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超
, 尹梁明
YE Chao, YIN Liangming
收稿日期: 2018-05-14
修回日期: 2018-12-18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3-28
版权声明: 2019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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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简介：叶超(1978— ),男,甘肃武威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镇化与空间生产、地理学思想与方法、文化地理。E-mail: yeover@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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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历史上,中外地理系或地理专业被撤销或改名的事件不断重演,催生出地理学是否为一门脆弱的学科的关键问题。文章选取在地理学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事件作为典型案例,在分析其背景的基础上,根据多种文献资料,深入透视该事件的真相及其后续影响。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的原因非常复杂,主要是科学主义盛行的氛围、大学管理者的傲慢、自然与人文的内斗、政治因素、歧视同性恋、大学财政拨款受限、特定的时代背景等。地理学的脆弱性实际上是学科身份认同和如何定位的问题,它主要取决于如何处理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社会、政府与管理部门的关系,也就是地理学的科学性、社会性和政治性。作为一门早已独立且历史悠久的交叉学科,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社会和政治的密切关联既是其脆弱之处,也是其优势所在。
关键词：
Abstract
The elimination of geography at Harvard University is a big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geography, which contributed to a key question whether geography is a vulnerable discipline. The elimination of geography at Harvard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the history of geographic though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elimination of geography at Harvard as a typical case and attempts to reveal the truth and the influences of the ev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tories in some references. The present essay is not just a case study of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geography, but an opportunity for reflection and an invitation to learn from history and to apply these lessons to the present.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re were six reasons for the elimination of geography at Harvard, including the prevailing atmosphere of science, the arrogance of the university management, infighting between natural sciences and humanistic studies, the political factor of excluding communist influence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homosexuals, university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rticular period. The vulnerability of geography is actually a matter of identity, and is how to position the subject. It depends on how geography deals with its own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disciplines, society, the government, and management, which involves the scientific, social, and political nature of geography. As an independent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with a long history, geography is closely related to other sciences, society, and politics. This is both a vulnerability and an advantage. The identity of other disciplines and societal issues are important to geography. Geography should adapt and change.
Keywords：
地理学是一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学科。作为一门与其他学科有着紧密关联的交叉学科,地理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整体科学的演进,并受社会思潮和实践影响(Kitchin et al, 2013)。这在使得地理学相对容易地切入其他学科并产生新理论的同时,也面临认同和身份危机。在中外历史上,地理机构、地理系与地理专业被撤销或更名的事件层出不穷。因而产生一个关键问题：地理学是一门脆弱的学科吗?要透彻理解和恰当回应这一问题,必须回到历史,回到那些反映该问题的具体事件中,通过多角度的检视,才能有所发现。其中,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事件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一个事件,也是一个透视该问题的典型案例。
