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乡村是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活动和职能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区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但“三农”问题仍是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乡村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李小建等, 2010 )。乡村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吴传钧, 2001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同。建国之初,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对于乡村的发展重视不够,乡村地区发展缓慢(樊杰等, 1996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在广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逐渐转为以工业为主(龙冬平等, 2014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中国各地经历快速工业化发展后,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齐元静等, 2013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率也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中国将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杨忍, 2016 ),乡村发展也由此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受此影响,中国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快速演化(刘彦随等, 2016 ),中国的乡村地域系统也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和重构(龙花楼等, 2017 )。从地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的转型与重构是指乡村地区在某一阶段由各种发展动力所推动的以经济和空间等要素为主导的一种演化过程(冯健, 2012 )。而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李红波等, 2015 ),它既是乡村发展演变的宏观折射,也是其微观缩影,是乡村内部各种功能的复杂交互与影响过程(李红波, 2015 )。因此,乡村性的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而对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对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和机理的把握,从而为国家和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帮助。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界面是指两个不同系统的交界面,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定义。地理学者以不同空间系统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空间界面理论,旨在揭示地理空间上相邻区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规律(乔家君等, 2016a )。空间界面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同性质的资源要素相互作用而成(乔家君, 2012 ),可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并可进一步加以细分(乔家君等, 2016b )。地理学者对空间界面的研究也由早期关注自然地理界面(李克煌等, 1996 ),逐渐转向更为复杂的人文界面,如城乡界面(乔家君等, 2016a )、港城界面(庄佩君等, 2010 )、政区界面(张震宇等, 1997 )等。研究内容也由界面识别逐步转向更深层次的应用。例如,有学者利用时空谱分析法,发现界面处往往富集了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域经济(Qiao et al, 2008 );Lockaby认为界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并从城乡界面出发阐明社会经济驱动力、生态效应以及相关政策对城市景观的影响(Lockaby et al, 2005 );乔家君等对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6b ),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型(乔家君等, 2016a ),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 ),并对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因此,本文将引入游动分割窗技术定量判断空间界面位置,并基于空间界面视角探索表征乡村发展程度的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以一种更综合的地理学研究新视角来揭示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不仅是对乡村地理学研究内容的丰富,而且也是对空间界面理论和应用的扩展。
2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的选择
巩义市为河南省中部的县级市,总面积约1041 km2 ,处于平原与丘陵的过渡地带,地形条件较为复杂,区域内平原、山地、丘陵均占一定比例,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燃料、非金属等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巩义市经济基础较好,其县域综合经济实力常年位居河南省前列,2015年全市GDP总量为640.49亿元,人均GDP为77729元,按照最新的钱纳里经济增长阶段划分标准(李敏纳等, 2017 ),巩义市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巩义市的发展是由自下而上的农村工业化引导的,在此过程中,乡村地域系统内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交流活跃,形成了城中村发展型、工业带动型、传统农业型等多种乡村发展模式(乔家君, 2008 )。由于在巩义市域范围内集中了多种地貌类型、自然资源以及多种社会经济发展类型,因此也存在多种自然和人文界面,故选取巩义市作为研究区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此外,巩义市作为内陆城市已经率先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对于大量即将迈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的内陆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2 研究方法
2.2.1 游动分割窗技术
游动分割窗技术最早用于分析山地植被沿样带分布情况(Whittaker, 1960 ),随后为生态学家用于分析生态交错带位置以及景观界面影响域的判定。该方法已被证实是定量判断生态界面位置和影响域范围的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Johnston et al, 1992 )。因生态界面与空间界面本质上都是两个不同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区域。因此,本文尝试用此方法定量判断空间界面的位置。其原理如图1 所示,选择一个包含偶数个样点的窗口,计算每个半窗口之间的相异系数,随后让窗口沿着样点顺序移动,直到完成整个样带的计算为止。
图1 游动分割窗原理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illustrating the principle of the moving split-window technique
因平方欧氏距离法(简称SED)计算简便,且计算结果与野外观测结果趋于一致,因此一般都用其作为计算相异系数的函数(Johnston et al, 1992 )。公式如下：
SE D m = ∑ c = 1 n A ¯ c - B ¯ c 2 (1)
式中：SEDm 为窗口为m 时的平方欧氏距离; A ¯ c B ¯ c A 和B 在参数为c 时的平均值。
2.2.2 乡村性评价
Cloke等(1986) 认为,在不同的研究尺度下,由于可获取的资料不同,因而构建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也不尽相同。Waldorf(2006)参考HDI指数提出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为在不同尺度下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依据。本文将据此构建适用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为从村域这一相对微观的视角来揭示乡村发展差异的内部机理,需从乡村发展最基本的人、土地、产业这三个要素着手(李婷婷等, 2014 ; 杨忍等, 2015 )。因此,本文从农村经济结构、土地结构、生活水平和区位条件四个维度来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 ),采用熵权法对各个指标的权重进行测算,并采用极值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出巩义市各村的RI 指数为：
RI = ∑ I = 1 5 w i S i (2)
式中：wi 为各个指标i 的权重值,Si 为标准化后指标i 的值,RI 值越大说明乡村性越强。
2.2.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用于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Wang et al, 2010 )。近年来,地理探测器已经在地理、地质、水文、生态、区域经济、环境、健康、遥感等多领域使用(王劲峰等, 2017 )。其中的因子探测器可用来检测某一地理因素是否对某个事物的空间分布造成影响(朱鹤等, 2015 ),交互探测又可有效识别不同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见,采用地理探测器可有效探测要素空间格局的成因和机理,本文将采用此方法对空间界面对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作用进行探测识别,模型如下：
q = 1 - ∑ h = 1 L N h σ h 2 N σ 2 = 1 - SSW SST (3)
SSW = ∑ h = 1 L N h σ h 2 , SST = N σ 2
式中：q 值为某因子X 对属性Y 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度;h 为变量Y 或因子X 的分层,h =1, 2, …, L ;Nh 和N 分别为层h 和全区的单元数; σ h 2 σ 2 分别是层h 和全区的Y 值的方差。SSW 和SST 分别为层内总方差和全区总方差。
2.3 数据来源
本所涉及的高程数据由黄河中下游数字地理实验室提供,地图数据来自规划部门提供的矢量地图,土地利用数据来自土地部门的农村土地二级分类表,各个村庄人均收入、村庄产值、村庄耕地面积等数据来自巩义市统计年鉴,而区位条件分析则由ArcGIS在矢量地形地图上计算每个村庄在不同年份拥有的等级以上公路密度而得。
3 结果分析
3.1 巩义市空间界面的识别与判定
3.1.1 巩义市空间界面类型
根据空间界面形成的原因,可将其划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两大类(乔家君, 2012 )。其中,自然界面主要是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界面。本文以巩义市为研究对象,其气候、水文条件差别不大,但地形地貌及自然资源分布有较大差异,因此选取地形界面和自然资源界面来表征自然界面。人文界面多由人为划定的不同系统(如行政、经济、文化、交通等)相互作用形成,其在空间上以土地利用方式和配置格局为载体(龙花楼, 2013 )。乡村地域系统承载了我国大量的人口,在这一系统中的人们通过发展农业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为城市提供资源。在此过程中,由于乡村和城市之间不断地进行物质和能源的交流,使得农村的生产功能持续增强,进而促进了农村发展。可以说,居住功能和农业生产功能是乡村地域系统的基础功能(屠爽爽等, 2015 ),此功能在空间上的载体就是以土地利用方式为表征的居住空间和农业生产空间。此外,行政区划和交通区位条件也会对乡村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本文将从土地利用的角度,将农业生产界面、居住界面、交通界面以及行政界面作为巩义市人文界面的研究对象(表2 )。
3.1.2 空间界面的位置确定
由于行政边界和交通线在空间上可以确定其位置,因此,用行政边界和交通线经过的村庄来分别表征行政界面和交通界面。对于其他不能在空间上明确标识出来的空间界面,则将县域空间划分为适于县域单元分析的0.5 km×0.5 km格网(刘彦随等, 2017 ),并采用游动分割窗技术进行定量判别。其中,游动分割窗窗口大小的确定最为关键,本文以地形界面为例,根据高程计算出在采用不同窗口时所得到的SED值如图2 所示。由图可知,当窗口大小为10到14个网格单元时,SED峰值变化趋势趋于一致,表明当最小窗口大小为10个网格单元时,可最大程度降低波峰噪音,从而确定界面位置和宽度。此后分别按照此方法确定其他空间界面的位置(图3 )。
图2 基于高程SED的游动分割窗峰值图
Fig.2 A moving-split window peak map based on the squared Euclidean distance (SED) of elevation
图3 巩义市空间界面分布图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patial interface in Gongyi City
3.2 巩义市乡村性空间分异
采用ArcGIS中的Jenks最佳自然断裂法,将2015年巩义市村域乡村性依次划分为弱乡村性(RI 为0.14~0.40)、较弱乡村性(RI 为0.40~0.45)、中等乡村性(RI 为0.45~0.53)、较强乡村性(RI 为0.53~0.67)和强乡村性(RI 为0.67~0.85)五种类型。分析图4 得出：①乡村性较强和强的村庄数量较少,主要集中于巩义市南部及西北部地区;②中等乡村性村庄主要分布于巩义市西南部、东南部及东部地区;③乡村性较弱和弱的村庄主要集中于城区周边及西部与东部两个门户城镇。通过Global Moran's I 指数可以描述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全局空间集聚特征,进而揭示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空间格局的总体分布特征。通过ArcGIS计算得,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的Global Moran's I 值为0.4131,在正态分布假设下,对I 指数检验得分Z 值为13.9883,这说明巩义村域尺度乡村性存在着显著的、正的空间自相关,总体上趋于空间集聚,呈现边缘强,中间弱的空间分布格局。
图4 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布图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ity of village scale in Gongyi City
3.3 乡村性空间分异影响因素探测
因子探测主要测度不同空间界面对乡村性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大小(Power of determinant,简称PD值)。图5 为各空间界面对巩义市乡村性空间分异的解释程度,按解释力度大小排序依次为：x 6 交通界面>x 5 行政界面>x 4 居住界面>x 3 农业生产界面>x 1 地形界面>x 2 自然资源界面。可见,以地形界面和自然资源界面为代表的自然界面对巩义市乡村性空间分异影响不大,远低于各人文界面。在人文界面中,交通界面的对巩义市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为行政界面、居住界面,农业生产界面稍弱。
图5 空间界面对乡村性空间分异的解释力
Fig. 5 Power of determinant of spatial interface to rurality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交互探测用于检验两种界面共同作用时是否会增加或减弱对巩义市乡村性空间分异的解释力。从交互探测结果来看(表3 ),任意两个空间界面交互后因子解释力均有所加强。其中,交通界面与行政界面交互后因子解释力最大,人文界面之间两两交互后因子解释力增强最为明显,人文界面与自然界面交互后因子解释力度更趋近于人文界面单因子解释力。以上结论进一步印证了人文界面,特别是交通界面、行政界面和居住界面是乡村性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
为进一步探究各主导因素与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关系,将居住界面、行政界面和交通界面这三个主导因素与乡村性空间分异进行空间匹配(图6 )。由图6 可知：处于居住界面和交通界面的主要为弱乡村性和较弱乡村性村庄,而处于行政界面的主要为中等乡村性和较强乡村性村庄。可见,交通界面和居住界面与乡村性强弱呈负相关,而行政界面与乡村性强弱呈正相关。
图6 主导空间界面因子与乡村性空间分异的空间匹配图
Fig. 6 Spatial matching distribution of dominant factors of rurality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4 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分析
在乡村最初形成的时期,人类活动相对较少,除去因自然因素形成的地形界面、气候界面、水陆界面等自然界面外,乡村系统基本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均质系统(乔家君等, 2017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对乡村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大,乡村系统与外界联系越来越多,使得乡村系统与外部系统间形成的空间界面也逐渐增多。空间界面因其构成和活动机制的独特性,常显现出尺度效应、边缘效应、集肤效应、加成效应等多重效应(乔家君, 2012 )。在这些效应的影响下,村庄原有的稳定状态被打破,通过不断吸取外部流入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使得乡村系统不断重组,原本相对均质的乡村系统异质性逐渐加强,其空间分异就此形成。
4.1 尺度效应对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
尺度效应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相对宏观的层面。总体来看,在新时期,巩义市的自然界面对乡村性分异影响较小而人文界面影响较大,正是由于空间界面尺度效应影响所致。空间界面的尺度效应对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两方面。
从空间尺度上来看,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存在的空间界面具有相对性。如若以省域为研究单位,则县域行政边界形成的行政界面区就会被忽视。而在巩义市这样一个相对微观的县域环境内,其自然本底相对较为均质,人类活动形成的其他界面则差异性较大。从时间尺度上看,乡村系统与外界联系产生的空间界面在不同时期的数量和种类会有很大差别。在传统农业时代,村庄发展更多受到自然界面的影响,中国古代盛行的堪舆学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人对村庄选址的空间界面取向。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拥有了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自然资源的开采、城市的扩张、交通道路的修建,使得原来相对较为均质化的县域空间内部出现了自然资源界面、居住界面以及交通界面,对乡村系统造成极大冲击,影响乡村发展的动力也发生了改变。在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类似巩义市的工业化先行区逐步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经济中心,逐步成为科技、文化和信息的创新基地,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也逐步加强(刘自强等, 2012 );此外,服务业在此阶段也逐渐代替工业成为经济结构和就业的主体,其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也逐渐超越工业和农业的带动作用(龙冬平等, 2014 )。因此,正是由于空间界面的尺度效应,在新时期,空间界面中的人文界面对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要远大于自然界面。
4.2 边缘效应对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
空间界面位于两个具有异质性系统共有的边缘区,因此界面区在两个系统共同影响下产生了一定的边缘效应,此效应所产生的影响有利弊之分,故称为正负边缘效应。正是在边缘效应的影响下,居住界面和行政界面成为影响乡村性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居住界面多位于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这一区域是城市化最先辐射到的乡村地域,城市化的带动使得这一地区的经济水平、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都领先于其他乡村地区(李世峰, 2005 ),也使得区内的服务业相对于其他乡村地区较为发达。可见,处于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的地区,位于城乡交界处的居住界面对乡村发展具有正面的影响,产生了正向边缘效应,其影响力也逐步增强,并大幅超越了传统的农业生产界面。
行政界面一般都位于行政区划的边缘,远离城区。中心—边缘结构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中心城市竞争力密切相关,城市功能扩散效应的强度与中心城区的距离成反比(丁志伟等, 2013 ),行政界面区因而受到的城市带动效应相对较弱。此外,行政区经济对行政界面产生较大影响。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中国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限制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舒庆等, 1994 ),其最显著的特点为：地方政府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使生产要素跨行政区的横向流动受到强烈阻滞;处于行政区边界地区的经济相对衰竭等(刘君德, 2006 )。可见,处于区域边缘的行政界面,受到的区域内城市功能扩散效应最弱,同时受到行政区经济的影响,使得此区域的发展一般都相对落后于其他地区,行政界面的负边缘效应较为显著。
4.3 集肤效应对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
从上文中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结果可知,交通界面对乡村性空间分异的解释力最大,这主要与空间界面的集肤效应有关。空间界面是系统间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交换的必经场所,因此往往成为资源集散的重要区域,因与电学中的集肤效应类似,此效应因此被称为空间界面的集肤效应。
当前,由于经济发展更加多元,对于乡村发展的驱动因素也不仅仅限于某一产业,乡村发展的驱动力更多依靠地方行为主体通过整合客体系统内部各相关要素,促使乡村发展内核系统内部协调,并与其外缘系统之间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交换,系统结构、功能逐渐优化而形成的。而在空间层面,高等级公路就成为这些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在空间流通的最主要廊道,也是乡村系统与外界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交换最主要的场所,集肤效应最为显著。而位于交通界面的村庄,由于接收到区域间的各种能流相对更多,因此也具有更好的发展势头。此外,连接城市和乡村的高等级公路使得沿线区域间交流成本大大降低,促使沿线地区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各种能流以及城市的影响力会随着高等级公路向乡村地区扩散,农民的思想意识、乡村的社会结构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因而也有利于外部资金、劳动力等优质资源的集聚,进而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发展。因此,在新时期,交通界面成为对乡村性分异影响程度最大的空间界面,且位于交通界面的乡村其乡村性都相对较弱。
4.4 加成效应对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
从上文地理探测器的交互探测结果可知,任意两个空间界面交互后因子解释力均有所加强,主要是受到空间界面加成效应的影响。由于界面处于两系统的边缘,系统中心对其影响力相对薄弱,易于新的经济要素进入、生长和发展,进一步加剧界面处各种要素的集聚,产生超越区域组分单独功能之和的增长效应,即所谓的“一加一大于二”功效,也就是界面的加成效应。
受到界面加成效应的影响,多重空间界面的叠加产生的加成效应更为显著。巩义市乡村性弱及较弱的村庄大多集中在市区周边以及东部和西部两个门户城镇,这三个地区无一不是多重空间界面叠加的区域。使用地理探测器进行的交互探测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表3 )。巩义市范围内的任意两个空间界面交互后因子解释力均有所加强,因此,巩义市任意空间界面叠加后所形成的加成效应对其乡村发展都有显著影响。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空间界面视角,采用量化手段,对处于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的典型县级区域——巩义市的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①巩义市县域空间范围内,客观上存在着多种空间界面。其中,自然界面主要包括地形界面和自然资源界面;人文界面主要包括农业生产界面、居住界面、行政界面和交通界面。②巩义市村庄整体发展较好,乡村性空间分布呈现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性。该市乡村性较强的村庄主要集中于市域南部及西北部地区;中等乡村性村庄主要分布于市域西南部、东南部及东部地区;乡村性较弱和弱的村庄主要集中于城区周边及西部与东部两个门户城镇;总体呈现出边缘强、中间弱的分布格局。③在新时期,人文界面中的交通界面、行政界面和居住界面对巩义市乡村性空间分异影响较大,而自然界面影响较小。空间界面的尺度效应、集肤效应、边缘效应和加成效应等多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县域要素的空间重组,促使巩义市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加强。
与现有宏观尺度的研究成果相比,通过对微观的村域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分析,可更加深入地了解小空间尺度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而空间界面视角的运用,也使得我们可更加系统、综合地掌握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机制：首先,由于空间界面尺度效应的影响,在新时期,自然界面对乡村性空间分异影响相对较小,而人文界面中的交通界面、行政界面和居住界面对乡村性空间分异影响较大。其次,正向的边缘效应使得作为城市与乡村之间过渡地带的居住界面对于乡村发展的影响力逐步增强,超越了农业生产界面;负向的边缘效应对乡村性空间分异也有较强影响,使得位于行政界面区内的村庄发展相对落后。再次,空间界面的集肤效应在高等级公路形成的交通界面处最为显著,也使得交通界面成为对乡村性分异影响力最大的空间界面。最后,加成效应使得处于多重界面处的巩义市区周边、东部和西部门户城镇周边的地区形成了弱乡村性村庄的集聚区。因此,在新的时期,更应重视人文要素的影响,努力提升本地区对外交流、开放的程度,引入更多外部资源要素,努力培育多种空间界面,为巩义市乡村振兴提供更充足的动力源。与此同时,也需要重视区域内部乡村发展不均衡问题,对于行政界面区内的村庄有必要施加一定的政策优惠、资金投入等外界干预措施,促使全域乡村的协调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获取较长时间跨度的村域尺度数据资料有一定的难度,本文未对基于空间界面视角的乡村性时空分异及演化过程进行分析。今后,随着乡村数据统计的不断完善,可以从时空演化过程研究入手,更好地揭示其对乡村发展的影响。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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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７个建制镇的农村工业发展的实地调研为基础，对比研究我国乡镇工业发展的一般特点和共性规律，比较深入细致地探讨了以镇区农村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产生和发展的机制、农村工业发展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农村工业化水平的地域差异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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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构建了适用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在ESDA空间探测架构下分析了2005-2015年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分异及演化的特征,并结合村庄发展模式,归纳出乡村性分异及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宏观尺度的研究相比,微观尺度的研究可以发现区域内部乡村性的空间分异性。（1）研究区域整体乡村性呈减弱态势,但其内部村庄之间乡村性差异却在不断加强。（2）乡村性空间分布呈现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性,集聚态势总体不断增强,并且呈现出边缘强、中间弱的分布格局。（3）乡村性热点区和冷点区分布的集聚态势都在增强,冷点区形成了“点—轴”分布态势,并且沿轴向扩散趋势显著。（4）城市发展的带动、经济转型的影响、区位交通的影响、历史锁定效应以及经济能人的带动作用对乡村性时空分异及演化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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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1]
摘要
构建了适用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在ESDA空间探测架构下分析了2005-2015年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分异及演化的特征,并结合村庄发展模式,归纳出乡村性分异及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宏观尺度的研究相比,微观尺度的研究可以发现区域内部乡村性的空间分异性。（1）研究区域整体乡村性呈减弱态势,但其内部村庄之间乡村性差异却在不断加强。（2）乡村性空间分布呈现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性,集聚态势总体不断增强,并且呈现出边缘强、中间弱的分布格局。（3）乡村性热点区和冷点区分布的集聚态势都在增强,冷点区形成了“点—轴”分布态势,并且沿轴向扩散趋势显著。（4）城市发展的带动、经济转型的影响、区位交通的影响、历史锁定效应以及经济能人的带动作用对乡村性时空分异及演化影响显著。
[5]
李红波 . 2015 . 转型期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研究: 以苏南地区为例 [M]. 南京 :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本文引用: 1]
[Li H B 2015 . Zhuanxingqi xiangcun juluo kongjian chonggou yanjiu: Yi Sunan diqu weili [M]. Nanjing, China :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本文引用: 1]
[6]
李红波 , 张小林 . 2015 . 乡村性研究综述与展望
[J]. 人文地理 , 30 (1 ): 16 -20, 142 .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乡村性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分析,深入剖析乡村性的研究进展,从概念内涵、研究方法、尺度关联和应用层面方面进行系统总结与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乡村性研究的重点方面,主要集中在乡村性概念的模型构建、微观尺度的分析、社会化的转向和时空过程研究等。加强乡村性的研究有利于拓展乡村地理的研究视角,丰富乡村地理学在乡村性研究的深层次内涵,有助于更深入破解乡村发展的内在机理,也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
[Li H B Zhang X L 2015 . A review and trend on rurality
[J]. Human Geography , 30 (1 ): 16 -20, 142 .]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乡村性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分析,深入剖析乡村性的研究进展,从概念内涵、研究方法、尺度关联和应用层面方面进行系统总结与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乡村性研究的重点方面,主要集中在乡村性概念的模型构建、微观尺度的分析、社会化的转向和时空过程研究等。加强乡村性的研究有利于拓展乡村地理的研究视角,丰富乡村地理学在乡村性研究的深层次内涵,有助于更深入破解乡村发展的内在机理,也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
[7]
李克煌 , 管华 , 马建华 , 等 . 1996 . 自然地理界面理论与实践 [M]. 北京 : 中国农业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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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K H Guan H Ma J H et al. 1996 . Ziran dili jiemian lilun yu shijian [M]. Beijing , China: China Agriculture Press .]
