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进展  2018 , 37 (5): 581-590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8.05.002

理论探讨

乡村重构的理论认知

龙花楼1, 屠爽爽12*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2. 广西师范学院北部湾环境演变与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宁 530001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rural restructuring

LONG Hualou1, TU Shuangshuang1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 Change and Resources Use in Beibu Gulf,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nning 530001, China

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屠爽爽(1982-),女,河南周口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研究,E-mail: tuss@gxtc.edu.cn

收稿日期: 2018-04-27

修回日期:  2018-05-3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5-28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73128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8M630197)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龙花楼(1971-),男,湖南醴陵人,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转型研究,E-mail: longhl@igsnrr.ac.cn

展开

摘要

面向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地域日益复杂的人地关系,乡村重构成为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乡村重构即行为主体通过优化配置和有效管理影响乡村发展的物质和非物质要素,重构乡村社会经济形态和优化地域空间格局的过程。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基于乡村地域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视角,从乡村重构的行为主体、价值取向和目标定位等方面进一步阐释了乡村重构的概念内涵,剖析了由诱发机制、支撑机制、约束/促进机制、引导机制、引擎机制构成的乡村重构作用机制框架。最后,基于政府行为对推动城乡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和乡村重构的引领作用,认为有必要重构乡村社会经济的政府干预框架,并对未来中国乡村重构需进一步重点关注的研究内容展开探讨。

关键词: 乡村重构 ; 乡村转型 ; 乡村地域系统 ; 行为主体 ; 作用机制 ; 乡村地理学

Abstract

With its focus on the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urbanization, rural restructuring stud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rontier research area of geography. Rural restructuring is a process of reshaping the socioeconomic forms and spatial patterns in rural areas in respond to the changes of factor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of the system, by optimally allocating and efficiently managing the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elements of rural development. It aims at ultimately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s and improving the functions within rural territorial systems as well as realizing the structural coordination and functional complement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territorial syste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lements-structure-function" of rural territorial system, this article first elaborated the concept of rural restructuring from the aspects of behavioral mainstream, value system, and targets. Then, a framework of rural restructuring mechanism was analyzed, which consisted of inducing mechanism, supporting mechanism, constraining/promoting mechanism, guiding mechanism, and driving mechanism. Furthermore, in view of the guiding role of governments in optimal allocation of critical resources and rural restructuring, this article argu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structure the contour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rural societies and economies. Finally, the research contents of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future were prospected.

Keywords: rural restructuring ; rural transformation ; rural territorial system ; behavioral mainstream ; impact mechanism ; rural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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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花楼, 屠爽爽. 乡村重构的理论认知[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5): 581-590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8.05.002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rural restructuring[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5): 581-590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8.05.002

1 引言

1978-2016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增至7.9亿,城镇化率从17.9%升至57.4%,设市城市数量(含地级市、县级市)从193个增至653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17;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2017)。大规模城镇化进程驱动城乡间和地域间人口、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龙花楼等, 2016),一方面带动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和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扩散,整体上加速了我国乡村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造成城乡间、地域间发展差距逐渐扩大,广大乡村地域正由相对均质走向异质发展态势,乡村发展普遍面临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农村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以及血亲关系淡化和文化记忆符号消失等问题(刘沛林, 2015; Liu et al, 2017; 刘彦随, 2018)。在东部沿海地区,非农产业相对发达,以工业为主导的乡村逐渐兴起,乡村经济形态、空间结构和社会文化景观正在经历剧烈变化;在中部农区,粮食生产贡献与农村发展水平存在“倒挂”现象(李裕瑞等, 2011),乡村发展面临如何协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实现区域发展的双重难题;在大都市郊区,传统农业生产功能日渐衰退,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关系逐渐发生转变,乡村发展面临如何整合有限资源实现快速重构的使命。

为适应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土地等乡村发展要素变化及其对可持续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挑战,自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先后实施了一系列干预乡村发展的战略性引导政策,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统筹城乡发展、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美丽乡村等。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实现乡村振兴的若干措施和手段。在“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干预下,由工商企业、乡贤精英、当地农户等市场主体参与的“自下而上”的乡村建设力量不断壮大,由此引致城乡生产要素流动日趋频繁,土地流转的速度逐渐加快,各种形式的乡村经济新业态正在形成,部分乡村地域正在经历不同程度的重构。

面向乡村地域日益复杂的人地关系以及重构乡村地域社会经济形态和空间格局的战略需求,当前乡村重构逐渐成为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然而乡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特大系统(张小林, 1998),乡村重构是一个涉及“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的综合性复杂命题,其中所包含的科学内涵和科学问题亟需学术界给予回答。目前对“乡村重构”的理解,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认识(冯健, 2012):一种将其视为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过程;另一种把它视作人为干预乡村地域系统的政策手段或战略手段(张泉等, 2006)。本文认为,对乡村重构的理论认知,首先应基于对乡村地域系统的全面理解,明确现阶段“要素—结构—功能”演化助推乡村重构的成因机制(龙花楼等, 2017);其次,还应包括对乡村重构的实施主体、重构目标、实现路径、作用机制等的系统分析。为此,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龙花楼等, 2017),从乡村重构的行为主体、价值取向和目标定位等方面进一步阐释乡村重构的概念内涵,剖析由诱发机制、支撑机制、约束/促进机制、引导机制和引擎机制构成的乡村重构作用机制框架,并基于政府行为对推动城乡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和乡村重构的引领作用,提出了重构乡村社会经济政府干预框架的建议,探讨了未来中国乡村重构需进一步重点研究的内容。

2 乡村重构的概念内涵

2.1 乡村地域系统

乡村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复合系统(龙花楼等, 2017; 刘彦随, 2018)。对于不同发展模式和发展水平的地域,自然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经济基础、人力资源、文化习俗等要素在乡村发展中地位各异,其中“人口—土地—产业”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屠爽爽等, 2015),构成乡村地域系统的三大核心要素。随着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推进,乡村系统不断与城市系统发生人口、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交换,乡村逐渐由相对封闭走向开放,乡村地域系统的要素构成日渐复杂。

从影响乡村发展的要素构成来看,可将乡村地域系统的结构分为内核系统和外缘系统(吴传钧, 2001)、主体系统和客体系统。其中内核系统由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子系统组成(吴传钧, 2001);外缘系统主要包括全球化、国家和区域发展政策、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阶段等方面(张富刚等, 2008);客体系统由自然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经济基础等影响乡村发展的客观因素构成;主体系统由各级政府、企业、能人、普通农户等行为主体组成,行为主体通过整合系统内外各相关要素,促使内核系统各子系统之间协调耦合及其与外缘系统之间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交换,形成了乡村地域发展的驱动力(张富刚等, 2008; 屠爽爽等, 2015)。

