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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2018 , 37 (5): 718-730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8.05.015

重构实践

基于行动者网络和共享经济视角的乡村民宿发展及空间重构——以深圳官湖村为例

陈燕纯1, , 杨忍1, 王敏2, *, 

1.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275
2.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ural homestay tourism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with the actor-network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ared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Guanhu Village in Shenzhen

CHEN Yanchun1, , YANG Ren1, WANG Min2,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王敏(1981-),女,广东澄海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地理与城乡规划,E-mail: scutminmin@hotmail.com。

收稿日期: 2017-12-24

修回日期:  2018-03-19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5-28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01190)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201707010097)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陈燕纯(1994-),女,广东汕头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发展与土地利用,E-mail: chenych5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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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立足于乡村空间多元分化研究的学术背景,采用深度访谈法,结合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对深圳市官湖村民宿集群旅游空间发展的过程和空间重构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民宿业主和熟人网络是官湖村民宿旅游发展的核心行动者,在其主导推动下实现了乡村物质景观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转型和重构。②官湖村的空间重构过程中,民宿旅游的行动者网络空间随着熟人网络的不断建构和转译而促成越来越多分散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集中并转化为官湖村发展的社会资源。民宿业主和熟人网络共同构成了官湖村发展的非结构性动力主体。③外来行动者构建的新型社会熟人网络,与官湖村传统社会熟人网络因无法完成转译过程和连通,造成官湖村民宿业主等群体和当地村民等群体的社会分化隔离与关系网络的权力斗争,进而引起动力机制从非结构性向二元动力机制转变,带来新的物质空间重构。④在共享经济演进过程中,官湖村形成一种基于社会熟人关系网络,线下为主并与线上相结合的商品共享和服务交易的新型共享经济模式,是一种比互联网中介更加低成本的共享方式。

关键词： 民宿发展 ; 共享经济 ; 行动者网络 ; 熟人网络 ; 社会空间 ; 非结构性动力

Abstract

Based on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of multivariate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spac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effects of homestay area in Guanhu Village in Shenzhen using the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 and the actor-network theo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Homestay place owners and acquaintance networks are the key 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Guanhu Village, which helped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the rural material space as well as the social space. (2) In the spatial restructuring process of Guanhu Village, the actor-network space of homestay tourism was formed with the continuous 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acquaintance network, and increasingly the previously dispersed human, economic, and social capitals became concentrated and transformed to social resources. Therefore, the homestay place owners and acquaintance networks forms the nonstructural driving for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Guanhu Village. (3) The new social acquaintance network constructed by external actors and the traditional social acquaintance network of Guanhu Village cannot complete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e, not only causing th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homestay place owners and the local residents and isolation, but also bringing about power struggle within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which result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dynamic mechanism from nonstructural to binary dynamic mechanism and further restructuring of material space. (4) Based on the social acquaintance network, Guanhu Village has formed a new model of shared economy, which is combined with the Internet platform for sharing goods and services as a cheaper alternative compared with the Internet intermediaries.

Keywords： homestay area development ; shared economy ; actor-network ; acquaintance network ; social space ; non-structural driving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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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燕纯, 杨忍, 王敏. 基于行动者网络和共享经济视角的乡村民宿发展及空间重构——以深圳官湖村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5): 718-730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8.05.015

CHEN Yanchun, YANG Ren, WANG Min.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ural homestay tourism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with the actor-network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ared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Guanhu Village in Shenzhen[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5): 718-730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8.05.015

1 引言

伴随城镇化和工业化持续推进,乡村多维空间正历经转型与重构过程,乡村空间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分化特征,乡村空间分化与转型重构引起国际和国内乡村地理学界普遍关注(杨忍等, 2016)。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发展与转型命题成为国家重点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一方面,区域城乡发展具有极为明显不平衡性,致使“城荣村衰”现象普遍存在,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三农”问题突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城乡间人口、经济等要素流动加剧,尤其乡村地区的人口外流引起了乡村发展主体的弱化,在各种内外要素共同作用下,乡村空间格局正经历转变(李红波等, 2015),在发达城市近郊地区更为显著。城乡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要素重组与交互作用,当地参与者对这些作用与变化作出响应与调整,从而导致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格局重构,即为乡村转型发展过程(刘彦随, 2007; Long et al, 2016; 龙花楼等, 2017)。乡村转型重构包括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重构(Woods, 2007),是乡村人地关系系统内多维要素交互作用、互馈联系与功能转换重构过程(杨忍, 2017)。在物质空间研究方面,普遍关注的是乡村建设用地空间拓展规律、乡村聚落景观格局演变、乡村地域类型及其演进机理等,由于乡村发展转型过程的多元性、复杂性和地域性,因此还需通过大量典型案例实证分析归纳总结乡村地域类型和模式(李小建等, 2012; 马晓冬等, 2012; Zhou et al, 2013; Yang et al, 2015; 杨忍等, 2015)。在社会空间方面,集中于乡村社会空间特征(范凌云, 2015)、社会空间重构过程及其驱动力等(席建超等, 2014),近年来有学者从关系视角将“空间”视作由行动者网络构成的杂合体进行研究(艾少伟等, 2010)。例如,陈培培等(2015)以此剖析大都市近郊消费空间重构的转变机制;胡宪洋等(2016)据社会—空间视角解读乡村旅游景观演化的机制过程。中国存在着独具特色的“人情社会”、“人脉社会”,尤其在乡村地区,社会关系网络对于社会空间的影响尤为显著,但较少深入讨论社会网络空间的内部结构、组织机制及其对乡村地区发展的影响等(曾文等, 2015)。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共享经济迅速扩展,以乡村民宿、农村电商(王盈盈等, 2017)等多种方式渗透进乡村,给乡村多元化转型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尤其随着城市居民越来越向往与追求乡野生活和身心休闲,以及城乡景观的异质性,带来了乡村老旧房屋等闲置资源的活化,催生近20年来中国乡村民宿旅游的蓬勃发展,对乡村空间消费化转型带来深刻影响。关于乡村民宿,国内比较公认的定义来自台湾《民宿管理办法》(2001年)中的规定,指利用自用住宅空闲房间,结合当地人文、自然景观、生态、环境资源及农林渔牧生产活动,以家庭副业方式经营,为旅客提供乡野生活之住宿场所。在国内也常称作“农家乐”。我国关于乡村民宿旅游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末,研究横跨地理学、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等多重领域,并且偏重实际运用,主要聚焦于民宿旅游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经营管理模式及对策或建议等方面研究。民宿相关主体行为研究逐渐成为关注的热点,包括游客的体验、感知和选择偏好等(焦彦等, 2017)。研究方法多采用案例分析,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扎根理论、结构方程模型、基本统计分析(SPSS)等分析工具(汪会玲等, 2015; 李燕琴等, 2017)。国外的民宿旅游研究相对更加成熟,除了形成民宿产业、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在相关群体行为研究方面已经遍及民宿业主、游客、民宿管理人员等多主体(Li et al, 2013),但更多地从单个主体视角入手,或者只关注两个主体间的互动,鲜少关注民宿旅游空间内多主体间的行为关系。从地理学空间视角出发的研究,偏向大中尺度,有学者总结出都市郊区型、景区边缘型、交通沿线型三种中国农家乐(民宿)旅游空间布局类型(刘晓霞等, 2011),琚胜利等(2016)进而从市域层面揭示农家乐(民宿)专业村的空间中心性结构;闵忠荣等(2017)则从用地布局、空间改造等方面提出民宿村落保护开发的规划策略,但尚未有研究从中小尺度出发探讨民宿旅游对乡村空间分化及重构的影响。乡村民宿作为共享经济的体现,核心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和纽带,将民宿产品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在资源拥有者和资源需求者之间实现使用权共享(交易)(汤天波等, 2015)。但其他学者认为,共享经济的内涵是去中介化过程(郑志来, 2016),互联网平台中介作为共享经济的通常形式介入(Geron, 2012),使消费者为访问别人的货物或服务做支付,它就不再是共享(Eckhardt et al, 2015),但未有更进一步研究贴近共享本质的共享方式,且基于共享经济视角的民宿旅游研究明显不足。基于此,本文选择共享经济驱动下依靠非结构性动力发展起来的乡村民宿旅游目的地——深圳市官湖村为典型案例区,利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空间关系和复杂网络的有效联系的表征(Murdoch, 1998),重点剖析乡村民宿集群空间发展重构的过程及其空间效应,并试图讨论共享经济在中国乡村旅游空间落位的优化形式。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官湖村位于深圳市东部(图1),是深圳大鹏半岛上三大代表性民宿集群之一。社区辖区面积约3.97 km2,常住人口约717人,其中户籍居民417人。官湖村除了拥有4.5 km大鹏湾海岸线和1.5 km沙滩,还有东湖纵队北撤纪念公园和望鱼岭公园等景点,旅游资源丰富。该村1997年设立行政村,1998年建立工厂化的鲍鱼养殖场,发展规模最大时村集体收入可达1214万元,村民人均分配6000元,其中鲍鱼养殖业收入占集体总收入的83％(2003年数据),在养鲍支柱业萧条后,村民每月收入仅为1500元左右(2012年数据)。2003年该村被纳入政府旧村改造计划范围,2012年起当地民宿开始自发发展,至2016年12月底已形成93家民宿规模,并从传统小渔村转型为民宿旅游目的地,经济、景观、社会、生态等均经历了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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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官湖村区位

