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樱
, 周春山, 黄婉玲
LIU Ying, ZHOU Chunshan, HUANG Wanling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7-08-28
修回日期: 2018-01-12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9-04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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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樱(1989-),男,河南南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地理与农村地理的研究,E-mail: 39214534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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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以及新型城镇化、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提出,农村聚落的内容再次成为地理学的研究热点。大都市区作为快速城镇化和生产生活要素集聚的重点区域,其农村聚落的用地变化快速且复杂,成为了农村聚落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利用农村土地非农化指数,将2013年广州市农村聚落分为农耕型农村聚落、非农化起步型农村聚落、非农化发展型农村聚落、非农化主导型农村聚落、非农化型农村聚落五种。结合GIS空间分析,对广州市农村土地非农化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从市域角度,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总体呈现出围绕大都市内核随距离增加而衰减,由外向内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程度逐步升高。②从各区层面,农村土地非农化程度受副中心城镇化发展水平影响显著,近郊区域呈现面状圈层化分布,远郊则表现出沿道路的线状分布特点。③从局部尺度,重大基础设施对周边农村聚落的土地非农化发展有较大拉动作用,导致高土地非农化农村聚落点状出现。随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确定村内路网密度、与主城距离、流动人口、村集体收入、村民人均收入为影响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分析各因子对大都市区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的影响机制。本文对如何利用农村非农化进程促进城市发展、优化调控农村土地利用和规划村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
Abstract
As the result of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strategic decisions promulga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cluding Urban and Rur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New Urbanization,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nd the government's focus on problems facing rural areas, rural population, and agriculture, rural settlements have become a research focus of contemporary geography in China. As a key area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agglome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living factors, the land use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metropolitan areas changes rapidly and complicatedly,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research. This study divided the rural settlements into five categories and then analyz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land non-agricultural degree in Guangzhou City in 2013 using correlated index and G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Rural land non-agricultural degree decreases with the distance between a rural settlement and the metropolitan area, and increases from the outer suburb to the inner suburb.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ural land non-agricultural degree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district centers. The distribution of non-agriculture land in inner suburb areas is zonal spread while the distribution in outer suburb areas is along the main roads. (3) The level of rural development is generally higher where major infrastructure is developed. Finally,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mechanism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land non-agriculture degree in Guangzhou City by using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d geographical detector. 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for how to use rural non-agricultural process to promote urban development, optimize and regulate rural land use, and plan village development.
Keywords：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促使传统农村聚落由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向更为开放的城乡关系转变,土地、资本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增强,推动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快速发展。这一进程正通过城镇用地扩张、产业结构演变、人口流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推动农村地区生产要素分化和重组,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农村用地空间结构。在这一趋势下,农村地区非农化发展速度大幅增加,而非农化的空间表现就是农村非农用地的演变和发展。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城镇化正经历由生产要素驱动向科技驱动、企业主导向以人为本、城乡二元向城乡融合、高速增长向平稳增长转变的时期,个人、科技的驱动作用越发重要,这一特征在大都市区表现更为明显,其农村聚落非农化也呈现新的特征。对于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的广州市,在城镇化发展新特点影响下,农村土地非农化的发展更加复杂,城乡融合趋势更明显,研究其农村土地非农化空间特征和机制能为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城乡土地集约利用和二元体制的优化改善及农村转型发展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农村聚落的研究大致始于19世纪,经历定性描述和基础理论构建时期、理论发展与计量和模式化研究时期、空间分析与人本主义研究时期的发展。研究内容从早期的农村聚落形成发展、空间形态、布局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白吕纳, 1935; 林超, 1938; 金其铭, 1988; 许学强等, 1996)、农业区位论、农村聚落空间演变(沃尔特·克里斯塔勒, 1933; 费孝通, 1998)发展到农村区位条件、类型和职能划分、城乡关系的相关研究(Pacione, 1984; 张小林, 1996)再发展到农村聚落的空间可视化分析模拟、农村聚落转型发展(Erickson et al, 2002; Antrop, 2004)、农村景观、生态环境和内部结构(乔家君等, 2006; 晨光等, 2015; 杨忍等, 2016)、农村规划(冯健等, 2008)以及基于人本思想的人类决策对农村聚落演变的影响、农村社区与农村社会问题的探讨(Nelson, 2001; Brown, 2005; 刘彦随等, 2009)。
农村要素的非农化和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农村非农化的健康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进程相一致。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农村衰退、资源浪费等矛盾日益突出,城乡一体化和统筹城乡发展成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要求。在此要求下,农村要素非农化逐渐展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热点,内容涉及农村人口要素的非农化(谢长青等, 2008; 龙冬平等,2014)、就业非农化(苑韶峰等, 2017)、产业非农化(杨忍等, 2015)以及农村非农化与城镇化相互关系的探讨(曹广忠等, 2016)。而农村土地要素作为空间景观上最直接的体现,其非农化成为近几年的研究重点,目前学者们主要聚焦在农村土地非农化非农化的制度、政策优化(孟宏斌, 2017)、农地保护(杨志荣等, 2008)以及农村土地非农化的空间演变及影响因素(龙花楼, 2012; 李涛等, 2016)。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的一种新的统计学方法(王劲峰等, 2017),该方法主要应用于医学(Wang et al, 2010)、自然科学(Lou et al, 2016)、社会科学、城市化动力机制(刘彦随等, 2012)、环境科学(Li et al, 2013)和农村问题等方面,其中农村问题集中在农村贫困化(刘彦随等, 2017)、粮食问题(胡丹等, 2014)、聚落格局、空间分布和农村用地格局(杨忍等, 2011; 杨忍等, 2013)。
农村土地非农化作为农村城镇化的空间体现,关于其空间演变的驱动机制和影响因子分析成为各学者关注的问题,成果不断涌现。大都市区作为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区域,其都市内核对农村聚落的非农化影响极为强烈,且不同区域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目前关于特定都市区、农村土地非农化与都市内核相互关系以及都市区内部不同区域差异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广州市农村腹地广阔,大都市内核对农村土地非农化的影响深远。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广州大都市区对农村腹地的辐射影响关系及其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的空间特征,在城乡一体化的视角下构建了农村土地非农化的影响机制,并着重分析了不同影响因子的空间差异,以期丰富都市内核辐射下的农村聚落非农化发展研究、非农化与城市经济发展的交互关系研究,并对农村土地利用规划调控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大都市区主要空间特点为：具有一个城镇化水平高度发展的核心区,并具有大面积的农村腹地区域,非大都市区农村腹地往往偏小。2013年广州市域总面积为7434 km²,其中农村总面积为5650.73 km²,占比76.01%,腹地面积广大,且内核空间表征突出,大都市特征显著。
