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尚意
, 许伟麟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北京 100875
ZHOU Shangyi, XU Weilin
收稿日期: 2018-04-21
修回日期: 2018-05-6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5-28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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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周尚意（1960-）,女,广西罗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E-mail: twizs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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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人文地理学者的角色是从空间和区域的角度参与各类乡村振兴实践和思考。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大卫·哈维指出,“时空压缩”现象加剧了资本积累的危机,要消除危机,必须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革命入手。本文以2015-2017年广州市企业投资中的乡村项目为例,分析哪些项目是消除区域发展两级分化、抵制资本纯粹追逐利润的,从而为政府重点鼓励何类项目提供依据。本文采用经验主义的数据统计分析方法,主要研究结论为：①从空间分布上看,2015-2017年企业投资在广州乡村的项目大部分是按照“纯粹”市场原则分布的,即投资项目以近郊为主,高投资额的投资项目也集中在近郊,这种分布是“时空压缩”的结果。②2015-2017年少部分投资在广州乡村的项目并非“纯粹”追求利润,它们主要是为改变乡村生活的环境质量,而非生产经营性的、“空间修复”型的项目,更能体现人们对幸福生活本质理解的积极性项目。
关键词：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CPC Congress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rural vitalization. The role of human geographers is to participate in various rural vitalization practices and to think of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and region. David Harvey,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Marxist geography, pointed out that the phenomenon of time-space compression had aggravated the crisi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To eliminate the crisis needs the revolution in production mod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This study used the data of rural investment projects of enterprises in Guangzhou City from 2015 to 2017 published on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s official website, to find out what projects tried to eliminate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s and resisted the pure pursuit of capital profits. This will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target its support. The research method was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statistical data.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vestment projects indicates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investments in the rural vitalization of Guangzhou City from 2015 to 2017 followed the “pure” market principle—the investment projects are mainly in the suburbs close to the central city, and the large-scale investment projects are also concentrated there. This distribution is the result of time-space compression. Second, a small number of the rural investment projects for rural vitalization in Guangzhou City from 2015 to 2017 are not purely pursuing profits. These investment projects are mainly on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rural areas, rather than on production. These may be regarded as spatial restoration projects, not for strengthening capital circulation. These investment projects can better reflect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a happy life and have positive meanings.
Keywords：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将“三农”问题作为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报告中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途径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更加细致的部署。