1948年,哈佛大学撤销了地质和地理部的地理系(主要是人文地理),解雇了几个教师,自然地理并入地质系,这被称为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事件(后文简称“哈佛事件”)。该事件具有多重效应。它是“计量革命”的前奏或导火线——计量革命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但直到50年代末才开始兴起(Burton, 1963)。同时,因为当时的哈佛大学是美国地理研究的重镇,所以该事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也相继撤销地理系。其后,美国、英国、加拿大、苏联等地理学强国甚至中国的地理学都受到冲击,地理系或被直接取消,或改换门庭(Aschmann, 1962; 孙俊, 潘玉君, 2011)。地理教育缺失的一个后果是,普通公民尤其是中学生,对于世界甚至他们自己所生活的国家都知之甚少(Downs et al, 1988; 马丁, 2008)。所以,哈佛事件反映出地理学身份认同的危机,从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地理学发展的现实性问题(孙俊, 潘玉君, 和瑞芳等, 2011)。
哈佛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已有较多学者对此关注并进行探究。其中,著名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研究最全面、深刻和具代表性(如非特别说明,本文陈述这一事件和归纳其原因的主要资料来源即是据此),他认为个人、学科、学术制度等都有责任,但以区域地理为代表的传统地理学的“描述、迟钝、保守”,也就是“3D”(Descriptive, Dull, Defensive)缺陷实际上是导致哈佛事件的主要原因(Smith, 1987, 1988)。随后,许多地理学者对史密斯的论文进行了相应的回应和争辩。地理学思想史学者杰弗里·马丁(Geoffrey Martin)对德文特·惠特尔西(Derwent Whittlesey)和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在哈佛事件中的作用进行了适度的修正(Martin, 1988);安德鲁·薄瑞光(Andrew Burghardt)(哈佛事件时的本科生)把哈佛事件归因于地质学对资金和职位的过分追求,以及惠特尔西的“生活作风”(Burghardt, 1988);索尔·科恩(Saul Cohen)则认为哈佛事件与地理学过度依赖权威、教学以研究生为导向、地理学结构性的弱点和易分裂特点,及内部建立互助网络的能力有关(Cohen, 1988)。国内学者对此事件的关注也很高,除Sweeper(2000)较早阐述了该事件的一些简要过程之外,也有人提及了哈佛事件的原因(孙俊, 潘玉君, 2011; 张晓祥, 2012; 袁涛, 2017)。但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哈佛事件及其影响的认识还不深刻和全面。
尽管今年距离哈佛事件发生已经超过70 a,但它反映的相关问题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迫切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目前约有近百所高校设有人文地理学学科点,此外还有相当一批高校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专业以人文地理学为基础课程(刘云刚, 2012)。近年来,有些大学在撤销地理系,但有些大学又成立了地理系或恢复了“地理”的名义,这说明地理学的脆弱性和韧性同时存在,也进一步说明了回顾、总结和反思这一历史事件,并从中吸取教训和引为鉴镜的重要性。
哈佛大学的地理学以地质学起家,最早可以追溯到纳撒尼尔·谢勒(Nathaniel Shaler)。1878年,著名地理学家威廉·莫里斯·戴维斯(William Morris Davis)任自然地理学教授并在1904年创建地理系(表1)。后来的关键人物鲍曼曾是戴维斯的学生。在此阶段,地理学被划归地质学。
表1 哈佛大学地理系前后大事记
Tab.1 Major events of geography at Harvard University
| 时间 | 重要事件 |
|---|---|
| 1878年 | 戴维斯获任哈佛大学地质系的自然地理学教授 |
| 1904年 | 戴维斯创建哈佛大学地理系 |
| 1905年 | 鲍曼从哈佛大学毕业(跟随戴维斯学习),成为耶鲁大学的讲师和研究生 |
| 1915年 | 鲍曼成为美国地理学会(AGS)第一任主席 |
| 1928年 | 法国地理学家拉乌尔·布兰查德(Raoul Blanchard)任兼职教师(持续8年) |
| 1928年 | 惠特尔西任地质与地理系人文地理学助理教授 |
| 1930年 | 肯普任哈佛地理讲师 |
| 1931年 | 哈佛地理勘探研究所成立,赖斯任教授 |
| 1933年 | 科南特获哈佛任命 |
| 1935年 | 鲍曼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第五任校长 |
| 1947年5月 | 阿克曼晋升为地理学副教授(赞成7票,反对4票) |
| 1947年6月 | 地质系教授比林斯向巴克建议将地理学和地质学分开,并反对阿克曼晋升 |
| 1948年初 | 地理特设委员会成员建议科南特和巴克提拔阿克曼 |
| 1948年2月 | 校方决定撤销地理系 |
| 1948年10月 | 第一次调查委员会会议,鲍曼对撤销地理系问题保持沉默 |
| 1948年10月 | 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会议上,鲍曼试图向科南特解释地理学是科学的一部分 |
| 1949年5月 | 鲍曼拒绝参加新英格兰地理会议(乌尔曼的邀请),对复兴哈佛地理学态度冷漠 |
| 1965年 | 费舍尔与麻省理工学院联合成立了计算机图形与空间分析实验室(LCGSA) |
| 1991年 | 计算机图形与空间分析实验室解体 |
| 2005年 | 哈佛大学重建了一个“21世纪地理分析中心(CGA)” |
图1 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事件简图(根据Smith, 1987整理)
Fig.1 Simplified diagram of the elimination of geography at Harvard University (
20世纪前半期,美国人文地理开始兴起,地理学也逐渐从地质学中分离。1928年,人文地理学家惠特尔西获任助理教授,他一直想建设一个独立的地理系。尽管他为地质科学部下的地理系争得一些自主权,特别是在课程内容安排上,但一些决定(尤其是关于人员任用和晋升)仍受到地质学家的限制,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人文地理学家爱德华·阿克曼(Edward Ackerman)的晋升问题。
