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进展 2018 , 37 (3): 373-384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8.03.008

研究论文

东部三大经济区城市流动人口的多维度社会融入及其地区差异

夏贵芳¹^,³^,, 朱宇¹^,²^,⁴^,^*^,, 林李月¹^,²^,³, 柯文前¹^,²^,³

1.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福州 350007
2. 湿润亚热带生态地理过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福州 350007
3.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福州 350007
4. 上海大学亚洲人口研究中心,上海 200444

Migrants'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in citie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three major economic regions of China's eastern coastal area

XIA Guifang¹^,³^,, ZHU Yu¹^,²^,⁴^,^*^,, LIN Liyue¹^,²^,³, KE Wenqian¹^,²^,³

1. Institute of Geograph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Humid Subtropical Eco-geographical Process, Ministry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3. 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4. Asian Demographic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朱宇(1961-),男,福建闽清人,博士,研究员,博导,从事人口迁移、城镇化和区域发展研究,E-mail: zhu300@fjnu.edu.cn。

收稿日期: 2017-04-12

修回日期: 2017-10-31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3-2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71132,41501163)福建省公益类科研院所专项项目(2016R1032-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6M590588)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夏贵芳(1991-),女,江西浮梁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人口与城乡发展研究,E-mail: xiaguifang199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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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流动人口集中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区35个城市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为基础,采用均方差权值法,综合经济、社会、心理、制度和公共服务5个维度构建衡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计算和比较了三大经济区及其35个城市流动人口各维度社会融入指标和社会融入综合水平得分及其地区差异。研究结论显示,社会融入综合水平得分由高到低依次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同一地区流动人口的融入状况在各个维度不均衡,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社会维度的融入程度最高,制度维度融入程度最低;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的心理维度融入居前列,但社会维度融入位列最后;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的社会维度融入程度最高,公共服务维度融入不足。此外,就整体而言,三大地区流动人口的工作强度大、交往对象固化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居住意愿多数仍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三大地区都存在落实居住证/暂住证制度和流动人口享有城镇医保等方面较为薄弱等诸多问题并共同制约着流动人口真正融入流入城市。为此,需要在政策制定中予以关注。

关键词： 流动人口 ; 社会融入 ; 地区差异 ; 东部三大经济区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or 35 cities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from China's migrant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in 2012, this study developed a series of indices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migrant integration in cites in the following five dimensions: economic integr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mental integration,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and public service integration. It then calculated scores of these indices and a comprehensive score of migrant integration for the three major economic regions and 35 cities, and compared the results among these economic regions and citie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migrant integration is the highest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followed by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he degrees of migrant integration are uneven across the five dimensions in the same region: while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have the highest score of migrant social integration, mental integr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respectively, scores of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public service integration ranked on the bottom in the three regions. On the whole, the work intensity of migrants in the three regions is high, their social contacts are limited within fellow migrants, and most of them are still uncertain about their long-term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their destination cities. In all three regions many problems exist in implementing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based on the residence card or temporary residence card for migrants, and in promoting migrants’ access to urban medical insurance. These problems prevent migrants from being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destination cities, and need to be overcome in relevant policy making.

Keywords： migrants ; integration ; regional difference ; three major economic regions of China's eastern coast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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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贵芳, 朱宇, 林李月, 柯文前. 东部三大经济区城市流动人口的多维度社会融入及其地区差异[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3): 373-384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8.03.008

XIA Guifang, ZHU Yu, LIN Liyue, KE Wenqian. Migrants'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in citie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three major economic regions of China's eastern coastal area[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3): 373-384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8.03.008

1 引言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①(①本研究使用“融入”(而非“融合”)描述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诸多方面的适应现状,原因详见本文第二部分,但在引用或叙述他人的成果时仍沿用相关文献原文的用法。)对提高其在流入地的长期居留意愿、促进流入地的城市化进程具有积极的意义(颜咏华等, 2015; 杨菊华, 2015; 张华初等, 2015)。现阶段,人口的大规模跨区流动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突出特征,由于结构性(制度性)因素以及自身原因,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心理等方面遭遇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排斥,若不能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则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从而不利于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的方针,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举措之一。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社会融入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们从社会融合的理论架构(朱力, 2002; 杨菊华, 2009)、社会融合的内容和过程(Park, 1928; Gordon, 1964; Alba et al, 1997; 风笑天, 2004; 王桂新等, 2008; 杨菊华, 2010)以及社会融合的影响(Goldlust et al, 1974; 刘建娥, 2011; 周皓, 2012)等角度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或融合问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较丰富的成果。在社会理论架构方面,“融合论”、“多元文化论”以及“区隔融合论”被认为是3个最为重要的社会融合理论(张文宏等, 2008; 杨菊华, 2009)。在社会融入的内容和过程方面,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实际情况,构建适用于衡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指标。如：有从经济、心理、环境、生活等4个维度考察了三峡移民在迁入地的融入状况(风笑天, 2004);有从经济、心理、文化、身份等多个维度定量分析流动人口在上海的社会融入状况(王桂新等, 2008; 张文宏等, 2008);也有从经济融合、心理融合以及社会参与3个维度对甘肃省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进行了统计回归分析(颜咏华等, 2015)。现有研究基本认同社会融入是一个涉及经济、行为、文化、身份或心理等多个维度的概念,但根据研究目的和区域等方面的不同,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可供准确比较的测度指标体系。关于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分析,国外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社会网络、流入地的国家政策、宗教信仰、语言等因素影响移民的社会融合进程(Goldlust et al, 1974);而国内大多研究则归因于户籍制度与其相关的各种福利制度因素(任远等, 2006; 陆淑珍等, 2011; 汪明峰等, 2015; 杨菊华, 2017)以及流动人口自身因素(李树茁等, 2008; 陆淑珍等, 2011; 李振刚, 2017)。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不仅仅表现在不同维度之间,也存在于不同地区/城市之间(Waldinger, 1996; Kogan, 2003; Bean et al, 2012; 田明, 彭宇, 2014)。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针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地区差异的研究还较为欠缺,为数不多的研究也主要局限于少数城市(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 2014; 田明, 彭宇, 2014)。缺乏在全国范围内使用有代表性的流动人口数据对其在集中的区域内不同类型城市社会融入状况作深入探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作为中国流动人口集中的三大地区(张耀军等, 2014; 劳昕等, 2015),其流动人口的规模、空间格局、流动模式以及社会融入状况(马忠东等, 2010; 邹湘江, 2011; 杨舸, 2013; 田明, 薄俊丽, 2014; 田明, 彭宇, 2014)不仅对三大经济区本身,而且对全国的城镇化进程和发展水平都具有重要影响。

鉴于此,本文选取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区及其35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涵盖多个维度的较为完备的社会融入指标体系,以定量分析方法为支撑,“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明确社会融入的城市特点,发现流动人口在这些地区和城市社会融入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存在的困境,以期为政府和有关部门推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工作和新型城镇化提供科学依据和对策建议。

2 研究设计与分析方法

2.1 概念的界定

在迄今研究中,不少文献给出了社会融合的定义,其中被引用最多的是由任远和邬民乐提出的社会融合定义,即“社会融合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任远等, 2006)。欧盟则把社会融合定义为“社会融合是一个过程,它确保具有风险和排斥的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机会和资源,全面参与流入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社会融合的目标就是要确保他们更多的基本权利和参与决策的机会(嘎日达等, 2008)。参照以上定义,本文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概念表述为：逐渐融入流入地城市,被流入地环境同化和个人心理上逐步认同,并与城市市民在经济、文化和心理方面的差异不断缩小的过程。本文使用“融入”(而非“融合”)描述流动人口与流入地的互动状况,这是因为融入是指流动人口的单向行为,即在经济、行为、思想上融入了流入地的主流社会体系中,而融合则反映的是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居民之间在经济、行为、文化和观念上能保持一种渗透、交融、互惠互补的平等关系,融入是融合的第一步(杨菊华, 2009)。鉴于中国流动人口的特点,本文认为融入比融合更能符合中国流动人口的现状。

2.2 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

针对上述研究问题,本文以由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②(②以2012年数据为依托开展本文的研究在于,历年动态监测数据中仅有2012年、2013年和2014年有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但2013年和2014年的数据调查范围仅为8个城市,无法与2012年数据进行对比三大经济区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及其差异变化。)为基础,从中提取出京津冀(含10个城市)、长三角(含16个城市)和珠三角(含9个城市)三大经济区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中涉及的调查对象为在现流入地居住1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籍的15~59周岁流动人口。调查内容包括受访者个体基本情况、就业状况、居住情况和社会融入等方面,共涉及样本100420个。如无特别说明,本文的数据均来源于此次调查(表1)。

表1 样本分布表

Tab.1 Distribution of the migrant samples

地区	城市名称及样本数
京津冀	北京(10162)、天津(2055)、石家庄(513)、唐山(335)、保定(223)、秦皇岛(89)、廊坊(379)、沧州(179)、承德(67)、张家口(156)
长三角	上海(12680)、南京(1410)、苏州(8282)、无锡(2467)、常州(881)、镇江(176)、扬州(62)、南通(391)、泰州(123)、杭州(5174)、宁波(5678)、嘉兴(2964)、湖州(1507)、绍兴(1507)、舟山(188)、台州(2355)
珠三角	广州(9200)、深圳(16836)、珠海(1228)、惠州(1228)、东莞(5612)、肇庆(351)、佛山(2806)、中山(1754)、江门(1403)