地理学者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要通过自己的学科视角介入。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哈维(2003)用资本运动和再生产理论分析了当今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空间格局,他提出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是本文分析的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这一矛盾的突出体现。“时空压缩”理论打破了以往的城乡定义,将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拓展为都市化地带及周边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不平衡。
哈维认为时空压缩可以带来两种危机,一是文化表征领域的危机,二是资本积累领域的危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改变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才能消除这两种危机。而改变的最终目的是统筹人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从而最终走向人的政治解放(崔丽华, 2011)。本文结合企业乡村投资项目的数据,只讨论资本积累危机,而不讨论文化表征危机,主要分析企业投资乡村是以哪种形式抵抗资本积累的危机。许多学科的学者都讨论时空压缩的现象,例如经济学(Mahoney et al, 2009)、社会学(Yu, 2016)、政治学(Smith M, 2011)、心理学(Sullivan et al, 2016),甚至是文学(Poklad, 2017)的研究成果。地理学者是从空间的角度分析时空压缩影响的,例如从交通技术改变空间可达性角度分析全球化中的时空压缩(Brunn et al, 1991; Warf, 2011);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时空压缩下的国家关系(Agnew, 2001)。本文从空间的角度,分析时空压缩背景下企业投资乡村的项目分布,以及这种分布反映的资本流,及其背后的积极动机和消极动机。
资本主义是造成空间不均衡发展的根本原因。哈维的弟子Smith(1990)在《不均衡的发展》一书中提出了“地理跷跷板”(geographical seesaw)理论,用于解释由于资本趋利的空间选择造成的空间不平衡。Smith认为资本总是从平均利润率低的地方转移到平均利润率高的地方,将一个地方的利润吸食完之后,又转移到新的地方。这个过程不断循环反复。空间不均衡发展既是资本积累的原因又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它发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城市内部空间等。每个地区的资本积累状态就像是跷跷板,一个时期高,一个时期低。
资本积累的危机表现为资本循环出现了问题。逐利是资本的本性,资本积累的目的是资本循环的过程中攫取剩余价值和实现自我不断增值(马克思等, 2009)。当资本循环出现问题,资本积累的危机就来临。哈维在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累积的三次循环理论。资本的第一次循环是将资本投到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第二次循环是将第一次循环过程中过剩的资本转投到城市生产性和消费性的建成环境;第三次循环是将资本投到科技以及医疗、教育等社会性支出领域(Harvey, 1982)。在资本循环过程中,由于资本家手中的剩余价值积累太多,工人的工资相对太少,从而使得最终需求领域的商品生产过剩,进而出现了经济危机。
“时空压缩”是哈维(2003)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提出的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分析理论。伴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即先前人们所感受到的时空客观品质不复存在。人们明显感受到时间在快速流逝、空间在不断缩小,这便是“时空压缩”。灵活的生产空间布局体现出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使资本带动的物质、信息和人口在空间上的流动时间更短,资本循环获利的周期也更短,生产过剩的危机周期缩短。图1中的现代性的福特主义生产,与体现后现代性的后福特主义生产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后现代生产方式不过是生产层面“时空压缩”现象(余乐, 2011)。为了实现资本更好的积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从而加速了全球不均衡发展(戴维·哈维, 2003)。由于涉及到空间维度,因此哈维提出的时空压缩概念,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地理学的一种分析理论。
时空压缩有可能加剧乡村资本积累危机。Marsden等(1993)在《建构乡村》一书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应对资本积累的危机,需要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度被认为是经济活动落后地区的农村地区反而成为许多投资首选的地方”。时空压缩下的乡村资本积累危机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在时空压缩背景下,资本开始投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上。然而,这种投资依然不能根本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只是延缓生产过剩危机的到来。二是资本运动空间尺度扩大带来区域差异加大。原来乡村中的资本主要投在乡村中,但是在时空压缩背景下,资本可以投到乡村之外,外来资本也可进入乡村(如外商直接投资、乡村开发区建设等)。乡村资本流到其他地区意味着乡村经济的衰退;外来资本投入到乡村,则意味着乡村被资本剥削。有学者认为时空压缩下的中国乡村将产生分化和重构(黄良伟等, 2015)。三是在时空压缩背景下,外来资本向乡村的投资可能引起乡村过度全球市场化,从而成为生产过剩危机的灾区。例如,王勇等(2012)分析了苏南农村地区过度市场化后,农民生产自主性降低,并分析了伴随着空间正义缺失和村庄共同体瓦解等风险,乡村社会的发展最终不可持续。哈维(2003)认为,在没有时空压缩的情况下,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会带来资本积累的危机;在有时空压缩情况下,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方法依然可以带来资本积累的危机(图1)。
越来越多的地理学者呼吁从空间关联视角去分析乡村问题。乡村地理学的领军人物Woods(2011)采纳了Massey(2005)“联系的空间”的概念,提出了“联系的乡村”(relational rural)的概念,用于说明在全球化以及城镇化的过程中,各国的乡村发展与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时空压缩的背景下,乡村与全球之间,乡村与城镇之间的物质和非物质的要素流动更为快速(Woods, 2009)。他还提出“全球乡村”(global countryside)概念(Woods, 2007),以此描述乡村是如何嵌在全球资本、劳动力和商品网络中的。这类研究案例有许多,如美国密苏里州布兰森“乡村振兴”建设受外来力量影响,表现出与原来乡村文化不同的内容(Bascom, 2001)。目前所看到论文多分析全球联系对乡村发展的负面影响,而本文力图找出乡村情感、乡村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乡村其他的投资机制。
