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柳文
, 高晓路
LIAO Liuwen, GAO Xiaolu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8-04-18
修回日期: 2018-05-8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5-28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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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廖柳文(1990-),女,湖南醴陵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城市环境和区域可持续发展,E-mail: liaoliuwen_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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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人口现象,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并探讨相应对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乡村人口老龄化特征及原因,随后从生产、生活、生态三个视角梳理了人口老龄化对乡村生产要素投入、农业生产、社会保障、乡村治理、消费结构、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空间等方面影响的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今后应结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要求,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三个维度开展乡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与适应相关研究,重点研究方向有：①基于人口流动视角的乡村人口老龄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②乡村人口老龄化空间差异及其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③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乡村振兴路径。
关键词：
Abstract
Population aging is an important demographic phenomen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t present, it brings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rural development, thusly calls for systematic studies on its impact on rur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explore appropriate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aging. In this article, the impacts of population aging are analyzed with respect to the changes of rural land use, ecological spac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nsumption structure, rur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security, from the ecological, production, and living aspects. On this ground, we propose that rural population aging impact and adaptation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environ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dimensions, combined with the general aims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on rural vitalization, including thriving businesses, pleasant living environments, social etiquette and civility,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prosperity. In addition, three research fields that are in urgent need of breakthrough are summarized: (1) the impacts of rural population aging on the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economic benefi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 mobility; (2)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aging and its impacts 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3) rural vitalization pathways to cope with population aging.
Keywords：
乡村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上众多国家所面临的挑战,许多西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包括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美国、中国等,乡村老龄人口比重和老年抚养比都明显高于城市(Burholt, 2012; 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农村老龄问题研究课题组, 2014)。人口老龄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对乡村生产、生活以及生态环境造成深远影响。劳动力供给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老龄化造成农业从业人员老化。已有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老龄化弱化了农村家庭的经济组织功能(An, 2006; 林宝, 2015)。例如,Sibley(1963)和Mccleland(1971)分别对菲律宾和危地马拉农户进行的研究,结果均显示农户年龄与新生产方式行为负向相关。目前,农村青壮年人口的减少严重削弱了家庭养老能力,而且很多老人不愿意离开农村,但目前乡村养老问题还停留在以家庭养老为主的传统供养方式上,缺乏可供农村老人选择的替代模式,从而产生新的社会化养老保障需求,增加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沈茂英等, 2014)。此外,乡村人口老龄化也会对农村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一方面,随着农村人口的流出,退耕、弃耕和撂荒等现象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迁出区域的生态环境压力(李雨停等, 2014);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使得乡村生态环境管理的能力有所下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指出“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习近平, 2017)。在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城镇化进程引发的城乡人口流动打破了乡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加速了乡村主体老弱化进程,给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带来深远影响,亟需通过重构乡村空间加以调控(龙花楼, 2013; 龙花楼等, 2017)。
关于人口老龄化对乡村发展的影响研究,国外学者侧重于老年人口健康状况、代际和社会关系、生命历程以及养老政策等方面(Rowles, 1988; Burholt, 2012);国内学者则大多从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的角度开展相关研究(匡远配等, 2015; 林宝, 2015)。总体上看,已有研究偏重于从社会学、经济学等视角来考察乡村人口老龄化的现象、过程、原因、影响及对策,鲜有从地理学的视角开展人口老龄化对乡村发展影响的研究。因此,系统梳理人口老龄化对乡村发展的影响研究,并据此明确地理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对丰富和拓展乡村地理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在分析中国乡村人口老龄化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梳理人口老龄化对乡村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从乡村人口老龄化的角度明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将存在的主要障碍难点,并对该领域的未来研究重点作出初步展望,以期为乡村人口老龄化对策制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研究提供参考。
老龄化既是空间上老年人口分布非均衡动态演化的过程,也是时间上人口年龄结构渐变的过程(高晓路等, 2015)。从空间格局上看,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乡村人口老龄化呈现自西向东逐渐加深;在时间演进上,乡村人口老龄化过程明显加快,1982-2015年,65岁及以上乡村老年人口比例由5.0%上升到12.0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有13个省份(中部5个、西部8个)乡村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低于7%,到2015年只有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村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低于7%。
乡村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情密切相关。造成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驱动要素主要有三个：一是平均预期寿命增加(林宝, 2015)。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使得死亡率下降,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68.55岁上升到2015年的76.34岁。二是生育率下降(王录仓等, 2017)。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中国新生人口的控制效果明显,虽然近年逐渐放开了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生育观念和社会观念已经发生变化,效果难以很快显现出来。1987年农村人口出生率为24.9‰,到2015年农村人口出生率仅10.79‰;三是人口流动。在中国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使得流出地和流入地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成为乡村人口老龄化的主要驱动力(林宝, 2015)。自1990年以来,中国户籍制度不断完善,由点到面逐步放宽城镇落户条件,使得大量乡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加速了乡村地区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
乡村人口老龄化带来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目前学者们关于人口老龄化对乡村生产发展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老龄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赵媛等, 2015)、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等方面(王桂新等, 2017)。尤其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引发的生产要素投入、产业结构变化等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如Klijn等(2005)和Amcoff 等(2007)认为,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迁移加重了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弱化了乡村发展能力,且乡村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程度以及族裔人群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Gesler et al, 1989; Listed et al, 1993)。
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劳动时间对乡村产业发展产生影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务工或实现市民化,使得农业从业人员逐年减少,农业从业者年龄结构老化程度加深。中国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为31422万人,与1996年相比减少了24663.58万人,降幅为78.49%。1996年超龄农业从业人员占9.86%,到2016年55岁及以上农业从业人员占33.6%。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劳动供给与年龄呈倒“U”型关系(周春芳, 2012),农村人口老龄化影响农业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各项生理机能下降,没有精力和能力从事农业生产。其次,中国广大农村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不利于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再次,农村老年劳动力掌握的农业生产技能主要来源于长期生产实践的经验积累,随着农业现代科技与生产方式日益深入发展,老年劳动力的传统经验已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
农业人口老龄化使老年人农业生产参与率提高。李琴等(2009)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发现劳动力流动整体上增加了农村老年人的农业劳动时间：在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中,老年人平均每周劳动时间为15.38个小时,劳动时间比无外出务工的农村家庭中的老年人多1.65个小时,但这种影响因流动模式不同而存在差异。
劳动力是物质资料生产最基本要素,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一定程度上决定生产的发展,农村人口老龄化势必对产业发展造成影响。目前,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生产影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农业种植结构、农业现代化以及粮食生产与安全等方面。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中青年劳动力不足,促使农户调整作物的种植比例,以获得农业生产的最大经济效益,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人口老龄化对种植结构的影响与作物的集体决策和机械化程度有关,对于集体决策和机械化程度高的小麦,老龄化对其种植决策没有影响,而对于集体决策程度和机械化程度低的棉花,老龄化对其具有负向作用(胡雪枝等, 2013)。②种植结构的调整也与农作物的耕种难易程度有关,农业人口老龄化使一些农户选择种植玉米之类的易耕种、产量高的农作物,不愿种植像水稻、小麦这样耕种面积大、难度大的粮食作物(杨长福等, 2013)。③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也对种植结构有显著的影响,家庭农业劳动力越多,农户越倾向于种植劳动密集型作物,需劳动用工时间较多的经济作物种植比重则相应增加(胡雪枝等, 2012)。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家庭劳动力不足以及农作物耕种难度大会造成农业种植结构单一化。如前所述,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使得越来越多的超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这部分人因受教育水平低,学习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偏低。因此,农村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会阻碍农业技术进步,不利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但也必须认识到在劳动力短缺情况下,农户倾向于采用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弥补劳动力不足带来的损失,从而诱发农业技术的应用与进步。