功能是指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性质、能力和功效(魏宏森等, 2009)。乡村地域系统的要素组合和结构状况,决定了乡村地域的功能属性和功能强度。从传统意义上来讲,乡村地域承载着一定数量的人口,并通过种(植)、养(殖)产品的生产满足自身需求和支撑城市运转,居住功能和农业生产功能是乡村的初始职能(Long et al, 2016)。随着乡村内部要素的整合以及外部环境的驱动,乡村地域系统的功能不断发生演化和变异(刘彦随等, 2011; 刘玉等, 2011; 林若琪等, 2012)。受劳动力指向、原料指向和经济要素空间扩散等影响,乡村开始分担部分工业生产和服务产品提供的职能,乡村地域系统的生产功能内涵逐渐丰富(屠爽爽等, 2015)。近年来在可持续发展观和环境保护理念指引下,乡村地域特色的聚落风貌、淳朴的民风习俗、优美的自然景观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乡村的生态功能和文化功能日益凸显。

2.2 基于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结构—功能”演化的乡村重构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讲,“重构”是指一个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因外力的冲击或内部各个构成要素的离散作用,导致系统构成要素难以正常运行或系统整体难以实现良性发展,通过对系统结构的重新构架,促使各要素优化组合,从而实现系统根本性转型的方法论(雷振东, 2009)。乡村重构与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结构—功能”的演变密切相关。1978-2016年,中国乡村常住人口从7.9亿减少到5.9亿,乡村就业人员从76.3%减少到46.6%(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2017)。乡村人力资源配置的变化和农业劳动力的大量“析出”改变了乡村地区的人口结构,造成农业人力资源投入不足、乡村老龄化进程加剧、各类人才缺乏、人力资源呈现低层次化、农村居民点利用效率低下、农用地利用粗放等不良效应(刘彦随等, 2009;龙花楼等, 2009),进一步对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社会治理体系等产生深远影响(刘彦随, 2011; 龙花楼等, 2017)。受乡村劳动力要素变化、土地经济价值主导、生产工具革新、现有制度和政策体系影响,带来不同要素边际生产率的变化,近年来乡村生产要素在不同经营主体间重新配置的需求旺盛,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趋势正趋形成,家庭农场、经营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已大量出现,部分地区养老产业、养生产业、生态旅游产业等乡村经济新业态逐步发展,乡村地域多功能价值日益凸显(龙花楼等, 2017)。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以人口、土地和产业为核心,广大乡村地域“要素—结构—功能”的演变及其对乡村可持续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和挑战,亟需行为主体作出适时的响应与调整(龙花楼, 2013)。乡村重构即为适应乡村内部要素和外部调控的变化,行为主体通过优化配置和有效管理影响乡村发展的物质和非物质要素,重构乡村社会经济形态和优化地域空间格局,以实现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结构优化、功能提升以及城乡地域系统之间结构协调、功能互补的过程(杨忍等, 2015; Long et al, 2016; 龙花楼等, 2017)。从重构前后乡村发展状态的对比来看,乡村重构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对于乡村发展状态较差的区域,通过人为干预实现发展状态由负向向正向、由衰退到复兴、由非良性状态向良性状态的质的转变过程;二是对于乡村发展状态较好的区域,通过对外部环境的把控和对内部要素的整合,进一步优化乡村地域系统的结构,通过量的累积实现乡村地域功能提质升级的过程(龙花楼等, 2017)。

乡村的发展以社会经济的变迁为主线,并由此带来土地配置方式的变化(龙花楼, 2012)。因此,乡村重构包括空间重构、经济重构和社会重构三个维度的内容(龙花楼等, 2017)。其中,经济重构是乡村重构中最为活跃的部分,自然演化状态下乡村重构通常始于经济重构,并在空间重构和社会重构中发挥引领性作用(Tu et al, 2017);经济发展产生的旺盛土地需求可能引起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优化与整合,然而自然演化状态下的空间重构极其缓慢,有必要基于正确的价值取向及时采取人为干预措施,优化乡村地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结构(龙花楼, 2013);社会重构深受经济发展和空间整合的牵引,并为经济重构和空间重构的顺利实施提供智力支持和重要保障,我国乡村社会重构的实践一定程度上是特殊国情下政策干预作用的结果。

2.3 乡村重构的行为主体

“行为主体”是指行使某项行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等,乡村重构的行为主体包括各级政府、乡贤精英、工商企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普通民众,以及由村委会自治组织、经济行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基层公共服务性组织、群众团体等构成的乡村多元化的组织体系。乡村重构是基于社会经济要素的变化,以预设的理念和目标为导向,对系统要素、结构和功能加以人为干预和调控的过程,其干预方式既包括对产业发展、空间结构、文化传承、环境保护和社会治理体系等的直接干预行为,也包括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法规、规划和措施等调节社会经济形态和空间结构的间接调控行为。

受职责权限、参与程度和能力范围等因素影响,不同行为主体在乡村重构实践中所起作用不同(图1)。其中,中央政府通过出台或制订土地、户籍、金融等强制性的制度政策或引导性的战略对乡村资源的优化配置起着引领作用;当地政府作为乡村发展的管理和服务主体,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统筹规划、路径选择以及资源调配和沟通协调等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李小建等, 2010);创业能人、技术能人和营销能人等乡贤精英为乡村重构提供技术、智力和资金支持,其中具有企业家精神和一定资本积累的创业能人在村镇产业选择和发展方向的把控上起着关键性作用;以村委会为核心的乡村自治组织对于协调不同利益群体关系、营造团结民主的氛围、引领普通民众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以及激发民众将热情和才智投入乡村重构的实践均发挥重要作用。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推进,乡村行为主体的外延不断扩大。近年来在国家宏观政策鼓励下,部分工商企业进军农村市场从事现代化种(植)、养(殖)业,成为乡村重构的新型行为主体。这些工商企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在实现自身利润的同时,对乡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土地利用等产生示范带动作用。

图1   乡村重构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定位

Fig.1   Values and targets of rural restructuring

2.4 乡村重构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定位

对乡村重构价值取向和目标定位的科学认识,应建立在对乡村地域系统的价值功能以及对“人口—土地—产业”乡村发展核心要素、“空间重构—经济重构—社会重构”之间关系的系统认知基础上。如前文所述,乡村地域系统是一个由若干要素构成的自然—生态—经济—社会复合体,具有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文化等多重价值属性。其中,乡村地域承载着一定数量的人口,具有维持一定地域上人口生计、保障社会稳定的社会功能,以及为城乡地域提供农产品、初级加工品和服务产品的经济功能(乔家君, 2008);资源是乡村地域系统得以运行的前提和基础,乡村重构中产业的培育、空间的优化均离不开矿产、土地、生物等自然资源的支撑;乡村地域因其较高的植被覆盖率,对于能量的存储和转化、物质的合成和分解、有害物质的降解和净化、自然灾害的调控以及生物多样性的维护等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屠爽爽等, 2015);在文化趋同的背景下,作为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主要积淀地和保留地,乡村地域的文化价值形成其有别于城市的独特魅力(龙花楼等, 2017)。乡村重构是影响乡村发展的关键要素耦合作用的过程,其中人口、土地、产业三大核心要素相辅相成(屠爽爽等, 2015),空间重构、经济重构、社会重构三个维度相互制约(龙花楼等, 2017)。