[本文引用: 1]
[8]
李敏纳 , 周春山 , 蔡舒 , 等 . 2017 . 海南建省以来经济增长空间分异格局演变
[J]. 经济地理 , 37 (2 ): 23 -32 .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7.02.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采用钱纳里经济增长阶段判定及经济增长热冷点区分析和全局趋势分析等方法,系统研究海南建省以来经济增长空间分异格局演变.结果表明:海南建省以来经济增长水平明显提升,经济增长空间分异格局由低水平相对均衡型演变为较高水平非均衡型,即建省初期经济增长水平低,经济增长在空间上相对均衡,随着沿海地区特别是北部沿海和南部沿海三亚市经济增长水平相对提升,沿海内陆分异及北南方向上类似U型分异格局凸显且逐步强化;目前内陆是经济增长洼地,北部沿海与南部沿海三亚市为增长核心区;沿海内陆分异及北部沿海与其他地区间分异有加剧趋势.初步推测,海南经济增长空间分异与自然要素、交通条件、经济区位、历史基础及制度、人口和科技因素的空间分异密切相关.优化海南经济空间布局,需要深入实施旨在强化增长核心区建设和扶持内陆特困地区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
[Li M N Zhou C S Cai S et al .2017 . The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Hainan since Hainan province was founded
[J]. Economic Geography , 37 (2 ): 23 -32 .]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7.02.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采用钱纳里经济增长阶段判定及经济增长热冷点区分析和全局趋势分析等方法,系统研究海南建省以来经济增长空间分异格局演变.结果表明:海南建省以来经济增长水平明显提升,经济增长空间分异格局由低水平相对均衡型演变为较高水平非均衡型,即建省初期经济增长水平低,经济增长在空间上相对均衡,随着沿海地区特别是北部沿海和南部沿海三亚市经济增长水平相对提升,沿海内陆分异及北南方向上类似U型分异格局凸显且逐步强化;目前内陆是经济增长洼地,北部沿海与南部沿海三亚市为增长核心区;沿海内陆分异及北部沿海与其他地区间分异有加剧趋势.初步推测,海南经济增长空间分异与自然要素、交通条件、经济区位、历史基础及制度、人口和科技因素的空间分异密切相关.优化海南经济空间布局,需要深入实施旨在强化增长核心区建设和扶持内陆特困地区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
[9]
李世峰 . 2005 . 北京城市边缘区发展的乡村要素集聚与扩散规律探索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 26 (2 ): 105 -108, 115 .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275.2005.02.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在分析城市边缘区集聚与扩散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成果,重点从人口和工业两个层面,剖析了城市边缘区发展的集聚扩散规律,并以北京市为例做了实证分析,为北京城市边缘区发展策略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和依据.
[Li S F 2005 . Research on objective law of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in Beijing urban fringe
[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 26 (2 ): 105 -108, 115 .]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275.2005.02.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在分析城市边缘区集聚与扩散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成果,重点从人口和工业两个层面,剖析了城市边缘区发展的集聚扩散规律,并以北京市为例做了实证分析,为北京城市边缘区发展策略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和依据.
[10]
李婷婷 , 龙花楼 . 2014 . 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
[J]. 地理研究 , 33 (3 ): 490 -500 .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3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依据乡村转型度、"人口—土地—产业"乡村发展三要素的两两协调度及乡村协调度,定量刻画了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类型,揭示了1990-2009年期间各转型发展类型的特征和时空分布格局。结果表明:①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普遍存在5种类型,依次为:产业低速转型低度协调型、要素平稳转型较低协调型、产业转型趋近土地转型中度协调型、产业转型超越土地转型较高协调型与土地和产业加速转型高度协调型。②乡村转型度与乡村协调度随协调转型度的增加呈现出对称分布特点;乡村转型度与乡村协调度呈现出局部周期性变动、总体趋势增加的变化特征。③产业转型与土地转型表现出很高的协调性;人口转型与土地转型之间的协调性及人口转型与产业转型之间的协调性均随转型程度加深而同步上升。④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表现为:"八五"时期,山东省乡村地区加速转型,以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为该时期主要特征;"九五"时期乡村转型发展类型普遍向转型速度较低的类型转变;"十五"时期乡村转型发展速度呈现出中心地区较低、边缘地区较高的特点;"十一五"时期乡村转型发展呈现空间均质化的稳定转型态势。
[Li T T Long H L 2014 . Study on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Shandong province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 33 (3 ): 490 -500 .]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3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依据乡村转型度、"人口—土地—产业"乡村发展三要素的两两协调度及乡村协调度,定量刻画了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类型,揭示了1990-2009年期间各转型发展类型的特征和时空分布格局。结果表明:①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普遍存在5种类型,依次为:产业低速转型低度协调型、要素平稳转型较低协调型、产业转型趋近土地转型中度协调型、产业转型超越土地转型较高协调型与土地和产业加速转型高度协调型。②乡村转型度与乡村协调度随协调转型度的增加呈现出对称分布特点;乡村转型度与乡村协调度呈现出局部周期性变动、总体趋势增加的变化特征。③产业转型与土地转型表现出很高的协调性;人口转型与土地转型之间的协调性及人口转型与产业转型之间的协调性均随转型程度加深而同步上升。④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表现为:"八五"时期,山东省乡村地区加速转型,以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为该时期主要特征;"九五"时期乡村转型发展类型普遍向转型速度较低的类型转变;"十五"时期乡村转型发展速度呈现出中心地区较低、边缘地区较高的特点;"十一五"时期乡村转型发展呈现空间均质化的稳定转型态势。
[11]
李小建 , 等 . 2010 . 中国中部农区发展研究 [M].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本文引用: 1]
[Li X J et al .2010 . Rural development of central China [M]. Beijing, China : Science Press .]
[本文引用: 1]
[12]
刘君德 . 2006 . 中国转型期“行政区经济”现象透视: 兼论中国特色人文—经济地理学的发展
[J]. 经济地理 , 26 (6 ): 897 -901 .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6.06.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着重介绍新发现的中国"行政区经济"现象,论述其表现特点、本质内涵、产生的背景、发展走势.在此基础上讨论转型期中国特色人文-经济地理学的发展问题.
[Liu J D 2006 . Perspective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 economy" phenomenon in China's transitional period: An introduction of human-economic geogra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 Economic Geography , 26 (6 ): 897 -901 .]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6.06.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着重介绍新发现的中国"行政区经济"现象,论述其表现特点、本质内涵、产生的背景、发展走势.在此基础上讨论转型期中国特色人文-经济地理学的发展问题.
[13]
刘彦随 , 李进涛 . 2017 . 中国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与优化决策
[J]. 地理学报 , 72 (1 ): 161 -173 .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01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农村贫困化是长期以来备受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科学揭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成为实施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课题。论文以河北省阜平县为典型案例,运用地理探测器、多元线性回归等模型方法,诊断出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揭示了农村贫困化分异的动力机制,提出了不同贫困化地域类型的扶贫政策与模式。结果表明：1影响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包括地面坡度、人均耕地资源、到主要干道距离、到县城中心距离等,各因素对贫困发生率分异的决定力分别为0.14、0.15、0.15、0.17;2不同类型区域农村贫困化的分异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可归纳为自然环境约束型、资源丰度约束型、交通区位约束型、经济区位约束型等四大类型;3根据阜平县各乡镇核心主导因素,进一步划分出单因素、双因素和多因素影响区域,县域整体呈现出以横向中心为双因素影响区,两侧为单因素与多因素并存的多极核心主导因素影响的农村贫困发生分异区;4不同驱动机制下的县域扶贫开发亟需因地制宜、尊重科学、讲求实效,有序推进精准扶贫与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
[Liu Y S Li J T 2017 . Geographic detection and optimizing decision of the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72 (1 ): 161 -173 .]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01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农村贫困化是长期以来备受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科学揭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成为实施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课题。论文以河北省阜平县为典型案例,运用地理探测器、多元线性回归等模型方法,诊断出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揭示了农村贫困化分异的动力机制,提出了不同贫困化地域类型的扶贫政策与模式。结果表明：1影响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包括地面坡度、人均耕地资源、到主要干道距离、到县城中心距离等,各因素对贫困发生率分异的决定力分别为0.14、0.15、0.15、0.17;2不同类型区域农村贫困化的分异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可归纳为自然环境约束型、资源丰度约束型、交通区位约束型、经济区位约束型等四大类型;3根据阜平县各乡镇核心主导因素,进一步划分出单因素、双因素和多因素影响区域,县域整体呈现出以横向中心为双因素影响区,两侧为单因素与多因素并存的多极核心主导因素影响的农村贫困发生分异区;4不同驱动机制下的县域扶贫开发亟需因地制宜、尊重科学、讲求实效,有序推进精准扶贫与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
[14]
刘彦随 , 严镔 , 王艳飞 . 2016 . 新时期中国城乡发展的主要问题与转型对策
[J]. 经济地理 , 36 (7 ): 1 -8 .
[本文引用: 1]
[Liu Y S Yan B Wang Y F 2016 . Urban-rural development problems and transformation countermeasures in the new period in China
[J]. Economic Geography , 36 (7 ): 1 -8 .]
[本文引用: 1]
[15]
刘自强 , 周爱兰 , 鲁奇 . 2012 . 乡村地域主导功能的转型与乡村发展阶段的划分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 26 (4 ): 49 -54 .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乡村地域功能是乡村地域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所承担的职能，它与城市地域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广义上的”地域分工”。乡村地域功能是客观存在的，但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下，不同功能的相对价值则有差异，文中在对乡村地域功能进行定义的基础上，对其各功能的特征进行了阐述。同时在钱纳里一般标准工业化模型的框架下，分析了在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地域功能与乡村地域功能的转型轨迹，并以此将乡村发展阶段划分为维持生计型，产业驱动型与多功能主导型三个阶段。按照新修订一般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2009年中国总体上处于产业驱动型乡村发展阶段，若干大都市区的郊区已进入了多功能主导型乡村发展阶段，也有一些省区乡村仍将长时间的处于产业驱动型乡村发展阶段。
[Liu Z Q Zhou A L Lu Q 2012 . The transition of rural territorial leading function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stages
[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 26 (4 ): 49 -54 .]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乡村地域功能是乡村地域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所承担的职能，它与城市地域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广义上的”地域分工”。乡村地域功能是客观存在的，但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下，不同功能的相对价值则有差异，文中在对乡村地域功能进行定义的基础上，对其各功能的特征进行了阐述。同时在钱纳里一般标准工业化模型的框架下，分析了在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地域功能与乡村地域功能的转型轨迹，并以此将乡村发展阶段划分为维持生计型，产业驱动型与多功能主导型三个阶段。按照新修订一般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2009年中国总体上处于产业驱动型乡村发展阶段，若干大都市区的郊区已进入了多功能主导型乡村发展阶段，也有一些省区乡村仍将长时间的处于产业驱动型乡村发展阶段。
[16]
龙冬平 , 李同昇 , 苗园园 , 等 . 2014 .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J]. 地理科学进展 , 33 (4 ): 517 -530 .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基于交叉学科视角，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统计数据，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的时间维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自1978 以来，全国与“四大板块”先后经历了倒“U”型增长→波动增长→平稳增长3 个阶段的演替；②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的空间维度具有明显的分异演化特征；③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增长的热点区域存在显著的空间极化现象，即增长热点先后历经了“两核集聚”→“一核极化”→“中心辐射递减”的时空演变；④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的时空差异主要受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受教育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等5 个因子影响，并且各因子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大小存在显著差异；⑤ 面对转型期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新形势与新挑战，地理学界在理论成果及应对措施方面应该作出更多贡献。
[Long D P Li T S Miao Y Y et al .2014 .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ing factors of non-agriculturalization of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 33 (4 ): 517 -530 .]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基于交叉学科视角，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统计数据，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的时间维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自1978 以来，全国与“四大板块”先后经历了倒“U”型增长→波动增长→平稳增长3 个阶段的演替；②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的空间维度具有明显的分异演化特征；③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增长的热点区域存在显著的空间极化现象，即增长热点先后历经了“两核集聚”→“一核极化”→“中心辐射递减”的时空演变；④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的时空差异主要受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受教育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等5 个因子影响，并且各因子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大小存在显著差异；⑤ 面对转型期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新形势与新挑战，地理学界在理论成果及应对措施方面应该作出更多贡献。
[17]
龙花楼 . 2013 .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
[J]. 地理学报 , 68 (8 ): 1019 -1028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Long H L 2013 .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68 (8 ): 1019 -1028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18]
龙花楼 , 刘彦随 , 邹健 . 2009 .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J]. 地理学报 , 64 (4 ): 426 -434 .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04.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界定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商旅服务和均衡发展四个乡村发展类型的基础上,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乡村发展类型进行了划分。基于乡村对社会具有的功能构建了乡村性指数(RI)以刻划不同发展类型的乡村性强弱,并对东部沿海地区各发展类型的乡村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东部沿海地区57.6%的县市一、二、三产业得到均衡发展;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和商旅服务业主导的发展地域类型分别占总面积的18.64%、11.99%和11.75%;农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较强(RI0.5)的地域占到59.1%;工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弱(RI0.4)和居中(0.4RI0.5)的地域分别占到33.4%和42.8%;商旅服务业为主导的乡村发展类型中,大部分地域(42.7%)乡村性弱,乡村性强和居中的地域分别占到27.3%和30.0%;均衡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弱的地域占17.2%,乡村性较强的地域占到37%,接近半数(45.8%)的均衡发展类型其乡村性居中。并指出,当今全球化和社会经济重构背景下乡村的多功能性发展和立足当地(Place-Based)的乡村发展模式,使得某些县域的乡村性指数值与其他同类地区差异较大,以及同一乡村性指数值可能对应不同的乡村发展类型。最后提出了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科领域亟需加强研究的方向和内容。
[Long H L Liu Y S Zou J 2009 . Assess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and their rurality in eastern coastal China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64 (4 ): 426 -434 .]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04.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界定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商旅服务和均衡发展四个乡村发展类型的基础上,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乡村发展类型进行了划分。基于乡村对社会具有的功能构建了乡村性指数(RI)以刻划不同发展类型的乡村性强弱,并对东部沿海地区各发展类型的乡村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东部沿海地区57.6%的县市一、二、三产业得到均衡发展;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和商旅服务业主导的发展地域类型分别占总面积的18.64%、11.99%和11.75%;农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较强(RI0.5)的地域占到59.1%;工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弱(RI0.4)和居中(0.4RI0.5)的地域分别占到33.4%和42.8%;商旅服务业为主导的乡村发展类型中,大部分地域(42.7%)乡村性弱,乡村性强和居中的地域分别占到27.3%和30.0%;均衡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弱的地域占17.2%,乡村性较强的地域占到37%,接近半数(45.8%)的均衡发展类型其乡村性居中。并指出,当今全球化和社会经济重构背景下乡村的多功能性发展和立足当地(Place-Based)的乡村发展模式,使得某些县域的乡村性指数值与其他同类地区差异较大,以及同一乡村性指数值可能对应不同的乡村发展类型。最后提出了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科领域亟需加强研究的方向和内容。
[19]
龙花楼 , 屠爽爽 . 2017 . 论乡村重构
[J]. 地理学报 , 72 (4 ): 563 -576 .