本文选取番禺区、花都区、南沙区以及远郊的增城市、从化市(广州市代管,2014年撤市设区)和白云区、黄埔区、萝岗区(2014年与黄埔区合并)的行政村用地构成广州市大都市区的农村腹地;而海珠区、天河区、越秀区和荔湾区等完全城镇化区域和白云、黄埔、萝岗等近郊高度城镇化区域用地构成大都市区的核心(图1)。剔除无效数据后样本共包含全市1107个行政村。
本文利用广州市村域土地利用现状(2013年)、广州市村庄规划数据库(2013年)和行政区划数据(2013年),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探讨农村用城镇化程度的空间分布、分异特征,结合广州市村庄规划现状调查数据(2013年)和新农村规划以及各县区地方志(2013年)、广州市统计年鉴(2013年)等文件中涉及的社会经济数据,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广州大都市区农村土地非农化程度发展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
本文主要采用的方法是GIS空间分析、线性回归以及地理探测器的相关方法。
(1) 多元线性回归
多元线性回归是常用的解决地理问题的数学分析方法之一,可探讨自变量与因变量统计学关系,从数量关系考虑各因素对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的影响。该模型中各因素的显著性水平可作为其是否是主要影响因素的判断标准。模型表达式为：
式中：Y是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
(2) 地理探测器
相关研究表明,地理探测器方法在探索地理现象空间分异十分有效,因而选取地理探测器为研究广州市农村土地非农化的空间分异及其形成机制的方法。影响因素的地理探测力值q的表达式为：
式中：
土地非农化作为城镇化程度重要的衡量指标,也是城镇化在现实中最直观的体现,本文采用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指数进行量度和分析。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是指某一时间截面下,农村聚落中非农建设用地占总用地的比例,是农村土地非农化程度的量度指标,具体算法为：
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农村非农建设用地/农村土地总量(水域除外)
农村非农建设用地包括居民点建设用地、区域交通设施用地、区域公用设施用地、工业、商业用地、特殊用地、采矿用地等,此外总量还包括农业用地、未利用地、绿地等用地类型。对广州市1107个行政村进行测算,采用自然断点法,结合村庄相关社会、自然数据并结合实地调研对其进行分类(表1);通过GIS软件对不同类型的农村聚落进行空间分析,具体的空间布局如图2。
表1 广州农村聚落类型示意表
Tab.1 Type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Guangzhou City, 2013
| 农村聚落名称 | 土地非农化指数 | 个数 | 分布 | 特点 |
|---|---|---|---|---|
| 农耕型农村聚落 | 0%~12.5% | 396 | 集中分布在从化、增城、南沙等城市远郊区域和部分例如白云山附近自然坡度较大的区域 | 以传统农业为主导产业,区域非农化程度极低,非农用地主要以农村居住用地为主 |
| 非农化起步型农村聚落 | 12.5%~25% | 273 | 多聚集在增城、从化和南沙的大部分区域以及花都、番禺区的外围地区 | 以一产为主导产业,工业化有了初步发展,非农用地主要由少量工业及居住用地构成 |
| 非农化发展型农村聚落 | 25%~50% | 254 | 主要分布在广州中郊、近郊的番禺、花都和白云区域,对行政区内部而言,多集中在副中心的中郊区域 | 一般以第二产业为主,工业化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基础设施得到了一定发展,大量工业用地是非农用地的主要成分 |
| 非农化主导型农村聚落 | 50%~75% | 106 | 集中分布在靠近主城内核的番禺、增城、白云区以及靠近花都副中心的部分区域,从化和增城也有少量分布 | 以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为主,工业高度发展并拉动了第三产业的形成发展,非农用地主要以二三产用地和设施用地为主 |
| 非农化型农村 聚落 | 75%以上 | 78 | 多分布于大都市内核附近和城市副中心附近,在一些重大基础设施(空港、海港、大学城、地铁站)也有点状分布 | 以二产或三产为主要业态,城镇化、非农化高度发达,村庄非农用地多元化,包含产业用地、基础设施、城镇建设用地等 |
图2 广州市农村土地非农化空间特征示意图
Fig.2 The spatial features of non-agricultural degree of rural settlements
从整体上看,广州市农村聚落的非农化水平随其与大都市核心的距离增加而降低,基本上遵循由外向内呈现农耕型农村聚落—非农化起步型农村聚落—非农化发展型农村聚落—非农化主导型农村聚落—非农化型农村聚落的规律。一方面,土地非农化率较高的农村聚落(非农化主导型、非农化型)主要集中在大都市内核的近郊区域,如番禺(外来人口集聚地),花都(工业副中心),增城南部和西部(靠近黄埔、萝岗旧工业区,承接主城工业外扩的区域)以及白云区北部(紧邻主城区域)的农村土地非农化率也较高。这些区域作为传统的城市腹地,区位、资源优势强促进区域农村聚落自发非农化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广州市工业、企业、流动人口等主要集中在城市近郊的天河、白云、黄埔、番禺等近郊区域(周春山等,2004;高军波等2010),大量生产要素和流动人口向近郊集聚,推动了一批以工业、商业、房屋租赁业务为主产业的农村聚落涌现,这些外部力量提升了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
与之相对的,农村土地非农化程度低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远离大都市内核的增城东部和北部、从化区域,地形、外来人口以及基础设施的先天不足导致农村聚落自发土地非农化的发展受到限制,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滞后,区域仍以传统的农业为主要支撑,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同时,远离大都市内核的区位劣势、行政区划和规划的限制,区域受到大都市辐射有限,外部动力匮乏同时受到城市规划和定位的限制,区域整体土地非农化发育水平不足。
大都市内核扩张产生了诸多问题促使广州市采取多中心的发展思路,城市副中心实力得到了提升,带动周边农村聚落的发展。发展较早且城镇化程度较高的花都、番禺副中心在工业和外来人口的集聚效应下,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水平较高,但由于区域自身禀赋和副中心辐射能力有限,整体上以行政中心为核心向外土地非农化水平呈现衰减的面状圈层化分布(图3a)。而增城、从化和南沙等副中心,发展时间较短,辐射拉动作用较弱,区域内农村土地非农化的外部拉力来源仍是主城内核,以区域发展初期的道路经济为主,土地非农化较高的农村聚落呈现沿主干道分布的现状特征(图3b)。
图3 不同发育程度副中心周边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空间结构示意图
Fig.3 Model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land non-agricultural degree around sub-centers
各个行政区受区位、行政区划、资源禀赋、基础设施、自然条件等因素差异的影响,农村土地非农化的发展程度相差较大,发育程度较高的主要是番禺区(50.03%)、花都区(34.01%)以及白云区(32.57%)等近郊区,一方面由于自身区位优势和主城基础设施的不断覆盖,形成了一批以二产、三产为主导产业的非农化主导型农村聚落和非农化型农村聚落;另一方面,作为较早纳入市辖区的几个区域,其承担了主城区产业的外迁和流动人口的迁移,而生产要素的外迁再一次推动了区域工业化、土地非农化的发展。由于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效应,较高土地非农化率的农村聚落分布呈面状组团分布特征。
农村土地非农化率较低的区域主要为从化市(13.56%)、增城市(17.55%),其区位先天劣势较大,加之地形等因素的限制,生产要素难以聚集,自发工业化发展受限。此外,受行政区划的影响,其接受大都市内核的辐射作用较弱。随着两区“撤市设区”的完成,该区域也承担了主城区工业的外扩和人口的外迁,但目前尚处于工业化和土地非农化的初期,高土地非农化水平的农村聚落具有沿主要道路分布的特点。从化较高土地非农化水平的行政村多集中在G45国道和S335省道两侧,增城则集中在广园快速路和广惠高速两侧。
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能够带来大量的资金、企业以及外来人口,造成区域内生产要素的快速集聚,对于珠三角这一典型的工业驱动城镇化发展的区域而言,生产要素的发展往往推动农村土地的非农化进程。因此点状基础设施建设引起部分农村土地非农化远水平高于周边。例如南沙港附近的行政村,多为土地非农化水平在50%以上的农村聚落。且拥有南沙港的南沙区,与同处于中远郊的从化和增城相比,其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水平高出将近10个百分点。
番禺、花都等区的部分农村聚落,受白云机场、火车南站和包含大量文教类基础设施的大学城建设的影响,其产业业态由农业发展为商贸服务业,大量农村土地转为非农用地,拉动了农村土地非农化的发展。此外,地铁这一基础设施的建设降低了出行时间和出行成本,促进了近郊区域职住分离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人口逐渐向近郊区域集聚,其产生的居住、消费等需求促使大量高土地非农化农村聚落的出现。
本文参考相关成果(万晔等, 2002; 姚龙等, 2015)并结合广州市农村聚落的实际情况,选取最能影响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特征的4个大类的影响因子：区位可达性因子(村内路网密度、与主城区距离)、人口因子(户籍人口数量、外来人口数量、机械增长率)、经济指标(村集体总收入、村民人均收入)、土地利用类型因子(工业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村庄建设用地、耕地、园地、林地、其他农用地)共14个影响因子(表2)：
表2 广州市农村土地非农化影响因子
Tab.2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land non-agricultural degree in Guangzhou City
| 因子类型 | 因子名称 |
|---|---|
| 区位可达性 | 村内道路密度 |
| 与主城区距离 | |
| 人口因子 | 户籍人口数量 |
| 外来人口数量 | |
| 机械增长率 | |
| 经济指标 | 村集体收入 |
| 村民人均收入 | |
| 土地利用类型因子 | 工业用地 |
| 商业服务业用地 | |
| 村庄建设用地 | |
| 耕地 | |
| 园地 | |
| 林地 | |
| 其他农用地 |
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选取因子进行相关性和多重共线性检验,选取最佳的影响因子组合。回归分析发现,村内路网密度(X1),与主城区距离(X2),流动人口2012(X3),村集体收入(X4),村民人均收入(X5)与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显著性较高,为显著因子组合,相关系数R分别为0.064、0.319、0.127、0.169、0.221;而户籍人口数量、人口机械增长率、工业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居住用地、耕地、园地、林地、其他农用地9个因子显著性较低。分析得出如下最优模型：
拟合优度R为0.90,调整后
基于地理探测器,利用农村土地非农化分级与各因素的自然断点法分类进行空间耦合匹配分析(图4)。进一步根据地理探测器模型,将村内路网密度(X1)、与主城区距离(X2)、流动人口(X3)、村集体收入(X4)、村民人均收入(X5)5项指标分别与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进行空间探测分析。对因变量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Y)和5个主要因子进行分析,计算得到各因子对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的决定力依次为0.11、0.28、0.38、0.22、0.24。5个因子对农村土地非农化的影响均较为显著。