(1) 在资本主义逻辑下,抵抗资本积累危机的形式。哈维认为,如果资本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过度积累,而不能够得到充分消化的话,资本就应该选择新的空间来实现继续增值的目的,这是一种更加灵活的资本积累体制,他用“空间修复”(spatial fix)的概念来描述这一地理过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资本对乡村的投资看作是一种空间修复的形式?长期以来,社会建设的艰巨性被严重地低估。一些人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了,有了资本,就会有投资,社会建设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好。然而这些人不理解,在时空压缩条件下,社会建设会变得更加艰巨(景天魁, 2015)。其原因是资本流动的目的不是发展落后地区,而是剥削落后地区,从而加剧区域不均衡。此外,按照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理论,外来资本进入乡村,投资在建成环境要素(如房地产、乡村旅游设施等),也可能存在资本投资过度,资本贬值或利润率下降,从而出现资本积累危机。
(2) 在社会主义逻辑下,抵抗资本积累危机的形式。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2014)指出,只要在分配领域中实现了公平正义,就能解决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问题。由此可见,皮凯蒂期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框架之内寻求解决危机的出路。然而,哈维站在马克思《资本论》的立场上,指出资本自身的逻辑就蕴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危机,只有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可能走出危机。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实践尚未摧毁资本主义体系。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将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归结为无产阶级主观革命意识的危机。一方面,资产阶级利用所掌握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宣扬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从而使工人阶级革命主体意识丧失;另一方面,第二国际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出的历史目的论和经济决定论的庸俗解读,忽视了人的主观精神作用。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了注重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张佳, 2017)。有学者分析了美国社会涌现出的制衡资本主义的力量和形式(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2008)。本文力图结合实例,找出这样的乡村投资项目。
马克主主义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途径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革命(理查德·沃尔夫等, 2017)。这为探索解决乡村振兴中的资本积累危机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没有改变生产关系的前提下,本文的分析步骤为：第一,判断拥有资本的私人是否投资在乡村非生产性的项目上,如绿化、乡间道路等。若如此,则提高了乡村人们的生活福利,相当于提高了劳动阶层的消费能力,从而一定程度遏制了生产过剩。第二,判断这些人投资是否一定是追逐高利润的地区投资的。若非此,则说明投资的目的不是纯粹为了盈利。第三,判断这些人投资为生产性的乡村项目时,是否让这些项目的收益分配到乡村劳动者手中。若此,也一定程度地遏制了生产过剩的危机。这个判断依据来自哈维的以下观点：如果一个地区的投资者并没有将剩余价值从投资地拿走,那么就不存在资本的区域间剥削(Harvey, 2006) 。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乡村和城镇一样,经历时空压缩带来的变化。选择广州作为案例地,是因为从这一区域单元中可较好地看到时空压缩的现象,即广州中心城市对周边乡村地区的影响。在交通、通讯日益发达的当下,中国城乡之间物质、资金、信息、人员等要素流动的状况不尽相同,导致中国乡村发展差异巨大(Long et al, 2010)。各级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投入经费建设乡村,目的是缩小由资本市场化流动导致的城乡差异(徐志文等, 2015)。本文并不分析财政对乡村振兴项目的投资,而只是分析企业对乡村的投资,目的是分析哪些投资具有削减资本积累危机的积极性,从而为政府引导和支持提供参考。
本文的数据是在广东省发改委“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备案系统”(http://www.gdtz.gov.cn/project.action)上收集到的2015-2017年企业对广州乡村投资项目,一共1224项。该系统记录了每个企业投资项目的备案项目编号、项目名称、项目所在地、项目总投资、项目规模及内容、备案机关、审核通过日期等信息。将项目分成为生产性项目(1101项)和非生产性项目(123项)。若项目是物质商品生产或直接为之服务的部门,则将其定义为“生产性项目”;若投资项目是为了满足人们环境需要和基本福利需要的,则将其定义为“非生产性项目”,如从化区良口镇良平村的村道项目、从化区吕田镇田塘村村民中心项目等。
图2是生产性项目和非生产性项目的地理分布。用GIS栅格成本加权距离方法(潘竟虎等, 2012)计算项目投资点到市政府的非拥堵时段驾车通勤时间距离,并分为8个地带。由于项目数量多,两类项目空间上交叉,所以绘制了图3和图4。它们分别表示两种项目的投资额和项目数在8个通勤时间带上的分布。图3-4展示的这一时期大规模的投资项目多数都集中在近郊,企业投资在广州乡村的主要是生产性的项目,符合“纯粹”市场原则,因为相对于远郊区,近郊区位靠近市场、交通便利、可获得集聚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等。上述两幅图展示的现象与“时空压缩”密切相关。
图2 2015-2017年广州市企业乡村投资项目的空间分布
Fig.2 Geographical locations of the rural investment projects of Guangzhou City, 2015-2017
图3 2015-2017年广州市两类企业乡村投资项目总额的空间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capitals of the rural investment projects of Guangzhou City by distance to the city center, 2015-2017
图4 2015-2017年广州市两类企业乡村投资项目数量的空间分布
