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茂成
, 张景秋, 李孟飞
ZHEN Maocheng, ZHANG Jingqiu, LI Mengfei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6-09-20
网络出版日期: 2017-05-20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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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甄茂成(1989-),男,安徽长丰县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学、城市与区域规划,E-mail:82445995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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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写字楼为主要载体的办公活动正成为大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关注城市办公人员对其工作场所及其环境的主观感受,不仅可以为城市办公空间及外部环境的规划设计提供参考,而且对城市建成环境运行质量的提升以及宜业城市建设的推动具有很大现实意义。本文以北京市10个具有代表性的办公集聚区为调查采样地,选取安全性、通达性、舒适度和便利度作为评价指标,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的一手数据来评价从业人员对其所在写字楼周边外部环境的主观感受。研究发现：①被调查者对北京城市办公空间外部环境整体上较为满意。其中,对安全性评价最高,轨道交通和办公配套服务网点建设滞后导致舒适度和便利度的满意程度较低,是当前急需改善的地方。②性别、年龄、学历、职位等个体因素对办公集聚区外部环境的评估结果具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女性和受教育程度、职位较高的从业人员对其办公场所的外部环境要求更高。③根据主观评价结果,城市办公集聚区可划分为成熟优越型、发展提升型、滞后型以及不协调型4类。北京市各类型办公集聚区的评估结果揭示了办公空间外部环境现状与从业人员实际需求的差异程度,并为分类进行环境提升改造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
Abstract
：Business activities conducted in office buildings are becoming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etropolitan areas. Research o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office space not only can provide some guidance for office space planning and design, but also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and urban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took the 10 typical office clusters in Beijing as the survey areas and selected safety, accessibility, comfort, and convenience as the key aspects of evaluation to analyze resident satisfaction towar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office space in Beijing.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overall subjective evaluation result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office space is satisfactory. Compared with the high satisfaction level of safety, rail transit and office supporting service network developments lagged behind, which led to a low degree of comfort and convenience. (2)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gender, ag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position have important impacts on the perception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office clusters. Women demand higher safety. People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 and position have higher demand for better external environment. (3)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result, the 10 office clusters in Beijing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mature advanced type, to be improved type, lagged behind type, and uncoordinated type.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office clusters revea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ctual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office space and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office employees, which provides a basis for differentiated improvement of such environments.
Keywords：
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创新,城市空间既要承载生活和生产功能,又要作为创业创新的重要场所,这使得以写字楼为载体的办公空间在城市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很多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城市产业升级后,办公空间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在城市功能空间替代、演变及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并在城市内部形成以“楼宇经济”为主体的功能空间。即使ICT技术发展使后台办公活动不断增加,但面对面交流仍然是办公活动最主要的形式,交流场所也从狭义的办公室延展到各类具备商务功能的公共交往空间。这一变化不仅影响到城市公共空间功能的分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们对办公活动集聚区周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需求。因此,关注城市办公人员对其工作场所及其周边环境的主观感受,不仅可以为城市办公空间及外部环境的规划设计提供参考,而且对促进城市建成环境运行质量的提升以及宜业城市建设的推动具有很大作用。