目前关于人口老龄化对粮食生产与安全的影响尚无定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农村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尚未成为种粮的主体,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减少了劳动力供给,影响中国粮食生产安全(何福平等, 2010)。Rozelle利用河北和辽宁两省农户调查数据,发现每减少一个农业劳动力,农业产出每亩将减少50 kg,占平均产出的14%(Rozelle et al, 1999)。从食品安全来看,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加剧以及务工者的汇款会促使农户增加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以弥补劳动力投入的不足(钱文荣等, 2010),从而对粮食安全造成隐患。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中国农业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在逐年增加,农业劳动力素质发生结构性下降,但由于农业技术进步、惠农政策以及除劳动力以外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从全国范围看农业人口老龄化没有造成粮食减产,反而使得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增加(匡远配等, 2015)。胡雪枝等(2012)利用2003-2010年江苏、河南、黑龙江等14个省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业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发现由于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组织方式推广,使农业生产从依靠劳动者体力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束缚中逐渐释放出来,农业人口老龄化并没影响中国的粮食生产。由于中国农业政策和农业新技术的推行力度在近20年变化很大,而且各地域资源环境条件及其承载的粮食生产功能有很大差异,所以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得到的结论可能截然相反。因此需要从地理学视角进一步研究老龄化影响粮食生产与安全的演变机理和空间格局。
从梳理的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从生产要素供给、农业生产等方面对人口老龄化引发的经济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就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现代化、粮食生产与安全的影响均未得出一致结论。造成观点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村人口年龄结构、老年人口抚养系数的区域差异。此外,还与农村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劳动参与时间有关。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农村老龄化程度也不同。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乡村粮食生产与安全的影响。有必要在人口老龄化大背景下探讨乡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现代化影响的区域差异性,以及乡村人口老龄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互馈关系、动力机制与调控模式。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已步入由经济转型向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建设成为未来转型的重点方向,而人口老龄化是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因此本文从社会保障、乡村治理和消费结构三个层面简要梳理人口老龄化对乡村生活的影响。
中国虽已形成社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原本就落后于城市,并且人口流动加速了乡村养老资源的匮乏程度,难以形成有效的资源整合(Rowles, 1988)。农村养老资源供给能力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存在很大区域差异(王冬雪等, 2015)。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健康状况下降,未来老年人对社会保障的平均需求将进一步提高。201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农村60岁及以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所占比例为2.8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6%)。并且随着极端天气事件发生概率的增加,作为弱势群体的乡村老年人口患病风险也将会增加(Burholt, 2012)。此外,老年人健康状况影响其社会参与率,乡村地区老年人自我健康评估和社会参与率低于城市和半城市化地区(Nummela et al, 2008)。
目前中国农村养老模式仍然以家庭养老和土地保障形式的自我养老为主,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致使农村家庭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家庭的养老服务功能不断弱化甚至难以为继,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却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形成“未备先老”局面(辜胜阻等, 2017),这一矛盾比城市更加严峻。相关研究表明大多数农村老年人患有一种或几种慢性疾病,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最迫切的是医疗服务,包括定期检查、急救处理,其次为上门服务和定期家访(周俊等, 2008; 张国平, 2014)。因此,农村人口老龄化导致老年人口对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的需求更加迫切,给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带来极大压力。
乡村治理事关社会稳定和乡村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然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加剧了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导致农村治理主体老弱化。当前乡村治理面临内生动力不足,治理主体缺失等问题。首先,人口流失后引发的乡村人口老龄化导致乡村治理干部队伍老化。其次,由于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和留守人口的政治参与度低,不利于乡村社会稳定和发展,使乡村陷入一种治理性困境。因此,新时期乡村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乡村社区关系的重建,其根本目的是构建新型的乡村社区关系,让更多的人充分融入到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过程中(姚华松, 2018)。
居民消费行为与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不同年龄层次的人消费倾向不同。研究者关于人口老龄化与消费的关系有以下几种观点：①人口老龄化有利于消费增长。城乡人口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率具有正向影响,而乡村老龄人口所占比重高,其消费潜力较城市高(王笳旭, 2015)。原因在于,农村老年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率显著正相关,老龄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比重的增加会降低储蓄倾向,而消费倾向将随之增加(Senesi, 2003; 李承政等, 2012)。②人口老龄化不利于消费增长。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教育、医疗、卫生等不完善,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使得其更倾向于将增加的收入用于储蓄(李春琦等, 2009)。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差异使得人口老龄化以及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东部大于中部,西部次之(毛中根等, 2013)。③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老龄化对储蓄的影响随经济发展阶段变化而呈现不同的变化态势。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老年抚养系数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李文星等, 2008)。
综上,学术界对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农村地区养老资源配置、社会保障机制及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同时对养老模式等也进行了诸多探讨,但现阶段对乡村养老资源、医疗资源的分布以及乡村老年人健康状况程度缺乏宏观地理空间上的总体把握,且养老服务人才的培训教育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此外,对乡村治理的研究欠缺从治理主体角度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如人口流动带来的老龄化对乡村基层领导力的削弱变迁程度。因此,需从时间角度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影响,从空间角度深入探讨乡村养老资源、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农村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尚未得出一致结论,造成观点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有关。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乡村消费结构的影响,从消费主体角度度量消费主体结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激发乡村消费活力。
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人口结构变化引发的老龄化必然会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诸多研究将人口迁移与社会经济要素的相互作用作为解释土地利用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人口结构的变化又会对资源环境产生影响。
老龄化是一种趋势,大规模的劳动年龄人口从乡村流向城市,加剧了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非农工资的上涨以及务农机会成本的上升造成农村人口的大量析出,使得农业劳动力减少。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必然会作出响应,从而对土地利用造成影响。一方面农业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使得从事农业生产不再具有比较经济优势,进而造成农地退耕或向其他用地类型转变;另一方面,务农机会成本增加,也间接对农地利用集约度造成影响。
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改变农村宅基地和耕地的利用形式和规模,对乡村地域土地利用变化产生影响。同时,这两种用地的利用及其变化也可看作是乡村地域系统在农村空心化演进过程中土地利用效应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王国刚等, 2017)。由于农村人口转移并未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增减相挂钩(刘彦随, 2007),农村空心化过程中大量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以及人口老龄化,使部分地区农业劳动力不足,耕地撂荒、弃耕严重,从而使耕地向林草地转变,面积萎缩。农地弃耕主要发生在两类地区：一是自然条件较差、耕地比较贫瘠的丘陵、坡地,农业产出不足以弥补农业劳动的边际工资;二是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非农机会和非农收入较高,农业产出同样不足以弥补非农工资率(辛良杰, 2009)。同时,由于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导致劳动力不足,留守的老年劳动力不能胜任繁重的体力劳动,加剧了耕地抛荒的程度(刘成武等, 2006)。在土地利用方面,农村宅基地的变化表现为大量农村住宅用地闲置与新的农村住宅用地扩张相伴随(龙花楼, 2009),农村人口过疏化和老龄化使农村宅基地使用率降低,造成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宅基地萎缩率明显提高,影响村容村貌和农村发展(宋伟等, 2013; 冉逸箫等, 2017)。
土地利用变化包括用途转移和土地的集约度变化(李秀彬, 2002),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解决农村土地利用破碎化、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一种有效途径。人口流动带来的乡村人口老龄化从个体和家庭层面影响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年龄较大、身体状况较差、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农民土地流转意愿较强(陈浩天, 2015);家庭耕地面积越大、家庭年收入越高、家庭农业劳动力比重越低、收入来源以非农业为主及家庭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家庭特征可显著提高农户流转意愿(钟晓兰等, 2013)。
可见,在当前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乡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地区土地利用的影响具有正负两面性,对于土地资源条件不同的地区及经济发达与落后地区,其效应是有差别的。同时,其影响还与农村土地政策有显著的关联。因而,社会经济的转型和政策制度的不断调整,有可能增加这种影响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农村土地是乡村人口老龄化发生和发展的空间载体,人口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农村生态空间中生态环境及其服务价值。当前,人口老龄化对乡村土地利用及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从人口流动的角度分析乡村人口结构变化对包括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在内的土地利用转型及其对林地、自然生态空间的影响。
学术界关于人口迁移对迁出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口迁移有利于迁出地环境的改善。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向老年型转变,以坡耕地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农地利用方式由于难以实现机械化,劳动生产率与平原地区农业的差距越来越大,被“边际化”的可能性越高,给林地或自然生态空间的扩展提供了机会(李秀彬等, 2011)。因此,人口流动引发的农地利用粗放化和弃耕有利于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的扰动,促使乡村生态环境整体改善(李秀彬, 2008),并且县域尺度乡村劳动力迁出对植被覆盖状况的影响已经超过了自然因素的作用(李仕冀等, 2015)。山区人口减少和迁移,加大了土地退耕的程度,整体上降低了人口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压力,增强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现有社会制度下土地流转现象较为普遍,人口外迁所引发的劳动力短缺不会给土地带来重大影响,因此人口流动对流出地生态环境的影响非常有限(Jokisch et al, 2002; 张延玲等, 2015)。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人口流动与流出地环境之间是一个系统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Jolly, 1994; 张延玲等, 2015)。
总体而言,目前针对乡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利用与生态空间及环境的影响缺乏系统研究(田玉军等, 2010; 张英等, 2014),还需从微观和宏观层面论证老龄化背景下农民土地利用决策行为发生的驱动力和机制及其地区差异性。人口老龄化与乡村地区生态环境的相关理论和定量关系梳理仍是亟需加强研究的课题,包括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人口结构、劳动力、家庭、收入状况变化,以及土地利用条件、质量对粮食主产区、生态脆弱区、山区等不同区域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行为的影响。探讨人口流动造成的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村土地利用集约化、退耕的影响及其引起的环境效应。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城镇化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中国农村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由于城镇化的影响和农村劳动力的异地转移更加严重,人口主体的老弱化更加突出。与此同时,目前中国广大农村还面临着以农村空心化、村庄空废化、环境污损化和连片贫困化为主要特征的“乡村病”问题(刘彦随等, 2016)。