注：本次数据采用的调查方式为分层、多阶段、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方法,此种方法能够较大程度地提高抽样精度并兼顾城市样本的分布,因而基于该调查获取的数据可较好地推论总体且不会导致有偏的出现,样本具备较强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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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样本的分布区域来看,这些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特色比较明显。从城市规模上来看,根据2014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中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将本文涉及的35个城市划分为5个类别。其中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属于超大城市;东莞、杭州、佛山、南京、苏州属于特大城市;唐山、常州、宁波、无锡、扬州属于I型大城市;保定、秦皇岛、石家庄、张家口、南通、嘉兴、绍兴、湖州、台州、泰州、镇江、惠州、江门和珠海属于Ⅱ型大城市;肇庆、中山、舟山、沧州、承德、廊坊属于中等城市。从城市特征上来看,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广州属于综合型的国际化大都市;承德、保定、泰州、肇庆属于著名经济城市、重要交通枢纽及重点旅游城市。这些案例基本上涵盖了各种类型的城市。

三大经济区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也各具特色。在性别构成方面,三大经济区均表现为男性略多于女性。在年龄和婚姻状况方面,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平均年龄较小,未婚者的比例较高;相对而言,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平均年龄较大,已婚者比例较高。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长,珠三角地区次之,长三角地区最短。在来源区域上,京津冀地区的流动人口主要来源于东部地区,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流动人口主要来源于中部地区。在职业类型上,京津冀地区6成以上处于就业状态者的流动人口从事商业和服务性工作人员,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商业和服务性工作人员较多。在本地的滞留时长方面,三大经济区流动人口停留时间10年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6.05%、11.15%和7.89%,平均滞留时间分别为5.31年、4.63年和3.68年,综合表现为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滞留时间最长,其次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最短(表2)。流动人口城市的融入能力和在城市中的适应能力因人而异;不同城市由于吸引的流动人口群体不同,其城市融入的状况也存在差异(田明, 薄俊丽, 2014)。因此,作为中国流动人口主要迁入地的三大经济区,其流动人口特征的上述差异对三大经济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进程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表2 三大经济区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

Tab.2 Demographic profile of migrant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JJJ),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and Pearl River Delta (PRD) regions

变量		京津冀地区比重/%	长三角地区比重/%	珠三角地区比重/%
性别	男	50.18	52.59	50.54
性别	女	49.82	47.41	49.46
年龄/岁	≤19	5.48	6.57	7.55
	20~29	35.46	36.95	39.96
	30~39	36.16	32.32	35.87
	≥40	22.90	24.16	16.62
	平均年龄	32.45	32.25	30.84
婚姻状况	已婚	76.59	76.73	72.43
婚姻状况	未婚	23.41	23.27	27.57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9.81	17.88	9.07
	初中	49.32	53.34	51.53
	高中/中专	22.59	18.82	29.70
	大专以及上	18.28	9.96	9.70
	平均受教育年限	10.53	9.53	10.19
来源区域	东部地区	48.29	29.15	35.07
	中部地区	38.24	49.99	37.62
	西部地区	13.47	20.86	27.31
工作职业类型	管理、技术人员	14.23	10.29	10.41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0.52	1.09	0.65
	商业和服务性工作人员	64.74	38.18	43.87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18.11	48.74	41.80
	无固定职业	2.40	1.70	3.27
在本地的滞留时长/年	≤1	25.34	32.25	38.39
	1~3	24.54	22.00	25.34
	3~5	13.64	14.36	13.48
	5~10	20.43	20.24	14.90
	>10	16.05	11.15	7.89
	平均滞留时间	5.31	4.53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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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构建方面,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同时考虑所使用数据及测量指标的易得性,本文社会融入的测度指标涉及经济、社会、心理、制度以及公共服务5个维度,其中公共服务是本研究新增、已有研究尚未涉及的一个维度,并以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涉及的子女就学和计划生育服务状况为主要表征,以反映流动人口所能享受到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将影响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及结果的事实。每个维度涵盖若干个子维度,每个子维度又包括数个可以直接观测的指标变量。其中,经济、社会、制度和公共服务维度是客观指标,反映的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客观融入状况,而心理维度则是主观指标,反映的是与心理满意度、身份认同感有关的测量指标(表3)。

表3 社会融入指标体系表

Tab.3 Indices of integration

主维度	子维度	具体指标
经济维度	收入水平	占当地职工收入的比例
	就业情况	就业状态
	工作强度	平均周工作时长
	职业声望	职业类型
	住房条件	住房类型
社会维度	滞留时长	平均滞留时间
	受教育年限	平均受教育年限
	社交网络	业余时间和谁交往最多
	社会参与	是否参与社区文体活动
		是否参与社区公益活动
		是否参与计划生育协会活动
		是否参与社区卫生、健康教育活动
		是否参与选举活动
心理维度	主观心理融入	喜欢现在居住的城市
		关注现居城市的变化
		愿意融入本地成为其中一员
		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的一员
		觉得本地人看不起外来人
		在本地的幸福感
	户籍迁移意愿	是否愿意将户口迁移本地
	长期居住意愿	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
制度维度	居住证/暂住证	是否持有效居住证/暂住证
制度维度	医疗保险	是否享有城镇医保
公共服务维度	子女就学	0~14岁随迁子女就读公立学校的比例
公共服务维度	计生服务	是否接受过至少一项卫生计生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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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卷中,有些问题可直接用数字回答(比如类似收入这种连续型变量);有些问题则需通过对备选项进行选择作出回答(比如类似“您是否打算在此地长期居住5年及以上”这种分类变量的,备选项包括：①打算;②不打算;③没想好这3项,这些回答无法进行相互比较),为了能准确地反映各个城市流动人口的融入状况,对于有量纲的具体数字,采用各个城市流动人口该指标的平均数赋值。对于有备选项的问题,则用选择与社会融入正相关的备选项的流动人口在样本中的比例来赋值。比如您是否打算在此地长期居住(5年及以上),只选用“打算”这一选项的流动人口在各城市样本中的比例。

2.3 社会融入水平各指标的赋权方法

在多指标综合评价中,因子权重的确定是整个评价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根据权重计算时所依据的原始数据来源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2大类。本文拟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均方差权值法(王富喜, 2009; 王富喜等, 2009; 郭施宏等, 2014; 田明, 彭宇, 2014)对文中所涉及3个地区所覆盖的35个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水平各评价指标进行赋权。在进行赋权前,通过极差标准化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将指标的取值转换到0~1之间,以消除不同量纲导致的不可比性,最后通过加权求和方法计算各子系统及综合融入水平指数。其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为了消除不同量纲导致的不可比性,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标准化的方法很多,此处采用极差标准化,其公式为：

$\begin{matrix} ST D_{j} = \frac{(x_{j} - \min x_{j})}{(\max x_{j} - \min x_{j})} \end{matrix}$ (1)

$\begin{matrix} ST D_{j} = \frac{(\max x_{j} - x_{j})}{(\max x_{j} - \min x_{j})} \end{matrix}$ (2)

式中：STD_j为各城市社会融入具体指标j的标准化值;x_j为各城市社会融入具体指标j的原始数值;maxx_j和minx_j分别为指标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对于原始数值越大且评价结果正向作用越大的指标,采用式(1)处理;反之则认为是逆向指标(如平均月工作时长和觉得本地人看不起外来人),采用式(2)处理。标准化后,STD_j的值介于0~1之间。

其次,计算STD_j的标准差,并在其所属子系统内进行归一化处理,结果即为社会融入各具体指标的权重。

$\begin{matrix} W_{ij} = \frac{σ (ST D_{j})}{\overset{n}{\sum_{j = 1}} σ (ST D_{j})} \end{matrix}$ (3)

式中：W_ij为社会融入具体指标j在i子系统中的权重;σ(STD_j)为STD_j的标准差;n为i子系统中的指标数。

第三步,各城市流动人口融入程度的计算与汇总F_j。

$\begin{matrix} F_{j} = \overset{n}{\sum_{j = i}} W_{ij} \times ST D_{j} \end{matrix}$ (4)

式中：F_j表示各个城市调控层的值;STD_j表示各个城市社会融入具体指标标准化后的值;W_ij为各个具体指标的权重。经计算汇总,即可得出各个城市流动人口在各个维度融入方面的数值。

第四步,将5个维度的最终得分加总,即可求出各城市社会融入水平综合得分。

$\begin{matrix} F_{z} = \overset{n}{\sum_{j = i}} F_{j} \end{matrix}$ (5)

3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地区差异

3.1 分维度的地区差异

将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区所覆盖的35个城市,25项指标的相关数据建立数据库,利用均方差权值法,计算出2012年三大地区、35个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各子系统得分以及社会融入综合水平得分。

3.1.1 经济维度的融入比较

计算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经济维度的融入整体上要优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得分高于0.10的城市,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区各占70.00%、75.00%和33.33%。虽然京津冀地区在此区间的城市比重低于长三角地区,但得分高于0.12的高水平融入^③(③为了方便表述,本文将经济维度得分从低到高划分为5个层次且与图1相对应,依次命名为低水平(<0.07)、较低水平(0.07~0.08)、中等水平(0.08~0.10)、较高水平(0.10~0.12)以及高水平(>0.12)。)城市在京津冀地区比重最高,达30.00%,长三角地区则没有此类城市;而得分低于0.05的2个低水平融入城市均分布在长三角地区。此外,得分介于0.07~0.08的城市在三大地区分布的数量相持平(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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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经济融入水平的空间分异示意图