[本文引用: 1]
[Long H L Tu S S 2017 . Rural restructuring: Theory, approach and research prospect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72 (4 ): 563 -576 .]
[本文引用: 1]
[20]
齐元静 , 杨宇 , 金凤君 . 2013 .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J]. 地理学报 , 68 (4 ): 517 -531 .
https://doi.org/10.3969/j.issn.0375-5444.2013.04.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地级行政单元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的重要空间依托。现有研究中缺乏针对中国地级行政单元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时空格局演变的实证研究。本文在对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进行辨析的基础上,从全国和地级两个层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及其时空特征进行系统分析,并通过Global Moran's I指数和Getis-Ord Gi*指数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演变规律。研究发现:①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发展一直处于相对的集聚状态,自1990年到2010年由初级产品生产阶段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经济发展格局呈现出"均衡—不均衡—逐步均衡"的演变特征。②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由沿海向内陆地区推进的总体趋势,中西部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和资源富集型城市两种类型。③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域呈现出"北移西进"的态势,东部沿海地区空间联动发展的效应有所减弱,呈现出"南上北下"的趋势,中西部地区城市仍以单体式发展为主,区域带动效应较弱,联动发展态势不明显。④从时间趋势来看,虽然全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放缓的趋势,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却快速提高,已经明显高于沿海地区。⑤资源富集地区是中西部经济增长的热点地区,采用人均GDP单一指标测算的部分资源富集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虚高化"的特征,资源大规模集中开发带动经济总量迅速膨胀的同时,却掩盖了背后的经济结构失调和社会发展滞后等诸多问题,应引起决策者和学术界的持续关注。
[Qi Y J Yang Y Jin F J 2013 .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and its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 prefectural-level analysis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68 (4 ): 517 -531 .]
https://doi.org/10.3969/j.issn.0375-5444.2013.0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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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1]
摘要
地级行政单元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的重要空间依托。现有研究中缺乏针对中国地级行政单元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时空格局演变的实证研究。本文在对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进行辨析的基础上,从全国和地级两个层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及其时空特征进行系统分析,并通过Global Moran's I指数和Getis-Ord Gi*指数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演变规律。研究发现:①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发展一直处于相对的集聚状态,自1990年到2010年由初级产品生产阶段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经济发展格局呈现出"均衡—不均衡—逐步均衡"的演变特征。②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由沿海向内陆地区推进的总体趋势,中西部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和资源富集型城市两种类型。③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域呈现出"北移西进"的态势,东部沿海地区空间联动发展的效应有所减弱,呈现出"南上北下"的趋势,中西部地区城市仍以单体式发展为主,区域带动效应较弱,联动发展态势不明显。④从时间趋势来看,虽然全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放缓的趋势,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却快速提高,已经明显高于沿海地区。⑤资源富集地区是中西部经济增长的热点地区,采用人均GDP单一指标测算的部分资源富集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虚高化"的特征,资源大规模集中开发带动经济总量迅速膨胀的同时,却掩盖了背后的经济结构失调和社会发展滞后等诸多问题,应引起决策者和学术界的持续关注。
[21]
乔家君 . 2008 . 中国乡村地域经济论 [M].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本文引用: 1]
[Qiao J J 2008 . Rural territorial economy of China [M]. Beijing , China: Science Press .]
[本文引用: 1]
[22]
乔家君 . 2012 . 乡村社区空间界面理论研究
[J]. 经济地理 , 32 (5 ): 107 -112 .
URL
[本文引用: 4]
摘要
乡村社区空间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网络日渐复杂的条件下逐渐变化，界面作为物流、能流、信息流比较活跃的区域，对乡村社区发展功效显著。从空间界面理论着手，深入探讨空间界面在乡村社区各空间中的具体应用。结果显示：空间界面是乡村社区各相应空间的相对活跃区域，乡村社区各活动空间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从空间界面出发制定乡村社区发展方略具备科学性、合理性。
[Qiao J J 2012 . Study on the spatial interface theory of rural community
[J]. Economic Geography , 32 (5 ): 107 -112 .]
URL
[本文引用: 4]
摘要
乡村社区空间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网络日渐复杂的条件下逐渐变化，界面作为物流、能流、信息流比较活跃的区域，对乡村社区发展功效显著。从空间界面理论着手，深入探讨空间界面在乡村社区各空间中的具体应用。结果显示：空间界面是乡村社区各相应空间的相对活跃区域，乡村社区各活动空间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从空间界面出发制定乡村社区发展方略具备科学性、合理性。
[23]
乔家君 , 马玉玲 . 2016 a. 城乡界面动态模型研究
[J]. 地理研究 , 35 (12 ): 2283 -2297 .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城乡界面在地域上处于城市和乡村交界处,在功能上起到城乡要素交流的空间载体作用,其发展对城乡协调意义重大。基于系统动力学,从要素流的角度构建城乡界面的理论框架,通过构建数量模型来刻画城乡界面动态演化机制。模型求解结果显示：1在不同发展阶段,城乡界面受到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不同程度的影响。2随着城乡界面的发展,其效应由负效应向正效应过渡,效应大小取决于其循环积累能力大小。3平衡态受城乡要素交换率、自身内生动力和循环积累能力的共同影响;城乡界面的平衡态是恒定的,但具有空间尺度效应。4开关模型刻画了界门对城市系统和乡村系统的作用机制。据此,分别从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对中国城乡系统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Qiao J J Ma Y L 2016 a. Research on dynamic model of urban-rural interface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 35 (12 ): 2283 -2297 .]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城乡界面在地域上处于城市和乡村交界处,在功能上起到城乡要素交流的空间载体作用,其发展对城乡协调意义重大。基于系统动力学,从要素流的角度构建城乡界面的理论框架,通过构建数量模型来刻画城乡界面动态演化机制。模型求解结果显示：1在不同发展阶段,城乡界面受到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不同程度的影响。2随着城乡界面的发展,其效应由负效应向正效应过渡,效应大小取决于其循环积累能力大小。3平衡态受城乡要素交换率、自身内生动力和循环积累能力的共同影响;城乡界面的平衡态是恒定的,但具有空间尺度效应。4开关模型刻画了界门对城市系统和乡村系统的作用机制。据此,分别从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对中国城乡系统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24]
乔家君 , 马玉玲 . 2016 b. 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
[J]. 经济地理 , 36 (9 ): 1 -9 .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6.09.00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城乡界面是城市与乡村系统的重叠区域,是城镇化的核心地区,也是乡村发展的重要极化区.文章从理论上梳理了城乡界面的存在性及其影响效应,在焦作市城乡交界处90家住户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城乡界面的存在性及其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①在城乡交界的一定区域内,排除其他影响因素,发现家庭区位对家庭收入具有显著影响,离城市建成区越近,家庭非农收入总量及其比重均越来越高,表明该区域内存在着某种内生动力.②到城市建成区的距离与农户家庭非农收入、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呈U型分布特征,即距离城市越近,收入递增及其比重提高越明显,充分说明了城乡界面对其内部的经济活动具有“倍增”效应.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决策者可充分认识城乡界面在城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进行合理规划;改变城乡界面“低价值”的传统观念,充分发挥其最大效应;合理利用城乡界面作为城乡一体化“中间体”的作用,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
[Qiao J J Ma Y L 2016 b. Empirical analysis of economic effect of urban-rural interface
[J]. Economic Geography , 36 (9 ): 1 -9 .]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6.09.00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城乡界面是城市与乡村系统的重叠区域,是城镇化的核心地区,也是乡村发展的重要极化区.文章从理论上梳理了城乡界面的存在性及其影响效应,在焦作市城乡交界处90家住户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城乡界面的存在性及其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①在城乡交界的一定区域内,排除其他影响因素,发现家庭区位对家庭收入具有显著影响,离城市建成区越近,家庭非农收入总量及其比重均越来越高,表明该区域内存在着某种内生动力.②到城市建成区的距离与农户家庭非农收入、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呈U型分布特征,即距离城市越近,收入递增及其比重提高越明显,充分说明了城乡界面对其内部的经济活动具有“倍增”效应.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决策者可充分认识城乡界面在城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进行合理规划;改变城乡界面“低价值”的传统观念,充分发挥其最大效应;合理利用城乡界面作为城乡一体化“中间体”的作用,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
[25]
乔家君 , 周洋 . 2014 . 基于空间界面理论乡村社区选址研究: 以河南省晴岚社区为例
[J]. 人文地理 , 29 (4 ): 72 -77 .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空间界面理论是乡村社区选址的适宜理论。在分析传统农村聚落区位选址中空间界面取向及其演变、新形势下农户择居需求等基础上,得出乡村社区选址大致有四种倾向:城镇边缘区、交通沿线、产业集聚区外围、其他资源指向等。利用空间界面理论中的避害原则、就近原则、功能原则、加成原则,认为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晴岚社区的选址是合理的,接近于理想中的最佳区位。
[Qiao J J Zhou Y 2014 . Geographic location of rural community based on spatial interface theory: A case of Qinglan community, Henan province, China
[J]. Human Geography , 29 (4 ): 72 -77 .]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空间界面理论是乡村社区选址的适宜理论。在分析传统农村聚落区位选址中空间界面取向及其演变、新形势下农户择居需求等基础上,得出乡村社区选址大致有四种倾向:城镇边缘区、交通沿线、产业集聚区外围、其他资源指向等。利用空间界面理论中的避害原则、就近原则、功能原则、加成原则,认为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晴岚社区的选址是合理的,接近于理想中的最佳区位。
[26]
乔家君 , 周洋 . 2017 . 县域经济的空间分异及其机理研究
[J]. 经济地理 , 37 (7 ): 1 -11 .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7.07.00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县域经济是推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选择河南省新郑市，借助AreGIS软件，分析了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变化（1990-2014），并调研了所辖331个村庄。研究发现：空间界面理论是揭示县域经济空间分异的重要理论，但其展现形式、类型、效应呈现出较大差异；多重空间界面叠合区优于单一空间界面区，又通常优于非空间界面区，人为空间界面区多数好于自然空间界面区，开放式空间界面区优于封闭式空间界面区；研究区大致可划分为五种空间界面类型：城（镇）乡界面、基础设施界面、自然界面、资源界面、非空间界面，主要表现为城镇扩张改造、基础设施新建或改扩建、资源开发占用、搬迁改造等经济活动。空间界面的形成、发展、演变与转化是导致县域经济空间分异与重组的内在作用力。
[Qiao J J Zhou Y 2017 .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county-level economy
[J]. Economic Geography , 37 (7 ): 1 -11 .]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7.07.00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县域经济是推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选择河南省新郑市，借助AreGIS软件，分析了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变化（1990-2014），并调研了所辖331个村庄。研究发现：空间界面理论是揭示县域经济空间分异的重要理论，但其展现形式、类型、效应呈现出较大差异；多重空间界面叠合区优于单一空间界面区，又通常优于非空间界面区，人为空间界面区多数好于自然空间界面区，开放式空间界面区优于封闭式空间界面区；研究区大致可划分为五种空间界面类型：城（镇）乡界面、基础设施界面、自然界面、资源界面、非空间界面，主要表现为城镇扩张改造、基础设施新建或改扩建、资源开发占用、搬迁改造等经济活动。空间界面的形成、发展、演变与转化是导致县域经济空间分异与重组的内在作用力。
[27]
舒庆 , 刘君德 . 1994 . 一种奇异的区域经济现象: 行政区经济
[J]. 战略与管理 , (5 ): 82 -87 .
[本文引用: 1]
[Shu Q Liu J D 1994 . Yizhong qiyi de quyu jingji xianxiang: Xingzhengqu jingji
[J].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 (5 ): 82 -87 .]
[本文引用: 1]
[28]
屠爽爽 , 龙花楼 , 李婷婷 , 等 . 2015 . 中国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的机理与模式研究
[J]. 经济地理 , 35 (12 ): 141 -147, 160 .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12.020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村镇是城乡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村镇建设对于实现城乡统筹、促进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和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要素—结构—功能"关联的视角,阐述了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的机理;基于农村发展动力源的差异性,将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模式划分为外援驱动型、内生发展型和内外综合驱动型三个一级模式。在此基础上,从农村主导功能视角,将其进一步细分为城镇建设带动型、劳务输出带动型、农业专业化和产业化带动型、乡镇工业带动型、乡村文化产业带动型、旅游产业带动型以及专业市场组织型7个二级模式。最后,从统筹城乡发展、稳步开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构乡村空间格局、加强村镇治理体系建设的角度探讨了村镇建设的创新机制和政策建议。
[Tu S S Long H L Li T T et al .2015 . The mechanism and models of villag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J]. Economic Geography , 35 (12 ): 141 -147, 160 .]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12.020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村镇是城乡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村镇建设对于实现城乡统筹、促进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和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要素—结构—功能"关联的视角,阐述了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的机理;基于农村发展动力源的差异性,将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模式划分为外援驱动型、内生发展型和内外综合驱动型三个一级模式。在此基础上,从农村主导功能视角,将其进一步细分为城镇建设带动型、劳务输出带动型、农业专业化和产业化带动型、乡镇工业带动型、乡村文化产业带动型、旅游产业带动型以及专业市场组织型7个二级模式。最后,从统筹城乡发展、稳步开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构乡村空间格局、加强村镇治理体系建设的角度探讨了村镇建设的创新机制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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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劲峰 , 徐成东 . 2017 . 地理探测器: 原理与展望
[J]. 地理学报 , 72 (1 ): 116 -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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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J F Xu C D 2017 . Geodetector: Principle and prospective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72 (1 ): 116 -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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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传钧 . 2001 . 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 不同类型地区实证研究 [M]. 北京 :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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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黎姗 , 余兆武 , 叶红 , 等 . 2015 . 福建省乡村发展与农村经济聚集耦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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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 L S Yu Z W Ye H et al .2015 . The research of coupling rur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y cluster in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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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忍 . 2016 .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发展及空间优化重组 [M].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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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忍 , 刘彦随 , 龙花楼 . 2015 . 中国环渤海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协同演化特征
[J]. 地理研究 , 34 (3 ): 475 -486 .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3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着眼于城乡发展转型中"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协同演化规律研究,以快速城乡转型发展的环渤海地区为典型案例区,通过构建县域层面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相关数据资料,对环渤海地区县域尺度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演化时空格局进行系统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环渤海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和协调度空间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和协调度水平高于其他地区,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产业非农化之间转型联动一致性较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偏低,协调度呈现出低非农化转型水平的一致均衡性,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之间联动和传导作用较弱。2"人口—土地"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度普遍滞后低于"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度,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同一致性失调。3伴随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及协调度呈现为波状传递上升的演进时序变化特征,人口、土地、产业子系统之间联系程度和组织调控过程符合系统从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规律。4创新土地利用优化配置机制,创建土地基本制度、核心制度与保障制度相融合的多层次土地节约集约制度体系,完善基本供地机制、规划决策机制、市场配置机制、收益分配机制,是构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关联挂钩的核心途径。强化以人口、土地、产业联动三挂钩的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的核心理论研究将是城乡发展转型地理学和土地资源管理学科领域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
[Yang R Liu Y S Long H L 2015 . The study on non-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co-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land-industry": Case study of the Bohai Rim in China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 34 (3 ): 475 -486 .]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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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1]
摘要
着眼于城乡发展转型中"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协同演化规律研究,以快速城乡转型发展的环渤海地区为典型案例区,通过构建县域层面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相关数据资料,对环渤海地区县域尺度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演化时空格局进行系统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环渤海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和协调度空间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和协调度水平高于其他地区,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产业非农化之间转型联动一致性较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偏低,协调度呈现出低非农化转型水平的一致均衡性,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之间联动和传导作用较弱。2"人口—土地"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度普遍滞后低于"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度,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同一致性失调。3伴随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及协调度呈现为波状传递上升的演进时序变化特征,人口、土地、产业子系统之间联系程度和组织调控过程符合系统从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规律。4创新土地利用优化配置机制,创建土地基本制度、核心制度与保障制度相融合的多层次土地节约集约制度体系,完善基本供地机制、规划决策机制、市场配置机制、收益分配机制,是构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关联挂钩的核心途径。强化以人口、土地、产业联动三挂钩的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的核心理论研究将是城乡发展转型地理学和土地资源管理学科领域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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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林 . 1998 . 乡村概念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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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53 (4 ): 79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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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震宇 , 王超 , 范青凤 . 1997 . 河南省边界地区经济发展研究
[J]. 地域研究与开发 , 16 (3 ): 61 -63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边界地区经济学是一片尚未开恳耕耘的“处女地”,特别是省际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 ,研究就更少。文章从河南省边界经济发展态势着手 ,研究其经济发展迟滞的原因 ,提出今后经济持续发展的对策。
[Zhang Z Y Wang C Fan Q F 1997 . Henansheng bianjie diqu jingji fazhan yanjiu
[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 16 (3 ): 61 -63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边界地区经济学是一片尚未开恳耕耘的“处女地”,特别是省际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 ,研究就更少。文章从河南省边界经济发展态势着手 ,研究其经济发展迟滞的原因 ,提出今后经济持续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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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玉 , 马晓冬 , 赵彤 . 2013 . 徐州市镇域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 34 (6 ): 728 -732 .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徐州市114个乡镇为研究单元，通过产业结构分析，划分了该市的乡村发展类型，构建了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对徐州市各乡镇的乡村性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表明：徐州市的农业型、工业型和商贸型乡镇所占区域比重分别是15．80％、16．70％、14．00％，而综合型乡镇所占比重达53．50％。农业型地区乡村性较强（RI〉0．55）和居中（0．40〈RI〈0．55）地区占该类型区的55．60％和33．30％；工矿型地区乡村性较弱（RI〈0．40）和居中的乡镇均占到42．11％，商贸型地区乡村性较强和居中的乡镇分别占31．25％和50．00％；综合型地区乡村性较强和居中的乡镇分别占到49．18％和34．43％，较弱的乡镇占16．39％。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徐州市乡村发展的分类调控对策，本研究为促进苏北地区乡村转型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Zhou Y Y Ma X D Zhao T 2013 . Assess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and their rurality in Xuzhou City on town scale
[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 34 (6 ): 728 -7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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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徐州市114个乡镇为研究单元，通过产业结构分析，划分了该市的乡村发展类型，构建了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对徐州市各乡镇的乡村性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表明：徐州市的农业型、工业型和商贸型乡镇所占区域比重分别是15．80％、16．70％、14．00％，而综合型乡镇所占比重达53．50％。农业型地区乡村性较强（RI〉0．55）和居中（0．40〈RI〈0．55）地区占该类型区的55．60％和33．30％；工矿型地区乡村性较弱（RI〈0．40）和居中的乡镇均占到42．11％，商贸型地区乡村性较强和居中的乡镇分别占31．25％和50．00％；综合型地区乡村性较强和居中的乡镇分别占到49．18％和34．43％，较弱的乡镇占16．39％。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徐州市乡村发展的分类调控对策，本研究为促进苏北地区乡村转型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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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鹤 , 刘家明 , 陶慧 , 等 . 2015 . 北京城市休闲商务区的时空分布特征与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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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H Liu J M Tao H et al .2015 . Temporal-spatial pattern and contributing factors of urban RBDs in Beijing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70 (8 ): 1215 -1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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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佩君 , 汪宇明 . 2010 . 港—城界面的演变及其空间机理
[J]. 地理研究 , 29 (6 ): 1105 -1116 .