基于人口老龄化对乡村发展研究进展的梳理,目前关于乡村人口老龄化的大量研究成果,对于理解人口老龄化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提供了较好的视角,然而对人口老龄化与乡村发展的研究仍存在不足,有许多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问题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乡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利用变化及生态环境的影响需进行宏观与微观层面的验证;还需细化探讨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对深层机制因素进行剖析;此外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还需具体刻画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路径,加强老年人口支持方面的对策研究。
本文认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应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指导,以乡村振兴为目标,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综合集成遥感和GIS技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三个维度展开。以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引发的乡村人口老龄化为切入点,系统探讨人口老龄化对乡村发展影响的互馈机制。以揭示不同地域类型区人口老龄化发展过程及空间分布为核心,结合典型案例区实证研究,比较分析典型区域人口老龄化空间差异及其对生态环境、农业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从乡村重构角度提出调控措施,形成格局—过程—机制—调控的研究框架(图1)。为此,可从以下三个重点方向深化该研究：
(1) 基于人口流动视角的乡村人口老龄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流动直接影响土地利用,通过退耕或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影响生态环境。人口变化与环境几乎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因而区域常住人口的减少理论上会缓解人口对迁出地生态系统的压力(Xu et al, 2005; 李仕冀等, 2015)。因此,基于人口流动视角,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切入点,以提升生态服务能力为目标,利用遥感和GIS技术并结合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从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和集约度变化两个维度探讨人口流动引发的人口老龄化对乡村生态环境的影响,重点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农地、林地结构和规模的影响,并探讨土地利用结构和规模变化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同时,选择典型案例地区结合问卷调查、开放式和半结构化的访谈,探讨乡村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带来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观念变化对乡村生态环境的影响。
(2) 乡村人口老龄化空间差异及其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要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业经营队伍。农业是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现阶段农村人口存在过度转移,经济水平低的乡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比城镇更加严重。亟需探讨乡村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差异,分析其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系统研究不同地域类型区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态势,细化主体行为分析,深入剖析乡村人口老龄化进程中主体的生产、生活行为,重点揭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的影响。宏观层面上,首先从乡村人口结构变化角度,通过利用区域老年人口数据分析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差异,探讨乡村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形成的驱动机制。其次,从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四个维度构建现代农业评价指标体系。最后,基于以上分析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和空间分析方法,揭示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微观层面上,结合实地调研数据分析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经营方式、农业产业结构、种植结构、种植规模以及新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影响,以期从生产主体角度为顺利推进农业现代化以及规模化生产提供参考。
(3)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乡村振兴路径。根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乡村人口结构的变动对乡村地域系统内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子系统产生影响,这些乡村内部要素的变化,又对乡村地域的整体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城镇化的推进带来乡村人口的流动,造成乡村地区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乡村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土地利用结构均发生变化。赖以维系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村落文化、熟人社会、宗族关系被打破,乡村发展主体弱化,乡村治理结构面临解构(龙花楼等, 2016, 2017)。在这些要素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乡村地域空间受损,经济功能衰减、环境功能弱化,乡村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面临重新组合,乡村经济地理格局亟需重塑。因此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乡村振兴路径研究,要以乡村重构为主线,以乡村空间重构、经济重构、社会重构为脉络,以构建 “三生”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乡村产业结构优化、乡村文化功能提升、强化村干部队伍建设、发挥农民主体地位、强化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等为节点,从而实现改善乡村生态环境、重塑乡村经济发展新动力、提升乡村文化功能、构建乡村治理体系,进而提升治理能力的目标,最终形成可操作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乡村振兴路径。
未来,应重点加强乡村老龄化和老年人口支持方面的对策研究：①乡村地区养老服务需求及资源的空间配置研究。乡村地区医疗保障条件与城市和郊区不同,其居民点以及社会服务和卫生设施在空间上更加分散,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不减。不同尺度上的主客观环境差异会影响老年人的需求,因此需探讨不同健康状态、家庭结构条件下,不同年龄结构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对乡村老年人服务需求的影响。运用ArcGIS等空间分析工具,结合相关统计数据以及典型乡村地区养老设施、医疗服务设施的详细调查资料,分析不同类型乡村地区养老服务资源的空间配置特征及其空间差异。②乡村地区养老政策合理性及实施效果评估。乡村人口老龄化及其养老问题一直是乡村发展的薄弱环节,与长期以来城乡二元体制差异密切相关,并由此直接影响乡村地区养老政策实施效果。因此针对乡村养老政策合理性及实施效果的评估,选取典型地区为分析样本,从政策执行环境、政策执行目标群体、政策执行机构三个维度进行多案例对比研究,探讨乡村地区养老政策实施效果及其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③乡村老年人社区环境研究。目前老龄友善社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未能反映农村社区的多样性。老年人社区环境具有动态性和特殊性,一方面随老年人主体年龄、健康和需求的变化而发生动态变化;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对特定区域具有地方依赖性,使其重要性地位更加凸显。今后,需基于乡村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社区环境之间的联系,探讨不同类型、不同尺度乡村老年人的居住社区环境。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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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土地流转需求意愿的假设证伪与模型建构: 基于全国20省236村2998个农户的实证调查 [J].https://doi.org/10.13448/j.cnki.jalre.2015.32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中依托全国20省236村 2998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基于所处区域、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类型、权益保障四个假设,运用Logistic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构影响农民土地流转需求 意愿的离散变量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农民所处区域、个体特征和家庭收入类型以及权益保障等因素可以对农民土地流转意愿提供假设证伪。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农 民土地流转意愿强于中部和西部;年龄层相对较小,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较强;农民土地处置权保障度在模型中的系数最高,其对农民土地流转意 愿影响最大。因此,农民土地流转模式不能搞"一刀切",政府要尽快厘定农地流转交易主体的产权边界,建构农民社会保障与土地流转的协同机制。
The hypothesis falsification and model construction for farmland desire [J].https://doi.org/10.13448/j.cnki.jalre.2015.32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中依托全国20省236村 2998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基于所处区域、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类型、权益保障四个假设,运用Logistic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构影响农民土地流转需求 意愿的离散变量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农民所处区域、个体特征和家庭收入类型以及权益保障等因素可以对农民土地流转意愿提供假设证伪。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农 民土地流转意愿强于中部和西部;年龄层相对较小,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较强;农民土地处置权保障度在模型中的系数最高,其对农民土地流转意 愿影响最大。因此,农民土地流转模式不能搞"一刀切",政府要尽快厘定农地流转交易主体的产权边界,建构农民社会保障与土地流转的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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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综述和研究框架构建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5.1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老龄化快速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和城乡空间重构的特殊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复杂,地理学与老年学等学科交叉的需求日益凸显。亟需从学科构建的角度出发,思考老龄化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填补老龄化研究的空白,丰富与拓展地理学研究领域。本文在回顾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出国内老龄化地理学研究的5个主题,即:1人口老龄化的时空特征和驱动因素;2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效应;3老年人健康与环境的关系;4老年人的空间行为;5养老服务的空间组织与规划,并对相关研究进展进行评述。通过国内外的比较研究,对老龄化地理学的学科定位、研究体系和理论方法建构进行了分析和展望,以期为从地理学视角解读中国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提供一个研究框架。
A review and frame-work setting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aging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5.1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老龄化快速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和城乡空间重构的特殊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复杂,地理学与老年学等学科交叉的需求日益凸显。亟需从学科构建的角度出发,思考老龄化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填补老龄化研究的空白,丰富与拓展地理学研究领域。本文在回顾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出国内老龄化地理学研究的5个主题,即:1人口老龄化的时空特征和驱动因素;2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效应;3老年人健康与环境的关系;4老年人的空间行为;5养老服务的空间组织与规划,并对相关研究进展进行评述。通过国内外的比较研究,对老龄化地理学的学科定位、研究体系和理论方法建构进行了分析和展望,以期为从地理学视角解读中国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提供一个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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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科学合理养老服务体系的战略思考与建议 [J].Strategic thinking on rationalizing aged care service system in China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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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J].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大规模的"择优迁移",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成了影响当前我国粮食生产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是我国农地流转的重要诱因,受种粮比较利益偏低的影响,农地流转后的出现了"非粮化";同时,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自身也会带来劳动供给的"非粮化"倾向。实证结果表明,农村老年劳动者的健康自我评、有无养老金、有无配偶、子女外出情况、灌溉条件、交通条件、种粮机械化程度、粮食销售价格、种粮方面的产业化组织和地区差异等10个因素对农村老年人种粮参与具有显著影响。
The effect of aging of rural labor force on food security in China [J].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大规模的"择优迁移",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成了影响当前我国粮食生产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是我国农地流转的重要诱因,受种粮比较利益偏低的影响,农地流转后的出现了"非粮化";同时,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自身也会带来劳动供给的"非粮化"倾向。实证结果表明,农村老年劳动者的健康自我评、有无养老金、有无配偶、子女外出情况、灌溉条件、交通条件、种粮机械化程度、粮食销售价格、种粮方面的产业化组织和地区差异等10个因素对农村老年人种粮参与具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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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口老龄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分析 [J].