Fig.1   The location of Guanhu Village, Shenzhen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进行研究分析和对乡村空间重构进行解读。拉图尔认为,社会的本质是由许多异质要素构成的网络联系(Law, 1992),进而,乡村重构即是“一种重新联结和重新组合的独特的运动”(Latour, 2005)。此动态过程是由行动者们通过转译(Processes of translation)实现,转译包括以下5个基本环节：问题呈现(Problematization)、利益赋予(Interestement)、征召(Enrolment)、动员(Mobilisation)和排除异议(Dissidence) (Callon, 1984) (图2)。官湖村民宿旅游的发展和空间重构历程,体现了以政府、村委会等行政力量为代表的结构性动力之外,个体的能动作用(非结构性动力)对空间结构同样具有改变的作用(唐顺英等, 2015),而行动者网络为非结构性动力下乡村重构的多主体参与和协同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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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

Fig.2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actor-network

本文采取的研究方法是实地考察和深度访谈法。研究数据来自两个方面：一是2016年11月和2017年11月对官湖村的实地调查,访谈对象共43人(表1);二是当地政府和民宿协会机构对大鹏新区民宿发展的产业调查报告及会议记录等文件。

表1   研究对象与访谈重点

Tab.1   Research objects and focus of interviews

调研时间访谈对象人数访谈重点
2016年11月民宿业主101.官湖村发展历程2.民宿发展历程3.各行动者群体特征4.各行动者间的关系5.各行动者在官湖村的作用
掌柜6
游客4
本地村民2
村委1
民宿协会会长、
副会长		2
清洁工1
餐饮店主4
外来渔民1
2017年11月民宿业主41.民宿发展现状和变化趋势
2.新民宿业主的群体特征3.各行动者关系演变
掌柜2
游客2
本地村民2
民宿协会副会长1
清洁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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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官湖村民宿集群空间重构过程分析

空间可视作地方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场所(Massey et al, 1999),行动者网络是关于社会关系的理论(Law, 1992),官湖村的地方空间可看作是由实践所形成的行动者网络空间,从客家小渔村到现代民宿集群的空间形态变迁过程,亦是社会过程中各异质行动者的利益动机、组织生成和力量较量的交互作用结果。因此,官湖村民宿集群的空间重构结果,可视作为行动者网络实现转译的产物或效应。

3.1 行动者网络转译过程

在官湖村民宿集群空间形成过程中,存在经营者(包括核心经营者和非核心经营者)、供应商、原居民、游客、政府等类别的人类行动者,以及资源(包括核心资源和非核心资源)、媒介、交通等非人行动者(表2)。行动者是参与到地方实践过程中的自然和社会所有因素,行动者之间不是简单组合,而是通过转译过程重新界定各自身份和行动逻辑。

表2   官湖村空间重构过程的行动者一览表

Tab.2   Actors in the local restructuring process of Guanhu Village, Shenzhen

类型类别行动者
人类行动者核心经营者民宿业主
非核心经营者掌柜、民宿协会、餐饮店主、游艇经营者
供应商建筑公司、民宿设施用品供应公司、淘宝店
原居民本地村民、外来渔民、外来工人
游客游客
政府大鹏新区政府、葵涌镇政府、村委会
非人行动者核心资源海滩、村民住宅
非核心资源民宿建筑风貌、东江纵队北撤纪念公园、万渔岭公园
媒介熟人网络、互联网平台(OTA等)
交通道路、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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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译之前,每个行动者存在不同的利益目标并且都面临一定的问题和阻碍(图3)。主体之一的民宿业主多带有一定的资本积累,并寻求较高的投资回报,同时期望满足自身回归乡村田园生活的情怀;对村民和村委会而言,早期,村民和村集体合股建立3.33 hm2的深圳东部沿海地带最大的鲍鱼养殖基地并实现了全村脱贫,提出了“养鲍―旅游—旧改”三大发展战略。养鲍作为该村唯一的支柱产业,受北方鲍尤其大连鲍鱼的市场冲击迅速衰微,村民和村委会希望开发海滩旅游经济继续实现致富,但兴建酒店的计划没有得到海洋局的通过;对政府而言,深圳市政府的目的是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全面城市化,2003年官湖村被纳入政府旧村改造计划,旨将打造为国际化海滨新城,功能定位为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区,深圳市政府角色进而转换为葵涌镇政府,并于2005年开始推动集体土地依法转为国有的转地工作和旧屋翻新工程;对游客而言,他们渴望有一个自然环境优美的城市近距离休闲度假地。行动者不同的利益目标和问题集聚到官湖村,最终落实为一个共同的核心的目标——开发和利用海滩资源以获得可预期利益,这是行动者们参与到官湖村发展的强制通行点(OPP)(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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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官湖村行动者与强制通行点(OPP)

Fig.3   The main actors and 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OPP) in Guanhu Village, Shenzhen

在问题呈现阶段,民宿业主首先起到关键作用。由于官湖村周边更早发展起来的较场尾民宿区在2012年迅速扩张,住宅空间开发趋于饱和,来自较场尾的早期民宿业主和掌柜等,他们具有一定的资金积累和顾客资源,首先识别出官湖村海滩边现存大面积村民住宅空间,提出发展民宿的思路,成为行动者们开发海滩资源和共享利益的实现路径。官湖村的早期民宿业主大部分来自较场尾,此外还有少数其他群体,一是官湖村本地具有一定投资能力的村民,他们拥有土地和住宅资源,更具成本优势,因此民宿规模往往更大。二是官湖村的探险旅行爱好者,一般是朋友合伙投资。于是,民宿业主成为海滩资源和村民住宅的代言人,使海滩资源和村民住宅成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其潜在价值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不同行动者的利益取向、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异质性,因此民宿业主需要将自身利益赋予和转换成其他行动者的利益,把其他行动者征召和动员为当地民宿运作网络的联盟成员。民宿业主以自创民宿的具体行动,首先和村民达成了共识,建立了长达7~8年的合同契约关系。村民的期望是提高非农收入和过上城镇生活,开发民宿这一活动使当地村民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村民分享其住宅的使用权,并每月收取1.5~2万不等的租金。民宿业主通过把海滩资源开发的利益赋予当地村民,从而把村民协同到官湖村发展的行动者网络中。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异议。异议表示行动者们利益相背离的冲突关系(茅亚平等, 2016)。对葵涌镇政府而言,官湖村是政府旧村改造计划的范围,民宿业主对村民住宅的改造行动被视为违章抢建行为而遭到阻拦,双方甚至出现暴力冲突,民宿业主为了稳固利益,通过上访和投诉等方式向政府争取民宿经营的许可,在群体协商和博弈过程中民宿业主最终获得镇政府的许可,从而将镇政府从旧村改造执行者的角色征召为旅游社区管理者的角色,镇政府承担起为官湖村每家民宿安装消防设施、日常卫生宣传、治安管理等治理和管理工作。从而维护了网络的稳定和秩序。民宿业主则在不改变村民住宅结构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住宅的建筑外立面、水电设施和内部装潢等进行加固、翻新、改造和装饰,有的民宿业主甚至将住宅前的沙土路翻修成水泥路,租金以外的改造投资费用约为100万,从而将普通村民住宅征召为别具风格的民宿。民宿业主和政府间的异议和冲突体现了空间重构过程中,非结构性动力发展机制与结构性动力发展机制间的对峙,以及创新的非结构性力量对原有规范和秩序的物质和社会结构的逐步解构和重塑。

民宿业主同样以发展民宿和愿景共识的征召方式来引导其他行动者,将所有行动者利益关系协同到官湖村民宿发展的建构网络之中。官湖村每一个行动者都有自己的判断和能动性,受愿景和商机驱动参与到民宿旅游的开发和经营中。每一个行动者被赋予互相可以接受的任务,大城市居民被征召为官湖村游客,镇上及其他地区的青年被征召为掌柜,官湖村本地村民被征召为餐饮店主和清洁工,镇区的建筑公司、民宿设施用品公司等被征召为官湖村的供应和服务商,外村村民被征召为官湖村的渔民和鱼贩,大鹏新区政府被征召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者,行动者们通过定义自身角色参与到官湖村发展的动态网络空间中(图4)。在官湖村发展过程中,民宿业主与村民、民宿业主与供应商、民宿业主与村委会、游客与海滩等之间,均出现了异议,异议集中在经济利益、服务质量和环境问题的失衡上。比如,村民年涨10%的租金让民宿业主不堪重负,镇区供应商服务质量达不到民宿业主和游客的要求,海滩环境因游客增多而受到污染等,其结果是阻滞了当地发展格局(胡宪洋等, 2016)。官湖村民宿旅游自2016年后发展大不如前,游客量出现下降,民宿业主经营困难甚至亏本,民宿纷纷转租。为了稳固共同利益网络,行动者们需不断地重新联结,如民宿协会通过举办活动吸引游客,有的民宿业主转型打造高端定位的新民宿等,因此该利益共生网络是动态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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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官湖村行动者网络转译过程