1947年5月,阿克曼晋升为地理学副教授。然而,地质科学学部主任马兰德·比林斯(Marland Billings)对地质学因此损失一半职位感到不满(阿克曼的职位被认为是半地质学半地理学),他认为阿克曼抢走了地质学的资源(Cresswell, 2013)。比林斯在一些地质学教授的支持下,向教务长保罗·巴克(Paul Buck)建议“地理学与地质学差异很大,两者应该分开”(图1)。地质学家柯特利·马瑟(Kirtley Mather)与比林斯持相反的观点,他强烈支持地理系,认为地质系损失一半职位的同时也会获得一半职位。但这种观点完全被比林斯忽略。6月6日,比林斯将反对阿克曼晋升的3封信正式提交给教务长巴克。在信中,他认为“任何新的任命在地质学比在人文地理学中更有价值”。比林斯选择了阿克曼晋升问题作为攻击地理学的借口,成为第一个对地理学发起攻击的人物。惠特尔西不但自己写信给巴克捍卫阿克曼的晋升,而且还邀请一些杰出学者写信给巴克,这些学者包括约翰·赖特(John Wright)、理查德·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胡伯特·申克(Hubert Schenck)。
1947年,巴克召开了一个地理特设委员会(The Ad Hoc Committee on Geography)讨论阿克曼的晋升问题,委员会成员包括赖特、鲍曼,以及哈佛大学的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和巴克本人等。1948年,巴克在科南特的支持下代表校方宣布撤销地理系,并解聘了负责基础课程教学的理查德·洛根(Richard Logan)、爱德华·乌尔曼(Edward Ullman)和阿克曼(图1)。校报《哈佛深红报》(Harvard Crimson)报道认为这是一个“时代错误(Anachronous)”,是“少数地质学教授破坏地理学”(Harvard Crimson, 1948a, 1948b, 1948c)。阿克曼曾试图上诉,但没有成功。
鲍曼在哈佛事件中起着较大作用。他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美国地理学会主席,和科南特还是好友,社会地位和影响非常突出。事实上,作为一名自然地理学家,鲍曼还是支持地理学作为一门大学学科,但同时由于其他原因,他却对哈佛大学地理系的发展不满,以至于加速了哈佛大学地理系的消亡。1949年5月,以人文地理学家乌尔曼为代表的学者曾写信力邀鲍曼参加新英格兰地理会议,并试图呼吁“在哈佛恢复地理学”。但鲍曼以日程繁忙为由拒绝了乌尔曼,哈佛恢复地理系的最后一丝希望由此破灭。
哈佛事件的发生有许多原因,因为涉及人物众多,颇为复杂,有一些至今还不清楚。但归结起来,主要与当时科学主义盛行的学术氛围、大学管理者的傲慢、自然与人文的内斗、抵制共产主义的政治因素、歧视同性恋、大学财政拨款受限、当时的时代与历史背景有关。
美国地理学发展早期受德国学派的影响,既是当时的学术潮流,也是出于务实的考虑。早期美国经济发展和国家的扩张促进了对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的研究,对地貌学和自然地理学很重视。从20世纪开始,环境决定论以及社会政治问题涌现使人文地理开始崛起。
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是一名化学家,曾帮军队制造化学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教务长巴克负责哈佛大学的日常行政管理,是掌握地理系命运的重要人物,但他们对地理学并不支持。在1947年6月,比林斯首次反对阿克曼晋升的后8个月中,巴克已经确信应该撤销地理系(Smith, 1987)。而地质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分化趋势,也与科南特对科学的见解不合拍(Goldsberry, 2013)。科南特虽在1945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时认为地理学是科学,但这种观点主要是受鲍曼的影响,而不是基于对地理学的深刻理解,因而这是一种带保留意见的支持。在他看来,人文地理学不像化学那样具有科学性,这种偏见导致他在地理学和地质学产生分歧时支持地质学一方。这既反映了“科学主义”和大学管理者的傲慢,也是当时地理学自身发展脆弱性的表现。时至今日,这种状况却仍然存在。
随着美国人文地理学的兴起,地质学和地理学之间的斗争和分化开始变得显著。哈佛大学地理系在管理上属于地质学部使得这种矛盾愈发凸显。地理系主任惠特尔西与自然地理的代表人物鲍曼之间也势同水火。惠特尔西曾将表现平庸的哈罗德·肯普(Harold Kemp)引进地理系,使得同行对其怀疑加剧(Cohen, 1988)。鲍曼早期曾试图让惠特尔西将自己的“新世界(The New World )”改编成高中教材,但惠特尔西没有执行。种种纠葛使得两人矛盾不断加剧。在惠特尔西担任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主编时,鲍曼对他的办刊政策也进行批评。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后,鲍曼写信给赖特称“惠特尔西没有为他的学科赢得尊重”。因此,两个重要人物所代表的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的不合,使得哈佛地理系雪上加霜。
哈佛事件发生的1947年,恰是杜鲁门主义出台之时,标志着冷战开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人进行清洗(Smith, 1988)。当时很多保守派认为社会科学是左派激进的一个领域,是政治宣传的堡垒。鲍曼也持此意见。在1945—1948年,鲍曼领导了许多科学家(被称为鲍曼委员会, 科南特是成员之一)反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将社会科学纳入。他认为,社会现象研究涉及人的偏见和社会哲学,不应与自然科学相提并论(Martin, 1988)。这与他对人文地理学的偏见如出一辙。这说明地理学家或科学家的政治倾向也是影响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
鲍曼对身为同性恋的惠特尔西一直心存厌恶。在1940年底,同性恋仍然是社会反感和避之不及的。在右翼思想主导的阶段,同性恋者与共产主义者一样不被视为美国公民,而杜鲁门政府则是以安全隐患为由,禁止或解雇已知或疑似的同性恋者。鲍曼对同性恋的厌恶正如他对共产主义和社会科学的态度,这使他将这种反感投射到惠特尔西和人文地理学,进而对撤销地理系袖手旁观。