农村人口老龄化导致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和体力下降，本文从生产决策和大田作业两个方面考察不同年龄结构农户在粮食生产方面是否具有明显差异，试图通过实证方式回答这一问题，并给出合理解释。利用农村固定硼察点数据分析得到的结果表明：老年农户与年轻农户在粮食作物种植决策上没有明显差别，老年农户的小麦、玉米和犬豆（除水稻外）种植比重并不比年轻农户低；老年农户与年轻农户在粮食作物种植中的主要要素投入水平也没有明显不同，老年农户在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等粮食作物种植中的化肥、农药、机械、劳动用工等主要要素投入量均不低于年轻农户；老年农户的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等柱食作物单产与年轻农户相比也没有明显差异。由于生产决策趋同和农业机械“外包”服务的普及，农村人口老龄化．并没有对中国粮食生产产生负面影响。
The influence of aging of rural population on grain production [J].
农村人口老龄化导致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和体力下降，本文从生产决策和大田作业两个方面考察不同年龄结构农户在粮食生产方面是否具有明显差异，试图通过实证方式回答这一问题，并给出合理解释。利用农村固定硼察点数据分析得到的结果表明：老年农户与年轻农户在粮食作物种植决策上没有明显差别，老年农户的小麦、玉米和犬豆（除水稻外）种植比重并不比年轻农户低；老年农户与年轻农户在粮食作物种植中的主要要素投入水平也没有明显不同，老年农户在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等粮食作物种植中的化肥、农药、机械、劳动用工等主要要素投入量均不低于年轻农户；老年农户的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等柱食作物单产与年轻农户相比也没有明显差异。由于生产决策趋同和农业机械“外包”服务的普及，农村人口老龄化．并没有对中国粮食生产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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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对种植业生产的影响: 基于小麦和棉花作物分析 [J].
农村人口老龄化导致农业劳动力体力和人力资本下降，考虑到不同作物对劳动者体力与人力资本约束条件不同，老龄化对不同作物的影响程度可能有所不同。本文从农户采取集体决策和机械替代劳动的视角，通过两步实证结果表明，对于集体决策和机械化程度高的小麦作物，老龄化对小麦的种植决策以及种植决策实施的结果（单产）均没有影响，而对于集体决策程度高但机械化程度低的棉花作物，老龄化对作物种植面积决策具有负向作用，但对其他要素投入决策甚至种植决策实施结果均没有显著影响。可以进一步推论，随着作物集体决策与机械化程度由高到低的变化，老龄化对作物的影响呈由完全没有影响到部分有影响再到有显著影响的阶梯变化。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planting produc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wo crops of wheat and cotton [J].
农村人口老龄化导致农业劳动力体力和人力资本下降，考虑到不同作物对劳动者体力与人力资本约束条件不同，老龄化对不同作物的影响程度可能有所不同。本文从农户采取集体决策和机械替代劳动的视角，通过两步实证结果表明，对于集体决策和机械化程度高的小麦作物，老龄化对小麦的种植决策以及种植决策实施的结果（单产）均没有影响，而对于集体决策程度高但机械化程度低的棉花作物，老龄化对作物种植面积决策具有负向作用，但对其他要素投入决策甚至种植决策实施结果均没有显著影响。可以进一步推论，随着作物集体决策与机械化程度由高到低的变化，老龄化对作物的影响呈由完全没有影响到部分有影响再到有显著影响的阶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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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J].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aging influence on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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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人口结构与居民消费研究 [J].
本文运用生命周期模型、家庭储蓄需求模型和家庭生育决策理论等分析了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渠道,并利用2001～2009年中国农村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表明,农村少儿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率显著负相关,农村老年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率显著正相关,而农村人口性别比系数的稳健性较差。
Research on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rural China [J].
本文运用生命周期模型、家庭储蓄需求模型和家庭生育决策理论等分析了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渠道,并利用2001～2009年中国农村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表明,农村少儿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率显著负相关,农村老年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率显著正相关,而农村人口性别比系数的稳健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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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结构变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J].The effec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opulation structure on the consumption of the rural residents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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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流动对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的影响以及地区差异 [J].The influence of labor flow on the agricultural labor time of rural old people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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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人口迁出对生态脆弱地区植被覆被的影响: 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10007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改善和治理一直是各级政府部门和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过去10余年，中国城镇化进程发展迅速，生态脆弱地区乡村劳动力大量迁出。那么劳动力人口迁出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脆弱地区植被覆被状况的变化呢？本研究利用2000-2010年的NDVI数据、气象观测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采用趋势线分析、显著性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内蒙古地区植被覆被状况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并在县级尺度上定量评估了乡村劳动力人口迁移对区域植被覆被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①2000-2010年，内蒙古自治区植被覆被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超过28％的地区植被覆被状况显著改善，只有约2％的地区存在较强的退化趋势；②植被覆被显著退化的地区呈条带状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农牧交错带北部边缘；植被覆被显著改善的地区主要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南部与西部地区；③2000-2010年，农业劳动力对植被覆被状况的影响已经超过了气候等自然因素的作用，农业劳动力迁出对植被覆被状况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Impacts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vegetation cover in ecologically fragile areas:taking Inner Mongolia as a case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10007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改善和治理一直是各级政府部门和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过去10余年，中国城镇化进程发展迅速，生态脆弱地区乡村劳动力大量迁出。那么劳动力人口迁出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脆弱地区植被覆被状况的变化呢？本研究利用2000-2010年的NDVI数据、气象观测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采用趋势线分析、显著性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内蒙古地区植被覆被状况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并在县级尺度上定量评估了乡村劳动力人口迁移对区域植被覆被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①2000-2010年，内蒙古自治区植被覆被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超过28％的地区植被覆被状况显著改善，只有约2％的地区存在较强的退化趋势；②植被覆被显著退化的地区呈条带状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农牧交错带北部边缘；植被覆被显著改善的地区主要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南部与西部地区；③2000-2010年，农业劳动力对植被覆被状况的影响已经超过了气候等自然因素的作用，农业劳动力迁出对植被覆被状况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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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 1989-2004 [J].The Impacts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China: 1989-2004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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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变化的解释 [J].Explanation of landuse changes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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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利用变化假说与相关的环境效应命题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1-8166.2008.11.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将用途转移和集约度升降这两种类型的土地利用变化整合在一个过程 中,解释变化机制的理论,有古典经济学的地租理论,还有若干理论性假说.这些假说又常常与一些土地利用的环境效应命题联系在一起,扩充为解释人地关系的假 说.综述了解释农地利用变化的四大假说(包括基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土地面积持续扩张假说、博斯鲁普的需求诱发型集约化假说、吉尔茨的集约度弹性假说、土地 利用粗放化假说)和农地利用环境效应的三大命题(包括农地面积扩张造成土地退化、优质土地的集约化间接促使生态脆弱地区环境改善、农地利用粗放化和弃耕促 使环境和生态恢复),以及围绕这些假说和命题的争论和实证研究,旨在为土地利用变化的情景构建、模型模拟及愿景设计提供学术依据.
Theoretical hypotheses about agricultural land use changes and the relevant propositions about environmental impacts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1-8166.2008.11.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将用途转移和集约度升降这两种类型的土地利用变化整合在一个过程 中,解释变化机制的理论,有古典经济学的地租理论,还有若干理论性假说.这些假说又常常与一些土地利用的环境效应命题联系在一起,扩充为解释人地关系的假 说.综述了解释农地利用变化的四大假说(包括基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土地面积持续扩张假说、博斯鲁普的需求诱发型集约化假说、吉尔茨的集约度弹性假说、土地 利用粗放化假说)和农地利用环境效应的三大命题(包括农地面积扩张造成土地退化、优质土地的集约化间接促使生态脆弱地区环境改善、农地利用粗放化和弃耕促 使环境和生态恢复),以及围绕这些假说和命题的争论和实证研究,旨在为土地利用变化的情景构建、模型模拟及愿景设计提供学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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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转型、农地边际化与生态恢复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1.10.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国家土地利用形态的转型,即代表自然生态空间的森林面积降至低谷后反转向上,代表人类干扰较强的耕地面积从扩张到收缩.这是生 态状况从整体恶化向整体改善转变的最直接原因.森林转型对应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演进过程,存在着必然性.其直接原因,是农林交错带的农业在与森林 竞争土地资源的过程中失去优势.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劳动力价格上升,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林木产品需求增加,是森林竞争力提高和农业竞争力下降的经济驱动 力;而转型前农业扩张引起的生态退化,则是其政策驱动力.在中国森林转型初期,政策起到了关键的促进作用.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人口年龄结构向老年型转 变,中国迎来了劳动力工资持续上涨的阶段.以坡耕地为代表的劳动力密集型农地利用方式,由于难以实现机械化,劳动生产率与平原区农业的差距将越来越大,被 “边际化”的可能性越来越高.这给森林面积或自然生态空间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机会.