Fig.4   Translation process of actor-network in Guanhu Village, Shenzhen

3.2 嵌套的再转译过程

3.2.1 民宿业主对熟人网络的征召和建构

民宿业主虽是核心征召主体,但个人宣传力量有限,在创办民宿后,面临新的OPP——持续不断地吸引游客以维持民宿的经营,因此,民宿业主和游客之间,主要通过“互联网+熟人网络”的方式建立联系和信息共享机制。一方面,民宿业主通过加盟OTA等互联网企业把互联网平台动员到官湖村民宿发展的建构网络中;另一方面,在知名度不足情况下,民宿业主搭建了另一个民宿信息共享平台——社会熟人网络(图5),并慢慢发展成民宿业主主要的稳定的顾客资源网络,这个过程嵌套在民宿业主对游客的征召环节中。社会熟人网络,是指所有社会成员通过熟人关系形成的关系总和。在民宿发展起来之前,每个民宿业主作为社会成员都有一个由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熟人集合。这是民宿业主已经动员了的社会网络资源存量。在民宿发展过程中,民宿业主与其他民宿业主、游客之间,建立了新的社会联系,这个新的关系建构过程存在着结构洞机制。根据罗纳德·伯特的结构洞理论(Structural holes),社会网络中某个或某些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不发生直接联系的现象,从网络整体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即为结构洞(Burt, 1992),而占据结构洞位置的结点者,能够充当中介作用来促进整个网络的信息和资源流动(盛亚等, 2009)。在官湖村,一方面,民宿业主和游客通过互联网发生直接联系需要一定成本,每一次信息共享和交易都需支付7%的中介费给互联网平台。另一方面,在非结构性动力作用下发展起来的民宿旅游区,早期知名度不足,民宿业主难以和更多潜在游客产生直接联系。因此,民宿业主需要在其和游客之间建立结构洞,由此产生的结构洞占据者充当一个中介作用以促进民宿供给和游客需求的信息流动。为此,民宿业主通过和其他民宿业主及已有游客建立熟人关系从而不断接近结构洞。民宿业主和民宿业主之间,民宿业主以其他民宿业主为结构洞中介,来与自身熟人集合以外的其他关系区域建立联结。在官湖村,民宿业主之间自发共建了一个微信群,以此互相共享游客需求信息,此外还共享掌柜等人员的招聘信息、供应商的评价信息等。在线下的日常生活中,民宿业主之间亦维持着日常交流、互助、娱乐等熟人交往方式。民宿业主和游客之间,民宿业主以游客为结构洞中介与游客的熟人集合建立联结。民宿业主通过赋予游客不同于城市的传统熟人社会交往的地方体验,即信任的、互动的、情感的甚至是关怀的情感体验和实践,从而与可能是潜在回头客或信息中介游客建立熟人关系。此外,民宿业主还通过微信朋友圈、自媒体等途径展演自身生活实践,比如出海钓鱼、潜水等,不断赋予和强化官湖村不同于城市的渔乡生活的地方形象以实现地方营销。从微观层面上看,民宿业主通过和已经占据结构洞位置的其他社会成员建立熟人关系来实现其社会网络的扩张,因此,社会网络是民宿业主有目的地建构的结果(李黎明等, 2016)。从宏观层面上看,越来越多社会成员的熟人集合,通过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中介人连通,在官湖村构建起一个与外界联系密切的社会熟人网络,利用熟人网络的传递性,即熟人介绍或推荐,民宿业主可通过该网络平台将民宿信息分享出去,从而吸引回头客和新游客。根据《深圳市大鹏新区民宿发展白皮书(2016)》中官湖村的游客量统计数据,回头客占66.9%,由亲戚或朋友介绍而来的游客则占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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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熟人网络建构过程

Fig.5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acquaintance network

因此,在官湖村中,社会熟人网络本质上体现的是一个关系网络的动态建构过程,是民宿业主不断征召和动员的次一级行动者网络,也是民宿业主不断拓展和积累的社会网络资源增量。而后,社会熟人网络成为一个核心行动者参与到官湖村民宿集群空间形成的建构过程中,协同民宿业主对其他行动者进行网络征召和动员。

3.2.2 熟人网络对民宿业主的征召和动员

熟人网络建构后,除作为信息共享平台对游客进行征召,还把部分社会成员征召为新的民宿业主。社会结构中,不同个体在某一时间点所处的社会位置和拥有的社会资源存在差异,会制约其社会行动。同时,个体在生命历程中,不同年龄阶段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期望,做出不同的社会选择(李黎明等, 2016)。因此,资源因素和生命历程因素是影响熟人网络对民宿业主的动员能力的主要因素。在资源因素方面,边燕杰(2004)、林南(2005)等认为,人力资本较高者,职业位置和阶层地位可能更高,更能获取好的社会资本。官湖村的社会熟人网络拥有一大部分高学历高收入的管理或技术精英熟人集合,他们普遍拥有较高的人力、经济和社会资本,开办和经营民宿的能动性比一般劳动者更强。在生命历程因素方面,官湖村的熟人网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深圳市等大城市市区的中青年,多为70后和80后,他们拥有相似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普遍存在厌倦城市生活压力而期望追求田园诗意和品质生活的人生意志,因而在受到征召的时候更有动力选择回归乡村。因此,官湖村社会熟人网络中的城市中青年精英熟人集合,更容易受到熟人发展乡村民宿的商机和愿景共识征召,到官湖村投资、建设和生活,变为官湖村新的民宿业主(图6)。所以,在官湖村出现了游客变为民宿业主等的身份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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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熟人网络的征召

Fig.6   Recruiting process of acquaintance network

当熟人成为新的民宿业主之后,新的民宿业主又将自己的熟人集合重新建构并协同到官湖村发展的社会熟人网络之中,社会熟人网络继续征召新的民宿业主(图7)。因此,官湖村民宿发展的行动者网络空间是随着熟人网络的不断建构而不断转译,其结果是,越来越多分散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集中并转化为官湖村发展的社会资源。民宿在2012到2016年期间迅速扩张,成片的村民住宅群落变为民宿旅游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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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核心行动者协同作用过程

Fig.7   Synergistic action process of key actors

4 官湖村民宿集群空间重构效应分析

在官湖村,由民宿业主和熟人网络主导推动的行动者网络实现转译的结果,不仅引发了乡村物质景观空间的转型和重构,也带来了社会空间重构效应(图8)。在物质空间重构方面,表现为物质空间功能和景观的转变,官湖村的民宿集群旅游空间形成后,当地的生活和生产性空间逐渐向消费性空间转变,住宅景观也从传统的客家建筑风貌转变为现代化的艺术特色风貌。在社会空间重构方面,社会空间指的是具有共同属性的社会群体所组成的地域,并且地域内的群体具有相似的感知和强烈的区域认同感(曾文等, 2015)。一旦某一地区被移民进入并形成组织和网络,又会吸引后来的移民来到此地,那么这种个人的迁移可以看成是个人作为某一社会群体组织成员的标志(Findlay, 1985)。所以,社会空间不单只是作为具有同质特性的区域,而可以看成由社会关系构成(曾文等, 2015)。社会关系演化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社会空间演化(刘润等,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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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官湖村空间重构过程及其效应

Fig.8   Spatial restructuring process of homestay area and effects in Guanhu Village, Shenzhen

官湖村在民宿发展起来之前,存在一个由血缘、地缘等关系为纽带以本地村民和村委会等行动者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熟人关系网络,彼时官湖村是一个均质化的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空间。在官湖村民宿旅游开发过程中,民宿业主和游客等不断入驻,这个移民入驻过程同时伴随着部分村民的向外迁移,引发了内部社会关系的变化,打破了官湖村原有社会空间秩序。首先,民宿业主、游客、掌柜等之间以业缘为主的新型熟人关系网络逐渐在官湖村形成并不断拓展,且该业缘关系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即相似的价值观,当地社会关系的联结纽带逐渐从血缘、地缘向业缘转变。而留村村民之间、留村村民和迁移村民之间由地缘关系联结的社会联系,因被不断扩大的民宿旅游空间割裂或收益分配不公问题而趋于不稳定。留村村民多为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主要从事务农或无业,在普通话沟通方面存在困难,他们与高知高收入较高阶层且与外界联系密切的城市中青年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传统和新型两个社会熟人网络因无法跨越和解决“生活经历、价值观和语言差异”的障碍,因而无法完成转译过程重新建构和连通,造成官湖村当地新型和传统社会熟人网络之间互斥和隔离,不仅表现为群体的社会分化和隔离,而且存在关系网络的权力斗争。新型和传统社会熟人网络具有不同的权力结构。这里的权力概念不是指实体,而是指无所不包的相互影响过程,权力即影响(郭俊立, 2007)。在新型社会熟人网络里,权力通过官湖村民宿协会运作,民宿协会会长依靠自己开办和经营民宿获取权力,成为权力主体。在传统社会熟人网络里,权力通过村委会运作,村委会因获得行政管理权而成为权力主体。以民宿协会为载体的新的地方权力,和以村委会为主体的传统地方权力,因经济利益矛盾出现对抗,表现为：村委会试图设立各种面向民宿业主的收费项目获取当地民宿业发展的收益,而民宿业主从不接受并且从不参与村委会组织的日常政治生活。村民和民宿业主之间,也出现因租金高低问题产生的矛盾和争执。因此,在社会空间上,均质化的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空间被新型独立旅游空间割裂而趋于异质化,呈现出以住宅空间分异为基础(艾大宾等, 2004)的乡村日常社会生活的地域分异格局(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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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官湖村建筑空间分布图

Fig.9   Spatial layout of homestay area in Guanhu Village, Shenzhen

上述非结构性动力机制作用下乡村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重构结果慢慢被官方认可,吸引了结构性要素,引起动力机制由非结构性向二元动力机制转变。2017年,碧桂园集团收购了官湖村最大的捷德纺织厂,该厂于2008年起停产废弃至今(图9),未来将规划为公寓和商业配套区,这种大财团和政府联合的结构性力量的介入又将带来新的物质空间重构,进而强化非结构性动力重构的旅游空间发展结果(唐顺英等, 2015)。