城市办公活动一般是指在现代发达经济体系中,对信息流的收集、处理与分析等相关的功能活动,是信息管理、运营和控制功能的生产性服务活动的简称(Daniels, 1982)。西方国家对办公活动的研究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20世纪30-50年代,重点探讨办公活动向心集聚的特征和原因;20世纪60-70年代,重点研究文化传统、企业前后向联系、交通网络(包括轨道交通)、租金等因素对办公区位选择及活动的影响(Goddard, 1973; Yannopoulos, 1973);20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人口和产业不断向郊区转移,办公空间的离心化趋势日益明显,办公空间倾向郊区及非CBD地区扩散,因此办公空间的郊区化模式及其原因机制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研究内容包括轨道交通、通讯技术发展对办公活动离心化的作用(Marshall et al, 1984; Cervero, 2006)、办公空间集聚与离散(Phelps, 2004; Lang et al, 2009; Drennan et al, 2011)、空间布局与结构(Wolfeld, 2010)等。20世纪90年代,受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心理学和行为学开始融入人文地理学,解释人文地理现象的视角从自然因素、经济因素转向社会因素、文化因素、个人因素(柴彦威等, 2011),学者开始更多地从人本主义视角对“空间”展开研究,关注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模式和空间感知,包括城市居民从个体感受出发,对其所处工作场所的内部空间环境进行主观评价。如从办公建筑内部环境评估着手,探索温度、光照、湿度对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及心理行为的影响等(Horr et al, 2016)。
中国学者也对办公空间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地理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办公业、办公活动和办公空间的概念解析及空间演化的探讨(张景秋等, 2006; 温锋华等, 2008; 温锋华, 许学强, 2010; 赵伟等, 2014),办公空间布局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李翠敏等, 2005; 张景秋等, 2010; 温锋华等, 2011; 甄茂成等, 2014; 王晶等, 2015),办公空间与城市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温锋华, 李立勋, 2010; 张晓平等, 2013),以及基于办公人员的主观感受对城市办公集聚区的空间通达性进行评价(王丹丹等, 2014)等方面。
可以看出,现有办公空间研究侧重于空间区位组织及演变、影响机制等方面,对其外部环境特征及其与从业人员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还较少。这对于提升城市宜业水平、提高办公环境质量以及从业人员对办公环境的满意程度是不够的。因而,本文以北京市主要办公空间所在写字楼为调查地点,利用第一手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北京城市办公空间外部环境满意程度,个人属性与满意度的相互关系以及主要办公集聚区的类型特征,以期对办公空间外部环境评价研究有所补充。
研究区域集中在北京城市办公集聚区范围内,包括中关村、上地、奥运村+亚运村、望京科技园、鲁谷、金融街、国贸CBD、丰台总部基地、三元桥+燕莎、亦庄等10个具有代表性的办公区(张景秋等, 2010),共选择124个写字楼进行实地调研(图1)。目标人群为选定写字楼中的从业人员,通过问卷形式获取被调查人群对其工作所在的写字楼外部环境主观感知状况。
图1 主要办公集聚区和被调查写字楼点位
Fig.1 The main office clusters and location of the surveyed office buildings
对于空间环境的主观评价,学术界多是从人居环境评价着手,根据宜居的判别标准,选取相应指标进行评价,以人对周边环境设施状况满意程度为视角进行主观感知研究。例如,张文忠(2007b)、孟斌等(2009)、湛东升等(2014)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从居住环境、住房条件、交通出行、配套设施、安全性等方面对北京城市宜居空间的满意度进行分析,从而为转型期北京居民居住环境需求满足以及宜居城市建设提供了决策支撑。从主观评价指标选取来看,张文忠(2007a)认为,居民对城市居住环境的主观评价应当归纳为安全满意度、环境满意度、设施满意度、出行满意度以及舒适满意度5个维度;王茂军等(2003)基于问卷调查资料,从周边环境、社区文化环境、便利环境3个方面考察了大连市居民对城市居住环境质量的主观评价;张志斌(2014)通过设施完善度、出行便捷度、居住安全度、景观优美度、居民归属感等构建了居民对城市宜居性的评价指标。
除了上述针对居住空间的满意度研究外,一些学者从办公人员对写字楼及其周边物理空间的感知或心理需求的角度对城市办公空间的环境质量进行了主观评价。如王颖(2010)将事业单位员工对办公环境的心理需求归纳为舒适度、归属感、安全感、私密性与领域感;张景秋等(2011)选取公司周边交通状况、绿化状况、商业配套设施状况以及公司所在地整体环境感受等指标,对北京城市办公活动空间满意度进行评价。本文基于这些学者的研究基础,选取安全性、通达性、舒适度和便利度,作为北京城市居民度量和评价其所在办公空间外部环境主观感受的一级指标,在一级指标的基础上,选取了20个分项指标,组成城市办公空间外部环境主观感知的评价指标体系(图2)。
图2 办公空间外部环境主观感知评价指标
Fig.2. Evaluation index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office space
2013年7月,在研究区开展了问卷调查,调研方式主要采用随机拦截式调查,共发放8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数732份,有效率为91.5%。被调查人群的社会学统计分析表明：被调查人群男女性别比例为47.4：52.6,性别差异不大;年龄段主要集中在26~40岁,占总数的64.3%;教育程度分布集中在大学及以上,达87.3%;职位多以普通员工为主,占样本总数的70%(表1)。综上可知,被调查人群表现出具有较高学历、中青年龄段、普通员工等特征,是当前城市办公活动的主体从业人群。上述样本在北京市的写字楼上班族具有较好代表性。
表1 调查样本的社会学统计
Tab1 Gender, age, education, and position of the survey samples
| 变量 | 数量 | 比例/% |
|---|---|---|
| 性别 | ||
| 男 | 347 | 47.40 |
| 女 | 385 | 52.60 |
| 年龄 | ||
| 25岁以下 | 156 | 21.30 |
| 26~30岁 | 241 | 32.90 |
| 31~40岁 | 230 | 31.40 |
| 41~50岁 | 83 | 11.40 |
| 51~60岁 | 20 | 2.70 |
| 60岁以上 | 2 | 0.30 |
| 教育程度 | ||
| 小学及以下 | 11 | 1.50 |
| 初中 | 48 | 6.56 |
| 高中 | 34 | 4.64 |
| 大学 | 573 | 78.28 |
| 研究生及以上 | 66 | 9.02 |
| 职位 | ||
| 普通职员(公务员) | 513 | 70.08 |
| 业务主管(科级干部) | 166 | 22.68 |
| 高级经理(处级干部)及以上 | 42 | 5.74 |
| 临时(兼职) | 11 | 1.50 |
2.4.1 选项赋值
对问卷调查涉及的选项赋予不同的分值：针对“是、否”这样的备选答案题型(如“是否存在应急避难场所”),分别将“是”赋值为“1分”,“否”赋值为“0分”;对于具有主观感知等级层次的备选答案题型,可依照被访者的主观评价等级进行赋值,赋值的升、降序取决于评价的层级,一般而言,评价越好,所赋的分值越大。其中,布点状况分为“很好、好、一般、不好”4个等级,满意程度分为“很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4个等级,均相应赋值4、3、2、1分。
2.4.2 得分计算
(1) 计算每个二级指标各个选项的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Wi为选项i的权重;Ci为选项i的数量,i取1, 2, 3, 4,选项只有两个的则C3=C4=0;I指被调查的样本数。
(2) 根据选项权重和赋值分数即可计算每个二级指标得分,计算公式：
式中：Qj为第j个指标得分,j=1, 2, 3, 4…20;Di为第i选项的赋值分数;Wi为第i选项的权重,i取1,2, 3, 4,选项只有两个的则D3=D4=0。
(3) 计算一级指标安全性、通达性、舒适度以及便利度的分值,公式如下：
式中：Fk是一级指标得分的实际计算值;maxFk是一级指标得分的理论最大值;Gk是一级指标k的得分;k代指安全性、通达性、舒适度或便利度。
最后运用根据层次分析法计算出的各项指标权重,将评价分值与权重加权平均,得到总指标的评价分值。
式中：
为一级指标k的权重,k代指安全性、通达性、舒适度或便利度。
