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伟
, 李诚固, 马佐澎, 张婧, 卢亚昆, 胡述聚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长春 130024
LI Dawei, LI Chenggu, MA Zuopeng, ZHANG Jing, LU Yakun, HU Shuju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7-09-1
修回日期: 2018-03-3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6-28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大伟(1992-),男,山东青岛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E-mail: lidw502@nenu.edu.cn。
展开
摘要
在旅游业发展影响下,丽江古城传统纳西古乐的主体地位迅速地被现代民谣音乐所取代。音乐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音乐的变化折射出地方文化的整体变迁。本文利用观察法、文本分析法对丽江古城的地方音乐形式、表达内容及展演场所进行调查,采用访谈法对音乐表演者、经营者与游客进行了深入的采访。研究发现：在旅游影响下,原本作为本地居民精神伴侣、融入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传统古乐转变为服务于游客的各类商业演艺活动,在场所和游客认同方面表现出“不得其所”的特征;而以现代民谣音乐为代表的流行音乐成为丽江古城的主流音乐形式,在丽江古城中“安适其位”。传统古乐建构了丽江古城的独特感,激发了游客的异乡感,现代民谣音乐更加渲染了丽江古城的“小资情调”,两种音乐均在游客的情感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旨在丰富旅游地文化变迁的研究视角,反思旅游与地方传统文化的关系,亦是对音乐与地方人地关系研究成果的有益拓展与补充。
关键词：
Abstract
Music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local culture and in Lijiang ancient town more people feel that the originally dominant role of Naxi traditional music is being replaced by modern folk music due to increasing tourism. This change, in the music scene, gives u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ocal cultural transi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To examine how local music changes, we investigated the performing practices and places of local music in Lijiang ancient town through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We conducted semantic analysis of musical lyrics to grasp the content and emotions of the songs. We also conducted interviews with musical performers, shopkeepers, and tourists in Lijiang ancient town.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indicate that tourism influences traditional music that used to be the soul of local residents integrated into local social life, and has turned it into a variety of commercial performances for tourists. Howev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se music has not received deserved recognition from tourists. It is "out of place" in the flourish of tourism. Modern folk music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iconic music form in Lijiang ancient town. It is "in place" from the atmosphere of "petty bourgeoisie".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music constructs the uniqueness of the ancient town, which motivates tourists with idiosyncratic sense and makes tourists feel the place other than their hometown. Modern folk music exaggerates the "petty bourgeoisie" culture. Both music form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motional construction of tourists. We hope our findings can enrich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hange in tourism destination, respon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rovide some useful idea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ic and place in china.
Keywords：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丽江古城的传统艺术形式、生活方式、建筑风貌、商业景观等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音乐作为地方文化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始终是丽江古城非常鲜明的一个地方符号。丽江传统的纳西古乐被联合国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近年来,其在丽江古城音乐舞台上的主角地位却逐渐被现代民谣音乐取代。纳西古乐从曾经融会于本地居民生产、生活的文化伴侣,转变为如今旅游景点机械化的循环演出,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或多或少的显得有些“不得其所”(Cresswell, 1996)。而与此同时,因旅游业兴起而发端的带有丽江本地色彩的现代民谣音乐,在遍布古城街巷的富有小资情调的酒吧、手鼓店中,又是那么“安适其位”(Cresswell, 1996)。
地方文化变迁的背后交织着复杂的地域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空间功能与景观等多方面的整体演化。发生在丽江地方音乐身上的巨大转变,为认识这一复杂过程提供了一条线索。本文首先描述在旅游业影响下丽江古城传统、现代两种音乐的演化。而后,通过探讨旅游商业化影响下两种音乐与旅游市场、游客及经营者品味的矛盾与迎合,揭示两种音乐在地方意义建构中的变更,进而理解两种音乐变迁的原因。
中国的古镇旅游业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旅游业影响下,古镇空间突出表现为内部商业功能转换、人口置换、建筑功能重构、居民行为变化等多方面(保继刚等, 2004; 吴骁骁等, 2015)。尤其是近年来,在全球化和绅士化影响下,古镇中出现大量不同于传统文化的新空间,这些变化将旅游对古镇文化变迁的影响这一话题置于讨论的焦点。
对于旅游与地方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学者们的观点各异,大体可以分为3个派别,即：积极派,反对派和中立派。持积极观点的学者们认为,全球化过程中的权利、旅游等要素有利于挖掘古镇的传统文化,实现可持续发展(Erb, 2000; Burns et al, 2003; 卢松等, 2005),甚至使古镇在地方性的变迁过程中走向多元化的发展(Gibson et al, 2004),旅游业影响下所出现的现代文化也可以是古城气质的重要补充(陈霄, 2014)。持反对观点的学者们则认为,政府和商业要素的入驻虽然为古镇带来经济利益,但对地方族群文化存在很大的冲击力(Borg et al, 1996; Williams, 2002; Butt, 2012),且会加剧整个社区经济的不平衡(Cohen, 2001)。持相对中立态度的学者们认为,对于文化,不能用简单的“好的”或是“不好的”来评判(孙九霞等, 2012);任何一种文化都处于不断变迁之中,我们应该予以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姜辽等, 2016)。若充分考虑旅游地传统文化以及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则可更好地进行文化经济的运作(Moya, 2001; 周尚意, 2017)。
然而,地理学者对于古镇传统文化变迁的研究多重视物理空间实体的变化,比如咖啡馆、酒吧、客栈的出现(孙九霞等, 2012; 陈霄, 2014; 孙九霞, 2014; 吴骁骁等, 2015)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但实际上,在旅游业繁荣发展影响下的空间生产过程中,不仅产生了新的物理空间,新的文化也是这一过程的重要产品。以音乐为代表的新文化产品,融入了人们对新空间的地方感知,折射着新的人地景观。