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也是哈佛事件的一个诱因。1945—1947年,教学人员数量增长,大部分大学面临财政问题,哈佛大学也不例外。科南特和巴克撤销地理系的决定部分出自财务的考量。作为私立学校,哈佛大学发展的大部分经费来源于私人捐款。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赖斯(Alexander Hamilton Rice)的妻子,原名埃莉诺·埃尔金斯(Eleanor Elkins),是一个富有的社会人物。1915年,埃尔金斯给哈佛捐赠建立了怀德纳(Widener)图书馆,以纪念在泰坦尼克号上去世的儿子和第一任丈夫。大萧条初期,埃尔金斯想以向美国地理学会(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AGS)提供100多万美元为条件让她丈夫获得主席职位(赖斯和鲍曼都是AGS主席的候选人),但被拒绝。之后,埃尔金斯转而资助哈佛地理研究所(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条件是哈佛大学要授予她的丈夫赖斯教授职位,当时的校长阿伯特·劳伦斯·洛厄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接受了她的条件。因此,鲍曼等人认为赖斯用金钱换取了哈佛大学教授的职位(Cohen, 1988)。1931年,该研究所成立时,惠特尔西、柯克·布莱恩(Kirk Bryan)等地质科学部成员都不与赖斯联系,并试图让管理层与研究所分离。鲍曼认为赖斯和研究所“在地理研究上乏善可陈”。捐赠人与地理系的矛盾对地理系撤销事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哈佛事件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性。别的学科对地理学的攻击有学科霸权和学科政治的成分,但根本上还在于区域地理范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和学科的需求。区域地理传统主导了20世纪前半期,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是代表作(Hartshorne, 1939)。二战以后,许多国家需要重建,以往区域描述的方法已经不适应现实发展的需求,致使区域学派发展进入瓶颈期。所以,哈佛事件之后,1953年,舍费尔(Fred Schaefer)发表了《地理学中的例外论：方法论的检视》一文,掀开了与区域派斗争的序幕(Schaefer, 1953; Hartshorne, 1954, 1955, 1958; 叶超等, 2009, 2012)。其后,一些年轻的学者将舍费尔文章奉若圭臬,开始提倡数量化、交叉化、理论化为主导的地理研究,掀起了“计量革命”,使地理学暂时渡过难关,最后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变革时期(Ackerman, 1945; Smith, 1987; Tadaki et al, 2012)。
哈佛事件对美国地理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实际上,虽然力量大遭削弱,哈佛地理学发展并未完全停步。与地理学相关的景观设计学以及霍华德·费舍尔(Howard Fisher)为代表的计算机图形学与空间分析实验室仍然存在。1965年,费舍尔获得福特基金赞助,与麻省理工学院联合成立了计算机图形与空间分析实验室。后来,随着费舍尔年事渐高,实验室逐渐走下坡路,并于1991年最终解体。1968—1969年,杰克·道格蒙德(Jack Dangermond)在该实验室学习经典空间分析方法和GIS软件开发技术,并于1969年在其家乡建立咨询公司ESRI(Environmental System Research Institute)。2003年,由哈佛大学教务长史蒂文·埃曼(Steven Hyman)组建的空间分析委员会(Committee on Spatial Analysis)发布了“哈佛大学空间分析报告”,宣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将空间数据和空间分析纳入社会文化与物质生命科学研究的时代。计量地理学、计算空间分析、遥感和计算机图形学等领域的进步推动了新研究工具的开发,以满足地球和行星科学、医学、健康、设计和历史可视化、合成和数据分析的需要。因此,学者和学生正在学习空间分析……哈佛大学对空间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兴趣已经开始快速增长”(Richardson, 2005)。
2005年,在哈佛地理空间图书馆和地图图书馆的基础上,哈佛大学建立了一个“21世纪地理分析中心”(The Center for Geographic Analysis, CGA)。该中心有专职人员,可以指导涉及地理空间分析的复杂项目,为研究以及教学开发尖端技术,包括持续监测社会和自然环境,应用GPS、地理信息系统和地理空间映射技术,提供遥感图像与矢量数据(如ArcGIS Explorer和Google Earth)结合的系统(The Center for Geographic Analysis at Harvard University, 2017)。2005年10月20日,哈佛大学历史学家、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查尔斯•卡斯维尔(讲座)教授包弼德(Peter Bol)被委任为CGA第一任主任。包弼德提出,“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地理分析可以为地球、气候、动植物演变及与人类社会相关的学科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CGA在大学的核心任务是搭建地理信息科学与地球行星科学、工程、医学和公共卫生、社会学、法律、政治学和经济学、历史和人文学科之间的桥梁。哈佛研究人员对空间分析、空间建模、空间统计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兴趣是空间分析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道格拉斯·理查森(Douglas Richardson)认为,CGA有助于纠正过去的不足之处,满足新的需求,且具有扩大和发展的巨大潜力(Richardson, 2005)。由此可见,CGA还是侧重于空间分析技术及其应用而已,并不是地理学整体的回归,这仍然延续着一种与当时撤销地理系如出一辙的功利化、实用主义的学科导向。
对哈佛大学来讲,它当时的简单粗暴使其失去了引领地理学发展革新的机会,而且至今哈佛大学并没有重建地理专业。但整个地理学却没有因为它而失去生命。地理学这条大河源远流长,也许偶尔会有枯水期,但它肯定会不息地奔流。
哈佛事件使得地理学发展陷入低谷,其后兴起的计量革命使地理学又焕发生机。若无计量革命,地理学当然可以靠着传统的主题人地关系、区域、空间、地方等继续下去,但如果脱离了科学发展的大轨道,与其他学科无法对话和渗透,脱离了社会现实,那地理学也就名存实亡,就会成为一门不入流的学科。这提示我们,二战后地理学发展的焦点在于方法论上,而非研究对象。
评价一门学科或一个领域学术影响的标准有2个：一是对其他科学和学术有影响,另一是对社会的影响。哈佛事件说明当时的地理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甚微。不管是教务长、校长,大学科内部的地质学家,还是来自其他学科的不认同都反映了当时地理学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实际上是因为地理学不能在学科体系中清楚地阐明其地位和作用,导致其他学科的人对它的认识是模糊的,进而产生误解。这与地理学自身缺乏革新有很大关系。所以,哈佛地理系被撤销的学科内外原因皆有。很多大学相继撤销地理系,说明在科学体系内其他学科对地理学的认同出现了大问题。再加上区域学派方法论不顾或远离当时的社会需求,这是导致地理系相继被撤销的根本原因。