图4 广州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与要素匹配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land non-agricultural degre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Guangzhou City
综合多元线性回归和地理探测器的相关分析结果,最终确定村内路网密度(X1)、与主城距离(X2)、流动人口(X3)、村集体收入(X4)、村民人均收入(X5)作为影响广州市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的主导因子。
广州市农村土地非农化空间特征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主导因子村内路网密度(X1)、与主城距离(X2)作为交通通达性和联系紧密度重要的因子,造成了农村聚落区位和基础设施的差异。流动人口(X3)因子作为生产生活的主体,其劳动力的经济属性和自身的生活属性主导了农村土地非农化空间特征的形成。而作为农村聚落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经济发展程度指标的村集体收入(X4)、村民人均收入(X5)直接驱动了村庄第二产业和商贸服务业的发展,其他诸如城市规划、基础设施、管理水平和重大节事则一定程度上对这一空间特征起到了调节作用,具体的形成机理如图5。
图5 大都市区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影响机理示意图
Fig.5 Mechanism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land non-agricultural degree in metropolitan areas
(1) 村内路网密度。作为农村聚落可达性和对内对外交通连接性的主要指标,是影响农村产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通常情况下,交通便利、可达性好的区域,因为物流、人流以及信息流较快,有利于生产要素的集聚。对于珠三角而言,工业化与非农化表现出高度的相关性,企业成为过去20年驱动珠三角城镇化、非农化的主体,路网密度高的农村聚落,因自身工业化的发展和外来企业的进驻,土地非农化水平较高。
广州市路网密度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白云、花都和番禺部分工业集中区域和城市近郊区域,其农村土地非农化较其他区域高。而增城、从化的路网密度较低,以与主城区的主干道交通为主,因此构成了高非农化农村聚落的线状分布特点,2个区域外围和花都北侧的部分农村聚落,受地形等多方面因素制约,路网密度极低,形成了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最低的洼地。从行政区来看,路网密度随中心向外衰减,故形成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也围绕行政中心向外呈衰减的状况。由于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以及区域功能定位的转变,一些农村土地非农化推动力逐步由工业向服务业过渡,路网密度的影响减弱,表现最明显的即为番禺区,受功能定位、综合交通的完善以及区域产业升级更新的影响,路网密度的影响力较低(图6a)。
图6 广州市农村土地非农化主导因素分级示意图
Fig.6 Key factors affecting rural land non-agricultural degree in Guangzhou
(2) 与主城区距离。是农村聚落区位优劣势的重要指示因素,也是农村聚落受主城核心经济与公共服务辐射强弱的重要影响因素。相关研究表明,广州的城镇化仍然是近郊城镇化为主(周春山等, 2015),外来人口、企业以及基础设施的分布多集中在近郊区域,近郊农村聚落更容易得到产业发展的机会。此外,随着主城产业外迁,近郊生产要素集中区域往往成为外迁的首选,促进工业化和农村土地非农化进程的加快。中远郊区域由于距离原因,生产要素、基础设施不够完备,难以吸引外迁企业,导致农村土地非农化进程发展缓慢。
由于大都市区农村腹地辽阔,远郊农村聚落容易受到其他辐射中心的影响。一方面,多中心的发展战略促进副中心的形成与发展,部分村庄的辐射中心由主城内核逐步转向为副中心内核,副中心周边的区域,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得到了一定提高,其提高程度和副中心的发育程度呈正比。另一方面,受区域一体化和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影响,部分远郊农村聚落受到临近城市内核的辐射和影响,工业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土地非农化水平得到了提升。例如花都与佛山相邻以及增城与东莞相邻的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程度明显较高(图6b)。
(3) 流动人口。该因素作为农村聚落重要的资源要素和生产指标,对广州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的决定力最强。从人的经济属性角度看,对于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珠三角地区来说流动人口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能极大地推动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从而影响土地非农化水平。从人的社会生活属性来看,外来人口集聚能产生大量的居住、饮食、购物和休闲需求,可促生区域商业、房屋租赁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拉动农村土地非农化的发展。
广州的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番禺、花都和增城近郊区,这些区域原有的乡镇工业较多,大量就业机会促进外来人口进入,而围绕着工业村庄,形成大量的服务型村庄,促进了高土地非农化农村聚落面状布局的特点。而从化、增城的外来人口相对较少,除行政中心周边有少量的外来人口集聚形成的高土地非农化水平农村聚落外,整体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较低。另外,重大基础设施往往能促进外来人口的集聚,从而拉动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的提升,例如南沙港附近、包含大量文教基础设施的大学城周边等区域,高土地非农化农村聚落呈点状分布(图6c)。
(4) 村集体收入。该因素作为农村聚落经济水平重要的指标,是村庄发展程度和村政府服务能力的体现。一般状况下,村集体的收入与村政府服务能力和村庄建设能力成正比,收入越高,基础设施的完善、建设力度越高。高集体收入的行政村的主导业态多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多数拥有自己的村办企业,其非农化水平也较高。而村集体的财政收入越低,则意味着村政府相应的建设能力和服务能力受资金制约较大,多以传统的农耕产业为主,产业难以带动土地非农化的发展。
广州市村集体收入较高的行政村多集中在番禺区、白云区,低水平的多集中在花都、南沙的农村聚落。指标较高的行政村多分布在地铁出口附近,主要产业除工业之外,服务业和例如动漫在内的新兴产业也逐步发展。而增城和从化的大部分村庄,由于先天农村工业化发展不足,加之承接主城产业外迁尚处于初级阶段,工业化水平不高,非农化程度也相应较低(图6d)。
(5) 村民人均收入。村民收入也是农村聚落经济水平一个典型指标,对应着村庄居民的购买力、生活需求和村庄经济的发展状况。村民人均收入较高的农村聚落,居民主要从事的行业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若本村有相应产业,则对应村集体收入较高的状况;另一种情况则是周边城镇或农村有较好的就业机会,村民外出打工提升自身的收入水平,促进村民对居住条件、生活条件、通勤条件改善的愿望,间接推动了村庄基础设施、居住用地的建设和增加,从而引发土地非农化水平的提高。
广州市村民人均收入较高的农村聚落集中分布在番禺、南沙和花都地区,且南部各区高于北部。这些区域都有二、三产支撑,大部分村民从事行业也以二、三产为主,整体城镇化水平较高。而从化和增城等远郊区域就业机会较少,虽有一定量的农村居民外出从事二、三产业工作,但大部分地区仍以第一产业为主,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有限(图6e)。
从上述各个区域对比来看,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发展初期,区位因素(与主城距离)和交通要素(路网密度)作为主要因素,对农村土地非农化起到支配作用,道路经济成为土地非农化的催化剂;而后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以及城市结构的转变,区位和交通要素重要性下降,作为生产要素的外来人口等生产要素成为农村土地非农化的重要推手,促进农村聚落经济水平和土地非农化水平提升。而为了推动产业和经济发展,部分行政村利用集体收入完善基础设施、办公设施等,土地非农化水平再次升高。而随着村民收入的增加和外来人口的集聚,生活需求逐步取代生产需求,商业、房屋租赁等服务业推动村庄业态升级和土地非农化程度的提高。
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的空间格局是一个复杂过程产生的结果,其受多种要素共同作用产生(表3)。除了可以定量的因素之外,一些其他要素也对其有较大影响。①城市规划对于区域功能的定位容易引发企业和流动人口等的流动,从而影响土地非农化水平。如从化被划定为水源保护区和生态功能保护区之后,原有的石粉、采矿行业迁出,农村土地非农化发展更加缓慢;②行政区划的调整导致先划入的番禺、花都副中心的发展程度远高于从化、增城区域,土地非农化水平差异明显;③重大节事活动例如亚运会等,大量场馆、分会场建设的用地需求极大地推动了副中心和周边农村聚落的土地非农化进程;④城乡管理以及企业管理对于产业、人口的布局发展均有一定影响,对农村地区的土地非农化也会产生一定的作用。
表3 不同行政区各因素影响强弱分析表
Tab.3 Influences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rural land non-agricultural degree in different districts of Guangzhou City
| X1村内路网密度 | X2主城距离 | X3流动人口 | X4村集体收入 | X5村民人均收入 | |||||||||||||||
|---|---|---|---|---|---|---|---|---|---|---|---|---|---|---|---|---|---|---|---|
| 高 | 中 | 低 | 高 | 中 | 低 | 高 | 中 | 低 | 高 | 中 | 低 | 高 | 中 | 低 | |||||
| 番禺区 | √ | √ | √ | √ | √ | ||||||||||||||
| 花都区 | √ | √ | √ | √ | √ | ||||||||||||||
| 白云区 | √ | √ | √ | √ | √ | ||||||||||||||
| 萝岗区(现黄埔区) | √ | √ | √ | √ | √ | ||||||||||||||
| 增城市 | √ | √ | √ | √ | √ | ||||||||||||||
| 从化市 | √ | √ | √ | √ | √ | ||||||||||||||
| 南沙区 | √ | √ | √ | √ | √ | ||||||||||||||
大都市区作为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集聚了大量的人口、企业和资金等要素,城镇化过程强劲,用地需求旺盛。中心城区强大的经济辐射和土地需求促使周边农村聚落产业提升及用地性质发生变化,从而带动周边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的发展。
(1) 整体上,广州市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及农村聚落随着与大都市内核的距离增加而逐步衰减,而各副中心随发展程度不同,农村非农化空间分布由线状向面状过渡。广州市城镇化目前主要还是以近郊城镇化为主,远郊区域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受限。从各区来看,大体上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基本围绕各区副中心内核向外随距离衰减,但显著性与副中心的发育程度呈正相关。番禺、花都副中心发育程度较高,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围绕副中心呈面状圈层化分布;而从化、增城则由于发育时间较短,副中心辐射能力较弱,土地非农化程度较高的农村聚落集聚在主干道两侧,呈线状集中分布。随着副中心的继续发展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逐步覆盖,区域间差异将为逐步缩小,线状分布的空间特点将逐步演化为面状圈层化分布。