Fig.4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numbers of the rural investment projects of Guangzhou City by distance to the city center, 2015-2017
资本投入乡村的第一动机是获得利润。若如此,它一定是从利润率低的城市向利润率高的乡村转移。那么,乡村中哪些经济领域的利润率高于城市。以房地产业和农业为例,有学者(周飞舟等, 2015)指出,资本下乡有两种形式：一是企业资金参与了“农民上楼”为主的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作为投资方获得了建设用地指标的剩余收益。二是形式是企业参与了农村的耕地流转,参与了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还有学者(范建华, 2018)强调,中国乡村产业发展要遵循市场机制。但是,只用市场机制是无法遏制资本积累危机的,例如有研究(张弦, 2016)指出,乡村振兴的项目存在投资过热、投资盲目带来的严重问题。资本投入乡村的第二种动机是以获取家乡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生产条件的改善,而非单纯获得利润。例如在“留住乡愁”的乡村建设中,有一种资本投入是为了留住村落文化遗产(郭凯钧, 2014)。关于第二种动机,有学者认为这貌似一种“后现代的”、与资本市场盈利动机不同的动机,但是学者如果将其定义为后现代主义动机,则忽略了这种动机的市场背景(Postone, 2010)。第二种动机的乡村建设投资项目一定不会脱离市场机制的控制。因此必须依靠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才能解决问题。
本文从项目名录中找到非盈利目的乡村投资项目123项。以从化区良口镇锦村至良平村村道建设工程(溪头段)项目为例,该项目是由镇村共同筹资兴建的。锦村位于从化区北部山区,面积约16 km2,下辖11个经济社,总人口约900人,是广州市海拔最高的行政村,该村为良口镇重要的文化中心。锦村至良平村村道建设工程(溪头段)项目就是为了改善良平与锦村的社会文化联系,而非为盈利目的。
(1) 从空间分布上看,2015-2017年在广州乡村的企业投资主要部分是符合“纯粹”市场原则分布的,即投资项目以近郊为主,大规模的投资项目也集中在近郊。这种分布是“时空压缩”的结果。该结论为各级政府制定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措施提供了新的空间视角,即政府应对那些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乡村地区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政策倾斜。
(2) 2015-2017年企业在广州乡村投资项目中少部分并非“纯粹”追求利润,这些投资项目多为非生产经营性的,主要是为改变乡村生活的环境质量,可看作为“空间修复”形式,更能体现人们对幸福生活本质的理解。这类并非纯粹为盈利的乡村投资,其资本投资的运行逻辑为“商品1—货币—商品2”(C-M-C’),是与资本主义“货币—物品—更多货币”(M-C-M’)的逻辑轨迹不一致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规范植根于社会和文化交换中(Banks et al, 1997; Pemberton et al, 2010)。资本的积累依赖一系列的文化和政治支持(Goodwin, 2006),只有打破社会和文化中原有的模式或结构,才能消灭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危机(Ilbery, 1998)。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如何走向人性的自由,而非人性的异化(Gleick, 1999);还有学者从政治体制改革指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Mahoney et al, 2009)。而本文为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案例。
本文因为数据的局限,在以下三个方面还有待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①未用广东全省,或全国的乡村投资数据,因此还看不到更大尺度空间的投资项目分布趋势。②由于数据的局限,没有分析投资者的资金来源(自有、集资、贷款等)、利润分配形式,因而不能细致划分哪些乡村振兴投资更能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③因为没有实地访谈资料,因此也无法展现那些具有积极意义的乡村投资项目背后存在的乡村情感、乡村社会结构等深层投资机制。
本文的延展思考为,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挖掘乡村的地方性,或许是克服资本积累危机的途径。地理学挖掘乡村地方性的方法来自两种逻辑(周尚意, 2017)：一是人地关系逻辑,即在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概念基础上,细化了人地关系的圈层结构。其中,自然圈层包括了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人的圈层包括了生计层、制度层、意识形态层。剖析生计层、制度层、意识形态层和自然层之间的关系,就能挖掘乡村的地方性。二是空间关系的逻辑,即以全球或大尺度区域空间的关联格局为基础,发掘地方本性(周尚意等, 2016)。只有依托地方本性的发展,才能一定程度上抵御资本流动带来的区域剥削。有学者在研究乡村工业化发展过程时发现,由于当地没有找到地方文化之根,只是以劳动力和土地相对低廉为优势发展产业,结果当资本找到生产成本更为便宜的地方,就转移走了(戴俊骋等, 2015)。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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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空间批判理论研究 [D].Study on David Harvey's spatial critical theory[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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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层累视角下的地方形成机制探讨: 以北京东高村镇为例 [J].
在工业空间的演替过程中,地方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地理学探究的问题。本文结合多琳·梅西地方历史层累理论,以北京平谷东高村镇为例,采用访谈方法,调查当地不同时期和同时期内各种动力对该镇地方性的影响。结论表明:资本作用和提琴技艺传承的能动性是决定东高村镇是否保持地方性的关键。本文认为:第一,一个地方历史层累的过程可以视为资本在当地的积累过程。第二,经济层与文化层的互动,以及多元主体的进入,使得原本不构成地方性的制琴技艺,试图转化成为地方性知识传承创新系统。第三,地方还由层内不同行动者与资本结构的博弈产生,一旦行动者无法突破资本结构的束缚,将导致地方性削弱。
On mechanism of place making in the view of 'historical layers' theory: A case of Donggaocun town in Beijing [J].