Forest transition, agricultural land marginaliz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1.10.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国家土地利用形态的转型,即代表自然生态空间的森林面积降至低谷后反转向上,代表人类干扰较强的耕地面积从扩张到收缩.这是生 态状况从整体恶化向整体改善转变的最直接原因.森林转型对应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演进过程,存在着必然性.其直接原因,是农林交错带的农业在与森林 竞争土地资源的过程中失去优势.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劳动力价格上升,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林木产品需求增加,是森林竞争力提高和农业竞争力下降的经济驱动 力;而转型前农业扩张引起的生态退化,则是其政策驱动力.在中国森林转型初期,政策起到了关键的促进作用.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人口年龄结构向老年型转 变,中国迎来了劳动力工资持续上涨的阶段.以坡耕地为代表的劳动力密集型农地利用方式,由于难以实现机械化,劳动生产率与平原区农业的差距将越来越大,被 “边际化”的可能性越来越高.这给森林面积或自然生态空间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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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人口迁移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研究 [J].Research on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rural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China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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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影响与应对 [J].Population aging in rural China: trends, impacts and suggestions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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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农地边际化现象的诊断: 以三大粮食作物生产的平均状况为例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6.05.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界定农地边际化的本质及其诊断标准的基础上,利用1980～2002年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数据,以稻谷、小麦与玉米生产的平均状况为例,对中国农地边际化现象进行了宏观层次的诊断研究.结果表明:近20多年来,在我国农地利用过程中出现过"一次边际化迹象与两次明显的边际化现象".农地边际化迹象出现在1987年前后,但持续时间短、程度轻,农地"边际化"特征不明显;第一次明显的农地边际化现象出现在1991年前后,第二次发生在1996年以后,后一次边际化现象范围更广、程度更重.我国农地利用过程中集约度的显著下降、播种面积的明显缩小以及严重的农地弃耕撂荒现象均与农地边际化的作用密切相关.用农地边际化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近20多年来中国农地利用过程中发生的主要变化.
Diagnosis on the marginalisation of arable land use in China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6.05.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界定农地边际化的本质及其诊断标准的基础上,利用1980～2002年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数据,以稻谷、小麦与玉米生产的平均状况为例,对中国农地边际化现象进行了宏观层次的诊断研究.结果表明:近20多年来,在我国农地利用过程中出现过"一次边际化迹象与两次明显的边际化现象".农地边际化迹象出现在1987年前后,但持续时间短、程度轻,农地"边际化"特征不明显;第一次明显的农地边际化现象出现在1991年前后,第二次发生在1996年以后,后一次边际化现象范围更广、程度更重.我国农地利用过程中集约度的显著下降、播种面积的明显缩小以及严重的农地弃耕撂荒现象均与农地边际化的作用密切相关.用农地边际化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近20多年来中国农地利用过程中发生的主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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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转型发展与新农村建设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06.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深刻地改变着广大农村地区,促使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农业生产方式等发生巨大变化,乡村发展步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1978-2005年,沿海地区第一产业比重由23.3%降为7.9%,第三产业比重由19.8%升为40.5%,农业劳动力比重则由90.8%降为47.9%.模拟分析表明,沿海地区农业产值与农业就业份额仍将持续下降,2010年、2020年农业产值比重将降为8.0%和6.0%,农业劳动力比重将降为44.5%和32.2%.1990-2005年,沿海地区劳耕弹性系数为1.84,反映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远快于耕地面积的减少,农业劳动力效益在稳步提高.同期,乡村人口由3.06亿人降为2.19亿人,而农村人均居住用地规模却在增大,未能实现农村人口转移与农村居民点的减少相挂钩.沿海地区新农村建设须遵循乡村转型发展规律,重在科学规划、分区推进,通过优化城乡用地、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特色经济,提升农村生产力,促进沿海城乡互动与协调发展.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n Eastern Coastal Area of China [J].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06.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深刻地改变着广大农村地区,促使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农业生产方式等发生巨大变化,乡村发展步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1978-2005年,沿海地区第一产业比重由23.3%降为7.9%,第三产业比重由19.8%升为40.5%,农业劳动力比重则由90.8%降为47.9%.模拟分析表明,沿海地区农业产值与农业就业份额仍将持续下降,2010年、2020年农业产值比重将降为8.0%和6.0%,农业劳动力比重将降为44.5%和32.2%.1990-2005年,沿海地区劳耕弹性系数为1.84,反映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远快于耕地面积的减少,农业劳动力效益在稳步提高.同期,乡村人口由3.06亿人降为2.19亿人,而农村人均居住用地规模却在增大,未能实现农村人口转移与农村居民点的减少相挂钩.沿海地区新农村建设须遵循乡村转型发展规律,重在科学规划、分区推进,通过优化城乡用地、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特色经济,提升农村生产力,促进沿海城乡互动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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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特征及其精准扶贫策略 [J].
长期以来，中国坚持政府主导推动减贫事业，在实践中不断推进扶贫开发的理论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目前中国仍有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文章深入剖析了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化基本特征，揭示了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规律，探明了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素，提出了科学推进精准扶贫的战略与对策。研究结果表明：贫困人口规模大、分布广、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逐渐加大，是当前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基本特征，因病、因残、因学、因灾致贫或返贫现象突出；农村贫困人口逐渐向我国中西部深石山区、高寒区、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集聚，具有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贫困区（片）等多级并存的组织结构和空间分布格局；“胡焕庸线”西北部、东南部贫困人口的比重分别占16．4％、83．6％；自然环境恶劣、区位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区域发展不均衡及前期扶贫开发政策精准性不够等，是中国农村持续贫困的主要症结。如期实现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亟需扶贫工作体制机制的创新，科学推进精准扶贫战略。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poverty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in China [J].
长期以来，中国坚持政府主导推动减贫事业，在实践中不断推进扶贫开发的理论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目前中国仍有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文章深入剖析了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化基本特征，揭示了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规律，探明了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素，提出了科学推进精准扶贫的战略与对策。研究结果表明：贫困人口规模大、分布广、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逐渐加大，是当前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基本特征，因病、因残、因学、因灾致贫或返贫现象突出；农村贫困人口逐渐向我国中西部深石山区、高寒区、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集聚，具有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贫困区（片）等多级并存的组织结构和空间分布格局；“胡焕庸线”西北部、东南部贫困人口的比重分别占16．4％、83．6％；自然环境恶劣、区位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区域发展不均衡及前期扶贫开发政策精准性不够等，是中国农村持续贫困的主要症结。如期实现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亟需扶贫工作体制机制的创新，科学推进精准扶贫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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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 [J].
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J].
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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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心化村庄演化特征及其动力机制 [J].Analysis of evolu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driving mechanism of hollowing villages in China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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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乡村重构 [J].Rural restructuring: Theory, approach and research prospect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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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对扶贫开发的影响与应对研究 [J].
新型城镇化、贫困地区的减贫与发展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如何有效对接新型城镇化和扶贫开发两大国家重大战略体系是地理学和区域可持续发展领域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文章基于要素流动的视角,分析阐述了城镇化对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结合传统城镇化发展道路对贫困地区自我发展水平和持续发展能力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尝试探讨新型城镇化助推扶贫开发的影响路径。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扶贫开发的政策建议和制度优化路径,以期为推动贫困地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扶贫开发"双轮驱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Effects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J].
新型城镇化、贫困地区的减贫与发展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如何有效对接新型城镇化和扶贫开发两大国家重大战略体系是地理学和区域可持续发展领域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文章基于要素流动的视角,分析阐述了城镇化对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结合传统城镇化发展道路对贫困地区自我发展水平和持续发展能力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尝试探讨新型城镇化助推扶贫开发的影响路径。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扶贫开发的政策建议和制度优化路径,以期为推动贫困地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扶贫开发"双轮驱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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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比较分析 [J].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China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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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水稻生产的影响 [J].
文章基于2009年在江西省调研获得的数据,构建了水稻生产函数,从集体农田基础设施投资和家庭生命周期的视角考察了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与农户水稻生产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务工者的汇款能帮助农户在水稻生产中投入更多的化肥和农药以提高产量,但务工带来的非农收入的提高又会使他们忽视对水稻生产的管理,导致产量下降;集体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投资是稳定水稻产量的重要保证,在基础设施较差的地区,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将导致农户水稻生产中出现劳动力短缺,对生产力造成严重影响;外出务工带来的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目前并未使水稻生产力出现明显下降,反而是年轻农户会因外出务工而粗放地经营水稻生产。
The impact of labor migration on farm households' rice production [J].