从哈佛事件来看,地理学的脆弱性主要是因为地理学是一门科学性、社会性和政治性兼具的学科。科学性既体现在学科内部(人文和自然)的关系,也体现在学科外部(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地理学需要对其他学科说明自己的科学性或学术性,如果不能有效对话和沟通就无法得到其他学科的认同。社会性体现在地理学是否能获得社会的认同,而社会认同的关键主要取决于地理学能不能反映和跟进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能不能把地理学知识或科学道理普及到公众当中。如果不能,说明地理学缺乏社会认知的普遍土壤,就会使地理学失去至关重要的根基,在遇到生存危机时就无法得到社会的支持。政治性主要体现在包括地理学在内的诸多科学领域之间存在竞争,包括职位、权力、基金会的支持等。学科发展也是一个政治过程,某种意义上讲,任何学科都受到政治化的影响(Peet, 1998)。学科一词的英文discipline,其含义是纪律或规训,强调遵守行业的教条和“规矩”,这种组织化、体制化、权力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化的过程。地理学是“优势”还是被边缘化的学科,实际上正反映了此问题。虽然学科发展中权力的博弈无处不在,但还是存在科学性(学术性)、社会性对权力的抵制与消解,这提示我们只有保持批判性的意识和精神,才能正确地协调和平衡这3个方面之间的关系。
近40年中国地理学发展过程中,地理系撤销或改名的事件也很多,当然,也有重新改回地理的事例。但我们应该在关注这些现象之外,深刻反思其背后的根源与背景。如果不去反思历史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历史悲剧就会重演。只有忠实和批判性地了解和理解历史,才能够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只有面对真实的地理学发展过程和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地理学的伟大和深厚,当然,也就能坦然地面对学科脆弱性的问题。
哈佛事件及其影响也提醒我们,尽管地理学有自身的学科特性,但其他学科和社会对地理学的认同也很重要。地理学不能原地踏步,必须变化。这是历史,也是事实,更是未来的要求。变化基于传统,打破传统,回到传统,革新传统,最后成为新的传统。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学科的历史,就会发现现在的“新”,其实只不过是已有内容的延续和深化。历史提醒我们在说“新”时应非常谨慎,保持一种严谨,这是第一重作用。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也要在此基础上大胆构想和勇于超越,冲破前人或历史的枷锁,尽力地发明和构建理论,以实现我们自身的意义和学术的价值,这是学科历史研究的第二重作用。从历史中总结智慧,它使我们最终破除历史的“神秘主义”而创造新的历史,这既需要个体的警醒和自觉,也需要集体的努力,这是学科历史研究的第三重意义。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我们的任务不仅在于理解我们的地理学及其如何形成,我们也同样需要研究和设计一门作为学科和立地之现实的地理学未来……联合起来我们能够造就一个更好的世界”(引自蔡运龙等, 2016)。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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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系在哈佛的灭亡与计量革命 [EB/OL]. (2012-The elimination of geography at Harvard and quantitative revolution . (2012-09-07)[2018-12-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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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中国化: “跨国、跨界、跨代”知识行动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07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June 2016, David Harvey, one of the most famous geographers, visited China, gave several academic reports, and exchanged ideas with Chinese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fields including geographers, which caused a great sensation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 media. As a representative of Marxist geographers, David Harvey personally wrote to the Chinese colleagues and called for building the future geography together both as a discipline and as a reality on the ground.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ese scholar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opportunity, and to put knowledge into action, which carry out the transnational, transboundary and trans-generational combination so that we can reconstruct Marxist geography and explore the ways and methods of fulfilling it in China. The scholars at different ages, are from different fields such as geography, philosophy, sociology, Marxism, urban planning, architecture, economics, tourism, and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cluding USA and UK. It is the first and the most massive action in the field of Marxism geography in China. With the Marxism spirit of openness and criticism,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Marxist geography and its meanings, contents, methodologies and paths in China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scales.