(2) 大都市区农村土地非农化的影响机制复杂和多元化,影响要素随着非农化发展程度呈现由自然要素向生产要素进而向生活要素转变的趋势。除交通、经济、人口等方面可以量化的指标外,城市发展思路、城市规划管理、跨城市之间的区域合作和分工,以及对环境、社会平等、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多元关注都对农村土地非农化产生不同的影响。随着农村聚落非农化的发展,主导因素则呈现由自然、区位因素向生产、产业要素过渡,最终向生活、个人要素发展的状况。
(3) 在大都市区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影响下,农村土地非农化发展是必然的趋势。如何充分利用非农化的过程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成为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科学、合理的新农村规划显得十分必要。在高速发展的农村城镇化背景下,如何构建一个真正留得住文化,而又兼顾农村居民发展诉求的新农村系统也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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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与非农化的空间分异、相互关系和形成机制 [J].Spatial pattern, mutual relationship and driving force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ization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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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交错区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形态演变: 以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为例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5.10.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农牧交错区的阿鲁科尔沁旗为例,选取7个典型村,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与遥感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农牧交错区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形态特征及其与农牧户生计的关系。结果表明:1半农半牧型农村居民点由纯牧型农村居民点演变而来。人口增加导致人地矛盾突出和草原开垦耕种,农牧户生计策略转为畜牧业和种植业结合,农村居民点向半农半牧型转变;2半农半牧型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类型逐渐多样化。从改革开放前居民点内部以农村宅基地占主导,到改革开放后居民点内部公共设施用地、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迅速扩大;3由于农牧户生计活动的多样化和非农化,农村宅基地内部不但包括居住用地(住房),还包括生产性用地和生产辅助性用地(如牲畜的棚圈、菜园和粮草仓库等)。研究认为,半农半牧型农村居民点人均居民点用地和户均宅基地都远大于国家规定的用地标准,是与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和生计需求紧密相关的。
Change in land use form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farming-pastoral transitional zone: A case study in Aluke'rqin Banner, Inner Mongolia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5.10.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农牧交错区的阿鲁科尔沁旗为例,选取7个典型村,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与遥感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农牧交错区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形态特征及其与农牧户生计的关系。结果表明:1半农半牧型农村居民点由纯牧型农村居民点演变而来。人口增加导致人地矛盾突出和草原开垦耕种,农牧户生计策略转为畜牧业和种植业结合,农村居民点向半农半牧型转变;2半农半牧型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类型逐渐多样化。从改革开放前居民点内部以农村宅基地占主导,到改革开放后居民点内部公共设施用地、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迅速扩大;3由于农牧户生计活动的多样化和非农化,农村宅基地内部不但包括居住用地(住房),还包括生产性用地和生产辅助性用地(如牲畜的棚圈、菜园和粮草仓库等)。研究认为,半农半牧型农村居民点人均居民点用地和户均宅基地都远大于国家规定的用地标准,是与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和生计需求紧密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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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小型集镇空间规划与乡村景观重构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7-7588.2008.05.01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集镇空间规划，是政府对乡村与集镇土地资源利用和景观重构实施干预的重要手段，也是引导乡村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重要方式，成为地理学者积极关注和广泛参与的实践领域。以苏中、苏北的10个样本集镇为例，对江苏中小型集镇空间规划的实践进行理论梳理。从典型案例分析来看，中小型集镇的发展特点决定了其空间规划的对应思路，应强调集聚式、团聚状形态，妥善处理好集镇与过境公路和对外交通的关系，强调建设宜人的居住环境，以发展促建设，使规划起到既能指导集镇建设又能寻求集镇发展突破口的作用。具体而言，在集镇的规模预测、性质定位与主导产业选择，路网结构和过境公路与集镇空间形态规划的关系，以及促使集镇功能结构合理布局与景观重构的方式等方面，应因地制宜并形成特色。集镇的空间规划还要体现集镇与周围乡村的空间联系及其中心承转职能，重视空间规划与集镇社区文化之间的关系，借助传统文化要素体现规划的民族特色。
Restructuring the rural landscape and spatial planning of towns in Jiangsu Province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7-7588.2008.05.01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集镇空间规划，是政府对乡村与集镇土地资源利用和景观重构实施干预的重要手段，也是引导乡村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重要方式，成为地理学者积极关注和广泛参与的实践领域。以苏中、苏北的10个样本集镇为例，对江苏中小型集镇空间规划的实践进行理论梳理。从典型案例分析来看，中小型集镇的发展特点决定了其空间规划的对应思路，应强调集聚式、团聚状形态，妥善处理好集镇与过境公路和对外交通的关系，强调建设宜人的居住环境，以发展促建设，使规划起到既能指导集镇建设又能寻求集镇发展突破口的作用。具体而言，在集镇的规模预测、性质定位与主导产业选择，路网结构和过境公路与集镇空间形态规划的关系，以及促使集镇功能结构合理布局与景观重构的方式等方面，应因地制宜并形成特色。集镇的空间规划还要体现集镇与周围乡村的空间联系及其中心承转职能，重视空间规划与集镇社区文化之间的关系，借助传统文化要素体现规划的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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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空间分异研究 [J].The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distribution in Guangzhou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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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时空格局演变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14.04.02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综合运用样带、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1997—2010年江西省县域单元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形成机理。江西省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呈较明显的圈层分布；全省大部分县域为余粮区，过半数的县域人均粮食有所提高，主要集中于赣中平原和赣北鄱阳湖周边地区。江西省县域人均粮食的空间格局主要受1997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与人均耕地面积的影响，仍对农业生产地理基础表现出较大的依赖，粮食政策、市场价格等对区域粮食生产亦有一定影响。样带趋势分析显示14年来全省县域人均粮食的东西向变化较南北向大；样带地理探测分析则有助于深入认识不同农业生产自然条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等县域人均粮食驱动机制的差异。
The evolvement of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per capita grain possession in counties of Jiangxi Province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14.04.02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综合运用样带、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1997—2010年江西省县域单元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形成机理。江西省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呈较明显的圈层分布；全省大部分县域为余粮区，过半数的县域人均粮食有所提高，主要集中于赣中平原和赣北鄱阳湖周边地区。江西省县域人均粮食的空间格局主要受1997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与人均耕地面积的影响，仍对农业生产地理基础表现出较大的依赖，粮食政策、市场价格等对区域粮食生产亦有一定影响。样带趋势分析显示14年来全省县域人均粮食的东西向变化较南北向大；样带地理探测分析则有助于深入认识不同农业生产自然条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等县域人均粮食驱动机制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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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农地非农化空间非均衡及形成机理 [J].