根据式(1)-(4)可以得到,被调查人群对北京城市办公空间外部环境主观感受评价整体较高,20项指标的平均得分为68.71分。这说明北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从业者比较满意的办公空间外部环境。其中,从业人员对安全性和通达性的评价相对较高,得分分别为79.14和70.43;而舒适度评价相对较低,得分为57.39。
从各项分指标的主观感知评价结果来看(图3),20项二级指标得分存在较大差异。得分位列前5项指标中有三项隶属于“安全性”,占据了“安全性”指标的60%。事实上,安全性作为最基本的需求,是办公空间规划、建设及管理中重点考虑的首要因素。北京市10个办公集聚区的评估结果表明,在应急避难场所、消防通道及监控覆盖范围等方面建设较为完善,使得办公空间外部环境的安全性整体较高。但“舒适度”指标基本分布在得分的后40%,说明被调查者对办公空间周边公园绿地数量及健身场所建设不太满意,需提高办公空间外部环境的绿化水平,加强健身活动场地的建设。从通达性和便利度的评价结果来看,被调查者主观感知评价得分最低的5项主要集中在交通满意程度和服务设施布点与利用状况等方面,未来应不断完善工作地的交通、购物、商务等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从而为城市办公人员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
图3 办公空间外部环境的各项指标得分
Fig.3 Indicator scores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office space
为了进一步探究被调查人社会属性与主观感知的相关性,在对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职位等社会属性特征进行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进行相应区间或属性的赋值(表2),利用SPSS将样本社会属性与外部环境评价总得分和一级指标得分进行相关性分析(表3)。
表2 从业人员社会属性数据量化标准表
Tab.2 Value assignment of employees' attribute
| 属性 | 赋值 |
|---|---|
| 性别 | 1=男;2=女 |
| 年龄 | 1=25岁以下;2=26~30岁;3=31~40岁;4=41~50岁;5=51~60岁;6=60岁以上 |
| 教育程度 |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4=大学;5=研究生及以上 |
| 职位 | 0=临时(兼职);1=普通职员(公务员);2=业务主管(科级干部);3=高级经理(处级干部)及以上 |
表3 调查样本的属性分析
Tab.3 Attribute analysis of the survey samples
| 安全性 | 通达性 | 舒适度 | 便利度 | 总得分 | |
|---|---|---|---|---|---|
| 性别 | -0.087* | -0.045 | -0.05 | -0.004 | -0.082* |
| 年龄 | 0.048 | -0.018 | -0.03 | -0.003 | 0.013 |
| 教育程度 | 0.01 | 0.121** | 0.057 | 0.145** | 0.096** |
| 职位 | 0.106** | 0.066 | 0.064 | 0.079* | 0.124** |
根据社会属性和办公空间外部环境评价的相关系数值(表3),可以推断出居民社会属性对主观感知评价影响的大致趋势 。
(1) 性别与所有指标都呈现负相关性,其中与安全性和总得分呈现显著负相关。女性对评价标准要求高,对安全性更加重视,因此女性从业人员对办公空间外部环境的评价相应都略低。
(2) 除安全性之外,年龄与其他3项一级指标呈现弱负相关。虽然数值较小,但也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年龄增加,从业人员对于周边环境更加熟悉,对于安全性的感知增加,对通达性、舒适度和便利度的评价得分降低。
(3) 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员对于各项指标的评价不同,但总体呈现正相关,其中与通达性、便利度和总得分呈显著正相关。通常教育程度越高的办公人员,对办公空间外部环境的认知越全面,活动空间越大,出行方式也更加多样化,因而对于通达性、便利度的评价较好,对办公空间外部环境总体评价较高。
(4) 职位与安全性、便利度和总得分呈现显著的正相关。通常职位越高,所能接触到的层面越高,活动空间更大,也更加重视工作地安全性与便利度,并有能力选择更好的工作环境,从而影响他们对于办公空间外部环境的评价。
为了评价不同办公集聚区从业人员对外部环境感知状况,本文选取10个主要办公集聚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对比评价,从表4可以看出,各办公集聚区的分值存在一定差异。CBD、金融街、奥运村+亚运村、中关村和亦庄外部环境评价总得分超过平均值(54.6分),其中,CBD、金融街在安全性、通达性及便利度3个方面得分较为突出,中关村各个指标得分较为均衡,亦庄在安全性、通达性方面得分较高,但舒适度和便利度得分明显偏低。三元桥+燕莎和鲁谷2个区的外部环境评价结果则远低于平均值,均不到50分,各项一级指标分值也处在较低水平。
表4 北京各个办公集聚区的主观评价结果
Tab.4 Subjective evaluation index values of office clusters in Beijing
| 序号 | 办公集聚区 | 安全性 | 通达性 | 舒适度 | 便利度 | 总得分 |
|---|---|---|---|---|---|---|
| 1 | CBD | 79.9 | 72.0 | 39.1 | 57.6 | 65.8 |
| 2 | 金融街 | 72.8 | 70.9 | 40.4 | 45.9 | 61.2 |
| 3 | 奥运村+亚运村 | 78.9 | 58.0 | 37.9 | 53.5 | 59.7 |
| 4 | 三元桥+燕莎 | 45.4 | 57.1 | 29.1 | 45.5 | 46.6 |
| 5 | 中关村 | 57.5 | 67.7 | 34.2 | 47.2 | 54.9 |
| 6 | 望京 | 60.2 | 58.7 | 31.1 | 46.3 | 51.9 |
| 7 | 亦庄 | 94.3 | 67.1 | 26.0 | 34.2 | 61.3 |
| 8 | 上地 | 58.5 | 54.9 | 39.5 | 44.6 | 51.2 |
| 9 | 总部基地 | 69.2 | 52.1 | 35.6 | 35.6 | 50.8 |
| 10 | 鲁谷 | 53.8 | 44.8 | 23.7 | 40.2 | 42.9 |
为了进一步揭示北京城市办公空间外部环境的特点,本文对选取的10个重点办公集聚区指标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表5)以及聚类分析,并以此划分为外部环境成熟优越型、外部环境发展提升型、外部环境滞后型以及外部环境不协调型4种空间类型(图4)。
表5 不同类型办公集聚区各指标得分
Tab.5 Standardized index valu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office clusters
| 序号 | 办公集聚区 | 安全性 | 通达性 | 舒适度 | 便利度 | 总得分 |
|---|---|---|---|---|---|---|
| 1 | CBD | 0.88 | 1.32 | 0.92 | 1.74 | 1.54 |
| 2 | 金融街 | 0.39 | 1.19 | 1.14 | 0.12 | 0.90 |
| 3 | 奥运村+亚运村 | 0.80 | -0.26 | 0.72 | 1.17 | 0.70 |
| 4 | 三元桥+燕莎 | -1.47 | -0.36 | -0.77 | 0.06 | -1.11 |
| 5 | 中关村 | -0.65 | 0.83 | 0.09 | 0.30 | 0.04 |
| 6 | 望京 | -0.47 | -0.19 | -0.44 | 0.17 | -0.38 |
| 7 | 亦庄 | 1.86 | 0.77 | -1.29 | -1.51 | 0.92 |
| 8 | 上地 | -0.58 | -0.62 | 0.98 | -0.06 | -0.47 |
| 9 | 总部基地 | 0.14 | -0.93 | 0.32 | -1.31 | -0.52 |
| 10 | 鲁谷 | -0.90 | -1.75 | -1.68 | -0.67 | -1.62 |
图4 不同办公集聚区外部环境质量聚类分析谱系
Fig.4 Cluster analysis pedigree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quality
(1) 外部环境成熟优越型