乡村重构的实践应充分重视乡村地域的经济—社会—环境—资源—文化等多功能价值(图1),基于提高经济效率、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传承乡土文化、保护生态环境、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标定位,综合考虑空间重构—经济重构—社会重构的交互关系和人口—土地—产业乡村发展核心要素的相互影响,将产业发展、空间体系优化、人居环境建设、乡土文化传承、生态价值保护(刘彦随, 2011; 刘彦随等, 2014)、基本公共服务均等、社会发展主体能力提升等有机结合。通过改造活化乡村传统产业、培育乡村经济新业态,优化城—镇—村空间格局、整合乡村生活—生产—生态空间,完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培育新型乡村发展主体、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网络、保护乡村文化景观等措施和手段,促进乡村地域“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全面发展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功能的综合提升(龙花楼等, 2017)。

3 乡村重构的作用机制框架

乡村地域系统的发展和演化任何时候都发生在由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等子系统构成的内核系统和外缘系统的相互关联的框架之内(龙花楼等, 2017),系统内外多种要素和子系统之间交互影响,在诱发机制、支撑机制、约束/促进机制、引导机制、引擎机制共同作用下,通过合成和离散、拉力和推力、转换和反馈等方式推动乡村重构的进程。

(1) 诱发机制。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全球化、工业化、城镇化与信息化的推进以及通讯信息、交通运输、农业生产等技术进步,驱动城乡间、区域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新配置,引起乡村地区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诸多变化,并对乡村社会经济形态和空间格局造成重要影响,构成乡村重构的诱发机制。然而由于不同地区吸引、接受、消化、吸收各种生产要素的能力有所不同,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城镇化对乡村地区农业发展转型、土地资源利用、社会组织体系建设、乡土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强度差异明显(龙花楼等, 2016),从而对乡村重构的进程施加不同影响。

(2) 支撑机制。由自然资源、区位条件、经济基础、文化特质等构成的乡村地域内核系统是影响乡村重构的支撑机制。其中矿产、土地、气候、水源、生物等资源禀赋是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的自然本底和空间载体;区位条件决定了乡村地域系统与城市及其他乡村地域之间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互动的频度和效率;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等经济基础通过路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乡村地域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屠爽爽等, 2015);历史上长期积淀形成的反映不同文化群体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开放意识、创新意识、竞争意识等文化特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乡村重构的进程。其中,团结进取、务实质朴、兼容并蓄、敢于创新的文化特质对区域经济发展和重构进程起着正向作用,而保守中庸、安于现状、缺乏契约精神的文化特质则对其产生负向效应。

(3) 约束/促进机制。乡村发展政策和相关制度安排通过影响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的效率而对乡村重构施加影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制度对乡村重构的实践产生促进作用,如近年来国家层面先后实施的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相关战略措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有助于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和空间重构;而城乡二元的户籍、土地、金融制度严重制约着城乡发展要素的优化配置,严重阻碍着乡村重构的进程。同时,相关政策和制度在乡村发展的实践中得到修正和完善,乡村重构实践亦反作用于国家宏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和城乡关系的发展。

(4) 引导机制。市场是调节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无形之手,市场需求改变了传统的资源价值观,通过供求、价格、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着乡村初级农产品、工业原料、生态环境、乡土文化等资源要素的流动,引导着乡村产业的演进、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和地域功能的演化。

(5) 引擎机制。由地方政府、乡贤精英、乡村自治组织、普通民众等构成的地方行为主体因素贯穿乡村重构过程的始终,构成乡村重构的引擎机制。其中,当地政府作为管理和服务主体,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组织和资源调配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李小建等, 2010);基于乡贤精英的眼界、魄力的科学发展定位和综合引领能力是乡村重构实践得以开展的关键;而乡村自治组织的公信力、战斗力、凝聚力对于激发普通民众的热情参与乡村重构实践发挥重要作用。

乡村重构的实质即为适应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乡村要素的变化(诱发机制),地方行为主体(引擎机制)在城乡市场需求(引导机制)和乡村发展政策制度(约束/促进机制)影响下,基于对本地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经济基础等发展条件(支撑机制)的评判,通过整合和配置人口、土地、产业等关键要素(支撑机制),从而对乡村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施加影响的过程(图2)。乡村重构的实践受系统内外多种发展要素的综合作用(李裕瑞等, 2012),但因重构阶段、发展模式而异,各要素对乡村重构作用力的大小具有动态变化性。一般而言,经济基础和市场需求在乡村重构进程中发挥经常性作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始终发挥宏观基础性作用;自然环境、区位条件对乡村重构路径和模式的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在乡村重构的初始阶段影响作用尤为突出;行为主体、地方文化特质等社会因素日渐主动、活跃,随着重构阶段的演进,乡村地域的跃进发展和阶段性转型更多依赖于行为主体对宏观发展环境的科学研判和动态把控,以及在此基础上适时快速调整和优化发展模式的眼界、魄力和执行力(刘彦随, 2011)。

图2   乡村重构的作用机制框架

Fig.2   Inducing and constraining/promoting mechanisms of rural restructuring

乡村地域系统内外发展要素的相互交织、综合作用推动乡村重构的进程,而社会经济和空间重构的结果也将作为乡村“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通过反作用驱动乡村发展要素发生变化,变化了的要素则又以新的方式推动着乡村地域系统发生进一步重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驱动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引发乡村地域“要素—结构—功能”发生演化和变异,推动乡村地域空间格局、经济形态和社会关系的重构;反过来,乡村重构实践中社会经济和空间形态的总和特征,决定了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推进所具有的优势和约束条件,进而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房艳刚等, 2009)。乡村重构就是一个在乡村地域内核系统和外缘系统“作用—反作用”的互动反馈中渐进演化的过程。

4 重构乡村社会经济的政府干预框架

从一定意义上讲,乡村重构是行为主体干预乡村发展要素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而政府通过政策制定、规划调配等行为在推动城乡要素流动和乡村重构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在我国乡村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格局发生巨变的背景下,有必要通过重构乡村社会经济的政府干预框架,搭建乡村重构的制度链条和保障体系,为乡村关键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和有效管理搭建平台。