文章基于2009年在江西省调研获得的数据,构建了水稻生产函数,从集体农田基础设施投资和家庭生命周期的视角考察了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与农户水稻生产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务工者的汇款能帮助农户在水稻生产中投入更多的化肥和农药以提高产量,但务工带来的非农收入的提高又会使他们忽视对水稻生产的管理,导致产量下降;集体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投资是稳定水稻产量的重要保证,在基础设施较差的地区,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将导致农户水稻生产中出现劳动力短缺,对生产力造成严重影响;外出务工带来的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目前并未使水稻生产力出现明显下降,反而是年轻农户会因外出务工而粗放地经营水稻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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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山区农村衰落的特征及诊断: 以重庆市酉阳县为例 [J].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17.06.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自然资源禀赋差，土地人口承载力低，交通不便，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差，是贫困山区的基本特征，贫困山区也因此成为人口和产业离心区、生态脆弱区。本文以重庆市酉阳县为例，选取典型村，采用参与式评估、遥感影像和GIS相结合的方法，从微观尺度分析贫困山区农村土地利用演变特征，揭示农村衰落的原因和规律。结果表明：①研究区农村衰落程度严重，植被覆盖率升高，耕地向林草地转变；同时，耕地面积萎缩、聚拢，细碎化程度降低；伴随人口过疏化和老龄化，农村建设用地使用率低，经历由单一到多样，再单一的衰减过程，教育等公共基础服务设施缺位严重；②研究区农村衰落的原因包括农业生计资源匮乏、难以实现农业机械化、聚居分散和城乡比较效益大、农民生活追求的提高以及农业政策实施难度大；③建立以人口流失率、常住人口老龄化率、宅基地萎缩率和耕地变化率4个衰落指标为主的农村衰落诊断方法，诊断表明，研究区农村衰落主要发生在边远山区，距离城镇近、区位优越的农村未表现出衰落。当前农村土地整治和扶贫工作应尊重客观规律，科学制定乡村规划，依靠山区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引导人口外迁为主，撂荒耕地择优流转，而复垦未来必然衰落的农村居民I最，肯定造成过程性浪费。
Characterization and diagnosis of rural decline in poor mountainous areas [J].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17.06.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自然资源禀赋差，土地人口承载力低，交通不便，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差，是贫困山区的基本特征，贫困山区也因此成为人口和产业离心区、生态脆弱区。本文以重庆市酉阳县为例，选取典型村，采用参与式评估、遥感影像和GIS相结合的方法，从微观尺度分析贫困山区农村土地利用演变特征，揭示农村衰落的原因和规律。结果表明：①研究区农村衰落程度严重，植被覆盖率升高，耕地向林草地转变；同时，耕地面积萎缩、聚拢，细碎化程度降低；伴随人口过疏化和老龄化，农村建设用地使用率低，经历由单一到多样，再单一的衰减过程，教育等公共基础服务设施缺位严重；②研究区农村衰落的原因包括农业生计资源匮乏、难以实现农业机械化、聚居分散和城乡比较效益大、农民生活追求的提高以及农业政策实施难度大；③建立以人口流失率、常住人口老龄化率、宅基地萎缩率和耕地变化率4个衰落指标为主的农村衰落诊断方法，诊断表明，研究区农村衰落主要发生在边远山区，距离城镇近、区位优越的农村未表现出衰落。当前农村土地整治和扶贫工作应尊重客观规律，科学制定乡村规划，依靠山区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引导人口外迁为主，撂荒耕地择优流转，而复垦未来必然衰落的农村居民I最，肯定造成过程性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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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人口老龄化与公共政策调整 [J].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挂,乡村人口老龄化超前于城镇.乡村人口老龄化正在成为我国乡村社会的常态,应对乡村人口老龄化挑战是当下和今后乡村工作之重点.本文认为,乡村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期过程,乡村老年人口具有规模大、增长快、以留守老人为主等特点,呈现出较高比例的社会劳动参与率、较低比例的社会保障水平与较高比重的高隔代照料负担等特点,生存危机凸显、生存风险加大.为此,应从公共政策和制度上进行调整与完善,以实现农业发展、社会进步与老年人口养老保障的协调发展.
Rural population aging and adjustment of public policies [J].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挂,乡村人口老龄化超前于城镇.乡村人口老龄化正在成为我国乡村社会的常态,应对乡村人口老龄化挑战是当下和今后乡村工作之重点.本文认为,乡村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期过程,乡村老年人口具有规模大、增长快、以留守老人为主等特点,呈现出较高比例的社会劳动参与率、较低比例的社会保障水平与较高比重的高隔代照料负担等特点,生存危机凸显、生存风险加大.为此,应从公共政策和制度上进行调整与完善,以实现农业发展、社会进步与老年人口养老保障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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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村庄宅基地空心化评价及其影响因素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3010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依托全国范围内村庄宅基地空心化的典型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区域、区位和地形条件下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显示:①调查村庄宅基地的平均空心化率为10.15%,其中东、中、西部区域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率分别为14.82%、9.11%和7.15%,呈现出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格局;②空间上,高空心化率省份主要集中分布在华北和东北地区;③城镇远郊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率(11.33%)高于城镇近郊村庄(7.81%),山地区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率(12.24%)高于平原区(9.91%)和丘岗区(5.86%);④村庄宅基地空心化率对于农村非农就业比重和耕地相对稀缺程度较为敏感。在当前背景下,如果能充分利用已有闲置和废弃宅基地,可满足我国未来10～20年新增农村人口的用地需求。
Typical survey and analysi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illage-hollowing of rural housing land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1821/yj2013010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依托全国范围内村庄宅基地空心化的典型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区域、区位和地形条件下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显示:①调查村庄宅基地的平均空心化率为10.15%,其中东、中、西部区域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率分别为14.82%、9.11%和7.15%,呈现出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格局;②空间上,高空心化率省份主要集中分布在华北和东北地区;③城镇远郊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率(11.33%)高于城镇近郊村庄(7.81%),山地区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率(12.24%)高于平原区(9.91%)和丘岗区(5.86%);④村庄宅基地空心化率对于农村非农就业比重和耕地相对稀缺程度较为敏感。在当前背景下,如果能充分利用已有闲置和废弃宅基地,可满足我国未来10～20年新增农村人口的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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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劳动力流动及其农地利用影响研究述评 [J].https://doi.org/10.11849/zrzyxb.2010.04.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呈上升趋势,促使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劳动力城乡流动会影响农户的土地利用决策行为,继而影响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为理解这一过程对于农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文章首先综述了城乡劳动力流动理论研究的历史脉络,并总结了国内外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研究进展。提出了尚需研究的若干学术问题,即在方法上需要建立劳动力流动-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重视农户尺度研究,注重区域差异。
A review on research advances in farm labor migration and its impacts on farm land use [J].https://doi.org/10.11849/zrzyxb.2010.04.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呈上升趋势,促使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劳动力城乡流动会影响农户的土地利用决策行为,继而影响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为理解这一过程对于农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文章首先综述了城乡劳动力流动理论研究的历史脉络,并总结了国内外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研究进展。提出了尚需研究的若干学术问题,即在方法上需要建立劳动力流动-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重视农户尺度研究,注重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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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口老龄化的中国农村养老资源供给评价 [J].China rural endowment resources supply appraise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aging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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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区域经济增长 [J].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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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群人口老龄化时空格局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06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老龄化和城市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两大人口问题。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空间组织形态,是老龄化的特殊区域。本文基于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综合应用地理探测器和变异系数等方法,清晰地刻画了中国20个城市群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特征,审视了人口老龄化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年中国城市群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为7.32%,其中12个城市群的人口属于成年型,到2010年时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已上升为9.00%,除珠三角与宁夏沿黄城市群外,其余18个城市群均步入了老年型人口,表现出明显的水平升级与类型替变态势。(2)老龄化高值、较高值区域不断向内陆城市群跃迁。(3)城市群老龄化的增量和增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老龄化水平的低值区和高值区增量少、增速慢,而较低值、中值和较高值区增量多、增速快。总体上表现出区域性城市群——国家级城市群——地区性城市群老龄化速度递减的态势。(4)在城市群内部,老龄化分布格局表现出隆升—塌缩并存的现象。国家级城市群内部老龄化分布格局从隆升结构向塌缩结构转变,城市群中心区人口老龄化水平降低;而地区性城市群和区域性城市群内部老龄化分布格局则从均质结构向隆升结构转变,中心区人口老龄化水平上升。(5)城市群人口老龄化是内外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基期老龄化程度、人口年龄结构替变和人口流动性是主导性因素。其中人口年龄结构的普遍性抬升是城市群老龄化升级与类型替变的关键,低龄人口迁入到城市群对人口老龄化则起到"稀释作用",城市群发育阶段不同引致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对老龄化则起到诱导作用。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aging on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06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老龄化和城市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两大人口问题。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空间组织形态,是老龄化的特殊区域。本文基于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综合应用地理探测器和变异系数等方法,清晰地刻画了中国20个城市群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特征,审视了人口老龄化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年中国城市群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为7.32%,其中12个城市群的人口属于成年型,到2010年时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已上升为9.00%,除珠三角与宁夏沿黄城市群外,其余18个城市群均步入了老年型人口,表现出明显的水平升级与类型替变态势。(2)老龄化高值、较高值区域不断向内陆城市群跃迁。(3)城市群老龄化的增量和增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老龄化水平的低值区和高值区增量少、增速慢,而较低值、中值和较高值区增量多、增速快。总体上表现出区域性城市群——国家级城市群——地区性城市群老龄化速度递减的态势。(4)在城市群内部,老龄化分布格局表现出隆升—塌缩并存的现象。国家级城市群内部老龄化分布格局从隆升结构向塌缩结构转变,城市群中心区人口老龄化水平降低;而地区性城市群和区域性城市群内部老龄化分布格局则从均质结构向隆升结构转变,中心区人口老龄化水平上升。(5)城市群人口老龄化是内外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基期老龄化程度、人口年龄结构替变和人口流动性是主导性因素。其中人口年龄结构的普遍性抬升是城市群老龄化升级与类型替变的关键,低龄人口迁入到城市群对人口老龄化则起到"稀释作用",城市群发育阶段不同引致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对老龄化则起到诱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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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aging on the consumption disparity of Chinese rural and urban resident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provincial dynamic panel data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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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约束下的农地利用变化研究: 以浙江、吉林为例 [D].Changes of agricultural land use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labor force: A case study of Zhejiang and Jilin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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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人口老龄化对现代农业的影响及对策 [J].