Fig.1 Spatial disparity of migrants'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JJJ),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and Pearl River Delta (PRD) regions

京津冀地区经济维度的融入水平高主要由于本区流动人口在职业声望以及住房条上占有比较优势;其中,在职业声望上,京津冀地区14.23%的流动人口从事管理、办事、专业技术等职业声望高的职业,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从事该类职业的比重较低,分别仅占10.29%和10.31%。而一份较好的职业与其自身所接受的教育水平不无联系。数据表明,接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的比例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分别为18.27%、9.96%和9.70%。京津冀地区明显高于其他2个区域。在住房条件上,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拥有自有住房的比重最高,占13.98%,分别高出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6.01%和6.08%。

3.1.2 社会维度的融入比较

社会维度的融入程度,京津冀地区也要明显优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得分高于0.12的城市中,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各占70.00%、12.50%、22.22%,京津冀地区占据绝对优势。其中,得分高于0.15的高水平融入^④(④本文将社会维度得分从低到高划分为5个层次且与图2相对应,依次命名为低水平(<0.08)、较低水平(0.08~0.10)、中等水平(0.10~0.12)、较高水平(0.12~0.15)以及高水平(>0.15)。)城市,京津冀地区比重为40.00%,珠三角相应比重仅为11.11%,长三角地区没有城市分布在这一区间。在得分低于0.12的城市中,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比重分别为30.00%、87.50%和77.77%,融入程度较低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其城市位于这一区间的比例显然较高,其中长三角的湖州市、绍兴市和台州市为低水平融入城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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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水平空间分异示意图

Fig.2 Spatial disparity of 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JJJ),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and Pearl River Delta (PRD) regions

京津冀地区社会维度的融入水平高,主要归结于本区城市流动人口的平均滞留时间长以及与本地人交往的比重高。在流入地的平均滞留时长方面,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的平均滞留时间为5.31年,滞留时间最长,其次是长三角地区4.53年,珠三角地区的滞留时间最短,仅为3.68年;由于滞留时间较长,与当地居民进行交往以及参与社区活动的可能性大大提升;在社交活动方面,京津冀地区城市的流动人口表现出更为积极的一面,流动人口与本地人交往的比例最高,占23.09%,分别高出长三角和珠三角11.76和14.52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业余时间交往对象仍固化于流动人口。

3.1.3 心理维度的融入比较

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的心理维度融入程度仍较高,其次是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位列最后。得分低于0.18的城市,京津冀地区比重最低,为50.00%,低于长三角的62.50%和珠三角的66.67%。其中,融入得分低于0.10的低水平融入^⑤(⑤本文将心理维度得分从低到高划分为5个层次且与图3相对应,依次命名为低水平(<0.10)、较低水平(0.10~0.15)、中等水平(0.15~0.18)、较高水平(0.18~0.20)以及高水平(>0.20)。)的城市,3个地区均分布1个。得分高于0.18的城市,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分别占50.00%、37.50%、33.33%,京津冀地区占上风;隶属京津冀的张家口、廊坊、天津和长三角的舟山、宁波、无锡和南京进入得分高于0.20的区间,而珠三角则没有城市得分高于0.20(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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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心理融入水平空间分异示意图

Fig.3 Spatial disparity of migrants' mental integrat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JJJ),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and Pearl River Delta (PRD) regions

京津冀地区城市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心理距离较小,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城市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心理距离大,是京津冀地区城市流动人口在该维度融入水平高的主要原因。具体表现为：所有城市中有超过1/5的流动人口觉得本地人看不起外来人,其中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分别占75.00%和55.55%;而京津冀地区比重最低,仅为40.00%。流入地感觉幸福的流动人口,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分别占59.92%、60.57%和47.94%,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幸福感的比重最低。在户口迁移意愿和长期居住意愿方面,除了北京、上海、南京几个城市比重较高外,其他的城市均低于60%。总体而言,大多数城市的流动人口在户口迁移及在流入地长期居住意愿上仍保持不愿意或举棋不定的状态,这也是制约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胡陈冲等, 2011)。

3.1.4 制度维度的融入比较

虽然整体上35个城市流动人口制度维度的融入得分普遍偏低,但相比而言,长三角地区在该维度的融入水平最高,其次是珠三角,京津冀地区反而最低。融入水平最低的京津冀地区90.00%的城市得分低于0.05水平,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相应比重为31.25%和11.11%。融入水平为低水平^⑥(⑥本文将制度维度得分从低到高划分为5个层次且与图4相对应,依次命名为低水平(<0.03)、较低水平(0.03~0.05)、中等水平(0.05~0.06)、较高水平(0.06~0.07)以及高水平(>0.07)。)的城市,京津冀地区比重最高,达30.00%。融入得分大于0.05的城市,京津冀地区比重最低,仅占10.00%,其中只有北京市是唯一属于较高水平融入的城市,与长三角(68.75%)和珠三角(88.89%)相差甚远(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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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水平空间分异示意图

Fig.4 Spatial disparity of migrants'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JJJ),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and Pearl River Delta (PRD) regions

上述状况的形成原因主要可归咎为：相较于其他2个地区而言,京津冀地区城市在落实居住证/暂住证制度或者享有城镇医保上更为滞后,尤其在享有城镇医保方面。23.95%的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享有城镇医保,分别低于长三角地区的28.98%和珠三角地区的40.38%,对比京津冀地区尤显薄弱。在落实居住证方面,长三角地区95.47%的流动人口持有有效居住证或暂住证,京津冀和珠三角地区各占78.11%和74.95%,不足8成。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在持有居住证以及享有城镇医保方面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地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进程,从而不利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

3.1.5 公共服务维度的融入比较

公共服务维度的融入程度,京津冀地区依旧是3个地区中最高的,紧随其后的是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位列最后,但三者间差距不大。主要体现在,得分高于0.05的城市^⑦(⑦ 本文将公共服务维度得分从低到高划分为5个层次且与图5相对应,依次命名为低水平(<0.04)、较低水平(0.04~0.05)、中等水平(0.05~0.06)、较高水平(0.06~0.07)以及高水平(>0.07)。),京津冀地区虽比珠三角地区略占优势,但在数量上二者相持平。得分低于0.05的城市,珠三角地区的比重最低,占22.22%,其次是长三角地区占25.00%,最后是京津冀地区(30.00%),虽然京津冀地区在低于0.05区间的城市比重最高,但是三大地区比重相差不大(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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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公共服务融入水平空间分异示意图

Fig.5 Spatial disparity of migrants' public service integrat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JJJ),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and Pearl River Delta (PRD) regions

京津冀地区公共服务维度融入水平较高得益于其所辖城市流动人口中的0~14岁随迁子女在公立学校就学的比重高。京津冀地区一半以上的0~14岁随迁子女就读于公立学校,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相应比例仅为3成。相较于其他2个地区,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0~14岁随迁子女较好地享受与流入地居民同等的教育资源。

3.2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整体状况的地区差异

为便于从多个维度以及城市层面综合观察三大地区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本文计算了包含经济、社会、心理、制度与公共服务不同维度的社会融入综合得分,并对35个城市社会融入的综合得分进行K-means聚类,在此基础上划分出高、中、低3个层次,并将高融入和中融入的城市又进一步细分为2个亚类,结果如表4和图6所示。

表4 35个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状况的地区聚类

Tab.4 Regional clustering of migrants' integration in 35 cities

地区类别	城市名称	城市数/个
高融入地区	Ⅰ：张家口、舟山	2
高融入地区	Ⅱ：北京、天津、保定、秦皇岛、廊坊、上海、无锡、珠海、惠州	9
中融入地区	Ⅰ：石家庄、唐山、南京、苏州、常州、扬州、南通、杭州、宁波、深圳、中山、江门	12
中融入地区	Ⅱ：镇江、泰州、嘉兴、湖州、台州、广州、东莞、肇庆、佛山	9
低融入地区	沧州、承德、绍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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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综合融入水平空间分异示意图

Fig.6 Spatial disparity of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migrants' integrat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JJJ),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and Pearl River Delta (PRD) regions

社会融入的综合得分源于多个维度的贡献使得京津冀地区在三大地区中居首位,其次是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排名最后(表5)。从具体维度融入情况上看,京津冀地区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以及公共服务维度得分均高于其他2个地区,并且社会维度所占的优势十分明显,而在制度维度上虽然京津冀地区落后于其他2大地区,但3个地区总体均处于较低的水平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京津冀在该维度上的劣势。

表5 三大地区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得分及排序

Tab.5 Scores and rankings of migrants' integrat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JJJ),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and Pearl River Delta (PRD) regions

地区	经济维度			社会维度		心理维度			制度维度			公共服务维度			社会融入
地区	得分		排序		得分	排序		得分		排序	得分	排序	得分	排序	得分	排序
京津冀	0.127	1		0.280	1	0.258	1		0.006	3		0.043	1		0.714	1
长三角	0.067	3		0.038	3	0.242	2		0.053	1		0.040	2		0.439	2
珠三角	0.069	2		0.166	2	0.040	3		0.039	2		0.032	3		0.34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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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在社会融入综合得分上占有优势的另一个特征体现在其高融入城市数量和占比。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水平的空间分布图(图6)可见,高融入地区涵盖11个城市,其中6个位于京津冀地区,3个位于长三角地区,2个位于珠三角地区,3个区域分别占60.00%,18.75%和22.22%,由此可以看出,高融入水平的城市占比在三大经济区表现为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中融入地区涵盖21个城市,其中2个位于京津冀地区,12个位于长三角地区7个位于珠三角地区,3个区域分别占20.00%,75.00%和77.78%,虽然占比上,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相差无几,但数量上长三角地区明显占优。低融入地区分布在京津冀的沧州市、承德市以及长三角地区的绍兴市(表4、图6)。