为探寻农地非农化水平空间非均衡及形成机理,确定影响因素对重庆市及所属不同区域农地非农化水平的决定力。研究基于交叉学科视角,利用1997—2013年重庆及所属37个区县(不含渝中区)面板数据,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重庆市农地非农化水平的空间非均衡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重庆市农地非农化水平的时空动态地域性差异特征明显,呈现以区域Ⅰ为中心,区域Ⅱ为中心拓展区,区域Ⅲ和Ⅳ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空间分异格局;重庆市农地非农化水平空间分布表现出高度非均衡特征,其空间非均衡程度在研究时段内呈现出明显的"W"型波浪变化形态,地区间差距仍是导致重庆市农地非农化水平空间非均衡形成的主因;重庆市农地非农化水平空间非均衡形成机理存在显著分区差异,农地非农化水平受控于多种复杂因素,要素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状况及政策制度环境分别是影响研究区农地非农化水平空间分异的基础条件、内在动力、中坚力量和外在条件;影响不同区域农地非农化水平的主导因素具有显著差异性。综合以上结论:由于研究区农地非农化水平空间非均衡特征明显,并受多因素影响,且各因素对不同区域农地非农化水平的决定作用差异明显,所以开展不同区域农地非农化水平空间非均衡及形成机理研究对于农地非农化管控十分重要。
Spatial disequilibrium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of farmland conversion in Chongqing [J].
为探寻农地非农化水平空间非均衡及形成机理,确定影响因素对重庆市及所属不同区域农地非农化水平的决定力。研究基于交叉学科视角,利用1997—2013年重庆及所属37个区县(不含渝中区)面板数据,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重庆市农地非农化水平的空间非均衡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重庆市农地非农化水平的时空动态地域性差异特征明显,呈现以区域Ⅰ为中心,区域Ⅱ为中心拓展区,区域Ⅲ和Ⅳ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空间分异格局;重庆市农地非农化水平空间分布表现出高度非均衡特征,其空间非均衡程度在研究时段内呈现出明显的"W"型波浪变化形态,地区间差距仍是导致重庆市农地非农化水平空间非均衡形成的主因;重庆市农地非农化水平空间非均衡形成机理存在显著分区差异,农地非农化水平受控于多种复杂因素,要素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状况及政策制度环境分别是影响研究区农地非农化水平空间分异的基础条件、内在动力、中坚力量和外在条件;影响不同区域农地非农化水平的主导因素具有显著差异性。综合以上结论:由于研究区农地非农化水平空间非均衡特征明显,并受多因素影响,且各因素对不同区域农地非农化水平的决定作用差异明显,所以开展不同区域农地非农化水平空间非均衡及形成机理研究对于农地非农化管控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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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分类之讨论 [J].The disscussion of the type of the rural settlements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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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与优化决策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01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农村贫困化是长期以来备受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科学揭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成为实施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课题。论文以河北省阜平县为典型案例,运用地理探测器、多元线性回归等模型方法,诊断出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揭示了农村贫困化分异的动力机制,提出了不同贫困化地域类型的扶贫政策与模式。结果表明:1影响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包括地面坡度、人均耕地资源、到主要干道距离、到县城中心距离等,各因素对贫困发生率分异的决定力分别为0.14、0.15、0.15、0.17;2不同类型区域农村贫困化的分异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可归纳为自然环境约束型、资源丰度约束型、交通区位约束型、经济区位约束型等四大类型;3根据阜平县各乡镇核心主导因素,进一步划分出单因素、双因素和多因素影响区域,县域整体呈现出以横向中心为双因素影响区,两侧为单因素与多因素并存的多极核心主导因素影响的农村贫困发生分异区;4不同驱动机制下的县域扶贫开发亟需因地制宜、尊重科学、讲求实效,有序推进精准扶贫与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
Geographic detection and optimizing decision of the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01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农村贫困化是长期以来备受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科学揭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成为实施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课题。论文以河北省阜平县为典型案例,运用地理探测器、多元线性回归等模型方法,诊断出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揭示了农村贫困化分异的动力机制,提出了不同贫困化地域类型的扶贫政策与模式。结果表明:1影响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包括地面坡度、人均耕地资源、到主要干道距离、到县城中心距离等,各因素对贫困发生率分异的决定力分别为0.14、0.15、0.15、0.17;2不同类型区域农村贫困化的分异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可归纳为自然环境约束型、资源丰度约束型、交通区位约束型、经济区位约束型等四大类型;3根据阜平县各乡镇核心主导因素,进一步划分出单因素、双因素和多因素影响区域,县域整体呈现出以横向中心为双因素影响区,两侧为单因素与多因素并存的多极核心主导因素影响的农村贫困发生分异区;4不同驱动机制下的县域扶贫开发亟需因地制宜、尊重科学、讲求实效,有序推进精准扶贫与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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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与整治实践 [J].Geographical research and optimizing practice of rural hollowing in China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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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理 [J].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8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分析了1990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凸显主导功能,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county urbanization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8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分析了1990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凸显主导功能,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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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Rural population non- agriculturalization is a geographical phenomenon conforming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social progress of rural areas, and its study can provide important insights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e, acceler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resolution of the "Three Rural Issues".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non-agriculturalization reflects the evolu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s of the countryside. The prominent feature of this change is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ers to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on a large scale.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0", China's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will reach 65% by 2015 and 70% by 2020; the popul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will rise to 77% by 2050, which means that hundred millions of rural population will transform into urban residents in the next 30 or 40 years. From a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his study uses statistical dat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the late 1970s and the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 and 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s to explore the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non-agriculturalization process and its impacting factors, for making appropriate policies and taking proper measures to facilitat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In the temporal dimension, the non-agriculturaliz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has experienced three distinctive stages: nationwide and in the four regions, its growth rate has gone through an "inverted U- shaped" process of growth luctuating growth teady growth since 1978. (2) Spatially,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non-agriculturalization shows clear regional differences. (3) Rural population non-agriculturalization has an apparent spatial polarization character he growth hotspots moved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and then to the central region, that is, the growth hotspots were first in two core agglomerations, then concentrated in one core area, and later diffused from a center of growth to the periphery in declining intensity. (4)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of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non-agriculturalization is mainly controlled by the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ies, educ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of these factors, and the role each factor played during different time periods varied significantly. (5) Confronted with the new situations and challenges of non-agriculturaliz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community of geography should come up with necessary theoretical frameworks for the study of this proces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problems that occur.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ing factors of non-agriculturalization of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Rural population non- agriculturalization is a geographical phenomenon conforming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social progress of rural areas, and its study can provide important insights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e, acceler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resolution of the "Three Rural Issues".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non-agriculturalization reflects the evolu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s of the countryside. The prominent feature of this change is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ers to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on a large scale.