Knowledge as action: Marxist geograph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07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June 2016, David Harvey, one of the most famous geographers, visited China, gave several academic reports, and exchanged ideas with Chinese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fields including geographers, which caused a great sensation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 media. As a representative of Marxist geographers, David Harvey personally wrote to the Chinese colleagues and called for building the future geography together both as a discipline and as a reality on the ground.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ese scholar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opportunity, and to put knowledge into action, which carry out the transnational, transboundary and trans-generational combination so that we can reconstruct Marxist geography and explore the ways and methods of fulfilling it in China. The scholars at different ages, are from different fields such as geography, philosophy, sociology, Marxism, urban planning, architecture, economics, tourism, and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cluding USA and UK. It is the first and the most massive action in the field of Marxism geography in China. With the Marxism spirit of openness and criticism,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Marxist geography and its meanings, contents, methodologies and paths in China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sc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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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高校人文地理学教学改革与实践: 中山大学的探索 [J].
学科发展的根本在于人才培养,而人才培养的基石是课程体系。目前中国约有150多所高校开设了人文地理学专业,由于学科背景不同,形成了多种人文地理学教学课程体系,由此培养的学生知识结构也千差万别。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中山大学实施人文地理学本科教学改革和教学计划调整的研究实践,在对比探讨国内外各代表院校人文地理学专业学科课程设置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本专业就业形势、历史传统、师资情况,提出了以"宽基础、强专业、重实践"为基本导向,以"突出精品、减量增效、资源共享、彰显个性、完善体系"为基本原则的课程改革计划,对人文地理学的教学改革、课程设置提出了基于实践的规范建议。希望此经验有助于国内各院校人文地理学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也为其他相关专业的教学改革和课程设置提供参考。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on human geography: A case study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
学科发展的根本在于人才培养,而人才培养的基石是课程体系。目前中国约有150多所高校开设了人文地理学专业,由于学科背景不同,形成了多种人文地理学教学课程体系,由此培养的学生知识结构也千差万别。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中山大学实施人文地理学本科教学改革和教学计划调整的研究实践,在对比探讨国内外各代表院校人文地理学专业学科课程设置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本专业就业形势、历史传统、师资情况,提出了以"宽基础、强专业、重实践"为基本导向,以"突出精品、减量增效、资源共享、彰显个性、完善体系"为基本原则的课程改革计划,对人文地理学的教学改革、课程设置提出了基于实践的规范建议。希望此经验有助于国内各院校人文地理学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也为其他相关专业的教学改革和课程设置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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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科学的兴衰: 借饶毅教授哈佛生物学之思看地理学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6804.2011.06.009 URL 摘要
本文集中于影响深远的＂哈佛事件＂,分析了地理学在哈佛被取消的原因,结合与哈佛生物学兴衰同期的地理学发展及当前地理学的现状,给出了该事件的启示：其一,给予新方向充分的注意;其二,加强基础理论建设;其三,加强地理学学科一体化,避免＂二元论＂之争。
Talking about the rise and fall of science: Thinking geography with professor Rao Yi's thoughts on Harvard biology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6804.2011.06.009 URL 摘要
本文集中于影响深远的＂哈佛事件＂,分析了地理学在哈佛被取消的原因,结合与哈佛生物学兴衰同期的地理学发展及当前地理学的现状,给出了该事件的启示：其一,给予新方向充分的注意;其二,加强基础理论建设;其三,加强地理学学科一体化,避免＂二元论＂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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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普及中行为缺失的案例剖析: 以地理学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8357.2011.02.009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以地理学为案例对科学普及中的行为缺失的研究，揭示出地理学公众认同危机是地理学面对公众行为缺失的苦果二这种行为缺失导致地理学无法满足社会各类群体的需求。寻求学术地理学与公众的对接，把握“区域”尺度及其尺度转换的研究，依靠具有优势的“计量革命”遗产，采取必要的行为措施，是走出地理学公众认同危机的主要途径。