5 共享经济的官湖模式

共享经济指的是人们以共享为特征的经济活动组织方式,即产能过剩的货物和服务,通过使用权的共享,实现价值的增加(Geron, 2012),人们参与共享的根本动力是获得共享合作剩余,共享经济又被称为“分享经济”、“合作式消费”等(Heinrichs, 2013)。

高红冰(2016)认为,共享经济的演进有以下三个层次(图10)：一是私人空间的利用。在官湖村中,本地村民的私人资源——住宅空间的盈余价值被社会感知,民宿业主和村民达成共享协议,村民出让其住宅的使用权和使用价值并以租金形式从中获利,民宿业主分享其空间盈余。二是公共资源的深度开发,这是共享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在官湖村中,单个的村民住宅被众多民宿业主聚合起来,形成一个准公共的资源,这个具有一定规模的资源便可以获得极大的使用,提升了单位资源的使用价值。三是建立一套全新的信息基础设施,包括电商、物流公司等。这个层次是官湖模式不同于一般模式之所在。在一般共享经济模式中,面向全社会的互联网等信息设施正处在建设和推动之中。一般来说,互联网是共享经济的通常形式,背后是一个个互联网企业中介主体,如Airbnb、途牛、美团等,每一次共享实现平台(企业)都会得到7%的中介费。互联网以外,共享经济也可以包括不在线交易形式。官湖村在这个阶段则构建了自己独特的线下信息共享平台——社会熟人网络,通过社会熟人网络并结合互联网平台向社会开放资源。共享经济演进的第一、二层次和第三层次分别构建了共享经济商业模式运作的两大参与主体——供给方和共享经济平台,并与另一主体需求方——游客进行匹配,从而实现共享经济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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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官湖村共享经济模式图

Fig.10   The model of shared economy in Guanhu Village, Shenzhen

因此,官湖村发展出了一种基于社会熟人关系网络、线下为主并与线上相结合的商品共享和服务交易的新型共享经济模式。这是民宿业主在非结构性力量向全社会宣传有限的情况下自发发展起来的民宿运作方式。这种去中介化的方式更加降低了共享的成本,更趋向共享的本质。但是,比起互联网,社会熟人网络也存在拓展到一定范围后会受地域限制的不足之处,因此,官湖村高达65.3%的游客市场来自深圳市市区。在中国典型的“人脉社会”环境中,共享经济在乡村旅游空间落位的优化形式,应该是互联网形式和社会熟人网络形式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作用。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1) 官湖村本质上可以看作一个行动者网络空间,由民宿业主和熟人网络主导推动的行动者网络实现转译的结果,引发了乡村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转型和重构效应。

(2) 官湖村民宿旅游发展的行动者网络底下嵌套着次一级行动者网络——熟人网络,熟人网络为民宿业主目的性地征召和建构,而后因资源状况和生命历程因素而具有更大的网络动员能力将部分城市中青年精英群体征召为新的民宿业主。官湖村发展的行动者网络和熟人网络之间是相互建构和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

(3) 外来行动者通过结构洞机制在官湖村构建起新型的社会熟人网络,与当地传统社会熟人网络因无法解决“生活经历、价值观和语言差异”的障碍而无法完成转译过程和连通,造成官湖村民宿业主等群体和本地村民等群体的社会分化隔离和关系网络的权力斗争,致使均质化的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空间向异质化转变,呈现出以住宅空间分异为基础的乡村日常社会生活的地域分异格局。官湖村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重构和异质化转变,引起动力机制从非结构性向二元动力机制转变,从而将带来新的物质空间重构。

(4) 官湖村在共享经济演进过程中构建了新的信息共享平台——社会熟人网络,形成线下为主并与线上相结合的新型共享经济模式,降低了一般共享经济的中介成本。作为供给方的村民和民宿业主、作为商品或服务需求方的游客、作为共享信息平台的熟人网络和互联网,共同构成了官湖村共享经济模式运作的三大参与主体。

6.2 讨论

在官湖村的乡村民宿发展及空间重构案例研究中,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借助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框架,对其民宿发展的过程及其空间重构效应进行了综合解析。从行动者网络视角看待人地关系,自然和社会都是具有同等地位和能动性的行动者,二者构成了无缝之网互相建构和共同演进,进而塑造了空间。行动者网络本身可作为行动者嵌套进另一个行动者网络中,两者之间是互相建构的关系。因此,在乡村转型与空间重构中,还应关注不同转型路径下自然和社会要素间,以及多元主体间的协同作用机制过程,以及微观尺度上空间发展的关系过程,以较为全面和深入地解析空间形态变迁的机制。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的发展和空间转型应该因地制宜,走多元化路径,除了都市郊区的发展模式,还应继续深化和完善诸如淘宝村、工业村、物流村、贫困村、民族村、古村落等类型的研究。充分利用空间生产理论和领域理论等深度解析不同地域类型乡村空间转型和多元空间重构机制,以及产生空间的多维效应和优化调控机制。另外,针对乡村振兴的研究,要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如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探求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的理论和路径。深入分析挖掘和拓展农业的多维功能,寻求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和农业与第二、三产业尤其是文化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机制,深化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和农村振兴发展转型的产业发展与变迁的研究;乡村地区的发展与规划的理念和模式同城市的规划和发展存在明显差别。城市地区的信息分享往往更多地借助公共信息的快速流动,因此发展出共享经济的一般模式;但在乡村地区,其发展和转型依然难以摆脱传统的熟人关系网络,当传统的乡村社会恰好遇到信息化社会和共享经济时代,三者叠加便衍生出一个新的类似官湖民宿发展模式的前期状态。因此,乡村民宿发展的前期往往不止依靠互联网平台,社会熟人网络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单以互联网方式不足以支撑乡村的重构模式,共享经济在乡村空间发生作用必是互联网形式和熟人网络形式耦合协同的结果。因此,在乡村民宿旅游或乡村规划研究领域,应关注社会熟人网络这一要素在乡村地区的特殊作用;对于乡村空间转型和重构的发展机制,除存在强大的以国家和政府为代表的结构性动力外,还应关注到由当地民众的创新的社会和生活实践形成的非结构性动力的作用和力量,这也需要结构性力量给予外部支持,因此,笔者认为,未来还应关注乡村地区精英特殊群体的作用和吸纳机制,以及社区公众的参与和能动性。此外,案例地是在都市郊区非结构性动力机制主导下形成的发展模式,有其地域特性,力求实现共享经济视角的乡村民宿发展和空间重构的综合研究,有待于更一步比较分析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民宿发展机制和多维空间重构的路径等。在宏观尺度上,可充分分析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乡村民宿发展路径及模式。在区域尺度上,可持续关注具有不同资源环境、市场条件的区域城乡梯度连续谱上的近郊、远郊的民宿发展演化机制的差异性,深化地域类型研究。微观尺度上,进一步深化民宿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社会网络空间的自然建构机制等。