事实上,许多学者已经尝试基于音乐的视角对地方开展研究。Small(1998)较早地探讨了音乐的社会性;Smith(2000)认为音乐展演实践可以营造具有政治、经济、情感意义的空间,赋予空间新的意义。另有学者指出,承载音乐的物质空间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始终处于被音乐和参与者持续建构的状态中(Crang, 2000; Curtis, 2010; Wood, 2012)。刘爱利等(2014)认为地域空间中产生并传播的各类声音,是人们理解、体验、获取日常生活地理信息的重要来源;声音能激发人们的个体感应,并由此构建其空间感知。朱竑等(2010)通过对藏族歌曲与西藏旅游地感知的关系进行探讨,发现歌曲会影响游客对旅游地的形象感知,认为音乐独特的艺术性与旅游有着天然的联系,音乐与旅游的结合已成为一种新的潮流。Cai等(2014)以广州市6家酒吧为例,也发现通过音乐所构建的空间能将人与地方相互连接。还有学者指出,音乐对地方和人地关系的重构这一国际地理学界的热议话题,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亟待深入研究(刘晨等, 2016)。
此外,音乐与文本、话语对地方的建构有相通之处。在诗歌、游记、小说等地方文化形式中,文本对地方有再现、削弱与修正的作用(Jackson, 1989; 李蕾蕾, 2005; 唐顺英等, 2011; 安宁等, 2017);并且地方文本对地方景观的描写融入了作者对景观的美学感受、情感体验和价值取向等抽象文化,因而也是地方景观规划的重要参考(周尚意, 2016; 周尚意等, 2017)。在话语方面,有学者对“藏漂”群体与地方间关系的研究发现,“藏漂”通过自身的话语权将西藏建构为一个浪漫、理想的地方(钱俊希等; 2015);与此同时,藏族人也不断重新诠释与理解自身的文化身份(钱俊希等, 2016)。文本、话语对地方的建构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思路与方法借鉴。
综上,本文拟以丽江古城为例,透过地方音乐变迁这一视角来认识地方文化景观的整体变迁特征,进一步理解音乐作为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如何在地方意义变化过程中影响着地方的人地关系,以期为地方文化景观的规划提供一定的借鉴,并为旅游地文化变迁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以及中国本土的典型案例。
丽江地处滇、川、藏三省交通交汇要地(图1),清朝时作为内地、西藏与印度贸易的重镇,是茶马古道的重要枢纽和货物集资之地,往来的马帮商客在古城整顿马帮并交换货物而形成了丽江繁荣的商贸文化。丽江古城是中国罕见的、保存相当完好的少数民族古城,集中了纳西文化的精华,完整地保留了宋、元以来形成的历史风貌。茶马古道、东巴文化、纳西文化,加之小桥流水和古朴建筑,吸引了境内外大批背包客前来猎奇,许多“文艺青年”来到丽江古城开办酒吧、咖啡馆、手鼓店、客栈,也创作了大量的富有“丽江情调”的现代民谣音乐。丽江古城原生的传统古乐与密集产出的新地方音乐并存,是开展地方文化变迁研究的典型案例区域。
2.2.1 丽江音乐的界定
丽江的地方音乐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包括东巴音乐、歌舞热美磋、洞经音乐、白沙细乐等纳西族优秀音乐歌舞组成的纳西古乐,它代表了丽江传统古乐;另一类是在酒吧、手鼓店内创作并传播的现代民谣音乐。古乐代表丽江地区的传统文化,现代民谣音乐则代表古城内的现代文化。在丽江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两类音乐在展演空间、游客或参与者体会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本文不仅关注音乐本身,而且关注与音乐相关联的空间与人。
2.2.2 “不得其所”与“安适其位”
“不得其所”与“安适其位”(Out of Place/In Place)是由Cresswell (1996)在讨论“地方”的社会空间属性、事物或人(Something or Someone)与地方错置时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人的行为定义了地方的社会空间属性,与地方社会空间属性相吻合的的事物或人是“安适其位”的,也可被称为“我者”;反之则是“不得其所”的,也可被称为“他者”。当地方的社会空间属性发生变化时,“我者”会转化为“他者”产生地方陌生感,“他者”也会转化为“我者”获得地方认同感。Cresswell的思想为认识旅游地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指引,也为本文提供了思路与框架。
本文采用观察法、文本分析法与深度访谈等方法开展研究。研究组于2016年4-6月、2017年8-9月对丽江古城进行实地考察,通过主位观察法对丽江古城各类音乐展演的实体场所,如酒吧、咖啡馆、手鼓店以及各类演出活动等进行实地考察,并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借助GIS软件与谷歌地图确定古城传统古乐的展演场所以及酒吧、手鼓店的具体位置。另外,搜集丽江传唱度较高的80首现代民谣歌词,利用ROST CM6软件进行词频统计,分析现代民谣所表达的含义、情感与意境。
采用客位非结构式访谈法,对音乐活动的参与者进行深度访谈(表1)。访谈对象为驻唱歌手2位(编号开头以S表示)、古城内手鼓店老板2位(编号开头以D表示,其中1位为本地人),酒吧老板5位(编号开头以B表示,其中2位为本地人),纳西古乐表演者3位(编号开头以N表示),丽江本地居民10位(编号开头以R表示),游客18位(编号开头以T表示);其中部分游客的访谈时间还包括其离开丽江古城后。
表1 深度访谈的样本构成
Tab.1 Samples of the in-depth interview
| 编号 | 性别 | 年龄 | 身份 | 访谈焦点 | 访谈时间 |
|---|---|---|---|---|---|
| S001 | 男 | 21 | 酒吧驻唱歌手 | 驻唱原因 | 2016年4月 |
| S002 | 男 | 23 | 酒吧驻唱歌手 | 驻唱原因 | 2016年4月 |
| D001 | 女 | 26 | 手鼓店老板 | 选择留在丽江的原因 | 2016年4月 |
| D002 | 男 | 35 | 手鼓店老板(本地) | 丽江手鼓的兴起、经营鼓店原因 | 2016年5月 |
| B001 | 男 | 36 | 酒吧老板(本地) | 丽江酒吧的兴起、对音乐的态度 | 2016年5月 |
| B002 | 男 | 37 | 酒吧老板(本地) | 选择开酒吧的原因 | 2016年5月 |
| B003 | 女 | 43 | 酒吧老板 | 选择在丽江开酒吧的原因 | 2016年5月 |
| B004 | 男 | 35 | 酒吧老板 | 选择在丽江开酒吧的原因 | 2016年5月 |
| B005 | 男 | 38 | 酒吧老板 | 在丽江开酒吧的感受 | 2016年5月 |
| N001 | 男 | 82 | 本地纳西古乐演奏者 | 对丽江地方音乐的态度 | 2017年8月 |
| N002 | 男 | 78 | 本地纳西古乐演奏者 | 即兴聊天 | 2017年8月 |
| N003 | 男 | 76 | 本地纳西古乐演奏者 | 纳西古乐的精神所在 | 2017年8月 |
| R001 | 男 | 78 | 古城居民 | 即兴聊天 | 2016年5月 |
| R002 | 男 | 35 | 本地居民 | 对古城内音乐的感知 | 2017年8月 |
| R003 | 女 | 79 | 古城居民 | 对古城内音乐现象的态度 | 2017年8月 |
| R004 | 男 | 65 | 本地居民 | 即兴聊天 | 2017年8月 |
| R005 | 男 | 28 | 本地居民 | 对丽江音乐的态度 | 2017年8月 |
| R006 | 男 | 35 | 本地居民 | 对丽江古城旅游的态度 | 2017年9月 |
| R007 | 男 | 70 | 本地居民 | 对古乐的情感态度 | 2017年9月 |
| R008 | 女 | 32 | 本地居民 | 即兴聊天 | 2017年9月 |
| R009 | 女 | 80 | 古城居民 | 即兴聊天 | 2017年9月 |
| R010 | 男 | 75 | 本地居民 | 对纳西古乐的情感态度 | 2017年9月 |
| T001 | 男 | 23 | 学生 | 即兴交流 | 2016年6月、7月 |
| T002 | 男 | 23 | 学生 | 即兴交流 | 2016年6月 |
| T003 | 女 | 26 | 公司职员 | 对丽江音乐的感知、游后感 | 2016年5月、8月 |
| T004 | 女 | 26 | 公司职员 | 对丽江和丽江音乐的感知 | 2016年5月 |
| T005 | 女 | 28 | 辞职游客 | 辞职原因、来丽江原因 | 2016年5月 |
| T006 T007 T008 | 女 男 男 | 25 26 27 | 辞职游客 辞职游客 辞职游客 | 辞职原因、对丽江的印象 辞职原因、对丽江音乐印象 即兴聊天、是否会留在丽江 | 2016年5月 2016年5月 2016年5月 |
| T009 T010 T011 T012 T013 T014 T015 T016 T017 T018 | 女 男 男 女 男 男 女 男 女 女 | 25 37 30 28 30 18 18 22 24 23 | 护士 自由职业 医生 银行职员 银行职员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 选择来丽江的原因、感想 对丽江音乐、酒吧的感知 丽江印象 丽江印象 丽江印象、丽江游后感 即兴聊天 对丽江音乐的感知、游后感 对丽江音乐的感知 对丽江的印象 即兴聊天 | 2016年5月 2016年5月 2016年5月 2016年6月 2016年6月、8月 2016年6月 2016年6月、8月 2016年6月 2016年6月 2016年6月 |
在旅游影响下,丽江传统古乐逐渐由“我者”转变为“他者”。丽江古乐曾主要为本地人丧葬与祭祀中使用,音乐与地方集体生活紧密结合,是本地居民的精神伴侣。如歌舞热美磋一般用于丧葬仪式中,起驱邪祈福的作用,东巴音乐也仅于东巴教法事仪式和道场仪式中演奏。而今,大量游客成为了丽江古城的主体人群,丽江古乐服务本地族群的社会功能逐渐走向了面向游客的盈利性展演功能。
1996年丽江古城因丽江大地震而得到广泛关注,1997年获“世界文化遗产”,1999年丽江市作为世界园艺博览会分会场,旅游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纳西古乐以及其他的丽江传统音乐被重新挖掘整理,成为丽江重要的旅游文化项目。2000年前后,地方政府为塑造古城文化,联合丽江古乐的专家们,先后成立东巴宫艺术团、宣科纳西古乐文化公司等机构,将传统古乐引入文化产业的发展道路。
自传统古乐成为丽江重要的旅游名片后,为迎合游客的喜好,传统古乐在演出形式上作了许多调整。如在白沙细乐表演中,在保留7种本地乐器的基础上,增加古筝、琵琶和其他打击乐器,以营造民族管弦乐队的氛围,甚至有时还增加伴舞以增添视觉效果。但这些做法,并未能有效获得游客的喜爱,游客并不信仰古乐,往往只是抱着猎奇的心理将其作为旅游体验环节之一而已。
“都说来丽江就要听一场宣科老师讲解的纳西古乐,所以一定要去。”(T017)
同时,许多本地居民开始创作纳西原创歌曲,但也并未符合游客的口味。
“之前政府倡导过播放纳西原创歌曲,放了几天,驻足的游客很少,CD销量也不好,就不再放了。”(D001)