该类型的办公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金融街、CBD、奥运村+亚运村地区。作为承载北京城市核心功能的3个集聚区,其位置均位于建成环境基础良好的长安街以北范围,外部环境评价总体优越。作为各自行政区重点开发地段,其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趋于成熟,城市道路路网密集,周边轨道交通站点分布状况好,商业网点和休闲场所整体状况优良,为在此工作的办公人员提供良好舒适的外部环境。
(2) 外部环境发展提升型
该类型的办公集聚区包括中关村、望京、三元桥+燕莎、上地和总部基地,主要特征是外部环境主观感知评价处于中等,高指标值和低指标值并存,办公空间外部环境处于快速提升期。其中,中关村整体评价较高,但由于写字楼空间分布较密,应急避难场所建设不到位,有超过一半的被访者对周边应急避难场所状况不满意,降低了对中关村地区的安全性评价。其他4个区域,从数值来看,高分值集中在舒适度和便利度的评价上,低分值主要集中在通达性方面。如上地和望京作为北京互联网+创业的增长空间,具有舒适和方便的区域特点,未来重点完善区域的交通通达性和安全性,从总体上提升办公外部环境品质。
(3) 外部环境滞后型
该类型的代表是鲁谷办公集聚区,其办公空间外部环境建设相对滞后,各方面指标均较低,特别是在通达性方面存在较大瓶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与周边地区联系的交通线路较少,仅有751路、892路、958路、961路、特10路等几条公交线路连接鲁谷和市区,6号地铁线路的开通也并未有效改善被调查人对其通达性较差的印象,有近64%的被调查者对步行前往地铁站的状况表示不满意。
(4) 外部环境不协调型
该类型的代表是亦庄办公集聚区,主要特征是外部环境评价不协调,高值指标和低值指标出现两极分化。亦庄作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处城市远郊区,开发建设周期不长,尽管随着城市轨道交通路网的建设,其交通通达性有较大改善,但由于生活性服务业配套建设时期短,商业配套以及一些商务型服务配套相对不足,导致在亦庄工作的办公人员对其外部环境评价出现两极分化现象。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化和城市空间的拓展,办公活动及其空间组织也趋向多元化和复杂化,对其外部环境和影响因素的测定和评价,成为提升中国城市办公空间质量过程中需要首先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前人针对城市建成环境主观感知评价指标的选取基础上,结合城市居民对其办公地点外部环境的诉求,选取安全性、通达性、舒适度以及便利度作为测度城市办公空间外部环境主观感知的4个一级指标,得出如下结论：
(1) 北京城市办公人员对其办公空间外部环境整体上较为满意,4个一级指标总得分的排序从高到低依次为安全性、通达性、便利度、舒适度。说明北京在近年来的城市安全和道路交通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整体环境得以改善和提升;而与居民工作和商务交往相关的一些服务配套设施,以及写字楼周边绿化美化空间建设相对要弱一些,导致舒适度和便利度的满意程度较低,是当前亟需改善的地方。
(2) 被调查人的社会属性是影响其办公外部环境主观感知评价差异的重要因素。不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位等人群对其所处的办公外部环境感知评价不同。受自身条件限制,低教育程度、低职位、高年龄的办公从业人员,其外部环境感知评价整体得分较低,在未来工作地环境建设中应该关注这部分人群对办公环境的实际需求,提高其对办公外部环境的认同。
(3) 针对北京城市10个写字楼集中分布形成的办公集聚区空间对比评价分析,发现CBD、金融街的外部环境评价得分最高,其办公空间外部环境显示出明显的优越性,而鲁谷得分最低。进一步的聚类分析,划分出4种类型,其中金融街、CBD、奥运村+亚运村地区外部环境感知评价结果最优,属于外部环境成熟优越型;其次是中关村、望京、三元桥+燕莎、上地和总部基地,作为北京重点建设地区,随着城市建设力度的推进,这些地区外部环境提升空间较大,属于外部环境发展提升型;鲁谷集聚区4项指标得分最低,属于外部环境发展滞后型;而位于城市边缘的亦庄集聚区两极分化明显,属于外部环境不协调型。从城市建设来看,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办公集聚区制定差异化的外部环境发展策略：第一类办公集聚区在继续发挥先发优势、区位优势及政策优势的同时,要注重停车场位、休闲场所以及绿色空间的建设。第二类和第三类办公集聚区一方面要合理控制开发强度,避免盲目开发,另一方面要重视办公楼周边交通、绿化、商业、娱乐等配套功能的完善。第四类办公集聚区要重点争取相应的人才和资金等政策支持以及不断完善基础设施。
(4) 城市办公空间发展具有产生—发育—成熟—衰落的阶段性特征,在这过程中其生态环境、人口容量、产业空间等要素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必须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否则过度集聚将会降低办公空间外部环境运质量。因此,未来城市规划应从宜业视角关注城市办公人员的诉求,以便合理引导办公空间的规划设计与建设发展,从而形成良好的办公环境。例如,针对CBD、金融街等发展相对成熟的办公集聚区要确定其环境承载能力,严格要素准入,避免过度集聚带来的环境负面效果。而外围—边缘地区的鲁谷、总部基地和亦庄等办公集聚区应该进一步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并主动承接中心城区部分办公功能的外迁,将后台办公作为努力方向。
本文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城市办公空间外部环境涉及要素众多且没有统一度量指标,现有问卷体系中指标数量有限,涵盖内容难以全面,例如,二级指标中没有考虑人文要素,如对工作地的认同与归属感等;其次,本文只选择了主要办公集聚区内的重点写字楼进行抽样调查,在以后研究中应进一步扩大研究区域和样本量,以便更全面反映城市办公人员对其写字楼外部环境的认知和评价,为城市建成环境规划和管理提供支撑。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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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为地理学研究近期进展 [J].
在中国人文地理学人本主义转向的背景下,中国的行为地理学研究进入新一轮学习与借鉴西方行为地理学理论与方法的高潮,并力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为地理学研究框架,实施全方位的实证研究与规划应用。本文简要评述了西方行为地理学的最新进展,指出中国行为地理学发展需要借鉴多学科视角和先进技术手段,提升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2003年后中国行为地理学进入了重要的研究转向与繁荣发展阶段。本文介绍了中国行为地理学近期的发展动态,指出空间行为与规划研究会等对促进中国行为地理学发展以及扩大行为论方法的影响等方面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国的行为地理学研究从理论、方法、实证、应用等方面全面展开,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日益丰富,本文从迁居与通勤行为、消费者行为、认知地图和城市意象、空间行为与行为空间等方面评述了最新研究进展。中国行为地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将更加转向"空间中的行为"和日常行为,认知地图、行为决策过程、时空行为空间及行为规划将是未来关注的焦点。
Recent progress of behavioral geographic research in china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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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办公楼区位研究初探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5137.2005.01.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上海办公活动的增长,对办公区位进行研究变得愈发重要.在总 结前人研究以及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上海已经形成了虹桥开发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静安南京路、卢湾淮海路和黄浦外滩5个办公中心.这一格局的形成主要 受以下因子影响:政府政策、城市规划、配套设施、交通状况、历史等.预见上海的办公楼发展将呈现以下趋势:集聚和分散并存;办公关联性增强;行业分区明 显;办公楼向轨道交通沿线集中.