https://doi.org/10.11821/yj2010060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港—城界面是水路运输相关活动地域与城市地域交互作用的区域,是港口与城市相互关系的一个特定滨水空间。作为各种社会力量和技术发展在特定空间地域的投影,港—城界面经历了一系列的空间迁移和形态演变。其空间迁移轨迹是由内城中心至内城边缘,再到远离内城的位置。在其生命周期的形成生长、成熟扩张、衰退废弃和再生复活各阶段体现了港城关系由共生一体、共同扩张、分离、最后再度整合的演变过程。以宁波为案例,分析了港—城界面的演变和空间机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江厦港区、江北港区、镇海和北仑港区所呈现的是商贸综合体和港城聚落、西式中心商务区和近代城市社区、临港工业综合体和物流园区等港-城界面空间景观形态的变化,再生后的江北港区则成为城市休闲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综合体。在港—城界面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运输技术与组织以及通讯技术变革是港—城界面迁移的主要引擎,劳动地域分工确定了港—城界面的产业和形态,再生动机更多地来自城市更新和政治经济需求,环保意识和立法促进了港城分离,制度变革是基础。
[Zhuang P J Wang Y M 2010 . Port-city interface: Evolution and the spatial mechanism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 29 (6 ): 1105 -1116 .]
https://doi.org/10.11821/yj201006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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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1]
摘要
港—城界面是水路运输相关活动地域与城市地域交互作用的区域,是港口与城市相互关系的一个特定滨水空间。作为各种社会力量和技术发展在特定空间地域的投影,港—城界面经历了一系列的空间迁移和形态演变。其空间迁移轨迹是由内城中心至内城边缘,再到远离内城的位置。在其生命周期的形成生长、成熟扩张、衰退废弃和再生复活各阶段体现了港城关系由共生一体、共同扩张、分离、最后再度整合的演变过程。以宁波为案例,分析了港—城界面的演变和空间机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江厦港区、江北港区、镇海和北仑港区所呈现的是商贸综合体和港城聚落、西式中心商务区和近代城市社区、临港工业综合体和物流园区等港-城界面空间景观形态的变化,再生后的江北港区则成为城市休闲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综合体。在港—城界面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运输技术与组织以及通讯技术变革是港—城界面迁移的主要引擎,劳动地域分工确定了港—城界面的产业和形态,再生动机更多地来自城市更新和政治经济需求,环保意识和立法促进了港城分离,制度变革是基础。
[39]
Cloke P Edwards G 1986 . Rura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1981: A replication of the 1971 index
[J]. Regional Studies , 20 (4 ): 289 -306 .
https://doi.org/10.1080/0959523860018527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Cloke P. and Edwards G. (1986) Rura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1981: a replication of the 1971 index, Reg. Studies 20, 289--306. In a previous issue of Regional Studies a methodology for an index of rurality was developed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on selected variables reflecting rural or non-rural characteristics in 1971. The results of this indexation procedure represented a rudimentary classification of different levels of rurality, but have been widely used by various rural researchers. This paper replicates the 1971 index using 1981 data. Problems concerning changing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and units, changing census format, and indee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rurality itself are fully discussed. However, these limitations are overcome sufficiently to permit the construction of a 1981 index at the post-1974 district level. The 1981 results are compared with the 1971 distribution of rurality at the district scale, and spatial changes in rurality classification illustrated.
[40]
Cloke P J 1977 . An index of rurality for England and wales
[J]. Regional Studies , 11 (1 ): 31 -46 .
https://doi.org/10.1080/0959523770018504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loke P. J. (1977) An index of rurality for England and Wales, Reg. Studies 11, 41 46. Rurality is defined in terms of selected discriminating variables, from which an index of rurality is formulated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Distributions of four classifications of rurality are presented and both problematical remote rural areas and those suffering extreme urban pressure are identified. Data generated by the index formulation is found to be both a useful tool for studies involving comparison or contrast between rural areas, and an aid to the possible standardisation of planning solutions in areas with similar problems. An insight is also offered into patterns of rural change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rurality itself.
[41]
Harrington V O’Donoghue D 1998 . Rura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1991: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1981 rurality index
[J]. Sociologia Ruralis , 38 (2 ): 178 -203 .
https://doi.org/10.1111/1467-9523.0007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sets out to create rurality indexes for 222 non-urban Local Authority Districts (LADs) in England and Wales 1991, replicating the earlier work of Cloke (1977) and Cloke and Edwards (1986) for 1971 and 1981 respectively. The same technique is employed to generate the rurality indices for 1991 as that used by those previous researchers. The results for 1991 are then compared to those for 1981, illustrating the robustness of the rurality index. Despite the robustness of the rurality index, it was felt that too much of the variation in rurality was left unexplained by the previous construction. Therefore,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is used to identify two new dimensions of rurality: Structural Rurality and Demographic Rurality. The remainder of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ways in which these new, or additional, indices of rurality may prove useful to the further study of change in rural areas of England and Wales.
[42]
Johansen P H Nielsen N C 2012 . Bridging between the regional degree and the community approaches to rurality: A suggestion for a definition of rurality for everyday use
[J]. Land Use Policy , 29 (4 ): 781 -788 .
https://doi.org/10.1016/j.landusepol.2011.12.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territorial approach to rural development highlights the role of local actors, networks, culture, nature and landscape amenities.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definition of rurality is, however, not capable of dealing with local and community definitions of rurality, which vary from study to study. In everyday life, physical planners, rural policymakers and local rural actors need a consistent definition of rurality. The reason is that structural reforms have led to larger administrative units that have less experience-based knowledge about the individual rural communities within a municipality than do local authorities. In this article, we propose a consistent definition of rurality that is easy for physical planners, rural policy makers and local rural actors to understand and apply in everyday use. In addition, our definition will be able to deal with both the regional and the community approach to rurality. This definition is based on an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ture review that starts with land cover and geographical mapping. The definition is then applied to the case of Denmark.
[43]
Johnston C A Pastor J Pinay G 1992 . Quantitative methods for studying landscape boundaries
[M]//Hansen A J, Di Castri F. Landscape boundaries. New York, USA: Springer .
[本文引用: 2]
[44]
Lockaby B G Zhang D McDaniel J et al .2005 .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t the urban-rural interface: The WestGa project
[J]. Urban Ecosystems , 8 (1 ): 7 -21 .
https://doi.org/10.1007/s11252-005-1416-3
URL
[本文引用: 1]
[45]
Qiao J J Kong Y F Li X J 2008 . Analysis of types and changes of village-level economy in rural Gongyi city, Henan Province since 1990
[J].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 18 (2 ): 101 -108 .
https://doi.org/10.1007/s11769-008-0101-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the rural living standard in China in terms of annual net income per capita, we de-fine six types of village-level economy, i.e. "to be extremely poor", "to make a basic living", "to dress warmly and eat one's fill", "to try to enrich (to disengage poverty)", "to be well-off" and "to be affluent". The data of average annual net income of all the 292 villages between 1990 and 2004 in rural Gongyi City, Henan Province were collected, veri-fied and classified. By using standard deviation,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Gongyi's rural economy has boosted up remarkably from the relative-poverty and absolute-poverty stages in 1990 to the well-off in 2004. However, the absolute differences between villages present a trend of enlargement, while the rela-tive differences fluctuating. On the other hand, spatial analysis of village-level economy shows that most villages with relatively high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were located along national expressway and most villages with abso-lute-poverty lay in remote mountainous areas in 1990. Since the 1990s, the rapid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have had strongly positive effects on rural economic growth. Initial economic foundation, natural resources and tradi-tional techniques also contribute to village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villages with location advan-tages, such as near urban center or industrial parks, have more chances for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re-periphery" economic structure has been presented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development.
[46]
Waldorf B S 2006 . A continuous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 of rurality: Moving beyond threshold measures
[C]//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Long Island, California, USA: Ame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New Name 2008: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Association ): 1 -28 .
[本文引用: 1]
[47]
Wang J F Li X H Christakos G et al .2010 . Geographical detectors-base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neural tube defects study of the Heshun region, Chin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 24 (1 ): 107 -127 .
https://doi.org/10.1080/1365881080244345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Physical environment, man‐made pollution, nutrition and their mutual interactions can be major causes of human diseases. These disease determinants have distinct spatial distributions across geographical units, so that their adequate study involves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ssociated geographical strata. We propose four geographical detectors based on spatial variation analysis of the geographical strata to assess the environmental risks of health: the risk detector indicates where the risk areas are; the factor detector identifies factor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risk; the ecological detector discloses relative importance between the factors; and the interaction detector reveals whether the risk factors interact or lead to disease independently. In a real‐world study, the primary physical environment (watershed, lithozone and soil) was found to strongly control the neural tube defects (NTD) occurrences in the Heshun region (China). Basic nutrition (food) was found to be more important than man‐made pollution (chemical fertilizer) in the control of the spatial NTD pattern. Ancient materials released from geological faults and subsequently spread along slopes dramatically increase the NTD risk. These findings constitute valuable input to diseas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in the region of interest.
[48]
Whittaker R H 1960 . Vegetation of the Siskiyou mountains, Oregon and California
[J]. Ecological Monographs , 30 (3 ): 279 -338 .
https://doi.org/10.2307/194843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 detailed analysis of a rather complicated pattern of vegetation, in which mixed evergreen forests of conifers and sclerophylls are the prevailing climax type. The concept of the community gradient or 'coenocline' in relation to the topographic moisture gradient is central to the author's treatment of the subject, and is expounded in detail. KEYWORDS: plant ecology \ vegetation types \ USA \ v...
[49]
Woods M 2005 . Rural geography: Processes, responses and experiences in rural restructuring
[M]. London, UK, Britain: SAGE .
[本文引用: 1]
[50]
Woods M 2009 . Rural geography: Blurring boundaries and making connections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 33 (6 ): 849 -858 .
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08105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 number of commentaries and article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recent years reflecting on the nature,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rural geography. The introspective mood follows a period in which rural geography has been widely considered to have been resurgent, but indicates concerns about the unevenness of progress in rural geography, and about the readiness of the subdiscipline to address new challenges. This article, the first of three progress reports on rural geography, focuses on attempts within these interventions to rethink the boundaries of rural geography and its connections with other fields of study. First, it examines renewed debates on the definition and delimitation of the rural, including efforts to rematerialize the rural. Second, it considers the rejuvenation of work on rural-urban linkages, including concepts of city regions, exurbanization and rurbanity. Third, it discusses the interdisciplinary engagement of rural geographers, including collaboration with physical and natural scientists.
[51]
Woods M 2010 . Performing rurality and practising rural geography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 34 (6 ): 835 -846 .
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0935735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Recent research in rural geography has show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the ways in which rurality is performed and enacted by diverse actors. Rural geographers have also demonstrated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their own 'performances' as researchers, including their enactment of multiple roles in engaging with research subjects, funders and users. This progress report for rural geography discusses recent contributions on these two related themes, briefly summarizing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and enactment of rurality and rural identities before proceeding to review publications that have reflected on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 positionality in rural research and political and policy engagement in rural geography.
郑州都市区镇域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
1
2013
... 行政界面一般都位于行政区划的边缘,远离城区.中心—边缘结构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中心城市竞争力密切相关,城市功能扩散效应的强度与中心城区的距离成反比(丁志伟等, 2013 ),行政界面区因而受到的城市带动效应相对较弱.此外,行政区经济对行政界面产生较大影响.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中国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限制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舒庆等, 1994 ),其最显著的特点为：地方政府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使生产要素跨行政区的横向流动受到强烈阻滞;处于行政区边界地区的经济相对衰竭等(刘君德, 2006 ).可见,处于区域边缘的行政界面,受到的区域内城市功能扩散效应最弱,同时受到行政区经济的影响,使得此区域的发展一般都相对落后于其他地区,行政界面的负边缘效应较为显著. ...
郑州都市区镇域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
1
2013
... 行政界面一般都位于行政区划的边缘,远离城区.中心—边缘结构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中心城市竞争力密切相关,城市功能扩散效应的强度与中心城区的距离成反比(丁志伟等, 2013 ),行政界面区因而受到的城市带动效应相对较弱.此外,行政区经济对行政界面产生较大影响.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中国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限制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舒庆等, 1994 ),其最显著的特点为：地方政府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使生产要素跨行政区的横向流动受到强烈阻滞;处于行政区边界地区的经济相对衰竭等(刘君德, 2006 ).可见,处于区域边缘的行政界面,受到的区域内城市功能扩散效应最弱,同时受到行政区经济的影响,使得此区域的发展一般都相对落后于其他地区,行政界面的负边缘效应较为显著. ...
中国农村工业化的经济分析及省际发展水平差异
1
1996
... 乡村是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活动和职能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区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但“三农”问题仍是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乡村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李小建等, 2010 ).乡村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吴传钧, 2001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同.建国之初,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对于乡村的发展重视不够,乡村地区发展缓慢(樊杰等, 1996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在广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逐渐转为以工业为主(龙冬平等, 2014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中国各地经历快速工业化发展后,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齐元静等, 2013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率也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中国将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杨忍, 2016 ),乡村发展也由此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受此影响,中国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快速演化(刘彦随等, 2016 ),中国的乡村地域系统也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和重构(龙花楼等, 2017 ).从地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的转型与重构是指乡村地区在某一阶段由各种发展动力所推动的以经济和空间等要素为主导的一种演化过程(冯健, 2012 ).而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李红波等, 2015 ),它既是乡村发展演变的宏观折射,也是其微观缩影,是乡村内部各种功能的复杂交互与影响过程(李红波, 2015 ).因此,乡村性的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而对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对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和机理的把握,从而为国家和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帮助. ...
中国农村工业化的经济分析及省际发展水平差异
1
1996
... 乡村是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活动和职能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区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但“三农”问题仍是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乡村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李小建等, 2010 ).乡村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吴传钧, 2001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同.建国之初,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对于乡村的发展重视不够,乡村地区发展缓慢(樊杰等, 1996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在广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逐渐转为以工业为主(龙冬平等, 2014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中国各地经历快速工业化发展后,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齐元静等, 2013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率也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中国将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杨忍, 2016 ),乡村发展也由此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受此影响,中国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快速演化(刘彦随等, 2016 ),中国的乡村地域系统也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和重构(龙花楼等, 2017 ).从地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的转型与重构是指乡村地区在某一阶段由各种发展动力所推动的以经济和空间等要素为主导的一种演化过程(冯健, 2012 ).而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李红波等, 2015 ),它既是乡村发展演变的宏观折射,也是其微观缩影,是乡村内部各种功能的复杂交互与影响过程(李红波, 2015 ).因此,乡村性的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而对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对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和机理的把握,从而为国家和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帮助. ...