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我国农业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表现出速度快、未富先老、地区差异明显等特点。农业人口老龄化对现代农业的影响巨大,不仅造成农业劳动力不足,还限制了农业资本的投入,同时加剧了农业土地资源的浪费,严重阻碍现代农业的发展。面对农业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应尽力保障传统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要素的作用力,鼓励农民回乡务农,加强对农业适龄劳动人员的能力培养,充分开发老年农业劳动力资源,加大农业资本投入;另一方面还应积极发挥新生产要素——技术、信息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推广农业科技与先进耕种工具,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平台。
Impac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aging on modern agriculture and countermeasures [J].
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我国农业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表现出速度快、未富先老、地区差异明显等特点。农业人口老龄化对现代农业的影响巨大,不仅造成农业劳动力不足,还限制了农业资本的投入,同时加剧了农业土地资源的浪费,严重阻碍现代农业的发展。面对农业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应尽力保障传统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要素的作用力,鼓励农民回乡务农,加强对农业适龄劳动人员的能力培养,充分开发老年农业劳动力资源,加大农业资本投入;另一方面还应积极发挥新生产要素——技术、信息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推广农业科技与先进耕种工具,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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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关键在于发挥村民主体作用 [N].The key to rural governance lies in the role of villagers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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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江苏省的社会调查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1668.2014.02.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对江苏农村老年人的调查及访谈数据,分析农村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主要表现及其特征,研究影响农村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就开展为老服务和制订相关政策提出了建议.
The research of factors about the choice for elderly home care service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of rural residents: Based on the social investig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1668.2014.02.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对江苏农村老年人的调查及访谈数据,分析农村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主要表现及其特征,研究影响农村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就开展为老服务和制订相关政策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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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对城乡生态环境和谐的影响研究: 以安徽省为例 [J].
本文通过对1997—2013 年安徽省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碳排放量、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以及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数据的收集与整理,深入探讨了人口流动与城乡环境差异之间的关系。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人口流动对城乡环境差异的解释度为78.3%;并且城镇化率与城乡环境差异为负相关关系;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与城乡环境差异为正相 关关系;城乡人力资本差异与城乡环境差异无关。因此,必须从合理引导人口流动着手,通过提高城镇化率、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等途径,实现城乡环境的和谐发 展。
Migration and its impacts on the harmony in rural-urban environment: Based on Anhui Province [J].
本文通过对1997—2013 年安徽省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碳排放量、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以及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数据的收集与整理,深入探讨了人口流动与城乡环境差异之间的关系。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人口流动对城乡环境差异的解释度为78.3%;并且城镇化率与城乡环境差异为负相关关系;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与城乡环境差异为正相 关关系;城乡人力资本差异与城乡环境差异无关。因此,必须从合理引导人口流动着手,通过提高城镇化率、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等途径,实现城乡环境的和谐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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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武隆县农地流转下农业劳动力对耕地撂荒的不同尺度影响 [J].Effect of agricultural laborer on cropland abandonment under land circulation at different levels in Wulong County, Chongqing City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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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认知视角下广东省农村土地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研究 [J].
以广东省为例,基于446份农户调查数据,从农户自身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生活感知、农村社会保障认知、农地政策制度认知、农户金融服务认知6个方面探寻农地流转意愿主要的影响因素,分析其农地流转行为特征与原因,并剖析了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的差异性及其原因。研究结果表明:①农户的农村社会保障认知显著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且和完善农村社保制度相比,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更能提高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土地调整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并不能提高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而土地抛荒现象受惩罚可能性越大时,农户土地流转意愿越大;在当前农村信贷金融市场不健全的背景下,农户金融服务认知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不显著;②家庭耕地面积越大、家庭年收入越高、收入来源以非农业为主及家庭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家庭特征能显著提高农户流转意愿,但农户个体特征及对生活的感知对其影响不显著;③样本农户中有土地流转意愿的农户达41.3%,农户土地流转率为33.2%。土地流转形式以出租为主,流转过程中有中介参与,村行政管理部门监督管理土地流转机制不够完善;④广东省农户土地流转的行为特征存在地区差异。与粤东、粤西和粤北相比,珠三角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更规范,流转对象更广泛,村行政管理部门监督管理土地流转机制更完善,土地流转行为更有法律意识;⑤农户土地流转参与意愿越强烈,流转行为越容易发生,但调查农户中仍有30%的农户有流转意愿却未发生流转行为,导致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土地流转的外部环境。
Farmland transfer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in the perspective of farm household cogni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J].
以广东省为例,基于446份农户调查数据,从农户自身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生活感知、农村社会保障认知、农地政策制度认知、农户金融服务认知6个方面探寻农地流转意愿主要的影响因素,分析其农地流转行为特征与原因,并剖析了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的差异性及其原因。研究结果表明:①农户的农村社会保障认知显著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且和完善农村社保制度相比,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更能提高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土地调整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并不能提高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而土地抛荒现象受惩罚可能性越大时,农户土地流转意愿越大;在当前农村信贷金融市场不健全的背景下,农户金融服务认知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不显著;②家庭耕地面积越大、家庭年收入越高、收入来源以非农业为主及家庭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家庭特征能显著提高农户流转意愿,但农户个体特征及对生活的感知对其影响不显著;③样本农户中有土地流转意愿的农户达41.3%,农户土地流转率为33.2%。土地流转形式以出租为主,流转过程中有中介参与,村行政管理部门监督管理土地流转机制不够完善;④广东省农户土地流转的行为特征存在地区差异。与粤东、粤西和粤北相比,珠三角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更规范,流转对象更广泛,村行政管理部门监督管理土地流转机制更完善,土地流转行为更有法律意识;⑤农户土地流转参与意愿越强烈,流转行为越容易发生,但调查农户中仍有30%的农户有流转意愿却未发生流转行为,导致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土地流转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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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口老龄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504.2015.03.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全省及市域层面,通过老龄化系数与人均GDP间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以及数学四象限图,分析2000-2012年江苏省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及差异性。结果表明:全省老龄化系数与人均GDP相关性明显(相关性系数为0.923),但各市差异较大,可分为高度相关型、较高相关型、中度相关型和不相关型4种类型;各市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也可划分为"高—高型"、"高—中型"、"中—高型"和"低—低型"4种类型。其中:高度相关型对应于"高-高型"和"高-中型",表明这些地区经济是影响老龄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较高相关型对应于"中-高型"和"低-低型",表明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有一定关系,但生育观念、人口迁移等因素也有重要影响;较低相关型和不相关型对应于"低-低型",表明在经济水平较低阶段与老龄化相关性较小,生育观念、人口迁移等是影响老龄化的主要因素。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ging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iangsu Province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504.2015.03.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从全省及市域层面,通过老龄化系数与人均GDP间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以及数学四象限图,分析2000-2012年江苏省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及差异性。结果表明:全省老龄化系数与人均GDP相关性明显(相关性系数为0.923),但各市差异较大,可分为高度相关型、较高相关型、中度相关型和不相关型4种类型;各市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也可划分为"高—高型"、"高—中型"、"中—高型"和"低—低型"4种类型。其中:高度相关型对应于"高-高型"和"高-中型",表明这些地区经济是影响老龄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较高相关型对应于"中-高型"和"低-低型",表明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有一定关系,但生育观念、人口迁移等因素也有重要影响;较低相关型和不相关型对应于"低-低型",表明在经济水平较低阶段与老龄化相关性较小,生育观念、人口迁移等是影响老龄化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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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地区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供给影响因素研究 [J].The analysis of elderiy agricultural labor suppiy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developed rural area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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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及卫生保健需求调查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315X.2008.03.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目的了解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卫生保健需求。方法采用自设问卷对528名60岁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进行调查。结果59.28%的老年人患有一种或几种慢性疾病,56.82%的老年人常有孤独感、衰老感、抑郁感、无能为力感等负性情绪;65.63%的老年人支付医疗费用困难。卫生保健需求依次是定期体格检查、急救处理、上门服务、健康教育、定期家访。结论农村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身心健康问题,对卫生保健有较大需求,应根据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和需求提供多种形式、多层次的卫生保健服务。
Investigation on the health status and health care among the elderiy people in countryside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315X.2008.03.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目的了解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卫生保健需求。方法采用自设问卷对528名60岁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进行调查。结果59.28%的老年人患有一种或几种慢性疾病,56.82%的老年人常有孤独感、衰老感、抑郁感、无能为力感等负性情绪;65.63%的老年人支付医疗费用困难。卫生保健需求依次是定期体格检查、急救处理、上门服务、健康教育、定期家访。结论农村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身心健康问题,对卫生保健有较大需求,应根据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和需求提供多种形式、多层次的卫生保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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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rural change: Demography as a key to the future [J].https://doi.org/10.1016/j.futures.2006.08.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last decades have seen a rapidly growing interest in foresight methodology. Methods have been developed in corporate and governmental communication exercises often labelled technology foresight. In reality, these foresights have often drifted into processes of social change, since technological change is hard to foresee beyond what is already in the pipe-line. Forecasting of social change, however, must be based on solid knowledge about the mechanisms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Virtually nothing can be said about the future without relating to the past; foresights and futures studies are about revealing the hidden pulse of history. Hence, the answer to forecasting the future is empirical research within the social sciences. Demographic change has been recognised as a key determinant for explaining social change. Population changes are fairly predictable and the age transition can explain a wide range of socio-economic changes. For rural futures, demographic change is a key issue, since age structure in rural areas is often uneven and also unstable due to migration patterns. A number of policy related questions as well as research challenges are raised as a con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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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graphic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An inverted-U shape relationship [J].https://doi.org/10.1016/j.econlet.2006.03.03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cross-country regression and non-parametric kernel estimation using the panel data from OECD countries over the 1960–2000 periods show the inverted-U shap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graphic changes and economic growth; growth rates initially increase and then decrease with population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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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ural ageing: Where have we got to and where are we going in Europe? [J].