比较讽刺的是,越来越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人士,对丽江地方故事与传统音乐进行重新编排,制作成丰富的旅游文化产品。这些由外地导演们创作的演出活动,却成为了最受游客喜爱的纳西文化体验项目。而参与演出的大量丽江本地人,将原本日常生活中举手投足间的自然流露转变为如今机械化的谋生手段。
在古城旅游空间上,传统古乐的展演场所远远少于现代民谣音乐的展演场所。古城内传统古乐的展演场所仅有两处,且这2处古乐展演场所皆毗邻丽江古城北部新华社区的酒吧街,古乐演奏的声音常被酒吧音乐所覆盖。传统古乐在丽江古城中的主体地位已明显让位于酒吧等小资消费空间中的现代民谣音乐。
“房间里,年过半百的纳西古乐音乐人演出场子只坐了不到一半的人,87岁的老先生努力宣讲着;室外是嗨爆炸的古城酒吧,一浪高过一浪。” (T018)
旅游业发展为丽江古城带来了全球化与绅士化的影响,出现了大量富有小资情调的客栈、手鼓店、酒吧等新兴场所。这些场所为现代民谣音乐的兴起提供了创作与展示空间,而民谣音乐也装点了这些场所,渲染了浓郁迷人的“小资”氛围。
1996年第一家酒吧“樱花屋”在古城内落户,2003年《丽江的柔软时光》的出版,2004年电视剧《一米阳光》热播等一系列事件将丽江定位成符合小资口味的浪漫之城。随着旅游发展,一些来自大城市既有文化资本又有金融资本的中产阶级们,逃离繁忙的现代都市,来到丽江投资建店,对传统空间进行了一番绅士化改造。大量兼具民族风和时尚范儿的新空间,加上古城原本的“小桥流水”、“户户垂柳”,让丽江古城的“小资”情调日益浓厚。
上述变化导致传统古乐与新空间越加不协调,于是,带有一定丽江特色,又带有自由、慵懒气质的现代民谣音乐在古城空气中弥漫开来。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现代民谣音乐原创歌手也开始集聚丽江,丽江古城一度成为向往自由、奔放、流浪的年轻人的精神乐土。
如酒吧店老板B004所表述的：
“那时候我们兄弟经常一起卖唱,后来攒了点钱,开了个小酒吧,大家一起围着火塘这样唱歌,音乐算是一个很大的支柱,既热爱它,又要靠它生活。” (B004)
截至2016年末,丽江古城中共有177家酒吧、59家手鼓店(图2)(结合实地踏查和百度地图数据得出),主要分布在古城最佳的位置,即新华街、五一街、七一街以及南门街附近。游客进入古城后,被酒吧与手鼓店的现代民谣音乐所笼罩。逛酒吧、听民谣、买CD也成为旅行标配。可见,现代民谣音乐在丽江古城中的主流地位。
“来丽江之前,给自己规定好一定要去一次火塘酒吧,听听他们的故事,体验这里的情怀。” (T006)
然而,旅游商业化现象日益突出,丽江被冠以“艳遇之都”,虽然繁荣了旅游市场,但却对现代民谣音乐带来一定的冲击。古城安静闲适的氛围被招揽顾客的巨大声响削弱(崔庆明等, 2016),现代民谣音乐中所要营造的慵懒、闲适的慢节奏的地方感被冲淡。支撑丽江现代民谣音乐创作与发展的酒吧等场所,由于房租等经营成本大幅度提升,使得许多民谣歌手不得不选择离开。即便如此,也仍有很多人因为喜欢音乐、喜欢丽江,继续经营成本较低的手鼓店、火塘吧,传播现代民谣精神。在问到手鼓店老板(D002)为何经营这样一家店时,老板很自然地回应：“当然是因为喜欢音乐。”而对于游客来说,更多的人也认识到“艳遇”更像是一些酒吧的商业宣传标签,到丽江更喜欢去安静的小店里听听纯粹的民谣音乐,感受古城的氛围。
地方音乐的变化折射出旅游影响下丽江古城从原生少数民族文化向小资文化的转变特征。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以纳西古乐为代表的传统古乐还是现代民谣音乐都在地方建构中表现出了重要的作用。理解古乐与现代民谣音乐对丽江古城的建构也就进一步理解了传统文化“不得其所”,而现代文化“安适其位”的缘由。
丽江传统古乐是本地族群与地方长期互动过程中所衍生的文化产物。正如白沙细乐中规劝亡魂离去的歌曲《阿丽丽构吉徘》在歌词“白云驾白鹤,鹤随鹰,鹰随鹤,慢慢地,飞走了,飞过玉龙雪山,飞远了,不再回头,也不再回来”中所表达的天人合一的思想那样,传统古乐是与地方的完美融合,是构成本地人地方感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传统人地关系的重要表征。现今,虽然大多数本地居民搬离丽江古城,但是仍有一些老人定期地聚在一起参加他们内部的“聚会”,其中陪伴他们的不乏那些熟悉的民间音乐文化,通过音乐他们可以唱出自己不同的经历,这些音乐已是深植于他们内心的文化信仰,传统古乐在他们对地方认同方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如本地居民表示：
“这些音乐我们自己也唱,自己唱的更有味道,感触也更深。”(R007)
然而,在迪士尼化、麦当劳化现象全球渗透的今天,丽江古城其实更应被准确的定义为以纳西民族风情为特色的“文化遗产主题公园”。以纳西古乐为代表的文化遗产为丽江古城营造了独特的地方文化氛围,原本作为丧葬礼仪使用的传统古乐转变为遗产主题公园中的表演性劳动,成为“他者”凝视的对象,迎合了游客的猎奇心理。因此,对于如今“游客的”丽江古城来说,传统古乐已转变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成为打造旅游目的地“独特感”的重要旅游资源。
与此同时,古乐所蕴含的纳西韵味对旅游地以现代民谣音乐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建构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许多传统古乐中所使用的民族乐器被运用到现代民谣音乐创作和表演中,许多现代民谣音乐也借用了许多古乐中的曲调、歌词等元素以增添丽江味道。古乐的元素虽然被分解,但却增加了一些本地青年音乐创作者的文化认同,如酒吧老板B001、B002在访谈中说：
“之前做的音乐更多是偏港台的,但是我现在回来了,重新去寻找我们本地的民族音乐元素,这才是更有价值的。” (B001)
“毕竟自己也是丽江人,在民谣创作中肯定会融入一些纳西族的元素,这些元素也增加了音乐本身的厚重感。” (B002)
有趣的是,古乐也建构了游客们对纳西传统文化的想象。比如,来自非洲的手鼓被现代民谣歌手带入丽江古城后,就被游客们直接想象为是“纳西手鼓”。于是,古城中大量的手鼓店代替了古乐表演会,成为了游客体验纳西文化的场所。而在火塘吧围着火塘、弹着吉他、唱着民谣也成为了游客参与纳西文化体验的绝佳项目之一。
总之,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古乐之于地方均不可或缺。过去古乐是融合于地方的文化伴侣,而今则是地方旅游发展的宝贵资源。正因角色的转变,即使古乐在今天不能被大多数游客所理解和欣赏,并面临着传承和保护的极大压力,其所代表的地方意义仍是不可替代的。而这,也许正是古乐“不得其所”的原因。
本文使用ROST CM6软件对来自丽江的80首现代民谣音乐进行歌词词频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丽江现代民谣歌词关键词词频及其类属
Tab.2 Keywords frequency and categories of folk music lyrics in Lijiang
| 关键词类型(总频次) | 关键词(词频) |
|---|---|
| 地点名词类(182) | 丽江(77),远方(34),世界(30),城市(21),雪山(13),北方(7) |
| 自然名词类(215) | 阳光(27),花儿(27),风儿(26),星星(15),天空(15),春天(13),流水(13),冬天(12),黑夜(11),月亮(11),白云(11),夏天(9),鸟儿(8),落叶(7),树枝(5),大雁(5) |
| 人文名词类(487) | 姑娘(48),时光(37),路上(34),眼睛(25),朋友(25),爱情(24),歌声(18),怀里(18),人海(18),梦想(15),火车(13),眼泪(12),旅程(12),青春(12),容颜(12),往事(12),孩子(11),嫁衣(11),日记(11),小宝贝(11),情景(10),翅膀(10),一生(10),天使(9),天涯(8),生命(8),咖啡(8),微笑(7),吉他(7),火塘(7),一瞬间(6),院子(6),油灯(6),字句(5) |
| 动词类(477) | 歌唱(39),走过(33),想起(24),遇见(24),流浪(23),拥抱(20),远去(19),听见(17),起舞(16),回到(15),化做(14),坐在(14),飞翔(13),思念(12),掉泪(12),守候(11),记得(11),绽放(11),奔跑(11),开往(11),流淌(10),抚摸(10),向往(9),回头(9),迷失(9),晒太阳(9),牵挂(8),死去(7),停留(7),睁开(6),飘零(6),天黑(6),相约(6),背着(5),融化(5),散落(5) |
| 积极形容词类(199) | 温暖(27),美丽(24),亲爱的(24),美好(20),自由(16),欢乐(16),浪漫(16),活着(12),遥远(11),幸福(10),春暖花开(8),温柔(6),傻傻的(5),熙攘(4) |
| 消极形容词(55) | 孤独(16),孤单(12),忧伤(12),悲伤(11),难过(6) |
| 拟声词(24) | 嘀嗒(24) |
统计发现,80首现代民谣音乐关键词总数为112个,总频次为1641次。其中,词频最高的前5项名词依次为：丽江(77)、姑娘(48)、时光(37)、远方(34)、路上(34)。词频最高的前5项形容词为：温暖(27)、美丽(24)、亲爱的(24)、美好(20)、自由(16)、孤独(16)。总的来看,丽江现代民谣音乐描述了一种为人们,特别是都市青年人所向往的生活。
在歌词里,“丽江”“雪山”等直接表达了丽江元素,建构了游客“在路上”的异乡感。歌词中描绘的“美好”“温暖”景象,符合游客在旅途中悠闲、放松的心情。古城“阳光”“鲜花”与“流水的嘀嗒声”则渲染了慢生活格调,都市青年对“远方”的向往、“旧时光”的怀念甚至“孤独”的矫情也被现代民谣音乐明确地表达了出来。这使游客走在古城中以一种新的角度看待古城物质景观,如T004所说：
“没有来到这里的时候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是一个谜,来到这里之后发现这里到处都在打着手鼓唱着音乐,这和想象中的很不一样。现在觉得这的民谣音乐更加温馨动感,让古城的夜晚有更多的动人和憧憬。”(T004)
现代民谣音乐对丽江古城张贴的“标签”对地方文化有一定的改写作用(Saldanha, 2002),它迎合了当下的放松、娱乐的市场环境,更加促进了“小资”文化的形成,让向往“小资”生活方式的人们迅速地被吸引并融入古城的氛围中去。
音乐歌词对地方的影响并不仅局限在对地方标签的张贴,而且还能引起游客对音乐甚至旅游地的共鸣。因为音乐在表达歌词的同时还伴随声音、曲调的信息,正如Tuan(1974)认为： “我们往往更容易被我们所听到的东西而不是看到的东西打动。”
在丽江,传统古乐和现代民谣音乐所营造的地方氛围均在游客的情感认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使得游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认同感。传统古乐对游客的情感建构主要来源于原生态的表达方式以及古老文化行将逝去的危机感。古乐的仪式感及其所表达的对自然的崇敬之情,打动了作为“他者”的游客。如游客T007表示“除非亲身感受到纳西古乐的洗礼,不然不会明白它为什么会被称作音乐活化石;因为当音乐声起的一瞬间,顿时就有梦回唐朝的感觉”。(T007)