An analysis of the lack of behavior in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 A case study of geography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8357.2011.02.009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以地理学为案例对科学普及中的行为缺失的研究，揭示出地理学公众认同危机是地理学面对公众行为缺失的苦果二这种行为缺失导致地理学无法满足社会各类群体的需求。寻求学术地理学与公众的对接，把握“区域”尺度及其尺度转换的研究，依靠具有优势的“计量革命”遗产，采取必要的行为措施，是走出地理学公众认同危机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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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方法论变革的案例剖析: 重新审视《地理学中的例外论》之争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09.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方法论是关涉地理学性质和发展走向的关键问题。案例剖析是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方法。本文选取在地理学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地理学中的例外论:方法论的检视》一文及其引发的争议作为案例,在分析其背景的基础上,深入透视和拓展该文对地理学方法论性质的认识,重新审视和评价了"例外论"之争及其现实意义。该案例剖析表明:方法论是方法的科学化、逻辑化和整体化,方法论的基本性质是动态演替性;地理学方法论发展的途径有传承型、革新型和调适型,对于地理学都不可或缺;方法论的发展不断经历着"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地理学能够并且应该为方法论研究和争论创造平台。当前中国地理学迫切需要加强方法论的探索和革新。
Re-evaluating Schaefer and his criticizing on exceptionalism in geography: A case study on the innovation of methodology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09.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方法论是关涉地理学性质和发展走向的关键问题。案例剖析是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方法。本文选取在地理学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地理学中的例外论:方法论的检视》一文及其引发的争议作为案例,在分析其背景的基础上,深入透视和拓展该文对地理学方法论性质的认识,重新审视和评价了"例外论"之争及其现实意义。该案例剖析表明:方法论是方法的科学化、逻辑化和整体化,方法论的基本性质是动态演替性;地理学方法论发展的途径有传承型、革新型和调适型,对于地理学都不可或缺;方法论的发展不断经历着"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地理学能够并且应该为方法论研究和争论创造平台。当前中国地理学迫切需要加强方法论的探索和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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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理与系统地理二元论的演变及其透析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2050001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地理学是一门追求普适性的学科,还是强调其独特性,这个"普适"与"例外"的问题曾引起地理学史上最大的方法论争论。它反映出系统地理学与区域地理学的二元论。系统地理学家强调地理学追求一般法则,区域学派则认为研究独特的区域是地理学的核心。这种二元论争论在古希腊时代就初见端倪,"舍费尔—哈特向之争"则使其达到顶点。对争论的历史根源和发展演变的分析表明:虽然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特向和舍费尔都至少在形式上反对只强调系统和区域中的一个而忽视另一个的做法,但是他们的兴趣、价值观导致的偏好和地理学史观的重大分歧,使他们最终对区域地理和系统地理的倾向不一样。20世纪80年代的"哈特—格里奇之争"只是这种二元论的一个余波。其后,多元主义方法论的兴起使得这种二元论争论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后现代地理学聚焦于"批判的区域研究",实质上仍是这种争论在新时代的变种。中国地理学界缺乏此种争论,原因可能在于"实用主义"的学术导向、学术环境、学术评价体制、折中调和的理论构建方式等。这不利于中国地理学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Causes and effects of dualism between regional geography and systematic geography .https://doi.org/10.11821/yj2012050001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地理学是一门追求普适性的学科,还是强调其独特性,这个"普适"与"例外"的问题曾引起地理学史上最大的方法论争论。它反映出系统地理学与区域地理学的二元论。系统地理学家强调地理学追求一般法则,区域学派则认为研究独特的区域是地理学的核心。这种二元论争论在古希腊时代就初见端倪,"舍费尔—哈特向之争"则使其达到顶点。对争论的历史根源和发展演变的分析表明:虽然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特向和舍费尔都至少在形式上反对只强调系统和区域中的一个而忽视另一个的做法,但是他们的兴趣、价值观导致的偏好和地理学史观的重大分歧,使他们最终对区域地理和系统地理的倾向不一样。20世纪80年代的"哈特—格里奇之争"只是这种二元论的一个余波。其后,多元主义方法论的兴起使得这种二元论争论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后现代地理学聚焦于"批判的区域研究",实质上仍是这种争论在新时代的变种。中国地理学界缺乏此种争论,原因可能在于"实用主义"的学术导向、学术环境、学术评价体制、折中调和的理论构建方式等。这不利于中国地理学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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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地理系的解散与地理学的崛起 [J].
在哈佛大学300多年的历史里仅仅取消过一个学科——地理学。1948年,哈佛大学在校董会上宣布解散地理系。哈佛大学地理系的“倒下”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哈佛大学的地理系可谓是全美历史最悠久的地理系,师资力量也最强,是地理学科领域内的权威。这样的一个系为什么要解散呢？这还要从头说起。现代地理学是地理大发现时期（15~17世纪）之后逐渐出现的,西方人的足迹开始遍布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
The dissolution of Harvard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the rise of geography .