致谢：特别感谢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王盈盈同学在调研中的帮助,以及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李尧同学对本文的意见和帮助！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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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空间反映了一定社会经济背景下乡村日常社会生活在地域空间上的分异与组合格局,其归根结底是由乡村社会主体的群体分化形成的.我国乡村发展历史悠久,改革开放以后变化尤其显著,研究其社会空间问题有一定现实意义.本文在对乡村社会空间的内涵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乡村社会空间的演变过程及现状特征,揭示了其形成演化的机制与规律,并对我国乡村社会空间的发展趋向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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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近郊美丽乡村的建设为城市居民假日消费提供了新的场所,成 为一种新型都市居民消费空间.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南京市江宁区“世凹桃源”大世凹美丽乡村的重构过程与机制进行分析.指出美丽乡村建设的背后是一个以 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的异质行动者网络,主要实现了乡村物质生活空间的改变.随着政府目标意图的转变,鼓励政策退出及市场机制进入,行动者网络重新调整, 消费者和外来经营者成为关键行动者,相应地呈现从美丽乡村到都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转变,即进一步实现社会空间的重构.由于行动者网络是一个充满利益争夺和协 商的动态连接,社会空间的重构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研究表明,美丽乡村不仅是提供村民生活和游客抒情怀旧的场所,而且是一个存在权力关系且动态变化的行动 者网络空间.政府、组织、村民、消费者、资本、景观、文化等异质性行动者自身的定义与再定义,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构成美丽乡村形成与转变机制.揭示了在乡 村建设与转型发展过程中,政府及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有效时域,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及其所带来的利益争端与社会不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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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经济学和地理学中的"理性小农""、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和"距离衰减与邻里效应"理论,并考虑资源环境条件,建立了解释专业村形成机理和形成类型的理论框架。用数理方法推理了村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和专业村的形成。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010年河南省的专业村数据,选择地形、区位、土地和劳动力等环境变量和16类专业村的虚拟变量,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村环境资源条件对专业化率有显著影响:①村劳动力资源越多,专业化率越低;②村土地越多越利于专业化生产;③村离县级市距离越近,越有利于形成农产品加工专业村;④具有批发市场可以提高所有专业村的专业化率,对养殖业和加工业专业村更是如此;⑤如果其他环境相同,丘陵地区的专业化率比其他地区低;这主要与丘陵地区交通条件不畅、人均耕地较少等有关。采用定性模型分析表明:环境影响在不同类别的专业村有所不同。土地丰裕程度对茶叶、林业和水果种植等类专业村形成有正面影响,劳动力资源对花卉等专业村的形成产生影响;地域通达性对水果、蔬菜和花卉等时鲜产品专业村的形成产生正面影响。该研究结果的实践引申,在不同环境条件的地区,可以制定相应的适宜专业化发展的引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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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经济学和地理学中的"理性小农""、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和"距离衰减与邻里效应"理论,并考虑资源环境条件,建立了解释专业村形成机理和形成类型的理论框架。用数理方法推理了村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和专业村的形成。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010年河南省的专业村数据,选择地形、区位、土地和劳动力等环境变量和16类专业村的虚拟变量,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村环境资源条件对专业化率有显著影响:①村劳动力资源越多,专业化率越低;②村土地越多越利于专业化生产;③村离县级市距离越近,越有利于形成农产品加工专业村;④具有批发市场可以提高所有专业村的专业化率,对养殖业和加工业专业村更是如此;⑤如果其他环境相同,丘陵地区的专业化率比其他地区低;这主要与丘陵地区交通条件不畅、人均耕地较少等有关。采用定性模型分析表明:环境影响在不同类别的专业村有所不同。土地丰裕程度对茶叶、林业和水果种植等类专业村形成有正面影响,劳动力资源对花卉等专业村的形成产生影响;地域通达性对水果、蔬菜和花卉等时鲜产品专业村的形成产生正面影响。该研究结果的实践引申,在不同环境条件的地区,可以制定相应的适宜专业化发展的引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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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884x.2017.01.01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北京和台北为例，从Airbnb收集数据并采用内容分析法，比较两地民宿业房源、房东、周边环境和游客心情等差距，构建对比图，发现京台民宿在位置选择、空间营造、房东特征、品牌管理和游客忠诚方面皆存在差距。建议北京民宿：①选址从交通便捷性向综合便捷性过渡;②注重“宿“之根基，从干净、便捷和舒适多角度提升房源质量；③吸引更多热爱民宿、有专业知识的房东，做有生命的民宿；④讲好民宿故事，展现寻常之外的别样生活方式；⑤适度降价，以收益管理拓展盈利空间。此外，民宿良性发展需以城市大环境建设为依托，进一步提升需以土地政策创新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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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地理学报, 62(6): 563-570.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06.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深刻地改变着广大农村地区,促使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农业生产方式等发生巨大变化,乡村发展步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1978-2005年,沿海地区第一产业比重由23.3%降为7.9%,第三产业比重由19.8%升为40.5%,农业劳动力比重则由90.8%降为47.9%.模拟分析表明,沿海地区农业产值与农业就业份额仍将持续下降,2010年、2020年农业产值比重将降为8.0%和6.0%,农业劳动力比重将降为44.5%和32.2%.1990-2005年,沿海地区劳耕弹性系数为1.84,反映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远快于耕地面积的减少,农业劳动力效益在稳步提高.同期,乡村人口由3.06亿人降为2.19亿人,而农村人均居住用地规模却在增大,未能实现农村人口转移与农村居民点的减少相挂钩.沿海地区新农村建设须遵循乡村转型发展规律,重在科学规划、分区推进,通过优化城乡用地、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特色经济,提升农村生产力,促进沿海城乡互动与协调发展.

[Liu Y S.2007.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n eastern coastal area of China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2(6): 563-570.]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06.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深刻地改变着广大农村地区,促使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农业生产方式等发生巨大变化,乡村发展步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1978-2005年,沿海地区第一产业比重由23.3%降为7.9%,第三产业比重由19.8%升为40.5%,农业劳动力比重则由90.8%降为47.9%.模拟分析表明,沿海地区农业产值与农业就业份额仍将持续下降,2010年、2020年农业产值比重将降为8.0%和6.0%,农业劳动力比重将降为44.5%和32.2%.1990-2005年,沿海地区劳耕弹性系数为1.84,反映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远快于耕地面积的减少,农业劳动力效益在稳步提高.同期,乡村人口由3.06亿人降为2.19亿人,而农村人均居住用地规模却在增大,未能实现农村人口转移与农村居民点的减少相挂钩.沿海地区新农村建设须遵循乡村转型发展规律,重在科学规划、分区推进,通过优化城乡用地、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特色经济,提升农村生产力,促进沿海城乡互动与协调发展.
[19] 龙花楼, 屠爽爽. 2017.

论乡村重构

[J]. 地理学报, 72(4): 563-576.

[本文引用: 1]     

[Long H L, Tu S S.2017.

Rural restructuring: Theory, approach and research prospect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2(4): 563-576.]

[本文引用: 1]     

[20] 马晓冬, 李全林, 沈一. 2012.

江苏省乡村聚落的形态分异及地域类型

[J]. 地理学报, 67(4): 516-525.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4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江苏省2007/2008年SPOT卫星影像,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韵律测度等模型,定量分析了江苏省乡村聚落形态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进一步划分了地域类型。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江苏省乡村聚落的集聚特征较为明显,但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具体表现为由沿江地区依次向北、向南呈阶梯状稀疏化分布,其整体分布与地貌类型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在规模上,江苏省乡村聚落的规模普遍偏小,小村庄的规模差距较小,规模大的村庄比重小但是差距大;乡村聚落规模分布具有低值集聚的特征,并且呈现出明显的"哑铃状"结构,即江苏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乡村聚落规模较大,而中部地区乡村聚落规模较小。在形态格局空间变化上,通过苏北、苏中、苏南地区和沿海与沿运河地区的5条样带的格局指数测度,发现苏中地区的乡村聚落形态复杂程度高于苏北和苏南地区,沿海地区的高于沿运河地区;苏南、沿运河地区的乡村聚落具有较好的连接性;5条样带的乡村聚落规模分异均比较明显。最后,通过构建乡村聚落形态测度指标体系,采用系统聚类的方法,将江苏省乡村聚落划分为8种类型:徐连岗岭低密度大团块型、宿淮平原中密度宽带型、沿海垦区高密度条带型、苏中圩区中密度弧带型、江南平原中密度小团块型、湖荡岗地低密度散点型、宁眙丘陵团簇状散布型、里下河低密度团簇型。

[Ma X D, Li Q L, Shen Y.2012.

Morphological difference and regional type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Jiangsu Province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7(4): 516-525.]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4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江苏省2007/2008年SPOT卫星影像,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韵律测度等模型,定量分析了江苏省乡村聚落形态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进一步划分了地域类型。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江苏省乡村聚落的集聚特征较为明显,但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具体表现为由沿江地区依次向北、向南呈阶梯状稀疏化分布,其整体分布与地貌类型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在规模上,江苏省乡村聚落的规模普遍偏小,小村庄的规模差距较小,规模大的村庄比重小但是差距大;乡村聚落规模分布具有低值集聚的特征,并且呈现出明显的"哑铃状"结构,即江苏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乡村聚落规模较大,而中部地区乡村聚落规模较小。在形态格局空间变化上,通过苏北、苏中、苏南地区和沿海与沿运河地区的5条样带的格局指数测度,发现苏中地区的乡村聚落形态复杂程度高于苏北和苏南地区,沿海地区的高于沿运河地区;苏南、沿运河地区的乡村聚落具有较好的连接性;5条样带的乡村聚落规模分异均比较明显。最后,通过构建乡村聚落形态测度指标体系,采用系统聚类的方法,将江苏省乡村聚落划分为8种类型:徐连岗岭低密度大团块型、宿淮平原中密度宽带型、沿海垦区高密度条带型、苏中圩区中密度弧带型、江南平原中密度小团块型、湖荡岗地低密度散点型、宁眙丘陵团簇状散布型、里下河低密度团簇型。
[21] 茅亚平, 李广斌, 王勇. 2016.

农村合作经济与苏南乡村空间互动机制: 以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 以苏州为例

[J]. 城市发展研究, 23(6): 105-112, 12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6.06.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为利益合作联盟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通过对新型集体经济下合作社创建的相关行动主体缕析,到合作社行动者转译过程剖析,再到合作社网络运作结果分析,可以得出,行动者网络理论不仅很好地解析了新型集体经济下相关合作联盟的形成与发展机制,而且深入揭示了新型集体经济与苏南乡村空间之间互动机理。新型集体经济在促进乡村空间全方位重组的同时,自身也得以转型升级、发展壮大,即二者之间呈良性互动关系。

[Mao Y P, Li G B, Wang Y.2016.

Study on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rural cooperative economy and rural space: From actor-network theory in Suzhou

[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3(6): 105-112, 12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6.06.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为利益合作联盟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通过对新型集体经济下合作社创建的相关行动主体缕析,到合作社行动者转译过程剖析,再到合作社网络运作结果分析,可以得出,行动者网络理论不仅很好地解析了新型集体经济下相关合作联盟的形成与发展机制,而且深入揭示了新型集体经济与苏南乡村空间之间互动机理。新型集体经济在促进乡村空间全方位重组的同时,自身也得以转型升级、发展壮大,即二者之间呈良性互动关系。
[22] 闵忠荣, 洪亮. 2017.

民宿开发: 婺源县西冲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规划策略

[J]. 规划师, 33(4): 82-8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7.04.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民宿产业作为推动传统村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型业态,是近年来规划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在总结国外乡村民宿开发现状、经验以及分析我国民宿开发利弊条件的基础上,结合江西省婺源县西冲传统村落案例,从保护分区、用地布局、产业发展、空间改造和公众参与五个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民宿开发规划策略,以期为当前传统村落中民宿开发提供经验借鉴。

[Min Z R, Hong L.2017.