1
2012
... 乡村是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活动和职能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区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但“三农”问题仍是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乡村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李小建等, 2010 ).乡村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吴传钧, 2001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同.建国之初,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对于乡村的发展重视不够,乡村地区发展缓慢(樊杰等, 1996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在广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逐渐转为以工业为主(龙冬平等, 2014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中国各地经历快速工业化发展后,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齐元静等, 2013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率也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中国将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杨忍, 2016 ),乡村发展也由此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受此影响,中国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快速演化(刘彦随等, 2016 ),中国的乡村地域系统也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和重构(龙花楼等, 2017 ).从地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的转型与重构是指乡村地区在某一阶段由各种发展动力所推动的以经济和空间等要素为主导的一种演化过程(冯健, 2012 ).而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李红波等, 2015 ),它既是乡村发展演变的宏观折射,也是其微观缩影,是乡村内部各种功能的复杂交互与影响过程(李红波, 2015 ).因此,乡村性的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而对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对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和机理的把握,从而为国家和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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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乡村是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活动和职能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区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但“三农”问题仍是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乡村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李小建等, 2010 ).乡村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吴传钧, 2001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同.建国之初,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对于乡村的发展重视不够,乡村地区发展缓慢(樊杰等, 1996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在广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逐渐转为以工业为主(龙冬平等, 2014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中国各地经历快速工业化发展后,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齐元静等, 2013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率也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中国将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杨忍, 2016 ),乡村发展也由此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受此影响,中国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快速演化(刘彦随等, 2016 ),中国的乡村地域系统也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和重构(龙花楼等, 2017 ).从地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的转型与重构是指乡村地区在某一阶段由各种发展动力所推动的以经济和空间等要素为主导的一种演化过程(冯健, 2012 ).而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李红波等, 2015 ),它既是乡村发展演变的宏观折射,也是其微观缩影,是乡村内部各种功能的复杂交互与影响过程(李红波, 2015 ).因此,乡村性的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而对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对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和机理的把握,从而为国家和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帮助. ...
快速工业化背景下乡村性时空分异及其演化: 以河南省巩义市为例
1
2017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快速工业化背景下乡村性时空分异及其演化: 以河南省巩义市为例
1
2017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1
2015
... 乡村是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活动和职能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区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但“三农”问题仍是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乡村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李小建等, 2010 ).乡村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吴传钧, 2001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同.建国之初,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对于乡村的发展重视不够,乡村地区发展缓慢(樊杰等, 1996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在广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逐渐转为以工业为主(龙冬平等, 2014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中国各地经历快速工业化发展后,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齐元静等, 2013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率也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中国将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杨忍, 2016 ),乡村发展也由此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受此影响,中国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快速演化(刘彦随等, 2016 ),中国的乡村地域系统也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和重构(龙花楼等, 2017 ).从地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的转型与重构是指乡村地区在某一阶段由各种发展动力所推动的以经济和空间等要素为主导的一种演化过程(冯健, 2012 ).而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李红波等, 2015 ),它既是乡村发展演变的宏观折射,也是其微观缩影,是乡村内部各种功能的复杂交互与影响过程(李红波, 2015 ).因此,乡村性的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而对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对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和机理的把握,从而为国家和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帮助. ...
1
2015
... 乡村是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活动和职能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区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但“三农”问题仍是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乡村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李小建等, 2010 ).乡村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吴传钧, 2001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同.建国之初,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对于乡村的发展重视不够,乡村地区发展缓慢(樊杰等, 1996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在广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逐渐转为以工业为主(龙冬平等, 2014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中国各地经历快速工业化发展后,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齐元静等, 2013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率也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中国将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杨忍, 2016 ),乡村发展也由此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受此影响,中国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快速演化(刘彦随等, 2016 ),中国的乡村地域系统也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和重构(龙花楼等, 2017 ).从地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的转型与重构是指乡村地区在某一阶段由各种发展动力所推动的以经济和空间等要素为主导的一种演化过程(冯健, 2012 ).而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李红波等, 2015 ),它既是乡村发展演变的宏观折射,也是其微观缩影,是乡村内部各种功能的复杂交互与影响过程(李红波, 2015 ).因此,乡村性的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而对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对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和机理的把握,从而为国家和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帮助. ...
乡村性研究综述与展望
2
2015
... 乡村是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活动和职能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区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但“三农”问题仍是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乡村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李小建等, 2010 ).乡村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吴传钧, 2001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同.建国之初,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对于乡村的发展重视不够,乡村地区发展缓慢(樊杰等, 1996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在广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逐渐转为以工业为主(龙冬平等, 2014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中国各地经历快速工业化发展后,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齐元静等, 2013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率也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中国将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杨忍, 2016 ),乡村发展也由此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受此影响,中国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快速演化(刘彦随等, 2016 ),中国的乡村地域系统也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和重构(龙花楼等, 2017 ).从地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的转型与重构是指乡村地区在某一阶段由各种发展动力所推动的以经济和空间等要素为主导的一种演化过程(冯健, 2012 ).而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李红波等, 2015 ),它既是乡村发展演变的宏观折射,也是其微观缩影,是乡村内部各种功能的复杂交互与影响过程(李红波, 2015 ).因此,乡村性的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而对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对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和机理的把握,从而为国家和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帮助. ...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乡村性研究综述与展望
2
2015
... 乡村是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活动和职能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区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但“三农”问题仍是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乡村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李小建等, 2010 ).乡村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吴传钧, 2001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同.建国之初,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对于乡村的发展重视不够,乡村地区发展缓慢(樊杰等, 1996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在广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逐渐转为以工业为主(龙冬平等, 2014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中国各地经历快速工业化发展后,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齐元静等, 2013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率也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中国将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杨忍, 2016 ),乡村发展也由此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受此影响,中国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快速演化(刘彦随等, 2016 ),中国的乡村地域系统也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和重构(龙花楼等, 2017 ).从地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的转型与重构是指乡村地区在某一阶段由各种发展动力所推动的以经济和空间等要素为主导的一种演化过程(冯健, 2012 ).而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李红波等, 2015 ),它既是乡村发展演变的宏观折射,也是其微观缩影,是乡村内部各种功能的复杂交互与影响过程(李红波, 2015 ).因此,乡村性的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而对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对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和机理的把握,从而为国家和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帮助. ...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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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 界面是指两个不同系统的交界面,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定义.地理学者以不同空间系统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空间界面理论,旨在揭示地理空间上相邻区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规律(乔家君等, 2016a ).空间界面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同性质的资源要素相互作用而成(乔家君, 2012 ),可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并可进一步加以细分(乔家君等, 2016b ).地理学者对空间界面的研究也由早期关注自然地理界面(李克煌等, 1996 ),逐渐转向更为复杂的人文界面,如城乡界面(乔家君等, 2016a )、港城界面(庄佩君等, 2010 )、政区界面(张震宇等, 1997 )等.研究内容也由界面识别逐步转向更深层次的应用.例如,有学者利用时空谱分析法,发现界面处往往富集了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域经济(Qiao et al, 2008 );Lockaby认为界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并从城乡界面出发阐明社会经济驱动力、生态效应以及相关政策对城市景观的影响(Lockaby et al, 2005 );乔家君等对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6b ),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型(乔家君等, 2016a ),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 ),并对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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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 界面是指两个不同系统的交界面,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定义.地理学者以不同空间系统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空间界面理论,旨在揭示地理空间上相邻区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规律(乔家君等, 2016a ).空间界面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同性质的资源要素相互作用而成(乔家君, 2012 ),可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并可进一步加以细分(乔家君等, 2016b ).地理学者对空间界面的研究也由早期关注自然地理界面(李克煌等, 1996 ),逐渐转向更为复杂的人文界面,如城乡界面(乔家君等, 2016a )、港城界面(庄佩君等, 2010 )、政区界面(张震宇等, 1997 )等.研究内容也由界面识别逐步转向更深层次的应用.例如,有学者利用时空谱分析法,发现界面处往往富集了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域经济(Qiao et al, 2008 );Lockaby认为界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并从城乡界面出发阐明社会经济驱动力、生态效应以及相关政策对城市景观的影响(Lockaby et al, 2005 );乔家君等对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6b ),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型(乔家君等, 2016a ),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 ),并对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
海南建省以来经济增长空间分异格局演变
1
2017
... 巩义市为河南省中部的县级市,总面积约1041 km2 ,处于平原与丘陵的过渡地带,地形条件较为复杂,区域内平原、山地、丘陵均占一定比例,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燃料、非金属等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巩义市经济基础较好,其县域综合经济实力常年位居河南省前列,2015年全市GDP总量为640.49亿元,人均GDP为77729元,按照最新的钱纳里经济增长阶段划分标准(李敏纳等, 2017 ),巩义市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巩义市的发展是由自下而上的农村工业化引导的,在此过程中,乡村地域系统内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交流活跃,形成了城中村发展型、工业带动型、传统农业型等多种乡村发展模式(乔家君, 2008 ).由于在巩义市域范围内集中了多种地貌类型、自然资源以及多种社会经济发展类型,因此也存在多种自然和人文界面,故选取巩义市作为研究区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此外,巩义市作为内陆城市已经率先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对于大量即将迈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的内陆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海南建省以来经济增长空间分异格局演变
1
2017
... 巩义市为河南省中部的县级市,总面积约1041 km2 ,处于平原与丘陵的过渡地带,地形条件较为复杂,区域内平原、山地、丘陵均占一定比例,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燃料、非金属等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巩义市经济基础较好,其县域综合经济实力常年位居河南省前列,2015年全市GDP总量为640.49亿元,人均GDP为77729元,按照最新的钱纳里经济增长阶段划分标准(李敏纳等, 2017 ),巩义市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巩义市的发展是由自下而上的农村工业化引导的,在此过程中,乡村地域系统内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交流活跃,形成了城中村发展型、工业带动型、传统农业型等多种乡村发展模式(乔家君, 2008 ).由于在巩义市域范围内集中了多种地貌类型、自然资源以及多种社会经济发展类型,因此也存在多种自然和人文界面,故选取巩义市作为研究区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此外,巩义市作为内陆城市已经率先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对于大量即将迈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的内陆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北京城市边缘区发展的乡村要素集聚与扩散规律探索
1
2005
... 居住界面多位于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这一区域是城市化最先辐射到的乡村地域,城市化的带动使得这一地区的经济水平、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都领先于其他乡村地区(李世峰, 2005 ),也使得区内的服务业相对于其他乡村地区较为发达.可见,处于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的地区,位于城乡交界处的居住界面对乡村发展具有正面的影响,产生了正向边缘效应,其影响力也逐步增强,并大幅超越了传统的农业生产界面. ...
北京城市边缘区发展的乡村要素集聚与扩散规律探索
1
2005
... 居住界面多位于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这一区域是城市化最先辐射到的乡村地域,城市化的带动使得这一地区的经济水平、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都领先于其他乡村地区(李世峰, 2005 ),也使得区内的服务业相对于其他乡村地区较为发达.可见,处于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的地区,位于城乡交界处的居住界面对乡村发展具有正面的影响,产生了正向边缘效应,其影响力也逐步增强,并大幅超越了传统的农业生产界面. ...
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
1
2014
... Cloke等(1986) 认为,在不同的研究尺度下,由于可获取的资料不同,因而构建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也不尽相同.Waldorf(2006)参考HDI指数提出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为在不同尺度下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依据.本文将据此构建适用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为从村域这一相对微观的视角来揭示乡村发展差异的内部机理,需从乡村发展最基本的人、土地、产业这三个要素着手(李婷婷等, 2014 ; 杨忍等, 2015 ).因此,本文从农村经济结构、土地结构、生活水平和区位条件四个维度来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 ),采用熵权法对各个指标的权重进行测算,并采用极值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出巩义市各村的RI 指数为： ...
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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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Cloke等(1986) 认为,在不同的研究尺度下,由于可获取的资料不同,因而构建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也不尽相同.Waldorf(2006)参考HDI指数提出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为在不同尺度下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依据.本文将据此构建适用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为从村域这一相对微观的视角来揭示乡村发展差异的内部机理,需从乡村发展最基本的人、土地、产业这三个要素着手(李婷婷等, 2014 ; 杨忍等, 2015 ).因此,本文从农村经济结构、土地结构、生活水平和区位条件四个维度来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 ),采用熵权法对各个指标的权重进行测算,并采用极值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出巩义市各村的RI 指数为： ...
1
2010
... 乡村是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活动和职能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区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但“三农”问题仍是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乡村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李小建等, 2010 ).乡村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吴传钧, 2001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同.建国之初,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对于乡村的发展重视不够,乡村地区发展缓慢(樊杰等, 1996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在广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逐渐转为以工业为主(龙冬平等, 2014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中国各地经历快速工业化发展后,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齐元静等, 2013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率也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中国将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杨忍, 2016 ),乡村发展也由此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受此影响,中国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快速演化(刘彦随等, 2016 ),中国的乡村地域系统也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和重构(龙花楼等, 2017 ).从地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的转型与重构是指乡村地区在某一阶段由各种发展动力所推动的以经济和空间等要素为主导的一种演化过程(冯健, 2012 ).而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李红波等, 2015 ),它既是乡村发展演变的宏观折射,也是其微观缩影,是乡村内部各种功能的复杂交互与影响过程(李红波, 2015 ).因此,乡村性的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而对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对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和机理的把握,从而为国家和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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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乡村是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活动和职能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区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但“三农”问题仍是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乡村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李小建等, 2010 ).乡村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吴传钧, 2001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同.建国之初,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对于乡村的发展重视不够,乡村地区发展缓慢(樊杰等, 1996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在广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逐渐转为以工业为主(龙冬平等, 2014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中国各地经历快速工业化发展后,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齐元静等, 2013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率也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中国将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杨忍, 2016 ),乡村发展也由此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受此影响,中国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快速演化(刘彦随等, 2016 ),中国的乡村地域系统也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和重构(龙花楼等, 2017 ).从地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的转型与重构是指乡村地区在某一阶段由各种发展动力所推动的以经济和空间等要素为主导的一种演化过程(冯健, 2012 ).而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李红波等, 2015 ),它既是乡村发展演变的宏观折射,也是其微观缩影,是乡村内部各种功能的复杂交互与影响过程(李红波, 2015 ).因此,乡村性的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而对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对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和机理的把握,从而为国家和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帮助. ...
中国转型期“行政区经济”现象透视: 兼论中国特色人文—经济地理学的发展
1
2006
... 行政界面一般都位于行政区划的边缘,远离城区.中心—边缘结构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中心城市竞争力密切相关,城市功能扩散效应的强度与中心城区的距离成反比(丁志伟等, 2013 ),行政界面区因而受到的城市带动效应相对较弱.此外,行政区经济对行政界面产生较大影响.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中国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限制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舒庆等, 1994 ),其最显著的特点为：地方政府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使生产要素跨行政区的横向流动受到强烈阻滞;处于行政区边界地区的经济相对衰竭等(刘君德, 2006 ).可见,处于区域边缘的行政界面,受到的区域内城市功能扩散效应最弱,同时受到行政区经济的影响,使得此区域的发展一般都相对落后于其他地区,行政界面的负边缘效应较为显著. ...
中国转型期“行政区经济”现象透视: 兼论中国特色人文—经济地理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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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 行政界面一般都位于行政区划的边缘,远离城区.中心—边缘结构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中心城市竞争力密切相关,城市功能扩散效应的强度与中心城区的距离成反比(丁志伟等, 2013 ),行政界面区因而受到的城市带动效应相对较弱.此外,行政区经济对行政界面产生较大影响.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中国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限制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舒庆等, 1994 ),其最显著的特点为：地方政府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使生产要素跨行政区的横向流动受到强烈阻滞;处于行政区边界地区的经济相对衰竭等(刘君德, 2006 ).可见,处于区域边缘的行政界面,受到的区域内城市功能扩散效应最弱,同时受到行政区经济的影响,使得此区域的发展一般都相对落后于其他地区,行政界面的负边缘效应较为显著. ...
中国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与优化决策
1
2017
... 由于行政边界和交通线在空间上可以确定其位置,因此,用行政边界和交通线经过的村庄来分别表征行政界面和交通界面.对于其他不能在空间上明确标识出来的空间界面,则将县域空间划分为适于县域单元分析的0.5 km×0.5 km格网(刘彦随等, 2017 ),并采用游动分割窗技术进行定量判别.其中,游动分割窗窗口大小的确定最为关键,本文以地形界面为例,根据高程计算出在采用不同窗口时所得到的SED值如图2 所示.由图可知,当窗口大小为10到14个网格单元时,SED峰值变化趋势趋于一致,表明当最小窗口大小为10个网格单元时,可最大程度降低波峰噪音,从而确定界面位置和宽度.此后分别按照此方法确定其他空间界面的位置(图3 ). ...
中国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与优化决策
1
2017
... 由于行政边界和交通线在空间上可以确定其位置,因此,用行政边界和交通线经过的村庄来分别表征行政界面和交通界面.对于其他不能在空间上明确标识出来的空间界面,则将县域空间划分为适于县域单元分析的0.5 km×0.5 km格网(刘彦随等, 2017 ),并采用游动分割窗技术进行定量判别.其中,游动分割窗窗口大小的确定最为关键,本文以地形界面为例,根据高程计算出在采用不同窗口时所得到的SED值如图2 所示.由图可知,当窗口大小为10到14个网格单元时,SED峰值变化趋势趋于一致,表明当最小窗口大小为10个网格单元时,可最大程度降低波峰噪音,从而确定界面位置和宽度.此后分别按照此方法确定其他空间界面的位置(图3 ). ...
新时期中国城乡发展的主要问题与转型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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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乡村是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活动和职能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区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但“三农”问题仍是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乡村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李小建等, 2010 ).乡村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吴传钧, 2001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同.建国之初,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对于乡村的发展重视不够,乡村地区发展缓慢(樊杰等, 1996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在广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逐渐转为以工业为主(龙冬平等, 2014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中国各地经历快速工业化发展后,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齐元静等, 2013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率也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中国将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杨忍, 2016 ),乡村发展也由此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受此影响,中国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快速演化(刘彦随等, 2016 ),中国的乡村地域系统也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和重构(龙花楼等, 2017 ).从地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的转型与重构是指乡村地区在某一阶段由各种发展动力所推动的以经济和空间等要素为主导的一种演化过程(冯健, 2012 ).而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李红波等, 2015 ),它既是乡村发展演变的宏观折射,也是其微观缩影,是乡村内部各种功能的复杂交互与影响过程(李红波, 2015 ).因此,乡村性的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而对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对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和机理的把握,从而为国家和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帮助. ...
