studies, and reinstate a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in gentrific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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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ghborhood change and urban policy [J].https://doi.org/10.1177/0739456X9601500301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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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surement of place attachment: Validity and generalizability of a psychometric approach [J].https://doi.org/10.1016/S1389-9341(03)00041-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o enhance land managers' ability to address deeper landscape meanings and place-specific symbolic values in natural resource decision making, this study evaluated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a place attachment measure designed to capture the extent of emotions and feelings people have for places. Building on previous measurement effort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validity and generaliz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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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oyufication: When gentrification goes to school in the Chinese inner city [J].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15613234 URL [本文引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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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J].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11.07.007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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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clusters: A bridge between economic and spatial policies in the case of Beijing [J].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14.06.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Economic clusters have been recognised as important elements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c strategies, but their role in spatial planning is under-appreciate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itiatives and outcomes of economic clusters in relation to urban spatial planning in the periods of planned and market economies in China.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practices in Beijing, the effect of economic clusters in facilitating local growth and shaping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s revealed. The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clusters in achieving synergy between economic and spatial policies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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