此外,在同一地区,流动人口在不同维度的融入状况也相差很大。京津冀地区融入最好的是社会维度,其次是心理维度,最差的是公共服务维度和制度维度。长三角地区除了在心理维度得分大于0.20以外,其他各个维度得分均小于0.10,尤其是社会维度得分最低。珠三角地区社会维度得分较高,其他维度得分都很低,尤其是在公共服务维度。同一地区各维度反差比较大的是京津冀地区,虽然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总体排名最高,但是各个维度的表现最不均衡,标准差最高,为0.123,在制度层面的融入是3个地区中最差的;长三角地区虽然制度维度融入是3个地区最高的,但是社会维度融入最低。综合排名最低的珠三角地区各个维度的标准差最小,为0.056。通过比较不同地区流动人口在不同维度的融入状况,可以发现不同地区的优势及其不足。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三大地区35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均方差权值法,综合经济、社会、心理、制度和公共服务5个维度构建衡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并比较分析了三大经济区及35个城市流动人口各维度融入与社会融入的差异性。得出以下结论：

(1) 不同地区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水平在各分维度和集成多个分维度的总体水平上差异显著。社会融入整体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北方城市流动人口的融入程度总体上要高于南方城市的研究结论(田明, 薄俊丽, 2014; 田明, 彭宇, 2014)。三大地区间社会融入存在地区差异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参与度以及所享受到的待遇、福利密切相关。相比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而言,京津冀地区城市流动人口职业声望高、住房条件好,在流入地平均滞留时间长、与本地人交往比重高,子女在公立学校就读的比例大,这些优势使其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在各分维度和总体水平上占优。但整体而言,三大地区流动人口的工作强度大、交往模式固化、在流入地长期居住意愿多数仍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三大地区都存在落实居住证/暂住证制度和流动人口享有城镇医保等方面工作较为薄弱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共同制约着流动人口真正融入流入地城市,需要在政策制定中予以关注。