在工业空间的演替过程中,地方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地理学探究的问题。本文结合多琳·梅西地方历史层累理论,以北京平谷东高村镇为例,采用访谈方法,调查当地不同时期和同时期内各种动力对该镇地方性的影响。结论表明:资本作用和提琴技艺传承的能动性是决定东高村镇是否保持地方性的关键。本文认为:第一,一个地方历史层累的过程可以视为资本在当地的积累过程。第二,经济层与文化层的互动,以及多元主体的进入,使得原本不构成地方性的制琴技艺,试图转化成为地方性知识传承创新系统。第三,地方还由层内不同行动者与资本结构的博弈产生,一旦行动者无法突破资本结构的束缚,将导致地方性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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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意义 [EB/OL].Xiangcun zhenxing de shidai yiyi [EB/OL]. . 2018-0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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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建设视角下的文化遗产保护: 以萧山乡村为例 [J].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城市化程度持续深化,民众的生活内容日益丰富、生活品质不断提升。同时,在乡村建设中重实体建设,轻文化遗产保护现象程度不同的存在,对于依附于村落的文化古迹和民间习俗的保护投入远远不够,乡村的原始生态风貌也在不断地受到破坏,乡风民俗不再纯正,老百姓对自然生态、故土家园和血脉传承的情感寄托载体正在逐渐消亡且不可再生和复制,这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本质是不协调的,更与人民群众的
Meili xiangcun jianshe shijiao xia de wenhua yichan baohu: Yi Xiaoshan xiangcun weili [M].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城市化程度持续深化,民众的生活内容日益丰富、生活品质不断提升。同时,在乡村建设中重实体建设,轻文化遗产保护现象程度不同的存在,对于依附于村落的文化古迹和民间习俗的保护投入远远不够,乡村的原始生态风貌也在不断地受到破坏,乡风民俗不再纯正,老百姓对自然生态、故土家园和血脉传承的情感寄托载体正在逐渐消亡且不可再生和复制,这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本质是不协调的,更与人民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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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修复”理论视角下苏南乡村空间分异机制 [J].
基于"时空修复"理论,为苏南乡村空间分异构建一个新的解析视角。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力量主导下的"时空修复"使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由村域尺度向镇域尺度、区域尺度不断跃迁。生产要素的集聚与分散对乡村空间分异产生深刻影响。从村社主导时期的乡村工业化,到市场推动下的乡镇企业改制和外向型经济发展,再到政府主导下"三集中"政策,苏南乡村空间持续分化与重构。
The mechanism of rur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southern Jiangsu based on "Time-Space Fix" Theory [J].
基于"时空修复"理论,为苏南乡村空间分异构建一个新的解析视角。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力量主导下的"时空修复"使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由村域尺度向镇域尺度、区域尺度不断跃迁。生产要素的集聚与分散对乡村空间分异产生深刻影响。从村社主导时期的乡村工业化,到市场推动下的乡镇企业改制和外向型经济发展,再到政府主导下"三集中"政策,苏南乡村空间持续分化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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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压缩与中国社会建设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2804.2015.05.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时空压缩视角探讨中国社会建设的特点,认为从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来看,社会建设任务异常艰巨;在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中,社会建设具有扭曲性;与其他各项事业相比,社会建设明显滞后。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为加强社会建设提供了新机遇。应抓住时空压缩条件下社会建设的特点,在调整社会关系、发展社会组织、改革社会结构、增进社会福祉、改善社会生活、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开辟社会建设的新局面。
The time-space compress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2804.2015.05.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时空压缩视角探讨中国社会建设的特点,认为从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来看,社会建设任务异常艰巨;在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中,社会建设具有扭曲性;与其他各项事业相比,社会建设明显滞后。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为加强社会建设提供了新机遇。应抓住时空压缩条件下社会建设的特点,在调整社会关系、发展社会组织、改革社会结构、增进社会福祉、改善社会生活、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开辟社会建设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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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危机与回归马克思 [J].
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日益深化，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等传统资本主义理论轮番登场，但其理论解释力却日渐下降，资本主义危机的受害者和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开始转向求助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传统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而深远地传播开来，与各种不同的文化、政治和历史背景相互作用，发展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不同解读。马克思主义最有效地凝聚了对资本主义及其理论的批判性分析和评论，凝聚了从那些受到马克思主义鼓舞的政治运动的成败中汲取的理论和实践教训。对于寻求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的理论家和活动家来说，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Zibenzhuyi weiji yu huigui Makesi [J].