An inquiry into the locating of office buildings in Shanghai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5137.2005.01.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上海办公活动的增长,对办公区位进行研究变得愈发重要.在总 结前人研究以及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上海已经形成了虹桥开发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静安南京路、卢湾淮海路和黄浦外滩5个办公中心.这一格局的形成主要 受以下因子影响:政府政策、城市规划、配套设施、交通状况、历史等.预见上海的办公楼发展将呈现以下趋势:集聚和分散并存;办公关联性增强;行业分区明 显;办公楼向轨道交通沿线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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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环境心理需求的办公空间室内设计的研究[D] .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in office interior spa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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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宜居城市满意度空间特征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9.05.01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利用近万份的实地调查问卷,采用空间插值、空间相关性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北京市区宜居城市满意度的总体特征和空间自相关特性。结果表明,北京市区宜居城市满意度总体水平尚可,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特性,并且空间自相关性表现出较强的尺度变化特点,而反映满意度的不同子指标的尺度也各有特点。对宜居城市满意度的空间差异性研究表明,满意度总体由城市中心向郊区递减,在交通节点附近存在满意度的"洼地"区域,同时,一些特殊区域的存在,也使北京宜居城市满意度的空间分布更加复杂。</p>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vable city satisfaction degree index in Beijing [J].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9.05.01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利用近万份的实地调查问卷,采用空间插值、空间相关性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北京市区宜居城市满意度的总体特征和空间自相关特性。结果表明,北京市区宜居城市满意度总体水平尚可,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特性,并且空间自相关性表现出较强的尺度变化特点,而反映满意度的不同子指标的尺度也各有特点。对宜居城市满意度的空间差异性研究表明,满意度总体由城市中心向郊区递减,在交通节点附近存在满意度的"洼地"区域,同时,一些特殊区域的存在,也使北京宜居城市满意度的空间分布更加复杂。</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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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办公空间通达性感知研究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12.01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交通条件是城市运营与发展的基本环节,决定着城市的运行效率以及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本文基于问卷调查的抽样数据,以北京城区10 个办公集聚区为研究区,运用多维标度分析方法,对研究区内通达性的被调查人主观感知进行分析评价,结合主观感知与实际测算客观数据的对比,比较城市内部不同办公集聚区之间通达性感知的差异性。研究表明:①以地面交通和轨道交通为主导的公共交通是北京城市居民选择通勤的主要交通工具,近50%的人更倾向于选择5~10 min 的步行时间达到公共交通站点和休闲娱乐设施场所;②城市内部不同办公集聚区的从业人员通达性感知情况与客观实际分析存在显著差异性;③办公集聚区通达性主客观等级的差异,反映了交通通达性的测度不仅要关注站点距离,更应该关注出行者心理感知和出行换乘的便利程度,特别是交通站点到工作地之间的“最后一公里”联通问题;④5~10 min 的步行圈是城市活动的基本单元,它不仅可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站点及配套设施的规划设计单元,而且应将其作为推动北京城市改善和提高空间通达性的重要手段。
Perception of office space accessibility in Beijing urban area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12.01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交通条件是城市运营与发展的基本环节,决定着城市的运行效率以及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本文基于问卷调查的抽样数据,以北京城区10 个办公集聚区为研究区,运用多维标度分析方法,对研究区内通达性的被调查人主观感知进行分析评价,结合主观感知与实际测算客观数据的对比,比较城市内部不同办公集聚区之间通达性感知的差异性。研究表明:①以地面交通和轨道交通为主导的公共交通是北京城市居民选择通勤的主要交通工具,近50%的人更倾向于选择5~10 min 的步行时间达到公共交通站点和休闲娱乐设施场所;②城市内部不同办公集聚区的从业人员通达性感知情况与客观实际分析存在显著差异性;③办公集聚区通达性主客观等级的差异,反映了交通通达性的测度不仅要关注站点距离,更应该关注出行者心理感知和出行换乘的便利程度,特别是交通站点到工作地之间的“最后一公里”联通问题;④5~10 min 的步行圈是城市活动的基本单元,它不仅可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站点及配套设施的规划设计单元,而且应将其作为推动北京城市改善和提高空间通达性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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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联合办公空间的发展及其对创新的影响研究 [J].https://doi.org/10.13791/j.cnki.hsfwest.201506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21世纪以来，随着知识型经济的发展和信息网络的普及，人们的生活形态与工作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分散型、移动型和独立型的劳动者比例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以低成本、灵活开放、鼓励交往等为特征的联合办公空间应运而生，成为一个新兴的创新创业平台。通过文献综述和实践调研方法，首先深入认识联合办公空间的起源、发展、特征等问题，然后重点研究联合办公空间对创新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联合办公空间主要从空间、精神、行为、人四个方面促进创新，对当前城市空间变革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working space and its impact on innov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era [J].https://doi.org/10.13791/j.cnki.hsfwest.201506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21世纪以来，随着知识型经济的发展和信息网络的普及，人们的生活形态与工作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分散型、移动型和独立型的劳动者比例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以低成本、灵活开放、鼓励交往等为特征的联合办公空间应运而生，成为一个新兴的创新创业平台。通过文献综述和实践调研方法，首先深入认识联合办公空间的起源、发展、特征等问题，然后重点研究联合办公空间对创新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联合办公空间主要从空间、精神、行为、人四个方面促进创新，对当前城市空间变革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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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城市居住环境评价构造与空间分析 [J].Structure and spatial analysis of evaluation of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in Dalian City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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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办公空间物理环境满意度与环境心理品质研究[D] .Study on physical environment satisfaction and mental quality of open-plan offic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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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商务办公空间区划及其功能分异研究 [J].
在依据空间近邻、空间密度与规模特征等原则对广州市商务办公空间进行空间区划的基础上,选取包括甲级办公楼数量、甲级办公楼建筑面积、区内办公楼总项目数、办公楼总建筑面积、入驻企业比例、办公就业人口比例、所在区域城市基准地价、商务办公区形成年份等指标进行分区聚类分析,将广州市商务办公空间划分为三级功能区.其中,天河北商务办公区为一级;东风路、中山路、环市路、珠江新城商务办公区为二级;五羊新村、江南大道中等8个商务办公区为三级.同时,对各级功能区的功能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研究.研究表明,三个级别的功能区之间的功能分
On zoning and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business office space in Guangzhou [J].
在依据空间近邻、空间密度与规模特征等原则对广州市商务办公空间进行空间区划的基础上,选取包括甲级办公楼数量、甲级办公楼建筑面积、区内办公楼总项目数、办公楼总建筑面积、入驻企业比例、办公就业人口比例、所在区域城市基准地价、商务办公区形成年份等指标进行分区聚类分析,将广州市商务办公空间划分为三级功能区.其中,天河北商务办公区为一级;东风路、中山路、环市路、珠江新城商务办公区为二级;五羊新村、江南大道中等8个商务办公区为三级.同时,对各级功能区的功能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研究.研究表明,三个级别的功能区之间的功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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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形理论的特大城市新型产业空间发展演变研究: 以广州商务办公空间为例 [J].A research on the metropolitan new industry space evolution basing on the fractal theory: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business space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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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商务办公空间发展及其与城市空间的耦合研究 [J].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office space of Guangzhou and its coupl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urban space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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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办公空间研究综述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9479.2008.02.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分别从区位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等角度入手,总结了西方早期上述理论体系中办公空间研究的相关内容.并从办公空间的区位特征、集聚与扩散及其空间结构形成机制等方面对西方战后在办公空间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还对西方办公空间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最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西方的研究进行了述评,以期为我国相同领域研究的开展提供一点启示.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office space in Western countries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9479.2008.02.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分别从区位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等角度入手,总结了西方早期上述理论体系中办公空间研究的相关内容.并从办公空间的区位特征、集聚与扩散及其空间结构形成机制等方面对西方战后在办公空间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还对西方办公空间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最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西方的研究进行了述评,以期为我国相同领域研究的开展提供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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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与行为意向研究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201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提高居民居住满意度是促进宜居城市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传统研究多关注客观物质设施建设，而忽略居民居住需求的实际感知，对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居民居住满意度影响机制与行为意向研究还相对薄弱。选取北京市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12年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了“居住满意度—居住流动性意向”概念模型，重点探讨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因素及其与居住流动性意向相互关系。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主要由居住环境、住房条件、配套设施和交通出行四个维度构成，且各维度的影响效应呈现出住房条件>居住环境>配套设施>交通出行的递减趋势。居住满意度对居住流动性意向具有显著地负面感知效应。另外，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也对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和居住流动性意向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为深入了解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与偏好提供较好的实证案例，同时对指导居住区开发和宜居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A study on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and its behavioral intention in Beijing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201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提高居民居住满意度是促进宜居城市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传统研究多关注客观物质设施建设，而忽略居民居住需求的实际感知，对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居民居住满意度影响机制与行为意向研究还相对薄弱。选取北京市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12年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了“居住满意度—居住流动性意向”概念模型，重点探讨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因素及其与居住流动性意向相互关系。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主要由居住环境、住房条件、配套设施和交通出行四个维度构成，且各维度的影响效应呈现出住房条件>居住环境>配套设施>交通出行的递减趋势。居住满意度对居住流动性意向具有显著地负面感知效应。另外，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也对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和居住流动性意向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为深入了解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与偏好提供较好的实证案例，同时对指导居住区开发和宜居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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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办公业发展与城市变化阶段分析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06.03.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办公业发展作为城市经济转型的组成部分,在北京城市变化中经历了 4个阶段:(1)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办公业萌芽期.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北京城市大力发展工业,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这一时期由于政治上的 原因,外商驻京机构很少;而国内金融、保险、房地产、信息行业基本处于萌芽阶段.因而,该时期无真正意义上的办公业.(2)现代化城市--办公业起步期. 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北京向现代化城市迈进,商务管理职能为主体的办公业开始萌芽,城市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第三产业中生产性服务业开始兴 起.(3)国际化大都市--办公业起飞期.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早期,北京开始向国际化大都市靠近,相对形成了几个办公区域,如CBD商务 办公区域、中关村高科技办公区域、复兴门金融办公区域等.生产性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4)现代化国际城市-办公业飞速发展期.2008年奥运申办成功 后,北京城市发展又处于一个转型期,以公司办公为核心的办公业空间集聚使北京城市发生新的变化.