Minshuku: Traditional village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Xichong Village, Wuyuan County

[J]. Planners, 33(4): 82-8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7.04.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民宿产业作为推动传统村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型业态,是近年来规划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在总结国外乡村民宿开发现状、经验以及分析我国民宿开发利弊条件的基础上,结合江西省婺源县西冲传统村落案例,从保护分区、用地布局、产业发展、空间改造和公众参与五个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民宿开发规划策略,以期为当前传统村落中民宿开发提供经验借鉴。
[23] 盛亚, 范栋梁. 2009.

结构洞分类理论及其在创新网络中的应用

[J]. 科学学研究, 27(9): 1407-14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美国社会学家罗纳德·博特1992年提出的结构洞理论对创新网络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和对现实的观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结构洞分类理论，理论上完善罗纳德-博特的结构洞理论。开创性地把结构洞分类理论应用于创新网络中的利益相关者管理中，对创新网络中的利益相关者管理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Sheng Y, Fan D L.2009.

Structural holes classification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innovative network

[J].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27(9): 1407-14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美国社会学家罗纳德·博特1992年提出的结构洞理论对创新网络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和对现实的观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结构洞分类理论，理论上完善罗纳德-博特的结构洞理论。开创性地把结构洞分类理论应用于创新网络中的利益相关者管理中，对创新网络中的利益相关者管理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24] 唐顺英, 周尚意, 刘丰祥. 2015.

地方性形成过程中结构性动力与非结构性动力的关系: 以曲阜地方性塑造过程为例

[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31(6): 120-12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504.2015.06.023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地方性是指一个地方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性。结构主义地理学者认为,结构性动力机制决定了某个地方在空间网络中的功能和地位,他们强调结构性动力机制的决定作用。然而后结构主义地理学者认为,尽管存在强大的结构力量,但是个体的能动作用也会改变地方性。目前尚未有研究成果明确地说明个体能动性与结构性动力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该文的探索主题。以孔子故里曲阜为研究对象,采用经验主义的文献分析法,分析在曲阜地方性塑造过程中,结构性动力和非结构性动力的内容与关系及其背后的主体。结论如下:第一,在突破原有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孔子创立儒学体现了非结构的动力,这成为后续国库资金流向曲阜的动因。第二,历朝历代国家文化空间的建设目的是满足宣传国家正统意识形态需要,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它决定国家文化空间建设的财力分配去向。曲阜在尊孔兴儒的朝代里,获得国库拨付的大量资金,用以兴建大型建筑群等,这背后的主体是以帝王为首的官僚群体。第三,地方文化的形成和传承主要依靠地方居民。孔氏家族及其当地居民共同塑造了曲阜的地方文化,这是非结构力量的作用。这些非结构力量创造出来的地方性是吸引结构性动力下资金流动的源泉。若要曲阜文化价值在当今得到延续和提升,须调动国家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等多方面的积极性。

[Tang S Y, Zhou S Y, Liu F X.2015.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al forces and non-structural forces in the process of locality formation: A case of the process of Qufu's locality making

[J].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31(6): 120-12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504.2015.06.023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地方性是指一个地方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性。结构主义地理学者认为,结构性动力机制决定了某个地方在空间网络中的功能和地位,他们强调结构性动力机制的决定作用。然而后结构主义地理学者认为,尽管存在强大的结构力量,但是个体的能动作用也会改变地方性。目前尚未有研究成果明确地说明个体能动性与结构性动力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该文的探索主题。以孔子故里曲阜为研究对象,采用经验主义的文献分析法,分析在曲阜地方性塑造过程中,结构性动力和非结构性动力的内容与关系及其背后的主体。结论如下:第一,在突破原有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孔子创立儒学体现了非结构的动力,这成为后续国库资金流向曲阜的动因。第二,历朝历代国家文化空间的建设目的是满足宣传国家正统意识形态需要,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它决定国家文化空间建设的财力分配去向。曲阜在尊孔兴儒的朝代里,获得国库拨付的大量资金,用以兴建大型建筑群等,这背后的主体是以帝王为首的官僚群体。第三,地方文化的形成和传承主要依靠地方居民。孔氏家族及其当地居民共同塑造了曲阜的地方文化,这是非结构力量的作用。这些非结构力量创造出来的地方性是吸引结构性动力下资金流动的源泉。若要曲阜文化价值在当今得到延续和提升,须调动国家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等多方面的积极性。
[25] 汤天波, 吴晓隽. 2015.

共享经济: "互联网+"下的颠覆性经济模式

[J]. 科学发展, (12): 78-8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6171.2015.12.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共享经济是源于实践的全新经济模式。共享的理念一经获得共识,就迅速在美国、欧洲等信息技术发达的国家演变成了声势浩大的社会实践。目前,共享经济的发展规模和体量尚未有明确的量化指标。在"互联网+"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共享经济显示出了强大的发展趋势和潜力。共享经济的发展还拉动了IT软硬件生产、无线网络和信息终端等产业的发展。共享经济带来了全新的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和企业运营模式,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趋势。

[Tang T B, Wu X J.2015.

Shared economy: A subversive economic mod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J]. Scientific Development, (12): 78-8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6171.2015.12.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共享经济是源于实践的全新经济模式。共享的理念一经获得共识,就迅速在美国、欧洲等信息技术发达的国家演变成了声势浩大的社会实践。目前,共享经济的发展规模和体量尚未有明确的量化指标。在"互联网+"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共享经济显示出了强大的发展趋势和潜力。共享经济的发展还拉动了IT软硬件生产、无线网络和信息终端等产业的发展。共享经济带来了全新的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和企业运营模式,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趋势。
[26] 汪会玲, 吴梦颖. 2015.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我国家庭旅馆评价模型构建

[J]. 管理学报, 12(3): 433-43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884x.2015.03.01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对驴评网上游客对入住过的家庭旅馆自由点评文本的收集，借助ROST Content Mining软件提取游客点评中的高频特征词，构建特征词之间的语义网络和社会网络，了解游客对家庭旅馆感知的主要侧重点；运用内容分析法，建构分析类目，绘制评价模型结构图及评价量表，以期对今后我国家庭旅馆建立评价体系提供理论依据，进一步完善我国家庭旅馆类接待设施的评价模型。

[Wang H L, Wu M Y.2015.

Evaluating home inns in China based 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12(3): 433-43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884x.2015.03.01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对驴评网上游客对入住过的家庭旅馆自由点评文本的收集，借助ROST Content Mining软件提取游客点评中的高频特征词，构建特征词之间的语义网络和社会网络，了解游客对家庭旅馆感知的主要侧重点；运用内容分析法，建构分析类目，绘制评价模型结构图及评价量表，以期对今后我国家庭旅馆建立评价体系提供理论依据，进一步完善我国家庭旅馆类接待设施的评价模型。
[27] 王盈盈, 谢漪, 王敏. 2017.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电商关系网络与地方营造研究: 以广东省五华县为例

[J]. 世界地理研究, 26(6): 119-13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9479.2017.06.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当前分享经济迅速扩展,成为发展热点,而农村电商是分享经济渗透到乡村的体现。在分享经济和精准扶贫的背景下,以广东省五华县为案例地,立足其电子商务进驻乡村的机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方法诠释农村电商关系网络的构建及其地方意义的重构。研究发现,农村电商进驻农村引发了当地经济形态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在以农村电商为主体的乡村关系网络中,多元主体重塑了对乡村的地方想象,非人类主体"互联网"亦颠覆了乡村的传统地方意义。农村电商活动带来了流动人口"回乡创业"的热情,亦重塑了地方土地使用的意义。"互联网+农村电商"模式不仅改变了传统地方的生产销售方式,重塑地方关系网络,在此基础上亦有利于贫困乡村精准扶贫的实现,重构乡村地方意义。

[Wang Y Y, Xie Y, Wang M.2017.

Rural e-commerce relational network and place mak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argeted poverty reduction: Case study of Wuhua County

[J].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6(6): 119-13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9479.2017.06.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当前分享经济迅速扩展,成为发展热点,而农村电商是分享经济渗透到乡村的体现。在分享经济和精准扶贫的背景下,以广东省五华县为案例地,立足其电子商务进驻乡村的机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方法诠释农村电商关系网络的构建及其地方意义的重构。研究发现,农村电商进驻农村引发了当地经济形态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在以农村电商为主体的乡村关系网络中,多元主体重塑了对乡村的地方想象,非人类主体"互联网"亦颠覆了乡村的传统地方意义。农村电商活动带来了流动人口"回乡创业"的热情,亦重塑了地方土地使用的意义。"互联网+农村电商"模式不仅改变了传统地方的生产销售方式,重塑地方关系网络,在此基础上亦有利于贫困乡村精准扶贫的实现,重构乡村地方意义。
[28] 席建超, 王新歌, 孔钦钦, 等. 2014.