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日益深化，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等传统资本主义理论轮番登场，但其理论解释力却日渐下降，资本主义危机的受害者和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开始转向求助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传统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而深远地传播开来，与各种不同的文化、政治和历史背景相互作用，发展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不同解读。马克思主义最有效地凝聚了对资本主义及其理论的批判性分析和评论，凝聚了从那些受到马克思主义鼓舞的政治运动的成败中汲取的理论和实践教训。对于寻求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的理论家和活动家来说，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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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4A级及以上旅游景点(区)空间可达性测度 [J].
<p>基于GIS 技术, 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 计算中国1 063 个4A级及以上旅游景点的空间可达性, 并测算县域单元的整体可达性, 利用空间关联方法分析了县域可达性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中国4A级及以上景点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出集聚分布的特点, 人文景点的聚集程度明显高于自然景点。全国4A级及以上景点的平均可达性时间为60.5 min, 63.29 %的景点可达性在120 min 以内;所有4A级及以上景点的可达性在全国的分布差异显著, 且其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人文景点可达性好的区域相对于自然景点更加集中。所有景点、人文景点、自然景点均呈强集聚格局, 3 种类型可达性热点区域的分布呈现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带状分布的格局。</p>
Spatial accessibility of scenic spot at 4A level and above in China [J].
<p>基于GIS 技术, 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 计算中国1 063 个4A级及以上旅游景点的空间可达性, 并测算县域单元的整体可达性, 利用空间关联方法分析了县域可达性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中国4A级及以上景点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出集聚分布的特点, 人文景点的聚集程度明显高于自然景点。全国4A级及以上景点的平均可达性时间为60.5 min, 63.29 %的景点可达性在120 min 以内;所有4A级及以上景点的可达性在全国的分布差异显著, 且其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人文景点可达性好的区域相对于自然景点更加集中。所有景点、人文景点、自然景点均呈强集聚格局, 3 种类型可达性热点区域的分布呈现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带状分布的格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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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空分离”的苏南乡村空间转型及其风险 [J].Rural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nd its risk based upon "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 Theory in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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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投资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J].https://doi.org/10.16195/j.cnki.cn36-1328/f.2015.03.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结合农村公共投资与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现实及其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引出一个以两者为原型的社会投入与社会产出的效率问题。通过DEA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公共投资作为一种稀缺社会资源投入，之所以没能得到城乡经济一体化这种社会产出的高效响应，原因并不是投资规模不足，而是耗散严重、管理效能低下。进一步以效率作为被解释对象，通过Tobit模型研究发现：农业发展壮大基础上的城镇化、工业化能有效改善农村公共投资的效率，但是以减少农业生产人口为特征的“浅城镇化”和以“消灭农业”为特征的扭曲的工业化则会损害农村公共投资的效率。
Efficiency of rural public investment in urban-rur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J].https://doi.org/10.16195/j.cnki.cn36-1328/f.2015.03.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结合农村公共投资与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现实及其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引出一个以两者为原型的社会投入与社会产出的效率问题。通过DEA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公共投资作为一种稀缺社会资源投入，之所以没能得到城乡经济一体化这种社会产出的高效响应，原因并不是投资规模不足，而是耗散严重、管理效能低下。进一步以效率作为被解释对象，通过Tobit模型研究发现：农业发展壮大基础上的城镇化、工业化能有效改善农村公共投资的效率，但是以减少农业生产人口为特征的“浅城镇化”和以“消灭农业”为特征的扭曲的工业化则会损害农村公共投资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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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及其当代文化批判 [D].David Harvey's Time-Spatial Compress The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critique[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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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卫·哈维的资本积累危机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J].On David Harvey's theory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crisis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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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经济视角下宁波休闲农业发展的理性思考 [J].Xiangchou jingji shijiao xia Ningbo xiuxian nongye fazhan de lixing sikao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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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 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 [J].
在“统筹城乡”模式带动的城镇化进程中，成都市以政府主导、资本介入的方式推动了农民集中居住（“农民上楼”）与农业的规模经营（“资本下乡”），不但改变了“三农”的面貌，也推进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将这种模式放到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农民、政府与企业这三对彼此联系的关系结构中进行考察，并将其与中国正在经历的高速城镇化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政府、资本、农民在这个过程中的得失损益和当前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城镇化模式的问题所在，以及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历史必然性。
Farmer moving upstairs and capital going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urbanization [J].