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0", China's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will reach 65% by 2015 and 70% by 2020; the popul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will rise to 77% by 2050, which means that hundred millions of rural population will transform into urban residents in the next 30 or 40 years. From a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his study uses statistical dat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the late 1970s and the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 and 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s to explore the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non-agriculturalization process and its impacting factors, for making appropriate policies and taking proper measures to facilitat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In the temporal dimension, the non-agriculturaliz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has experienced three distinctive stages: nationwide and in the four regions, its growth rate has gone through an "inverted U- shaped" process of growth luctuating growth teady growth since 1978. (2) Spatially,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non-agriculturalization shows clear regional differences. (3) Rural population non-agriculturalization has an apparent spatial polarization character he growth hotspots moved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and then to the central region, that is, the growth hotspots were first in two core agglomerations, then concentrated in one core area, and later diffused from a center of growth to the periphery in declining intensity. (4)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of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non-agriculturalization is mainly controlled by the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ies, educ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of these factors, and the role each factor played during different time periods varied significantly. (5) Confronted with the new situations and challenges of non-agriculturaliz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community of geography should come up with necessary theoretical frameworks for the study of this proces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problems that oc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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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转型发展特征评价及地域类型划分: 以“苏南-陕北”样带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2030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Pushing forwar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key countermeasures to narrow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gap and to achieve the urban-rural coordination.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assessing indicator systems for studying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classifies the territorial type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ern Jiangsu-Northern Shaanxi" transect,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The major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1) During 2000-2005,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ies in the transect show a universal low development level but a relatively high transformation level,which resulted in the un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but the situation was improved during 2005-2008.(2) The integrated assessing result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Jiangsu-Northern Shaanxi" transect show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own basic attributes,such as location,economic basis,development mode,and policy objective.(3) Based on the four regional attributes of geomorphological features,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developing speed and urban-rural relationship,eight territorial type regions are divided in the "Southern Jiangsu-Northern Shaanxi" transect,and the research outcomes indicated that various location conditions and resources endowment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contribute to the adoption of different mode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which will result in the different changes i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ystem and urban-rural economic system.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rritorial type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Southern Jiangsu-Northern Shaanxi" transect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2030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Pushing forwar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key countermeasures to narrow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gap and to achieve the urban-rural coordination.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assessing indicator systems for studying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classifies the territorial type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ern Jiangsu-Northern Shaanxi" transect,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The major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1) During 2000-2005,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ies in the transect show a universal low development level but a relatively high transformation level,which resulted in the un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but the situation was improved during 2005-2008.(2) The integrated assessing result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Jiangsu-Northern Shaanxi" transect show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own basic attributes,such as location,economic basis,development mode,and policy objective.(3) Based on the four regional attributes of geomorphological features,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developing speed and urban-rural relationship,eight territorial type regions are divided in the "Southern Jiangsu-Northern Shaanxi" transect,and the research outcomes indicated that various location conditions and resources endowment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contribute to the adoption of different mode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which will result in the different changes i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ystem and urban-rural econom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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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非农化征用中的农民土地增值收益权保护 [J].On the protection of farmers' interest in rural land value-add rights in the processes of rural land acquisition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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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域人地系统状态及其变化的定量研究: 以河南省三个不同类型村为例 [J].A quantitative study on state and change of village-level man-earth system: The case of three different types' villages, Henan Province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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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傣族农村聚落分类体系与建设整治途径研究 [J].A study of classification systems and renovition ways of Dai Minority's settlements of Yunnan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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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探测器: 原理与展望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01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空间分异是自然和社会经济过程的空间表现,也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类认识自然的重要途径。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的一种新的统计学方法,此方法无线性假设,具有优雅的形式和明确的物理含义。基本思想是:假设研究区分为若干子区域,如果子区域的方差之和小于区域总方差,则存在空间分异性;如果两变量的空间分布趋于一致,则两者存在统计关联性。地理探测器q统计量,可用以度量空间分异性、探测解释因子、分析变量之间交互关系,已经在自然和社会科学多领域应用。本文阐述地理探测器的原理,并对其特点及应用进行了归纳总结,以利于读者方便灵活地使用地理探测器来认识、挖掘和利用空间分异性。
Geodetector: Principle and prospective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01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空间分异是自然和社会经济过程的空间表现,也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类认识自然的重要途径。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的一种新的统计学方法,此方法无线性假设,具有优雅的形式和明确的物理含义。基本思想是:假设研究区分为若干子区域,如果子区域的方差之和小于区域总方差,则存在空间分异性;如果两变量的空间分布趋于一致,则两者存在统计关联性。地理探测器q统计量,可用以度量空间分异性、探测解释因子、分析变量之间交互关系,已经在自然和社会科学多领域应用。本文阐述地理探测器的原理,并对其特点及应用进行了归纳总结,以利于读者方便灵活地使用地理探测器来认识、挖掘和利用空间分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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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小城镇人口非农化关系研究: 基于1995-2006年数据的分析 [J].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ublic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small town population's non-agriculturalization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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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地区农村空心化程度与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时空变化及其耦合关系 [J].https://doi.org/10.3724/SP.J.1033.2013.0018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利用环渤海地区分县社会经济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 采用神经网络确定权重的方法, 对该区分县农村空心化程度和耕地利用集约度进行综合测评, 并以山东省为例, 进行两者耦合规律探索。结果表明:① 环渤海地区农村空心化区域差异明显。高度空心化且进入稳定期的地区主要集中在“C”型沿海地区;平原传统农区, 农村空心化正处空心化的成长、兴盛期;农村空心化低值区主要集中落后山区。② 耕地利用集约度时空差异明显。辽中平原粮食主产区、冀中南粮食主产区、鲁西鲁南粮食主产区集约度较高;低集约度主要集中在太行山区、长白山区、沂蒙山区、坝上高原等落后地区。③ 农村空心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存在着耦合联动关系。空心化出现、成长期,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农村地区隐性失业问题得以解决, 耕地利用集约度不断提升;农村空心化发展至兴盛期, 农村地域发展面临主体弱化, 耕地利用集约度有所下降;至空心化稳定期, 健全的土地流转机制和农业现代化的持续推进, 耕地利用集约度将反弹上升, 最终趋于波动稳定。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for rural hollowing and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ve degree: Taking the Circum-Bohai Sea region in China as an example [J].https://doi.org/10.3724/SP.J.1033.2013.0018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利用环渤海地区分县社会经济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 采用神经网络确定权重的方法, 对该区分县农村空心化程度和耕地利用集约度进行综合测评, 并以山东省为例, 进行两者耦合规律探索。结果表明:① 环渤海地区农村空心化区域差异明显。高度空心化且进入稳定期的地区主要集中在“C”型沿海地区;平原传统农区, 农村空心化正处空心化的成长、兴盛期;农村空心化低值区主要集中落后山区。② 耕地利用集约度时空差异明显。辽中平原粮食主产区、冀中南粮食主产区、鲁西鲁南粮食主产区集约度较高;低集约度主要集中在太行山区、长白山区、沂蒙山区、坝上高原等落后地区。③ 农村空心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存在着耦合联动关系。空心化出现、成长期,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农村地区隐性失业问题得以解决, 耕地利用集约度不断提升;农村空心化发展至兴盛期, 农村地域发展面临主体弱化, 耕地利用集约度有所下降;至空心化稳定期, 健全的土地流转机制和农业现代化的持续推进, 耕地利用集约度将反弹上升, 最终趋于波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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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农村发展动态与区域差异格局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1.10.007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以2000、2004、2008 中国31 个省际农村发展指标面板数据，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对新时期中国农村发展状态的区域差异进行综合分析。从空间格局来看，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农村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农村发展的差异格局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格局依旧存在，农村的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致性，自然资源禀赋与历史经济发展水平是中国农村发展区域差异基础，农村主体特征与区域发展阶段是导致农村发展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偏向性的政府政策与全球性因素是强化区域差异的重要动力，而各地差异性的农村产业转型过程，是助推中国农村发展区域差异的核心机制。2000、2004 和2008 年中国农村发展差异度分别为0.356、0.413、0.386，这表明，自2000 年以来区域农村发展差异先拉大后缩小，总体上呈现扩大趋势，这是长期以来区域发展外部环境与农村自我发展能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从2000-2008 年中国农村发展“重心”移动的轨迹可以看出，中国农村发展的重心落在安徽省内，农村发展水平东西差异明显，2000-2004 年，中国农村发展水平的重心向北移动，北方地区的农村发展速度较快；2004-2008 年，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稳步推进，中国农村发展水平的东西差异有了一定缓和，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