过去25年旅游村落社会空间的微尺度重构: 河北野三坡苟各庄村案例实证

[J]. 地理研究, 33(10): 1928-1941.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10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社会空间重构是乡村转型发展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和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苟各庄村为例,研究旅游乡村聚落的社会空间重构过程。研究发现:经过25年的发展,苟各庄村在旅游驱动下发生了剧烈的社会重构和"空间极化",逐渐从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乡土社会"聚落演变成为一个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旅游服务型社区。具体表现为:村落社会物质空间中,家庭私人空间逐渐减少,服务与旅游业的半私人和半公共空间和公共空间增加;在居住模式上,传统封闭式山地四合院逐步消失,演变为开敞式多层楼房;在人口结构上,大量外来者,包括旅游者、外来务工者和投资者的涌入改变了乡村社会关系结构,并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极化"特征;人均收入差距加大,促进了村落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分化。其中,旅游业快速发展和外来人口大幅度增加是其主要外部动力,而村落"微区位因素影响",如住宅与内部道路交通、景观环境(河流与噪声)等,则通过累积被不断"强化"和"固化",成为加速村落社会"空间极化"的核心动力。与社会空间重构相适应,建设新型社区组织管理服务模式,规范产业发展组织方式,重塑社区文化,对于保持旅游村落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Xi J C, Wang X G, Kong Q Q, et al.2014.

Micro-scale soci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tourist village in the past 25 years: A case study of Gouge Village in Yesanpo, Hebei Province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3(10): 1928-1941.]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10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社会空间重构是乡村转型发展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和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苟各庄村为例,研究旅游乡村聚落的社会空间重构过程。研究发现:经过25年的发展,苟各庄村在旅游驱动下发生了剧烈的社会重构和"空间极化",逐渐从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乡土社会"聚落演变成为一个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旅游服务型社区。具体表现为:村落社会物质空间中,家庭私人空间逐渐减少,服务与旅游业的半私人和半公共空间和公共空间增加;在居住模式上,传统封闭式山地四合院逐步消失,演变为开敞式多层楼房;在人口结构上,大量外来者,包括旅游者、外来务工者和投资者的涌入改变了乡村社会关系结构,并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极化"特征;人均收入差距加大,促进了村落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分化。其中,旅游业快速发展和外来人口大幅度增加是其主要外部动力,而村落"微区位因素影响",如住宅与内部道路交通、景观环境(河流与噪声)等,则通过累积被不断"强化"和"固化",成为加速村落社会"空间极化"的核心动力。与社会空间重构相适应,建设新型社区组织管理服务模式,规范产业发展组织方式,重塑社区文化,对于保持旅游村落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29] 杨忍. 2017.

基于自然主控因子和道路可达性的广东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J]. 地理学报, 72(10): 1859-1871.

[本文引用: 1]     

[Yang R.2017.

An analysis of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their effect mechanisms based on road traffic accessibility of Guangdong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2(10): 1859-1871.]

[本文引用: 1]     

[30] 杨忍, 刘彦随, 龙花楼, 等. 2015.

中国乡村转型重构研究进展与展望: 逻辑主线与内容框架

[J]. 地理科学进展, 34(8): 1019-1030.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5.08.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伴随快速城镇化,乡村地域正经历着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为主导的 人文过程,前瞻性地研究乡村转型发展过程格局、演进机理及空间优化重组研究意义重大.本文系统梳理乡村发展转型内涵、过程格局、驱动机制、类型模式、乡村 空间重构、农村发展理论及农村空心化等系列成果研究进展,并进行简要研究评述.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的研究核心内容和逻辑主线加以凝练总 结.未来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研究应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指导,以揭示不同地域类型区的乡村转型发展过程及演进机制为核心,以建构乡村空间优化重组理论 和探究模式途径为目标,综合集成遥感与GIS、抽样调查和模型方法,重点研究不同典型地域的乡村转型发展的多尺度过程规律、地域类型、动力机制,深化乡村 空间体系演化规律和优化重组的内外机制,及乡村社会文化网络、技术制度转型重组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乡村多维空间重组的情景模拟.结合典型案例实证研究,解 构乡村多维空间重构理论与模式的成长机制与区域主导地理要素;比较分析典型模式的演化过程和要素互馈作用机制;探寻推进乡村良性转型发展及空间优化重组的 地域模式和科学途径.

[Yang R, Liu Y S, Long H L, et al.2015.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Paradigms and main content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4(8): 1019-1030.]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5.08.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伴随快速城镇化,乡村地域正经历着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为主导的 人文过程,前瞻性地研究乡村转型发展过程格局、演进机理及空间优化重组研究意义重大.本文系统梳理乡村发展转型内涵、过程格局、驱动机制、类型模式、乡村 空间重构、农村发展理论及农村空心化等系列成果研究进展,并进行简要研究评述.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的研究核心内容和逻辑主线加以凝练总 结.未来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研究应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指导,以揭示不同地域类型区的乡村转型发展过程及演进机制为核心,以建构乡村空间优化重组理论 和探究模式途径为目标,综合集成遥感与GIS、抽样调查和模型方法,重点研究不同典型地域的乡村转型发展的多尺度过程规律、地域类型、动力机制,深化乡村 空间体系演化规律和优化重组的内外机制,及乡村社会文化网络、技术制度转型重组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乡村多维空间重组的情景模拟.结合典型案例实证研究,解 构乡村多维空间重构理论与模式的成长机制与区域主导地理要素;比较分析典型模式的演化过程和要素互馈作用机制;探寻推进乡村良性转型发展及空间优化重组的 地域模式和科学途径.
[31] 杨忍, 徐茜, 余昌达. 2016.

中国县域交通优势度与农村发展的空间协同性及影响机制解析

[J]. 地理科学, 36(7): 1017-1026.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7.00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利用综合评价、耦合协调度、空间滞后模型（SLR）等模型,对2000~2010年的中国分县农村综合发展水平及2010年的分县道路交通优势度进行综合测度,解析其两者的空间耦合协同特征,并探索道路交通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i>①</i> 2000~2010年,中国分县的农村综合发展水平的东、中、西差异格局未突破,农村综合发展水平整体提升了33.20%。东部地区的农村发展进入优化整合提升阶段,中、西部地区在政策、产业转移、城镇化、工业化等驱动下农村综合水平提升较快,乡村多维空间历经转型重构。<i>②</i> 2010年,县域道路交通优势度呈现出典型的“点<i>-</i>轴”的地域结构特征,存在东、中、西部和交通枢纽中心地与外围地区之间的地域差异,其与农村发展水平耦合协同性整体较差,处于轻度失调以下状态占县（区）总数的88.25%,西部地区协调度普遍低于0.40,交通发展与农村发展协同性较好地域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域和道路交通优势极核及轴带的县（区）。<i> ③ </i>道路交通等级、密度、可介入性等影响农村综合发展。道路密度对农村发展正向影响较大,国道、省道、县道沿途邻近可进入性强,对农村综合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高速公路和铁路有景观生态学“廓道”性质,空间上起连通作用,结构的不可穿越性,封闭性影响可介入性,高速公路的出入口和火车站空间布局对农村发展影响显得尤为重要。<i>④ </i>地级市交通中心地对农村发展带动影响明显,大城市的强聚集能力易促成周边县区的农村发展“灯下黑”的地域结构特征。道路交通设施建设的等级、阶段对农村发展的传导效应及区域交通建设的超前或滞后的科学判断核心理论,将是人文经济地理学及乡村地理学亟待关注的重要领域。</p>

[Yang R, Xu Q, Yu C D.2016.

Spatial coupling cooperative analysis of transport superiorit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6(7): 1017-1026.]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6.07.00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利用综合评价、耦合协调度、空间滞后模型（SLR）等模型,对2000~2010年的中国分县农村综合发展水平及2010年的分县道路交通优势度进行综合测度,解析其两者的空间耦合协同特征,并探索道路交通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i>①</i> 2000~2010年,中国分县的农村综合发展水平的东、中、西差异格局未突破,农村综合发展水平整体提升了33.20%。东部地区的农村发展进入优化整合提升阶段,中、西部地区在政策、产业转移、城镇化、工业化等驱动下农村综合水平提升较快,乡村多维空间历经转型重构。<i>②</i> 2010年,县域道路交通优势度呈现出典型的“点<i>-</i>轴”的地域结构特征,存在东、中、西部和交通枢纽中心地与外围地区之间的地域差异,其与农村发展水平耦合协同性整体较差,处于轻度失调以下状态占县（区）总数的88.25%,西部地区协调度普遍低于0.40,交通发展与农村发展协同性较好地域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域和道路交通优势极核及轴带的县（区）。<i> ③ </i>道路交通等级、密度、可介入性等影响农村综合发展。道路密度对农村发展正向影响较大,国道、省道、县道沿途邻近可进入性强,对农村综合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高速公路和铁路有景观生态学“廓道”性质,空间上起连通作用,结构的不可穿越性,封闭性影响可介入性,高速公路的出入口和火车站空间布局对农村发展影响显得尤为重要。<i>④ </i>地级市交通中心地对农村发展带动影响明显,大城市的强聚集能力易促成周边县区的农村发展“灯下黑”的地域结构特征。道路交通设施建设的等级、阶段对农村发展的传导效应及区域交通建设的超前或滞后的科学判断核心理论,将是人文经济地理学及乡村地理学亟待关注的重要领域。</p>
[32] 曾文, 张小林. 2015.

社会空间的内涵与特征

[J]. 城市问题, (7): 26-32.

[本文引用: 3]     

[Zeng W, Zhang X L.2015.

Connotations and features of social space

[J]. Urban Problems, (7): 26-32.]

[本文引用: 3]     

[33] 郑志来. 2016.