(1) 强化资源配置制度改革的系统思维和整体设计。乡村重构是一项系统工程,人口—土地—产业紧密相连,经济—空间—社会重构相互交织,乡村重构的实践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土地、金融、社保等一系列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的匹配与安排。当前土地问题日益成为协调农村人地关系的难点和重点,为应对农村宅基地的粗放利用和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国家层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措施,并探索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退出等若干试点。但由于我国不彻底的城镇化,农村集体土地依然承担着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和居住需求的功能,在缺乏有效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以及城乡均等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实践操作中耕地流转承租关系不稳、宅基地退出动力不足等问题突出。资源优化调配制度改革应强化系统思维和整体设计,加强土地、金融、户籍、社保等相关制度的多部门联合推进机制,以发挥政策制度改革综合效应(刘彦随, 2015)。

(2) 发挥对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技术引领和管控作用。中国乡村聚落自然演化的“弱、小、散”的分布特点以及现阶段的农户非农化和农业产业化现象(刘邵权, 2006),使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具有必然性,近年来迁并自然村、建设中心村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进。然而空间集聚、人口集聚和经济集聚三者密不可分,部分地区中心村的建设更多意义上只是单纯的空间整合,缺少产业支撑和城镇化作用力的空间重构势必将造成新一轮的乡村聚落空废化问题。乡村聚落承载着延续数千年传统的村落文明,是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对乡村聚落重构的人为干预应建立在科学分析和因地制宜的基础上慎重推进,客观评价聚落整合的可行性、必要性、风险性(龙花楼等, 2017)。基于不同的自然生态条件、地域生产模式、产业发展方向、农户生计类型等,分层次分类型探索推进迁村并居集聚型、内部整合集约型、保留发展型等多元化的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模式。尤其应充分发挥中心镇在乡村集聚化进程中的核心节点作用,在完善“小城镇—中心镇—中心村—基层村”多级乡村空间聚落体系基础上(龙花楼等, 2017; 刘彦随, 2018),综合考虑城镇化的经济支撑能力和不同聚落等级体系在空间上、功能上的有效衔接和相互支撑,将乡村居住空间的重构与中心镇的建设协调推进、与人口的城镇化进程有机结合(林涛, 2012)。国家层面应通过系统开展乡村空间规划、公共基础设施配置等关键技术的集成与示范研究(刘彦随等, 2016),出台适应不同地域类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乡村规划体系编制技术和标准,充分发挥政府对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技术引领和管控作用(龙花楼等, 2017)。

(3) 推进以“自下而上”为主和“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重构战略。受特殊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影响,中国的乡村建设与政府干预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乡村经济新业态的出现,乡贤精英、当地农户、产业化企业和各类协会组织参与乡村建设的范围和强度越来越大,“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乡村重构路径正趋形成。在此背景下,通过政府行为创设以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为核心的政策环境,对“自下而上”为主和“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重构路径搭建制度平台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应综合运用宏观政策调动各层级行为主体的能动性,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打通乡村“走出去”和外界“走进来”的双向通道。如“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加大对农业规模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的信贷支持力度,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龙花楼等, 2016);另一方面,应加强对市场环境和各类行为主体的监管和约束,确保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乡村要素市场的健康运行。如建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全程评估预警机制,切实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抵押监测管控机制,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准入和监管制度以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建立特色村落保护的常态化监管机制等。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 乡村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复合系统,包括内核系统和外缘系统、主体系统和客体系统,具有生活功能、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和文化功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广大乡村地域“要素—结构—功能”的演变及其对乡村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影响和挑战,亟需行为主体重构乡村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格局。

(2) 乡村重构的行为主体包括各级政府、乡贤精英、工商企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普通民众以及乡村多元化的组织体系。乡村重构的实践应充分重视乡村地域的经济—社会—环境—资源—文化等多功能价值,基于提高经济效率、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传承乡土文化、保护生态环境、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标定位,综合考虑空间重构—经济重构—社会重构的交互关系和人口—土地—产业乡村发展核心要素的相互影响,促进乡村地域“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全面发展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功能的综合提升。

(3) 诱发机制、支撑机制、约束/促进机制、引导机制、引擎机制相互作用,通过合成和离散、拉力和推力、转换和反馈等方式共同推动乡村重构的进程;乡村重构的实践受系统内外多种发展要素的综合作用,各要素对乡村重构作用力的大小具有动态变化性;乡村重构是在内核系统和外缘系统的“作用—反作用”的互动反馈中渐进演化的过程。

(4) 政府行为对推动城乡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和乡村重构具有重要引领作用,有必要基于强化资源配置制度的系统思维和整体设计、发挥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技术引领和管制作用、推进以“自下而上”为主和“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重构战略,重构乡村社会经济的政府干预框架,以实现对乡村关键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和有效管理。

5.2 讨论

社会经济发展要素的变化和乡村地域当前面临的社会经济和地域空间的重构需求为乡村地理学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地理学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区域性的学科特点,应基于系统的视角和科学的方法加强对现阶段乡村发展重大问题的参与,以人地耦合的思维引领未来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傅伯杰, 2017)。基于以上对乡村重构的理论认知和已有研究成果(龙花楼等, 2017),未来地理学对乡村重构的研究仍需进一步重点关注以下内容(图3):

图3   乡村重构的研究框架

Fig.3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rural restructuring

(1) 加强乡村重构基础理论的探讨。乡村重构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产业结构的转变、就业结构的变化、乡村聚落形态与社会文化景观的变化(孟广文等, 2011)、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转变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刘彦随, 2007; 龙花楼等, 2017)。由于对乡村重构的概念内涵、价值取向、实现路径等缺乏科学认识,造成现有文献中“乡村重构”一词存在泛用现象,乡村重构实践中出现漠视乡村地域文化价值、新社区建设与基层实际需求错位等负面效应(龙花楼等, 2017),亟需加强对乡村重构科学内涵和科学理念的探讨,为采取适宜的乡村重构干预手段、促进乡村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2) 加强乡村重构的应用性研究。对乡村重构的研究不仅在于描述过程格局、阐释时空演化的特征和规律,更重要的是发挥地理学经世致用的特点,以正确的理念,集成人口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理学、工学、农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技术方法,开展乡村土地整治、聚落体系规划、“三生”空间优化、产业培育等工程示范应用研究(刘彦随,2015),加强不同发展路径下乡村多维空间重构机制及其治理框架的主题研究,拓展乡村治理主体关联逻辑和空间管控机制研究,以对接当前乡村振兴议题,服务聚落体系调整、村镇空间规划和公共设施布局等现实需求。