(2) 同一地区流动人口的融入状况在各个维度不均衡,京津冀地区社会维度融入最高,制度维度融入最为薄弱;长三角地区除心理维度融入最高,其他各个维度的融入不足,尤其在社会维度;而珠三角地区社会维度融入最高,公共服务维度融入最低。因此,各个地区需要根据自身的特点,突出解决薄弱环节问题,改进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政策。针对制度维度融入得分最低的京津冀地区,在落实居住证制度的基础上,要建立健全并落实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流动人口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权利的政策措施,加大企业的用工监管力度,提高流动人口享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率。对于社会维度融入较差的长三角地区,要逐渐赋予流动人口参与各项事务的权利,扩大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参与社会活动的渠道,促进流动人口与当地市民的和谐沟通。对于珠三角地区,完善基础公共服务设施,进一步推进针对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让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能够获得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享受更多作为常住人口的权利显得尤为重要。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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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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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马忠东, 王建平. 2010. 区域竞争下流动人口的规模及分布 [J]. 人口研究, 34(3): 3-1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本文重新定义了流动人口概念,并分析了流动人口的实际规模及分布。广义流动人口包括离开户口所在地(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长期流入者和"半年以下"经济型短期流入者。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现有人口数据,我们发现经济型短期流入规模达1676.5万,占重要流入省市总人口比重的2%以上。2005年,全国流动人口总数在1.5亿左右,其中跨省流动人口大约6844万。省际流动的流入地及流出地都比较集中:近3/4来自中南及西南9个欠发达省份,3/4流向经济发达区域广东(34.2%),长三角(28.5%)和环渤海地区(13%)。对珠、长三角的选择由距离决定:邻近省选择高度集中,等距或长距时则分散到两个区域。以上分布显示沿海发达地区对中西部人口的强烈吸引力,也反映出区域发展多极化后发达区域间劳动力需求竞争加剧。 [Ma Z D, Wang J P.2010. Reg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J]. Population Research, 34(3): 3-1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本文重新定义了流动人口概念,并分析了流动人口的实际规模及分布。广义流动人口包括离开户口所在地(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长期流入者和"半年以下"经济型短期流入者。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现有人口数据,我们发现经济型短期流入规模达1676.5万,占重要流入省市总人口比重的2%以上。2005年,全国流动人口总数在1.5亿左右,其中跨省流动人口大约6844万。省际流动的流入地及流出地都比较集中:近3/4来自中南及西南9个欠发达省份,3/4流向经济发达区域广东(34.2%),长三角(28.5%)和环渤海地区(13%)。对珠、长三角的选择由距离决定:邻近省选择高度集中,等距或长距时则分散到两个区域。以上分布显示沿海发达地区对中西部人口的强烈吸引力,也反映出区域发展多极化后发达区域间劳动力需求竞争加剧。
[12]	任远, 邬民乐. 2006.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文献述评 [J]. 人口研究, 30(3): 87-9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087.2006.03.01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通过文献综述,对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进行一些理论性的述评,并总结提出4方面的基本结论:第一,移民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到移民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的影响,社会资本影响着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发展和融合;第二,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以及一系列与户口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对流动人口的限制与排斥,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有着根本性的影响;第三,教育、培训,以及工作经历,是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并促进其社会融合;第四,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和处境,是他们社会融合状况的表现,也影响其社会融合的能力。 [Ren Y, Wu M L.2006. Social inte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urban China: A literature review [J]. Population Research, 30(3): 87-9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087.2006.03.01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通过文献综述,对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进行一些理论性的述评,并总结提出4方面的基本结论:第一,移民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到移民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的影响,社会资本影响着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发展和融合;第二,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以及一系列与户口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对流动人口的限制与排斥,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有着根本性的影响;第三,教育、培训,以及工作经历,是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并促进其社会融合;第四,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和处境,是他们社会融合状况的表现,也影响其社会融合的能力。
[13]	田明, 薄俊丽. 2014. 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比较研究 [J]. 人文地理, 29(1): 43-48.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以东部地区城市特色比较明显的6个城市的问卷调查为基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构建了衡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对6个城市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6个城市流动人口融入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环渤海的青岛和沈阳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最高，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东莞和长三角的温州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最低，介于两者之间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无锡和京津冀地区的北京。总体而言，北方城市流动人口的融入程度总体上要高于南方城市。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程度的差异反映了城市特色或性质的不同。城市规模、城市所在区域的文化特色、城市经济特征、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都是影响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对于南北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差异，方言具有很大的影响，推广普通话有利于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Tian M, Bo J L.2014.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igrant urban integration wit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J]. Human Geography, 29(1): 43-48.]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以东部地区城市特色比较明显的6个城市的问卷调查为基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构建了衡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对6个城市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6个城市流动人口融入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环渤海的青岛和沈阳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最高，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东莞和长三角的温州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最低，介于两者之间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无锡和京津冀地区的北京。总体而言，北方城市流动人口的融入程度总体上要高于南方城市。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程度的差异反映了城市特色或性质的不同。城市规模、城市所在区域的文化特色、城市经济特征、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都是影响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对于南北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差异，方言具有很大的影响，推广普通话有利于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14]	田明, 彭宇. 2014. 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空间差异: 以东部沿海6个城市为例 [J]. 城市规划,(6): 9-16, 31. https://doi.org/10.11819/cpr20140603a URL [本文引用: 5] 摘要以东部地区城市特色比较明显的6个城市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为基础,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制度融入和空间融入等5个方面构建了衡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指标体系,并比较了6个城市流动人口总体融入状况和各层面的融入差异。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北方的沈阳、青岛和北京等城市融入程度要高于南方城市东莞、温州和无锡。同一城市流动人口在各层面的融入不平衡,沈阳经济融入程度最高,制度融入程度却最低;北京经济层面融入居前列,但空间融入最低;与北京相反,青岛制度层面融入最高,经济层面融入最低;东莞空间层面融入程度最高,社会融入层面最低。作为社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最重要的主体——城市地方政府要结合各自城市的流动人口融入的特点,制定适合本城市特点的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政策。对于南方城市而言,推广普通话,加强对市民的包容性教育尤其重要;对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要完善城市空间结构,提高交通的便捷性更加重要,沈阳要加强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企业用工制度的完善。 [Tian M, Peng Y.2014.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rban inte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aking six cities in China's eastern coastal region as an example [J]. City Planning Review,(6): 9-16, 31.] https://doi.org/10.11819/cpr20140603a URL [本文引用: 5] 摘要以东部地区城市特色比较明显的6个城市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为基础,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制度融入和空间融入等5个方面构建了衡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指标体系,并比较了6个城市流动人口总体融入状况和各层面的融入差异。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北方的沈阳、青岛和北京等城市融入程度要高于南方城市东莞、温州和无锡。同一城市流动人口在各层面的融入不平衡,沈阳经济融入程度最高,制度融入程度却最低;北京经济层面融入居前列,但空间融入最低;与北京相反,青岛制度层面融入最高,经济层面融入最低;东莞空间层面融入程度最高,社会融入层面最低。作为社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最重要的主体——城市地方政府要结合各自城市的流动人口融入的特点,制定适合本城市特点的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政策。对于南方城市而言,推广普通话,加强对市民的包容性教育尤其重要;对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要完善城市空间结构,提高交通的便捷性更加重要,沈阳要加强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企业用工制度的完善。
[15]	汪明峰, 程红, 宁越敏. 2015. 上海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 [J]. 地理学报, 70(8): 1243-1255.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8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基于上海市城中村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维度，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从外来人口的个体因素和流入地因素两方面考察了对社会融合及其主因子的影响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由社会关系融合、经济融合、心理融合和文化融合4个维度构成。从因子得分来看，上海城中村的社会融合程度总体水平并不高；在各个维度上，从社会关系、心理、文化到经济的融合程度依次降低。总体而言，流人地因素对于城中村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要大于个体层面因素。其中，个体层次因素对心理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最大，而流入地因素则对经济融合因子和社会关系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都较大。研究还表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与其居住社会空间紧密相关。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Wang M F, Cheng H, Ning Y M.2015.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in Shanghai's urban villages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0(8): 1243-1255.]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8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基于上海市城中村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维度，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从外来人口的个体因素和流入地因素两方面考察了对社会融合及其主因子的影响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由社会关系融合、经济融合、心理融合和文化融合4个维度构成。从因子得分来看，上海城中村的社会融合程度总体水平并不高；在各个维度上，从社会关系、心理、文化到经济的融合程度依次降低。总体而言，流人地因素对于城中村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要大于个体层面因素。其中，个体层次因素对心理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最大，而流入地因素则对经济融合因子和社会关系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都较大。研究还表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与其居住社会空间紧密相关。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16]	王富喜. 2009. 山东省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发展水平评价 [J]. 经济地理, 29(10): 1710-17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任务,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遵循全面性、主导性、科学性、可比性及可获得性等原则,从经济发展、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社会发展、环境状况五个方面,共选取18项指标构建了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均方差权值法对山东省17地市农村建设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并通过聚类分析将其划分为6种类型。分析了山东省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发展水平的地域差异特征、各地市农村建设发展的优势与不足,并就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 [Wang F X.2009. Eval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s and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new countryside in Shandong Province [J]. Economic Geography, 29(10): 1710-17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任务,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遵循全面性、主导性、科学性、可比性及可获得性等原则,从经济发展、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社会发展、环境状况五个方面,共选取18项指标构建了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均方差权值法对山东省17地市农村建设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并通过聚类分析将其划分为6种类型。分析了山东省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发展水平的地域差异特征、各地市农村建设发展的优势与不足,并就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
[17]	王富喜, 孙海燕. 2009. 山东省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及其空间差异 [J]. 经济地理, 29(6): 921-92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遵循全面性、主导性、可行性、科学性等原则，构建了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采用均方差权值法对山东省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重点对基于17地市的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特征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人居环境指数明显地表现为东优西劣；基础设施指数则表现出典型的“两高两低”特征，由东向西高低峰谷交错递减；而经济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生活方式指数三者的空间分布格局较为吻合，且基本与城镇化发展指数成正相关，大体呈“├”型分布。 [Wang F X, Sun H Y.2009.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measurement and spatial disparity in Shandong Province [J]. Economic Geography, 29(6): 921-92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遵循全面性、主导性、可行性、科学性等原则，构建了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采用均方差权值法对山东省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重点对基于17地市的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特征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人居环境指数明显地表现为东优西劣；基础设施指数则表现出典型的“两高两低”特征，由东向西高低峰谷交错递减；而经济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生活方式指数三者的空间分布格局较为吻合，且基本与城镇化发展指数成正相关，大体呈“├”型分布。
[18]	王桂新, 沈建法, 刘建波. 2008. 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以上海为例 [J]. 人口与发展, 14(1): 3-2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1668.2008.01.00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使人口城市化呈不完全、非正规特征。以上海为例，主要从微观角度，考察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特征，评价其目前的市民化水平，分析影响其市民化转变的主要因素，从一个侧面探讨和揭示中国不完全、非正规城市化发展的独特性、阶段性与规律性。目前中国城市农民工总体上已达到54％的市民化水平，尤其是其社会关系、心理认同等非物质维度的市民化都已达到接近60％的较高水平。即使受户籍制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屏障，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仍然取得较大进展。 [Wang G X, Shen J F, Liu J B.2008. Citizenization of peasant migrants during urbanization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J].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14(1): 3-2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1668.2008.01.00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使人口城市化呈不完全、非正规特征。以上海为例，主要从微观角度，考察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特征，评价其目前的市民化水平，分析影响其市民化转变的主要因素，从一个侧面探讨和揭示中国不完全、非正规城市化发展的独特性、阶段性与规律性。目前中国城市农民工总体上已达到54％的市民化水平，尤其是其社会关系、心理认同等非物质维度的市民化都已达到接近60％的较高水平。即使受户籍制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屏障，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仍然取得较大进展。
[19]	颜咏华, 郭志仪. 2015. 多维视角下甘肃省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J]. 人口与发展, 21(4): 60-66. [本文引用: 2] [Yan Y H, Guo Z Y.2015. Multidimensional social integration research on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in Gansu Province [J].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21(4): 60-66.] [本文引用: 2]
[20]	杨舸. 2013. 我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及流场分析 [J]. 中国青年研究, (4): 29-3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9931.2013.04.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本文使用地级市层次的人口流动数据分析我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及流入中心的流场范围。我国已经形成了“4大5小”流入中心和以川渝皖赣湘豫为核心的流出圈。长三角地区辐射范围广，有明显的圈层结构；珠三角地区的辐射呈“漏斗”状，覆盖中南部省份；京津冀地区的流场辐射广大东北、华北地区；海峡西岸地区吸引力的辐射范围集中在邻近的中南省份；其他小流入中心辐射范围小，却也因历史、地理和经济特点呈现不同形态。流场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是吸引人口流入的最重要因素；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源。 [Yang G.2013. Woguo liudong renkou kongjian geju ji liuchang fenxi [J]. China Youth Study, (4): 29-3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9931.2013.04.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本文使用地级市层次的人口流动数据分析我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及流入中心的流场范围。我国已经形成了“4大5小”流入中心和以川渝皖赣湘豫为核心的流出圈。长三角地区辐射范围广，有明显的圈层结构；珠三角地区的辐射呈“漏斗”状，覆盖中南部省份；京津冀地区的流场辐射广大东北、华北地区；海峡西岸地区吸引力的辐射范围集中在邻近的中南省份；其他小流入中心辐射范围小，却也因历史、地理和经济特点呈现不同形态。流场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是吸引人口流入的最重要因素；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源。
[21]	杨菊华. 2009. 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 [J]. 人口研究, 33(1): 17-2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3] 摘要文章以成年乡-城流动人口为切入点,界定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概念,构建了社会融入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五种融入类型。文章认为,概念"融入"比"融合"更适于形容乡-城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适应过程及结果;社会融入不是一成不变的单维度概念,而是动态的、渐进式的、多维度的、互动的;隔离是新移民难以避免的遭遇。流动人口的融入轨迹和模式因次人群而异,但经济整合通常发生在先,次为文化接纳,再次为行为适应,最后是身份认同。从隔离、选择性融入到融合是多方面、多层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Yang J H.2009. Cong geli, xuanze rongru dao ronghe: Liudong renkou shehui rongru wenti de lilun sikao [J]. Population Research, 33(1): 17-2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3] 摘要文章以成年乡-城流动人口为切入点,界定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概念,构建了社会融入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五种融入类型。文章认为,概念"融入"比"融合"更适于形容乡-城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适应过程及结果;社会融入不是一成不变的单维度概念,而是动态的、渐进式的、多维度的、互动的;隔离是新移民难以避免的遭遇。流动人口的融入轨迹和模式因次人群而异,但经济整合通常发生在先,次为文化接纳,再次为行为适应,最后是身份认同。从隔离、选择性融入到融合是多方面、多层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22]	杨菊华. 2010.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 基于社会融入理论的进一步研究 [J]. 人口与经济, (2): 64-7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本文构建了农村—城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阐述了构建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指数的方法,介绍了该体系在相关社会调查设计、数据分析方面的作用,提出了后续研究的初步设想。该体系有助于进一步规范学术研究的开展,加深社会对流动人口生存现况的全面了解,促成政府出台加速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融入过程、途径的公共政策,改善该群体的经济和社会福利。 [Yang J H.2010. Index of assimilation for rural-to-urban migrants: A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assimilation theory [J]. Population & Economics, (2): 64-7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本文构建了农村—城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阐述了构建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指数的方法,介绍了该体系在相关社会调查设计、数据分析方面的作用,提出了后续研究的初步设想。该体系有助于进一步规范学术研究的开展,加深社会对流动人口生存现况的全面了解,促成政府出台加速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融入过程、途径的公共政策,改善该群体的经济和社会福利。