在哈佛大学300多年的历史里仅仅取消过一个学科——地理学。1948年,哈佛大学在校董会上宣布解散地理系。哈佛大学地理系的“倒下”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哈佛大学的地理系可谓是全美历史最悠久的地理系,师资力量也最强,是地理学科领域内的权威。这样的一个系为什么要解散呢？这还要从头说起。现代地理学是地理大发现时期（15~17世纪）之后逐渐出现的,西方人的足迹开始遍布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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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2006: 哈佛大学地理系的灭亡与地理学的重生 [EB/OL]. (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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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 training, wartime research, and immediate professional objectives [J].https://doi.org/10.1080/0004560450935727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Provides insights into geographic training, wartime research and immediate professional objectives. Wartime professional deficiencies; Efficient use of professional personnel; Dualism and the neglect of systematic method; Reconciliation of the unity view and American geographic thought of rec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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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y in the liberal arts college [J].https://doi.org/10.1111/j.0033-0124.1958.102_2.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KhΦ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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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cademic war over the field of geography", the elimination of geography at Harvard, 1947-1951 [J].https://doi.org/10.1111/j.1467-8306.1987.tb00151.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After modest but optimistic expansion in the 1940s, the geography program at Harvard University was suddenly terminated in 1948, touching off a widely publicized cademic war over the field of geography. It was a severe blow to the discipline, not only because of Harvard's position in American education but because in the course of the closure the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suggested that geography was not an appropriate university subject. The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the Harvard episode is dominated by oral accounts and discussions of personalities, but a more detached archival reconstruction of events is necessary today, if only to reclaim what actually occurred and thereby to allow us to understand it less defensively. For whatever the role of specific personalities, and Isaiah Bowman appears to have been more instrumental than is generally realized, there is a larger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vulnerability of geography, at Harvard and elsewhere. In the course of the termination and reconsideration of geography at Harvard, several key issues emerged concerning the efficacy of the discipline, and these are still relevant today. While this is mainly a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therefore, it also touches on themes of contemporary relevance. For it may be that today as well as in Harvard in 1948, the discipline itself bears som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ailures that oc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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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antitative revolution and theoretical geography [J].https://doi.org/10.1111/cag.1963.7.issue-4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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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elimination of geography at Harvard, 1947-1951 [J].https://doi.org/10.1111/j.1467-8306.1988.tb00198.x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111/j.1467-8306.1988.tb0019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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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 though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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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ducation and geographers: The role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theory in geographic education [J].https://doi.org/10.1111/j.1467-8306.1988.tb00238.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current focus on geographic ignorance within the discipline and within the mass media offers another opportunity to reform the teaching of geography at all grade levels. Previous reforms have met with little success. We argue that current efforts will succeed only if we integrate ideas from geography, child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Programs of geographic education must link geographic content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learner and with the expectations and knowledge of the teacher. We illustrate this argument using the Guidelines for Geographic Educatio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1984). The concept of a map is central to the Guidelines: of 30 suggested learning outcomes for kindergarten through second grade, 13 depend upon understanding maps. We explore early map understanding by linking Piagetian developmental theory, cartographic theory,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We discuss empirical data on the young child's (1) understanding of maps as graphic representations, (2) ability to use a classroom map, and (3)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geographic hierarchy. Successful reform of the geographic curriculum is possible if we match an understanding of geographic content with an appreci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and spatial skills in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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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ance of spatial thinking now [J/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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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ure of geography: A critical survey of current thought in the light of the past [J].https://doi.org/10.2307/256106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article discusses geographical research. European geographers, notably the Germans, have been much more generally interested in the study of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than those in America. There can be no question that the foundation of geography as a modem science was primarily the work of German students. In whatever country one starts,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y leads backward to the work of researchers Alexander Humboldt and colleagues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urther, though in many countries geographic work has become more or less independent, major changes in geographic thought are found to be expressions of the developments in German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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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on "Exceptionalism in Geography" [J].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med.00304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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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ptionalism in geography reexamined [J].https://doi.org/10.1111/j.1467-8306.1955.tb01671.x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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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of geography as a science of space, from Kant and Humboldt to Hettner [J].https://doi.org/10.1111/j.1467-8306.1958.tb01562.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We consider a reversible jump process on d whose jump rates themselves are random. We show mean square convergence of this process under diffusion scaling to a limiting Brownian motion with a certain diffusion matrix, characterizing effective con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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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dooms major in geographical field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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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report criticizes elimination of geography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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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y loss puzzles Whittlesey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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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ucting research in human geography: Theory,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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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Whittlesey, Bowman and Harvard [J].https://doi.org/10.1111/j.1467-8306.1988.tb00199.x URL [本文引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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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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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nging geography back to Harvard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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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ptionalism in geography: A methodological examination [J].https://doi.org/10.1080/000456053093521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iteSeerX - Scientific documents that cite the following paper: Exceptionalism in Geography: A Methodological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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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war over the field of geography: The elimination of geography at Harvard, 1947-1951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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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 history of geography: Response to comments [J].https://doi.org/10.2307/2563449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http://www.jstor.org/stable/256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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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culture, and the work of physical geography [J].https://doi.org/10.1111/j.1475-5661.2011.00495.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are increasingly regarded as complex and worthy of interdisciplinary scrutiny. In this context, several physical geographers have made calls for their subdiscipline to take a ‘cultural turn’ and engage more fully with human element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However, despite sharing a general commitment to thinking about the material implications of human behaviours, definitions proposed for a cultural physical geography lack theoretical rigour and consistency. This paper interrogates the prospects for a refreshed cultural turn in physical geography by situating it within its constitutive, historical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First, how might ‘culture’ be defined and constituted, and with what implications? This question recognises that conceptual work around culture depends upon the sociotheoretical paradigms that are chosen. Second, an exploration of key moments in the definition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projects and trajectories provides insight into why this turn has not happened before, and what kind of work was pursued in its place. Third, a cultural turn positions physical geography to do particular kinds of work within wider ecologie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Careful reflection on the methods and commitments of different approaches is needed to assess where and how such a project might be at all geographical. The notion of culture embraced and practised by physical geographers has material, epistemological, institutional and ethical implications.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work’ from the outputs to the outcomes of geographical practice creates the conceptual space for much needed reflection and dialogue. A cultural turn that acknowledges the ‘webs of significance’ within which physical geography is embedded presents a progressive trajectory of 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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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ter for Geographic Analysis (CGA) at Harvard Universit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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