Study on off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urban change stages in Beijing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06.03.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办公业发展作为城市经济转型的组成部分,在北京城市变化中经历了 4个阶段:(1)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办公业萌芽期.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北京城市大力发展工业,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这一时期由于政治上的 原因,外商驻京机构很少;而国内金融、保险、房地产、信息行业基本处于萌芽阶段.因而,该时期无真正意义上的办公业.(2)现代化城市--办公业起步期. 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北京向现代化城市迈进,商务管理职能为主体的办公业开始萌芽,城市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第三产业中生产性服务业开始兴 起.(3)国际化大都市--办公业起飞期.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早期,北京开始向国际化大都市靠近,相对形成了几个办公区域,如CBD商务 办公区域、中关村高科技办公区域、复兴门金融办公区域等.生产性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4)现代化国际城市-办公业飞速发展期.2008年奥运申办成功 后,北京城市发展又处于一个转型期,以公司办公为核心的办公业空间集聚使北京城市发生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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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办公业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其模式研究 [J].Analysis on spatial pattern and evolution trend of office industry in Beijing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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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办公活动空间满意度分析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1.10.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北京城市办公集聚区为调查范围，选取公司周边绿化、交通、商业配套设施状况以及公司所在地整体环境感受4 项主观评价指标，采取问卷调查方式，对北京城市以写字楼为载体的工作场所满意度进行调查和分析。 研究认为，北京城区办公活动空间满意度综合评价良好，其中对商业配套设施最为满意，对绿化状况最为不满。 从被调查的6 个行政区看，位于前3 名的分别是朝阳区、丰台区和东城区，海淀区因交通、商业配套不满意导致其综合评价为合格；从满意度的空间分布来看，北高南低，并向北和东北方向延展，形成岛状和片状高值区，与北京办公集聚区空间分布特点一致。城市工作者需要更加舒适的工作环境，对于北京城市工作场所的满意度研究，将有助于对城市从人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出发进行规划和建设。北京城市今后应注重对办公空间的整体规划，并依据功能定位和作用进行重点建设，从地方文化入手建设有中国特色和北京特点的办公空间，以办公空间优化引导北京南北城区之间均衡发展。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of office activities in Beijing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1.10.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北京城市办公集聚区为调查范围，选取公司周边绿化、交通、商业配套设施状况以及公司所在地整体环境感受4 项主观评价指标，采取问卷调查方式，对北京城市以写字楼为载体的工作场所满意度进行调查和分析。 研究认为，北京城区办公活动空间满意度综合评价良好，其中对商业配套设施最为满意，对绿化状况最为不满。 从被调查的6 个行政区看，位于前3 名的分别是朝阳区、丰台区和东城区，海淀区因交通、商业配套不满意导致其综合评价为合格；从满意度的空间分布来看，北高南低，并向北和东北方向延展，形成岛状和片状高值区，与北京办公集聚区空间分布特点一致。城市工作者需要更加舒适的工作环境，对于北京城市工作场所的满意度研究，将有助于对城市从人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出发进行规划和建设。北京城市今后应注重对办公空间的整体规划，并依据功能定位和作用进行重点建设，从地方文化入手建设有中国特色和北京特点的办公空间，以办公空间优化引导北京南北城区之间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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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内部居住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方法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7.01.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宜居城市”已经引起了政府、媒体和学者极大的关注,但主要集中在概念层面上,关于“宜居城市”的倡导或研究不应停留概念的炒作上,应该明确其内涵、量化其评价指标、确定其建设的方向和步骤等。立足于国内外相关研究基础,凸现“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就城市内部居住环境的评价内容、指标体系设计和评价方法等进行探讨。重点对构成居住环境评价的5大指标体系,安全性、环境的健康性、生活的便利性、出行的便捷度、居住的舒适度等具体评价内容、数据获取和方法选择等进行了研究。
Index system and method of residential environmental evaluation in inner cities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7.01.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宜居城市”已经引起了政府、媒体和学者极大的关注,但主要集中在概念层面上,关于“宜居城市”的倡导或研究不应停留概念的炒作上,应该明确其内涵、量化其评价指标、确定其建设的方向和步骤等。立足于国内外相关研究基础,凸现“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就城市内部居住环境的评价内容、指标体系设计和评价方法等进行探讨。重点对构成居住环境评价的5大指标体系,安全性、环境的健康性、生活的便利性、出行的便捷度、居住的舒适度等具体评价内容、数据获取和方法选择等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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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城市的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探讨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07.03.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总结国内外关于宜居城市的研究进展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宜居城市的内涵,并分析了宜居城市与人居环境、居住环境、生态城市等相关概念的异同点.认为宜居城市应该是一个安全的城市、健康的城市、生活方便的城市、出行便利的城市,也是一个居住舒适的城市.最后从安全、健康、生活方便、出行便利和居住舒适性等五个方面,构建了宜居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
Study on intrinsic meanings of the livable city and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livable city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07.03.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总结国内外关于宜居城市的研究进展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宜居城市的内涵,并分析了宜居城市与人居环境、居住环境、生态城市等相关概念的异同点.认为宜居城市应该是一个安全的城市、健康的城市、生活方便的城市、出行便利的城市,也是一个居住舒适的城市.最后从安全、健康、生活方便、出行便利和居住舒适性等五个方面,构建了宜居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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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城市商务办公空间格局及其演化机制探讨 [J].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化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逐渐成为国际化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城市商务办公空间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载体，对其研究成为国内外普遍关注的热点。本文以长江三角洲区域重要的二级城市宁波为研究案例，对其商务办公空间格局的发展趋势、演化机制与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并比较总结了国内外同类城市的发展差异，以期对国内同类型城市商务办公空间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鉴示。
Ningbo chengshi shangwu bangong kongjian geju jiqi yanhua jizhi tantao [J].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化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逐渐成为国际化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城市商务办公空间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载体，对其研究成为国内外普遍关注的热点。本文以长江三角洲区域重要的二级城市宁波为研究案例，对其商务办公空间格局的发展趋势、演化机制与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并比较总结了国内外同类城市的发展差异，以期对国内同类型城市商务办公空间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鉴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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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办公用地投标租金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 [J].