同时,古乐表演者多为年迈的纳西老人,老人们沧桑的嗓音也迅速地打动了游客,如游客T018所说,“被老人对待文化的态度所感动,但历史却总在慢慢地被遗忘”。(T018)
而现代民谣音乐对游客的情感建构则多来自与游客自身经历相似的表达。歌曲《我会想起你》中唱道：“这次的夏天和从前不太一样”,会让听者将在丽江的时光定义为“不一样的夏天”。 丽江酒吧老板和歌手口中常常使用的词语“故事”“理想”和“音乐”等,让很多游客唤醒了年轻时的冲动或理想。如游客T005在一家酒吧参加完活动后说道：
“本来我明天要去昆明,但有一瞬间的心动,想去了解一些不同的生活方式,改签了机票。我也想试试看我曾向往的那种生活,当它真的成功时,会是什么样的感觉。”(T005)
同时,许多现代民谣音乐所营造的轻快、浪漫的感觉更加放大了游客在旅途中自由快乐的体验,并形成特殊的丽江记忆。
“来丽江是想给心灵放个假,丽江的音乐都给人放松的感觉,这很丽江。”(T010)
“走在古城街上,被手鼓店的鼓声吸引了进去,小伙子打得很好,激情澎湃,音色分明,嘟嘟哒哒,很有那么一种感觉,听着很来劲。”(T014)
“回家后再次听到在丽江时听的歌,就好像又到了丽江,这就是丽江后遗症吧。”(T003)
“心情不好的时候再听丽江的歌曲,会再想起在丽江的那段时光。”(T015)
总之,传统古乐用表演形式、民族感和历史的厚重感打动了观众,而对于大多数游客而言,现代民谣音乐则用与游客经历相似的表达,简单明快的曲调和歌词更加贴合了听者的心境。这许是现代民谣音乐在丽江古城“安适其位”的原因。
音乐在丽江古城的成功营销,获得了大部分游客的认同感,丽江也被游客们认定为具有“纳西”“小资”情调的地方。但于本地人、部分店铺经营者甚至部分游客而言,丽江成为了他们心中失落的地方。
事实上,为适应旅游发展,古乐也做了适度改变。东巴宫白沙细乐的演出中将原本以超度亡灵的内容转换成祈福的内容,并增加歌舞表演以丰富观赏性。大研古乐会的纳西古乐表演,增加中英文解说,目的是让观众更好的理解古乐。但即便如此,能够真正欣赏古乐的人仍是少之又少。在大研古乐会常会听到这样的解说词, “不到丽江不算到云南,不听纳西古乐不算到丽江”,这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古乐对现代民谣音乐的抵抗。面对强势来袭的现代文化,传统古乐显得十分薄弱,但仍始终坚守。正如纳西古乐的演奏者N002和N003所说：
“如果说我们也将门票向旅行社推销,也会有很多人来听,但来听的人又不是真心想来听,又有什么意义呢?” (N002)
“现在年轻人学习古乐的难度在于把这里边的韵味表达出来。” (N003)
同时,人们学习、练习纳西古乐的目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很多本地年轻人表示,学习纳西古乐是为了参加商业演出。纳西古乐即使演奏形式和技巧被传承下去,但其所传达的风韵仍然会受到较大的冲击。而不少本地人也表示“现在古城纳西古乐的演奏失去了原来的味道。” (R010)
与此同时, “小资”文化铺就了丽江旅游的黄金之路,也引发了过度商业化问题,对以现代民谣音乐为代表的小资文化本身产生了不小的冲击。旅游发展引发古城内酒吧、手鼓店、客栈等消费场所数量猛增,店铺租赁和经营成本大幅度提升,致使店铺间竞争日益激烈。许多酒吧不得不播放激烈的音乐,打着“艳遇”的旗号四处招揽客人。淘碟手鼓店也不得不大声循环播放有限的几首“经典”民谣吸引游客。许多经营者和游客也对这样的丽江产生了疑惑：
火塘吧老板B001说,“过去火塘吧很少,我们只能吸引一些小众的顾客。2010-2012年之间,艳遇之都名气越来越大,很多人冲着艳遇来到丽江。这种酒吧,突然就开了很多,现在竞争非常激烈。说实话,我已经一年多没写歌了,如果按照以前的模式(唱原创音乐)的话,我们是没办法生存的。” (B001)
“2005年,我曾在这条街上靠着河岸喝酒,与对岸另家酒吧的客人对歌,隔河唱山歌的感觉,没有伴奏,大家喊得很开心。如今,这都不存在了,你不用唱山歌,巨大的音响淹没你的一切声音。”(T010)
“借着卖手鼓的名义卖盗版碟,多少原创歌手就是这样被毁掉的。古城本来是禁噪的,正规手鼓店也有不少,可大多被那些盗版碟店挤兑走了。再加上客栈老板也要吃回扣,酒吧现在很难做。” (B005)
而对于丽江本地居民,他们并不认同现在古城中弥漫的现代民谣音乐,如在问到本地居民R002对古城内现代民谣音乐的感知时,对方气愤地说道,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歌,反正整天放,可能(手鼓店的歌)是一个老板规定的。”(R002)很多本地人因为对丽江的特殊感情,表示出对丽江的惋惜,因为丽江对于他们的地方意义已被改写。
“出去上大学回来发现,我的家乡被外地人攻占了。丽江古城现在很商业化,在里面卖东西的基本都是外省的人。景区消费都很贵,我基本不在古城里吃饭,也没听说哪个本地人在古城里吃饭的。顺带一直很烦古城里放的歌,就连古城外都在放。还有一点,丽江本地人很不喜欢外地人称丽江为艳遇之都,因为本身就不关我们的事。”(R005)
“古城本来有些老人年龄大了,在古城里住习惯了,虽想继续住下去,但真的很吵,根本睡不好觉。”(R001)
丽江古城安静闲适的氛围日渐削弱,“小资”情调变了味,很多人表示丽江不再纯粹了。过度的商业化无异于古城旅游业的自我毁灭,对丽江古城未来的文化走向也存在消极作用。
本文利用观察法、文本分析法、访谈法对丽江古城的地方音乐形式、表达内容、展演场所,以及音乐表演者、酒吧经营者与游客等音乐参与者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与采访,并得出以下结论：
(1) 旅游业发展导致原本融入丽江本地社会生活的传统古乐转变为旅游文化商品,在如今被“小资”文化定义的丽江古城中,成为“不得其所”的非小资“他者”。同时,受旅游业带来全球化和绅士化的影响,酒吧、咖啡馆等场所兴起,激发了现代民谣音乐的集体创作。弥漫于丽江古城的现代民谣音乐是“小资”文化的重要成分,自然是“安适其位”。
(2) 传统古乐建构了丽江古城的独特性,并用原生态的表达方式和仪式感打动了游客。古乐是构成地方意义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是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但对于古乐而言,不仅是演奏技巧的传承那么简单,面对强势来袭的现代文化与商品化,其文化风韵传承和保护的危机让传统古乐显得十分薄弱,也许这正是其“不得其所”的原因。
(3) 现代民谣音乐为丽江古城张贴了“小资”标签,自由慵懒的气息迎合了游客在旅途中的快乐心境,获得极大地认同感,并为酒吧、客栈、手鼓店等场所渲染浓郁的小资氛围。“小资”名片为古城铺就黄金之路后,现代民谣音乐也开始面临过度商业化所带来的威胁和挑战。现代民谣音乐在丽江古城“安适其位”蔓延的同时,也将空间侵占为自己的地盘。本地人、部分店铺经营者甚至部分游客都开始抵触过度商业化后的丽江古城,认为这不再是他们心中的丽江。现代民谣音乐所建构的地方成为了来丽江旅游的游客心中的地方,而事实上这种建构裹挟了太多的商业营销。
总的来看,丽江古城的现代民谣音乐正如酒吧、客栈、咖啡馆等新兴场所一样,都在古镇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过程中由“他者”逐渐变为“我者”。而传统古乐也正如建筑、文字、习俗等古镇原生文化一样变成被“凝视”的对象。在认识地方音乐变迁的特征与机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古镇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的整体格局与机理。音乐为地理学关于地方文化变迁的研究提供了非地理实体空间的切入点,并且是能够将实体空间与人相关联的更直接的文化视角,是认识人地关系形成与演化较好的媒介。但本文限于对音乐研究的深度以及调查时段的有限性,在音乐的产生及与空间、人群互动的过程及关系研究中仍存在一定的缺憾,希望能在日后的研究工作中进一步完善。另外,在全球化与绅士化给中国地方文化带来普遍冲击和影响的同时,如何在现代化社会中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恰如其分地结合,使新旧文化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保持地方的多样性,依旧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 [1] |
城市化的文学书写: 基于社会—空间辩证法的《炸裂志》解析 [J].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17.01.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小说《炸裂志》为分析对象，利用社会一空间辩证法这一工具，对中国城市化的文学书写进行诠释。研究指出，《炸裂志》用“神实主义”的手法，反映出城市化对社会和权力关系的巨大影响、资本推动城市化的内在动因，以及城市化过程中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此外，利用桥接小说桥段与真实生活片段的方式，《炸裂志》记叙、再现与诠释了一个蒙太奇的城市化过程。《炸裂志》中记述的城市化与空间生产过程体现了社会一空间复杂的辩证关系。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关系的空间体现；同时，空间生产对社会与权力关系亦发挥建构性的作用。空间的生产伴随着权力关系的生产，而对资本、权力与空间的争夺，也重构了社会的文化价值与身份认同。
The literary writing of China's urbaniza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 A socio-spatial dialectical analysis on the chronicle of Zhalie [J].https://doi.org/10.13959/j.issn.1003-2398.2017.01.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小说《炸裂志》为分析对象，利用社会一空间辩证法这一工具，对中国城市化的文学书写进行诠释。研究指出，《炸裂志》用“神实主义”的手法，反映出城市化对社会和权力关系的巨大影响、资本推动城市化的内在动因，以及城市化过程中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此外，利用桥接小说桥段与真实生活片段的方式，《炸裂志》记叙、再现与诠释了一个蒙太奇的城市化过程。《炸裂志》中记述的城市化与空间生产过程体现了社会一空间复杂的辩证关系。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关系的空间体现；同时，空间生产对社会与权力关系亦发挥建构性的作用。空间的生产伴随着权力关系的生产，而对资本、权力与空间的争夺，也重构了社会的文化价值与身份认同。
|
| [2] |
历史城镇的旅游商业化研究 [J].Studies on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in historic towns [J]. |
| [3] |
酒吧与旅游古镇地方性的建构: 以湖南凤凰古城为例 [J].