(3) 加强特殊区域的综合性研究。基于我国地域差异性和乡村重构涉及主题的复杂性,特殊区域的综合研究越发突现其价值性(傅伯杰, 2017)。乡村重构研究应重点关注问题区域和剧烈重构区域,采用社会调研、GIS、RS和数量模型模拟开展跨尺度的耦合集成研究(傅伯杰, 2017)。小尺度上,明确乡村重构各影响因素的作用过程和发生机理,探讨自然和人文因素共同驱动的乡村可持续性发展;中尺度上,开展土地—产业—人口以及自然—生态—经济—社会多要素耦合的乡村重构模式研究;大尺度上,对乡村重构的过程格局开展综合性评估,通过模型模拟和情景预测探讨区域乡村重构的实现路径和政策创新机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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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11001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地理学是研究地理要素或者地理综合体空间分布规律、时间演变过程和区域特征的一门学科,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区域性的特点.随着地理信息技术发展与研究方法变革,新时期的地理学正在向地理科学进行华丽转身,研究主题更加强调陆地表层系统的综合研究,研究范式经历着从地理学知识描述、格局与过程耦合,向复杂人地系统的模拟和预测转变.在服务国内重大需求和国际全球战略过程中,地理学正在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在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保护、水土资源管理、地缘政治等领域拥有广阔发展前景.中国地理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需要紧紧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创新发展综合性的理论、方法和技术,逐步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深远国际影响的地理科学体系,为中国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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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y: From knowledge, science to decision making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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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11001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地理学是研究地理要素或者地理综合体空间分布规律、时间演变过程和区域特征的一门学科,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区域性的特点.随着地理信息技术发展与研究方法变革,新时期的地理学正在向地理科学进行华丽转身,研究主题更加强调陆地表层系统的综合研究,研究范式经历着从地理学知识描述、格局与过程耦合,向复杂人地系统的模拟和预测转变.在服务国内重大需求和国际全球战略过程中,地理学正在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在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保护、水土资源管理、地缘政治等领域拥有广阔发展前景.中国地理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需要紧紧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创新发展综合性的理论、方法和技术,逐步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深远国际影响的地理科学体系,为中国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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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821/yj2011090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黄淮海地区为例,评价分析了该区2000~2008年乡村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格局,并利用自组织特征映射(SOFM)人工神经网络聚类算法划分了区域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全区乡村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乡村综合发展指数年均增长7.71%;(2)县域乡村发展格局无明显变化,但乡村综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仍在增大,乡村综合发展指数的变异系数由0.346增加到0.350;(3)县域人均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与乡村发展水平呈日益强化的显著负相关关系;(4)基于SOFM聚类算法,将黄淮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划分为8大类。本文认为:在城乡转型发展新时期,黄淮海地区乡村发展应立足地域类型特征,突出核心优势、明确限制因子,因地制宜、分区推进;县域人均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与乡村发展水平关系"倒挂"的现象应引起足够重视,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区乡村发展,亟需推进宏观层面的制度和政策创新。

[Li Y R, Liu Y S, Long H L.2011.

Study on the pattern and type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Huang-Huai-Hai region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0(9): 1637-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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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黄淮海地区为例,评价分析了该区2000~2008年乡村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格局,并利用自组织特征映射(SOFM)人工神经网络聚类算法划分了区域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全区乡村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乡村综合发展指数年均增长7.71%;(2)县域乡村发展格局无明显变化,但乡村综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仍在增大,乡村综合发展指数的变异系数由0.346增加到0.350;(3)县域人均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与乡村发展水平呈日益强化的显著负相关关系;(4)基于SOFM聚类算法,将黄淮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划分为8大类。本文认为:在城乡转型发展新时期,黄淮海地区乡村发展应立足地域类型特征,突出核心优势、明确限制因子,因地制宜、分区推进;县域人均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与乡村发展水平关系"倒挂"的现象应引起足够重视,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区乡村发展,亟需推进宏观层面的制度和政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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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典型地区村域转型发展的特征与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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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Y R, Liu Y S, Long H 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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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乡村多功能性及景观重塑

[J]. 人文地理, 27(2): 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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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全球化为背景,阐述了基于乡村发展多功能性和景观功能的概念。乡村多功能概念的兴起,为重新审视乡村地域自力发展带来一种机会,而乡村景观多功能可能是塑造乡村地域多功能的潜在动力和机制。构建乡村景观多功能的目的,主要在于保护和改善农村环境,以维持生物多样性之生态功能和作为旅游和特色文化场所的社会-经济功能,以及传承历史之文化功能。对于现阶段转型中的乡村,应该妥善规划和运用并积极重塑景观的多重功能。通过乡村多功能和景观重塑之讨论,可以为乡村地域景观重塑规划实践策略提供一种新视角。

[Lin R Q, Cai Y L.2012.

Study on rural multifunction and landscape reformula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J]. Human Geography, 27(2): 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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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全球化为背景,阐述了基于乡村发展多功能性和景观功能的概念。乡村多功能概念的兴起,为重新审视乡村地域自力发展带来一种机会,而乡村景观多功能可能是塑造乡村地域多功能的潜在动力和机制。构建乡村景观多功能的目的,主要在于保护和改善农村环境,以维持生物多样性之生态功能和作为旅游和特色文化场所的社会-经济功能,以及传承历史之文化功能。对于现阶段转型中的乡村,应该妥善规划和运用并积极重塑景观的多重功能。通过乡村多功能和景观重塑之讨论,可以为乡村地域景观重塑规划实践策略提供一种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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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北乡村集聚化及其聚落空间演进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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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06.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深刻地改变着广大农村地区,促使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农业生产方式等发生巨大变化,乡村发展步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1978-2005年,沿海地区第一产业比重由23.3%降为7.9%,第三产业比重由19.8%升为40.5%,农业劳动力比重则由90.8%降为47.9%.模拟分析表明,沿海地区农业产值与农业就业份额仍将持续下降,2010年、2020年农业产值比重将降为8.0%和6.0%,农业劳动力比重将降为44.5%和32.2%.1990-2005年,沿海地区劳耕弹性系数为1.84,反映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远快于耕地面积的减少,农业劳动力效益在稳步提高.同期,乡村人口由3.06亿人降为2.19亿人,而农村人均居住用地规模却在增大,未能实现农村人口转移与农村居民点的减少相挂钩.沿海地区新农村建设须遵循乡村转型发展规律,重在科学规划、分区推进,通过优化城乡用地、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特色经济,提升农村生产力,促进沿海城乡互动与协调发展.