基于投标租金理论,运用GIS空间分析和计量统计方法,以北京市1992—2012年城市办公用地交易数据为实证基础,重点分析北京市办公用地区位变动规律及投标租金空间不均衡形态。结果表明:北京市办公用地投标租金总体上呈现从中心城区向外围逐渐衰减的规律,但存在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性,空间连续性与空间变异性并存;在中心商务区(CBD)、金融街、中关村科技园核心区、奥林匹克中心区等区位形成投标租金峰值中心。在研究时段内,多个办公用地空间集聚热点区的出现,表明北京城区单中心模式的影响作用有所弱化,呈现多中心功能结构的发展趋向。分别运用单中心模型、多中心全局回归模型、局部空间回归模型对办公用地投标租金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办公用地区位布局具有显著的集聚经济特性,向心集聚性、同业集聚性以及区位便捷度与办公用地投标租金空间分异关联密切。随着中国城市土地市场的日益成熟以及市场机制对土地开发模式主导程度作用的加强,研究城市土地价格与其空间区位之间关系,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理论,为城市土地利用与规划实践提供决策参考。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locational determinants of bid-rent of office land in Beijing [J].
基于投标租金理论,运用GIS空间分析和计量统计方法,以北京市1992—2012年城市办公用地交易数据为实证基础,重点分析北京市办公用地区位变动规律及投标租金空间不均衡形态。结果表明:北京市办公用地投标租金总体上呈现从中心城区向外围逐渐衰减的规律,但存在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性,空间连续性与空间变异性并存;在中心商务区(CBD)、金融街、中关村科技园核心区、奥林匹克中心区等区位形成投标租金峰值中心。在研究时段内,多个办公用地空间集聚热点区的出现,表明北京城区单中心模式的影响作用有所弱化,呈现多中心功能结构的发展趋向。分别运用单中心模型、多中心全局回归模型、局部空间回归模型对办公用地投标租金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办公用地区位布局具有显著的集聚经济特性,向心集聚性、同业集聚性以及区位便捷度与办公用地投标租金空间分异关联密切。随着中国城市土地市场的日益成熟以及市场机制对土地开发模式主导程度作用的加强,研究城市土地价格与其空间区位之间关系,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理论,为城市土地利用与规划实践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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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城市宜居性评价及其空间特征 [J].https://doi.org/10.5846/stxb20131231307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宜居性已成为当前城市发展研究的热点.基于问卷调查、ArcGIS空间分析方法及聚 类分析法,选取设施完善度、出行便捷度、居住安全度、环境健康度、景观优美度和居民归属感6个一级指标和27个分指标,建立城市宜居性综合评价模型.在此 基础上,以兰州市主城区内的48个街道和1个高新技术开发区为研究对象,从市区层面、分区层面和片区层面3个空间尺度,对兰州市宜居性进行了系统评价,以 期为兰州城市建设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兰州市宜居性总体水平不高,市区层面上受河流山体的提升作用,宜居性整体呈带状分布;分区层面上东西部差异明显.其 中,城关区宜居性最好,七里河最差;片区层面受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呈“多中心”分布格局.
The evaluation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rban livable in Lanzhou City [J].https://doi.org/10.5846/stxb20131231307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宜居性已成为当前城市发展研究的热点.基于问卷调查、ArcGIS空间分析方法及聚 类分析法,选取设施完善度、出行便捷度、居住安全度、环境健康度、景观优美度和居民归属感6个一级指标和27个分指标,建立城市宜居性综合评价模型.在此 基础上,以兰州市主城区内的48个街道和1个高新技术开发区为研究对象,从市区层面、分区层面和片区层面3个空间尺度,对兰州市宜居性进行了系统评价,以 期为兰州城市建设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兰州市宜居性总体水平不高,市区层面上受河流山体的提升作用,宜居性整体呈带状分布;分区层面上东西部差异明显.其 中,城关区宜居性最好,七里河最差;片区层面受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呈“多中心”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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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轨道交通换乘站点对办公空间集聚的影响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0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不断推进，其对城市空间布局与重构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剖析交通与城市经济活动及其功能区集聚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北京城市商务办公空间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2008 年前后商务办公空间格局和集聚程度随轨道交通变化情况，并进一步探讨不同发展阶段轨道交通换乘站点对商务办公空间集聚程度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办公集聚区等级随着轨道交通换乘站点等级的提升而提升。轨道交通换乘站点对办公区位选择有正向的引导作用，使得办公集聚区的规模和等级有不同程度的提升，集聚效应更为显著。② 北京轨道交通换乘站点周边所形成的办公集聚区在数量和规模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500 m、800 m以及1500 m半径范围内，随着换乘站点辐射范围的扩大，其涵盖的高等级办公集聚区的数量也呈现增多现象。③ 轨道交通换乘站点的功能属性对办公集聚区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空间引导作用。④ 历史惯性、距离衰减、外部效应和主导功能差异是影响轨道交通换乘站点周边、不同半径范围内办公集聚区数量和等级的主要作用因素。
Effect of metro transfer stations on office space agglomeration in Beijing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4.04.00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不断推进，其对城市空间布局与重构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剖析交通与城市经济活动及其功能区集聚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北京城市商务办公空间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2008 年前后商务办公空间格局和集聚程度随轨道交通变化情况，并进一步探讨不同发展阶段轨道交通换乘站点对商务办公空间集聚程度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办公集聚区等级随着轨道交通换乘站点等级的提升而提升。轨道交通换乘站点对办公区位选择有正向的引导作用，使得办公集聚区的规模和等级有不同程度的提升，集聚效应更为显著。② 北京轨道交通换乘站点周边所形成的办公集聚区在数量和规模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500 m、800 m以及1500 m半径范围内，随着换乘站点辐射范围的扩大，其涵盖的高等级办公集聚区的数量也呈现增多现象。③ 轨道交通换乘站点的功能属性对办公集聚区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空间引导作用。④ 历史惯性、距离衰减、外部效应和主导功能差异是影响轨道交通换乘站点周边、不同半径范围内办公集聚区数量和等级的主要作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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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development, rail transit, and commuting choices [J].https://doi.org/10.5038/2375-0901.9.5.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Decentralized employment growth has cut into transit ridership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In California, about 20 percent of those working in office buildings near rail stations regularly commute by transit, nearly three times transit’s modal share among those working away from rail stations. Mode choice models reveal that office workers are most likely to rail-commute if frequent feeder bus services are available, their employers help cover the cost of taking transit, and parking is in short supply. Factors like trip-chaining and the absence of restaurants and retail shops near suburban offices, however, deter transit-commuting. Policy-makers can promote transit-commuting to offices near rail stops by flexing parking standards, introducing high-quality feeder buses, and initiating workplace incentives such as deeply discounted transit passes. While housing has generally been the focus of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unless the other end of the commute trip—the workplace—is also convenient to transit, transit will continue to struggle in winning over commuters in an environment of increasingly decentralized employment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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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ory study of office location behavior in Greater Seattle [J].https://doi.org/10.2747/0272-3638.3.1.5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lntrametropolitan office location has only received limited attention in U.S. urban stud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articular case of Greater Seattle with reference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policies for office development and empirical evidence of office location change with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The City of Seattle is anxious to promote the CBD as the focus of the office economy, while adjacent King County wants to promote suburban centers in which office development will be prominent. Data on the intrametropolitan movement of offices, the reasons for location choice, and the evidence of in-migration from outside the Puget Sound region have been collected.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office location behavior in Seattle does not mirror events in other US. cities; its office economy remains highly centralized, intraurban migration has been limited, and suburban centers must rely heavily on in-situ growth of indigenous offic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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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ing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with office rents [J].https://doi.org/10.1093/jeg/lbp06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Urban economic theory points to one measur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namely differential land rent in intense clusters of economic activity. The empirical basis for this research is commercial office rents in major office markets of the USA. Using panel data, we estimate models of changes in real office rents for 120 major office markets, in 49 MSAs, over 18 years. Our variable reflecting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s changes in producer service employment.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re are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CBDs of the larger metropolitan office markets but not in the smaller, and not in any suburban office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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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linkages and location: A study of communications and spatial patterns in central London [J].https://doi.org/10.1016/0305-9006(73)90001-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Office linkages and location : a study of communications and spatial patterns in central London by J.B. Goddard （Progress in planning, v. 1, pt. 2） Pergamon Press, [1973] [1st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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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nt productivity and office indoor environment quality: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https://doi.org/10.1016/j.buildenv.2016.06.