Regional difference and patterns of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1.10.007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以2000、2004、2008 中国31 个省际农村发展指标面板数据，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对新时期中国农村发展状态的区域差异进行综合分析。从空间格局来看，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农村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农村发展的差异格局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格局依旧存在，农村的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致性，自然资源禀赋与历史经济发展水平是中国农村发展区域差异基础，农村主体特征与区域发展阶段是导致农村发展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偏向性的政府政策与全球性因素是强化区域差异的重要动力，而各地差异性的农村产业转型过程，是助推中国农村发展区域差异的核心机制。2000、2004 和2008 年中国农村发展差异度分别为0.356、0.413、0.386，这表明，自2000 年以来区域农村发展差异先拉大后缩小，总体上呈现扩大趋势，这是长期以来区域发展外部环境与农村自我发展能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从2000-2008 年中国农村发展“重心”移动的轨迹可以看出，中国农村发展的重心落在安徽省内，农村发展水平东西差异明显，2000-2004 年，中国农村发展水平的重心向北移动，北方地区的农村发展速度较快；2004-2008 年，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稳步推进，中国农村发展水平的东西差异有了一定缓和，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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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渤海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协同演化特征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3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着眼于城乡发展转型中"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协同演化规律研究,以快速城乡转型发展的环渤海地区为典型案例区,通过构建县域层面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相关数据资料,对环渤海地区县域尺度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演化时空格局进行系统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环渤海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和协调度空间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和协调度水平高于其他地区,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产业非农化之间转型联动一致性较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偏低,协调度呈现出低非农化转型水平的一致均衡性,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之间联动和传导作用较弱。2"人口—土地"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度普遍滞后低于"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度,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同一致性失调。3伴随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及协调度呈现为波状传递上升的演进时序变化特征,人口、土地、产业子系统之间联系程度和组织调控过程符合系统从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规律。4创新土地利用优化配置机制,创建土地基本制度、核心制度与保障制度相融合的多层次土地节约集约制度体系,完善基本供地机制、规划决策机制、市场配置机制、收益分配机制,是构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关联挂钩的核心途径。强化以人口、土地、产业联动三挂钩的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的核心理论研究将是城乡发展转型地理学和土地资源管理学科领域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
The study on non-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co-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land-industry": Case study of the Bohai Rim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3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着眼于城乡发展转型中"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协同演化规律研究,以快速城乡转型发展的环渤海地区为典型案例区,通过构建县域层面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相关数据资料,对环渤海地区县域尺度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演化时空格局进行系统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环渤海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和协调度空间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和协调度水平高于其他地区,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产业非农化之间转型联动一致性较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偏低,协调度呈现出低非农化转型水平的一致均衡性,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之间联动和传导作用较弱。2"人口—土地"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度普遍滞后低于"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度,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同一致性失调。3伴随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及协调度呈现为波状传递上升的演进时序变化特征,人口、土地、产业子系统之间联系程度和组织调控过程符合系统从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规律。4创新土地利用优化配置机制,创建土地基本制度、核心制度与保障制度相融合的多层次土地节约集约制度体系,完善基本供地机制、规划决策机制、市场配置机制、收益分配机制,是构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关联挂钩的核心途径。强化以人口、土地、产业联动三挂钩的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的核心理论研究将是城乡发展转型地理学和土地资源管理学科领域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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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村庄空间分布特征及空间优化重组解析 [J].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2.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以中国电子地图数据和分县经济社会数据为基础,利用最邻近距离<em>R</em>指数模型分析中国村庄分布模式格局,结合地理探测器的研究方法对影响因素进行探测识别,同时解析乡村空间优化重组背景和模式.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 中国村庄空间分布呈现出聚集、随机、离散均匀分布的并存空间分布模式,村庄空间分布模式区域差异特征显著.东南半壁的村庄分布密度远大于西北半壁,不同地域类型区的村庄空间分布模式表现出各异的特征.平原地区的村庄空间分布密集,空间分布模式以随机、分散为主,村庄之间邻近距离较近.高寒山区、沙漠边缘地带,村庄空间分布密度极低,村庄之间邻近距离偏大,村庄空间分布相对聚集.丘陵、山地交汇过渡地带,村庄空间分布密度较大,空间分布模式偏向随机分布.② 村庄分布受到传统因素和经济发展双重因子的影响,传统影响因素依然在发挥作用,但经济发展的影响愈加明显.不同区域地形、水资源条件对村庄分布影响显著.交通条件、产业非农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发展对乡村生活、生产空间的空间形态和分布模式产生剧烈影响.③ 伴随乡村各种生产要素非农化流失,村庄空间亟待优化重组,优化以镇区为依托的中心村-基层村体系空间组织结构应为乡村物质空间优化重组有效选择.④ 在不同地域类型区域,村镇格局的空间优化重组形态可以采用放射均衡、放射非均衡、多核心均衡、走廊式布局模式及混合模式.</p>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2.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以中国电子地图数据和分县经济社会数据为基础,利用最邻近距离<em>R</em>指数模型分析中国村庄分布模式格局,结合地理探测器的研究方法对影响因素进行探测识别,同时解析乡村空间优化重组背景和模式.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 中国村庄空间分布呈现出聚集、随机、离散均匀分布的并存空间分布模式,村庄空间分布模式区域差异特征显著.东南半壁的村庄分布密度远大于西北半壁,不同地域类型区的村庄空间分布模式表现出各异的特征.平原地区的村庄空间分布密集,空间分布模式以随机、分散为主,村庄之间邻近距离较近.高寒山区、沙漠边缘地带,村庄空间分布密度极低,村庄之间邻近距离偏大,村庄空间分布相对聚集.丘陵、山地交汇过渡地带,村庄空间分布密度较大,空间分布模式偏向随机分布.② 村庄分布受到传统因素和经济发展双重因子的影响,传统影响因素依然在发挥作用,但经济发展的影响愈加明显.不同区域地形、水资源条件对村庄分布影响显著.交通条件、产业非农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发展对乡村生活、生产空间的空间形态和分布模式产生剧烈影响.③ 伴随乡村各种生产要素非农化流失,村庄空间亟待优化重组,优化以镇区为依托的中心村-基层村体系空间组织结构应为乡村物质空间优化重组有效选择.④ 在不同地域类型区域,村镇格局的空间优化重组形态可以采用放射均衡、放射非均衡、多核心均衡、走廊式布局模式及混合模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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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收益与发展收益对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差异及其对政策调整的启示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8158.2008.0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研究目的:比较制度收益与发展收益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研究驱动地方政府过度推进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研究方法:生产函数与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研究结果: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获得的制度收益为0.5891亿元/km2、发展收益为0.1532亿元/km2,制度收益是发展收益的3.8453倍。研究结论:经济发达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表现为制度驱动型,制度收益是驱动地方政府过度推进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现行农地保护政策由于经济管理手段的缺失,不能对地方政府谋取制度收益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导致地方政府受制度收益的驱动而人为地加快了农地非农化进程。
Disparities of institutional benefit and developing benefit affecting land conversion and its inspiration to the policy adjustment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8158.2008.0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研究目的:比较制度收益与发展收益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研究驱动地方政府过度推进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研究方法:生产函数与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研究结果: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获得的制度收益为0.5891亿元/km2、发展收益为0.1532亿元/km2,制度收益是发展收益的3.8453倍。研究结论:经济发达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表现为制度驱动型,制度收益是驱动地方政府过度推进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现行农地保护政策由于经济管理手段的缺失,不能对地方政府谋取制度收益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导致地方政府受制度收益的驱动而人为地加快了农地非农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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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聚类分析的城郊地区乡村发展类型: 以广州市从化区为例 [J].
<p>以广州市从化区各行政村为研究对象，基于其地形、区位、规模、经济产业与城镇化、旅游资源的基本指标数据，采用GIS与SPSS的定量分析方法，对从化乡村发展进行客观描述与分类，划分出平原种植型、丘陵种植/林业型、山区林业型、特色旅游型、城镇化整理型五大乡村发展类型，进而分别提出规模化、专业化分工、山区特色化、集群发展、都市农业等的发展策略。</p>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in peri-urban areas based on cluster analysis: A case study of Conghua, Guangzhou [J].