[Liu Y S.2007.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n eastern coastal area of China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2(6): 563-570.]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06.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深刻地改变着广大农村地区,促使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农业生产方式等发生巨大变化,乡村发展步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1978-2005年,沿海地区第一产业比重由23.3%降为7.9%,第三产业比重由19.8%升为40.5%,农业劳动力比重则由90.8%降为47.9%.模拟分析表明,沿海地区农业产值与农业就业份额仍将持续下降,2010年、2020年农业产值比重将降为8.0%和6.0%,农业劳动力比重将降为44.5%和32.2%.1990-2005年,沿海地区劳耕弹性系数为1.84,反映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远快于耕地面积的减少,农业劳动力效益在稳步提高.同期,乡村人口由3.06亿人降为2.19亿人,而农村人均居住用地规模却在增大,未能实现农村人口转移与农村居民点的减少相挂钩.沿海地区新农村建设须遵循乡村转型发展规律,重在科学规划、分区推进,通过优化城乡用地、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特色经济,提升农村生产力,促进沿海城乡互动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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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综合研究与土地资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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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p>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领域面临的问题日益突出,现有的土地资源学科知识积累、研究取向、技术手段,难以为破解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有效支撑,加强土地资源工程研究与实践势在必行。论文提出了土地资源工程研究的主要目标与内容,开展了典型案例工程的实证分析,探讨了土地资源工程研究的地域模式及其作用。研究认为,土地资源工程是指对可供农林牧业或其他各业利用的土地资源进行调查评价、规划设计、开发整治、保护利用的综合性技术及其集成应用,通常包括土地资源的调查、评价、规划、设计、开发、整治、保护、利用等相关工程技术。新时期发展中国土地资源工程学,应注重土地资源工程的理论体系、区域诊断、技术方法、规范标准、运行模式、绩效评估、体制机制的综合研究,尤其针对当前土地资源的地域性、稀缺性、退化性、低效性问题,亟需加强多学科交叉与综合集成,强调公众参与、充分吸收地方化知识,研制面向区域、对象与问题的土地资源工程关键技术,探索构建多主体参与的行动者网络,全面创新有效推进土地资源工程发展的体制机制。</p>

[Liu Y S.2015.

Integrated land research and land resources engineering

[J]. Resources Science, 37(1): 1-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p>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领域面临的问题日益突出,现有的土地资源学科知识积累、研究取向、技术手段,难以为破解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有效支撑,加强土地资源工程研究与实践势在必行。论文提出了土地资源工程研究的主要目标与内容,开展了典型案例工程的实证分析,探讨了土地资源工程研究的地域模式及其作用。研究认为,土地资源工程是指对可供农林牧业或其他各业利用的土地资源进行调查评价、规划设计、开发整治、保护利用的综合性技术及其集成应用,通常包括土地资源的调查、评价、规划、设计、开发、整治、保护、利用等相关工程技术。新时期发展中国土地资源工程学,应注重土地资源工程的理论体系、区域诊断、技术方法、规范标准、运行模式、绩效评估、体制机制的综合研究,尤其针对当前土地资源的地域性、稀缺性、退化性、低效性问题,亟需加强多学科交叉与综合集成,强调公众参与、充分吸收地方化知识,研制面向区域、对象与问题的土地资源工程关键技术,探索构建多主体参与的行动者网络,全面创新有效推进土地资源工程发展的体制机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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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建设格局是指乡村地区县城、重点镇、中心镇、中心村(社区)的空间布局、等级关系及其治理体系。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优化国土空间等国家重大战略背景下,研究构筑村镇建设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针对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日益严峻的&ldquo;乡村病&rdquo;问题,分析了村镇建设格局的基本内涵、战略地位与实践价值,阐释了村镇建设格局相关的城乡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新农村建设、城乡发展转型、城乡等值化等基础理论,梳理提出了村镇建设格局研究的理论体系、城乡关系地域格局研究的层次体系,深入探讨了针对新时期村镇建设格局问题,地理学亟需加强研究的前沿领域及其创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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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wn-villages construction pattern under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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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建设格局是指乡村地区县城、重点镇、中心镇、中心村(社区)的空间布局、等级关系及其治理体系。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优化国土空间等国家重大战略背景下,研究构筑村镇建设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针对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日益严峻的&ldquo;乡村病&rdquo;问题,分析了村镇建设格局的基本内涵、战略地位与实践价值,阐释了村镇建设格局相关的城乡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新农村建设、城乡发展转型、城乡等值化等基础理论,梳理提出了村镇建设格局研究的理论体系、城乡关系地域格局研究的层次体系,深入探讨了针对新时期村镇建设格局问题,地理学亟需加强研究的前沿领域及其创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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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5.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已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创新驱动发展与体制机制约束的矛盾加剧,资源短缺性及其配置低效性日益凸显,"多规合一"受到各级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推进"多规合一",创新区域规划理论与技术方法,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成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多规不一"现实问题,总结了"多规"矛盾的本质特征,探讨了"多规合一"的战略定位,构建了"三主三分"的"多规合一"基本理论框架,提出了"三步走"多规逐步调适的技术途径及其长效机制。"多规合一"的核心在于从区域空间优化的战略高度统筹协调各项规划,科学引导城乡土地优化配置,实现"多规"在空间上的同一性、在功能上的融合性、在发展过程中的协同性。"多规合一"的重点是推进形成一个总分有序、层级清晰、职能精准的区域规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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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地域多功能分异及其价值提升已成为地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乡村地域多功能具有空间异质、时间变异等属性,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基础、区域文化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推动乡村地域功能的演进。在承载力范围内,乡村地域多功能间沿着“兼容性-拈抗作用-兼容性-协同作用”的路径演进。乡村地域多功能处于动态演化中,功能位“态”与“势”的差异将其演进过程划分为成长、兴盛、稳定和衰退四个阶段。乡村组成要素的分化整合是转型期乡村社会发展与功能演进的根本动力,导致了地域主导功能的变迁。本文通过深入剖析乡村地域多功能的内涵,以期为指导乡村“特质化”发展实践、有效提升乡村地域价值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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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s of rural regional multifunction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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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地域多功能分异及其价值提升已成为地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乡村地域多功能具有空间异质、时间变异等属性,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基础、区域文化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推动乡村地域功能的演进。在承载力范围内,乡村地域多功能间沿着“兼容性-拈抗作用-兼容性-协同作用”的路径演进。乡村地域多功能处于动态演化中,功能位“态”与“势”的差异将其演进过程划分为成长、兴盛、稳定和衰退四个阶段。乡村组成要素的分化整合是转型期乡村社会发展与功能演进的根本动力,导致了地域主导功能的变迁。本文通过深入剖析乡村地域多功能的内涵,以期为指导乡村“特质化”发展实践、有效提升乡村地域价值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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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地理学报, 68(8): 1019-102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Long H L.2013.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8(8): 1019-1028.]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24] 龙花楼, 李裕瑞, 刘彦随. 2009.

中国空心化村庄演化特征及其动力机制

[J]. 地理学报, 64(10): 1203-1213.