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view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o draw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o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occupant productivity in an office environment. The study reviews over 300 papers from 67 journals, conference articles and books focusing on indoor environment, occupant comfort, productivity and green buildings. It limits its focus to the physical aspects of an office environment. The literature outlines eight Indo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IEQ) factors that influence occupant productivity in an office environment. It also discusses different physical parameters under each of the IEQ factors. It proposes a conceptual model of different factors affecting occupant productivity. The study also presents a review of the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utilised by the research studies tha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EQ and occupant productivity. The study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different IEQ factors that affect occupant productivity. The paper provides a concise starting point for future researchers interested in the area of indo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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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edge city: Office geography in the new metropolis [J].https://doi.org/10.2747/0272-3638.30.7.72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Few studies focu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office development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element of urban form. Joel Garreau argues that all office space found outside central-city downtowns is grouped into large, mixed-use clusters he termed "edge cities." The reality is that edge cities capture only a modest share of non-CBD office space, with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located in what Lang referred to as "edgeless cities." This study reexamines the distribution of edge and edgeless cities using a spatial analysis of more than 3 billion square feet of office space in 13 large U.S. markets. The office patterns revealed do not fit a downtown versus edge city development model, but instead show complex and regional variation. The findings confirm the "edgeless" nature of U.S. office development. Although primarily descriptive, this paper highlights issues of urban form from a holistic and nove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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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anges corporate office activity [J].https://doi.org/10.1007/BF0017449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wo case studies in office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uggest th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in fact be used to support either the centralisation or decentralisation of office work. The impact of the technology varies between corporate structures. In Unilever, a decentralised organis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encouraged the decentralisation of routine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In the more tightly-controlled Ford accounting function the mechanisation of accounts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centralisation of administration at key sites. In both corporate structures it seems th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being used to centralise important management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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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s, dispersion and the spaces in between: For an economic geography of the Banal [J].https://doi.org/10.1080/0042098041000167588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While the geographical clustering of economic activities remains an enduring feature of the industrial landscape and a perennial source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terest, the geographical scale at which external economies and agglomerative effects are now claimed to operate is on the increase. Such changes in the spatial form and potential causes of agglomeration over time pose important questions. How should we analyse changes in the spatial extent of external economies and agglomerative effects? Ought we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orts of banal economic spaces thrown up as part of increasingly diffuse forms of agglomeration? To answer the first of these questions, it is noted how economists and geographers have explained agglomerations often in the rather singular and invariant categories of pecuniary and Marshallian externalities respectively.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relevance of neo-Marshallian analysis and the concept of 'borrowed size'--as variations on these classical principles--to an analysis of the mobility and fixity of external economies and contemporary diffuse forms of agglomeration. Whilst reflecting important changes in the spatial exten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s, they are insufficiently sensitive to the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external economies with different scale-dependencies. In answering the second question, it is noted that part of the value of analysing the economic basis of largely overlooked 'banal' intermediate places lies in what they may reveal about the functioning of diffuse forms of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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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office layout on job satisfaction, productivity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s transmitted through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J].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is important to job satisfaction, productivity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rganizations can manipulate the workspace to promote these interactions and thereby enhance these outcom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office layout on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the effects of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on the outcomes, and to note any effects of the office layout on the outcomes as transmitted through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28 employees from a university administrative office completed an online survey that measured the outcomes, workspace variables and interaction frequency on seven-point Likert scales. Other items on the survey asked participants to express as a percentage the amount of time they spend on various activities. Bivariate correlations were computed and among the findings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accessibility and frequency of impromptu interactions as well as between accessibility and productivity. Job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ut neither had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productivity. Frequency of informal and unplanned interactions also seems to enhance an employee鈥檚 job satisfacti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productivity.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precise quantitative measures of integration, distance and visibility could increase the study鈥檚 reliability and shed more light on the present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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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income effects of office relocation [J].https://doi.org/10.1080/0959523730018503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Yannopoulos G. (1973) Local income effects of office relocation, Reg. Studies 7, 33鈥46.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office moves on the local income of the towns of reception, by utilizing data gathered through two mail questionnaires. This impact is estimated by focusing both on the value of the local income multiplier associated with office employment expansion and on the size of the multiplicand. The multiplicand here is extended to include (i) the local value added by the new firm once it starts operating in the urban economy, (ii) the inter-industry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new firms and the other local firms, and (iii) the induced investment effects that may follow the expansion of local demand due to entry of offices into the town. The multiplier model used recogniz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ocal goods, where supply and demand have to be balanced at the local level, and non-local goods, where such a restriction does not 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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