共享经济的成因、内涵与商业模式研究

[J]. 现代经济探讨, (3): 32-3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2382.2016.03.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移动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以及资源闲置过剩、经济进入新常态导致了共享经济产生与发展。共享经济作为互联网下的＂新经济＂、＂新商业＂形态,借助网络等第三方平台,将供给方闲置资源使用权暂时性转移,通过提高存量资产的使用效率为需求方创造价值,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文章通过对Uber和Airbnb两家公司盈利模式分析,总结了共享经济的三大盈利点和一般商业模式,并与传统经济商业模式比较分析出共享经济商业模式在提高资源利用率、价格、运营成本、个性化与定制化服务、长尾客户、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具有优势;继而,从安全信用体系、第三方共享经济平台监管、需求方权利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Zheng Z L.2016.

Gongxiang jingji de chengyin, neihan yu shangye moshi yanjiu

[J]. Modern Economic Research, (3): 32-3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2382.2016.03.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移动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以及资源闲置过剩、经济进入新常态导致了共享经济产生与发展。共享经济作为互联网下的＂新经济＂、＂新商业＂形态,借助网络等第三方平台,将供给方闲置资源使用权暂时性转移,通过提高存量资产的使用效率为需求方创造价值,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文章通过对Uber和Airbnb两家公司盈利模式分析,总结了共享经济的三大盈利点和一般商业模式,并与传统经济商业模式比较分析出共享经济商业模式在提高资源利用率、价格、运营成本、个性化与定制化服务、长尾客户、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具有优势;继而,从安全信用体系、第三方共享经济平台监管、需求方权利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34] Burt R S.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引用: 1]     

[35] Callon M.1984.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J].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32(S1): 196-233.

https://doi.org/10.1111/j.1467-954X.1984.tb00113.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iteSeerX - Scientific documents that cite the following paper: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36] Eckhardt G M, Bardhi F.2015.

The sharing economy isn't about sharing at all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5, doi: 10.1145/2688487.

URL      [本文引用: 1]     

[37] Findlay A M.1985.

L'espace des travailleurs tunisiens en France by G. Simon

[J].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1): 166-167.

https://doi.org/10.2307/2545674      URL      [本文引用: 1]     

[38] Geron T.2012.

Airbnb had $56 million impact on San Francisco: Study[J/OL]

. Forbes, 2012-11-09 [2017-12-24]. .

URL      [本文引用: 2]     

[39] Heinrichs H.2013.

Sharing economy: A potential new pathway to sustainability

[J]. GALA-Ecological Perspectives for Science and Society, 22(4): 228-231.

https://doi.org/10.14512/gaia.22.4.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Despite the success of some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s and measures in policy-making, business and society, overall trends follow an unsustainable path.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equality remain critical challenges. Therefore new approaches are needed alongside existing strategies and policy instruments. The "sharing economy" has the potential to provide a new pathway to sustainability--and transdisciplinary sustainability science has the opportunity to co-shape and accompany this pathway. Environmental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fter 40 years of modern environmentalism and 20 years of discourse on and practi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result is mixed--locally,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here are success stories which should not be played down: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bureaucracy, the diffusion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the private sector, the increase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of citizens, an active civil society represented b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or the emergence of interdisciplinary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nd education (Janicke et al. 2003, McNeill 2003). And beyond the focu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gulation,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ility has provided a new conceptual framework to handle complex, interlinked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s (Grunwald and Kopfmuller 2006). There is consensus among sustainability experts that transformative polici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spheres are needed. The spectrum of challenges ranges from impacts on intra- and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caused by increased inter--and intranational social inequality to socio-economic shifts related to globally diverging demographic changes, the need for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s as well as participatory decision-making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order to foster social inclusiveness, to fundamental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limits of combining economic growth with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De Vries and Bert 2013). However, the outcome of uncountable loc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activities to date is limited. The global outlook is critical--both for environmental (UNEP 2012) and socio-economic (UN 2013) indicators. Given this situation, new pathways to fost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ust be explored. Basic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approaches, such as the "holy trinity" of efficiency, consistency and sufficiency remain indispensable (Huber 2011). But they need to be more cautiously reflected regarding their potential and limits for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cf. Leitschuh et al. 2013, pp. 44-71): efficiency strategies must be checked rigorously regarding the rebound effect. Consistency strategies must be tested more systematically regarding their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e.g., renewable energy and rare metals or bioenergy and land-use change. Sufficiency strategies which approach the individual consumer without developing a coherent sustainability policy framework will possibly play only a minor role in improving sustainability. Beyond these basic strategies, further conceptual approaches focusing on (participatory and integrative) sustainability transformation have gained attention in sustainability science and practice over the past 15 years. Alongside political-administrative sustainability strategies and governance (Lafferty 2004, Meadowcroft 2007), the transition management perspective involving participatory real experiments and network governance have garnered interest (Loorbach 2002). This approach aims to transform unsustainable practices, often in niches, by combining top-down and bottom-up activities. The potential of such approaches still has to be evaluated,...
[40] Latour B.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引用: 1]     

[41] Law J.1992.

Notes on the theory of the actor-network: Ordering, strategy, and heterogeneity

[J]. Systems Practice, 5(4): 379-393.

https://doi.org/10.1007/BF01059830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theory of the actor-network, a body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writing which treats social relations, including power and organization, as network effects. The theory is distinctive because it insists that networks are materially heterogeneous and argues that society and organization would not exist if they were simply social. Agents, texts, devices, architectures are all generated in, form part of, and are essential to, the networks of the social. And in the first instance, all should be analyzed in the same terms. Accordingly, in this view, the task of sociology is to characterize the ways in which materials join together to generate themselves and reproduce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atterns in the networks of the social.
[42] Li Y, Miao L, Zhao X Y, et al.2013.

When family rooms become guest lounges: Work-family balance of B&B innkeeper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34: 138-149.

https://doi.org/10.1016/j.ijhm.2013.03.002      URL      [本文引用: 1]     

[43] Long H L, Liu Y S.2016.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47: 387-391.

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16.07.028      URL      [本文引用: 1]     

[44] Massey D, Allen J, Sarre P.1999. Human geography today[M]. Cambridge; Malden, Mass: Polity Press.

[本文引用: 1]     

[45] Murdoch J.1998.

The spaces of actor-network theory

[J]. Geoforum, 29(4): 357-374.

https://doi.org/10.1016/S0016-7185(98)0001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draws an innovative connection between Actor Network Theory (ANT) and the study of geography. Though often thought to oppose one another because of ANT's fluid conceptualization of space, Murdoch uses ANT to illustrate how space can be made relative, ev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geographer. Within this context, Murdoch draws his own hypotheses on "spaces of prescription" and "spaces of negotiation" as the elements of formality and flexibility vital to the processes of any network.
[46] Woods M.2007.

Engaging the global countryside: Globalization, hybridity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rural place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1(4): 485-507.

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07079503      URL      [本文引用: 1]     

[47] Yang R, Liu Y S, Long H L, et al.2015.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land use in the Bohai Rim of China

[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5(5): 559-572.

https://doi.org/10.1007/s11442-015-1187-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Based on multiple remote-sensing image interpret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ata, this study focused on rural settlement and land use change amidst rapid urbanization. Rural settlements,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land us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Bohai Rim were explored within 5 5 km grid cells, as per GIS spatial analysis and geo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Bohai Rim is remarkably varied. The number of rural settlement sites in a 5 5 km grid cell exceeding 5.0 are distributed in a six-area pattern in the Bohai Rim; rural settlement dispersion is particularly high in agricultural regions in south Hebei and southwest Shandong, suggesting rural settlement density keeps increasing from northeast to southwest, characterized by high density and dispersed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regions. Furthermore, rural settlements show dramatic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distribution and dynamic change degrees in the Bohai Rim. In term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s always extensive in plains, with a high density of rural settlements, on the North China Plain in particular, and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the south of Shandong province is also extensive, with most rural settlement land use areas in the 5 5 km grid cells exceeding 3 km 2 . However,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regions have underdeveloped economies, industrialization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characterized by low urbanization rates, with farmers not feeling assimilated in rural or urban areas. In terms of the temporal sequence, urban expansion rapidly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s in rural-urban transitional belts of provincial capital or prefecture-level city into urban lands, and in traditional rural areas, residential lands are grow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armers incomes all have effects on type of land use change and pattern of rural settlements. It is a core objective for future rural development to reconstruct a rational spatial pattern of villages or towns and well-organized village-town systems, build central villages, key towns or central towns, optimize or reconstruct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space of rural areas. It is of significance for rural geographical research to further interpret and explor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theory.
[48] Zhou G H, He Y H, Tang C L, et al.2013.

Dynamic mechanism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evolution in China

[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3(3): 513-524.

https://doi.org/10.1007/s11442-013-1025-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provid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cluding natural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infrastructure, regional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tegration, urbanization and rural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land use re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rural household behavior conversion, macro-control policy factors, and so on. Based o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ays and degree of effect on rural settlement evolution, these factors are classified into basic factors, new-type factors and mutation factors. The drive of basic factors mainly focuses on the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of rural settlements, the new-type factors mainly affect rural settlement transition, and the mutation factors may bring about sudden changes. All these factors constitute a hree-wheel driving mechanism for the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shape three typical driver paths: slow smooth path under the basic factors, new path to rapid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type factors, and the sudden change path under the mutation factors. The paper also investigates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evolution in the aspects of settlement system, settlement scale, settlement morphology, settlement function, settlement culture, settlement environment, etc. The general process of rural settlement evolution is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initial,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al, and mature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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