[本文引用: 1]     

[Long H L, Li Y R, Liu Y S.2009.

Analysis of evolu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driving mechanism of hollowing villages in China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4(10): 1203-1213.]

[本文引用: 1]     

[25] 龙花楼, 屠爽爽. 2017.

论乡村重构

[J]. 地理学报, 72(4): 563-576.

[本文引用: 18]     

[Long H L, Tu S S.2017.

Rural restructuring: Theory, approach and research prospect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2(4): 563-576.]

[本文引用: 18]     

[26] 龙花楼, 屠爽爽, 戈大专. 2016.

新型城镇化对扶贫开发的影响与应对研究

[J]. 中国科学院院刊, 31(3): 309-319.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新型城镇化、贫困地区的减贫与发展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如何有效对接新型城镇化和扶贫开发两大国家重大战略体系是地理学和区域可持续发展领域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文章基于要素流动的视角,分析阐述了城镇化对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结合传统城镇化发展道路对贫困地区自我发展水平和持续发展能力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尝试探讨新型城镇化助推扶贫开发的影响路径。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扶贫开发的政策建议和制度优化路径,以期为推动贫困地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扶贫开发"双轮驱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Long H L, Tu S S, Ge D Z.2016.

Effects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J].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1(3): 309-319.]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新型城镇化、贫困地区的减贫与发展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如何有效对接新型城镇化和扶贫开发两大国家重大战略体系是地理学和区域可持续发展领域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文章基于要素流动的视角,分析阐述了城镇化对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结合传统城镇化发展道路对贫困地区自我发展水平和持续发展能力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尝试探讨新型城镇化助推扶贫开发的影响路径。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扶贫开发的政策建议和制度优化路径,以期为推动贫困地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扶贫开发"双轮驱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27] 孟广文, Gebhardt H.2011.

二战以来联邦德国乡村地区的发展与演变

[J]. 地理学报, 66(12): 1644-1656.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12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has become the largest economy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ranks fourth worldwide, but un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ill exists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especially between West and East Germany. Based on a dynamic region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analysi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ural developmental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Germany since the 1950s, concerning an increase of the labour productivity and landscape change followed by a decrease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farm scale. After then, it analyzes the different rural development paths and the features both in East and West Germany. After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villages in East Germany were transformed to socialist agriculture and collective farms featured by large-scale farms,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urbanization. Since this system did not meet EU standards, the system was abandoned after the German reunification, which led to massive emigration to urban areas, especially to West Germany. Followed by a short re-urbanization, West Germany experienced a de-urbanization process from the 1960s to the 1970s. A lot of enterprises and young people moved to the rural areas, in which formed many attractive settlements. However, the urbanized buildings, and wide and straight streets destroyed the original structure and natural scene of the villages, although their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facilities were greatly improved. Since the 1970s, West Germany has formulated the rural development plan, rural renewal plan, and carried out an action plan called "Our villages should be more beautiful", which aim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variety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develop rural real estate, and rural service industry. The four development trends for German rural areas in the future are high-tech agriculture, renewable energy (bio-energy), rural service industry, eco- and natural parks. On the basis of experience of Germany and recent rural development of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a as follows: formulating and improving the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integrative planning framework and action plan;encouraging participation of the residents in rural planning;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cluding rural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urbanization of several villages near to the city, and modernization of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facilities, preserving the rural spatial structure and traditional scenes of others with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value;improving quality and vari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developing rural real estate and rural service industry;carrying out an ecological immigrants policy in fragile regions, and establishing eco-parks and natural parks.

[Meng G W, Gebhardt H.2011.

Rura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since the 1950s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6(12): 1644-1656.]

https://doi.org/10.11821/xb201112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has become the largest economy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ranks fourth worldwide, but un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ill exists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especially between West and East Germany. Based on a dynamic region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analysi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ural developmental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Germany since the 1950s, concerning an increase of the labour productivity and landscape change followed by a decrease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farm scale. After then, it analyzes the different rural development paths and the features both in East and West Germany. After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villages in East Germany were transformed to socialist agriculture and collective farms featured by large-scale farms,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urbanization. Since this system did not meet EU standards, the system was abandoned after the German reunification, which led to massive emigration to urban areas, especially to West Germany. Followed by a short re-urbanization, West Germany experienced a de-urbanization process from the 1960s to the 1970s. A lot of enterprises and young people moved to the rural areas, in which formed many attractive settlements. However, the urbanized buildings, and wide and straight streets destroyed the original structure and natural scene of the villages, although their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facilities were greatly improved. Since the 1970s, West Germany has formulated the rural development plan, rural renewal plan, and carried out an action plan called "Our villages should be more beautiful", which aim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variety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develop rural real estate, and rural service industry. The four development trends for German rural areas in the future are high-tech agriculture, renewable energy (bio-energy), rural service industry, eco- and natural parks. On the basis of experience of Germany and recent rural development of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a as follows: formulating and improving the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integrative planning framework and action plan;encouraging participation of the residents in rural planning;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cluding rural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urbanization of several villages near to the city, and modernization of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facilities, preserving the rural spatial structure and traditional scenes of others with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value;improving quality and vari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developing rural real estate and rural service industry;carrying out an ecological immigrants policy in fragile regions, and establishing eco-parks and natural parks.
[28] 乔家君. 2008. 中国乡村地域经济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本文引用: 1]     

[Qiao J J.2008. Rural territorial economy of China[M]. Beijing, China: Science Press.]

[本文引用: 1]     

[29] 屠爽爽, 龙花楼, 李婷婷, . 2015.

中国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的机理与模式研究

[J]. 经济地理, 35(12): 141-147, 16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12.020      URL      [本文引用: 6]      摘要

村镇是城乡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村镇建设对于实现城乡统筹、促进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和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要素—结构—功能"关联的视角,阐述了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的机理;基于农村发展动力源的差异性,将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模式划分为外援驱动型、内生发展型和内外综合驱动型三个一级模式。在此基础上,从农村主导功能视角,将其进一步细分为城镇建设带动型、劳务输出带动型、农业专业化和产业化带动型、乡镇工业带动型、乡村文化产业带动型、旅游产业带动型以及专业市场组织型7个二级模式。最后,从统筹城乡发展、稳步开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构乡村空间格局、加强村镇治理体系建设的角度探讨了村镇建设的创新机制和政策建议。

[Tu S S, Long H L, Li T T, et al.2015.