<p>随着全球流动的迅速加快，移动性理论成为解释全球化与地方化冲突的一个有用视角。在第三世界不断蔓延的酒吧消费空间可以看作是移动性的一个重要表征。然而游客带来了旅游目的地变迁，以及西方游客在第三世界国家创立文化飞地的移动性研究结论却无法解释酒吧在中国的古镇不仅成为重要的休闲场所，而且成为了古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象。文章以湖南凤凰古镇为例，运用观察、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探讨酒吧是如何与古镇的地方性相结合的。得出结论如下：<span>1）酒吧起初完全是由游客生产，游客消费的空间是游客在古镇中创造出来的文化飞地；2）由于游客的某些文化行为（绘画、音乐、阅读等）使得古镇叠加了现代文化的地方性，从而与同是现代文化的酒吧相得益彰；3）随着大众游客、组团游客的不断增多，原来的游客关注凤凰古城展现传统文化的习惯已经被打破，组团游客更多地只是对古城匆匆一瞥，更关心的是听觉、嗅觉等身体感觉以及喝醉的放纵感；4）由于漫步的停步与放纵同时汇聚于酒吧，使得游客透过酒吧更好地将身体安放在古镇中，这使得酒吧融入进了古镇中的地方性。综上所述，人与地方的连接是复杂的过程，带有文化与身体2种属性，因为有身体属性的存在，游客对于旅游目的地并不仅仅是审美需求，而酒吧则是在双重属性下连接人与古镇的重要中介。</span></p>
Influence of bar on placeness-construction in ancient travel town: A case study of Fenghuang [J].
<p>随着全球流动的迅速加快，移动性理论成为解释全球化与地方化冲突的一个有用视角。在第三世界不断蔓延的酒吧消费空间可以看作是移动性的一个重要表征。然而游客带来了旅游目的地变迁，以及西方游客在第三世界国家创立文化飞地的移动性研究结论却无法解释酒吧在中国的古镇不仅成为重要的休闲场所，而且成为了古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象。文章以湖南凤凰古镇为例，运用观察、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探讨酒吧是如何与古镇的地方性相结合的。得出结论如下：<span>1）酒吧起初完全是由游客生产，游客消费的空间是游客在古镇中创造出来的文化飞地；2）由于游客的某些文化行为（绘画、音乐、阅读等）使得古镇叠加了现代文化的地方性，从而与同是现代文化的酒吧相得益彰；3）随着大众游客、组团游客的不断增多，原来的游客关注凤凰古城展现传统文化的习惯已经被打破，组团游客更多地只是对古城匆匆一瞥，更关心的是听觉、嗅觉等身体感觉以及喝醉的放纵感；4）由于漫步的停步与放纵同时汇聚于酒吧，使得游客透过酒吧更好地将身体安放在古镇中，这使得酒吧融入进了古镇中的地方性。综上所述，人与地方的连接是复杂的过程，带有文化与身体2种属性，因为有身体属性的存在，游客对于旅游目的地并不仅仅是审美需求，而酒吧则是在双重属性下连接人与古镇的重要中介。</span></p>
|
| [4] |
遗产旅游动机的核心—边缘结构研究: 以丽江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6.10.01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遗产旅游动机存在着一个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动机源自遗产属性,而边缘动机与遗产属性关系不大。既有研究虽已认识到这个结构,但对于动机如何从属性而来的过程却关注不多。文章采用方法-目的链研究方法,以丽江为案例地,对该结构进行探讨。方法-目的链主张从属性到结果再到价值这样的层级性建构,可还原游客动机的产生过程。研究发现,游客动机来自丽江多个方面的属性：遗产属性、遗产相关属性和遗产无关属性。这些属性往往被综合起来提到,游客同时被这些属性吸引而不是单单被遗产属性所吸引。逃离和归属感这两个在理论上看应该是核心动机价值,但追溯其属性却发现产生这些价值的也包括非遗产属性。而寻求艳遇、成就感和寻找自我这些在理论上看似与核心动机无关的价值,却与遗产属性和遗产相关属性关系密切。这说明游客对遗产进行了遗产客观价值以外的建构。
The cor-periphery structure of heritage tourism motivation in Lijiang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6.10.01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遗产旅游动机存在着一个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动机源自遗产属性,而边缘动机与遗产属性关系不大。既有研究虽已认识到这个结构,但对于动机如何从属性而来的过程却关注不多。文章采用方法-目的链研究方法,以丽江为案例地,对该结构进行探讨。方法-目的链主张从属性到结果再到价值这样的层级性建构,可还原游客动机的产生过程。研究发现,游客动机来自丽江多个方面的属性：遗产属性、遗产相关属性和遗产无关属性。这些属性往往被综合起来提到,游客同时被这些属性吸引而不是单单被遗产属性所吸引。逃离和归属感这两个在理论上看应该是核心动机价值,但追溯其属性却发现产生这些价值的也包括非遗产属性。而寻求艳遇、成就感和寻找自我这些在理论上看似与核心动机无关的价值,却与遗产属性和遗产相关属性关系密切。这说明游客对遗产进行了遗产客观价值以外的建构。
|
| [5] |
旅游目的地外来艺术的地方成长机理: 周庄古镇三毛文学案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6.02.01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和热点问题。已有文献主要以本地文化为研究对象，分析在外部力量介入情况下，本地文化变迁的过程与机理。文章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外来艺术三毛文学，通过对其在周庄古镇旅游地成长过程的考察，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外来艺术地方再生产的内在机理，为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对文学旅游者的调查发现：在对文学兴趣和信仰、文学代理人运作的综合作用下，外来艺术三毛文学被周庄旅游业所利用，改造为稳定的文学艺术场三毛茶楼，成为古镇新的地方文化。文章为正确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对地方旅游业的经营管理，尤其是旅游市场营销提出了新的挑战。
The growth of foreign art in tourism destination: A case study of Sanmao literature in ancient town Zhouzhuang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6.02.01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和热点问题。已有文献主要以本地文化为研究对象，分析在外部力量介入情况下，本地文化变迁的过程与机理。文章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外来艺术三毛文学，通过对其在周庄古镇旅游地成长过程的考察，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外来艺术地方再生产的内在机理，为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对文学旅游者的调查发现：在对文学兴趣和信仰、文学代理人运作的综合作用下，外来艺术三毛文学被周庄旅游业所利用，改造为稳定的文学艺术场三毛茶楼，成为古镇新的地方文化。文章为正确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对地方旅游业的经营管理，尤其是旅游市场营销提出了新的挑战。
|
| [6] |
当代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知识谱系引论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5.02.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在“后现代地理学”之后蓬勃发展起“新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是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以及社会科学普遍的“空间转向”之后的学术互动产物,它与地理学以往的知识遗产包括传统的文化地理学既有联系也存在从研究议题、概念、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差别,是走向批评范式的人文化和理论化的知识体系。本文立足丰富庞杂的理论文献,全面综述和分析了新文化地理学的知识谱系和未来的发展走向。
Introduction on knowledge genealogy of new 'cultural geography'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5.02.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在“后现代地理学”之后蓬勃发展起“新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是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以及社会科学普遍的“空间转向”之后的学术互动产物,它与地理学以往的知识遗产包括传统的文化地理学既有联系也存在从研究议题、概念、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差别,是走向批评范式的人文化和理论化的知识体系。本文立足丰富庞杂的理论文献,全面综述和分析了新文化地理学的知识谱系和未来的发展走向。
|
| [7] |
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声景研究及相关进展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11.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声景是文化景观的重要构成,在塑造地域文化个性、培育地方身份认知、确立居民地方感知等方面,具有特殊价值和独特优势.随着声景理念的不断推广,基于地理学视角对声景时空特征、空间意义和社会文化关联等方面的研究,不仅拓展和深化了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内容,而且促进了地理学与声景学跨学科研究的融合发展.本文在对声景概念进行简单介绍的基础上,从声景的时空分异特征、声景与地方感知、声景与居民福祉、声景的社会文化关联、声景的地理实践应用、特殊音乐声景的地理学研究等6 个方面,对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声景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梳理,并以此构建了地理学视角下声景研究的逻辑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了国内外地理学视角下声景研究的特点和差异.国内文化地理学以音乐现象为主要基点,并逐渐扩展到音乐之外的其他声音类型;国外学者在音乐地理学之外,相对系统地采纳了声景学的理念和方法,拓展了地理学视角下声景研究的方法和路径.研究结果对拓展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实现基于声景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Progress in soundscape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eography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11.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声景是文化景观的重要构成,在塑造地域文化个性、培育地方身份认知、确立居民地方感知等方面,具有特殊价值和独特优势.随着声景理念的不断推广,基于地理学视角对声景时空特征、空间意义和社会文化关联等方面的研究,不仅拓展和深化了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内容,而且促进了地理学与声景学跨学科研究的融合发展.本文在对声景概念进行简单介绍的基础上,从声景的时空分异特征、声景与地方感知、声景与居民福祉、声景的社会文化关联、声景的地理实践应用、特殊音乐声景的地理学研究等6 个方面,对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声景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梳理,并以此构建了地理学视角下声景研究的逻辑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了国内外地理学视角下声景研究的特点和差异.国内文化地理学以音乐现象为主要基点,并逐渐扩展到音乐之外的其他声音类型;国外学者在音乐地理学之外,相对系统地采纳了声景学的理念和方法,拓展了地理学视角下声景研究的方法和路径.研究结果对拓展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实现基于声景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
| [8] |
“噪”起来: 广州音乐现场的文化地理研究 [J].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6.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将广州的音乐现场看作一个承载制造“噪音”的场所,以6个现场音乐酒吧为具体案例,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探讨音乐现场如何连结不同人和不同的地方,以及如何被建构成一个“动态”的空间和“越轨”的地方。研究结果表明：音乐现场作为一种动态的物质文化空间,由经营者、组织者、音乐人和乐迷通过社会实践共同建构而成,成为所有音乐演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与不同地理尺度之间关系的节点;音乐现场作为一个“越轨”的地方,将音乐现场的“局内人”和“局外人”区分。上述结论回应和丰富了现有音乐地理研究的内容和成果,并对中国超越“看的方式”进行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p>
Noise up! A cultural geographical analysis of live music in Guangzhou [J].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6.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将广州的音乐现场看作一个承载制造“噪音”的场所,以6个现场音乐酒吧为具体案例,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探讨音乐现场如何连结不同人和不同的地方,以及如何被建构成一个“动态”的空间和“越轨”的地方。研究结果表明：音乐现场作为一种动态的物质文化空间,由经营者、组织者、音乐人和乐迷通过社会实践共同建构而成,成为所有音乐演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与不同地理尺度之间关系的节点;音乐现场作为一个“越轨”的地方,将音乐现场的“局内人”和“局外人”区分。上述结论回应和丰富了现有音乐地理研究的内容和成果,并对中国超越“看的方式”进行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p>