新时期中国城乡发展的主要问题与转型对策
1
2016
... 乡村是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活动和职能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区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但“三农”问题仍是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乡村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李小建等, 2010 ).乡村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吴传钧, 2001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同.建国之初,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对于乡村的发展重视不够,乡村地区发展缓慢(樊杰等, 1996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在广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逐渐转为以工业为主(龙冬平等, 2014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中国各地经历快速工业化发展后,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齐元静等, 2013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率也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中国将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杨忍, 2016 ),乡村发展也由此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受此影响,中国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快速演化(刘彦随等, 2016 ),中国的乡村地域系统也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和重构(龙花楼等, 2017 ).从地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的转型与重构是指乡村地区在某一阶段由各种发展动力所推动的以经济和空间等要素为主导的一种演化过程(冯健, 2012 ).而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李红波等, 2015 ),它既是乡村发展演变的宏观折射,也是其微观缩影,是乡村内部各种功能的复杂交互与影响过程(李红波, 2015 ).因此,乡村性的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而对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对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和机理的把握,从而为国家和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帮助. ...
乡村地域主导功能的转型与乡村发展阶段的划分
2
2012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 从空间尺度上来看,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存在的空间界面具有相对性.如若以省域为研究单位,则县域行政边界形成的行政界面区就会被忽视.而在巩义市这样一个相对微观的县域环境内,其自然本底相对较为均质,人类活动形成的其他界面则差异性较大.从时间尺度上看,乡村系统与外界联系产生的空间界面在不同时期的数量和种类会有很大差别.在传统农业时代,村庄发展更多受到自然界面的影响,中国古代盛行的堪舆学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人对村庄选址的空间界面取向.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拥有了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自然资源的开采、城市的扩张、交通道路的修建,使得原来相对较为均质化的县域空间内部出现了自然资源界面、居住界面以及交通界面,对乡村系统造成极大冲击,影响乡村发展的动力也发生了改变.在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类似巩义市的工业化先行区逐步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经济中心,逐步成为科技、文化和信息的创新基地,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也逐步加强(刘自强等, 2012 );此外,服务业在此阶段也逐渐代替工业成为经济结构和就业的主体,其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也逐渐超越工业和农业的带动作用(龙冬平等, 2014 ).因此,正是由于空间界面的尺度效应,在新时期,空间界面中的人文界面对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要远大于自然界面. ...
乡村地域主导功能的转型与乡村发展阶段的划分
2
2012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 从空间尺度上来看,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存在的空间界面具有相对性.如若以省域为研究单位,则县域行政边界形成的行政界面区就会被忽视.而在巩义市这样一个相对微观的县域环境内,其自然本底相对较为均质,人类活动形成的其他界面则差异性较大.从时间尺度上看,乡村系统与外界联系产生的空间界面在不同时期的数量和种类会有很大差别.在传统农业时代,村庄发展更多受到自然界面的影响,中国古代盛行的堪舆学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人对村庄选址的空间界面取向.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拥有了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自然资源的开采、城市的扩张、交通道路的修建,使得原来相对较为均质化的县域空间内部出现了自然资源界面、居住界面以及交通界面,对乡村系统造成极大冲击,影响乡村发展的动力也发生了改变.在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类似巩义市的工业化先行区逐步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经济中心,逐步成为科技、文化和信息的创新基地,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也逐步加强(刘自强等, 2012 );此外,服务业在此阶段也逐渐代替工业成为经济结构和就业的主体,其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也逐渐超越工业和农业的带动作用(龙冬平等, 2014 ).因此,正是由于空间界面的尺度效应,在新时期,空间界面中的人文界面对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要远大于自然界面. ...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2
2014
... 乡村是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活动和职能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区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但“三农”问题仍是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乡村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李小建等, 2010 ).乡村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吴传钧, 2001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同.建国之初,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对于乡村的发展重视不够,乡村地区发展缓慢(樊杰等, 1996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在广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逐渐转为以工业为主(龙冬平等, 2014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中国各地经历快速工业化发展后,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齐元静等, 2013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率也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中国将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杨忍, 2016 ),乡村发展也由此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受此影响,中国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快速演化(刘彦随等, 2016 ),中国的乡村地域系统也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和重构(龙花楼等, 2017 ).从地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的转型与重构是指乡村地区在某一阶段由各种发展动力所推动的以经济和空间等要素为主导的一种演化过程(冯健, 2012 ).而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李红波等, 2015 ),它既是乡村发展演变的宏观折射,也是其微观缩影,是乡村内部各种功能的复杂交互与影响过程(李红波, 2015 ).因此,乡村性的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而对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对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和机理的把握,从而为国家和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帮助. ...
... 从空间尺度上来看,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存在的空间界面具有相对性.如若以省域为研究单位,则县域行政边界形成的行政界面区就会被忽视.而在巩义市这样一个相对微观的县域环境内,其自然本底相对较为均质,人类活动形成的其他界面则差异性较大.从时间尺度上看,乡村系统与外界联系产生的空间界面在不同时期的数量和种类会有很大差别.在传统农业时代,村庄发展更多受到自然界面的影响,中国古代盛行的堪舆学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人对村庄选址的空间界面取向.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拥有了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自然资源的开采、城市的扩张、交通道路的修建,使得原来相对较为均质化的县域空间内部出现了自然资源界面、居住界面以及交通界面,对乡村系统造成极大冲击,影响乡村发展的动力也发生了改变.在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类似巩义市的工业化先行区逐步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经济中心,逐步成为科技、文化和信息的创新基地,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也逐步加强(刘自强等, 2012 );此外,服务业在此阶段也逐渐代替工业成为经济结构和就业的主体,其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也逐渐超越工业和农业的带动作用(龙冬平等, 2014 ).因此,正是由于空间界面的尺度效应,在新时期,空间界面中的人文界面对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要远大于自然界面. ...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2
2014
... 乡村是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活动和职能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区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但“三农”问题仍是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乡村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李小建等, 2010 ).乡村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吴传钧, 2001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同.建国之初,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对于乡村的发展重视不够,乡村地区发展缓慢(樊杰等, 1996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在广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逐渐转为以工业为主(龙冬平等, 2014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中国各地经历快速工业化发展后,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齐元静等, 2013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率也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中国将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杨忍, 2016 ),乡村发展也由此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受此影响,中国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快速演化(刘彦随等, 2016 ),中国的乡村地域系统也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和重构(龙花楼等, 2017 ).从地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的转型与重构是指乡村地区在某一阶段由各种发展动力所推动的以经济和空间等要素为主导的一种演化过程(冯健, 2012 ).而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李红波等, 2015 ),它既是乡村发展演变的宏观折射,也是其微观缩影,是乡村内部各种功能的复杂交互与影响过程(李红波, 2015 ).因此,乡村性的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而对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对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和机理的把握,从而为国家和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帮助. ...
... 从空间尺度上来看,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存在的空间界面具有相对性.如若以省域为研究单位,则县域行政边界形成的行政界面区就会被忽视.而在巩义市这样一个相对微观的县域环境内,其自然本底相对较为均质,人类活动形成的其他界面则差异性较大.从时间尺度上看,乡村系统与外界联系产生的空间界面在不同时期的数量和种类会有很大差别.在传统农业时代,村庄发展更多受到自然界面的影响,中国古代盛行的堪舆学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人对村庄选址的空间界面取向.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拥有了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自然资源的开采、城市的扩张、交通道路的修建,使得原来相对较为均质化的县域空间内部出现了自然资源界面、居住界面以及交通界面,对乡村系统造成极大冲击,影响乡村发展的动力也发生了改变.在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类似巩义市的工业化先行区逐步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经济中心,逐步成为科技、文化和信息的创新基地,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也逐步加强(刘自强等, 2012 );此外,服务业在此阶段也逐渐代替工业成为经济结构和就业的主体,其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也逐渐超越工业和农业的带动作用(龙冬平等, 2014 ).因此,正是由于空间界面的尺度效应,在新时期,空间界面中的人文界面对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要远大于自然界面. ...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
1
2013
... 根据空间界面形成的原因,可将其划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两大类(乔家君, 2012 ).其中,自然界面主要是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界面.本文以巩义市为研究对象,其气候、水文条件差别不大,但地形地貌及自然资源分布有较大差异,因此选取地形界面和自然资源界面来表征自然界面.人文界面多由人为划定的不同系统(如行政、经济、文化、交通等)相互作用形成,其在空间上以土地利用方式和配置格局为载体(龙花楼, 2013 ).乡村地域系统承载了我国大量的人口,在这一系统中的人们通过发展农业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为城市提供资源.在此过程中,由于乡村和城市之间不断地进行物质和能源的交流,使得农村的生产功能持续增强,进而促进了农村发展.可以说,居住功能和农业生产功能是乡村地域系统的基础功能(屠爽爽等, 2015 ),此功能在空间上的载体就是以土地利用方式为表征的居住空间和农业生产空间.此外,行政区划和交通区位条件也会对乡村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本文将从土地利用的角度,将农业生产界面、居住界面、交通界面以及行政界面作为巩义市人文界面的研究对象(表2 ). ...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
1
2013
... 根据空间界面形成的原因,可将其划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两大类(乔家君, 2012 ).其中,自然界面主要是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界面.本文以巩义市为研究对象,其气候、水文条件差别不大,但地形地貌及自然资源分布有较大差异,因此选取地形界面和自然资源界面来表征自然界面.人文界面多由人为划定的不同系统(如行政、经济、文化、交通等)相互作用形成,其在空间上以土地利用方式和配置格局为载体(龙花楼, 2013 ).乡村地域系统承载了我国大量的人口,在这一系统中的人们通过发展农业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为城市提供资源.在此过程中,由于乡村和城市之间不断地进行物质和能源的交流,使得农村的生产功能持续增强,进而促进了农村发展.可以说,居住功能和农业生产功能是乡村地域系统的基础功能(屠爽爽等, 2015 ),此功能在空间上的载体就是以土地利用方式为表征的居住空间和农业生产空间.此外,行政区划和交通区位条件也会对乡村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本文将从土地利用的角度,将农业生产界面、居住界面、交通界面以及行政界面作为巩义市人文界面的研究对象(表2 ). ...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1
2009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1
2009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论乡村重构
1
2017
... 乡村是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活动和职能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区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但“三农”问题仍是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乡村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李小建等, 2010 ).乡村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吴传钧, 2001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同.建国之初,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对于乡村的发展重视不够,乡村地区发展缓慢(樊杰等, 1996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在广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逐渐转为以工业为主(龙冬平等, 2014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中国各地经历快速工业化发展后,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齐元静等, 2013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率也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中国将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杨忍, 2016 ),乡村发展也由此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受此影响,中国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快速演化(刘彦随等, 2016 ),中国的乡村地域系统也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和重构(龙花楼等, 2017 ).从地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的转型与重构是指乡村地区在某一阶段由各种发展动力所推动的以经济和空间等要素为主导的一种演化过程(冯健, 2012 ).而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李红波等, 2015 ),它既是乡村发展演变的宏观折射,也是其微观缩影,是乡村内部各种功能的复杂交互与影响过程(李红波, 2015 ).因此,乡村性的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而对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对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和机理的把握,从而为国家和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帮助. ...
论乡村重构
1
2017
... 乡村是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活动和职能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区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但“三农”问题仍是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乡村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李小建等, 2010 ).乡村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吴传钧, 2001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同.建国之初,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对于乡村的发展重视不够,乡村地区发展缓慢(樊杰等, 1996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在广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逐渐转为以工业为主(龙冬平等, 2014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中国各地经历快速工业化发展后,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齐元静等, 2013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率也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中国将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杨忍, 2016 ),乡村发展也由此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受此影响,中国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快速演化(刘彦随等, 2016 ),中国的乡村地域系统也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和重构(龙花楼等, 2017 ).从地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的转型与重构是指乡村地区在某一阶段由各种发展动力所推动的以经济和空间等要素为主导的一种演化过程(冯健, 2012 ).而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李红波等, 2015 ),它既是乡村发展演变的宏观折射,也是其微观缩影,是乡村内部各种功能的复杂交互与影响过程(李红波, 2015 ).因此,乡村性的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而对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对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和机理的把握,从而为国家和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帮助. ...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1
2013
... 乡村是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活动和职能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区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但“三农”问题仍是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乡村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李小建等, 2010 ).乡村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吴传钧, 2001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同.建国之初,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对于乡村的发展重视不够,乡村地区发展缓慢(樊杰等, 1996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在广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逐渐转为以工业为主(龙冬平等, 2014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中国各地经历快速工业化发展后,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齐元静等, 2013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率也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中国将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杨忍, 2016 ),乡村发展也由此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受此影响,中国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快速演化(刘彦随等, 2016 ),中国的乡村地域系统也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和重构(龙花楼等, 2017 ).从地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的转型与重构是指乡村地区在某一阶段由各种发展动力所推动的以经济和空间等要素为主导的一种演化过程(冯健, 2012 ).而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李红波等, 2015 ),它既是乡村发展演变的宏观折射,也是其微观缩影,是乡村内部各种功能的复杂交互与影响过程(李红波, 2015 ).因此,乡村性的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而对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对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和机理的把握,从而为国家和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帮助. ...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1
2013
... 乡村是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活动和职能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区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但“三农”问题仍是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乡村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李小建等, 2010 ).乡村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吴传钧, 2001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同.建国之初,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对于乡村的发展重视不够,乡村地区发展缓慢(樊杰等, 1996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在广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逐渐转为以工业为主(龙冬平等, 2014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中国各地经历快速工业化发展后,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齐元静等, 2013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率也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中国将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杨忍, 2016 ),乡村发展也由此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受此影响,中国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快速演化(刘彦随等, 2016 ),中国的乡村地域系统也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和重构(龙花楼等, 2017 ).从地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的转型与重构是指乡村地区在某一阶段由各种发展动力所推动的以经济和空间等要素为主导的一种演化过程(冯健, 2012 ).而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李红波等, 2015 ),它既是乡村发展演变的宏观折射,也是其微观缩影,是乡村内部各种功能的复杂交互与影响过程(李红波, 2015 ).因此,乡村性的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而对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对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和机理的把握,从而为国家和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帮助. ...
1
2008
... 巩义市为河南省中部的县级市,总面积约1041 km2 ,处于平原与丘陵的过渡地带,地形条件较为复杂,区域内平原、山地、丘陵均占一定比例,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燃料、非金属等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巩义市经济基础较好,其县域综合经济实力常年位居河南省前列,2015年全市GDP总量为640.49亿元,人均GDP为77729元,按照最新的钱纳里经济增长阶段划分标准(李敏纳等, 2017 ),巩义市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巩义市的发展是由自下而上的农村工业化引导的,在此过程中,乡村地域系统内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交流活跃,形成了城中村发展型、工业带动型、传统农业型等多种乡村发展模式(乔家君, 2008 ).由于在巩义市域范围内集中了多种地貌类型、自然资源以及多种社会经济发展类型,因此也存在多种自然和人文界面,故选取巩义市作为研究区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此外,巩义市作为内陆城市已经率先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对于大量即将迈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的内陆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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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 巩义市为河南省中部的县级市,总面积约1041 km2 ,处于平原与丘陵的过渡地带,地形条件较为复杂,区域内平原、山地、丘陵均占一定比例,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燃料、非金属等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巩义市经济基础较好,其县域综合经济实力常年位居河南省前列,2015年全市GDP总量为640.49亿元,人均GDP为77729元,按照最新的钱纳里经济增长阶段划分标准(李敏纳等, 2017 ),巩义市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巩义市的发展是由自下而上的农村工业化引导的,在此过程中,乡村地域系统内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交流活跃,形成了城中村发展型、工业带动型、传统农业型等多种乡村发展模式(乔家君, 2008 ).由于在巩义市域范围内集中了多种地貌类型、自然资源以及多种社会经济发展类型,因此也存在多种自然和人文界面,故选取巩义市作为研究区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此外,巩义市作为内陆城市已经率先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对于大量即将迈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的内陆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乡村社区空间界面理论研究
4
2012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 界面是指两个不同系统的交界面,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定义.地理学者以不同空间系统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空间界面理论,旨在揭示地理空间上相邻区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规律(乔家君等, 2016a ).空间界面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同性质的资源要素相互作用而成(乔家君, 2012 ),可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并可进一步加以细分(乔家君等, 2016b ).地理学者对空间界面的研究也由早期关注自然地理界面(李克煌等, 1996 ),逐渐转向更为复杂的人文界面,如城乡界面(乔家君等, 2016a )、港城界面(庄佩君等, 2010 )、政区界面(张震宇等, 1997 )等.研究内容也由界面识别逐步转向更深层次的应用.例如,有学者利用时空谱分析法,发现界面处往往富集了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域经济(Qiao et al, 2008 );Lockaby认为界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并从城乡界面出发阐明社会经济驱动力、生态效应以及相关政策对城市景观的影响(Lockaby et al, 2005 );乔家君等对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6b ),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型(乔家君等, 2016a ),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 ),并对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
... 根据空间界面形成的原因,可将其划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两大类(乔家君, 2012 ).其中,自然界面主要是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界面.本文以巩义市为研究对象,其气候、水文条件差别不大,但地形地貌及自然资源分布有较大差异,因此选取地形界面和自然资源界面来表征自然界面.人文界面多由人为划定的不同系统(如行政、经济、文化、交通等)相互作用形成,其在空间上以土地利用方式和配置格局为载体(龙花楼, 2013 ).乡村地域系统承载了我国大量的人口,在这一系统中的人们通过发展农业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为城市提供资源.在此过程中,由于乡村和城市之间不断地进行物质和能源的交流,使得农村的生产功能持续增强,进而促进了农村发展.可以说,居住功能和农业生产功能是乡村地域系统的基础功能(屠爽爽等, 2015 ),此功能在空间上的载体就是以土地利用方式为表征的居住空间和农业生产空间.此外,行政区划和交通区位条件也会对乡村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本文将从土地利用的角度,将农业生产界面、居住界面、交通界面以及行政界面作为巩义市人文界面的研究对象(表2 ). ...
... 在乡村最初形成的时期,人类活动相对较少,除去因自然因素形成的地形界面、气候界面、水陆界面等自然界面外,乡村系统基本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均质系统(乔家君等, 2017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对乡村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大,乡村系统与外界联系越来越多,使得乡村系统与外部系统间形成的空间界面也逐渐增多.空间界面因其构成和活动机制的独特性,常显现出尺度效应、边缘效应、集肤效应、加成效应等多重效应(乔家君, 2012 ).在这些效应的影响下,村庄原有的稳定状态被打破,通过不断吸取外部流入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使得乡村系统不断重组,原本相对均质的乡村系统异质性逐渐加强,其空间分异就此形成. ...