The mechanism and models of villag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J]. Economic Geography, 35(12): 141-147, 16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12.020      URL      [本文引用: 6]      摘要

村镇是城乡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村镇建设对于实现城乡统筹、促进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和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要素—结构—功能"关联的视角,阐述了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的机理;基于农村发展动力源的差异性,将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模式划分为外援驱动型、内生发展型和内外综合驱动型三个一级模式。在此基础上,从农村主导功能视角,将其进一步细分为城镇建设带动型、劳务输出带动型、农业专业化和产业化带动型、乡镇工业带动型、乡村文化产业带动型、旅游产业带动型以及专业市场组织型7个二级模式。最后,从统筹城乡发展、稳步开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构乡村空间格局、加强村镇治理体系建设的角度探讨了村镇建设的创新机制和政策建议。
[30] 魏宏森, 曾国屏. 2009. 系统论: 系统科学哲学[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本文引用: 1]     

[Wei H S, Zeng G P.2009. Xitong lun: Xitong kexue zhexue[M]. Beijing, China: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本文引用: 1]     

[31] 吴传钧. 2001. 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 不同类型地区实证研究[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本文引用: 2]     

[Wu C J.2001. Zhongguo nongye yu nongcun jingji kechixu fazhan wenti: Butong leixing diqu shizheng yanjiu[M]. Beijing, China: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ess.]

[本文引用: 2]     

[32] 杨忍, 刘彦随, 龙花楼, . 2015.

中国乡村转型重构研究进展与展望: 逻辑主线与内容框架

[J]. 地理科学进展, 34(8): 1019-1030.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5.08.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伴随快速城镇化,乡村地域正经历着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为主导的 人文过程,前瞻性地研究乡村转型发展过程格局、演进机理及空间优化重组研究意义重大.本文系统梳理乡村发展转型内涵、过程格局、驱动机制、类型模式、乡村 空间重构、农村发展理论及农村空心化等系列成果研究进展,并进行简要研究评述.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的研究核心内容和逻辑主线加以凝练总 结.未来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研究应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指导,以揭示不同地域类型区的乡村转型发展过程及演进机制为核心,以建构乡村空间优化重组理论 和探究模式途径为目标,综合集成遥感与GIS、抽样调查和模型方法,重点研究不同典型地域的乡村转型发展的多尺度过程规律、地域类型、动力机制,深化乡村 空间体系演化规律和优化重组的内外机制,及乡村社会文化网络、技术制度转型重组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乡村多维空间重组的情景模拟.结合典型案例实证研究,解 构乡村多维空间重构理论与模式的成长机制与区域主导地理要素;比较分析典型模式的演化过程和要素互馈作用机制;探寻推进乡村良性转型发展及空间优化重组的 地域模式和科学途径.

[Yang R, Liu Y S, Long H L, et al.2015.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Paradigms and main content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4(8): 1019-1030.]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5.08.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伴随快速城镇化,乡村地域正经历着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为主导的 人文过程,前瞻性地研究乡村转型发展过程格局、演进机理及空间优化重组研究意义重大.本文系统梳理乡村发展转型内涵、过程格局、驱动机制、类型模式、乡村 空间重构、农村发展理论及农村空心化等系列成果研究进展,并进行简要研究评述.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的研究核心内容和逻辑主线加以凝练总 结.未来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研究应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指导,以揭示不同地域类型区的乡村转型发展过程及演进机制为核心,以建构乡村空间优化重组理论 和探究模式途径为目标,综合集成遥感与GIS、抽样调查和模型方法,重点研究不同典型地域的乡村转型发展的多尺度过程规律、地域类型、动力机制,深化乡村 空间体系演化规律和优化重组的内外机制,及乡村社会文化网络、技术制度转型重组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乡村多维空间重组的情景模拟.结合典型案例实证研究,解 构乡村多维空间重构理论与模式的成长机制与区域主导地理要素;比较分析典型模式的演化过程和要素互馈作用机制;探寻推进乡村良性转型发展及空间优化重组的 地域模式和科学途径.
[33] 张富刚, 刘彦随. 2008.

中国区域农村发展动力机制及其发展模式

[J]. 地理学报, 63(2): 115-122.

[本文引用: 2]     

[Zhang F G, Liu Y S.2008.

Dynamic mechanism and models of regional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3(2): 115-122.]

[本文引用: 2]     

[34] 张泉, 王晖, 陈浩东, . 2006. 城乡统筹下的乡村重构[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本文引用: 1]     

[Zhang Q, Wang H, Chen H D, et al.2006. The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M]. Beijing, China: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本文引用: 1]     

[35] 张小林. 1998.

乡村概念辨析

[J]. 地理学报, 53(4): 365-371.

[本文引用: 1]     

[Zhang X L.1998.

On discrimination of rural definitions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53(4): 365-371.]

[本文引用: 1]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17. 中国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本文引用: 1]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M]. Beijing, China: China Statistics Press.]

[本文引用: 1]     

[37] Liu Y S, Li Y H.2017.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

[J]. Nature, 548: 275-277.

https://doi.org/10.1038/548275a      URL      PMID: 28816262      [本文引用: 1]      摘要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 Nature 548, 7667 (2017). doi:10.1038/548275a Authors: Yansui Liu & Yuheng Li A rural revival is needed t ...
[38] Long H L, Tu S S, Ge D Z, et al.2016.

The allo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ritical resources in rural China under restructuring: Problems and prospects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47: 392-412.

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16.03.01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Rapid and far-reaching development transition has triggered corresponding restructuring in rural China especially since the turn of the new millennium.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ing trend emphasizing regional resources in formulating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and restructuring rural area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affected by the allo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ritical resources including human resource, land resource and capital, by establish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lements-structure-function” of rural territorial system. It is argued that rural restructuring is a process of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element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nd accomplishing th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the function maximum of rural development system. Due to the constraints from the maintained urban–rural dualism of land ownership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e rapid rural restructuring under both globaliz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es on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changes of the allocation of critical resources have brought about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ural China, such as the nonagriculturalization, non-grain preference and abandonment of farmland use together with the derelict and idle rural housing land, the weakening mainbody of rural development, the unfair urban–rural allocation of capital and its structural imbalance, and so on. Aiming at how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and adapt to the challenges, it is pivotal to restructure the rural development space, rural industry, and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mainbody. Furtherm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structure the contour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rural societies and economies and allocate and manage the critical resources affecting r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grating urban and rural resources,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s utilization, and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s of globalization on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39] Tu S S, Long H L, Zhang Y N, et al.2017.

Rural restructuring at village level under rapid urbanization in metropolitan suburbs of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novations in land use policy

[J]. Habitat International, doi: 10.1016/j.habitatint.2017.1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La consommation de viande bovine en Chine a fortement augmenté depuis la réforme économique et la politique d’ouverture à la fin des années 1970. Toutefois, une véritable filière avec des maillons professionnels organisés n’est pas encore formée. De plus, le volume de production augmente mais avec des difficultés. Le ralentissement de la progression de la production ces dernières années a... [Show full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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