|
| [9] |
我国传统村镇旅游研究进展 [J].The domestic progress of the tourism research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owns [J]. |
| [10] |
现代语境下地方性与身份认同的建构: 以拉萨“藏漂”群体为例 [J].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ness and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emerging modernity: A case study of Han Chinese "drifters" in Lasa, Tibet [J]. |
| [11] |
想象、展演与权力: 西藏旅游过程中的“他者性”建构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6.06.01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旅游的过程中，东道主常常被刻写上“他者”的文化意涵。游客带着追求“文化差异”的诉求前往“他者的世界”，在异域邂逅他者。文章以拉萨大昭寺广场及其周边的八廓街作为案例地，以藏族人在八廓街的转经、磕长头行为作为实证研究的切入点，以汉族游客和藏族人两类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在西藏旅游发展以及中国后改革时期转型背景下，藏族的“他者性”如何在汉-藏互动过程中被建构。文章认为，藏族的“他者性”并非具有先验的、一成不变的意涵，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与社会互动中不断生产的。文章关注“他者性”建构过程中的两个维度——我者对于他者的凝视，藏族人对于自身的他者性的展演。一方面，转经、磕长头行为使游客将藏族人视为神圣、美好、朴实的代名词，对他者的建构存在浪漫化-理想化的倾向。另一方面，藏族他者并非凝视的被动接受者。随着“职业磕头者”的出现，一部分藏族人将凝视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通过他者性的展演，积极地响应游客建构的文化意义，以此获取一定的物质利益。总而言之，“他者性”的建构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对“他者”的研究不能忽略我者及他者所处的社会情境及诉求。
Imagination, performance and power: The construction of otherness in Tibetan tourism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6.06.01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旅游的过程中，东道主常常被刻写上“他者”的文化意涵。游客带着追求“文化差异”的诉求前往“他者的世界”，在异域邂逅他者。文章以拉萨大昭寺广场及其周边的八廓街作为案例地，以藏族人在八廓街的转经、磕长头行为作为实证研究的切入点，以汉族游客和藏族人两类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在西藏旅游发展以及中国后改革时期转型背景下，藏族的“他者性”如何在汉-藏互动过程中被建构。文章认为，藏族的“他者性”并非具有先验的、一成不变的意涵，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与社会互动中不断生产的。文章关注“他者性”建构过程中的两个维度——我者对于他者的凝视，藏族人对于自身的他者性的展演。一方面，转经、磕长头行为使游客将藏族人视为神圣、美好、朴实的代名词，对他者的建构存在浪漫化-理想化的倾向。另一方面，藏族他者并非凝视的被动接受者。随着“职业磕头者”的出现，一部分藏族人将凝视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通过他者性的展演，积极地响应游客建构的文化意义，以此获取一定的物质利益。总而言之，“他者性”的建构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对“他者”的研究不能忽略我者及他者所处的社会情境及诉求。
|
| [12] |
民居文化变迁中的“虚无”与“实在”: 以丽江古城客栈为例 [J].The "nothing" and "something" during the cultural changes in residence: A case study inns in Lijiang ancient town [J]. |
| [13] |
丽江大研古城文化变迁中的“虚无”与“实在”: 以酒吧发展为例 [J].The "nothing" and "something" during the cultural changes in Lijiang ancient town: A case study of Lijiang ancient town's bars [J]. |
| [14] |
浅析文本在地方性形成中的作用: 对近年文化地理学核心刊物中相关文章的梳理 [J].
Place is one of core concepts of cultural geography. Placeness is the distinctivity of place. Many cultural geographers lay emphasis on the emotional significance of place for subject since the 1970s. New cultural geography is a knowledge system established by a group of British cultural geographers in the 1980s. New cultural geography concernes about place representation by films, literature, paintings and other kinds of text, however, traditional cultural geography does not pay attention to this. The placeness is the join point that cultural geography binding other subdisciplines of human geography. In recent years, many articles in core journals of cultural geography studied placeness represented in text. Cultural geographers can read the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creative subjects to space and place, such as directors, screenwriter, artists, writers, poets and so on. This article cards some literature in order to summarize the role of text in place construction. Some conclusions come out. 1) Texts construct placeness by representing three kinds of contents, which are local existing landscapes, everyday life practice and lost elements in local culture.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ndscapes in text is more vivid than that of the other two. Daily practices recorded into texts are handed down more easily than that of oral form. Lost culture of place can be saved by text. 2) The mechanism of place representation by text comes from people ideological needs. SELF and OTHER have different spiritual pursuits such as loving their hometown, longing for a place far away from home and so on when they represent place. So the representations of a place in texts are different. 3) Text representation of a place can not only strengthen the placeness, but also weaken the placeness. If the authors of some texts have respected subjects and history of place, their works can reinforce placeness. However, if the authors of some texts are outsiders of place and their representation of place is selective and not completely true, their texts weaken the placeness. This article leads to a question for further discussion whether text is necessary in placeness construction. If it is, cultural geographers have to study the placeness represented in all kinds of text. The authors think that placeness only re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text can be shared by people of place.
Roles of text in placeness construction: Analysis on core literature of cultural geography in recent years [J].
Place is one of core concepts of cultural geography. Placeness is the distinctivity of place. Many cultural geographers lay emphasis on the emotional significance of place for subject since the 1970s. New cultural geography is a knowledge system established by a group of British cultural geographers in the 1980s. New cultural geography concernes about place representation by films, literature, paintings and other kinds of text, however, traditional cultural geography does not pay attention to this. The placeness is the join point that cultural geography binding other subdisciplines of human geography. In recent years, many articles in core journals of cultural geography studied placeness represented in text. Cultural geographers can read the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creative subjects to space and place, such as directors, screenwriter, artists, writers, poets and so on. This article cards some literature in order to summarize the role of text in place construction. Some conclusions come out. 1) Texts construct placeness by representing three kinds of contents, which are local existing landscapes, everyday life practice and lost elements in local culture.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ndscapes in text is more vivid than that of the other two. Daily practices recorded into texts are handed down more easily than that of oral form. Lost culture of place can be saved by text. 2) The mechanism of place representation by text comes from people ideological needs. SELF and OTHER have different spiritual pursuits such as loving their hometown, longing for a place far away from home and so on when they represent place. So the representations of a place in texts are different. 3) Text representation of a place can not only strengthen the placeness, but also weaken the placeness. If the authors of some texts have respected subjects and history of place, their works can reinforce placeness. However, if the authors of some texts are outsiders of place and their representation of place is selective and not completely true, their texts weaken the placeness. This article leads to a question for further discussion whether text is necessary in placeness construction. If it is, cultural geographers have to study the placeness represented in all kinds of text. The authors think that placeness only re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text can be shared by people of place.