[23]	杨菊华. 2015. 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2): 61-79, 203-2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通过对2013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个人数据和社区数据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以经济整合、社会适应、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四个维度测量,发现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入水平一般,且各维度的融入状况差别较大:制度约束和结构排斥使得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融入进程严重滞后于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融入,凸显融入的差异性;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不如城—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表现出融入的分层性;良好的社区服务与接纳环境可有效推进融入进程,凸显融入的社区依赖性;流入地和流出地以及流动人口和本地市民的联接影响流动人口的融入进程,凸显融入的互动性。推进融入既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消除歧视、排斥的制度障碍,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区氛围。 [Yang J H.2015. Research on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J]. Social Science in China,(2): 61-79, 203-2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通过对2013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个人数据和社区数据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以经济整合、社会适应、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四个维度测量,发现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入水平一般,且各维度的融入状况差别较大:制度约束和结构排斥使得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融入进程严重滞后于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融入,凸显融入的差异性;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不如城—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表现出融入的分层性;良好的社区服务与接纳环境可有效推进融入进程,凸显融入的社区依赖性;流入地和流出地以及流动人口和本地市民的联接影响流动人口的融入进程,凸显融入的互动性。推进融入既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消除歧视、排斥的制度障碍,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区氛围。
[24]	杨菊华. 2017.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户籍制度的“双二属性”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31(4): 119-12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城镇与乡村、本土与外来的区隔构成户籍制度的“双二属性”,加上附着于其上的外溢特征,使得国内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既面临国际移民融合的共性问题,也面临中国式的融合困境.其中,乡—城流动人口相较于城—城流动人口,更是多重弱势身份交叠,融入进程更为坎坷,融合前景更不确定.总量巨大的流动人口与流入地主流人群和制度安排之间的断裂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也是新型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必须扫除的重大障碍.突破户籍墙、结构墙和理念墙,跨越人为设置的各类边界,推动群体关系从隔离到嵌入,是新型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既是社会融合的本质特性,也是实现社会融合的根本途径. [Yang J H.2017. Double-dual property of hukou system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migrants in the context of new-blueprint urbanization in China [J].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31(4):119-12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城镇与乡村、本土与外来的区隔构成户籍制度的“双二属性”,加上附着于其上的外溢特征,使得国内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既面临国际移民融合的共性问题,也面临中国式的融合困境.其中,乡—城流动人口相较于城—城流动人口,更是多重弱势身份交叠,融入进程更为坎坷,融合前景更不确定.总量巨大的流动人口与流入地主流人群和制度安排之间的断裂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也是新型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必须扫除的重大障碍.突破户籍墙、结构墙和理念墙,跨越人为设置的各类边界,推动群体关系从隔离到嵌入,是新型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既是社会融合的本质特性,也是实现社会融合的根本途径.
[25]	张华初, 曹玥, 汪孟恭. 2015. 社会融合对广州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 [J]. 西北人口, 36(1): 7-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利用2012年广州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经济融入水平、社会融入水平和心理融入水平等角度分析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 Logit回归结果显示：相对于低收入水平的人来说，较高收入水平的人长期居留意愿更高，自购房屋的流动人口比租房和住单位集体宿舍人表现出更高的长期居留意；与当地人经常交往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广州长期居住，享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流动人口由于受到制度保障更愿意在广州定居，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对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也发挥着正向的影响；心理融入水平从主观意愿和客观体验两方面影响着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新型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社会融合程度的不断提高可以增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要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增强他们的长期居留意愿，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通过培训提高流动人口的技能，进而提高其收入；将流动人口纳入廉租房范围；拓宽流动人口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构建以促进社会融合为目标的社区文化；加快流动人口服务均等化进程。 [Zhang H C, Cao Y, Wang M G.2015.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integration on the migrants' willingness of long-term residence in Guangzhou City [J]. 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 36(1): 7-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利用2012年广州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经济融入水平、社会融入水平和心理融入水平等角度分析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 Logit回归结果显示：相对于低收入水平的人来说，较高收入水平的人长期居留意愿更高，自购房屋的流动人口比租房和住单位集体宿舍人表现出更高的长期居留意；与当地人经常交往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广州长期居住，享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流动人口由于受到制度保障更愿意在广州定居，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对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也发挥着正向的影响；心理融入水平从主观意愿和客观体验两方面影响着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新型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社会融合程度的不断提高可以增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要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增强他们的长期居留意愿，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通过培训提高流动人口的技能，进而提高其收入；将流动人口纳入廉租房范围；拓宽流动人口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构建以促进社会融合为目标的社区文化；加快流动人口服务均等化进程。
[26]	张文宏, 雷开春. 2008.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J]. 社会学研究,(5): 117-141, 244-245. [本文引用: 2] [Zhang W H, Lei K C.2008. The urban new immigrants' social inclusion: Internal structure, pres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J]. Sociological Studies,(5): 117-141, 244-245.] [本文引用: 2]
[27]	张耀军, 岑俏. 2014. 中国人口空间流动格局与省际流动影响因素研究 [J]. 人口研究, 38(5): 54-7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利用“五普”及“六普”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方法，从省内流动和省际流动两个角度，分省、市、县三个层面对我国人口空间流动格局进行了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省外流入人口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中、西部人口向东部沿海集中化流动，热点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个全国性集聚中心的存在。运用一般回归模型和空间回归模型，结论表明影响省内和省外人口流入的因素同中有异。第三产业的发展和较高的职工工资是城市吸引省内和省外流动人口的重要因素，社会公共资源对省内人口流入影响较大，而就业率和城市化水平对省外人口流入影响较大。这些发现可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培育发展中西部城市群、加快发展中小城市等战略提供有益参考。 [Zhang Y J, Cen Q.2014.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determinants of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in China [J]. Population Research, 38(5): 54-7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利用“五普”及“六普”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方法，从省内流动和省际流动两个角度，分省、市、县三个层面对我国人口空间流动格局进行了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省外流入人口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中、西部人口向东部沿海集中化流动，热点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个全国性集聚中心的存在。运用一般回归模型和空间回归模型，结论表明影响省内和省外人口流入的因素同中有异。第三产业的发展和较高的职工工资是城市吸引省内和省外流动人口的重要因素，社会公共资源对省内人口流入影响较大，而就业率和城市化水平对省外人口流入影响较大。这些发现可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培育发展中西部城市群、加快发展中小城市等战略提供有益参考。
[28]	周皓. 2012.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及理论思考 [J]. 人口研究, 36(3): 27-3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文章简要归纳国内外社会融合理论和测量指标,检讨并重构个体层次的社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讨论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总是处在从适应到区隔融合、再到融合这三个阶段中的某一点上,在构建测量指标体系时所用的概念与变量应有较高的效度和简约性,且要与理论相对应。社会融合包括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这五个维度。关于我国迁移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最终方向问题、扩展以社会融合为中心的因果链等应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面,今后的研究应该注意主流社会的定义、社会融合结果导致的社会流动方向的判断标准、分析单位等,并加强长期的跟踪研究,以便及时掌握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现状及其发展轨迹。 [Zhou H.2012. Measurement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immigrant assimilation in China [J]. Population Research, 36(3): 27-3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文章简要归纳国内外社会融合理论和测量指标,检讨并重构个体层次的社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讨论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总是处在从适应到区隔融合、再到融合这三个阶段中的某一点上,在构建测量指标体系时所用的概念与变量应有较高的效度和简约性,且要与理论相对应。社会融合包括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这五个维度。关于我国迁移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最终方向问题、扩展以社会融合为中心的因果链等应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面,今后的研究应该注意主流社会的定义、社会融合结果导致的社会流动方向的判断标准、分析单位等,并加强长期的跟踪研究,以便及时掌握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现状及其发展轨迹。
[29]	朱力. 2002. 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 [J]. 江海学刊, (6): 82-8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56X.2002.06.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适应对我国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有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当前，农民工的适应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政策性与制度性因素阻碍了农民工适应的深入，不利于将农民工阶层的素质提升到适应城市发展需要的高度。 [Zhu L.2002. On the urban adaptability of the peasant-worker strata [J].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6): 82-8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56X.2002.06.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适应对我国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有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当前，农民工的适应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政策性与制度性因素阻碍了农民工适应的深入，不利于将农民工阶层的素质提升到适应城市发展需要的高度。
[30]	邹湘江. 2011. 基于“六普”数据的我国人口流动与分布分析 [J]. 人口与经济,(6): 23-27, 33. [本文引用: 1] [Zou X J.2011. Analysis of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distribution based on "Sixth Census" [J]. Population & Economics,(6): 23-27, 33.] [本文引用: 1]
[31]	Alba R, Nee V.1997. Rethinking assimilation theory for a new era of immigration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1(4): 826-874. https://doi.org/10.2307/2547416 URL PMID: 12293207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We argue that assimilation theory has not lost its utility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making our case, we review critically the canonical account of assimilation provided by Milton Gordon and others; we refer to Shibutani and Kwan's theory of ethnic stratification to suggest some directions to take in reformulating assimilation theory. We also examine some of the arguments frequently mad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earlier mass immigration of Europeans and the immigr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era and find them to be inconclusive. Finally, we sift through some of the evidence about the socioeconomic and residential assimilation of recent immigrant groups. Though the record is clearly mixed, we find evidence consistent with the view that assimilation is taking place, albeit unevenly." excerpt
[32]	Bean F, Brown S, Bachmeier J, et al.2012. The dimensions and degree of second-generation incorporation in Us and European cit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53(3): 181-209. https://doi.org/10.1177/002071521245709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research compares cities between an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with respect to their dimensionality and degree of immigrant incorporation. Based 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bout immigrant incorporation,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 and national incorporation regimes, we hypothesize that more inclusionary (MI) cities will show more dimensions of incorporation and more favorable incorporation outcomes than less inclusionary (LI) places, especially in regard to labor market and spatial variables. We use data from recent major surveys of young adult second-generation groups carried out in Los Angeles, New York, and 11 European cities to assess these idea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econd-generation immigrants in New York (MI) and in European MI places (i.e. cities in the Netherlands, Sweden and France) show greater dimensionality of incorporation (and thus by implication more pathways of advancement) respectively than is the case in Los Angeles (LI) or in European LI places (i.e. cities in Austria,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We discus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results for understanding how the structures of opportunity confronting immigrants and their children in various places make a difference for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ir integration.
[33]	Goldlust J, Richmond A H.1974. A multivariate model of immigrant adaptation [J].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8(2): 193-225. https://doi.org/10.2307/300278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Comment in Br J Psychiatry. 1997 Aug;171:189. Comment on Br J Psychiatry. 1996 Apr;168(4):404-9.
[34]	Gordon M M.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引用: 1]
[35]	Kogan I.2003. Ex-Yugoslavs in the Austrian and Swedish labour market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eriod of migration and the effect of citizenship acquisition [J].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9(4): 595-622. https://doi.org/10.1080/13691830320001234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labour market integration of ex-Yugoslav immigrants in Austria and Sweden in terms of three relevant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societies: immigration policies, labour markets and welfare regulations. The Austrian 1996 micro-census and the Swedish 1997 labour force survey data are utilised to explore the labour market attainment of ex-Yugoslav citizens in Austria and Sweden in terms of four outcomes: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unemployment, economic sector concen tration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The labour market situations of pre-1973 immigrants in Sweden and Austria were found to be quite similar, while more recent immigrants to Sweden show distinctly lower activity rates and higher unemployment risks compared to natives than do their counterparts who went to Austria. If successful in finding a job, recent Yugoslav immigrants in Sweden managed to enter more prestigious occupations than their compatriots in Austria, but immigrants in both countries are disadvantaged if compared to the native-born.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when controlling for period of migration, citizenship per se does not influence labour market outcomes in Sweden. In Austria, in contrast, non-citizens have higher risks of employment in the non-tertiary sector and hold jobs of lower occupational status.
[36]	Park R E.1928.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3(6): 881-893. https://doi.org/10.1086/21459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Migrations, with all the incidental collision, conflicts, and fusions of peoples and of cultures which they occasion, have been accounted among the decisive forces in history. Every advance in culture, it has been said, commences with a new period of migration and movement of populations. Present tendencies indicate that while the mobility of individuals has increased, the migration of people has relatively decreased. The consequences, however, of migration and mobility seem, on the whole, to be the same. In both cases the "cake of custom" is broken and the individual is freed for new enterprises and for new associations.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migration is to create a situation in which the same individual-who may or may not be a mixed blood-finds himself striving to live in two diverse cultural groups. The effect is to produce an unstable character-a personality type with characteristic forms of behavior. This is the "marginal man." It is in the mind of the marginal man that the conflicting cultures meet and fuse. It is, therefore, in the mind of the marginal man that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is visibly going on, and it is in the mind of the marginal man that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may best be studied.
[37]	Waldinger R.1996. From Ellis Island to LAX: Immigrant prospects in the American city [J].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0(4): 1078-1086. https://doi.org/10.2307/2547605 URL PMID: 12347789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article seeks to bring the urban' back into immigration research. Each immigrant receiving area has its own particular group of newcomers, and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ructures of the immigrant receiving areas are also distinctive. Those structures are not all determining, as immigrant trajectories are shap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stinctive urban institutions and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levant ethnic groups. But in the last analysis, the urban context makes a difference, as this study shows by examining the leading [U.S.] immigrant destinations--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excerpt