在“统筹城乡”模式带动的城镇化进程中，成都市以政府主导、资本介入的方式推动了农民集中居住（“农民上楼”）与农业的规模经营（“资本下乡”），不但改变了“三农”的面貌，也推进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将这种模式放到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农民、政府与企业这三对彼此联系的关系结构中进行考察，并将其与中国正在经历的高速城镇化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政府、资本、农民在这个过程中的得失损益和当前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城镇化模式的问题所在，以及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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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层一体: 发掘传统乡村地方性的方法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7.01.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正一、四层一体的概念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是一个多学科共同讨论的问题。地理学参与这个讨论要从自己的学科视角来介入。何为地理学的视角?吴传钧先生曾提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1))。吴传钧先生所提的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以往只是说
Four layers in one: The way to excavate the traditional rural locality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7.01.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正一、四层一体的概念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是一个多学科共同讨论的问题。地理学参与这个讨论要从自己的学科视角来介入。何为地理学的视角?吴传钧先生曾提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1))。吴传钧先生所提的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以往只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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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global economy: Time-space compression, geopolitics, and global uneven development [J].https://doi.org/10.5195/jwsr.2001.16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wo ideas have dominated discussion in recent studies of the social andpolitical impacts of globalization by those who think that globalization has had real e?ects and is not simply a synonym for the neo-liberal policies insti-tuted by many national governments beginning in the 1980s. The ?rst is the idea that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is becoming alike economically and culturally as a consequence of globalization. This is a scaling up from the national to a global scale of the old idea of modernization. From this perspective, common global norms about conduct, consumption standards, and cultural practices are spreading everywhere (John Meyer at Stanford University [e.g. Meyer 1996] and his students are perhaps representative of this thrust). This global modernization is often seen as brought about by causes implicit in a second idea, although proponents of the second idea may well not endorse the ?rst or vice versa. This is that current globalization is about the shrinking of the world because of revolutionary changes in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long-term this process of time-space compression will produce greater economic similarities across places but immediately this need not be the case. Rather, di?erences between places may in fact intensify as involvement in a world of ?ows mak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or that place make the place more competitive globally. In the end, however, di?erent places will establish niches for themselves within the global economy, even if there is dislocation in the short-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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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regulating the UK dairy industry: The changing nature of competitive space [J].https://doi.org/10.1111/j.1467-9523.1997.tb00057.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November 1994 the statutory Milk Marketing Board within England and Wales was disbanded, ending over sixty years of structured formal involvement by the state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dairy marke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nging form and function of regulation in the UK dairy sector as actors, both new and old, renegotia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ectoral relations. The process of reregulation is set within the context of a food system in which producer-dominated corporatism has been challenged by retailer-based regulation through the supply chain. Through studying this example of agri-food restructuring, the paper investigates how new state/market configurations are being played out, and how new ideological approaches to agricultural and economic policy may in turn impact on rural space. Viewing rural space as an area of contest and challenge within which reregulation occurs, the role of food quality in driving new processes of differentiation is seen a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m November 1994 wurde der offizielle Milchmarkt-Ausschu08 in England und Wales aufgel02st. Damit gingen 60 Jahre formeller Beteiligung des Staates an der Gestaltung des Milchmarktes zuende. In dem Artikel wird untersucht, wie sich Form und Funktion der Regulierung des Milchsektors in Gro08britannien ver01ndern, wenn die Akteure von gestern und heute die internen und externen sektoralen Beziehungen neu aushandeln. Der Reregulationsproze08 findet im Rahmen eines Nahrungsmittelsystems statt, innerhalb dessen ein erzeugerzentrierter Korporatismus durch eine einzelhandelsorientierte Regulation via Versorgungskette herausgefordert wurde. Anhand dieses Beispiels einer Restrukturierung im Bereich landwirtschaftlicher Nahrungsmittel untersucht der Artikel, wie sich neue Konstellationen von Staat und Markt darstellen und wie stattdessen neue ideologische Ans01tze in der Landwirtschafts- und Wirtschaftpolitik Einflu08 auf den l01ndlichen Raum gewinnen. Indem wir den l01ndlichen Raum als Sph01re für Wettbewerb und Herausforderung betrachten, in der Reregulierungen stattfinden, wird der Lebensmittelqualit01t für den Ansto08 zu neuen Differenzierungsprozessen besondere Bedeutung zugewie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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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izing" rural space: The representation of countryside culture as 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J].https://doi.org/10.1080/08873630109478297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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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psing space and time: Geographic aspects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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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er: The acceleration of just about everything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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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rurality: Rural studies and regulation approaches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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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mits to capital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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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on commentaries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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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ography of rural chang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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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new countryside in China: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J].https://doi.org/10.1016/j.landusepol.2009.06.