<p>以广州市从化区各行政村为研究对象，基于其地形、区位、规模、经济产业与城镇化、旅游资源的基本指标数据，采用GIS与SPSS的定量分析方法，对从化乡村发展进行客观描述与分类，划分出平原种植型、丘陵种植/林业型、山区林业型、特色旅游型、城镇化整理型五大乡村发展类型，进而分别提出规模化、专业化分工、山区特色化、集群发展、都市农业等的发展策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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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时空耦合分析: 以浙江省67县市为例 [J].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7.03.01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改进人口半城镇化测算方法,运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及耦合度模型,分析了浙江省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空间格局及耦合度,并对其耦合关系进行了时空分析和规律探讨。结果表明：①浙江省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均呈增长趋势,人口半城镇化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产业非农化表现出相反的北高南低格局。②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负相关,形成浙北低人口半城镇化—高产业非农化、浙西和浙南高人口半城镇化—低产业非农化的空间格局。③浙江省大部分县市人口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耦合水平处于较高水平以上,无明显空间差异;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以中度耦合和较高度耦合水平为主,2005—2014年间中度耦合县域逐渐转变成较高度耦合,在空间分布上出现明显空间差异。④相较于人口城镇化和产业非农化耦合度不断上升的特征,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存在动态耦合关系,与人口城镇化水平呈倒“U”型分布,倒“U”型拐点在人口城镇化水平的55%左右,浙江省大部分县市处于倒“U”型分布的左侧阶段,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耦合发展可以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同时注意拐点右侧需结合产业升级、户籍制度改革等手段促进半城镇化人口市民化。
Spatial-temporal coupling analysis of the county population peri-urbanization and industry conversion: A case study of 67 countries and c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J].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7.03.01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改进人口半城镇化测算方法,运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及耦合度模型,分析了浙江省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空间格局及耦合度,并对其耦合关系进行了时空分析和规律探讨。结果表明：①浙江省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均呈增长趋势,人口半城镇化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产业非农化表现出相反的北高南低格局。②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负相关,形成浙北低人口半城镇化—高产业非农化、浙西和浙南高人口半城镇化—低产业非农化的空间格局。③浙江省大部分县市人口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耦合水平处于较高水平以上,无明显空间差异;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以中度耦合和较高度耦合水平为主,2005—2014年间中度耦合县域逐渐转变成较高度耦合,在空间分布上出现明显空间差异。④相较于人口城镇化和产业非农化耦合度不断上升的特征,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存在动态耦合关系,与人口城镇化水平呈倒“U”型分布,倒“U”型拐点在人口城镇化水平的55%左右,浙江省大部分县市处于倒“U”型分布的左侧阶段,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耦合发展可以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同时注意拐点右侧需结合产业升级、户籍制度改革等手段促进半城镇化人口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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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乡村城市化发展研究 [J].
乡村城市化是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在农村地区的演变过程,笔者以苏南为分析单元,总结80年代乡村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探讨90年代的新趋向.
Study on development of rural urbanization in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M].
乡村城市化是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在农村地区的演变过程,笔者以苏南为分析单元,总结80年代乡村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探讨90年代的新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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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战略的思考 [J].
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显著变化,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珠三角城市群面临新的挑战,珠三角下一步如何发展成为必须解决的新问题。现状,将其与国内外城市群对比,提出了珠三角发展战略思路。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3年期间,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速度有所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人口红利面临枯竭;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经济全球化程度下降等;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和竞争力与国外世界级城市群相比差距较大;与国内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相比,总体发展势头下降。在此背景下,应将产业技术创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人口政策创新、区域合作与人文引领作为新时期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战略的主要方向。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under the current socioeconomic situation [J].
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显著变化,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珠三角城市群面临新的挑战,珠三角下一步如何发展成为必须解决的新问题。现状,将其与国内外城市群对比,提出了珠三角发展战略思路。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3年期间,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速度有所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人口红利面临枯竭;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经济全球化程度下降等;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和竞争力与国外世界级城市群相比差距较大;与国内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相比,总体发展势头下降。在此背景下,应将产业技术创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人口政策创新、区域合作与人文引领作为新时期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战略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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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广州市人口增长与分布的时空间演化分析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4.06.001 URL 摘要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ity growth, which is more distinct in big cities in China after opening and reform policies were taken out. Furthermore, this phenomenon is more obvious in Guangzhou. Using the recent data of the third, forth and fifth census, the authors try to find some law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Guangzhou. First of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growth in Guangzhou are analyzed and the spatial models of population growth of different district are developed. Secondly,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Guangzhou tend to be regularization, equilibrium and the density of population change into more centers. Finally, the spatial-temporal models are developed out based on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Guangzhou.
Spatial-temporal evolvement of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Guangzhou in recent twenty years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4.06.001 URL 摘要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ity growth, which is more distinct in big cities in China after opening and reform policies were taken out. Furthermore, this phenomenon is more obvious in Guangzhou. Using the recent data of the third, forth and fifth census, the authors try to find some law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Guangzhou. First of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growth in Guangzhou are analyzed and the spatial models of population growth of different district are developed. Secondly,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Guangzhou tend to be regularization, equilibrium and the density of population change into more centers. Finally, the spatial-temporal models are developed out based on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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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change and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Europe [J].https://doi.org/10.1016/S0169-2046(03)00026-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Urbanization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uropean civilization. It gradually spread from Southeast Europe around 700 b. c., across the whole continent. Cities and the urban networks they formed were alway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and shaping of their surrounding regions. Polarization of territor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nd accessibility are still important aspects in landscape dynamics. Urbanization and its associated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 Urbanization, expressed as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living in urban places shows a recent but explosive growth reaching values around 80% in most European countries. Simultaneously the countryside becomes abandoned. Thinking, valuing and planning the countryside is done mainly by urbanites and future rural development is mainly focused upon the urban needs. Thinking of urban places with their associated rural hinterland and spheres of influence has become complex. Clusters of urban places, their situation in a globalizing world and changing accessibility for fast transportation modes are some new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hange of traditional European cultural landscapes. Urbanization processes show cycles of evolution that spread in different ways through space. Urbanization phases developed at different speeds and time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Europe. Main cities are affected first, but gradually urbanization processes affect smaller settlements and even remote rural villages. Functional urban regions (FURs) are a new concept, which is also significant for landscape ecologists. Local landscape change can only be comprehended when situated in its general geographical context and with all its related dynamics. Patterns of change are different for the countryside near major cities, for metropolitan villages and for remote rural villages. Planning and designing landscapes for the future requires that this is understood. Urbanized landscapes are highly dynamic, complex and multifunctional. Therefore, detailed inventories of landscape conditions and monitoring of change are urgently needed in order to obtain reliable data for good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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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ocialist restructuring and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in hungry [J].https://doi.org/10.1526/003601105483117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pathways by which national level macro-social transformations are transmitted to local communities. Our case is Hungary where we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socialist economic restructuring, widespread industrial dislocations, and urban-rural migration. Using secondary data from the Hungarian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KSH) and survey data from a study of 49 villages in 4 distinct rural regions, we demonstrate that post-socialist population deconcentration involved both suburbanization and net movement to villages, especially villages that are located relatively close to cities. Contrary to our expectations, movement to villages was from nearby settlements, not from large industrial centers. Moreover, migrants to villages were substantially better off than longer term village residents in terms of their human capital and attachment to the labor force. Consequently, post-socialist population deconcentration is not contributing to rural poverty as feared by some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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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dlots in the rural landscape: Landowner motivations and management attitudes in a Michigan (USA) case study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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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planting patterns on fluoroquinolone residues in the soil of an intensive vegetable cultivation area in northern China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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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economic drivers of PM2.5 in the accumulation phase of air pollution episod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of China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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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American West: Land use, family and class discourses .https://doi.org/10.1016/S0743-0167(01)00002-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Migration pattern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and altered human and relationships are combining to precipitate tremendous changes in rural communities across the western US. These processes of restructuring, however, have been quite contentious and divisive for many of the region's small towns. While we are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the causes of rece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rends, the consequences of contemporary forces of restructuring on communities remain unstudie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actions of residents to forces of restructuring in Pagosa Springs, Colorado, the Methow Valley, Washington, Kane County, Utah, and Teton Valley, Idaho. In depth interviews and survey responses give voice to community members by allowing them to articulate their percep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recent events. The analyses demonstrate tremendous diversity in the ways in which individuals interpret the changes taking place around them. These diverse interpretations challenge singular conceptions of community and highlight the ways in which notions of land use, family, and class are negotiated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rural restructuring. The analysis further demonstrates the need for a more synthesized field of rural studies spanning disciplinary and national div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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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detectors-base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neural tube defects study of the Heshun Region, China [J].https://doi.org/10.1080/1365881080244345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Physical environment, man‐made pollution, nutrition and their mutual interactions can be major causes of human diseases. These disease determinants have distinct spatial distributions across geographical units, so that their adequate study involves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ssociated geographical strata. We propose four geographical detectors based on spatial variation analysis of the geographical strata to assess the environmental risks of health: the risk detector indicates where the risk areas are; the factor detector identifies factor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risk; the ecological detector discloses relative importance between the factors; and the interaction detector reveals whether the risk factors interact or lead to disease independently. In a real‐world study, the primary physical environment (watershed, lithozone and soil) was found to strongly control the neural tube defects (NTD) occurrences in the Heshun region (China). Basic nutrition (food) was found to be more important than man‐made pollution (chemical fertilizer) in the control of the spatial NTD pattern. Ancient materials released from geological faults and subsequently spread along slopes dramatically increase the NTD risk. These findings constitute valuable input to diseas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in the region of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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