“落地生根”: 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

2004

...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们从社会融合的理论架构(朱力, 2002; 杨菊华, 2009)、社会融合的内容和过程(Park, 1928; Gordon, 1964; Alba et al, 1997; 风笑天, 2004; 王桂新等, 2008; 杨菊华, 2010)以及社会融合的影响(Goldlust et al, 1974; 刘建娥, 2011; 周皓, 2012)等角度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或融合问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较丰富的成果.在社会理论架构方面,“融合论”、“多元文化论”以及“区隔融合论”被认为是3个最为重要的社会融合理论(张文宏等, 2008; 杨菊华, 2009).在社会融入的内容和过程方面,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实际情况,构建适用于衡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指标.如：有从经济、心理、环境、生活等4个维度考察了三峡移民在迁入地的融入状况(风笑天, 2004);有从经济、心理、文化、身份等多个维度定量分析流动人口在上海的社会融入状况(王桂新等, 2008; 张文宏等, 2008);也有从经济融合、心理融合以及社会参与3个维度对甘肃省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进行了统计回归分析(颜咏华等, 2015).现有研究基本认同社会融入是一个涉及经济、行为、文化、身份或心理等多个维度的概念,但根据研究目的和区域等方面的不同,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可供准确比较的测度指标体系.关于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分析,国外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社会网络、流入地的国家政策、宗教信仰、语言等因素影响移民的社会融合进程(Goldlust et al, 1974);而国内大多研究则归因于户籍制度与其相关的各种福利制度因素(任远等, 2006; 陆淑珍等, 2011; 汪明峰等, 2015; 杨菊华, 2017)以及流动人口自身因素(李树茁等, 2008; 陆淑珍等, 2011; 李振刚, 2017). ...

... ).在社会融入的内容和过程方面,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实际情况,构建适用于衡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指标.如：有从经济、心理、环境、生活等4个维度考察了三峡移民在迁入地的融入状况(风笑天, 2004);有从经济、心理、文化、身份等多个维度定量分析流动人口在上海的社会融入状况(王桂新等, 2008; 张文宏等, 2008);也有从经济融合、心理融合以及社会参与3个维度对甘肃省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进行了统计回归分析(颜咏华等, 2015).现有研究基本认同社会融入是一个涉及经济、行为、文化、身份或心理等多个维度的概念,但根据研究目的和区域等方面的不同,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可供准确比较的测度指标体系.关于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分析,国外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社会网络、流入地的国家政策、宗教信仰、语言等因素影响移民的社会融合进程(Goldlust et al, 1974);而国内大多研究则归因于户籍制度与其相关的各种福利制度因素(任远等, 2006; 陆淑珍等, 2011; 汪明峰等, 2015; 杨菊华, 2017)以及流动人口自身因素(李树茁等, 2008; 陆淑珍等, 2011; 李振刚, 2017). ...

“落地生根”: 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

2004

西方社会融合概念探析及其启发

2008

... 在迄今研究中,不少文献给出了社会融合的定义,其中被引用最多的是由任远和邬民乐提出的社会融合定义,即“社会融合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任远等, 2006).欧盟则把社会融合定义为“社会融合是一个过程,它确保具有风险和排斥的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机会和资源,全面参与流入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社会融合的目标就是要确保他们更多的基本权利和参与决策的机会(嘎日达等, 2008).参照以上定义,本文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概念表述为：逐渐融入流入地城市,被流入地环境同化和个人心理上逐步认同,并与城市市民在经济、文化和心理方面的差异不断缩小的过程.本文使用“融入”(而非“融合”)描述流动人口与流入地的互动状况,这是因为融入是指流动人口的单向行为,即在经济、行为、思想上融入了流入地的主流社会体系中,而融合则反映的是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居民之间在经济、行为、文化和观念上能保持一种渗透、交融、互惠互补的平等关系,融入是融合的第一步(杨菊华, 2009).鉴于中国流动人口的特点,本文认为融入比融合更能符合中国流动人口的现状. ...

西方社会融合概念探析及其启发

2008

2014

...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不仅仅表现在不同维度之间,也存在于不同地区/城市之间(Waldinger, 1996; Kogan, 2003; Bean et al, 2012; 田明, 彭宇, 2014).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针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地区差异的研究还较为欠缺,为数不多的研究也主要局限于少数城市(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 2014; 田明, 彭宇, 2014).缺乏在全国范围内使用有代表性的流动人口数据对其在集中的区域内不同类型城市社会融入状况作深入探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作为中国流动人口集中的三大地区(张耀军等, 2014; 劳昕等, 2015),其流动人口的规模、空间格局、流动模式以及社会融入状况(马忠东等, 2010; 邹湘江, 2011; 杨舸, 2013; 田明, 薄俊丽, 2014; 田明, 彭宇, 2014)不仅对三大经济区本身,而且对全国的城镇化进程和发展水平都具有重要影响. ...

2014

山东半岛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2014

... 在多指标综合评价中,因子权重的确定是整个评价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根据权重计算时所依据的原始数据来源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2大类.本文拟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均方差权值法(王富喜, 2009; 王富喜等, 2009; 郭施宏等, 2014; 田明, 彭宇, 2014)对文中所涉及3个地区所覆盖的35个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水平各评价指标进行赋权.在进行赋权前,通过极差标准化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将指标的取值转换到0~1之间,以消除不同量纲导致的不可比性,最后通过加权求和方法计算各子系统及综合融入水平指数.其具体步骤如下： ...

山东半岛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2014

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一项在福建省的问卷调查

2011

... 京津冀地区城市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心理距离较小,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城市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心理距离大,是京津冀地区城市流动人口在该维度融入水平高的主要原因.具体表现为：所有城市中有超过1/5的流动人口觉得本地人看不起外来人,其中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分别占75.00%和55.55%;而京津冀地区比重最低,仅为40.00%.流入地感觉幸福的流动人口,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分别占59.92%、60.57%和47.94%,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幸福感的比重最低.在户口迁移意愿和长期居住意愿方面,除了北京、上海、南京几个城市比重较高外,其他的城市均低于60%.总体而言,大多数城市的流动人口在户口迁移及在流入地长期居住意愿上仍保持不愿意或举棋不定的状态,这也是制约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胡陈冲等, 2011). ...