|
| [15] |
旅游商业化影响下的古镇居住空间变迁研究: 以周庄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5.07.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p>古镇类旅游地的居住空间在旅游商业化的影响下发生变迁，居住空间的相关研究是社会空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镇居住空间变迁的研究是理解旅游驱动旅游地社会空间变迁作用机制的重要切入点。研究以周庄古镇历史镇区为案例地，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对周庄居住空间变迁进行调查，并展开分析，发现周庄历史镇区的居住空间形成了使用者多元化、空间功能多样化、空间分布破碎化的变迁特征，认为产生变迁的根源是旅游发展后新主体大量涌入，其基于各自的立场而对旅游商业化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评价标准，而这种源于利益考量的理解与评价的差异与变化产生了对古镇旅游商业开发的不同行为，本地社会关系在这种频繁的实践与互动过程中不断复杂化，出现新的空间，居住空间发生变迁。游客是居住空间变迁的主要依据，其好恶的变化引导了市场变化，旅游市场供给方积极响应变化，满足游客的需求；政府是变迁的主导力量；开发商通过资本优势影响政府，强化了政府在变迁中的作用；本地世居居民是旅游发展前居住空间的建构者，旅游发展后发生分化；外来旅游从业者涌入，置换本地居民，传统社区共同体瓦解，推动了变迁。</p>
Residential space evolution under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A case of Zhouzhuang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5.07.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p>古镇类旅游地的居住空间在旅游商业化的影响下发生变迁，居住空间的相关研究是社会空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镇居住空间变迁的研究是理解旅游驱动旅游地社会空间变迁作用机制的重要切入点。研究以周庄古镇历史镇区为案例地，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对周庄居住空间变迁进行调查，并展开分析，发现周庄历史镇区的居住空间形成了使用者多元化、空间功能多样化、空间分布破碎化的变迁特征，认为产生变迁的根源是旅游发展后新主体大量涌入，其基于各自的立场而对旅游商业化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评价标准，而这种源于利益考量的理解与评价的差异与变化产生了对古镇旅游商业开发的不同行为，本地社会关系在这种频繁的实践与互动过程中不断复杂化，出现新的空间，居住空间发生变迁。游客是居住空间变迁的主要依据，其好恶的变化引导了市场变化，旅游市场供给方积极响应变化，满足游客的需求；政府是变迁的主导力量；开发商通过资本优势影响政府，强化了政府在变迁中的作用；本地世居居民是旅游发展前居住空间的建构者，旅游发展后发生分化；外来旅游从业者涌入，置换本地居民，传统社区共同体瓦解，推动了变迁。</p>
|
| [16] |
发掘地方文献中的城市景观精神意向: 以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为例 [J].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601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化传承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而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来源是地方文献.地方文献对城市景观的描写融入了作者对景观的美学感受、情感体验和价值取向等抽象文化,因而可以作为城市景观规划的重要参考.本文借助列斐伏尔三个空间的概念,梳理了什刹海地区的地方文献,分析了文人的空间想象和审美体验,结合城市规划实践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地方文献提供给什刹海景观规划的精神文化内核是文人的家乡情怀和自然观;第二,地方文献为什刹海景观规划提供了两类特殊的文化空间表征形式——空间联想和空间关联;第三,什刹海地区的景观规划应保护与上述两类空间表征相对应的实体要素,并在关键地点设立标志物,通过意景—意境转换等具体手法,让景观成为场所想象的依托,让保护区的文化传承具有更深厚的精神内核.
On the spiritual images of a city from its local literatures: Take Shichahai historical district as an example [J].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601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化传承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而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来源是地方文献.地方文献对城市景观的描写融入了作者对景观的美学感受、情感体验和价值取向等抽象文化,因而可以作为城市景观规划的重要参考.本文借助列斐伏尔三个空间的概念,梳理了什刹海地区的地方文献,分析了文人的空间想象和审美体验,结合城市规划实践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地方文献提供给什刹海景观规划的精神文化内核是文人的家乡情怀和自然观;第二,地方文献为什刹海景观规划提供了两类特殊的文化空间表征形式——空间联想和空间关联;第三,什刹海地区的景观规划应保护与上述两类空间表征相对应的实体要素,并在关键地点设立标志物,通过意景—意境转换等具体手法,让景观成为场所想象的依托,让保护区的文化传承具有更深厚的精神内核.
|
| [17] |
旅游与空间道德碰撞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7.04.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一、实体要素空间特征所体现的空间道德在文化地理学者看来,空间既包括物理的（或实体的）空间,也包括在这些物理空间中展开的人类活动,以及这些活动体现的意识形态内容。旅游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因此所有关于空间正义、空间伦理的理论都应该适用于对旅游空间的分析。由于伦理是受道德指引的,
The collision between tourism and space morality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7.04.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一、实体要素空间特征所体现的空间道德在文化地理学者看来,空间既包括物理的（或实体的）空间,也包括在这些物理空间中展开的人类活动,以及这些活动体现的意识形态内容。旅游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因此所有关于空间正义、空间伦理的理论都应该适用于对旅游空间的分析。由于伦理是受道德指引的,
|
| [18] |
人文主义地理学对城市空间文本的解读: 以《北京文脉》插图为例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09.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人文主义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种认识论,其特点是我向性、诉诸情感和感悟性。以往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分析案例多关注地方感的主体性,而对认识与被认识的循环过程中的人文主义特点关注不够。本文以《北京文脉》一书的三幅插图为例,对比插图者自述和读者(本文作者)的读后感,分析北京城市空间认识过程中的人性提升。主要结论有二,一是在三幅插图的作者和读者的空间认识过程中,感悟性更重要;二是插图作者和读者均经历了"文本—基于文本的感悟—超越文本的提升"的认识循环,这个过程是人性提升的必然途径。因此,在每次修改城市规划时,人们一定要回答人性有何提升。
A humanistic geographical analysis of city space: A study of three maps in Beijing's Context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09.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人文主义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种认识论,其特点是我向性、诉诸情感和感悟性。以往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分析案例多关注地方感的主体性,而对认识与被认识的循环过程中的人文主义特点关注不够。本文以《北京文脉》一书的三幅插图为例,对比插图者自述和读者(本文作者)的读后感,分析北京城市空间认识过程中的人性提升。主要结论有二,一是在三幅插图的作者和读者的空间认识过程中,感悟性更重要;二是插图作者和读者均经历了"文本—基于文本的感悟—超越文本的提升"的认识循环,这个过程是人性提升的必然途径。因此,在每次修改城市规划时,人们一定要回答人性有何提升。
|
| [19] |
藏族歌曲对西藏旅游地形象感知的影响 [J].https://doi.org/10.11821/xb201008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旅游形象感知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且相关研究视角日趋多样化。已有研究多集中在视觉感观方面,鲜有从听觉角度分析旅游者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随着通讯技术及便捷音响设备的发展,音乐与旅游的结合越发紧密,迫切需要对音乐影响旅游地形象感知和形象构建的作用过程进行分析,以弥补感知研究中对听觉关注的空缺。以西藏为案例地,以广为传唱的藏族歌曲为研究对象,从旅游形象的两个层面探讨了歌曲对西藏旅游地形象感知的影响,并论证了藏族歌曲与旅游决策的相关关系。同时,还对藏族歌曲的传通有效性及其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对歌曲感知的差异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西藏旅游形象具有多元性的特点。藏族歌曲能够影响旅游者对西藏的形象感知,强化对西藏的向往。旅游者对旅游地形象的感知和建构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不同的旅游环节和角色中,歌曲发挥的影响作用不同。藏族歌曲对西藏旅游地的诠释以自然风景为主,人文信息为辅,对宗教文化涉及不多。此外,音乐传播旅游形象的实现依赖于音乐本身传播的成功,并非"造歌运动"之效果,而藏族歌曲却突破了语言约束,表现出以汉语为感知媒介的独特特点。另外,歌曲还对旅游者理性认识旅游地,触及旅游本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The study on impacts of Tibetan songs on the perception of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of Tibet [J].https://doi.org/10.11821/xb201008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旅游形象感知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且相关研究视角日趋多样化。已有研究多集中在视觉感观方面,鲜有从听觉角度分析旅游者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随着通讯技术及便捷音响设备的发展,音乐与旅游的结合越发紧密,迫切需要对音乐影响旅游地形象感知和形象构建的作用过程进行分析,以弥补感知研究中对听觉关注的空缺。以西藏为案例地,以广为传唱的藏族歌曲为研究对象,从旅游形象的两个层面探讨了歌曲对西藏旅游地形象感知的影响,并论证了藏族歌曲与旅游决策的相关关系。同时,还对藏族歌曲的传通有效性及其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对歌曲感知的差异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西藏旅游形象具有多元性的特点。藏族歌曲能够影响旅游者对西藏的形象感知,强化对西藏的向往。旅游者对旅游地形象的感知和建构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不同的旅游环节和角色中,歌曲发挥的影响作用不同。藏族歌曲对西藏旅游地的诠释以自然风景为主,人文信息为辅,对宗教文化涉及不多。此外,音乐传播旅游形象的实现依赖于音乐本身传播的成功,并非"造歌运动"之效果,而藏族歌曲却突破了语言约束,表现出以汉语为感知媒介的独特特点。另外,歌曲还对旅游者理性认识旅游地,触及旅游本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 [20] |
Tourism in European heritage cities [J].https://doi.org/10.1016/0160-7383(95)00065-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Heritage cities attract many visitors, generating benefits and costs. When the costs exceed the benefits, tourism development is no longer sustainable, and interventions become necessary. In order to develop guidelines to help heritage cities manage their tourism more adequately, the tourism market and policy of seven art cities were analyzed: Aix-en-Provence, Amsterdam, Bruges, Florence, Oxford, Salzburg and Venice. It was shown that tourism is menacing not only the vitality of their local economies, but also the integrity of their heritage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ir residents. Measures to control and guide visitor flows are urgently needed. In reality, tourism management in the heritage cities does not go much further than promotion.RésuméLe tourisme aux villes du patrimoine européen. Les villes patrimoniales attirent beaucoup de visiteurs, ce qui produit des co04ts et des bénéfices. Quand les co04ts dépassent les bénéfices, le tourisme n'est plus soutenable, et il faut intervenir. Afin de développer des lignes directrices pour aider les villes à mieux gérer leur tourisme, on a analysé le marché et la politique touristique de sept villes d'art: Aix-en-Provence, Amsterdam, Bruges, Florence, Oxford, Salzbourg et Venise. On montre que le tourisme menace la vitalité des économies locales, l'intégrité du patrimoine et la qualité de vie des habitants. Il faut des mesures pour régler et guider les flux de visiteurs, mais la gestion actuelle du tourisme ne va pas beaucoup plus loin que la promotion.