乡村社区空间界面理论研究
4
2012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 界面是指两个不同系统的交界面,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定义.地理学者以不同空间系统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空间界面理论,旨在揭示地理空间上相邻区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规律(乔家君等, 2016a ).空间界面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同性质的资源要素相互作用而成(乔家君, 2012 ),可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并可进一步加以细分(乔家君等, 2016b ).地理学者对空间界面的研究也由早期关注自然地理界面(李克煌等, 1996 ),逐渐转向更为复杂的人文界面,如城乡界面(乔家君等, 2016a )、港城界面(庄佩君等, 2010 )、政区界面(张震宇等, 1997 )等.研究内容也由界面识别逐步转向更深层次的应用.例如,有学者利用时空谱分析法,发现界面处往往富集了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域经济(Qiao et al, 2008 );Lockaby认为界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并从城乡界面出发阐明社会经济驱动力、生态效应以及相关政策对城市景观的影响(Lockaby et al, 2005 );乔家君等对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6b ),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型(乔家君等, 2016a ),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 ),并对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
... 根据空间界面形成的原因,可将其划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两大类(乔家君, 2012 ).其中,自然界面主要是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界面.本文以巩义市为研究对象,其气候、水文条件差别不大,但地形地貌及自然资源分布有较大差异,因此选取地形界面和自然资源界面来表征自然界面.人文界面多由人为划定的不同系统(如行政、经济、文化、交通等)相互作用形成,其在空间上以土地利用方式和配置格局为载体(龙花楼, 2013 ).乡村地域系统承载了我国大量的人口,在这一系统中的人们通过发展农业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为城市提供资源.在此过程中,由于乡村和城市之间不断地进行物质和能源的交流,使得农村的生产功能持续增强,进而促进了农村发展.可以说,居住功能和农业生产功能是乡村地域系统的基础功能(屠爽爽等, 2015 ),此功能在空间上的载体就是以土地利用方式为表征的居住空间和农业生产空间.此外,行政区划和交通区位条件也会对乡村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本文将从土地利用的角度,将农业生产界面、居住界面、交通界面以及行政界面作为巩义市人文界面的研究对象(表2 ). ...
... 在乡村最初形成的时期,人类活动相对较少,除去因自然因素形成的地形界面、气候界面、水陆界面等自然界面外,乡村系统基本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均质系统(乔家君等, 2017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对乡村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大,乡村系统与外界联系越来越多,使得乡村系统与外部系统间形成的空间界面也逐渐增多.空间界面因其构成和活动机制的独特性,常显现出尺度效应、边缘效应、集肤效应、加成效应等多重效应(乔家君, 2012 ).在这些效应的影响下,村庄原有的稳定状态被打破,通过不断吸取外部流入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使得乡村系统不断重组,原本相对均质的乡村系统异质性逐渐加强,其空间分异就此形成. ...
城乡界面动态模型研究
3
2016
... 界面是指两个不同系统的交界面,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定义.地理学者以不同空间系统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空间界面理论,旨在揭示地理空间上相邻区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规律(乔家君等, 2016a ).空间界面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同性质的资源要素相互作用而成(乔家君, 2012 ),可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并可进一步加以细分(乔家君等, 2016b ).地理学者对空间界面的研究也由早期关注自然地理界面(李克煌等, 1996 ),逐渐转向更为复杂的人文界面,如城乡界面(乔家君等, 2016a )、港城界面(庄佩君等, 2010 )、政区界面(张震宇等, 1997 )等.研究内容也由界面识别逐步转向更深层次的应用.例如,有学者利用时空谱分析法,发现界面处往往富集了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域经济(Qiao et al, 2008 );Lockaby认为界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并从城乡界面出发阐明社会经济驱动力、生态效应以及相关政策对城市景观的影响(Lockaby et al, 2005 );乔家君等对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6b ),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型(乔家君等, 2016a ),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 ),并对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
... ),逐渐转向更为复杂的人文界面,如城乡界面(乔家君等, 2016a )、港城界面(庄佩君等, 2010 )、政区界面(张震宇等, 1997 )等.研究内容也由界面识别逐步转向更深层次的应用.例如,有学者利用时空谱分析法,发现界面处往往富集了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域经济(Qiao et al, 2008 );Lockaby认为界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并从城乡界面出发阐明社会经济驱动力、生态效应以及相关政策对城市景观的影响(Lockaby et al, 2005 );乔家君等对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6b ),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型(乔家君等, 2016a ),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 ),并对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
... ),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型(乔家君等, 2016a ),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 ),并对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
城乡界面动态模型研究
3
2016
... 界面是指两个不同系统的交界面,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定义.地理学者以不同空间系统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空间界面理论,旨在揭示地理空间上相邻区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规律(乔家君等, 2016a ).空间界面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同性质的资源要素相互作用而成(乔家君, 2012 ),可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并可进一步加以细分(乔家君等, 2016b ).地理学者对空间界面的研究也由早期关注自然地理界面(李克煌等, 1996 ),逐渐转向更为复杂的人文界面,如城乡界面(乔家君等, 2016a )、港城界面(庄佩君等, 2010 )、政区界面(张震宇等, 1997 )等.研究内容也由界面识别逐步转向更深层次的应用.例如,有学者利用时空谱分析法,发现界面处往往富集了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域经济(Qiao et al, 2008 );Lockaby认为界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并从城乡界面出发阐明社会经济驱动力、生态效应以及相关政策对城市景观的影响(Lockaby et al, 2005 );乔家君等对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6b ),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型(乔家君等, 2016a ),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 ),并对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
... ),逐渐转向更为复杂的人文界面,如城乡界面(乔家君等, 2016a )、港城界面(庄佩君等, 2010 )、政区界面(张震宇等, 1997 )等.研究内容也由界面识别逐步转向更深层次的应用.例如,有学者利用时空谱分析法,发现界面处往往富集了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域经济(Qiao et al, 2008 );Lockaby认为界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并从城乡界面出发阐明社会经济驱动力、生态效应以及相关政策对城市景观的影响(Lockaby et al, 2005 );乔家君等对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6b ),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型(乔家君等, 2016a ),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 ),并对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
... ),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型(乔家君等, 2016a ),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 ),并对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
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
2
2016
... 界面是指两个不同系统的交界面,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定义.地理学者以不同空间系统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空间界面理论,旨在揭示地理空间上相邻区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规律(乔家君等, 2016a ).空间界面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同性质的资源要素相互作用而成(乔家君, 2012 ),可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并可进一步加以细分(乔家君等, 2016b ).地理学者对空间界面的研究也由早期关注自然地理界面(李克煌等, 1996 ),逐渐转向更为复杂的人文界面,如城乡界面(乔家君等, 2016a )、港城界面(庄佩君等, 2010 )、政区界面(张震宇等, 1997 )等.研究内容也由界面识别逐步转向更深层次的应用.例如,有学者利用时空谱分析法,发现界面处往往富集了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域经济(Qiao et al, 2008 );Lockaby认为界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并从城乡界面出发阐明社会经济驱动力、生态效应以及相关政策对城市景观的影响(Lockaby et al, 2005 );乔家君等对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6b ),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型(乔家君等, 2016a ),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 ),并对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
... );乔家君等对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6b ),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型(乔家君等, 2016a ),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 ),并对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
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
2
2016
... 界面是指两个不同系统的交界面,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定义.地理学者以不同空间系统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空间界面理论,旨在揭示地理空间上相邻区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规律(乔家君等, 2016a ).空间界面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同性质的资源要素相互作用而成(乔家君, 2012 ),可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并可进一步加以细分(乔家君等, 2016b ).地理学者对空间界面的研究也由早期关注自然地理界面(李克煌等, 1996 ),逐渐转向更为复杂的人文界面,如城乡界面(乔家君等, 2016a )、港城界面(庄佩君等, 2010 )、政区界面(张震宇等, 1997 )等.研究内容也由界面识别逐步转向更深层次的应用.例如,有学者利用时空谱分析法,发现界面处往往富集了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域经济(Qiao et al, 2008 );Lockaby认为界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并从城乡界面出发阐明社会经济驱动力、生态效应以及相关政策对城市景观的影响(Lockaby et al, 2005 );乔家君等对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6b ),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型(乔家君等, 2016a ),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 ),并对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
... );乔家君等对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6b ),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型(乔家君等, 2016a ),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 ),并对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
基于空间界面理论乡村社区选址研究: 以河南省晴岚社区为例
2
2014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 界面是指两个不同系统的交界面,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定义.地理学者以不同空间系统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空间界面理论,旨在揭示地理空间上相邻区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规律(乔家君等, 2016a ).空间界面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同性质的资源要素相互作用而成(乔家君, 2012 ),可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并可进一步加以细分(乔家君等, 2016b ).地理学者对空间界面的研究也由早期关注自然地理界面(李克煌等, 1996 ),逐渐转向更为复杂的人文界面,如城乡界面(乔家君等, 2016a )、港城界面(庄佩君等, 2010 )、政区界面(张震宇等, 1997 )等.研究内容也由界面识别逐步转向更深层次的应用.例如,有学者利用时空谱分析法,发现界面处往往富集了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域经济(Qiao et al, 2008 );Lockaby认为界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并从城乡界面出发阐明社会经济驱动力、生态效应以及相关政策对城市景观的影响(Lockaby et al, 2005 );乔家君等对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6b ),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型(乔家君等, 2016a ),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 ),并对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
基于空间界面理论乡村社区选址研究: 以河南省晴岚社区为例
2
2014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 界面是指两个不同系统的交界面,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定义.地理学者以不同空间系统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空间界面理论,旨在揭示地理空间上相邻区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规律(乔家君等, 2016a ).空间界面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同性质的资源要素相互作用而成(乔家君, 2012 ),可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并可进一步加以细分(乔家君等, 2016b ).地理学者对空间界面的研究也由早期关注自然地理界面(李克煌等, 1996 ),逐渐转向更为复杂的人文界面,如城乡界面(乔家君等, 2016a )、港城界面(庄佩君等, 2010 )、政区界面(张震宇等, 1997 )等.研究内容也由界面识别逐步转向更深层次的应用.例如,有学者利用时空谱分析法,发现界面处往往富集了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域经济(Qiao et al, 2008 );Lockaby认为界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并从城乡界面出发阐明社会经济驱动力、生态效应以及相关政策对城市景观的影响(Lockaby et al, 2005 );乔家君等对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6b ),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型(乔家君等, 2016a ),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 ),并对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
县域经济的空间分异及其机理研究
2
2017
... 界面是指两个不同系统的交界面,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定义.地理学者以不同空间系统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空间界面理论,旨在揭示地理空间上相邻区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规律(乔家君等, 2016a ).空间界面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同性质的资源要素相互作用而成(乔家君, 2012 ),可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并可进一步加以细分(乔家君等, 2016b ).地理学者对空间界面的研究也由早期关注自然地理界面(李克煌等, 1996 ),逐渐转向更为复杂的人文界面,如城乡界面(乔家君等, 2016a )、港城界面(庄佩君等, 2010 )、政区界面(张震宇等, 1997 )等.研究内容也由界面识别逐步转向更深层次的应用.例如,有学者利用时空谱分析法,发现界面处往往富集了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域经济(Qiao et al, 2008 );Lockaby认为界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并从城乡界面出发阐明社会经济驱动力、生态效应以及相关政策对城市景观的影响(Lockaby et al, 2005 );乔家君等对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6b ),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型(乔家君等, 2016a ),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 ),并对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
... 在乡村最初形成的时期,人类活动相对较少,除去因自然因素形成的地形界面、气候界面、水陆界面等自然界面外,乡村系统基本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均质系统(乔家君等, 2017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对乡村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大,乡村系统与外界联系越来越多,使得乡村系统与外部系统间形成的空间界面也逐渐增多.空间界面因其构成和活动机制的独特性,常显现出尺度效应、边缘效应、集肤效应、加成效应等多重效应(乔家君, 2012 ).在这些效应的影响下,村庄原有的稳定状态被打破,通过不断吸取外部流入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使得乡村系统不断重组,原本相对均质的乡村系统异质性逐渐加强,其空间分异就此形成. ...
县域经济的空间分异及其机理研究
2
2017
... 界面是指两个不同系统的交界面,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定义.地理学者以不同空间系统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空间界面理论,旨在揭示地理空间上相邻区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规律(乔家君等, 2016a ).空间界面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同性质的资源要素相互作用而成(乔家君, 2012 ),可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并可进一步加以细分(乔家君等, 2016b ).地理学者对空间界面的研究也由早期关注自然地理界面(李克煌等, 1996 ),逐渐转向更为复杂的人文界面,如城乡界面(乔家君等, 2016a )、港城界面(庄佩君等, 2010 )、政区界面(张震宇等, 1997 )等.研究内容也由界面识别逐步转向更深层次的应用.例如,有学者利用时空谱分析法,发现界面处往往富集了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域经济(Qiao et al, 2008 );Lockaby认为界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并从城乡界面出发阐明社会经济驱动力、生态效应以及相关政策对城市景观的影响(Lockaby et al, 2005 );乔家君等对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6b ),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型(乔家君等, 2016a ),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 ),并对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
... 在乡村最初形成的时期,人类活动相对较少,除去因自然因素形成的地形界面、气候界面、水陆界面等自然界面外,乡村系统基本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均质系统(乔家君等, 2017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对乡村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大,乡村系统与外界联系越来越多,使得乡村系统与外部系统间形成的空间界面也逐渐增多.空间界面因其构成和活动机制的独特性,常显现出尺度效应、边缘效应、集肤效应、加成效应等多重效应(乔家君, 2012 ).在这些效应的影响下,村庄原有的稳定状态被打破,通过不断吸取外部流入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使得乡村系统不断重组,原本相对均质的乡村系统异质性逐渐加强,其空间分异就此形成. ...
一种奇异的区域经济现象: 行政区经济
1
1994
... 行政界面一般都位于行政区划的边缘,远离城区.中心—边缘结构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中心城市竞争力密切相关,城市功能扩散效应的强度与中心城区的距离成反比(丁志伟等, 2013 ),行政界面区因而受到的城市带动效应相对较弱.此外,行政区经济对行政界面产生较大影响.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中国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限制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舒庆等, 1994 ),其最显著的特点为：地方政府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使生产要素跨行政区的横向流动受到强烈阻滞;处于行政区边界地区的经济相对衰竭等(刘君德, 2006 ).可见,处于区域边缘的行政界面,受到的区域内城市功能扩散效应最弱,同时受到行政区经济的影响,使得此区域的发展一般都相对落后于其他地区,行政界面的负边缘效应较为显著. ...
一种奇异的区域经济现象: 行政区经济
1
1994
... 行政界面一般都位于行政区划的边缘,远离城区.中心—边缘结构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中心城市竞争力密切相关,城市功能扩散效应的强度与中心城区的距离成反比(丁志伟等, 2013 ),行政界面区因而受到的城市带动效应相对较弱.此外,行政区经济对行政界面产生较大影响.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中国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限制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舒庆等, 1994 ),其最显著的特点为：地方政府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使生产要素跨行政区的横向流动受到强烈阻滞;处于行政区边界地区的经济相对衰竭等(刘君德, 2006 ).可见,处于区域边缘的行政界面,受到的区域内城市功能扩散效应最弱,同时受到行政区经济的影响,使得此区域的发展一般都相对落后于其他地区,行政界面的负边缘效应较为显著. ...
中国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的机理与模式研究
2
2015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 根据空间界面形成的原因,可将其划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两大类(乔家君, 2012 ).其中,自然界面主要是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界面.本文以巩义市为研究对象,其气候、水文条件差别不大,但地形地貌及自然资源分布有较大差异,因此选取地形界面和自然资源界面来表征自然界面.人文界面多由人为划定的不同系统(如行政、经济、文化、交通等)相互作用形成,其在空间上以土地利用方式和配置格局为载体(龙花楼, 2013 ).乡村地域系统承载了我国大量的人口,在这一系统中的人们通过发展农业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为城市提供资源.在此过程中,由于乡村和城市之间不断地进行物质和能源的交流,使得农村的生产功能持续增强,进而促进了农村发展.可以说,居住功能和农业生产功能是乡村地域系统的基础功能(屠爽爽等, 2015 ),此功能在空间上的载体就是以土地利用方式为表征的居住空间和农业生产空间.此外,行政区划和交通区位条件也会对乡村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本文将从土地利用的角度,将农业生产界面、居住界面、交通界面以及行政界面作为巩义市人文界面的研究对象(表2 ). ...
中国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的机理与模式研究
2
2015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 根据空间界面形成的原因,可将其划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两大类(乔家君, 2012 ).其中,自然界面主要是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界面.本文以巩义市为研究对象,其气候、水文条件差别不大,但地形地貌及自然资源分布有较大差异,因此选取地形界面和自然资源界面来表征自然界面.人文界面多由人为划定的不同系统(如行政、经济、文化、交通等)相互作用形成,其在空间上以土地利用方式和配置格局为载体(龙花楼, 2013 ).乡村地域系统承载了我国大量的人口,在这一系统中的人们通过发展农业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为城市提供资源.在此过程中,由于乡村和城市之间不断地进行物质和能源的交流,使得农村的生产功能持续增强,进而促进了农村发展.可以说,居住功能和农业生产功能是乡村地域系统的基础功能(屠爽爽等, 2015 ),此功能在空间上的载体就是以土地利用方式为表征的居住空间和农业生产空间.此外,行政区划和交通区位条件也会对乡村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本文将从土地利用的角度,将农业生产界面、居住界面、交通界面以及行政界面作为巩义市人文界面的研究对象(表2 ). ...
地理探测器: 原理与展望
1
2017
... “地理探测器”是用于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Wang et al, 2010 ).近年来,地理探测器已经在地理、地质、水文、生态、区域经济、环境、健康、遥感等多领域使用(王劲峰等, 2017 ).其中的因子探测器可用来检测某一地理因素是否对某个事物的空间分布造成影响(朱鹤等, 2015 ),交互探测又可有效识别不同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见,采用地理探测器可有效探测要素空间格局的成因和机理,本文将采用此方法对空间界面对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作用进行探测识别,模型如下： ...