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一项在福建省的问卷调查

2011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人口流动空间模式变化: 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2015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人口流动空间模式变化: 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2015

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

2008

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

2008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对社会融合影响的实证研究

2017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对社会融合影响的实证研究

2017

乡—城移民(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实证研究: 基于五大城市的调查

2011

乡—城移民(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实证研究: 基于五大城市的调查

2011

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结构方程模型: 基于珠三角地区的调查

2011

... ; 陆淑珍等, 2011; 李振刚, 2017). ...

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结构方程模型: 基于珠三角地区的调查

2011

... ; 陆淑珍等, 2011; 李振刚, 2017). ...

区域竞争下流动人口的规模及分布

2010

区域竞争下流动人口的规模及分布

2010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文献述评

2006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文献述评

2006

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比较研究

2014

... 三大经济区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也各具特色.在性别构成方面,三大经济区均表现为男性略多于女性.在年龄和婚姻状况方面,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平均年龄较小,未婚者的比例较高;相对而言,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平均年龄较大,已婚者比例较高.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长,珠三角地区次之,长三角地区最短.在来源区域上,京津冀地区的流动人口主要来源于东部地区,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流动人口主要来源于中部地区.在职业类型上,京津冀地区6成以上处于就业状态者的流动人口从事商业和服务性工作人员,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商业和服务性工作人员较多.在本地的滞留时长方面,三大经济区流动人口停留时间10年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6.05%、11.15%和7.89%,平均滞留时间分别为5.31年、4.63年和3.68年,综合表现为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滞留时间最长,其次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最短(表2).流动人口城市的融入能力和在城市中的适应能力因人而异;不同城市由于吸引的流动人口群体不同,其城市融入的状况也存在差异(田明, 薄俊丽, 2014).因此,作为中国流动人口主要迁入地的三大经济区,其流动人口特征的上述差异对三大经济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进程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

... (1) 不同地区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水平在各分维度和集成多个分维度的总体水平上差异显著.社会融入整体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北方城市流动人口的融入程度总体上要高于南方城市的研究结论(田明, 薄俊丽, 2014; 田明, 彭宇, 2014).三大地区间社会融入存在地区差异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参与度以及所享受到的待遇、福利密切相关.相比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而言,京津冀地区城市流动人口职业声望高、住房条件好,在流入地平均滞留时间长、与本地人交往比重高,子女在公立学校就读的比例大,这些优势使其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在各分维度和总体水平上占优.但整体而言,三大地区流动人口的工作强度大、交往模式固化、在流入地长期居住意愿多数仍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三大地区都存在落实居住证/暂住证制度和流动人口享有城镇医保等方面工作较为薄弱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共同制约着流动人口真正融入流入地城市,需要在政策制定中予以关注. ...

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比较研究

2014

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空间差异: 以东部沿海6个城市为例

2014

... ; 田明, 彭宇, 2014).缺乏在全国范围内使用有代表性的流动人口数据对其在集中的区域内不同类型城市社会融入状况作深入探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作为中国流动人口集中的三大地区(张耀军等, 2014; 劳昕等, 2015),其流动人口的规模、空间格局、流动模式以及社会融入状况(马忠东等, 2010; 邹湘江, 2011; 杨舸, 2013; 田明, 薄俊丽, 2014; 田明, 彭宇, 2014)不仅对三大经济区本身,而且对全国的城镇化进程和发展水平都具有重要影响. ...

... ; 田明, 彭宇, 2014)不仅对三大经济区本身,而且对全国的城镇化进程和发展水平都具有重要影响. ...

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空间差异: 以东部沿海6个城市为例

2014

... ; 田明, 彭宇, 2014)不仅对三大经济区本身,而且对全国的城镇化进程和发展水平都具有重要影响. ...

上海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

2015

上海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

2015

山东省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发展水平评价

2009

山东省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发展水平评价

2009

山东省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及其空间差异

2009

山东省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及其空间差异

2009

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以上海为例

2008

... );有从经济、心理、文化、身份等多个维度定量分析流动人口在上海的社会融入状况(王桂新等, 2008; 张文宏等, 2008);也有从经济融合、心理融合以及社会参与3个维度对甘肃省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进行了统计回归分析(颜咏华等, 2015).现有研究基本认同社会融入是一个涉及经济、行为、文化、身份或心理等多个维度的概念,但根据研究目的和区域等方面的不同,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可供准确比较的测度指标体系.关于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分析,国外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社会网络、流入地的国家政策、宗教信仰、语言等因素影响移民的社会融合进程(Goldlust et al, 1974);而国内大多研究则归因于户籍制度与其相关的各种福利制度因素(任远等, 2006; 陆淑珍等, 2011; 汪明峰等, 2015; 杨菊华, 2017)以及流动人口自身因素(李树茁等, 2008; 陆淑珍等, 2011; 李振刚, 2017). ...

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以上海为例

2008

多维视角下甘肃省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2015

...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①(①本研究使用“融入”(而非“融合”)描述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诸多方面的适应现状,原因详见本文第二部分,但在引用或叙述他人的成果时仍沿用相关文献原文的用法.)对提高其在流入地的长期居留意愿、促进流入地的城市化进程具有积极的意义(颜咏华等, 2015; 杨菊华, 2015; 张华初等, 2015).现阶段,人口的大规模跨区流动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突出特征,由于结构性(制度性)因素以及自身原因,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心理等方面遭遇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排斥,若不能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则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从而不利于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的方针,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举措之一.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社会融入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 ...

多维视角下甘肃省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2015

我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及流场分析

2013

我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及流场分析

2013

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

2009

... ; 杨菊华, 2009).在社会融入的内容和过程方面,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实际情况,构建适用于衡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指标.如：有从经济、心理、环境、生活等4个维度考察了三峡移民在迁入地的融入状况(风笑天, 2004);有从经济、心理、文化、身份等多个维度定量分析流动人口在上海的社会融入状况(王桂新等, 2008; 张文宏等, 2008);也有从经济融合、心理融合以及社会参与3个维度对甘肃省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进行了统计回归分析(颜咏华等, 2015).现有研究基本认同社会融入是一个涉及经济、行为、文化、身份或心理等多个维度的概念,但根据研究目的和区域等方面的不同,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可供准确比较的测度指标体系.关于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分析,国外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社会网络、流入地的国家政策、宗教信仰、语言等因素影响移民的社会融合进程(Goldlust et al, 1974);而国内大多研究则归因于户籍制度与其相关的各种福利制度因素(任远等, 2006; 陆淑珍等, 2011; 汪明峰等, 2015; 杨菊华, 2017)以及流动人口自身因素(李树茁等, 2008; 陆淑珍等, 2011; 李振刚, 2017). ...

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

2009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 基于社会融入理论的进一步研究

2010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 基于社会融入理论的进一步研究

2010

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

2015

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

2015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户籍制度的“双二属性”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2017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户籍制度的“双二属性”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2017

社会融合对广州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

2015

社会融合对广州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

2015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2008

... ; 张文宏等, 2008);也有从经济融合、心理融合以及社会参与3个维度对甘肃省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进行了统计回归分析(颜咏华等, 2015).现有研究基本认同社会融入是一个涉及经济、行为、文化、身份或心理等多个维度的概念,但根据研究目的和区域等方面的不同,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可供准确比较的测度指标体系.关于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分析,国外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社会网络、流入地的国家政策、宗教信仰、语言等因素影响移民的社会融合进程(Goldlust et al, 1974);而国内大多研究则归因于户籍制度与其相关的各种福利制度因素(任远等, 2006; 陆淑珍等, 2011; 汪明峰等, 2015; 杨菊华, 2017)以及流动人口自身因素(李树茁等, 2008; 陆淑珍等, 2011; 李振刚, 2017). ...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2008

中国人口空间流动格局与省际流动影响因素研究

2014

中国人口空间流动格局与省际流动影响因素研究

2014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及理论思考

2012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及理论思考

2012

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

2002

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

2002

基于“六普”数据的我国人口流动与分布分析

2011

基于“六普”数据的我国人口流动与分布分析

2011

Rethinking assimilation theory for a new era of immigration

1997

The dimensions and degree of second-generation incorporation in Us and European cit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2012

A multivariate model of immigrant adaptation

1974

... ).现有研究基本认同社会融入是一个涉及经济、行为、文化、身份或心理等多个维度的概念,但根据研究目的和区域等方面的不同,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可供准确比较的测度指标体系.关于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分析,国外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社会网络、流入地的国家政策、宗教信仰、语言等因素影响移民的社会融合进程(Goldlust et al, 1974);而国内大多研究则归因于户籍制度与其相关的各种福利制度因素(任远等, 2006; 陆淑珍等, 2011; 汪明峰等, 2015; 杨菊华, 2017)以及流动人口自身因素(李树茁等, 2008; 陆淑珍等, 2011; 李振刚, 2017). ...

1964

Ex-Yugoslavs in the Austrian and Swedish labour market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eriod of migration and the effect of citizenship acquisition

2003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1928

From Ellis Island to LAX: Immigrant prospects in the American city

1996

〈

〉

东部三大经济区城市流动人口的多维度社会融入及其地区差异

Migrants'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in citie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three major economic regions of China's eastern coastal area

1 引言

2 研究设计与分析方法

2.1 概念的界定

2.2 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

2.3 社会融入水平各指标的赋权方法

3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地区差异

3.1 分维度的地区差异

3.2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整体状况的地区差异

4 结论与讨论

参考文献 文献选项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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