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recently mapped out an important strategy on “building a new countryside” to overall coordinat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gear up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tenti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building of a new countryside in China, and provides a critical discussion of the problems and implications concerning carrying out this campaign, from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To some extent, regional discrepancies, rural poverty, rural land-use issues and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re four major potential factors. Our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land consolidation, praised highly by the governments, is not a panacea for China's rural land-use issues concerning building a new countryside, and the key problem is how to reemploy the surplus rural labors and resettle the land-loss farmers. More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caring for farmers’ future livelihood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The regional measures and policies concerning building a new countryside need to take the obvious regional discrepancies both in physical and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into account. In 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membership environment, efficient land use for non-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some extent, needs to be a priority in the eastern region instead of blindly conserving land to maintain food security, part task of which can be shifted to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More preferential policies should be formulated to reverse the rural brain–drain phenomenon. Based on the analyses and the complexity of China's rural problems, the authors argue that building new countryside in China will be an arduous task and a long road, the target of which is hard to achieve successfully in this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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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rxist perspective on Chinese reforms: Interview with Jiexiong Yi [J].https://doi.org/10.1521/siso.2009.73.2.177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Josef Gregory Mahoney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Liberal Studies and East Asian Studies at 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Recent publications include "Ideology, Telos, and the 'Communist Vanguard' from Mao Zedong to Hu Jintao," forthcoming in th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and "On the Way to Harmony: Marxism, Confucianism, and Hujintao's Hexie Concept," China in Search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ed. Sujian Guo and Baogang Guo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08). Xiuling Li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Beijing University's School of Marxism and a visiting scholar at 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Her present research explores linkages between Leninist historicism and David Harvey's work on time-space compression, as well as Harvey's formulations concerning a "new imperialism." Her publications include "Deng Xiaoping Common Prosperity Thought and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2002) and "Analysis of Pragmatism and Truth," in the Shijiazhua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Journ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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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pac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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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the changing structures of rural local government-state power, rural politics and local political strategies? [J].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09.12.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re is a notable absence in contemporary rural studies – of both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nature – concerning the changing nature of rural local government. Despite the scale and significance of successive rounds of local government reorganisation in the UK, very little has been written on this topic from a rural perspective. Instead research on local political change has tended to concentrate on local governance and local partnerships – on the extra-governmental aspects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 rather than on local government itself. In contrast, this paper draws upon strategic-relational state theory to explore the changing structures and institutions of rural local government, and analyse how these can be related to the changing state strategies of those groups which are politically powerful in rural areas. In this respect, the paper draws on current and previous rounds of local government reorganisation to illustrate how new objects of governance, new state strategies and new hegemonic projects are emerging as a consequence of such restructuring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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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pace compression in Emily Brontë's Wuthering Heights [J].https://doi.org/10.1080/14748932.2017.1280935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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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pace distancia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account of how culture shapes the implicit and explicit psychology of time and space [J].https://doi.org/10.1111/jtsb.121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e growing body of research on temporal and spatial experience lacks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approach. Drawing on Giddens framework, we present time-space distanciation (TSD) as a construct for theoriz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culture, time, and space. TSD in a culture may be understood as the extent to which (1) time and space are abstracted as separate dimensions and (2) activities are extended and organized across time and space. After providing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its development, we outline a multi-level conceptualization of TSD supported by research on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experience of time and space. We impact this conceptualization by examining two ethnographic case studies. We conclude by highlighting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TSD is an integrative, interdisciplinary, multi level construct with the potential to guide the burgeoning social science of time a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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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time-space compression [J].https://doi.org/10.1080/03098265.2010.52368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ime–space compression shows students that geographies are plastic, mutable and forever changing. This paper justifies the need to teach this topic, which is rarely found in undergraduate course syllabi. It addresses the impacts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to explicate its dynamics. In summarizing various conceptual perspectives, the paper illustrates the diverse ways in which it has been theorized. The links between time–space compression and globalization are explored. The paper points to four common pitfalls that plague attempts to teach this issue. It offers five classroom examples through which time–space compression can be ta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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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aging the global countryside: Globalization, hybridity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rural place [J].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07079503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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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geography: Blurring boundaries and making connections [J].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08105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 number of commentaries and article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recent years reflecting on the nature,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rural geography. The introspective mood follows a period in which rural geography has been widely considered to have been resurgent, but indicates concerns about the unevenness of progress in rural geography, and about the readiness of the subdiscipline to address new challenges. This article, the first of three progress reports on rural geography, focuses on attempts within these interventions to rethink the boundaries of rural geography and its connections with other fields of study. First, it examines renewed debates on the definition and delimitation of the rural, including efforts to rematerialize the rural. Second, it considers the rejuvenation of work on rural-urban linkages, including concepts of city regions, exurbanization and rurbanity. Third, it discusses the interdisciplinary engagement of rural geographers, including collaboration with physical and natural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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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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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term monastic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A case study in Bailin Temple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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