地理探测器: 原理与展望
1
2017
... “地理探测器”是用于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Wang et al, 2010 ).近年来,地理探测器已经在地理、地质、水文、生态、区域经济、环境、健康、遥感等多领域使用(王劲峰等, 2017 ).其中的因子探测器可用来检测某一地理因素是否对某个事物的空间分布造成影响(朱鹤等, 2015 ),交互探测又可有效识别不同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见,采用地理探测器可有效探测要素空间格局的成因和机理,本文将采用此方法对空间界面对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作用进行探测识别,模型如下： ...
1
2001
... 乡村是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活动和职能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区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但“三农”问题仍是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乡村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李小建等, 2010 ).乡村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吴传钧, 2001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同.建国之初,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对于乡村的发展重视不够,乡村地区发展缓慢(樊杰等, 1996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在广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逐渐转为以工业为主(龙冬平等, 2014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中国各地经历快速工业化发展后,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齐元静等, 2013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率也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中国将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杨忍, 2016 ),乡村发展也由此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受此影响,中国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快速演化(刘彦随等, 2016 ),中国的乡村地域系统也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和重构(龙花楼等, 2017 ).从地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的转型与重构是指乡村地区在某一阶段由各种发展动力所推动的以经济和空间等要素为主导的一种演化过程(冯健, 2012 ).而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李红波等, 2015 ),它既是乡村发展演变的宏观折射,也是其微观缩影,是乡村内部各种功能的复杂交互与影响过程(李红波, 2015 ).因此,乡村性的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而对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对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和机理的把握,从而为国家和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帮助. ...
1
2001
... 乡村是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活动和职能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区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但“三农”问题仍是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乡村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李小建等, 2010 ).乡村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吴传钧, 2001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同.建国之初,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对于乡村的发展重视不够,乡村地区发展缓慢(樊杰等, 1996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在广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逐渐转为以工业为主(龙冬平等, 2014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中国各地经历快速工业化发展后,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齐元静等, 2013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率也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中国将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杨忍, 2016 ),乡村发展也由此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受此影响,中国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快速演化(刘彦随等, 2016 ),中国的乡村地域系统也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和重构(龙花楼等, 2017 ).从地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的转型与重构是指乡村地区在某一阶段由各种发展动力所推动的以经济和空间等要素为主导的一种演化过程(冯健, 2012 ).而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李红波等, 2015 ),它既是乡村发展演变的宏观折射,也是其微观缩影,是乡村内部各种功能的复杂交互与影响过程(李红波, 2015 ).因此,乡村性的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而对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对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和机理的把握,从而为国家和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帮助. ...
福建省乡村发展与农村经济聚集耦合分析
1
2015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福建省乡村发展与农村经济聚集耦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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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1
2016
... 乡村是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活动和职能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区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但“三农”问题仍是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乡村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李小建等, 2010 ).乡村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吴传钧, 2001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同.建国之初,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对于乡村的发展重视不够,乡村地区发展缓慢(樊杰等, 1996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在广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逐渐转为以工业为主(龙冬平等, 2014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中国各地经历快速工业化发展后,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齐元静等, 2013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率也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中国将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杨忍, 2016 ),乡村发展也由此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受此影响,中国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快速演化(刘彦随等, 2016 ),中国的乡村地域系统也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和重构(龙花楼等, 2017 ).从地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的转型与重构是指乡村地区在某一阶段由各种发展动力所推动的以经济和空间等要素为主导的一种演化过程(冯健, 2012 ).而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李红波等, 2015 ),它既是乡村发展演变的宏观折射,也是其微观缩影,是乡村内部各种功能的复杂交互与影响过程(李红波, 2015 ).因此,乡村性的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而对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对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和机理的把握,从而为国家和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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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乡村是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活动和职能的地域综合体,乡村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区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但“三农”问题仍是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乡村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李小建等, 2010 ).乡村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吴传钧, 2001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同.建国之初,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对于乡村的发展重视不够,乡村地区发展缓慢(樊杰等, 1996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在广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逐渐转为以工业为主(龙冬平等, 2014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中国各地经历快速工业化发展后,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齐元静等, 2013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率也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中国将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杨忍, 2016 ),乡村发展也由此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受此影响,中国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快速演化(刘彦随等, 2016 ),中国的乡村地域系统也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和重构(龙花楼等, 2017 ).从地理学视角来看,乡村的转型与重构是指乡村地区在某一阶段由各种发展动力所推动的以经济和空间等要素为主导的一种演化过程(冯健, 2012 ).而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李红波等, 2015 ),它既是乡村发展演变的宏观折射,也是其微观缩影,是乡村内部各种功能的复杂交互与影响过程(李红波, 2015 ).因此,乡村性的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而对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机理进行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对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和机理的把握,从而为国家和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帮助. ...
中国环渤海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协同演化特征
1
2015
... Cloke等(1986) 认为,在不同的研究尺度下,由于可获取的资料不同,因而构建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也不尽相同.Waldorf(2006)参考HDI指数提出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为在不同尺度下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依据.本文将据此构建适用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为从村域这一相对微观的视角来揭示乡村发展差异的内部机理,需从乡村发展最基本的人、土地、产业这三个要素着手(李婷婷等, 2014 ; 杨忍等, 2015 ).因此,本文从农村经济结构、土地结构、生活水平和区位条件四个维度来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 ),采用熵权法对各个指标的权重进行测算,并采用极值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出巩义市各村的RI 指数为： ...
中国环渤海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协同演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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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Cloke等(1986) 认为,在不同的研究尺度下,由于可获取的资料不同,因而构建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也不尽相同.Waldorf(2006)参考HDI指数提出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为在不同尺度下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依据.本文将据此构建适用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为从村域这一相对微观的视角来揭示乡村发展差异的内部机理,需从乡村发展最基本的人、土地、产业这三个要素着手(李婷婷等, 2014 ; 杨忍等, 2015 ).因此,本文从农村经济结构、土地结构、生活水平和区位条件四个维度来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 ),采用熵权法对各个指标的权重进行测算,并采用极值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出巩义市各村的RI 指数为： ...
乡村概念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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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乡村概念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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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河南省边界地区经济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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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 界面是指两个不同系统的交界面,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定义.地理学者以不同空间系统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空间界面理论,旨在揭示地理空间上相邻区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规律(乔家君等, 2016a ).空间界面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同性质的资源要素相互作用而成(乔家君, 2012 ),可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并可进一步加以细分(乔家君等, 2016b ).地理学者对空间界面的研究也由早期关注自然地理界面(李克煌等, 1996 ),逐渐转向更为复杂的人文界面,如城乡界面(乔家君等, 2016a )、港城界面(庄佩君等, 2010 )、政区界面(张震宇等, 1997 )等.研究内容也由界面识别逐步转向更深层次的应用.例如,有学者利用时空谱分析法,发现界面处往往富集了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域经济(Qiao et al, 2008 );Lockaby认为界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并从城乡界面出发阐明社会经济驱动力、生态效应以及相关政策对城市景观的影响(Lockaby et al, 2005 );乔家君等对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6b ),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型(乔家君等, 2016a ),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 ),并对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
河南省边界地区经济发展研究
1
1997
... 界面是指两个不同系统的交界面,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定义.地理学者以不同空间系统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空间界面理论,旨在揭示地理空间上相邻区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规律(乔家君等, 2016a ).空间界面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同性质的资源要素相互作用而成(乔家君, 2012 ),可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并可进一步加以细分(乔家君等, 2016b ).地理学者对空间界面的研究也由早期关注自然地理界面(李克煌等, 1996 ),逐渐转向更为复杂的人文界面,如城乡界面(乔家君等, 2016a )、港城界面(庄佩君等, 2010 )、政区界面(张震宇等, 1997 )等.研究内容也由界面识别逐步转向更深层次的应用.例如,有学者利用时空谱分析法,发现界面处往往富集了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域经济(Qiao et al, 2008 );Lockaby认为界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并从城乡界面出发阐明社会经济驱动力、生态效应以及相关政策对城市景观的影响(Lockaby et al, 2005 );乔家君等对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6b ),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型(乔家君等, 2016a ),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 ),并对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
徐州市镇域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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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徐州市镇域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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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北京城市休闲商务区的时空分布特征与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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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地理探测器”是用于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Wang et al, 2010 ).近年来,地理探测器已经在地理、地质、水文、生态、区域经济、环境、健康、遥感等多领域使用(王劲峰等, 2017 ).其中的因子探测器可用来检测某一地理因素是否对某个事物的空间分布造成影响(朱鹤等, 2015 ),交互探测又可有效识别不同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见,采用地理探测器可有效探测要素空间格局的成因和机理,本文将采用此方法对空间界面对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作用进行探测识别,模型如下： ...
北京城市休闲商务区的时空分布特征与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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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地理探测器”是用于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Wang et al, 2010 ).近年来,地理探测器已经在地理、地质、水文、生态、区域经济、环境、健康、遥感等多领域使用(王劲峰等, 2017 ).其中的因子探测器可用来检测某一地理因素是否对某个事物的空间分布造成影响(朱鹤等, 2015 ),交互探测又可有效识别不同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见,采用地理探测器可有效探测要素空间格局的成因和机理,本文将采用此方法对空间界面对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作用进行探测识别,模型如下： ...
港—城界面的演变及其空间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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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界面是指两个不同系统的交界面,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定义.地理学者以不同空间系统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空间界面理论,旨在揭示地理空间上相邻区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规律(乔家君等, 2016a ).空间界面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同性质的资源要素相互作用而成(乔家君, 2012 ),可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并可进一步加以细分(乔家君等, 2016b ).地理学者对空间界面的研究也由早期关注自然地理界面(李克煌等, 1996 ),逐渐转向更为复杂的人文界面,如城乡界面(乔家君等, 2016a )、港城界面(庄佩君等, 2010 )、政区界面(张震宇等, 1997 )等.研究内容也由界面识别逐步转向更深层次的应用.例如,有学者利用时空谱分析法,发现界面处往往富集了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域经济(Qiao et al, 2008 );Lockaby认为界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并从城乡界面出发阐明社会经济驱动力、生态效应以及相关政策对城市景观的影响(Lockaby et al, 2005 );乔家君等对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6b ),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型(乔家君等, 2016a ),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 ),并对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
港—城界面的演变及其空间机理
1
2010
... 界面是指两个不同系统的交界面,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定义.地理学者以不同空间系统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空间界面理论,旨在揭示地理空间上相邻区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规律(乔家君等, 2016a ).空间界面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同性质的资源要素相互作用而成(乔家君, 2012 ),可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并可进一步加以细分(乔家君等, 2016b ).地理学者对空间界面的研究也由早期关注自然地理界面(李克煌等, 1996 ),逐渐转向更为复杂的人文界面,如城乡界面(乔家君等, 2016a )、港城界面(庄佩君等, 2010 )、政区界面(张震宇等, 1997 )等.研究内容也由界面识别逐步转向更深层次的应用.例如,有学者利用时空谱分析法,发现界面处往往富集了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域经济(Qiao et al, 2008 );Lockaby认为界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并从城乡界面出发阐明社会经济驱动力、生态效应以及相关政策对城市景观的影响(Lockaby et al, 2005 );乔家君等对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6b ),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型(乔家君等, 2016a ),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 ),并对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
Rura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1981: A replication of the 1971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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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 Cloke等(1986) 认为,在不同的研究尺度下,由于可获取的资料不同,因而构建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也不尽相同.Waldorf(2006)参考HDI指数提出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为在不同尺度下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依据.本文将据此构建适用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为从村域这一相对微观的视角来揭示乡村发展差异的内部机理,需从乡村发展最基本的人、土地、产业这三个要素着手(李婷婷等, 2014 ; 杨忍等, 2015 ).因此,本文从农村经济结构、土地结构、生活水平和区位条件四个维度来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 ),采用熵权法对各个指标的权重进行测算,并采用极值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出巩义市各村的RI 指数为： ...
An index of rurality for England and w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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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Rura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1991: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1981 rurality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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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Bridging between the regional degree and the community approaches to rurality: A suggestion for a definition of rurality for everyday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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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Quantitative methods for studying landscape bound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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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 游动分割窗技术最早用于分析山地植被沿样带分布情况(Whittaker, 1960 ),随后为生态学家用于分析生态交错带位置以及景观界面影响域的判定.该方法已被证实是定量判断生态界面位置和影响域范围的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Johnston et al, 1992 ).因生态界面与空间界面本质上都是两个不同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区域.因此,本文尝试用此方法定量判断空间界面的位置.其原理如图1 所示,选择一个包含偶数个样点的窗口,计算每个半窗口之间的相异系数,随后让窗口沿着样点顺序移动,直到完成整个样带的计算为止. ...
... 因平方欧氏距离法(简称SED)计算简便,且计算结果与野外观测结果趋于一致,因此一般都用其作为计算相异系数的函数(Johnston et al, 1992 ).公式如下： ...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t the urban-rural interface: The WestGa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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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 界面是指两个不同系统的交界面,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定义.地理学者以不同空间系统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空间界面理论,旨在揭示地理空间上相邻区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规律(乔家君等, 2016a ).空间界面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同性质的资源要素相互作用而成(乔家君, 2012 ),可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并可进一步加以细分(乔家君等, 2016b ).地理学者对空间界面的研究也由早期关注自然地理界面(李克煌等, 1996 ),逐渐转向更为复杂的人文界面,如城乡界面(乔家君等, 2016a )、港城界面(庄佩君等, 2010 )、政区界面(张震宇等, 1997 )等.研究内容也由界面识别逐步转向更深层次的应用.例如,有学者利用时空谱分析法,发现界面处往往富集了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域经济(Qiao et al, 2008 );Lockaby认为界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并从城乡界面出发阐明社会经济驱动力、生态效应以及相关政策对城市景观的影响(Lockaby et al, 2005 );乔家君等对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6b ),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型(乔家君等, 2016a ),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 ),并对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
Analysis of types and changes of village-level economy in rural Gongyi city, Henan Province since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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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 界面是指两个不同系统的交界面,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定义.地理学者以不同空间系统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空间界面理论,旨在揭示地理空间上相邻区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规律(乔家君等, 2016a ).空间界面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同性质的资源要素相互作用而成(乔家君, 2012 ),可分为自然界面和人文界面,并可进一步加以细分(乔家君等, 2016b ).地理学者对空间界面的研究也由早期关注自然地理界面(李克煌等, 1996 ),逐渐转向更为复杂的人文界面,如城乡界面(乔家君等, 2016a )、港城界面(庄佩君等, 2010 )、政区界面(张震宇等, 1997 )等.研究内容也由界面识别逐步转向更深层次的应用.例如,有学者利用时空谱分析法,发现界面处往往富集了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域经济(Qiao et al, 2008 );Lockaby认为界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并从城乡界面出发阐明社会经济驱动力、生态效应以及相关政策对城市景观的影响(Lockaby et al, 2005 );乔家君等对城乡界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6b ),并构建了城乡界面动态模型(乔家君等, 2016a ),同时运用空间界面理论对乡村社区选址进行了实证研究(乔家君等, 2014 ),并对县域经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乔家君等, 2017 ).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空间界面产生的界面效应对于区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为本文从空间界面视角对乡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但已有研究中,对于界面位置和影响范围的判定更多是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要素分布区域进行叠加而得出,缺少客观的定量判断. ...
A continuous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 of rurality: Moving beyond threshold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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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Geographical detectors-base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neural tube defects study of the Heshun reg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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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地理探测器”是用于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Wang et al, 2010 ).近年来,地理探测器已经在地理、地质、水文、生态、区域经济、环境、健康、遥感等多领域使用(王劲峰等, 2017 ).其中的因子探测器可用来检测某一地理因素是否对某个事物的空间分布造成影响(朱鹤等, 2015 ),交互探测又可有效识别不同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见,采用地理探测器可有效探测要素空间格局的成因和机理,本文将采用此方法对空间界面对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影响作用进行探测识别,模型如下： ...
Vegetation of the Siskiyou mountains, Oregon and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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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 游动分割窗技术最早用于分析山地植被沿样带分布情况(Whittaker, 1960 ),随后为生态学家用于分析生态交错带位置以及景观界面影响域的判定.该方法已被证实是定量判断生态界面位置和影响域范围的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Johnston et al, 1992 ).因生态界面与空间界面本质上都是两个不同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区域.因此,本文尝试用此方法定量判断空间界面的位置.其原理如图1 所示,选择一个包含偶数个样点的窗口,计算每个半窗口之间的相异系数,随后让窗口沿着样点顺序移动,直到完成整个样带的计算为止. ...
Rural geography: Processes, responses and experiences in rural restru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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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Rural geography: Blurring boundaries and making conn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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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Performing rurality and practising rural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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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不同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使得各地乡村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则可用于测度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异程度(龙花楼等, 2009 ).Cloke(1977) 首先提出了乡村性指数这一概念,并由张小林(1998) 率先将此概念引入国内地理学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践,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由单维逐渐向多维转变(Harrington et al, 1998 ; Waldorf, 2006 );研究对象由只注重物质因素的研究,逐渐转向物质与文化因素并重(Woods, 2009 , 2010 );研究内容由单纯的评价区域的乡村性,扩展到了判别乡村类型(周玉玉等, 2013 )和乡村转型发展(肖黎姗等, 2015 )等领域;研究尺度也逐渐由宏观尺度研究转向更微观尺度的研究(Johansen et al, 2012 ; 韩冬等, 2017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探明宏观区域乡村发展程度、揭示乡村发展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乡村性测度和演化机理的分析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少有对微观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进行深入的分析.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空间,想象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乡村性在本质上和发展动态上紧密交错(李红波, 2015 ).在新时期,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外向性特征更为显著(Woods, 2005 ),由此也使得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刘自强等, 2012 ).因此,需要从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乡村的发展,本质上是由乡村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所推动的.在此过程中,两个系统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这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屠爽爽等, 2015 ).空间界面作为两个系统在空间上的交界面,是两个系统间物流、能流和信息流最为活跃的区域(乔家君, 2012 ),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频繁性,空间界面经常表现出多重效应(乔家君等, 2014 ),对乡村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空间界面理论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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