|
| [21] |
Local perception of tourism planning: The case of Cuellar, Spain [J].https://doi.org/10.1016/S0261-5177(02)00069-9 URL [本文引用: 1] |
| [22] |
Commoditizing the safari and making space for conflict: Place, identity and parks in East Africa [J].https://doi.org/10.1016/j.polgeo.2011.11.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creased resource scarcit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 the disintegration of moral economy and associated policy shifts are often cited as the main drivers of resource conflicts in East Africa. Research in geography, anthropology and rural sociology has unveiled how common explanations of resource conflicts overlook multi-scalar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tens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more nuanced explanations of resource conflicts by incorporating three disparate but related threads of literature. Using literatures on the commodification of nature, multi-stranded notions of identity and geographical conceptualizations of ‘place’, I demonstrate how three transformational moments structure and propagate conflicts between herders and protected area managers around a national park in Kenya. I argue that the rise of a commoditized form of nature tourism coupled with idealized notions of ‘nature’ and ‘wilderness’ have altered the micro-geograph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herders and protected area managers. These altered geographies of interaction have diluted the shared history and traditional relations of reciprocity, created new social milieux, and lead to the creation of binary identities among herders and protected area managers. The enforcement of these binary identities culminates in conflict.Highlights? I investigate the drivers of conservation conflicts between protected area managers and local pastoralists in Kenya. ? I rely on literature on the commodification of nature, place and identity to guide an investigation of resource conflicts. ? Conflicts stem from the changing micro-geography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protected area managers and pastoralists. ? These changing geographies are attributed to a commoditized form of nature tourism, which leads to binary identities. ? Enforcement of binary identities culminates in conflict.
|
| [23] |
Performing Guangzhou and Guangzhou Ren: Analysing popular music in Guangzhou [J].https://doi.org/10.1080/14649365.2014.92415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amine the ways in which popular music in Guangzhou is implicated in the performance of places and identities, and how it is located in Guangzhou. Drawing on the qualitative methods of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this research analyses the popular music and musical performances in Guangzhou through three spatial dimensions: the place of Guangzhou, the performance venues and the human bodies.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suggest that popular music in Guangzhou sets up the emo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engenders different spaces for the participants to negotiate their embodied identities; popular music and musical performances make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ree spatial scales—the place of Guangzhou, the performance venues, and the human body—through its capacity of social mediation and the musical performances articulate the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local residents, the local and national authorities, and the global. This research can be read as a contribution towards the wider literatures on musical performance and the exploration of doing/making place and place-based identity through popular music.
|
| [24] |
Textile, tourism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J].https://doi.org/10.1016/S0160-7383(00)0006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Oaxaca, Mexico, the Zapotec Indian treadle loom industry is celebrated as a positive model of indigenously managed development. While the villages involved in production have experienced successes, many challenges remain. Here the relationships of weavers in two villages are compared and emphasis is placed on grow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ifference among merchants, independent weavers, and contract weavers. Conclusions from this discussion sugges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ly based management often brings increased economic success for some local producers. However, the assumption that success will be generalized to the community at large is often unfounded. Rather, economic achievements by merchants and some independent producers often exacerbate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RésuméTextiles, tourisme et développement communautaire. L'industrie du tissage à pédale des Zapotèques à Oaxaca, au Mexique, est célèbre comme modèle positif du développement dirigé par des indigènes. Quoique les villages qui sont engagés dans la production aient connu des succès, il reste bien des difficultés. Dans cet article, on compare les relations entre tisserands dans deux villages, et on souligne la différenc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croissante entre marchands, tisserands indépendants et tisserands contratés. Les conclusions de cette discussion suggèrent que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gestion indigène apporte un succès économique croissant à quelques producteurs locaux. Pourtant, la supposition que le succès sera généralisé dans la communauté dans son ensemble est souvent sans base. Au contraire, les réussites économiques des marchands et de quelques producteurs indépendants ont souvent l'effet d'aggraver l'inégalité socio-économique.
|
| [25] |
Thinking space [M]. |
| [26] |
|
| [27] |
Australia's capital of jazz? The (re)creation of place, music and community at the Wangaratta jazz festival [J].https://doi.org/10.1080/0004918090353561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n otherwise little-known country town has become a ‘capital’ for one creative scene—jazz. The Wangaratta Festival of Jazz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both nourishing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Australian jazz music. The festival creates a unique space for performance, listening and interaction which intimately connects Wangaratta with major cities in Australia and overseas. Despite the fact jazz has no roots in Wangaratta, the town is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in jazz circles as the pinnacle of musical excellence and integrity for 4 days of the year. The festival's impact lives on beyond the physical boundaries of the festival through new social connections, recordings and ensembles which are born out of it. In a very real sense, Wangaratta is Australia's capital of jazz because it has built a reputation as the place where jazz belongs.
|
| [28] |
Understanding tourists: Interpretations from Indonesia [J].https://doi.org/10.1016/S0160-7383(99)00102-4 URL [本文引用: 1] |
| [29] |
Tamworth, Australia's 'country music capital': Place marketing, rurality and resident reactions [J].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04.03.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Since the 1970s, Tamworth has become well known as Australia’s ‘country music capital’. Its annual Country and Western Music Festival has become the leading event of its type in Australia, attracting over 60,000 visitors every year. The festival, and country music more generally, have become central to the town’s identity and tourism marketing strategi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s that have surrounded Tamworth’s transition to ‘country music capital’—of the ‘rural’, and of ‘country’—within the context of debates about the politics of place marketing. Textual analysis of promotional material and built landscapes reveals representations of rurality (or ‘senses of the rural’). In their most commercial form, representations of rurality converge on a dominant notion of ‘country’,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countryside’ and ‘rural idyll’ in England. This dominant, or normative ‘country’ forms the basis of imagery for the festival, the Town’s marketing strategy, and associated advertising campaigns by major sponsors. It is predominantly masculine, white, working class and nationalist. But links between musical style and discourses of place are complex. Colonial British histories, Celtic musical traditions and North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all inform ‘country’ in Tamworth, dissipating nationalist interpretations. Normative constructions also contrast with other, heterogeneous ruralities in Australia, that include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rural Australians, and on stage—in country music—where multiple ‘ruralised’ identities are performed. Even those who stand to benefit from place promotion have been uncertain about country music and ‘the country’, because of associated discourses of Tamworth as ‘hick’ and ‘redneck’. In the final section of the paper, reactions of residents to constructions of Tamworth as country music capital are discussed, via the results of a simple resident survey. In contrast to previous studies of the disempowering politics of place marketing, Tamworth residents were on the whole supportive of the new associations and images for the town, despite ‘hick’ connotations, as it has become a centre for ‘country’, and for country music. Reasons for this are explored, and resistances discussed. The result is a complex and entangled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gender, race and class, where meanings for place are variously interpreted and negotiated.
|
| [30] |
Maps of meaning: 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 [J].https://doi.org/10.2307/21585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Focusing on urban and rural environments, and also on popular culture and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this draws on the literature of contemporary social and cultural theory to create a departure from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cultural geography. This title available in eBook format. Click here for more information.Visit our eBookstore at: www.ebookstore.tandf.co.uk.
|
| [31] |
Rural cultural economy: Tourism and social relations [J].https://doi.org/10.1016/S0160-7383(00)00077-3 URL [本文引用: 1] |
| [32] |
Music tourism and factions of bodies in Goa [J].https://doi.org/10.1177/146879760200200109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ourism studies has extensively analysed how the ‘tourist gaze’ constructs the experiences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within tourism. This article seeks to engage entire bodies in the analysis of tourism and shifts away from a focus on vision. Ethnographic details from the psychedelic rave tourism scene in Goa, India, are presented to account for what could happen when differences between bodies at a rave event are considered. In the final theoretical section, drawing on Merleau-Ponty and Deleuze and Guattari, these ethnographic details are used to make some tentative suggestions as to how music is capable of organizing ‘factions’ of bodies along dynamic socio-spatial boundaries. The main argument is that it is not music itself, but its material connections to bodies, spacetimes and objects, that enabl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multiracial touristic environment of Goa.
|
| [33] |
|
| [34] |
Performing the (sound) world [J].https://doi.org/10.1068/d225t URL [本文引用: 1] |
| [35] |
|
| [36] |
Leisure identities,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J].https://doi.org/10.1016/S0160-7383(01)00048-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s a particularly modern modality for making and resisting claims about the use and meaning of places, leisure has a prominent role in the politics of place. This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land use politics in the western USA, which serves as a launching point for examining the ways in which leisure makes competing claims on a place. Within leisure studies, initial interest in place ideas focu...
|
| [37] |
Playing with 'scottishness': Musical performance, non-representational thinking and the 'doings' [J].https://doi.org/10.1177/147447401142054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From the mid-1980s the influence of identity politics and poststructuralism has sought to replace the idea of a 'unified' identity with the concept of dynamic, multiple and fractured identities. However,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ere is an ontological problem with researching dynamic conceptions of identity and that all too often people treat forming and formative processes (such as the maki...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