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12.01.009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xtent to which rural studies conducted in Europe (compared to other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North) have addressed the phenomenon of rural ageing. Through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published on rural ageing research in the last decade, it compares the research goals identified by the International Rural Ageing Project (IRAP) in 1998 with progress in this area. In addition to the key themes for rural ageing research identified by IRAP,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there are others topics that will emerge and impact on rural ageing in Europe in the coming decade. These have been highlighted consistently in futures studies as ‘global challenges’ and can be grouped as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echnological, relating to climate change, or related to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In addition to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e authors undertook a consultation exercise with more than 50 eminent academics and directors of key organisations who were interested in rural issues, ‘global challenges’ or rural ageing. Their feedback is included within a framework for future rural research.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emerging areas for rural ageing in the European context and the challenges that the EU02may potentially face over the coming dec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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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The case of smallholder agriculture in highland ecuador [J].https://doi.org/10.1023/A:102119802376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 large and growing number of agricultural households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also engaged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ousands of farmers from the highland provinces of Ca ar and Azuay, Ecuador, have immigrated to metropolitan New York, where they work in menial jobs and remit, as a group, millions of dollars annuall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land-use in two regions of Ca ar Province. An agricultural survey was administered in two communities to determine land-us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f migrant and nonmigrant households. Contrary to most reports on the subject, migration has neither led to agricultural abandonment nor have remittances been dedicated to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s. Semisubsistence agriculture remains an important riskaverse economic and cultural activity, but cultivation is a poor investment. A large investment in housing and land has converted much of the region into a peri-urban landscape of cultivated real 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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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theories of population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 [J].https://doi.org/10.1007/BF02208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t is clear from the discussion of the four principal frameworks used to study population and land use that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the relationship. Most of the debate has centered on the two rival policies of the neo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or natural scientists. Consensus has been difficult to reach mainly because the empirical evidence is weak and inconclusive, and the diverse experiences of different regions make it difficult to generalize for policy. Because the linkage is unclear, it seems premature to conclude that curbing population growth is the only or most important remedy for land degradation.It is relevant to note that this paper has focussed only on land degradation. It may be that population change plays a more conclusive role in affecting other aspects of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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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ruralis study: Technical document[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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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beliefs about the rural elderly: What do national data tell us? [J].URL PMID: 8322218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National data from various sources are presented to support or debunk 10 commonly held beliefs about the elderly living in rural America. Topics include: health, income, housing, social networks, population size and distribution, and access to care. Most comparisons are between nonmetropolitan and metropolita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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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ating economic achievement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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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participation, trust and self-rated health: A study among ageing people in urban, semi-urban and rural settings [J].https://doi.org/10.1016/j.healthplace.2007.06.006 URL PMID: 17686647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study examined associations between self-rated health and combinations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trust among ageing people in three living areas of Finland ( N =2815, 66% response rate).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trust combinations were: low social capital (low participation/low trust), traditionalism (low/high), “the miniaturisation of community” (high/low) and high social capital (high/high). The highest rate of good self-rated health was found among the high social capital group, but after adjusting for background variable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remained only in the urban area. High social capital measured at an individual level may thus promote health among agei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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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rural about rural aging? An appalachian perspective [J].https://doi.org/10.1016/0743-0167(88)90029-0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Despite the recent proliferation of literature on the aged in rural society, considerable ambiguity remains concerning the appropriate conceptualization of rurality as a potential influence upon the experience of growing old. This paper considers three alternative conceptualizations: aging in rural environments , in which rural is viewed as an ecological context; the environment of rural aging , in which rural is viewed as a socio-cultural context; and the rural environment of the aging , in which rural is viewed as a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of those who are growing old. The applicability of each conceptualization is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insights arising from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aging in a single rural Appalachian community and other research on the elderly of Appalachia. While each conceptualization has heuristic value, it is concluded that studies focusing on rural as a socio-cultural context or as a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are the most likely to result in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dvances in rural ger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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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257/aer.89.2.28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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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dynamics and life-cycle consumption [J].https://doi.org/10.1007/s00148020012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presents a model where aggregate consumption depends on both the level of wealth and the age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The explicit consideration of an endogenous rate of time preference permits to analyze the important role of population ageing as a determinant of aggregate s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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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rmer said no: A study of backgroun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ispositions to cooperate with or be resistant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s. Francis C. Madigan [J].https://doi.org/10.1525/aa.1963.65.3.02a0056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 volume in five chapters, regarding a 1958/1960 study of 23 variables believ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receptivity to community-development innovations. Highest school grade completed, and preference for democratic over autocratic task leadership, were found to be variables most associated with receptivity. Other variables found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receptivity were: income, occu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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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population and affluence on environment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007/BF028731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Growing evidence demonstrated that human has dramatically altered the global environment.Identifying the specific forces driving environmental impacts is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One key limitation to a precise understanding of anthropogenic impacts is the absence of a set of refined analytic tools.Firstly,the analytic utility of the well-known IPAT identity and its newly advance,including the developed ImPACT identity and STIRPAT model,is assessed.Then the stochastic model in details and illustrated its application are introduced.With STIRPAT,it is easy to determine the population and affluence elasticity of impact,using cross-sectional,time-series data,and the antilog of the residuals in STIRPAT can be interpreted as a specific multiplier of technology on environmental impacts or the eco-efficiency of technology.Secondly,taking China as a case,the anthropogenic driving force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s using the STIRPAT model and cross-sectional data in 1999 is unpacked.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was taken as the index of environmental impacts due to its strength in accounting for impacts wherever they occur geographically and providing a common unit of measurement for comparing diverse types of impacts.A series of index like urbanization rate,economic structure,economic system position and natural location are considered in the empirical model.Among these variables,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variables like economic system position and natural location are coded as dummy variables.The quadratic terms of affluence and urbanization rate are included to examine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Thirdly,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population has a proportional effect(approximately unit elasticity) on ecological footprint,and affluence monotonically increases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with a relative low degree than population. Natural location appears to affect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with southern China having considerably lower impact than northern China.At he same time,the technological eco-efficiency of sample provinces was discussed in details.The most important finding in the empirical study was that overall finding don't support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Finally we discussed the advantage of using the STIRPAT and analyses the reason why not support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 in empirical analysis.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future environmental impacts using estimation model,we put forward that the social adaptation should be taken as the direction of succeedin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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